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编辑、意识形态——从“十七年”的《人民文学》说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识形态论文,人民文学论文,编辑论文,作品论文,十七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学作品的发生是一件复杂的事情。它与作家的自身素养、社会政治/文化气候以及“伯乐” (编辑)的慧眼独具、读者的需求等都有着很大的关系。我们研究文学发生、传播、接受的过程，分析和讨论文学刊物的生产机制，对于全面认识和把握中国文学就格外重要而有意义。而在建国初“十七年”这个复杂而多变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中，在作家、编辑、出版、评论所有这些“文艺行为”与主流意识形态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而终于一步步被纳入“体制”的背景下，《人民文学》这一无论在政治领域还是文化领域都具有独特地位的期刊自然引起研究者们的注意。本文试着从《人民文学》的编辑理念的实施、编辑成员的更迭、编辑策略的运用三个角度切入，通过史料和分析，再现“十七年”期间作者、编辑与意识形态的复杂纠葛。
一、编辑理念的实施
按照现代编辑学的原理，编辑活动涉及三种文化角色，即“作者”、“编者”、“读者”，编辑自然重视读者的意见，并根据其意见对作者、作品提出诸多要求。但是，在分析“十七年”期间《人民文学》的编辑活动时，显然还要在此三种文化角色的基础上，加上最重要的一种文化角色——“意识形态”，在“十七年”的政治/文化环境中，作者、编者、读者均无法离开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并且一直在自觉地向其靠拢。
1949年，《人民文学》创刊伊始，茅盾为其撰写《发刊词》。茅盾开宗明义地指出“本刊的编辑方针当然要遵循全国文协章程中所规定的我们的集团的任务”，更值得玩味的是，在文章的末尾，茅盾又一次重复了这句话。随后，茅盾对“任务”做了具体解释，即《人民文学》的作用是要肃清帝、封、资等反动文学，建立“人民文学”，为新民族主义国家服务。这就要求作者的作品在内容上要反映新中国的成长，表现和赞扬人民大众在革命斗争和生产建设中的伟大业绩，形式上要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显然，在本质上，茅盾的《发刊词》其实就是1942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再现。由此可知，《人民文学》的职能所在就是要创建一种“主流叙事”形态——“在意识形态上具有绝对话语权的‘合法化’的权力话语”[1]——这正是茅盾编辑《人民文学》的原则，同时也是“十七年”《人民文学》一直努力遵从的编辑理念。
这种编辑理念的贯彻主要体现在杂志栏目的设置上。首先，《人民文学》不但为小说、诗歌等文学性很强的作品开辟了发表空间，更安排了大量的篇幅来刊登各个时期重要会议上文艺界领导人的讲话，以此来宣传“主流意识形态”：周扬的《新的人民的文艺》、周恩来的《政治报告》、胡乔木的《文艺工作者为什么要改造思想》等一系列重要的会议讲话均发表在《人民文学》上，显示了其引导文学规范的努力；其次，《人民文学》开辟类似“读者来信”的栏目。有研究者指出“一般而言，大众传播过程中的传播者在开始时所占有的材料和讯息要超过他将要传递的材料和讯息。在这种情况下，他只能根据某些标准从大量的材料中抽取一部分”[2]，《人民文学》的编辑们面对众多的读者来信进行筛选的标准自然是是否“符合‘主流意识形态’”，他们刊发符合标准的稿件，从而将“自上而下”的贯彻转化为“自下而上”的要求的形式，为自己的编辑工作寻求舆论支持；除此之外，根据特定的政治运动及事件，刊物及时调整栏目、设置专题加以配合宣传：如1963年，《人民文学》增设了“故事会”新栏目，①首期的“鲁迅先生逝世十三周年纪念”特辑，第三期的“庆贺斯大林七十寿辰诗辑”等等。
二、编辑成员的更迭
除了栏目设置上尽量配合宣传“主流意识形态”外，《人民文学》编辑部成员的任命与撤换则成为保证其编辑理念实施的一项重要举措。作为国家最高级别的刊物，《人民文学》自然肩负着引导全国文学创作——作为文学的创作以及作为意识形态的创作——的示范性职能。《人民文学》的这一权威地位自然使得其编辑成员的任命问题成了一件谨慎而又“有意味”的文学/政治事件。
首先，从《人民文学》的首任编委来看，茅盾和艾青分别担任正副主编。茅盾不仅是现代文学史上具有极高威望的作家、30年代“左翼”的重要代表，更是当时的文化部长、文联副主席；而艾青同样是40年代解放区的著名诗人，也是当时的人大代表。可见，为了能够将期刊的政治任务、文化使命发挥到最好，《人民文学》在编委的选择上，是严格执行了“文学标准”与“政治标准”相结合的原则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史实是，茅盾与艾青能够或为《人民文学》正副主编是通过“自上而下”的任命程序实现的，即必须要通过文协全国委员会“选举”和党组的“批准”，这再次证明了，《人民文学》作为期刊媒体在作者(作品)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微妙身份。
其次，在1949到1966这17年里，《人民文学》的编辑部成员经历了多次大的调整，其中正副主编各进行了6次更换，具体为，主编：茅盾(1949年10月到1953年6月)、邵荃麟(1953年7月到1955年11月)、严文井(1955年12月到1957年11月)、张天翼(1957年12月到1966年5月)；副主编：艾青(1949年10月到1952年2月)、丁玲(1952年3月到1953年6月)、秦兆阳(1955年12月到1957年11月)、葛洛(1955年12月到1959年4月)、陈白尘(1957年12月到1965年6月)、韦君宜(1958年1月到1960年10月)。造成编辑部成员的人事变动的原因既复杂又简单，概括起来为“作品”与“意识形态”的冲突。这里的“作品”可能是编辑自己的作品(文学作品或者评论性文章)，也可能是别人的作品(其选编入刊或为其撰写评论的作品)。无疑，这些“作品”的不见容于“主流意识形态”，导致了其编辑生命的结束。如茅盾被撤换，首先是因为他自己的“旧作”：1950年2月，《腐蚀》作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电影宣传运动月”的影片在全国上映，但不久就因影片中流露出的“对特务的同情”而被停映，1952年李夏阳、张志涛、吴奔星等人发表评论文章对其旧作《林家铺子》等进行批判②；艾青被剔除出编辑队伍是因为其在担任编辑期间，《人民文学》所刊登的一些“异端文学”：《我们夫妇之间》、《关连长》两篇小说发表之后引起了一系列争论和批评，编辑部被迫作出题为《文艺整风学习和我们的编辑工作》的检讨。在这篇检讨中，《人民文学》反省编辑(“特别是艾青同志”)在工作中没能忠实地执行“毛泽东文艺路线”(“主流意识形态”)的严重错误；秦兆阳的离职同样是因为其在职期间刊发的一批“干预生活”的作品：耿简的《爬在旗杆上的人》、刘宾雁的《本报内部消息》、秦兆阳的《农村散记》等；以及秦兆阳所撰写的《必须全面深入地认识生活》、《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等理论文章。这些文章同样遭到严厉批评，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更是被批为“修正主义的完整纲领”[3]。
《人民文学》编辑部成员的选择与淘汰形象地演绎了作品—编辑—意识形态是密切相关的一个链条机制：一方面，作家“作品”的艺术成就与“意识形态”的契合促成了其“被选择”为编辑；而其对“作品”的欣赏与评论的品位能否与“意识形态”保持紧密的一致则是决定其职业生涯长短的关键；另一方面，“主流意识形态”对某一编辑的选择与淘汰，势必影响后来编辑对“作品”的选择，被淘汰的编辑大多不但失去了作为编辑的权利，甚至失去了作为作家的权利，③而被选择的编辑自然以其为“前车之鉴”，更加小心翼翼地揣摩“意识形态”的发展动向，从而作为其编选作品的依据。
三、编辑策略的运用
“十七年”期间的政治/文化环境如此复杂，《人民文学》的编辑们为了更好地贯彻已有的编辑理念、完成自己的编辑任务，更为了自身的职业生涯甚至身家性命的安全可谓煞费苦心。《人民文学》的编辑身份是复杂而尴尬的：他们是“权威”，有着选择作品从而引导全国文坛走向的权利与义务；他们又是“学生”，要如《发刊词》中所要求的那样，努力学习“理论”从而靠近“主流意识形态”。“作家”与“政治人”的双重身份迫使编者们动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在“作者”、“读者”与“意识形态”之间达到一定的“和谐”，在努力靠近“主流话语”的同时保护作者/文学的独立属性。
《人民文学》的编辑策略之一是“打擦边球”，在“主流话语”所认同的“资深作冢”(“政治上过硬”)中选取作家作品(“艺术上可取”)，在“经典题材”(“思想上过硬”)中，选取具有独特文艺价值的(“视角上创新”)作品。前者的代表如被“主流话语”树立为“赵树理方向”的赵树理的小说：赵树理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20篇作品，其中的《“锻炼锻炼”》、《套不住的手》等富有反思精神的作品实际上是与“主流意识形态”存在距离甚至相抵触的，《人民文学》的编辑们大胆刊登了这些文章，不能不说是考虑到了赵树理的身份；后者的代表如女作家茹志鹃的短篇《百合花》，这篇被茅盾先生高度评价为风格“清新、俊逸”的小说曾多次被拒，后由《延河》杂志发表，《人民文学》的编者转载这篇作品的底气所在我认为正是因为其选择的题材是“革命战争题材”，主人公设置为“军人”(年轻战士)与“农民”(新娘子)，而作为知识分子的“我”在小说里面是向“工农兵”学习的角色，这些显然是与当时的“主流话语”相统一的。虽然，在之后的运动中，赵树理和茹志鹃的作品皆遭批判，但是，《人民文学》编辑部的“擦边球”确实打得很漂亮。
《人民文学》的编辑策略之二是“建保护伞”，通过刊登、转载国家政治/文艺领袖的作品，树立自己“国刊”的权威地位，从而使得发表在刊物上的作品“名正言顺”。在当时的中国，政治/文艺界的最高领袖当然是毛泽东，《人民文学》的编委们自然不会意识不到刊登毛泽东作品所暗含的独特的政治/文化意义，于是，《人民文学》的历史上就有了毛泽东的《词六首》，而同期刊发的还有时任文联主席的文坛“泰斗”郭沫若的评论文童《喜读毛主席的〈词六首〉》。这样的两篇文章，一个代表了《人民文学》作家的层次，一个代表了读者的高度，而集二者于一身的《人民文学》其编辑规格、编辑水准可见一斑。这样，在《人民文学》上所发表的作品、评论文章自然也就具有了“正统”地位。
然而，无论《人民文学》的编辑们如何努力地揣摩“主流意识形态”的走向，如何小心翼翼地在“作者”、“读者”、“评论者”与“主流话语”之间进行平衡，如何殚精竭虑地将文学的“审美属性”与“政治属性”完美结合，在“十七年”的政治/文化背景中，这些努力只能归于一种徒劳的宿命。《人民文学》作为“文学期刊”与“意识形态阵地”的双重身份，编辑者们大多集作家与组织领导于一身的双重背景导致了《人民文学》的尴尬境况，直到1966年的被“停刊”的结局不能不说其实是一种早已注定了的结局。
四、结语
“十七年”间的《人民文学》可以说是了解和研究那一时间段中国文学史的一个窗口；《人民文学》从创刊到停刊的生命历程完全是20世纪中叶中国文学思潮的一个缩影。我们通过《人民文学》来分析作家、编辑与意识形态间的关系，来再现“十七年”间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刊物的使用/利用情况，不但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那一段文学史、文学事件乃至文学作品，更为我们今天的编辑出版工作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借鉴：与“十七年”间“意识形态”统摄一切不同，当今的编辑出版环境可谓“自由”，但是，除了处理“作者”、“编者”、“读者”与“意识形态”(这个因素在当今仍需/须考虑)的关系外，一个新的角色——“市场”，也就是商业利润参与到编辑出版事业中。那么，如何在五者之间寻求到平衡，如何在“自由”的环境中使编辑出版工作更能实现其存在的意义与价值，仍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注释：
①1963年上海开展故事会运动，用讲故事的方式对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教育。此活动得到毛泽东同志的肯定。参见李红强：《〈人民文学〉十七年》，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年版，第58页。
②1952年李夏阳、张志涛、吴奔星等人发表评论文章对《林家铺子》等进行批判。
③茅盾在1955年写给周恩来总理的信中曾说道：“五年来，我不曾写作。这是由于自己文思迟钝，政策水平思想水平低，不敢妄动……”见茅盾《敬爱的周总理给予我的教诲的片断回忆》，《茅盾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6卷，第307-3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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