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183;逻辑#183;偶然：面向偶然的唯物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唯物主义论文,逻辑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的角度来看待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把二者看做是具有某种“家族相似”特征的同一类型的哲学，笼统称之为“历史主义”①。如果说二者有区别，也仅仅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对黑格尔历史哲学的简单“颠倒”，即把建立于唯心主义基础之上的历史哲学体系重新置于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但在最根本的理论思维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一样，都是“历史决定论”，都强调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规律性，都以一种全知全能的视角解释历史，因此，二者都是目的论的，都是封闭的，都是意识形态的工具，都是为政治的合法性作理论诠释。这种观点有一定的理论根据，但本文却宁愿从另一个视角看待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将之称为“面向偶然的唯物主义”。本文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的不同之处在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意识到了偶然性对于历史发展的重要意义，正是在偶然性起作用的地方，关于历史与逻辑、必然与偶然、连续与断裂等概念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同时，“面向偶然的唯物主义”也向人们暗示了对马克思唯物史观进行重新诠释的理论可能性，它将在偶然与唯物主义的二元张力中完成对历史的全新理解。
过去的未来：如何将逻辑赋予历史
曾经有一句古老的谚语：谁不回忆过去，谁就将受到未来的惩罚。这句话的意思无非是说，人们必须将存在过的东西看得与从未存在过的东西一样重要，因为，在过去中孕育着未来，未来乃是从过去生发而来，人类的一切生活和活动、一切创造和遗产都包含在过去之中。正是基于这一点，人们把历史哲学看做是“时间经验的意义形成”②，也就是把历史哲学理解为人类为了理解其现在、预见其未来而用以诠释其过去的那些文化实践的方式、内容和功能的整体。这样一来，就出现了历史与历史哲学的二元存在：一方面是人类世界的真实历史，它由一个个偶然的历史事件构成，是一系列事件的集合体；另一方面是人类的历史意识，是指人们对历史意义的思考、对历史事件的诠释以及对历史发展进程的描绘。这样，就出现了所谓的“历史主义”（historism），它以“宏大叙事”（master－narrative）的方式向读者描述世界的起源与发展，阐释历史的运动与规律，展现未来的前景与目标。一般的，人们认为这种“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是黑格尔与马克思。
从总体上，可以把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看做是一部人类自由精神发展的“史诗”。在这里，“史”是指历史，它强调认识的维度，指对历史事件的理解；而“诗”则强调通过历史而表征出来的精神特质，它带有明显的审美特征。早在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曾就诗与历史的价值问题发表过一段精彩的议论。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历史的价值要低于诗（诗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不仅包括诗人荷马的作品，也包括戏剧，如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作品）。这是因为，“历史学与诗的区别就在于，一个是描述已经发生过的事，而另一个则描述可能发生的事。这样，诗就显得更加哲学化一些，所以它比历史学更重要，因为它道出事情的本质和普遍性，而历史学则只能表示个别事件。”③ 这段话暗示历史学具有最微不足道的价值，因为它只关注偶然发生的特殊事件，而诗却能修改人物和事件，从而使其作为一种象征用以揭示对人类境遇的洞察。这就是说使它们上升到普遍性的高度，并赋之以绝对的重要性。到了19世纪，黑格尔凭借他天才般的理论架构能力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进行了史诗般的描述，完成了人类精神历史上最为气势恢弘的“历史诗学”。对于黑格尔来说，人类历史的发展具有最终的目的，即完成绝对精神的自我认知和自我实现。通过一个个民族丰富而具有差异性的生活形态，绝对精神逐渐展现自身，因此，绝对精神不是一座“不动的雕像”，而是“浩瀚的江河”，它永远处于不断的“扬弃”过程中，通过同时取消和保存先前的东西，绝对精神在辩证运动中达到世界秩序的顶点。同时，人类社会将随着绝对精神的彰显而获得解放，自由将逐渐普遍化，最终在现代国家中得到充分体现和现实化。
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最为突出的特征是逻辑的历史化。在黑格尔看来，“绝对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因此展现为一种合理性的过程。一方面，“理性”是宇宙的实体，就是说，由于“理性”和在理性之中，一切现实才能得以存在和生存；另一方面，“理性”是宇宙的无限动力，尽管历史上的一切行动最初看来都是源于人类的需要、热情、兴趣和才能，但事实上，这只是理性的一种“狡计”（the cunning of reason），个人只是理性为实现其目标而选择的一种工具。特殊的事物比起普遍的事物来，大多显得微乎其微，没有多大价值，绝对精神的目标及其完成完全超越了责任和善恶的动机，它以一种睥睨一切的气概催动自己的战车隆隆向前。这是一种本质主义的历史观。“本质”（essence）一词来源于拉丁词“esse”（to be），它最初源于亚里士多德对生物的考察。亚里士多德认为，任何生物的生命力都是由“终极目标”（final cause）所驱动的，此终极目标要求实现它们的本质，并达到完美。就像一个橡子向着它的目标努力，最终长成一棵橡树一样。亚里士多德的这一思想被人们引入对历史的理解。黑格尔则明确地把人类历史的本质规定为“绝对精神”，并用“写实的”手法把人类历史描述为“绝对精神”从“自由”中产生并最终实现“自由”的意识发展史：古代专制政体里只有专制君主是自由的，而随着绝对精神的彰显，在现代社会必将有愈来愈多的人了解自由是什么，有愈来愈多的人随着国家形式的改变而实际享受自由。就这样，黑格尔把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这些明显冲突的要素不可思议地调和在一个整体之中，透露给人们一种不断进步和发展的乐观精神。
偶然性的反抗：理论的封闭性与现实的开放性
西方理论界普遍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对黑格尔历史哲学的继承和“唯物化”，但并没有摆脱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的决定论的思维方式。与黑格尔用意识的辩证法来说明各民族的物质生活和具体历史相反，马克思用人的物质生活解释人的历史，他强调经济结构在社会生活中的基础性作用，认为人类的世界观、信仰、理想、制度、文化和宗教都是属于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归根到底要受到生产力发展的制约。不是思想制约生活，而是现实生活决定人们的思想观念，因此，马克思主张将对历史的理解置于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他批判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的神秘主义倾向，认为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时，历史发展中的唯心主义观念才会揭掉自己的神秘纱幕。虽然如此，马克思仍然保留了黑格尔历史哲学最核心的观念——历史进步的逻辑。马克思深信，历史发展具有规律性。他把人类社会形态的发展分为五个阶段：亚细亚社会、古代社会、封建社会、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以及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并认为五种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是历史发展本身的自然规律，不管人们的主观愿望如何，都不能违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同时马克思还特别强调了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与共产主义的必然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
基于此，无论在马克思主义内部还是外部，都出现了将唯物史观看作“决定论”的倾向。长久以来，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一直从本质论的角度来理解生产方式，认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最本质内容就是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以及由这种矛盾运动所推动的人类社会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必然结论。而在马克思主义外部，卡尔·波普尔则对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历史主义进行了严厉的抨击。波普尔认为，社会历史发展并无规律性，一切都处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中，在这些变化的背后并没有某种恒定不变的规律在起支配作用，也没有所谓的与社会结构的变化相一致的基本趋向。因此，社会革命不是由理性的计划引发的，而是由社会力量和社会利益的冲突引发的。历史发展的行程绝不能由理性所预先规划，所有关于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预言都注定是“一种乌托邦的梦想”。波普尔批评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社会工程，认为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社会发展模式是“封闭的”，它假定了历史发展的最终目标，而且假定这种目标通过发现构成历史进化基础的“韵律”、“模式”、“规律”或“趋势”是可以达到的。波普尔坚信，“历史发展的行程绝不具有理性建构的形状，尽管这些建构是优秀的，甚至大家公认这类纲领可能产生某种影响，而且伴随着许多其他较少理性的（甚至是完全非理性的）因素”，事实上，“没有什么环境能够使得理性计划的结果变成一种稳定的结构，因为力量的平衡必然引发变化”，因此，“真正的结果将总是与理性的建构大异其趣的”。④
波普尔的批评并非完全没有道理。19世纪以来，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马克思关于历史发展的许多具体结论被打破了。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在资本主义并不发达的俄国，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却取得了胜利，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这里，出现了一个最令人困惑的局面。因为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社会主义的胜利首先应该出现在欧美，应该是几个国家同时取得胜利，而“十月革命”之前的俄国显然是落后于欧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事实发生的情况与马克思的预言恰恰相反，以至于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直言不讳地把“十月革命”称为“反对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的革命”⑤。其实，历史与任何将要描述它的理论相比，在内容上往往更丰富、更多变、更有生气、也更微妙，因此，在现实与描述它的理论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裂隙，这在根本上是理论的封闭性与现实的开放性之间的矛盾。
对于黑格尔来说，这种理论的封闭性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在黑格尔那里，构成任何历史时期本质的内在本原是简单的，它无非是这一世界的自我意识的最抽象形式，构成某个历史世界具体生活的所有因素（经济制度、社会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习俗、道德、艺术、宗教、哲学乃至战争、战役等）都可以被归结为一个统一的内在本原。以罗马为例，它的宏伟历史、制度、危机和事业都被归为抽象法人的内在本原，但在这一简单的本原中，却出现了它自身的矛盾，即禁欲主义，正是这对矛盾促使罗马四分五裂，从而被中世纪的基督教世界所取代。毫无疑问，这种过程简单的本原矛盾观把无限丰富的历史内容大大删减了，矛盾的任务只是魔术般地推动历史世界的具体内容去达到意识形态的目的。也就是说，在黑格尔那里，所谓的辩证发展是指原始统一体在把自己撕裂成为两个对立面的同时实现了自己的异化，使自己成为既是自己又是他物的存在；而这两个对立面则在两重性中具有统一性，在外在性中具有内在性。所以，它们各自是对方的对立面和抽象，由于每个对立面都是对方的自在形式，它也就不知不觉地成为对方的抽象，直到恢复原有的统一性为止。也就是说，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新鲜或偶然的事物，一切都已经包含在最初的统一体中，无论其后如何变化，并没有体系外的因素参与其中。
对于马克思的理论来说，情况有些复杂。恩格斯以及大多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在表面上是偶然性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⑥。这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研究历史的关键在于找到历史发展的根本规律，找到这一规律就等于找到破解一切历史难题的钥匙。但是，对于马克思本人来说，历史的分析却并非如此一元化，因为各个历史事件都是独特的，都有其自身的特点，要针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而不能用一个公式套用所有的历史事件。比如，马克思在1877年《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就对米海洛夫斯基进行了这样的批评：“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⑦ 马克思在讲完这段话以后，举例说明自己的观点。他指出：古代罗马耕种自己小块土地的自由农民的土地也曾经被剥夺，与自己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相分离，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罗马失去土地的农民并没有变成雇佣工人，却成为无所事事的游民，和他们同时发展起来的也不是西欧那样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是奴隶占有制。据此，马克思得出结论：“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⑧ 马克思的批评旨在表明，一般的历史哲学理论并不能涵盖历史的全部意蕴，必须在具体的分析中对历史事件进行理论解释和评价。依循这一思路，我们便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明显地看到一种与本质主义的决定论全然不同的历史解释方法。这种解释生动而富于戏剧性，考察了各方力量与立场，而不是一种简单的公式套用，它更像一个寓言故事，让人们体味其中丰富的象征意蕴，而不是匆匆忙忙地将各种丰富的细节压缩到干瘪的逻辑中。事实上，将无数复杂、琐碎和丰富的因素归结为一个主要动因，无疑会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变得粗糙，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必须慎重对待历史中的偶然性。
面向偶然的唯物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新理解
在19世纪，德国的戏剧作家蒂克曾经写作过一幕讽刺剧。这是一个剧中剧：舞台上，一个名叫胆小鬼的人骑着一头驴走在路上，突遇暴雨。胆小鬼说：“这与本剧不相干。我的角色里没有说要下雨的啊，我要被淋湿了。”于是，他拉铃叫出舞台技师，问：“怎么下起雨啦？”技师说：“观众们喜欢看暴风骤雨。”胆小鬼说：“庄严的历史剧不能有下雨。”是啊，在庄严的历史剧中间突然下起雨来，这的确超乎胆小鬼的预料，这场没有写在剧本中的暴雨让胆小鬼不知所措。然而，在现实的生活中，确实有许多人曾经期待按照一个既定的剧本顺理成章地走向某个终点。也许从心理学的角度说，那种认为世界有起源、开端和终结的目的论哲学会给人们的好奇心提供某种安慰，但从政治效果看，那种单一强调某种价值的一元论思维无疑会使历史哲学成为某些权力阶级推行自己价值观念的最为得心应手的工具。因此，有必要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重新解释，抛弃所谓的关于“起点”与“终结”以及“预成论”的观点，必须把偶然性纳入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体系中来。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上，真正对偶然性引起高度重视的理论家是阿尔都塞。阿尔都塞指出，长久以来，人们一直从本质论的角度来理解生产方式，认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最本质内容就是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以及由这种矛盾运动所推动的人类社会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必然结论。而马克思本人虽然清楚地意识到偶然论的生产方式的产生，但出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目的，故意放弃了历史偶然论的逻辑线索，使之成为马克思唯物主义传统中的“潜流”。于是，阿尔都塞在晚年提出了“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aleatory materialism）这一命题。对于晚年的阿尔都塞来说，他日益明确地试图将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从黑格尔式的历史主义中解脱出来，警告人们要小心“提前写作将来史”，强调“起源问题是荒谬的”、“历史没有目的”。他甚至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的研究主题是“历史偶然论的生产方式的产生历史”。他是这样论证的：首先，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构成要素（拥有资本的资产阶级、除了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的劳动者以及生产资料与生产工具等）都各有其独立的发展历史，是自己历史发展的产物，它们像伊壁鸠鲁所说的原子一样在虚空中飘落，本身并没有任何必然的方向。但是，正是在这一飘落过程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以及一切必备的生产要素相遇了，由此产生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其次，阿尔都塞在《潜流》中坚称，如果相遇产生了一个“世界”，那么，这次相遇就必须是持久性的，而不应该仅仅是“邂逅”。持久性的相遇是一切现实、一切必然性、一切意义和一切因由的根基。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之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经有所萌芽，资产者和无产者就曾经相遇过，但这只是一种偶然的、暂时而并非持久的相遇。只有随着历史的发展，资本、生产资料、生产技术（工具、机器以及生产经验和技术技巧）和生产者不断积累，持续不断地相遇，才能形成稳定的资本主义结构，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才能探讨关于价值与剩余价值以及资本主义生产与再生产的规律。如果没有基于诸要素的偶然相遇所产生的既定事实，就不可能出现表述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规律。如果将阿尔都塞的解释与马克思对米海洛夫斯基的批评对照看，我们就会发现，也许阿尔都塞关于《资本论》的逻辑线索的解释不尽符合马克思的原意，但他对一般的历史理论的滥用的反对却与马克思的立场相一致，而他所提出的“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的命题更是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
事实上，历史本身并没有目标和原因，历史之所以是历史，仅仅因为它是事物在时间上留下的轨迹。从整体上看，所有社会现象的产生都是一种多重原因和结构相互作用的结果。我们永远不能在理论上或普通的行动上完全理解社会生活的某一个方面，而不将其与社会生活的其他侧面联系起来。没有一种社会现象不或多或少地受到同一社会的其他部分的影响。“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表明，人类的历史发展是各个元素系统的偶然结合，在结合之前，构成历史的诸要素像原子一样在各自的体系内自我衍生、自我发展，每种要素的发展形势都有其内在价值，并存在向未来发展的无限可能性。随着诸元素持续不断地相遇并形成“世界”，历史才会具有某种结构，从而使人的目的和意愿的实现成为可能。但是，在这一结构形成之前，人们无法预测相遇的内在本质。每次相遇都是偶然的，不仅是它的起源——没有什么能保证一次确定性的相遇——而且也包括它的结果。除非通过从结果到开端的向后回溯，才能确定相遇的诸要素的意义和作用。这也就是说，历史的因果性常常是原因在结果的时间之后。在形成稳定结构的一刹那，也许每个元素都不包含有合目的性的原因，但所有元素的共同作用却能出现一种更高层次的合目的性的结果。然而，历史的辩证发展在于，诸要素并不是在结构形成之后便停止运动，恰恰相反，构成历史的诸要素仍然处于永恒的运动和自我衍化过程中，在历史发展的下一个节点，将会发生另外一次偶然的相遇，并形成新的结构，历史就这样在多维节点到一维的连续之间振荡。这样一来，历史就既是目的又是手段，它在不断的运动过程中既实现自己的工具价值，又实现自身的本体价值。尽管历史的终极意义不存在，可历史还是有意义的，但这种意义只在作为现实的相遇中浮现。
当然，应该强调指出的是，“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并非只强调偶然性而否定必然性，历史并非像波普尔所说的，只是一系列个体事件的集合。事实上，历史的发展的确是具有某种规律性的。但这种规律性并不是一种连续的必然性，而只是事物相遇之后的“生成—必然性”，这种必然性与黑格尔式的历史决定论完全不同。对于“偶然唯物主义”来说，历史发展的总体并不具有固定的目标与方向，因为一旦人们为历史发展设定了目标，那么，无论目标有多远，它总有终结的时候，目的论之后的历史便会成为这类历史理论的最大难题。“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更加强调历史的动态性，同时强调基于断裂基础上的历史必然性。这种必然性不能决定历史的整体发展趋势，但却能支配历史在某一个阶段上的发展趋向，直至新的社会结构形成为止。事实上，为了更形象地解释“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这一全新的唯物主义观点，阿尔都塞曾经提出过一个“跳上疾驶的火车”的比喻。他指出，唯心主义哲学家（例如黑格尔）在乘火车的时候，早就知道始发站和终点站，旅行的开始和结束，就好像知道人类、历史、世界的起源和命运一样。与之相反，唯物论的哲学家则像美国西部片中的英雄那样，总是跳上“疾驶的火车”的人。这样的哲学家，并不知道起源、第一原理和目的地。他乘着疾驶的火车，坐在座位上，或者在车厢里来回走动与旅客聊天，他不能预测将要发生什么，总会碰上意外地、偶然发生的事情，不论是关于火车的，还是关于旅客和车窗能看到的。总之，唯物论者并不像唯心论哲学家那样，记录产生所有意义的起源、原理，或者记录从第一绝对原因引出的结果。从这种唯物论原则出发，人们的实践必将从起源和目的所封闭的圆圈中逃离出来，从而展现出完全不同的意义。
如此一来，“被抛入”历史的人们就像跳上列车的英雄一样，无法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预言它的终结，只能在历史不断发展的各个结构化的共时性阶段思考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的规律性，因此，必须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思考历史事件的偶然性，否则就丧失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根本立场。在这里，“唯物主义”绝不是指构成世界的本原与基础的物质性因素，而是指一种实践原则，一种从社会生活的根基观察社会生活的方法。正如马克思所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过程，在历史上出现的一切社会关系和国家关系，一切宗教制度和法律制度，一切理论观点，只有理解了每一个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物质条件中被引申出来的时候，才能理解。”⑨ 在否定了所谓原始哲学的这个意识形态神话之后，必须把承认一切具体对象具有复杂结构的既与性上升为原则，因此，不论认识的根源可以向上追溯得如何遥远，我们所找到的也不再是原始的本质，而始终是一种既与性；不再是任何简单的统一体，而只是有结构的复杂统一体。因此，对于一个事件来说，它是由各种不同的、相互异质的决定因素相互融合、压缩和制约而构成的一个复杂的整体。这一复杂的整体不能被还原为单一的要素，因为它不是复数并存的多元体，层次和水平也不是等质的。虽然具有最终的决定性层次，但它对于矛盾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是间接的，矛盾的发展要受其所处的具体环境和矛盾的内部斗争等多种因素所决定。同时，这种“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还承认历史现实的开放性，承认新奇偶发事件的介入，承认历史的断裂。这样一来，在黑格尔那里简单抽象的矛盾便被置于了具体的历史情境之中。这意味着，真实的矛盾总是同具体的环境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因而真实矛盾只有通过环境并在环境之中才是可被辨认的和可以捉摸得到的，而这才是唯物主义最根本的含义。
注释：
① 事实上，人们对“历史主义”这一用语的使用相当复杂，甚至相互冲突。大体上，主要的用法有三种：第一种，以弗里德里希·梅耐克为代表，从普遍主义与相对主义的对立出发，认为“历史主义”的本质在于“用个体主义的观察视角取代关于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主义的观念”，主张用相对性的观点考察历史事件，从而放弃任何试图寻找人类生活的一般法则和一般类型的企图。第二种，以兰克为代表，从浪漫主义与写实主义的对立出发，认为“历史主义”就是如其所是地寻求对其他时代的理解。他把历史研究局限在对实际的、一次性发生的特殊事件的解释上，反对对历史发展进程和趋势进行主观的推测和预言。历史主义的第三种用法是由卡尔·波普尔提出的。波普尔把历史主义看作是一种社会科学方法，这种社会科学把对历史进行预测视为其原则目标，并认为这一目标可通过发现潜藏于历史演进的底层的“节奏”、“类型”、“法则”或“趋向”而获得，并认为它们将“帮助我们揭示政治的未来”。本文采取的是关于“历史主义”的第三种用法。
② 约恩·吕森：《历史思考的新途径》，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
③ Kelley,D.R.Versions of History from Antiquity to the Enlightment.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1,P.60.
④ 戴维·米勒编：《开放的思想和社会：波普尔思想精粹》，张之沧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23～324页。
⑤ 葛兰西：《葛兰西文选》，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7页。
⑦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30、131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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