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变化及“十三五”重要指标述评_十三五规划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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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核心组成部分，浓缩体现了下一个五年发展的基本思路、发展取向。分析我国历年五年规(计)划中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的变化，可以从中看出我国发展理念和思路的变迁。需要指出的是，从“六五”计划到“九五”计划，均未明确提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只是提出了一些目标和任务，无法实现其与“十五”计划、“十一五”规划、“十二五”规划、“十三五”规划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的比较。因此，这里关于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变迁的梳理是从“十五”计划开始的。

       “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了“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主要任务和重大举措，是市场主体的行为导向，是政府履行职责的重要依据，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景。对“十三五”规划经济社会发展指标中的一些重要指标进行深度分析，有助于更好地把控“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方向。

       一、“十五”至“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变化

       通过比较“十五”计划至“十三五”规划指标，可以发现，历次五年规(计)划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都有一些新的变化。这些新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发展理念、发展方式和发展重点的变化。剖析这些变化蕴含的深意，有助于进一步明晰“十三五”时期发展思路和方向。

       (一)“十五”至“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数量变化

       从指标数量来看，“十五”计划至“十三五”规划中，一级指标数量未发生变化，一直为4个；二级指标则有所不同：“十五”计划为15个，“十一五”规划为22个，“十二五”规划为24个，“十三五”规划增至25个。反映“经济发展”的二级指标由“十五”计划的3个增加到“十三五”规划的4个；反映“科技与教育”的指标“十一五”时期最少，仅为2个，“十三五”时期为5个；反映“民生”的二级指标经历先升后降；反映“资源环境”的二级指标由“十五”计划的1个持续升到“十三五”规划的10个(见表1)。从指标数量的变化可以看出，“十三五”时期更加重视“资源环境”，更加强调绿色发展。

      

       (二)“十五”至“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结构变化

       从指标结构来看，“十五”计划至“十三五”规划都有4个一级指标，分别是反映经济发展的指标、反映科技与教育的指标、反映民生的指标和反映资源环境的指标。变化主要体现在：一是“十五”时期反映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指标调整为“十二五”“十三五”时期的“经济发展”。二是“十五”时期反映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指标具化为“十二五”“十三五”时期的“资源环境”。三是从坚持创新发展和强调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出发，“十三五”规划纲要用“创新驱动”替代了“科技教育”的表述，且将反映教育的指标放在了“民生福祉”类别中。四是从坚持共享发展和强调提升全体人民生活质量、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和幸福感出发，“十三五”规划纲要用“民生福祉”替代了“人民生活”的表述。五是排序上的变化，“十三五”时期民生指标被放在资源环境之前(见表2)。

      

       相较一级指标结构而言，二级指标的变化较大(见表3、表4、表5、表6)，且二级指标按一级指标类别划分的标准有差异，如“十五”计划“宏观调控”指标中有反映经济发展的指标，也有反映民生的指标；“十一五”规划“经济结构”指标中有一项反映科技的指标，“公共服务人民生活”指标中有一项反映教育的指标；“十三五”时期反映教育的指标放在了“民生福祉”类别中。为便于分析，这里特将二级指标按类别划分，而不是按历年五次规(计)划的一级指标分类。

       “经济发展”的二级指标有如下变化：一是由“十五”时期的3个增加到“十一五”时期的5个，取消了价格总水平、货物进出口总额，增加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服务业增加值比重、服务业就业比重、城镇化率。二是由“十一五”时期的5个降至“十二五”时期的3个，取消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服务业就业比重。三是由“十二五”时期的3个升至“十三五”时期的4个，增加了“全员劳动生产率”的指标；城镇化率细分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而之前的规划纲要中城镇化率的指标实际反映的是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创新驱动”的二级指标的变化体现在：一是用“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强度”替代了“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的表述。二是增加了“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指标。三是增加了“互联网普及率”的指标，互联网作为创新驱动的新引擎，是推动创新发展的重要力量。四是“十二五”时期“科技教育”指标项下的“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和“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被“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指标替代，并列入“民生福祉”指标之下。

       “民生福祉”的二级指标的变化体现在：一是关于收入的指标，用“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替代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两个指标，不再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收入作分别统计。二是关于保险的指标，“十五”时期没有保险的指标，“十一五”时期增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覆盖人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十二五”时期“城乡三项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替代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十三五”时期用“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替代了“城镇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并取消了“城乡三项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指标。三是关于就业与劳动力的指标，“十五”时期至“十一五”时期指标没有变化；“十二五”时期去掉了“五年转移农业劳动力”；“十三五”时期去掉了“城镇登记失业率”，仅留下“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四是关于住房保障，“十一五”时期去掉了“城镇居民人均住宅建筑面积”，“十二五”时期又增加了关于住房保障的指标“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十三五”时期将“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替换成“城镇棚户区住房改造”。五是“十三五”时期增加了“农村贫困人口脱贫”的指标。六是“十三五”时期去掉了“全国总人口”指标。

       “资源环境”的二级指标的变化体现在：第一，关于能耗的指标。一是“十一五”时期增加了“单位GDP能源消耗降低”且“十二五”、“十三五”时期都被保留；二是“十二五”时期增加了“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和“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降低”且“十三五”时期保留。第二，关于水耗的指标。一是“十一五”时期增加了“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降低”且“十二五”时期保留，“十三五”时期用“万元GDP用水量下降”替代了“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降低”；二是“十一五”时期增加了“农业灌溉用水有效利用系数”且“十二五”时期保留，“十三五”时期去掉了该指标。第三，关于用地的指标。一是“十一五”时期增加了“耕地保有量”且“十二五”、“十三五”时期都被保留；二是“十三五”时期增加了“新增建设用地规模”的指标。第四，关于森林的指标。“十一五”时期增加了“森林覆盖率”，“十二五”时期将该指标替换成“森林增长”，“十三五”时期该指标被替换成“森林发展”。第五，“十一五”时期增加了“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但“十二五”时期该指标又被去掉。第六，“十三五”时期增加了“空气质量”、“地表水质量”的指标。

       总体来看，“十三五”规划纲要与历次规(计)划相比，新增了7个指标，占“十三五”全部指标数的28％，分别是“经济发展”指标下的“全员劳动生产率”，“创新驱动”指标下的“科技进步贡献率”“互联网普及率”，“民生福祉”指标下的“农村贫困人口脱贫”，“资源环境”指标下的“新增建设用地规模”、“空气质量”、“地表水质量”。

       (三)“十五”至“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属性变化

       从指标属性来看，“十一五”规划首次设计预期性和约束性指标。从预期性指标数量来看，“十一五”时期为14个，“十二五”时期为12个，“十三五”时期为12个。从约束性指标数量来看，“十一五”时期为8个，“十二五”时期为12个，“十三五”时期为13个(见表7)。从中可看出，中央加大了约束性指标的比重。分类别来看，“经济发展”“创新驱动”的二级指标均为预期性指标，“资源环境”的二级指标均为约束性指标，“民生福祉”的二级指标中有预期性指标4个、约束性指标3个，3个约束性指标分别为“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农村贫困人口脱贫”、“城镇棚户区住房改造”。“十三五”与“十二五”共有的或相似的指标属性未发生变化。

      

       二、“十三五”规划重要指标述评

       “十三五”规划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共设4个一级指标、25个二级指标，这些指标与“十二五”规划相比，既有新增的，又有调整和保留的。这里选取“国内生产总值”、“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全员劳动生产率”和“科技进步贡献率”等4个预期性指标，以及“农村贫困人口脱贫”和“空气质量”2个约束性指标，对其内涵进行深度剖析，并就实现指标可能面临的问题及对策进行述评。

       (一)“国内生产总值”指标反映经济发展从注重数量到注重结构和质量的变化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既是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阶段的转换，又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经济结构的深刻调整和新旧增长动力的接续。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十三五”时期将是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阶段。从国际惯例看，GDP已成为世界公认的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总体经济实力的重要标志。

       1.“国内生产总值”指标的内涵及目标

       “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十三五”时期的指导思想为：“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扩大有效供给，满足有效需求。”沿着这个思路，我国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唯GDP的政绩观将发生根本性转变，这将是我国未来一段时期长期坚持的经济发展取向。

       由“十五”计划年均增长率的9.5％到“十一五”规划年均增长率的11.2％，再到“十二五”年均增长率的7.8％，我国对经济增长指标的设置逐渐转向中高速(见表8)。“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国内生产总值的五年发展目标为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经济年均增长底线是6.5％以上。余斌认为，实现2020年GDP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十三五”期间保持6.5％的年平均增速即可。[1]按照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的要求，“十三五”时期经济年均增长至少要达到6.5％。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有利于改善民生，让人民群众更加切实感受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果。[2]

      

       “十三五”期间，经济增长处于6％～7％的区间范围内，有利于在稳增长与调结构之间取得平衡，防止短期内经济增速过快下滑和防范系统性财政金融风险；有利于市场主体逐步调整并适应新的宏观环境，促进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提高；有利于创造相对丰富的就业岗位，为新增就业人口和存量劳动力的转岗提供选择机会。[3]

       2.“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面临的可能障碍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产能过剩化解、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创新驱动发展实现都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空间，经济下行压力明显，保持较高增长速度难度不小。

       国内外主要研究机构普遍认为，“十三五”时期我国年均经济潜在增长率为6％～7％。综合起来看，我国经济今后要保持7％左右的增长速度是可能的，但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也比较多。这是因为，未来一个时期全球经济贸易增长将持续乏力，我国投资和消费需求增长放缓，形成新的市场空间需要一个过程。在经济结构、技术条件没有明显改善的条件下，资源安全供给、环境质量、温室气体减排等约束强化，将压缩经济增长空间。[4]正如杨庆育所指，GDP增长与诸多关系变化会影响GDP增长，最典型的是自然资源的消耗和生态环境的平衡。[5]

       王佳宁(2015)认为，强刺激政策中的超发货币、增加赤字固然是提高增速的有效措施，但存量货币的增长、赤字率的攀高，加之一些地方债、或有债等不利因素使得隐患无穷期。平新乔认为，2006年以后我国经济普遍发生的收益递减的事实说明了若没有在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上进行大规模创新，我国的经济增长会出现停滞；同时转变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的过程伴随着大量的“创造性毁灭”现象，使原有的生产能力因为需求结构的变化而大量过剩。这同样会拉低经济增长速度。2007以来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使得国际市场格局发生大的调整，这个调整过程至今还没有结束，整个世界还处于寻找新常态的过程之中，对于我国的出口需求大幅下降。[6]经济运行中还存在其他一些风险，如杠杆率高企、经济风险上升、财政金融风险、新旧增长动力的接续出现断档、经济结构转型带来的居民收入差距扩大问题等，都对经济增长形成了制约。[7]

       3.促进“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对策

       针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面临的诸多障碍，学者们提出了一些对策建议。平新乔(2015)指出，我国应重新定位自己，寻找以创新驱动为基础的，资源更为节约、环境代价更小的长期的、稳定的增长态势，即现阶段所说的“新常态”，这需要以大量的报酬递增的创新项目为基础，使我国的生产可能性边界较之以前有一个大的明显的推进。白永秀认为，将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从上限来看，要防止通过规模刺激造成的经济增速过快，分散调整经济结构的注意力，错失改革机遇期，还要防止经济增速过快导致需求旺盛、物价上涨，形成通胀压力；从下限来看，就是要稳增长和保就业。[8]湛泳、王恬提出了包容性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主张。他们认为，通过扩大内需、均衡发展以及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包容性创新可以助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9]

       我国要积极化解各种经济运行风险，走创新驱动和内生增长之路，努力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局面。鉴于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对不同类型地区、不同类型人群的影响往往不是平均分布的，要防止区域性、局部性主导产业衰退或产业链断裂，形成区域性、群体性失业和减收的风险，并由此影响经济社会的稳定运行，则要更加重视结构性因素对产业发展和经济社会运行的影响，打好风险防范的提前量。[10]

       针对未来五年我国经济增速的阶段性转变与周期性波动走势，短期政策应以平抑中短期波动、稳定经济增长为主；中长期政策应以稳定出口、促进消费结构升级、鼓励企业创新、促进经济结构升级为主，力争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与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良性循环。[11]

       (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指标注重“人的城镇化”

       城镇化是人口转移、产业升级和社会转型在时空中融合互动的过程。现阶段，我国城镇化发展模式已由传统“物的城镇化”转向“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这里对体现“人的城镇化”的重要指标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进行述评。

       1.“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指标的内涵及目标

       “十三五”规划纲要将城镇化率分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新设置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指标，主要是为了突出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的要求，是为更准确、直接反映城镇化的健康程度，也是协调发展的重要内容。根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2020年要实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左右，5年提高5.1个百分点，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差距缩小2个百分点左右，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这1亿人主要指农村学生升学和参军进入城镇的人口、在城镇就业和居住5年以上和举家迁徙的农业转移人口，体现了破除城市内部二元结构的呼声。现阶段，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接近56.1％，但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39.9％，两者之间相差16.2个百分点(见图1)，城镇常住人口达到7.5亿，但这7.5亿人口中包括2.5亿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外来常住人口，他们在城镇还不能平等享受教育、就业服务、社会保障、医疗、保障性住房等方面的公共服务，处于半城镇化或不完全城镇化的状态。

      

       图1 2011～2020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我国城镇化自1978年经济转型推动城镇化实现快速增长以后，又经历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导向下的城镇化发展阶段。[12]现阶段，我国城镇化的发展到了关键时期，机遇与挑战并存，需要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探索一条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发展，就是要注重以人为本、着力解决人的城镇化问题。根据中央设定的目标，实现1亿人在城镇落户意义重大。从供给看，在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减少的情况下，对稳定劳动力供给和工资成本、培育现代产业工人队伍具有重要意义。从需求看，对扩大消费需求、稳定房地产市场、扩大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投资具有重要意义。实现这个目标，既有利于稳定经济增长，又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稳定，是全面小康社会惠及更多人口的内在要求。[13]

       2.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面临的可能障碍

       根据世界城镇化发展普遍规律，我国仍处于城镇化率30％～70％的快速发展区间，但延续过去传统粗放的城镇化模式，会带来产业升级缓慢、资源环境恶化、社会矛盾增多等诸多风险，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进而影响现代化进程。①

       周小平、柴铎认为，底层人群的市民化(主要为进城农民)和城镇环境的花园化，是城镇化发展的两大难题。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人口的不断集聚、产业的持续升级、资源的过度开发，必然会带来人口竞争和环境保护问题。[14]而农民工市民化主要面临两大障碍：一是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以及依附于户籍制度之上的社会福利制度和公共服务制度，延缓了农民工市民化。二是农民工市民化所需的巨大社会成本，制约了农民工市民化。[15]

       麦尔旦·吐尔孙、王雅鹏提出我国新型城镇化面临三个问题：一是城市发展容纳承载能力不足，工业化的快速扩张和农村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导致城市容纳能力有限、城市环境承载能力不足等问题。二是城乡二元结构依然存在。我国经济社会结构存在现代工业与传统农业并存、发达城市与落后农村并存的二元结构现状，且城乡二元结构使农村社会转型没有融入到城镇化的良性循环之中，回流效应大于扩散效应，导致中心城市与周边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有继续扩大的趋势。三是城乡经济发展不协调。我国长期以来，政策的支持和偏向重城轻乡，导致城市与农村发展不协调，农村的公共服务、医疗教育等事业发展严重滞后。[16]

       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出现了重大轻小、重城轻乡的“两重两轻”倾向，主要体现在“大城市病”开始出现且会日益加剧及城镇体系不协调，人口城镇化较难有序推进。[17]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大量农村人口将会向城市转移；而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GDP增长速度将会下降，这些重大变化都会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提供方式、提供成本、财政收入增长产生显著影响。[18]

       3.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对策

       产业升级、城镇消费需求增长、农民工生存条件和城镇环境的改善应该是未来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政策着力点，实质就是解决“人—地—业”协调发展问题，其规模和质量的匹配方案应作为政府促进城镇发展的重心。[19]胡祖才(2016)认为，城镇化已到快速发展阶段的中后期，不再是简单的城市扩张，而是要提升城镇质量，解决“两个积极性”的问题：一是制定土地利用机制，把行之有效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土地利用创新性举措上升为国家政策；二是解决农民积极性问题，加强对农业转移人口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三权”的保护，同时鼓励农民依法自愿有偿退出。田代贵、陈悦认为，推进新型城镇化健康良性发展应从六个方面着手：一是进一步完善土地宏观调控的“杠杆”作用；二是推进农村建设用地制度改革，建立农村土地实物交易市场；三是盘活农村建设用地，建立城乡统筹发展基金；四是加快制定农村公共服务建设标准，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五是以农民新村建设为契机，推进产品型农业向功能型农业转型；六是建立科学的政绩考核指标体系。[20]

       优化产业结构，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和户籍制度改革，都有助于提升户籍人口城镇化率。麦尔旦·吐尔孙、王雅鹏认为，解决人的城镇化发展瓶颈，要促进城市功能多元化发展，逐步改善城乡发展与空间分布失衡的现状；要注重产业结构调整，解决城乡发展规模与要素结构失衡的矛盾；要强调循序渐进，力求城镇化与生态平衡建设的同步发展；要以新型城镇化战略为契机，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步伐。[21]李华、伍芸玉提出，转变以GDP为导向的传统城镇化发展模式，重视经济增长的质量，可实现城乡居民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破除城乡资源要素尤其是人力资源要素的流动障碍，能为新型城镇化发展奠定物质基础；推进农业现代化，培育具备先进生产技术和先进经营理念的新兴农民，有助于推动非农业人口向城镇转移。[22]

       人口城镇化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是新型城镇化的必然要求，也是户籍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23]城镇化率特别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有效提高，对于去产能、去库存，扩大内需市场、推动经济转型升级都有重大意义(何健，2016)。谭宗泽、黄强提出从四方面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一是建立人口迁移的“事后申报制”；二是构建以身份证为主体的人口登记制度；三是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摊机制；四是逐步建立城乡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24]

       (三)“全员劳动生产率”指标重视创新驱动下的劳动质量和效益提升

       “十三五”时期，经济发展的中心转向质量和效益，全员劳动生产率凸显了企业的发展质量和效益。这里就全员劳动生产率的内涵及目标、可能面临的障碍及破解对策进行述评，以期为全员劳动生产率目标的实现提供解决之道。

       1.“全员劳动生产率”指标的内涵及目标

       “十三五”规划纲要在提出GDP增速目标的同时，注重设置反映经济发展效率提高、结构优化的指标。我国经济正处于重大转型时期，能否成功实现产业结构由中低端向中高端的转型，直接关系到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产业结构越高端，投入产出率就越高，全员劳动生产率也就越高(高辉清，2016)。因而，“十三五”规划提出了全员劳动生产率这一发展指标。全员劳动生产率是考核企业经济活动的重要指标，是企业生产技术水平、经营管理水平、职工技术熟练程度和劳动积极性的综合表现，即根据产品的价值量指标计算的平均每一个从业人员在单位时间内的产品生产量，国家统计局的测算方法是GDP与全部就业人员的比例；对国家来说，则是发展质量和效益的重要衡量指标。

       全员劳动生产率指标见诸《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始于2014年。2010～2015年，全员劳动生产率呈现逐年上升态势(见图2)，但其增长率从2014年的7.0％降至2015年的6.6％，未来五年，全员劳动生产率将从2015年的人均8.7万元提高到2020年的人均12万元以上，年均增速不低于6.6％，这凸显了国家提高质量与效益的决心。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在对美国经济数据进行分析后指出，在1900～1984年美国每年人均2.2％的增长率中，只有0.5％是由资本深化带来，而1.7％来源于效率提高。他指出，在现代经济增长中，随着效率的提高，用同样多的资源投入将可以生产出更多的产品，这阻止了利润率的下降，同时提高了工资水平。同时，科技越发达，劳动者平均受教育程度越高，体制机制越健全，全员劳动生产率往往就越高。现阶段，维持经济高速增长所依赖的“人口红利”将逐步消失，劳动力成本也进入了上升的轨道，以往依靠劳动力成本优势的经济发展模式受到了严重的制约，经济增长模式势必要经历从依靠低成本、高投入的劳动力密集型生产方式向依靠效率提升的经济增长模式转换。在此背景下，作为衡量一国经济发展效率和潜在增长动力的核心指标，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已经成为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释放经济增长潜力的关键(李波，2016)。

      

       图2 2010～2015年全员劳动生产率及其增长率

       2.提高“全员劳动生产率”面临的可能障碍

       全员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还是企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2016年以来劳动力成本上扬，部分城市一线工人月工资涨幅超过10％(胡功杰，2016)，但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受制于体制障碍和渠道不畅，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依然突出；同时，企业资金使用效率有所下降，2015年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63554亿元，比2014年下降2.3％。

       影响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因素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职能部门之间的协作和配合性较差，造成工作协调和配合不力、工作效率不高，从而影响了全员劳动生产率水平；二是业务流程的不科学、不合理，造成无效工作与无效人员增加，导致全员劳动生产率水平不高；三是人力资源规划不尽合理，使人员不能根据形势和任务需要自行实现余缺调剂；四是激励机制建设还不到位，影响企业的技术改进，进而影响全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五是受国家大环境，即国家产业政策调整及生产线技术水平的影响(赵玉芬，2014)。同时，工人是生产的主体，他们的劳动生产率水平，直接影响全员劳动生产率水平，工人占全体职工的比重也影响全员劳动生产率。技术装备程度的变化和固定资产的利用程度变化对劳动生产率同样有影响(刘海鹰，2014)。

       3.提高“全员劳动生产率”的对策

       努力提高全员劳动生产率这一预期性指标的水平，应普遍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劳动力和人才自由流动，改善技术研发、装备性能和管理模式等，为提高全员劳动生产率提供有力支撑。李稻葵(2016)认为，科技贡献率和受教育年限目标的实现，将推动全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范卫明(2016)也认为，加大工艺创新和技术进步，通过科技创新来提高全员劳动生产率，可努力实现人工成本投入的最小化和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赵玉芬(2014)指出，提高全员劳动生产率要从全方位、全领域来拓展，从企业战略层面来讲，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企业的工业增加值，保证全员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从组织体系层面来讲，完善组织结构，优化业务流程，构建高效、灵活、协调的运行体系；从具体措施上，通过提升技术水平，强化人力资源管理，完善激励机制，促进全员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从软环境建设层面来讲，通过构建良好的企业文化，来充分调动一切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黄芳(2015)从影响全员劳动生产率的因素角度提出，优化产业结构是提升企业价值创造能力的基础因素，提高资本有机构成是促进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决定因素，提升科技水平是企业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优化人力资源配置是提高全员劳动生产率的保障因素。同时，提升我国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速主要应注重产业间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快速提升，主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是消除劳动力市场扭曲，提升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二是优化第三产业内部结构，提高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李波，2016)。

       (四)“科技进步贡献率”指标凸显创新发展之于经济发展的助推作用

       创新发展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现阶段，我国要紧紧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带动生产力质的飞跃，推动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1.“科技进步贡献率”指标的内涵及目标

       “十三五”规划纲要首次将创新驱动作为一个大类，并增加了这类指标的分量。科技进步贡献率指标，是一个国家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它反映了包括科技、制度和管理在内的广义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可以综合评价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进展。“十二五”时期，我国科技进步贡献率从2010年的50.9％提高到了2015年的55.3％。“十三五”时期，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蓬勃兴起，科技进步贡献率有望进一步快速提升(赵辰昕，2016)。“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创新要素配置更加高效，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核心技术取得重大突破，自主创新能力全面增强，迈进创新型国家和人才强国行列。”到2020年，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达到60％，这与《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的指标设定完全一致②。

       研究与试验发展(R&D)指在科学技术领域，为增加知识总量，以及运用这些知识去创造新的应用进行的系统的创造性的活动，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三类活动。国际上通常采用R&D活动的规模和强度指标反映一国的科技实力和核心竞争力③。鉴于科技进步贡献率同研究与试验发展(R&D)具有相同的指标属性，这里分析研究与试验发展(R&D)对经济的贡献。“十二五”时期，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呈现逐年上升态势，其对经济的贡献也呈逐年上升态势，但增速较缓。科技创新为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增添经济发展新动能提供了强大支撑，表现在：科技创新支撑了产业转型升级，重大科技项目形成了新产能；战略高技术贴近民生进入市场，创造了新市场、新消费；区域创新更加活跃，形成了创新创业生态系统(姜楠，2016)。

       2.提升“科技进步贡献率”面临的可能障碍

       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科学技术总体水平还有较大差距，主要表现为：关键技术自给率低，发明专利数量少；在一些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农村，技术水平仍比较落后；科学研究质量不够高，优秀拔尖人才比较匮乏；科技投入不足，体制机制还存在不少弊端④。

       万钢(2016)指出，跟美国、欧洲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全社会研发投入，特别是企业对于基础研究的投入还比较少。科技投入机制主要基于国家科技计划财政拨款实现，通过市场化筹资机制将社会资金转化为科技投入的渠道并不通畅。而且，政府过于强调增加科技投入，对科技计划和项目缺乏科学有效的评估监督机制。以企业为主导、产学研互动的科技创新机制、科技资源的公平分配机制尚未形成。科技创新活动在这种计划体制的运营模式下，难以提高其管理和运营效率，这是导致纯创新效率增长缓慢的重要原因。[25]

       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低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所取得的科技成果没有及时应用于生产活动，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较为有限(曾光等，2015)。

       我国科技贡献率增长的问题还表现在地区发展不平衡上。我国科技进步水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整体呈现东部地区高于西部地区、沿海地区高于内陆地区的情况(邱欣洁，2016)。欠发达地区劳动力外流，大量劳动力涌入沿海省份，提高了涌入地区的人力资本强度，导致欠发达地区科技人力资本的匮乏。

       3.提升“科技进步贡献率”的对策

       近年来，我国科技体制改革从顶层设计走向落地实施，围绕资源配置、计划管理、科技成果转化和人才评价等方面的问题，中央制定了一系列政策，科技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26]相关政策主要包括：《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关于2014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重点任务意见的通知》《关于加快科技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方案的通知》等。

       我国科技计划管理改革取得重要突破。如围绕解决资源“碎片化”和聚焦战略目标不够的问题，扎实推进计划优化整合，建立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成立特邀咨评委，改建专业机构，“全程嵌入式”监督和评估体系正在形成。[27]

       张煜等(2015)认为，加大研发资金和劳动投入力度有助于提高科技进步贡献率。在科技进步水平、普通产出的市场实现系数和科技进步产出的均衡关系以及相关投入要素产出弹性一时难以改变的情况下，提高研发投入数量可以提高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最小值范围，这进一步凸显了加强研发资金和劳动投入的重要性。

       冯玉明(2015)指出，实现创新驱动，就要注重提升国内人力资源的质量，重视人才的培养和引进机制的完善，把我国由劳动力资源大国转变成高端科技人才强国；要加大研究与开发的投入的力度，改善国内科研环境，提高科研人员的自主创新能力；要大力推进产业结构的转型，抓住时代发展的契机，推动经济结构优化。

       (五)“农村贫困人口脱贫”指标体现共享发展和增进民生福祉的要求

       2015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指出，“确保到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的任务。”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

       1.“农村贫困人口脱贫”指标的内涵及目标

       “十三五”规划纲要新设置农村贫困人口脱贫指标，着眼于补齐贫困人口脱贫这个全面小康最突出的短板，提出要使现行标准下的5575万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2015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从2014年的7017万人减少到5575万人，减少1442万人，贫困发生率从2014年的7.2％下降到5.7％⑤，年度减贫1000万人以上的任务超额完成。我国现行脱贫标准是农民年人均纯收入按2010年不变价计算为2300元，据测算，若按每年6％的增长率调整，2020年全国脱贫标准约为人均纯收入4000元。今后，脱贫标准所代表的实际生活水平，大致能够达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要求的基本水平。[28]

       2015年9月，联合国193个会员国一致通过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并于2016年1月1日正式启动，议程的首要目标就是“在世界各地消除一切形式的贫穷”。可见，贫困不是欠发达国家或某一地区的责任[29]，我国作为世界反贫困治理的重要实践者，有责任和义务为世界反贫困进程的加速以及贫困人口数量的减少作出自己的贡献。“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普遍提高，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是新时期我国扶贫的重要目标，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重点，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

       2.“农村贫困人口脱贫”面临的可能障碍

       “确保到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的任务。”这期间必将面临诸多障碍。总体来讲，主要存在四方面的难题：第一，思想观念偏差是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根源所在。表现在：一是某些工作人员对精准扶贫的理解和执行存在一定偏差，如一些地方在识别扶贫对象过程中，存在层层分解指标的做法，造成一部分真正的贫困户被“屏蔽”，尤其是一些贫困程度较深的地方，因为分配的指标不够用，有些贫困户不能纳入保障范围，享受不到后续的扶贫政策。[30]二是受教育水平低下、享乐主义、懒怠主义等影响，一些贫困人口自身能力薄弱，实现不了依托政策自主脱贫。第二，科技意识淡薄是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主要障碍。一直以来，贫困地区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科技意识淡薄、文化教育水准低下，因而，多年来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主要靠资金投入和对资源的开发。第三，缺乏劳动力是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制约因素。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导致农村劳力缺失，继而出现的农村空心化、土地闲置、农村经济发展落后已成为农村扶贫的制约因素。第四，地域因素是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先天性制约因素。顾仲阳(2015)表示，区域性贫困凸显，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发展能力不足。连片特困地区生存条件恶劣、基础设施薄弱、社会事业滞后，扶贫任务最为艰巨。832个重点和片区贫困县中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占全国的63.4％，普遍存在基础设施明显滞后、公共服务水平偏低的问题；全国12.8万个建档立卡贫困村中，6.9万个行政村不通客运班车。

       3.“农村贫困人口脱贫”的对策

       基于以上问题，学术界和政策界纷纷献言献策。徐绍史(2016)提出，解决农村扶贫问题有四大措施：一要加大精准扶贫力度，通过发展生产脱贫；二要易地搬迁脱贫，将不具备生产生活条件地区的一些贫困人口，迁移到生产生活条件比较好的地方；三要转移就业扶贫，通过提高贫困人口的教育程度，通过培训，为他们找到工作岗位；四要将农村的五保户、失能人群，用社会保障的办法兜底管起。在这个过程中，还要加大扶贫开发投入，加强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同时还要完善扶贫开发的工作机制。

       公共财政在促进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和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谢秀军认为，公共服务对于增加居民收入、改善居民福利有着明显的作用。应通过加大公共财政对贫困地区的扶持力度，增强公共财政对贫困地区扶持的民生关怀。[31]

       高健(2015)提出“智慧脱贫”增强“造血”机能的观点，他认为开展“智慧脱贫”，变被动输血为主动造血主要应从四方面着手：一是抓住干部关键点，建立扶贫干部目标责任制。二是开动科技驱动器，为“智慧脱贫”提供充足智力支持。三是筑牢教育防护堤，从源头和渠道上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形成脱贫多重合力。四是打造“绿色”新品牌，深入挖掘贫困农村潜在绿色资源亮点，努力走出一条脱贫致富和环境保护双赢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十三五”期间，我国扶贫开发改革创新目标是探索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积极完善扶贫治理体系和促进扶贫治理能力现代化，努力构建内源发展机制与外源拉动机制相结合的扶贫脱贫有效机制，积极从以单纯外源拉动为重点向以培育内源发展机制为重点转变，实现从“输血”到“造血”功能的转化，进入从“造血”到“造好血”提升的快速推进阶段。[32]

       (六)“空气质量”指标彰显绿色发展理念的追求

       党的十八大提出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又明确提出破解发展难题“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绿色发展已上升为国家战略。这里就“十三五”时期新设置的“空气质量”指标进行评述。

       1.“空气质量”指标的内涵及目标

       “十三五”时期是建立健全以提高环境质量为核心的环境管理模式的关键时期，我国绿色发展相关指标更加严格，提出的资源环境16个细化指标全部为约束性指标，显示了国家对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的高度重视。监测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城市空气质量总体呈转好趋势，全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达标天数比例为76.7％，73个城市空气质量达标，占21.6％，达标城市主要分布在福建、广东、云南、贵州、西藏等省份⑥。“十三五”规划提出“空气质量”发展目标为：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由76.7％提高到80％以上，细颗粒物(PM2.5)未达标地级及以上城市浓度下降18％。优良天数，有时也称达标天数，是空气质量指数不大于100的天数总和，设置这一目标综合考虑了细颗粒物、可吸入颗粒物、二氧化硫、二氧化氮、臭氧、一氧化碳等6项主要污染物。[33]优良天数比率超过80％，这意味着，到2020年大部分城市基本实现日均值达标，“十三五”时期是更加绿色的五年。

       “空气质量”突出体现了“绿色化”的内涵。2015年3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绿色化”的概念，这是继党的十八大提出“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战略任务后强调的新任务。“绿色化”是绿色经济的升级版，是以绿色发展为重点的实践版。“绿色化”是对绿色经济与发展生态文明理念的继承，它强调“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生产方式”，强调“勤俭节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消费生活方式”。将“绿色化”与“新型四化”并列成为“五化”，从中显示出绿色发展的三个新特征，即发展绿色经济的战略性、紧迫性和实践性。[34]

       2.改善“空气质量”面临的可能障碍

       我国环境污染问题在经济长期高速增长下日显严重，2011年底，世界卫生组织公布了首个空气质量数据库，在全球近百个国家和地区首都城市及人口超过10万的1100个城市中，我国排名最好的海口是830位，北京排名1035位。到2013年，我国城市能见度10年下降了2000米，2015年，全国338个地级以上城市中，有73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达标，仅占21.6％⑦。环境污染给人民群众身体健康造成危害，血铅病、癌症等恶性疾病在一些地区集中出现。生态系统退化、森林生态质量不高，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和石漠化严重，自然湿地萎缩、草原退化、农田质量下降。[35]空气环境治理是一项应长期坚持的政策，期间可能会遇到诸多阻碍。

       何小钢(2015)从结构转型与区域协调角度对雾霾产生机制进行的研究发现，我国中东部地区产业过度重型化、城镇人口密集度过高、能源消费以煤炭为主以及过多地布置火力发电厂、高密度的汽车保有量与通行量等结构化因素是雾霾集聚的重要诱因。我国是一个燃煤大国，空气纵深治理的一个大难题就是散煤治理。此外，机动车治理也进入攻坚阶段。我国对民用高排放车辆没有强制淘汰的政策，现阶段，国Ⅰ、国Ⅱ等高排放车在城市中大量存在，这些车辆排放量所占份额高，迫切需要削减(彭应登，2016)。同时，城市人口规模、富裕程度和技术水平也是影响城市空气质量的主要因素，研究表明，较高的能源消费需求和工业化水平会恶化空气质量，而较高的技术水平和产业集聚度会改善空气质量(马素琳等，2016)。

       3.改善“空气质量”的对策

       雾霾是空气质量恶化后产生的直接现象，治理雾霾也就是治理包括6项污染物⑧在内的、影响空气质量的有效方法。对雾霾的治理，应该创新治理思路，从结构转型的角度来思考缓解和消除“雾霾锁国”困境的治理措施。通过宏观政策引导城市结构、产业结构以及能源生产结构在区域内部与区域之间的主动调整来推动环境治理、在结构转型中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双重红利”，同时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何小钢，2015)。治理雾霾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污染的排放量超过环境容量，这个阶段付出再大的努力也只能见到很小的效果；二是持续治理，但受到很多自然边界条件的影响，比如风速、湿度、降雨等，会出现波动，有时好，有时坏；三是进一步治理，不再受气候条件、水文条件、边界条件等影响，解决了环境问题(陈吉宁，2016)。现阶段，我国空气环境治理正处在第二个阶段，走向第三个阶段。

       由于各地污染原因不用，空气治理的对策也应符合地区实际情况。如京津冀三地同处于一个大的气象条件区，在大气污染物防治上既有同一性，比如PM2.5防治，又有差异性，比如大气污染物二氧化硫与氮氧化物比例，这反映了三地污染来源的不同，治理路线应各有侧重。京津冀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北京的重点、难点在汽车尾气，天津的重点、难点是工业和汽车尾气，河北的重点、难点则在燃煤、工业(包景岭，2016)。

       空气治理还有诸多措施，如调整能源结构，提升清洁能源比例；调整产业结构，降低高能耗排污；优化能源空间布局，全面集中供热；加强工业污染整治，实现治理设施提质增效；加强机动车污染防治，减少尾气污染；控制扬尘污染，推进重污染天气治理；推行排污许可证，对污染排放实行精细化控制；加强VOCs综合整治，控制新兴污染物；吸纳公众参与环境质量监管(李海英、李浩，2016)，等等。相关部门还可以从不断提高科技水平和产业集聚度入手，通过各种方法减少能源消费需求、降低工业化水平来达到改善空气质量的目的。

       三、结语：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更迭的突破性意涵

       从“十五”到“十三五”，经济社会主要发展指标的变化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中央领导集体执政思路的变化，为公众描绘了泱泱大国经济社会在科学发展轨道上运行的愿景。规划指标的变化体现了规划理念的变化，或者说发展理念的变化。“十五”计划更加强调经济增长，这在指标体系中有较为清晰的体现；“十一五”规划提出，“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指标体系就增加了可持续发展和民生要素。“十二五”规划强调，“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相应增加了科技、教育、资源环境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的指标。“十三五”规划的一大亮点是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这在指标的设计上也有充分的体现，如“创新驱动”的指标体现了创新发展的内容，“民生福祉”的指标体现了共享发展的内容，“资源环境”的指标体现了绿色发展的内容。

       自“十一五”规划首次设计预期性和约束性指标以来，我国五年规划中已三次提及预期性、约束性指标的分野。预期性指标就是国家期望的发展目标，主要依靠市场主体的自主行为来实现。政府的主要职责是通过适时调整宏观调控方向和力度，综合运用财政、产业、投资等政策，创造一个好的宏观环境、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使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能够发挥得更好。而约束性指标是在预期性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并强化了政府责任的指标，是中央政府在公共服务和设计公众利益领域对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有关部门提出的工作要求，主要通过政府合理配置公共资源和有效运用行政力量确保其实现。[36]沿着约束性指标的范畴观瞻，其突破性意涵率先外露为以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绩效考核和政绩考核体系，将督促地方官员重新定位，充分厘清政府和市场职责，凸显政府在经济增长，以及资源环境保护、公共服务等涉及公共利益领域需要履行的职责。[37]“十三五”时期，政策手段显然不能作为“主旋律”，必须寻求政策与市场的良性互动。

       约束性指标约束的是政府的行政行为，约束着政府运用多种手段去调控社会资源、合理配置公共资源，约束着政府摒弃种种有悖科学发展观的行为与做法。约束的核心在于承诺的可信度问题。一如“十一五”期间约束性指标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提高到80％，这个指标的要旨在于，政府作为“社会合作”的直接体现者和推动者理应有一种公正的理念。关注民众福祉向来是治国理政的重要着眼点。任一省份不应单一看中一时一地的发展得失，而应“风物长宜放眼量”，着眼于整个经济版图，其要旨是开放的心态和包容的胸襟，而不是蜻蜓点水般回应舆论。

       “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表现出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三大特点，即增长速度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经济结构调整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发展动力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38]从发展导向来看，“十三五”时期更加强调四个导向：一是强调质量与效益。经济发展指标更加体现提质增效与转型升级。国内生产总值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唯GDP的政绩观逐渐转向以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二是强调创新驱动。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从全球范围看，创新驱动是大势所趋。我国要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必须及早转入创新驱动发展轨道，充分发挥科技进步和创新的作用。三是强调民生保障。“十三五”规划将民生福祉这一类指标提前，充分说明了民生的重要性，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要从实际出发，集中力量做好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不断提高公共服务共建能力和共享水平。四是强调绿色发展。走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之路，是突破资源环境瓶颈制约的必然要求，是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任理轩，2015)。

       注释：

       ①参见《2020年实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目标达到60％》，新华社，2014年3月17日。

       ②《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要求“到2020年，全社会研究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到2.5％以上，力争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0％以上，对外技术依存度降低到30％以下，本国人发明专利年度授权量和国际科学论文被引用数均进入世界前5位”。

       ③参见《中国统计年鉴·2015》。

       ④参见《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

       ⑤数据来源于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⑥参见《中国环境状况公报·2015》。

       ⑦参见《中国环境状况公报·2015》。

       ⑧6项空气污染物分别是：二氧化氮、二氧化硫、一氧化碳、臭氧8小时浓度、可吸入颗粒物(PM10)、细颗粒物(PM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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