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在亚太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亚太论文,经济发展论文,地位论文,作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90年代以前，人们广泛采用的是狭义的亚太概念，主要指太平洋西岸的亚洲地区，该地区从60年代中期以后，各经济体相继加速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日益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热点。近年来，泛指环太平洋沿岸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广义的亚太概念被人们频繁使用。这表明东亚或亚洲部分在环太平洋广大地区中的地位日益凸现，也意味着亚太地区的发展已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本文采用狭义的亚太概念，并首先从亚太经济发展的总体特征中去认识中国经济的特殊地位，然后从与亚太地区各经济体历史和现实的联系，以及今后的合作前景中，进一步探讨中国经济的作用。
张培刚，1913年生，华中理工大学经济学院名誉院长，教授，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张建华，1965年生，华中理工大学经济学院讲师，在职博士生。
一、从亚太经济发展的总体特征看中国经济
按照现有的一般看法，亚太经济由四大块组成：日本、中国大陆、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即韩国、新加坡、中国的香港与台湾，也称亚洲“四小龙”）以及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包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文莱诸国，新加坡虽是其成员，但通常将它列入“四小龙”中）。从历史上看，这个地区除日本以外，其余经济体都曾是资本主义列强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在政治上没有独立或完全独立的主权，在经济上十分贫困与落后，处于殖民国家附庸的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这个地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几乎所有的经济体都相继进入了持续而高速的增长时期。
首先是日本在战后奇迹般的经济恢复和扩展，实现了经济的再度起飞，到70年代，日本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经济大国，也是目前亚太地区唯一的发达国家。其次，亚洲“四小龙”从60年代中期起迅速崛起，在经济底子较差、人均收入颇低、资源相当贫乏等不利条件下，通过培养高技术、企业家精神和产业纪律，强化发展了他们的人力资源，采取了“出口导向”战略，实现了经济持续近30年的高速增长，目前已达到中上等发达程度。再次，70年代以后，东盟四国——马来西亚、泰国、印尼和菲律宾也开始采取了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同“四小龙”相反，东盟成员国有着丰富的农业和矿产资源，如橡胶、锡、椰子产品、蔗糖、大米、石油和天然气等，初级产品出口是它们持续发展的主要来源，80年代中期以后这些国家增长更为强劲，如泰国与马来西亚被看作第五、第六“小龙”。最后，从70年代末，中国大陆开始把经济发展作为工作中心，实行了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据统计，亚太地区总人口18亿，1980～1992年间，其整体经济增长率达6.8%。一个人口如此众多的地区保持如此长时间的高速发展，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与西方发达国家经常陷入困境，以及拉美、南美和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长期处于呆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亚太经济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中最活跃的一个增长极，这是亚太经济发展最令人注目的特征之一。
亚太经济发展的另一大特征是：区域内部经贸与投资互动关系日益密切，各种形式和不同层次的合作日益扩大，一个无形的非制度约束的亚太经济区正在形成之中。
从过去一段历史情况来看，所有亚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几乎都是以外贸作为“引擎”的。早在80年代中期以前，各个经济体主要是依赖向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出口，对于日本而言，欧美市场是其大量出口的理想场所；对于“四小龙”来说，这近乎是维持生计的最重要的经济活动；对东盟而言，是其初级产品出口的重要财源；对于中国大陆，显然出于经济策略的考虑，希望通过出口创汇，加速工业化进程。8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减慢，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区域经济走向集团化，而日本、“四小龙”等内部货币升值、工资成本提高、国际竞争力削弱，于是，日本与“四小龙”开始调整产业结构、转移生产基地、实现出口多样化，经济发展逐渐转向“外需与内需并重型”，与此同时扩大了区内交往。另一方面，东盟与中国大陆不失时机地吸收前者的资金、技术和商品，并转向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和出口，由此亚太区域内开始形成一种新的分工和合作格局。
从贸易看，1980年世界最大的20个出口国家和地区中，亚洲只占4个，亚太区域内贸易比重为34.8%；到1992年，亚太有9个国家和地区已跻身出口大户的前20名，对外贸易总额占世界总额的1／4，区内贸易比重为43.1%，这一比重已高于北美地区的区内贸易。[①]
从投资看，最初美国资本控制着亚太地区，从7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资本赶了上来。目前，日本对亚太直接投资早已超过美国，约占其海外投资的一半；80年代中期以后，“四小龙”也向东盟和中国大陆投资。到1992年，亚太外汇储备占世界的1／3。
在亚太经济的整体发展中，包括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在内的整个中国经济，从70年代末开始，由相互隔离的独立发展状况迅速向一体化方向发展。进入90年代以后，一个以香港为纽带，连接台湾、澳门及华南地区，进而进入大陆广阔腹地的无形的经济区开始生成。有人把这个经济协作区称作“中华经济圈”，也有人叫它“海峡两岸经济圈”，还有人称它为“华南沿海经济区”，或“华南经济协作系统”，等等。
从亚太经济发展的总体特征着眼，如何认识中国经济在这一地区的地位和作用，是本文着重探讨的问题。美国著名政治学教授肯尼迪这样评价：“太平洋地区的崛起，是由于其发展的基础十分广泛。它不仅包括日本强大的经济，而且也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急速变化着的巨人”[②]。的确，进入90年代以后，不仅大陆以外的港澳台地区达到了较发达水平，而且大陆经济本身也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就大陆部分而言，到1993年获得海外投资260亿美元，占全球总额13%，仅次于美国；1994年底，进出口贸易总额已达2367亿美元，成为世界第十大出口国；截止1995年5月底，外汇储备已逾600亿美元[③]。那么，中国经济的这一变化又意味着什么呢？
哈佛大学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帕金斯教授早在80年代初期就指出：“东亚的富强和兴起是改变20世纪后半期世界经济、政治体系的一个重要力量……近2亿人口告别以极端贫穷为特征的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如果10亿多人口的中国在本世纪末或以后的短时间内变成工业国，这个意义就更大”。因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极大地缓和了亚洲地区的冲突，并成为一支和平与稳定的力量”[④]。我们知道，日本从70年代起开始，倡导亚太“雁形发展”模式，试图翻版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共荣圈”；美国从80年代中期以来，也正在推进以美国为核心的亚太“扇形”发展计划。这两者实质上都是在争夺亚太经济的领导权。中国经济的起飞，则将对亚太经济的长远和整体发展发挥推动、缓冲和维护作用。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亚太经济正在向一体化方向发展，因此，亚太经济的发展就越来越离不开中国经济的积极参与。从规模来看，中国的人口和面积在亚太地区占有很大的比重，其中面积是其余部分的2.5倍，人口则为其余总和的2倍。随着中国人均所得的提高，以及与亚太地区经贸联系的日益密切，中国已经而且将更加有气势向本地区提供广阔的市场；同时，中国物产丰富，许多资源尚待开发，产业结构也正在调整，技术设备急需更新换代，这一切又将为亚太地区的经贸和投资合作提供更多的机会。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在亚太地区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其增长和发展对本地区乃至全世界都将产生极其重大的作用。当然，为了更准确地评价和回答这一问题，我们还必须具体地分析中国与各个亚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关系及合作现状。
二、中国经济与亚太经济的历史关系及合作现状
长期以来，中国大陆奉行的是一种“自力更生”的经济发展战略，其特征是自给自足、闭关锁国，很少同西方经济或亚太经济发生联系，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比例始终低于1%，是亚太地区贸易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最低的一个国家。70年代初期，随着国际关系的缓和，中国经济开始更多地卷入世界经济。70年代末，当中国首次宣布实行对外开放经济政策时，国际上立即引起强烈的震动，人们把中国当成一个广大而没有被充分开发的市场，甚至认为这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前沿。[⑤]就是从这个时候起，中国与亚太各经济体（同时，大陆与港澳台之间）逐渐加强了联系。
日本
早在1972年两国恢复邦交以前，日本主要出于纯粹的商业动机，率先发展了同中国的经济关系，并成为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当中国首次宣布开放政策后，日本商人第一批来中国开发新市场，随后日本不断用机器设备和耐用消费品换回中国的原材料、煤炭和石油。进入90年代后，双边经济关系逐步得到了全面和深入的发展。
在贸易方面，双方发展极其迅猛。1972年中日贸易额只有11亿美元，1989年达189亿美元，到1993年一跃而为390亿美元，日本已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占中国外贸总额的20%，而中国也成为日本的第二大贸易国。
日本对华投资增长很快，1979年直接投资额为1400万美元，1990年达28.22亿美元，截至1994年6月止，协议投资额107亿，实际投入资金60亿美元[⑥]。从1993年起，日本在亚太投资中，对华投资上升为第一位；从1994年起，日本对华投资额超过对英国投资，一跃为日本海外投资的第一位。在金融方面，日本银行和日本证券协会也纷纷关注中国市场。另一方面，在外国向中国技术转让中，日本占居第一位。
中国与日本在整个经济关系发展中明显地表现出两个基本特征：一是日本作为发达工业化国家与发展中的中国在经济上存在着天然的互补性，日本为中国提供现代化所需要的资本、金融和技术，中国则为日本提供资源和市场。二是中日经济悬殊，使两国经济关系的结构不是对等依赖，中国在同日本打交道中不得不处于“价格接受者”的地位，这同其它亚太发展中经济体与日本的关系一样。具体而言，这主要表现为：第一，双边贸易发展不平衡，波动性大。目前中国向日本出口的主要商品为服装、杂货（如鞋类，玩具及家具）、粮油食品、矿物与原材料等，日本向中国的出口则有机电产品、汽车等运输机械、钢铁、纺织品、塑料及纸张制品等，从总体上看仍是一种以垂直分工居主导地位的产业间贸易格局。第二，日本对中国的技术转让十分保守，对中国的直接投资顾虑较多，而且投向主要集中在少数产业和少数沿海城市。第三，经济摩擦时有发生，1991年日本首次对中国出口硅锰征收反倾销税，近来又十分关注纺织品对日出口过猛现象。总之，中日的经济交往和分工合作的现状，与两国的互利要求以及各自在亚太经济中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
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四小龙”）
从政治、历史、地理和文化来看，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香港、新加坡、台湾和韩国，都与中国大陆有着特殊的关系，然而经济上的交往却经历了一段曲折而迂回的过程。
香港在历史上一直是作为中国南方的一个口岸，即使在冷战时期它仍然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当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后，它则随之大为活跃起来[⑦]。在贸易方面，不仅为大陆成功地进入欧美市场发挥了先锋和桥梁作用，而且与台湾地区、韩国以及其它在政治上或历史上跟中国大陆存在障碍的经济体发生了联系，疏通了渠道。与此同时，香港的制造业不断向珠江三角洲迁移，十几年来，这种投资转移已使香港经济结构完成了升级换代，转向以金融、运输、保险、通讯和贸易为主的经济格局。中港之间这种区域性的分工、协作和发展，加速了两者经济的一体化，必将极有利于1997年的香港回归。
新加坡在某种意义上类似于香港，是中国在东亚的口岸贸易基地之一，它同中国的经济关系就是以此为基础的。早在80年代初期，新加坡政府就鼓励一些由国家控股的企业进入中国市场；1985年，新加坡经济发生衰退，一些私人企业也纷纷转向中国投资。1991年，中新建立外交关系，双方的合作往来更加频繁和密切。从目前发展情形看，新加坡正积极成为香港回归以后的又一个中国门户，并可能于1997年后在某些方面取代香港或和香港发生同样的作用。
中国的大陆与台湾之间，从80年代初通过第三方（香港、新加坡或东京），开始有了商业联系，广东、福建沿海渔民同台湾之间的物物交换增加尤快。1987年后，台湾居民被允许访问大陆，1988年后，商业联系进一步自由化。这主要表现为：第一，台湾厂商到在大陆沿海投资设厂，或合资办厂迅速发展。1991年台商在大陆实际投资4.7亿美元，1992年为10.5亿美元，1993年为31.4亿美元。[⑧]但据日本学者考察，1991年台资在大陆的项目达3815件，金额逾34亿美元[⑨]。尽管在台资统计上难以做到准确，但可以肯定的是，台资在大陆的海外投资中已仅次于港资。第二，投资带动贸易，并在制造业、橡胶业、食品加工业和纺织业中，出现了整厂向大陆转移，从而形成了大陆企业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初加工和装配、台湾企业则进行深加工和新产品开发的垂直分工结构。结果，不仅有助于启动大陆的经济发展，而且维持了台湾的出口贸易增长，促进了台湾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产业升级。然而，根据世界市场的供需状况，未来大陆出口增长将以机电产品为重点，从而必将引起进口需求的变化，现有的两岸垂直分工的格局，已不能适应新的情况的要求。
从1979年起，中国与韩国之间，通过香港，开始有了转口贸易。1985年以后，直接贸易有了初步的发展；1990年之后，中韩关系不断改善、两国民间往来频繁，韩商对华投资也有发展。1992年，中韩正式建交，实现关系正常化，从此双方的经济交往和合作得到了全面而迅速的发展。1993年中韩贸易额突破100亿美元，中国已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韩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韩国也成为继香港、日本、美国、欧共体之后中国的第五大贸易伙伴，韩国对华投资也逐渐进入成熟阶段。[⑩]虽然中韩两国之间贸易规模扩大迅速，但贸易结构却比较单调，即韩国向中国出口的商品主要集中在纤维类制品，化工、钢铁和金属制品以及机电产品，占其出口总额的90%以上；中国向韩国出口的主要产品是农产品、矿产品、纤维类以及化工产品，它们占出口总额的85%以上。这种格局极不利于双方经贸合作进一步向纵深发展。
东南亚国家联盟
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历史、地理和移民方面都有着广泛的、根深蒂固的关系。1949年后因意识形态和政治影响，双边关系经历了一段不愉快的历史，从70年代初起，东盟国家开始同中国关系正常化，最早是马来西亚，然后是菲律宾，最后是泰国。从总体看，东盟与中国之间的关系更加务实。例如，印度尼西亚同中国在1967年关系恶化后，从1985年又开始同中国有了直接贸易活动，到1987年印尼与中国贸易第一次出现顺差。
在经济交往与发展中，中国与东盟之间表现出极大的互补性。东盟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初级产品出口，这种贸易格局也反映在同中国的交往中。马来西亚向中国主要出口天然橡胶、原木和棕油等初级品，直到1988年上述产品出口比例仍高达92%；菲律宾和泰国主要出口蔗糖；同时中国向东盟出口轻纺制品和农产品，其中初级品占1／3，如石油出口菲律宾和泰国，大米出口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由于东盟和中国都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而且双方的初级品出口恰好是互补的，所以双边贸易发展很快。
另一方面，中国与东盟之间的竞争随着双方工业化的加速和国际环境的变化已逐渐表现出来。第一，中国的工业体系较齐全，制造品加工能力较强，在亚洲“四小龙”生产成本提高、竞争优势减弱时，中国制造品开始加快进入东盟；第二，在纺织、服装以及鞋类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向第三国出口市场上，中国的出口份额远远超过东盟的总和；第三，在吸引外来投资方面，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存在着极大的竞争性。因此，中国与东盟之间合作与交往的潜力还没有充分发挥。例如，马来西亚是仅次于新加坡的东南亚第二大贸易大国，1993年在世界排名第16位（1992年为第22位），50年代以前中马贸易占马对外贸易总额的6%，到1993年仅为2.5%，中国仅是马的第十大贸易伙伴。此外，东盟次级区域经济圈合作、南中国海争端以及东盟某些国家对中国由误解而产生的敌意，无疑为双方进一步发展经贸关系增添了困难。
以上分析说明，随着中国大陆改革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体制逐渐向市场经济和国际惯例转轨，中国经济在亚太经济发展以及区内分工和经贸合作中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第一，中国作为日显潜力的“市场提供者”，对亚太区域内贸易作出了巨大贡献。80年代后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低迷，保护政策色彩日盛，亚太唯一的发达国家日本由于地域、人口有限，再加上日本国民消费习惯和储蓄偏好，无法为区内贸易扩大市场容量，而中国则内需不断增大，连续十年的双边贸易年增长率分别为：中日10%，中国与东盟13.8%，中国大陆与“四小龙”26.5%，[①②]同时，中国大陆还提供了潜力巨大的投资市场，尤其是近年来中国资本市场正在迅速形成和发展，吸引各类国外间接投资的潜力明显提高，一个全方位的中国投资市场已具雏形。
第二，中国经济正在亚太经济发展与区域合作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协调作用。因为中国拥有比较完善的技术体系和工业体系，既有宇航、原子能、生物遗传工程等高技术产业，也有机器制造、纺织、冶金、化工等资本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产业具有多层次性。这样中国既接受了高分工阶梯的日本、韩国及新加坡等国的产业转移，又可向处于低分工阶梯的东盟和越南等国进行产业传递，从而在区域分工与产业转换中起着关键作用。
鉴于此，有人把中国经济在亚太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形象地比作日本以外的另一个火车头，而且认为中国经济在亚太地区的参与，已动摇了日本倡导的“雁形发展模式”，甚至雁形正向中国发展。[①③]不可否认，中国经济经过16年持续发展，“引擎”已经启动，这一发展势头至少要持续到下一个世纪初叶，而且，从现实来看，中国经济也的确在亚太经济发展中发挥了越来越显著的作用。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作为亚太地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原来基础甚差，人口基数过大、人口增殖也相当可观（每年净增一千五、六百万人），人均收入非常低下，东西部以及南北方发展极不平衡，再加上封建制度的长期影响，所以中国经济在发展过程中阻碍很多、困难很大。[①④]在许多方面还需加倍努力迎头赶上。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完整的中国经济的几个组成部分（大陆、港、澳、台）之间还有待进一步整合，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在将来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同时，中国还要进一步扩大与其它亚太经济体的交往，克服在双边合作中存在的许多问题和障碍，尤其是提高产业内经贸合作水平，从而使中国经济得以在亚太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中国经济与亚太经济多元化分工和合作前景
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表明，国际分工的型态主要取决于参加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层次和生产要素禀赋。一般而言，在分工国家的要素禀赋差异所产生的比较利益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垂直分工体系，可以通过扩大密集使用丰裕要素的生产，从而在贸易和合作中因低成本而获得比较利益。但由于这种分工发生在不同产业之间，生产大部分在国内完成，所以产业的国际关联度很低，贸易对它国生产的诱发系数较小，而且双边关系亦极不稳定。这一点已为亚太发展中经济与世界发达经济之间的交往所证实。与此相反，欧美发达国家之间要素禀赋极其相似，产业内贸易行为大量出现，即通过同一产业内不同型号和规格产品的专业化生产，或通过古诺式寡头垄断行为，获得差别利益和规模效益，结果发达国家之间产业关联紧密，贸易和投资波及效果明显，其贸易额远比落后国家对先进国家之间的总量为大，赫尔普曼（Elhanan Helpman）和克鲁格曼（PaulR.Krugman）等人把这种产业内贸易现象概括为基于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的新贸易理论[①⑤]。
发展中国家是否可以运用新贸易理论及其政策分析开展产业内贸易呢？国外学者哈韦里逊和塞文在一个关于产业与发展中国家的实证分析中发现，基于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的产业内贸易同经济发展的阶段密切相关；近年来国内的研究进一步表明，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产业内贸易的比重必然越来越大，发展中国家完全可以根据新贸易理论制定积极的贸易政策，开展产业内贸易和经济合作[①⑥]。因此，我们认为，在今后亚太经济发展的进程中，无论是中国的大陆与港澳之间，还是中国与其它亚太国家或地区之间，产业内分工和合作是十分有前途的。
（一）水平分工关系在亚太经济发展中逐渐趋于主导地位，为产业内贸易与合作奠定了基础。
中国与亚太各经济体无论是产业结构还是要素禀赋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与互补性。在发展水平方面，中国大陆和东盟从总体上看落后于日本和“四小龙”，在形成的新分工体系中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旧的垂直分工特性，但是，水平分工关系在80年代后期以来越来越呈现出强劲的势头。
一方面，东盟和中国大陆根据自身比较优势，积极吸收从日本及“四小龙”转移出来的生产资源，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同时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升级；“四小龙”抓住日本让出的产业空间，大力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日本则着眼知识技术密集产业的发展，于是水平分工的竞争促使各国和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出口商品档次不断提高。1990年，工业制成品占出口总额的比重，韩国、台湾和香港均达90%以上，新加坡87.7%，东盟四国中，泰国74.9%，菲律宾72.7%，马来西亚58.9%，印度尼西亚38.4%（石油是主要出口产品）；1991年中国大陆为77.5%[①⑦]。
另一方面，广义的机械工业或机电工业已成为亚太地区产业内分工最发达、对其它部门和区域产业结构影响力最强的产业。一般说来，机械工业具有技术进步率高、产业关联范围广、产品种类多、需求弹性和附加价值高、生产过程分解性强等特点，是最适宜于在产业内部实行国际专业化分工协作的加工组装型产业。众所周知，日本是世界上机电工业最发达的国家，早在1984年，日本运输与电气机械对美国贸易顺差达322亿美元，占总顺差额的97%，为了缓和与美欧的贸易摩擦和对付日元的升值，日本通过跨国投资在其他亚太经济体中建立了家用电器、电子计算机、半导体、汽车及其零件等机电产品的生产基地和销售网络，从而亚太地区逐渐形成了日本生产高技术机电产品，“四小龙”生产标准化机电产品，东盟及中国大陆则生产劳动密集型机电产品的产业内分工格局。目前，韩国、台湾、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机电产品已成为占出口第一位的产品（占出口份额30%以上），中国大陆、菲律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机电产品的出口也占第二位（占出口份额20%以上）。
（二）作为一个人口众多、国土辽阔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经济迅速发展而带来市场容量的急剧扩张，越来越具有规模经济优势。利用规模经济优势，是我国逐步发展高层次的产业内贸易的前提条件。
在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方面，中国具有极大的总量与成本优势；在市场方面，具有许多尚待开发的空白点，投资回报率相当可观，因此，在近年来较短的时期中吸引了大量的外国投资。尤其引人瞩目的是，从1993年以来，美国、日本、西欧的一批跨国公司已相继涌入中国大陆。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500家跨国公司中，已有100家在大陆投资设厂。在中国沿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中，高新技术项目已由前几年的10%提高到1994年的30%以上，项目资金的密集度也得到了很大的增强，1994年新批3万家外资企业，平均投资额由1993年的180万美元提高到220万美元。而且，这些公司逐渐把中国市场、劳动力和廉价的高科技人才纳入自己的生产体系，从而在国际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实力。这些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和国际化，并为一大批老旧企业的革新改造提供了契机。与此同时，中国正在进行现代企业制度的创新试验，倘若成功，将极大地改善一大批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规模经济效果。
（三）中国与其它经济体既要开展产业内水平分工合作，也要展开产业内垂直分工合作。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国的经济体系已基本构造完成，工业体系亦开始充分展开，且相当庞大，工业内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极不平衡，既有与发达国家堪匹敌的高技术和高资本密集的工业和产品，也有与19世纪相差不远的工场手工业。这种发展的多层次状况，从理论上讲似乎不利于产业内分工，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正如前面所分析的，由于中国经济通过机电工业与亚太各经济体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因此，在这样一类综合性产业中完全可以构筑一种产业内“水平分工”和“垂直分工”相交织的复杂型分工体系。
产业内水平分工主要表现为产品的专业化，产业内垂直分工则主要表现为零部件专业化（核心零部件与外围零部件之间的分工）和工序专业化（产品设计及精加工与产品组装及粗加工之间的分工）。从总体看，中国机电产品生产水平与东盟的泰国、马来西亚等处于同一层次，今后应在产品多样性与产品特色上下功夫，进一步提高产业内水平程度和贸易份额；与日本及“四小龙”相比，整体实力目前尚无法与之抗衡，但某些机电产品的零部件出口现已在国际市场上形成了比较优势。因此，在将来一段时期内，与日本、韩国以及海峡彼岸的台湾地区，通过跨国或跨地区合资及投资办厂，或通过委托制造形式，加深零部件生产及加工工序的产业内垂直分工与合作，都将是极有发展前途的。
（四）制定合理的对外经济发展战略，加深与亚太经济的产业内分工和合作。
第一，在总体指导思想上，坚持求同存异、互惠互利、既竞争又合作的原则，正确处理好与亚太各经济体的关系。应该说，竞争从总体上会促进各个国家与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提高产业素质和增长能力，但在具体问题上，肯定会对某些经济的某些产业带来不利的影响。为此中国必须与亚太区内各发展中经济经常交流和协调，避免不合理竞争，进行合理的分工协作，以求共同发展。
第二，进一步进行改革和开放，培育与完善市场体系，规范经济行为，为提高企业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效果创造良好的条件。因此，必须重塑微观运行机制和完善宏观管理体制，使更多的企业能利用规模经济在亚太区域内开展产业内经贸合作。
第三，树立和培养新型国际市场营销观念，重视产品差异化在扩展产业内贸易中的作用。我们知道，产品差异化是形成垄断竞争的重要原因，而且，人们对差异产品有着多样化的需求，这将引起经济发展水平及消费偏好相近似的国家和地区之间开展产业内贸易。
第四，加强对外经济扶持和管理，开展多元化经贸合作。今后应重视市场结构对经贸的影响，必须从宏观上加强进出口管理，成立行业商会，提高成员的专业知识和经营管理水平，并积极组建一些有实力的企业集团，向海外拓展。
（五）以产业内经贸合作为基础，密切大陆与港澳台之间的经济协作，推动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并使之在亚太经济的未来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以中国来说，在亚太地区将面临一个大、中、小三个层次的三角关系的新格局：大三角，中、日、美；中三角，大陆、“四小龙”、东盟；小三角，大陆、香港、台湾。顺应亚太经济合作的历史潮流，中国对外经济战略的最佳选择，必然是依靠小三角，密切与中三角的合作，发展大三角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这里，小三角起着核心作用。历史和现实表明，大陆、香港、台湾之间在客观上也已形成一种“合则优，分则劣”的经济格局，在一个中国范围内，在互补互利的原则下，实现经济协作和联合已不可避免。而且，从更深层次看，大陆、港澳、台湾之间存在着其它经济区域合作没有的血缘和地缘关系，同一历史背景和语言文化关系，同一民族和共同利益关系。小三角之间的经济协作，所反映的正是这些关系在经济领域的自然回归。以香港（随之澳门）回归中华民族为契机，大陆、香港与台湾诸方在规划和政策的制定、法律和法规的协调以及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上应共同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岸三地之间的产业内分工合作，以推动整个中国经济的新发展。
注释：
①数据参见许同茂：《走向21世纪的亚太经济》，中国计划出版社1994年版，第151页。
②（美）保尔.肯尼迪：《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530页。
③数据来源：熊性美、李秉勤：“论亚太地区经济联合的新趋势”，《南开经济研究》1995年第2期，第30页；《参考消息》1995年6月21日。
④（美）德怀特·帕金斯：“中国能成为下一个亚洲经济巨人吗？”，载帕金斯《走向21世纪：中国经济现状、问题与前景》，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⑤（新加坡）黄朝翰：“中国和亚太地区的一体化”，载帕金斯《走向21世纪：中国经济现状、问题与前景》。
⑥参见季崇威：“中日加强合作促进亚太地区经济发展”，《世界经济与政治》1995年第1期，第37～38页。
⑦（新加坡）孙蕴文：“口岸贸易的理论和实证分析：香港、新加坡及其在中国贸易中的作用”，转引自帕金斯：《走向21世纪：中国经济的现状、问题和前景》第197页。
⑧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此数字可能偏小，因许多台资是以第三地名义出现的。
⑨参见（日）池田哲夫、（中）胡欣：《台湾经济结构重组及其发展前景》，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163～164页。
⑩参见甘小青等：“中韩贸易关系的回顾与展望”，《国际贸易问题》1994年第2期。
①①吴崇伯：“中国与马来西亚经贸关系的发展与展望”，《国际贸易问题》1995年第1期。
①②李晚：“中日经济关系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世界经济与政治》1995年第1期。
①③章新：“关于亚太经济合作模式”，《国际贸易问题》1995年第2期，第61～64页。
①④关于中国“多元经济”的分析，参见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理论（第一卷）》总论部分，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又见张培刚：“关于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的几个问题”，（中国）《经济学家》1989年第6期。
①⑤参见Elhanan Helpman & Paul R.Krugman:market Structure and Foreign Trade,The MIT Press,1985.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93;又见Paul R.krugman:Rethinking International Trade,The MIT Press,1990。
①⑥参见张培刚、刘建洲：“新贸易理论及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中国）《经济学家》1995年第2期。
①⑦数据来源：张捷：“论东亚地区的国际分工体系”，《国际贸易问题》199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