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恩来论文,中国论文,特色论文,社会主义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何根据中国的国情建设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充满生机与活力？从1956年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和中共八大一次会议开始，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对这个问题的艰难探索。作为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周恩来在这一过程中，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和主张。这些思想和主张对后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最终形成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
中国革命的成功是因为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应适合中国的特点，走自己的路。列宁早在1923年就说过：俄国的革命表现了某些特殊性。而在“那些人口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色。”（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690、692页。）但是，在很长一段时期，苏联模式成为共产主义运动的唯一模式。革命和建设，不能讲民族特色。而苏联模式无论在苏联、东欧，还是在中国均暴露出许多弊端，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因此，按照苏联模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注：1959年12月—1960年2月毛泽东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身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不能按照苏联模式，要走自己的路。他在50年代初就指出：我们不能照搬苏联的经验，“不能说苏联怎样，我们就必须怎样，我们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分析研究，要有创造发展。”（注：转引自《周恩来的思维艺术》第70页。）1963年，他在总结建国后14年的经验时多次指出：我们有政治工作、革命工作和战争方面的经验，但对于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经验。因此，第一个五年计划主要是照抄苏联的经验，搞了许多不适合中国国情的东西。又说，社会主义阵营建设社会主义还没有一套完整的成功的经验，我们要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注：转引自1963年10月1日接见西哈努克亲王私人顾问时的谈话和10月12日在中央和国务院召开的会议上的讲话。）在这里，周恩来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要根据中国的国情走自己的路。即：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要建设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就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从国情出发。周恩来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非常重视对国情的分析和研究。
周恩来认为中国的基本国情就是国家大、人口多、底子薄，经济发展不平衡。从这个国情出发，周恩来提出了在革命胜利以后，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只有这样，才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他在开国伊始的一次全国性专业会上指出：“生产是我们新中国的基本任务。”（注：《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页。）1950年5月，他对党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作报告时又指出：解放战争在全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我们中心工作就是恢复和发展生产；我们看问题和决定政策都要以生产为中心。1952年，他在主持起草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任务草案时指出：全党的领导和工作重心要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特别是工业建设方面来。1954年在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时，他明确指出：“经济建设工作在整个国家中已经居于首要地位。”（注：《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33页。）正是由于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建国仅仅三年就迅速恢复了遭受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接着又提前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改变我国贫穷落后的状况。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始终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使我国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周恩来的经济思想为现行的党的基本路线奠定了基础。
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周恩来指出：在经济工作中，要实事求是，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周恩来认为，中国“一穷二白”，不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把贫穷落后的帽子甩掉，他提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长期的，应该有步骤、不急躁地前进。他提醒人们要有思想准备和长期奋斗的精神。但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一些领导人不够谨慎，头脑发热，产生了急躁冒进情绪和急于求成的倾向。周恩来及时指出：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不要光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热火朝天很好，但应谨慎，要多和快，还要好和省，要有利于提高劳动效率。但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越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注：《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90页。）随后，他对1956年的冒进倾向进行了纠正，对高指标做了“压一压”的工作，把1956年基本建设投资由170亿元压到140亿元，使1956年度国民经济计划比较符合实际。这一计划的执行使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从而提前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所规定的主要指标。1956年9月，周恩来在向中共八大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报告》时提出了经济建设的方针：“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注：《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18页。）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周恩来主持制定了1957年度的国民经济计划。由于正确地吸取了1956年“反冒进”的成功经验，使1957年的经济工作成为建国以来最好的年份之一。后来，由于违背了这一方针，导致了1958-1960年的“大跃进”，造成了三年严重经济困难，人民吃不上饭。1961年3月，周恩来在总结“大跃进”的教训时指出：“这几年来，我们调查研究很少，实事求是也差，因而‘五风’刮起来就不容易一下子得到纠正。”（注：《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13页。）所以，周恩来反复强调：要搞好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调查研究，实事求是”，治理国家的理论、原则、方针和政策，都要切合中国的实际。
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周恩来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越来越接近科学。他在论述过渡时期总路线时说过：“什么叫做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最基本的就是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取消了生产资料的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归国家所有了，就是农业、手工业集体化了。”（注：《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05页。）这是他对社会主义含义的初步认识。到1956年随着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不少人认为这就进入社会主义了，已经完成过渡了。周恩来适时提出过渡时期有两个过渡：一个是三大改造，一个是国家的工业化。他说：“现在，有这样一种说法，我们现在已经进入社会主义了，是不是对呢？也可以这样说，不过不怎么准确。因为有两种过渡嘛！”（注：《在全国政协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2月6日版。）周恩来认为：完全进入就得建成社会主义，而建成社会主义就得消灭剥削和贫困，还要消灭愚昧。“不然，会给人们一种错觉，以为我们现在已经进入社会主义了，原来社会主义就是这样。”（注：《在杭州群众大会上的讲话》，1957年3月24日版。）在这里，周恩来把社会主义区分为建成前的不完全的社会主义和建成后的完全的社会主义，这一思想对新时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无疑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1961年，周恩来在同西欧一位外宾谈话时指出：“我们把在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看作是一个长期的任务”，“社会主义是指生产关系而言，同时也表现在生产力上”，“现在中国很贫穷，很落后，离富强的要求还很远，需几十年才能赶上去。因此我们党和国家的政策和指导思想是一切为了有利于生产关系的改造、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财富的增加。如果政策上收不到以上效果，那就应该予以纠正。”（注：转引自《周恩来和他的事业》，第641页。）1962年1月，他对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书面报告草稿，提出应当“把所有制的改变要根据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农民觉悟程度来决定的意思补写进去”。4月，他又在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批评了长期以来流行的脱离生产力的发展，孤立地追求生产关系变革的非马克思主义倾向。他把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作为社会主义的重要标志，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二
周恩来作为国务院总理、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为寻求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提出了许多在今天看来仍不失科学光彩的思想，从而为我们党探索和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铺石、奠基。
第一，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
早在1954年一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周恩来就说：“我们伟大的人民的革命目的，是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下面，最后也从资本主义的束缚下和小生产的限制下面，解放我们的生产力，使我国的经济能够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得到有计划的迅速发展。”（注：《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32页。）1956年社会主义道路确立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变化，工作重点也应随之转移。周恩来在1956在关于知识分子的报告中又指出：“我们所以要建设社会主义，归根到底，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不断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注：《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59页。）周恩来的这一思想在八大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中共八大的工作报告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内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发展社会生产力，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逐步满足人民已经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显然，八大确定的这一任务，实际已经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就是发展生产力。可惜的是，这个正确的思想被后来的“左”倾错误所取代，发展生产力这个中心任务被扔到了一边。正如邓小平所说：“从1957年开始我们的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中国实际上从1958年开始到1978年二十年间，长期处于停滞和徘徊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注：《邓小平同志重要讲话》，1987年2月7日版，第32页。）基于这种沉痛的教训，邓小平极其深刻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他说：“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我们讲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的含义是什么？就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就是要求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财富极大丰富，所以，社会主义阶段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53-54页。），由此可见，邓小平关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论述与周恩来关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论述是一脉相承的。
第二，提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
苏联工业化的道路是以重压轻，以重压农，用剥夺农民的办法，通过工农业的剪刀差实现高积累来发展重工业，结果造成重工业的片面发展和农业与轻工业的落后。我国“一五”期间主要是按照苏联的经验，强调发展重工业，结果造成资金材料紧张，日用品短缺。针对这一情况，周恩来首先强调建立工业化是十分重要的。他说：“任何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总要有点独立的能力。”“太小的国家原料很缺，不可能不依靠旁的国家。而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就必须建立自己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不然一旦风吹草动，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支援我们完全解决问题。”（注：《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32页。）周恩来强调指出，建立工业体系意义十分重大：从国内的要求来看，就可以迅速改变国民经济长期的落后状况；从国际的要求来看，就可以增强保卫世界和平的力量。因此，那种以为不要建立自己完整的工业体系而专门靠国际援助的依赖思想是错误的。但是，关起门来搞建设也是错误的。周恩来提出了要实现工业化的两种方法：一是要处理好农轻重的关系；二是要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要争取外援。周恩来指出：如果不处理好农轻重的关系，过分强调重工业，不关心人民生活，让人民过分地束紧裤带，把资金用于工业化建设，必然会损伤人民的积极性，重工业也不能发展。即使发展了，也得停下来。苏联和东欧的情况都说明了这一点。周恩来强调了“要重工业，又要人民”的思想，明确指出：“我们的方针是，农业放在首要地位，按照农轻重的次序来安排经济计划。”这就指明了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必须是在大力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的基础上发展重工业。
我国搞经济建设要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要争取外援。周恩来说：“吸收外国的长处化为我们民族的长处，这是我们民族的传统。我们要把外国一切好的经验、好的技术都要学过来为我所用。”（注：《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41页。）周恩来指出：“我们不仅要向发达的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落后的国家也可以学习；不仅要向友好的国家学习，就是敌人也可以说。我们反对的是美国的反动集团，对于有利于人民的技术，有利于人民的知识，我们还是欢迎的，还是要学习的。科学是没有国界的，拒绝向外国学习是不对的。”周恩来向外国学习的观点，是邓小平开放政策的理论基础。邓小平说：“我们总结了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封闭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67页。）
周恩来的上述思想，虽然是讲中国的工业化问题，但其精神实质是要走一条有别于苏联模式、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
第三，提出了要改变中央高度集权的经济管理体制。
周恩来提出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方面的积极性。首先，中央要向地方分权。这个问题是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周恩来作了系统的研究和发挥。周恩来在1956年6月23日的讲话中指出：（一）分权的目的是便于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也便于广大劳动人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他认为：“实行中央和地方分权是为了发展生产，不是为了缩小或妨碍生产。社会生产力大发展不能光靠集权。苏联过去集权多了，地方权利小了，这是一个经验教训，是一面镜子。”周恩来论述了分权与集权的辩证关系：“适当分权于地方就会更好地集权于中央。”“好些事情你就不太了解，集权太多势必造成官僚主义；只有把权分给地方，然后你才有权去检查地方，然后你才能掌握几件重要的大权。所以，分权给地方正是要更好地巩固中央的领导。使中央有权，地方也有权，真正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二）分权的原则是：“改进体制的中心不要放在现有的厂矿企业，而主要的是使地方有权……地方除了有党权、财政（行政权）外，还要有人权、财权。有权才能增加生产。”（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回顾》下卷，第787-788页。）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周恩来分权的着眼点主要是给地方尤其是企业以人权、财权和企业生产经营权，并力图使中央从繁重的日常事务中解脱出来，以便有较充裕的时间思考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性、方针性问题。
其次，在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允许多种形式的公有制并存，在经营管理上，应灵活多样，方便群众。周恩来在“二五”计划建设报告中指出：我们应当在适当的范围内，更好地运用价值规律来影响那些不必要由国家统购包销的、产值不大的、品种繁多的工农业产品的生产，以满足人民多样的生活需要。因此，“在国家统一市场的领导下，将有计划地组织一部分自由市场；在一定范围内，将实行产品的自产自销；对某些日用品，将推行选购的办法；对所有商品，将实行按质分等论价的办法，这将会对国家的统一市场起有益的补充作用。”（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第216页。）1957年4月，周恩来在国务院第44次会议上说：“主流是社会主义，小的给些自由，这样可以帮助社会主义的发展……大概工、农、商、学、兵，除了兵以外，每行都可以来点自由，搞一点私营的……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搞一点私营的，活一点有好处。”（注：《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第164页。）
50年代的体制改革由于没有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所以很难取得多大成效。尽管如此，周恩来在经济体制方面所作的积极探索，为邓小平设计改革方针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
第四，在政治体制上，提出了“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的思想。
针对国内阶级关系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也由于对苏联和东欧国家教训的注意，1956年7月，周恩来就明确指出：“现在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应该是：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这一方面是形势许可，另一方面是从整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中得来的经验。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消灭剥削阶级。专政的权力虽然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但这个权力是相当集中相当大的，如果处理不好，就容易忽视民主。苏联的历史经验可以借鉴。所以我们要时常警惕，要经常注意扩大民主，这一点更带有本质的意义。”（注：《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41页。）为此，就要在国家制度上想一些办法，使民主扩大。政府要允许人民代表批评自己的错误，参加政府工作的检查，一直到检查公安、司法工作。中央和地方要互相监督，推动工作，减少官僚主义。他强调要学习资产阶级民主的某些形式。他说：资本主义国家制度我们不能学，那是剥削阶级的剥削制度，但是，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还是可以学的，这能够使我们从不同方面来发现问题。
在中共和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周恩来对毛泽东“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也作了重要阐述。他认为：民主党派联系资产阶级和上层知识分子，能听到共产党听不到的意见。求大同，存小异，保持这个作用，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都有利。周恩来的这些思想，为我国的政治体制建设和改革提供了重要思路。
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进程中，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领导人，从不同角度和不同方面贡献了许多重要的思想。就周恩来而言，他所提出的上述思想被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证明是正确的。遗憾的是，这种探索出现了曲折，没有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出现了像“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灾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在前人探索成果的基础上，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创立了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可以说，这个理论凝聚着包括周恩来在内的许多老一辈革命家的心血和智慧。
三
周恩来不仅探索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而且还指明要把中国建成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的问题。他最早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注：《毛泽东思想研究》，93年第4期，第48页。）
1954年9月，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宣布：“我们的经济原来是很落后的，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注：《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41页。）这是对四个现代化的最早表述。1963年1月，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周恩来又指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后来，在三届人大和四届人大上，四个现代化都被确定为我们国家在本世纪的奋斗目标。邓小平所确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分三步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步骤，就是毛泽东、周恩来提出并规划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继续和发展。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战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设想在1964年的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第一次提出：“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和现代化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可以按两步来考虑。”在1975年四届人大上，周恩来重申了分两步走的设想：第一步，用15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但是，上述目标，由于十年动乱没有实现。1978年，五届人大重新提出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并且在战略部署上作了三个阶段的安排：规定到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各工业部门的重要环节基本掌握现代化科学技术；到2000年，全面实现现代化，实现主要产品和生产工业的现代化，各项经济指标分别接近、赶上和超过当时世界先进水平，使我国的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这个计划虽然宏伟，但严重脱离我国的国情，盲目追求高速度、高指标，用23年的时间实现四化，是不现实的。从上述可知，要想实现四化，一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二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走中国自己的道路。
贫穷落后的特殊国情，不能不制约着经济发展的规模和速度。这就决定了要发展生产力，实现四个现代化不能急于求成，而需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必须有步骤、分阶段地进行。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思想的基础上，立足于国情，提出了分三步来实现四化的战略思想和战略目标。这个战略目标防止了急于求成、不切实际的盲目现象；避免了过去长期片面追求产值速度而不顾经济效益的错误；重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把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的改善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周恩来对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探索，是我们党的宝贵的思想财富，对此，我们应加以认真的学习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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