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人权与人的世纪——论开明派的政治文化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开明论文,与人论文,人权论文,民主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1927年4月12日，国民党军队在上海宝山路大开杀戒，示威群众伤亡惨重。史称“四一二”惨案。
第二天，胡愈之给蔡元培、吴稚晖和李石曾三名国民党元老写信，就国民党军队的“灭绝人道之暴行”提出严正抗议。抗议书说：“党国大计，纷纭万端，非弟等所愿过问，惟目睹此率兽食人之惨剧，则万难苟安缄默。弟等诚不忍见闸北数十万居民于遭李宝章、毕庶澄残杀之余，复在青天白日旗下，遭革命军队之屠戳。”（注：胡愈之：《就四一二惨案对国民党的抗议书》，《胡愈之文集》第2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72页。）同时在抗议书上签名的还有郑振铎、冯次行、章锡琛、周予同、吴觉农和李石岑。这7人，大部分是开明派（注：20世纪20年代中叶到40年代末，叶圣陶、夏丐尊、朱自清、丰子恺、胡愈之、周予同、匡互生、刘熏宇等一批江浙籍的文学研究会作家和立达学会会员，以相近的文化背景、文化气质、文化倾向和审美趣味自然聚集在一起，依托《我们》、《立达》、《一般》、《中学生》等杂志和我们社、立达学会、开明书店等机构，在文化、教育和文学领域孜孜不倦地耕耘，以其稳健而稳定的文化倾向和文化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一个可称为“开明派”的文学文化流派。参见笔者《一个独特的文学文化流派——“开明派”论略》（《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从“我们”到“开明”》（《浙江学刊》2003年第3期》等。）成员，其余的也与开明派有着或深或浅的联系。
对这份抗议书作一粗略扫描，可以得出这样几点印象：一，他们不是职业政治家甚至不是对政治有特别兴趣的人，他们只是一群文人书生；二，他们有着强烈的正义感和人道主义精神，追求社会正义和天赋人权；三，在大是大非面前，他们决不苟安缄默，而是挺身而出，仗义直言，不考虑个人的安危得失。
这三个特点恰恰概括了开明派的政治态度。
开明派成员基本为新文学作家和文化教育工作者，他们以文化教育出版为业，以弘扬民族文化和发展新文化为己任，除此而外，他们始终保持相对低调超脱的作派，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不参加任何政治性强的社会团体，对政党政治更是深具戒心，除胡愈之（注：1933年9月胡愈之参加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秘密党员。其党员身份直至半个世纪后他逝世时才公开。）外，其他人极少有党派背景。叶圣陶在谈到开明书店的时候说：“开明书店是一些同志的结合体。这所谓同志，并不是信奉什么主义，在主义方面的同志，也不是参加什么党派，党派方面的同志。只是说我们这些人在意趣上互相理解，在感情上彼此融洽，大家愿意认认真真做点儿事，不求名，不图利，却不敢忽略对于社会的贡献。”（注：叶圣陶：《开明书店二十年》，《叶圣陶集》第6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224页。）但他们又生活在一个剧烈振荡的时代，一个黑暗与光明殊死搏战的时代，一个社会政治色彩空前强烈、社会政治斗争渗透到生活每一个角落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不管你对政治持什么态度，政治会找上门来，裹胁着你推动着你，并让你在政治主演的活剧中扮演一个角色。这就决定了开明派不可能与政治绝缘。实际上，开明派在他们所信奉所坚持的启蒙主义精神和平民主义立场中，就包含着民主、平等、自由、人权等现代政治的基本理念，而开明派也确实运用这些理念批判现实政治，主持正义人权，反对专制独裁，为社会的进步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一般而言，在抗战之前，他们纯就政治问题发言的时候不算多，最早的大约就要算胡愈之等人为“四一二”大屠杀给国民党的抗议信了。在20世纪30年代上半叶，由于国民党实行白色恐怖，他们以沉默的方式表示对政治的戒惧抵抗，这正如章锡琛在《新女性》的《废刊词》中所表露的，“左倾一点吧？在这党的权力高于一切的党治国家之下，也许因此被认为赤化，砍掉脑袋。虽然也是快事，可惜我们还没有这种勇气。”（注：编者（章锡琛）：《废刊词》，《新女性》第4卷第12号，1929年12月1日。）明显的变化发生在40年代。随着民族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和国统区民主运动的逐步高涨，开明派也和全国人民一道，要求民主、自由、人权，反对国民党统治集团对人民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发表了大量的声明抗议，1946年6月15日叶圣陶和王伯祥、周予同、郭绍虞、徐调孚、顾均正、傅彬然发表的质疑国民党遵守“双十协定”的《“十五天后能和平吗？”》和1947年2月朱自清等北平13教授发表的“抗议北平当局任意逮捕人民宣言”等等都是显例。不过，这些矛头针对专制独裁的抗议声明是有正义感有勇气的知识分子必然会有的政治反应，也是属于纯政治领域的东西，而本文所要探讨的是他们文化观念中所包含的并足以显示这一文化流派特点的政治文化。
在开明派中，最具有政治家素质的无疑是胡愈之。他每每就国际国内政治问题发表看法，目光敏锐，视野开阔，下笔深刻有力，体现了一个著名政论家的思想功力，也在无形之中引导着开明派的政治文化取向。而作为开明派的精神领袖，叶圣陶在某种意义上担负着开明派发言人的角色，所以除胡愈之而外，论述政治思想观念问题最多的大约要数叶圣陶。其他人如朱自清等也常就政治问题发表看法，但基本是出于一个知识分子的现实义愤，他们并无意从学理层面构建政治文化的系统主张。基于此，对于开明派的政治思想观念，这里不打算像分析一个政治思想派别那样从纯政治学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角度着手，也无意要求其政治思想观念的体系性和严密性，而着重揭示其在政治文化上具有代表性的若干特点。
二
叶圣陶在谈到政治问题的时候有一个看法，即“此日而为政治家，其人必先为教育家”（注：叶圣陶：《政治家》，《叶圣陶集》第6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02页。），这是说政治家治国与教育家育人有某种共通之处。同样，开明派在涉及政治文化的时候，也与他们在涉及教育文化和语言文化的时候一样有一个共同的思路，那就是贯穿始终的启蒙主义精神和平民主义立场（注：他们都出身于平民，也没有留学欧美的教育背景，他们与平民大众有更多的情感勾连，习惯于从平民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有着一种源于土地的质朴和平民气质。这在很大程度上次定了他们的平民主义立场。）。
这一基本思路，决定了开明派对民主和人权的格外关注。
民主和人权是欧洲启蒙主义的基本理念，也是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价值目标，是新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曾在“五四”反封建思想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而在现实政治斗争中，它又具备了鲜明的政治批判性，成为反法西斯独裁专制的重要思想武器。开明派既在文化传播中向全社会尤其是青年努力传导民主和人权的精神观念，也在政治斗争中运用这一武器积极向独裁者宣战。在他们那里，文化主张与政治斗争获得了高度统一。
在开明派的政治文化理念中，启蒙主义的“人”的价值观念始终是第一位的。在他们看来，人的观念本身就包含着民主、平等、自由、人权的精神。人就意味着人格的平等，精神的自由，社会关系的民主，享有基本的天赋的权利，这在推翻了皇权的现代社会，在民主精神高扬的人的时代，是最起码的社会价值准则。现实政治中的“独裁专制”与封建主义的“非人”一样都具有反“人”的本质。因此，人的理论不仅可以用于反封建的思想斗争，也可以用于反独裁统治的政治斗争。1944年叶圣陶说过这样一段话：“民主的涵义，细说起来可以写一本厚厚的书；可是简单扼要的说，也不过要真正做到‘人当人待，事当事做’。”“‘人’是人权完满无缺的人，包括被尊重跟自己尊重……无论什么人被待跟自待都当个‘人’，还会有被欺侮，被压迫，乃至自暴自弃，为非作歹的情形吗？”（注：叶圣陶：《纪念辛亥革命》，《叶圣陶集》第6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68～69页。）这段话用最通俗直白的语言道出民主的真谛还在于“立人”。在不同的场合叶圣陶反复强调这种观念，《开明少年》创刊的时候他说：“在今后的我国，在今后的世界，个人必须做个全新的人。怎么叫做全新，说起来可以有很多话，但是‘开明’两个字也可以包括了。开是开通，明是明白。侵略人家，欺侮人家，妨碍人家的自由，剥夺人家的幸福，就是不开通，不明白。这样的人无论如何要不得，由他治理一地的事，便是一地的祸患，由他治理一国的事，便是一国的甚至世界的灾难。协和人家，帮助人家，尊重人家的自由，顾全人家的幸福，就是开通、明白。这样的人遍于一地，便是一地的康乐，遍于一国，便是一国的荣华：现在人们自己勉励的，就是作这样的人——开明的人。”（注：叶圣陶：《〈开明少年〉发刊辞》，《叶圣陶集》第18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37页。）人是民主的出发点，也是民主的最终价值目标。
民主是一种观念，也是一种手段。作为观念的时候，它的意义更多的体现在文化层面上，而作为手段的时候，它便被赋予了更多的政治意义。“五四”时代“民主”与封建宗法观念相对时，意味着人格的平等精神的解放；而三四十年代“民主”与法西斯独裁统治相对时，就意味着人民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基本权利的获得，和人的从精神到物质的全面解放。这其中，既包含了观念层面，也包含了非常现实的手段层面，即民主的实现。但如何实现，平民主义知识分子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思路有明显差异。胡适、徐志摩、罗隆基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西方政治文化传统的熟稔和偏爱，使他们自然选择了西式的议会民主道路，设想以立法来体现对国家的管理并通过懂得民主政治的知识精英来实施这种管理。胡适等人在“人权与约法”论争中大谈法制的重要，呼吁“快快制定约法以保障人权”（注：胡适：《人权与约法》，《新月》第2卷第2号。），鼓吹知识分子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就体现了这种西式民主和精英政治的思路。比起这类习惯在书斋中抽着烟斗高谈阔论的西式绅士，平民出身的开明派缺少留学欧美的教育背景，他们没有胡适们的精英气和优越感，也不具备其对西方政治文化的体系性把握，但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有更深刻的了解，与平民大众有更多的情感交流。在独裁政治下，鼓吹自上而下的议会政治无异于与虎谋皮，难免显出纸上谈兵的书生意气，因此他们强调：“民权并不是由统治者单方面所赐给，而是由民众向统治者争取而得的。民权不是从天空掉下来，所以保障民权的宪法，也决不是凭空写成。把各国的宪法史翻遍，近代民主国的宪法，哪一个不是用了平民的鲜血写成的。从欧洲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的宪法运动，就只是‘推翻暴君’的运动。”（注：胡愈之：《民权与宪法》，《胡愈之文集》第3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69页。）这种自下而上的强调现实斗争和大众参与的思路比胡适等人空洞的呼吁显然切实有力得多。
与“民主”紧密相连的一个观念是“集体”。集体本是民主的题中应有之意，用叶圣陶的说法是“集体跟民主原来是一回事儿的两方面，就力量方面说，叫做集体，就运用方面说，叫做民主；不讲民主，无从表现集体的力量，不讲集体，无从达到民主的运用。”（注：叶圣陶：《往实际方面钻——介绍〈思想与生活〉》，《叶圣陶集》第6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308页。）开明派对集体观念的强调与他们对政治的理解密切相关。在他们看来，20世纪是一个人民的世纪，在这个世纪人民是社会的主人，对于一切的社会事物包括政治有着当家作主的权利，政治不再是“专家”和“精英”的事，而是人民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辛亥革命的时候，政治是革命党人的专业，或者像阿Q似的，是赌徒的投机。在30年代，政治是政治家的专利，普通大众无权置喙。但在今天可不同了，“多数人认为革命是各人本份内的事，但并不是什么‘业’。从群己相关的观点出发，知道要个己生活得好必须大家生活得好，大家生活得好了个己决不会不好，于是人人尽各自的一份，把革命看作本份内的事”（注：叶圣陶：《从辛亥革命看建国》，《叶圣陶集》第6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306页。）。这种对政治的理解是开明派民主、平等观念的自然演绎。当然，开明派对集体力量的看重，不是为了从观念层面上推演他们对政治的理解，而是出于对实现民主政治制度的热切盼望，有着鲜明的现实指向，那就是民主的实现要靠集体的力量，叶圣陶说：“争取民主是人人自己的事儿，不容谁替谁包办，也不容放开不管，躲在旁边看人家争取；如果如此，民主一定到不了手，因为这事情根本要大家通力合作的。”（注：叶圣陶：《纪念辛亥革命》，《叶圣陶集》第6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68～69页。）而朱自清也从灾荒年份农民“吃大户”的行动中看到了集体的巨大力量，发出了“群就是力量：谁怕谁！”（注：朱自清：《论吃饭》，《朱自清全集》第3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56页。）的豪语。
三
开明派对民主和集体观念的如此强调，蕴含着他们对一个重要问题的密切关注和深入思考，那就是知识分子历史地位和现实责任。
1928年，夏丐尊和朱自清都对知识分子包括自己的前途作过一个悲观绝望的估价，认为在这个阶级斗争的时代，属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自己只能“是在向着灭亡走”（注：朱自清：《那里走》，《来自清全集》第4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233页。）。从那之后，他们虽然仍在尽启蒙的社会责任，但与现实政治保持着距离，甚至躲进了象牙塔，以沉默乃至“失语”的方式来抵拒现实政治对他们的侵扰挤压。他们的这种政治态度和生活方式在开明派中具有较大的代表性，在中国知识分子中也具有相当的普遍性。这正如胡愈之所分析的：在社会解放斗争中有“两个营盘，一面是工农大众的营盘，另一面是压迫者的营盘。这两个营盘中间，弹丸如雨，血肉横飞，根本就没有第三者站足的余地。知识分子站在那一个营盘好呢？压迫者的营盘是没有前途的，站在工农大众的营盘，却又缺乏勇气。这十余年来的事实告诉我们，一小部分的前进的知识分子，始终站在工农大众的营盘上面，有的是被牺牲了，有的在牢狱里面，有的被赶到地下去。另一极少部分的落后的知识分子，却投到压迫者的营盘，找个人的出路。但是这两部分到底不过少数。此外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呢，始终是动摇着，徘徊着，惶惑着。因为他们没有勇气来参加当前的无情的斗争，他们大多数在表面上消沉了，颓废了。”（注：胡愈之：《知识分子的新生》，《胡愈之文集》第3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446～447页。）
但是，时代的发展是如此迅猛，人民的观念已深入人心，民主的浪潮正汹涌澎湃，知识分子面临着一个正确对待自己、调整政治态度、改变生活方式以适应时代跟上时代的问题，这不再仅仅是思想意识范畴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现实政治问题。
从人本位（在人民革命解放斗争时期就是“人民”本位）的平民主义立场出发，开明派在分析知识分子地位作用的时候，其思考方向主要在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关系。在他们看来，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关系需要重新定位，那就是知识分子由高高在上回到人民当中，成为人民的一分子。知识的拥有和独占，使知识分子具有了特殊地位，形成了特殊的文化传统，在立身处世的方式上讲究“独善”与“兼济”，讲究“气节”，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隐逸山林或躲进象牙塔中，高自标持。但正如叶圣陶所指出的，这种观念是建立在“有个排斥你赏识你像皇帝那样的特权阶级”的前提下，而承认这一前提实际上也就意味着你放弃了作为人的权利，是与现代社会的人的精神背道而驰的。所以叶圣陶强调：“关于立身处世的传统，像‘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说法，就非抛开不可。若不抛开，就将一蹋糊涂，做不得民主国家的公民。”（注：叶圣陶：《独善与兼善》，《叶圣陶集》第6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23页。）民主国家人人平等，民众是国家的主人，知识分子也不能因拥有知识而自命不凡，尤其在人民的力量已空前壮大的现代。叶圣陶说：“从前的知识分子大多抱个人主义，喜欢超出恒流，即或有所交往，也只限于同辈，对于操劳力耕的工人农人，就看作下贱之徒，避之若浼，民胞物与，只在谈道学的时候那么说说，在作文的时候那么写写而已。如今彼此既同为国家的主人，无所谓高贵与下贱”。因此，“如今的知识分子第一要不把知识分子看得了不起。知识分子了不起乃是知识封锁时代的现象，民主国家知识公开，知识共享，人人有了知识，人人成为知识分子，也就无所谓知识分子了。”（注：叶圣陶：《独善与兼善》，《叶圣陶集》第6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23页。）
在这样人民的世纪，知识分子该何以自处呢？在象牙塔中呆了十多年的朱自清对此体会最深切，认识也最清楚。他嘲笑知识分子逗留在时代的夹缝中，“闹了个‘四大金刚悬空八只脚’”，（注：朱自清：《论气节》，《朱自清全集》第3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54页。），一副上不得下不得的尴尬相，他看出知识分子赖以躲避时代风雨的象牙之塔正在倾颓，痛感知识分子必须步出象牙塔，走上十字街，成为人民中的一员。他说：“早些年他们还可以暂时躲在所谓象牙塔里。到了现在这年头，象牙塔下已经变成了十字街，而且这塔已经开始在拆卸了。于是乎他们恐怕只有走出来，走到人群里。”（注：朱自清：《论不满现状》，《朱自清全集》第4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515页。）对知识分子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转变，他作了这样的概括：“最重要的是他们看清楚了自己，自己是在人民之中，不能再自命不凡了。……他们渐渐丢了那空架子，脚踏实地向前走去。早些时还不免带着感伤的气氛，自爱自怜，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可是这几年时代逼得更紧了，大家只得抹干了鼻涕眼泪走上前去。”（注：朱自清：《论书生的酸气》，《朱自清全集》第3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52页。）朱自清在行动上实践了他的这一转变。40年代后期当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重拾西方民主政治的旗号、鼓吹“第三条道路”的时候，与他们私交很好的朱自清却拒绝加入他们的阵营（注：1948年，吴景超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欲拉朱自清加入他主持的《新路》，鼓吹“第三条道路”，被来自清回绝。），反而与青年学生一道跳起了秧歌舞。这一举动是一个重要象征，它不仅体现着平民主义知识分子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政治文化价值取向上的分野，更意味着平民主义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合流。
走上前去，就意味着知识分子要在时代大潮中勇敢地担负起自己的社会责任。1946年，周予同以他惯有的激昂慷慨的声调对知识分子发出了大声呼吁：“中国社会又演化到另一阶段了！崭新的社会正在临盆，这东亚的大地正在为阵痛而呼号而拘挛。新的号角又在吹起，要求知识分子们再度的改编。现在已经不仅仅是说啊写啊的时代，不仅仅是组织的时代，而是要求行动的时代了！”（注：周予同：《“语言道断”》。转引自朱维铮《中国经学史研究五十年——〈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后记》，《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52页。）当然，理性的激情不能代替激情的理性，这种行动不是“教大学教授去写标语，教著作家走到街上喊口号，教律师或诗人上阵杀敌”，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在于坚守他们的文化岗位。胡愈之坚信，知识分子“并不在于表现的如何英勇，斗争的如何猛烈，而在于紧紧把守着文化的岗位，各自分头干去，不消沉，不浮躁，不自暴自弃。这样，知识分子才能脱离苦闷的深渊而得到新生。同时，知识分子的新生，也就是中华民族的新生。”（注：胡愈之：《知识分子的新生》，《胡愈之文集》第3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451页。）
开明派对知识分子现实责任的重视，当然是出于他们对青年（开明派是将中学生包括在知识分子范畴中的）坚持进行启蒙教育的一贯思路，而同时，这也是他们对自己的要求和期待。在这一点上，开明派显示了他们最具特色的实干作风。
当夏丐尊、朱自清等人最终以一个文化战士的形象倒在自己的文化岗位上的时候，开明派对知识分子包括自己所应承担的现实责任作出了最有力的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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