“多环形文化结构”论纲——兼论雅俗二元分立的当代都市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雅俗论文,文化论文,环形论文,当代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化正在滑坡，走向沉沦。作家艺术家曾有过的“轰动”荣耀早已是明日黄花。伴随着文化危机来临的，是文化人价值理想的迷失，是从物质到精神的双重困窘。一种“废都意识”，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文化失败主义情绪，正在世纪未的文坛上蔓延扩散。
——文化正走入前所未见的繁盛时期。通俗书刊充斥街肆；流行音乐出尽风头；影视音像制作形成了生气勃勃的庞大文化产业体系；歌厅舞厅的豪华门面装点出当今都市的非凡气派；迎合大众吃喝玩乐消费口味的各种“文化”早已如水银泻地般无孔不入。
——文化正在变异、分化和重组。一些人如鱼得水，成了乍红乍紫的明星大腕；一些人凄惶无着，被挤兑下去成了边缘人；一些人落入了“失语”的尴尬，在夹缝里作不知所措的挣扎；一些退守“国学”围城或高谈“人文精神”的人，又被人视之为徒作无望的自我拯救。
——文化从来没有过如同今日那样五光十色的热闹景观。从来没有如同今日那样的众说纷纭和令人无所适从。
——“文化”又已变成高档“包装”材料，它是当今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衣食住行，百工众艺，虫鱼花鸟无一不可以随心所欲“文而化之”。1994年5月号《读书》上有陈四益先生一份《怕说文化》的短文——“文化满天飞的时候，最好是不谈文化。”这，很能道出若干文化人的心态。
“不谈文化”显然是因为歧义太多，鱼目混珠，讨论常常会在一不小心之间沦为互不相干的一场混战。这样，我们便首先得回到这样一个问题上来——
一、文化是什么？
这似乎是一个很初级的问题。
这又是一个不那么容易回答的问题。80年代，我国曾有过一场引人注目的“文化热”。当时，著名学者庞朴曾问钱钟书先生“文化到底是什么”。钱钟书先生答道：“文化到底是什么？本来还清楚呢，你这一问，我倒糊涂了”[①]。
据有些资料援引，人类学家统计出各种文化定义有164种[②]。另外还有人统计出中外有关“文化”的界说达260多种[③]。显然，对文化这样一个复杂的，动态发展的系统，不同的学科专业，不同的认识水平，不同的审视角度，便会有不同的“文化”定义。
在近代西方，最早提出“文化科学”概念的是19世纪的德国学者C·E·克莱姆，他曾有《普通文化史》（1843年）和《普通文化学》（1854年）等著作。其后，英国人类学家E·B·泰勒《原始文化》（1871年）问世，德国化学家W·奥斯瓦尔德又提出建立“文化学”。自此，“文化”开始成为一门受人注意的学科。
泰勒《原始文化》认为，“文化乃是当代人为社会一分子时所获得的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及其他才能习惯等复杂整体”[④]。这一见解，在西方近代文化学中是经典性的。至于在中国，情况并不一样。“文”的概念在先秦已多次出现，《论语》中孔子向弟子提及“文”的，也有20余处（“行有余力则学以文”等）。西汉刘向《说苑·指武》说“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大约是最早使用“文化”一说。不过，这里的意思相当于“文治”。《周易》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唐孔颖达《五经释义》对此解释为“言古人观察文化，则读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可见，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其指归本一直在于“人文教化”。
文化作为一门学科的系统研究，至今不过百余年历史。在文化科学的层面上，文化体现的是人的属性，是人的行为的结果。至今，有关的种种讨论，归结起来，大体是从五个方面去审视文化：
一、历史的角度——文化是一种历史进程，代表人类文明程度的每一历史阶段都有与之相应的文化形态；二、社会的角度——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三、精神的角度——文化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产物；四、行为的角度——文化是从行为方式中抽象出来又指导人们行为规范的生活方式；五、民族的角度——文化是民族现象，每一民族的独特文化形态都是民族性格的具体化。[⑤]
有关“文化”的讨论，已经旷日持久。为了讨论方便，我们不妨约而论之。这里把它归纳为结构面、结构层这两种分析途径。
文化的结构面有广义和狭义两大类。广义包括了人类社会生活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相当于文明。狭义仅指哲学、科学、文学艺术、道德伦理等观念形态内容，与政治、军事、经济等人类社会活动并列。
文化的结构层可分出三个层面。早在40年代，吴文藻《论文化表格》已提出物质层面、社会组织及精神生活的文化“三因子”说：近年的文化讨论中，有论者提出物质、制度、精神“三层次”说；庞朴先生则提出“三层次”的外层为物（物质文明）的部分，内层为心（文化心理）的部分，中层为心物结合（制度和理论体系等）部分[⑥]。还有论者把文化划为物质文化、规范文化和认识文化三部分。类似的见解，思路相近，结论也大同小异，可视作历经文化讨论之后的共识。
文化，是人类文明程度的标尺，对其内涵和外延的分析，有助于人们了解它在历史和现实中的意义。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现时体制是由文化行政部门主管“文化”，其范围则主要是针对艺术、文博、图书等机构。一般有关文化的论题，也应集中在与之相应的范围。于是，在作了些许简略回顾后，我们的视角，理应随之转向人们最为关注的——
二、当代的文化景观
文化与社会是互动的关系，它既能影响社会，又受社会变化所制约和影响。这一点，在上面所述及的各种不同的文化定义中，也是不言而喻的。匈牙利学者阿诺德·豪泽尔在他的《艺术社会学》中，对此有充分的重视——“我们必须看到社会和艺术影响的同时性和相互性”[⑦]。有论者从文化的功能出发，认为“文化是人类思想认识和感情情绪的交流手段”。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宗教、哲学显然是思想认识的交流，而“思想情感的交流产生了文学艺术”[⑧]。
交流当然只是通过文化产品这一中介而间接实现的。一些论者认为，由于交流环节出现了梗塞，导致了当前的文化危机。一方面是大量的文化代用品败坏了公众的胃口，过于餍足引出了衰退；另一方面是真正有价值的文化产品不能适销对路。这种见解无疑指出了某一环节上的问题。
文化滑坡，严肃文化陷入窘境，迄今已是不争的事实。文化危机、文化“泡沫化”“沙漠化”，“知识分子再一次呈现出有类于孔乙己的形象，寒酸则是他们的主要特征”。在这样一个文化的落潮时节，“甚至连叫嚷文化无用论的文化也已变得无用了”[⑨]。与严肃文化悲凉境况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俗文化的大流行。迎合大众消费文化口味的文化工业蓬勃发展，无孔不入的大众传媒以巨大的煽情能量，把公众推入一轮又一轮的消费热潮。文化学者惊呼，步步蚕食优秀文化的大众消费文化已经夺取当代的“文化霸权”，成了我们社会中的“主流文化”。复制代替了创造，媚俗代替了高雅，浅薄代替了深刻，金钱成了文化价值的唯一标尺。在人们把大都市现代化问题的讨论作为超级时尚的时候，文化贫困却成了都市文明的突出标志。
而今，作家、艺术家和文化人踽踽独行于现代都市的风景线上。他们的失落遭际，再一次印证了瓦尔特·本雅明的卓越预言——“当新的工业进程拒绝了某种既定的价值，拾垃圾的便在大都市里大量出现。”[⑩]
显然，这种大众文化成了主导，蔚为主流的当下状态，同时也表明了社会对文化价值评判尺度的转换。这，不能不使许多原本从事文化专业的知识分子出现极大的心理落差。他们感到悲观，陷入困惑。目前，有关这方面的讨论不少，该如何看待这样的文化态势呢？
大众文化（MassCulture）又称通俗文化（PopularCulture），其实是大众传播媒介造就的产物。它尽力体现的是市井公众的兴趣和喜好，采用的则是大多数人最易接受的文化表现形式，提供的主要是娱乐消遣效能。大众文化的发展是与工业社会进程连在一起的，它不仅借助了现代传播和交流的高效技术手段，其价值尺度和文化观念也与工业社会粘在一起。“商业化”和“标准化”则是这种文化的重要特征。基于这种文化类型的性质和形貌，西方社会学家在本世纪70年代起，普遍放弃“大众文化”概念而改用“通俗文化”的提法。
美国社会学家H·甘斯曾为通俗文化下了这样的定义——大多数人在工作之余消磨时间的方法，包括通过视、听和阅读途径得到娱乐的一切形式。至于交响乐、歌剧、芭蕾舞、严肃文学等，由于受众仍是少数人，并不包括在通俗文化之内。
匈牙利学者阿诺德·豪泽尔把现代艺术分为精英艺术、民间艺术和通俗艺术三大板块。“通俗艺术是一种满足半文化的，常常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城市公众的需要的艺术或伪艺术”。“它的目的是在最短的时间内生产出大量容易销出的产品。型式的标准化是这种艺术实践最重要的先决条件”。由于这种文化“技术性复制”和机械手段生产的特征，它属于商业社会的“娱乐产业”范畴。而今，“说大众艺术的臒的是满足公众的需要，这是一种站不住脚的借口，事实上公众的需要已经受大众艺术的供应制约了。”[(11)]
可见，对于进入工业社会之后文化的迁变，通俗文化成为主流文化的现象和实质，西方学者早已有认真考察。早期的阐释，较注重的是艺术受众文化修养的高中低之分，但后来这种“金字塔结构”的见解已被视为陈旧而遭到摈弃。英国学者罗杰·福勒引述说：“下里巴人——阳春白雪之分不是医治我们困境的药方，而是这种困境的病症。”[(12)]
不过，“金字塔结构”的说法在我们之中至今并没有被放弃。在文化行政管理决策层，以之说明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状况更属普遍。甚至有人认为，文艺呈“金字塔结构”是内在的固有规律。
另一种有代表性的说法，是“普及和提高辩证统一的关系”。这种说法是40年代首先在延安出现的——这种经典性的论述，实际上是共产党群众路线和阶级路线在文艺政策上的具体化，体现了文艺与革命事业的有机整体关系。
还有一种由来已久的说法，是把通俗与高雅，大众和精英两种文化类型，形容为“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的关系——曲高和寡。这一成语的由来也就是这种说法的渊源。
近年来，由于我国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文艺“商品化”问题已经无法回避，文化产品既有商品性又有非商品性的二重性质已经显山露水，有人又划分出“市场性文化”和“非市场性文化”两种类型。
从以上这些较有代表性的见解，不难看到，围绕着通俗文化和高雅文化的类型划分，二者之间的矛盾和差异，一直是困扰人们的难题。把雅与俗分为两橛，设想雅俗能够共赏；把普及和提高列于两端，冀求它们相互促进；把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描述为三角形关系，试图维系文化阶梯的稳定性——这种种设想，无疑都在某种角度道出了文化整体形态的某些特征。可是，现实的文化景观却并不驯服地依这些划分方式按部就班地归类，当代的文化变动格局更是提出了各种分类法无法解答的难题——雅与俗并没有维持在人们能够接受的相对均衡比例；“雅俗共赏”至今多是一些人的一厢情愿；这两大文化类型在当今的消长未能令人信服地表明它们在相互促进，构成合理的统一体；俗文化浪潮至今没有促使“提高”的艺术有相应的提高，它们反而在蚕食高雅艺术，促成了文化滑坡。以为艺术能保持“金字塔结构”的希冀终于被证实只不过是虚幻的泡影。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见解，尽管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会有某些不平衡状态，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基本规律。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无疑与经济这基础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样，作为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化，也表征了与之相应历史阶段的经济水准，体现了包括物态和心态在内的人的生存实态。
我们需要寻求更能阐释现时文化与社会、文化与文化之间内在结构和相互关系的新结论。对此，本文作了这样特别的划分——
三、多环形文化结构
“多环形文化结构”的模式，建立在这样的前提之上——面对不同受众的不同文化类型，以及文化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是有机的，不可分割的，它们永远处在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动态过程中，构成一种有机的，互动的整合关系。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曾以共时性的方法研究语言及言语的结构模式，以历时性方法研究语言生成过程和发展规律。这种方法对我们考察文化的结构模式也有启迪作用。按照这样的思路，在共时性“横向聚合”的，是同一时间空间维度的文化表象，在历时性“纵向聚合”的则是文化累积。于是，我们便得到了“文化”的纵横坐标。
在横向的共时性平面上，为了论述方便，我们厘出了核心文化、精英文化、审美文化、通俗文化、实用文化、物态文化六种类型，它们层层递进，组成了同心圆的多环形结构（见图示）。以下是进一步的说明。
“多环形文化结构”示意图
1、核心文化 这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内核，它在精神的层面上积淀了长期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的成果，体现了价值标准、审美观念、思维方式、群体趋向等精神文化特质。文化精神是民族心理的积淀，国民性是文化熔于民族的性格外观。这，在本世纪初的文化讨论中已为人注意。就此而言，文化精神就是民族精神，是心态文化层的内核。核心文化包括了荣格所说的“集体无意识”，即社会心理部分，以及经过归纳整理为文字典籍的有关哲学、艺术理论等体系的社会意识形态部分。这隐显的两部分是核心文化内在的主要结构。
2、精英文化 这主要是严肃文化，它标志着一个国家和民族一个时代的文化创造成就和水准。精英文化阶层有着现实主义的批判态度和历史觉悟，关注生存的意义以及生存的体验方式，从而能够体现出悲剧式的壮美和崇高的美学倾向。另一方面，精英文化的创造者注重传达方式的创造性，避免套用重复的形式结构，努力突破审美体验范式的固有定势。所谓独创性、原创性等创造性成果就是由他们体现的。
生存体验，人生终极意义的探究以及形式试验、审美表达领域的拓展这两重任务，主要通过严肃文化类型而承担。莎士比亚之于英国，卢浮宫之于巴黎，贝多芬之于德国，邓肯之于美利坚，说明的是精英文化的力量。一个国家和城市的骄傲，来自于人文的光辉。
3、审美文化 这一类型的文化主要是高雅文化。与时下通常把高雅文化等同于精英文化、严肃文化的含糊提法有别。这主要原因，在于高雅乃为审美格调，“高雅”的作品（如王洛宾的西北情歌，数量众多的抒情歌曲等）不一定“严肃”，更不一定表现出悲剧的审美倾向，艺术传达手法也未必都突出原创性。审美文化积极健康，真善美共冶一炉，陶冶身心，最能体现塑造“人类灵魂”的功能，因而与通常所说文艺的审美、认识、教育三功能说最为吻合。往外扩展，它还承担了“在提高的基础上普及”的功能。
4、通俗文化 这是涵盖了娱乐文化、消费文化、流行文化、大众文化以及美国学者新近从“麦当娜现象”抽绎出的“次文化”等，因而较规范的说法。这是都市生活方式的产物，以受过一半教育或未受过教育的人为消费对象。按照豪泽尔的说法，以市民为服务对象的通俗文化，与乡村居民作为创作者、接受者的民间艺术有着很大区别。作为一种文化类型，通俗文化当然随着市民阶层的出现而早已存在。不过，它获得迅猛发展，成为社会中的主流文化，却是与文化工业的壮大同步的。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化工业在电影、印刷业及某些娱乐行业起步，当时已引起了西方学者的争论。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不仅提出了文化工业的概念，而且预言它作为现代文化的特点，必将传播到整个世界。半个世纪以来的文化迁变，显然已证实了这一点。由于文化工业是指通过工业化和商业化方式所进行的文化产品及文化服务的生产、供应和传播，与之共生的通俗文化便有了“工业化”和“商业化”的先天特质。
“工业化”生产的文化产品，首先导致标准化、类型化、复数化、理性化的特征。同时，也引出了从深度模式转向平面模式，从美学原则的追求转向对生活表层的关注。艺术创作的个性化、风格化、独创性原则以及“文化圈的自律性”原则，在此已经消解。
“商业化”的特性决定了它仅受市场杠杆的调节。产品是为了流行而制造的，为了最大可能地“大众化”，艺术水准降至较低，消遣和娱乐是主要功能，着眼于感官满足，审美趣味粗俗化也不可避免。由于商业化目标要求在最短时间内生产并销售出尽可能大量的产品，它们毫无例外地套用了容易处理的格式。众多的数量是与标准化的型式连在一起的，由此，又引出了产品非个性化、非人格化等一连串问题。
很明显，通俗文化产品的功能主要是消遣、娱乐、享受、调节情绪心理。它基本不进入精神层次，不仅使审美价值淡化，而且实际上大多仅具一次性审美消费效应。至于有人试图把“庸俗”、“媚俗”从“通俗”中剔除，难免徒劳无功，因为它们与“商业化”本性几乎是与生俱来的。
5、实用文化 这是生产和艺术两大领域的结合部，它包括了通常所说的生活日用工艺、装饰陈设工艺以及艺术工业的众多门类。当今，以现代设计为代表的实用文化更是力图融合社会的，人类的，经济的，技术的，艺术的，心理等多种因素为一体，通过产品设计与计划的技术使它们纳入现代工业生产的轨道。实用文化大举切入，最明显的是现代工业、商业、消费、环境等领域。大致又可分出三个分支：一、工业产品设计；二、视觉设计；三、环境设计。至于广告装潢、服饰设计等，已包括在以上三分支之内。
实用文化与产品制造，尤其与现代工业生产及都市生活方式关系密切。它们以实用的功能以及工业产品的形态，既直接满足了各种使用的需求，也最直接地体现出物质产品的文化含量。
6、物态文化 这一范围相当于文化学界所说的物质文化，是人类对自然界认识、把握、运用和改造之后的结果，体现了“物化的知识力量”。物态文化的物质含量，直接地反映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它与精神文化一起，构成人类全部文化财富的总和。
至实于用文化，就其性质而言，应该划入物态文化范围。不过，实用文化产品直接灌注了设计意念，观念色彩是鲜明和外在的，有着显性的特征。而物态文化的文化因素相对便是间接而宽泛，应说是隐性的，因而可列为两种类型进行考察。
7、以核心文化为中心点的“多环形文化结构”，各环之间事实上不可能划分明晰确定的边界。再者，它们之间又可继续划分出无数过渡层。例如，在审美文化与通俗文化中间，可以划出“雅俗共赏”文化环。这样雅与俗的结合带大约相当于人们所说的“普及的文化”。不过，在这样移位折衷后的结合部，“雅”与“俗”分别都游离了原来的定义。如果以原定的“雅”“俗”标准含量为基点，“雅俗共赏”其实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
按照艺术社会学的原理，每一社会有多少种艺术，便有多少支持这些艺术品种的社会阶层。有多少种艺术风格，便相应有多少种接受这些风格的情感范围。但是，正如阿诺德·豪泽尔《艺术社会学》中指出的那样，“每当艺术受众的圈子扩大一层，他们的鉴赏水平就下降一级。”多环形文化结构的示意图表明，越往圆心靠近的圆环，圆周越小，受众也越少。另一方面，圆周越小的圆环，便质量越高，文化密度越大——也就是说，需要具备“音乐的耳朵”、“形式美的眼睛”才能欣赏、理解和接受文化含量高的文化艺术品，越高级越纯粹的作品。越需要解读和领悟的专门能力。
这样，依据这样的规律，我们应当承认，“曲高和寡”乃是文化自身的特性所决定，并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
8、在这样环环递进的文化结构示意图中，不仅表明了越往外扩散便愈靠近物质文化，而且呈现了越往外精神因素便越疏松，文化含量便越下降的趋向。这，描述的正是文化自身的另一特性。在精神和物质作为两端的直线上，不同文化艺术类型分别处于不同的位置上，它们清楚表明了各自与“心——物”的距离和结构关系。
“多环形文化结构”是一个动态系统，其动势主要在于自中心向外扩展以及由周边往内聚合两个截然相反然而相辅相成的方向。我们所给出的图示，也清楚地标示出文化发展的这一内在逻辑。
自中心向外扩展的，是文化的张力和扩散力。它有如投掷入平静湖心的石块，激起了一圈圈向外荡漾扩展的涟漪。随着涟漪圈子扩散，水波趋于舒缓，最后与岸边的物质层碰撞而消失。自核心文化开始，向外扩散投射的能量推动、制约和维系着各文化环的跌宕起伏。
由周边往内聚合的向心力，就象旋动的水涡或转盘，内中所有物体都有往中心积淀聚合的势能。但最后能聚合在中点的必定具备相应的物理质量，泡沫和浮屑将被抛离和淘汰。文化的积累过程与此有着十分相似的规律。《诗经》、宋词、元曲由俗而雅乃至成为文化经典，遵循的正是经过筛选往内积淀的规则。西游、水浒、三国以及《浮士德》、《唐璜》、莎士比亚的历史剧等，由民间或历史素材“点石成金”，经历的也是相同的程序，它们验证的正是“社会——文化”的筛选和积淀机制。
各文化环由内而外和自外往内的互动关系及相反相成的结构逻辑，造成了各文化类型运动发展生生不息的瑰丽景观。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样多环形的有机文化结构，不仅阐释了内外的文化含量有着疏密松紧的差异，还标示出内外各环的运动速率、变异强度和周期的区别。由于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因素，物态文化的运动和变化当然最快。同时，与之靠近的实用文化（如科技、工业设计）的变化也较快。在整个圆环结构系统中，愈靠外变动越快。反之，越趋内变动越慢。精神元素越多，文化含量越高，心态特征越强的文化环，稳定性便越增加，滞后性也越明显，而保守性则越强。以核心文化而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引人自豪的菁华与陈独秀、鲁迅等人着力抨击的保守性和惰性并存，便是印证这一规律的很好例证。
9、从共时性新鲜活泼的文化表象进入历时性的文化积累，需要经过筛选和积淀。在纵向的座标上，文化往后的承继和传统往前的传递，基本是通过核心文化进行的。在共时性动态的维度上，核心文化集结了代表一个时代的文化成果。在历时性静态的维度上，核心文化承接了以往的文化传统。这样，核心文化本质上是文化积累和文化传统两大部分的整合。对文化演进的未来而言，这一核心文化又再度成了新的传统财富。
至此，我们已就文化的基本结构，以及横向和纵向，动态及静态的逻辑关系作出了较为全面的勾勒。
尚应提及民间艺术这一大门类。在以上的描述中，尚未涉及民间艺术的位置。实际上，由于民间艺术的成分至为复杂，各地区各民族，社会历史，人文环境，风俗习性，审美习惯的差异，民间艺术向来呈现出多姿多彩的个性。与通俗艺术相较，民间艺术文化有很值得重视的特征。其一，民间艺术文化的创造者同时又是接受者、消费者。他们的创作基本不属“纯艺术”，更不是如同通俗艺术一样作为商品，为了流行而生产的；其二，通俗艺术的消费者是完全被动的，受众并不具备创作能力，他们的口味受时尚以及文化产业的牵引和制约；其三，民间艺术文化常保留着原始的社区性的传统文化特征，有着古朴、单纯甚至粗俗的倾向。通俗艺术文化尽管内容平庸粗俗，在技术上则是高度发展的，其花样变化的高速度与民间艺术文化的恒定性恰巧形成鲜明反差。
作为自成一统的民间艺术文化类型，其某些元素可能会被汲纳进更广阔社会背景中的主流文化（如美国乡村音乐的例子），成为多环形文化结构中的一部分元素，参与上面所描述的动态系统的运行。否则，它只可能作为民俗民间文化的典型个案，成为现代社会人文景观中的保留剧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