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资本主义制度与中国社会主义的卡武丁峡谷--恩格斯“对俄罗斯社会问题”的启示_恩格斯论文

论资本主义制度与中国社会主义的卡武丁峡谷--恩格斯“对俄罗斯社会问题”的启示_恩格斯论文

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与中国的社会主义——恩格斯《“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恩格斯论文,俄国论文,社会问题论文,峡谷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发展阶段”的国家,能否“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刚刚踏上资本主义生产道路的国家,能否大大缩短它必然要经过的资本主义阶段的行程,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①的问题,恩格斯1894年写成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以下简称《跋》)作了最明确最系统的阐述,为我们正确地观察和回答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否意味着“跨越”的完成,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如何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就来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提供了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恩格斯在《跋》文中坚持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最后产物”②。离开了世界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存在和发展,离开了现代无产阶级的革命,离开了这些历史条件的相互联系的作用,光靠孤立存在的俄国农村公社,是绝不能产生出现代社会主义的。因为,“每一种特定的经济形态都应当解决它自己的、从它本身产生的任务;如果要去解决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所面临的问题,那是十分荒谬的”③。“要处在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的社会来解决只是处于在高得多的发展阶段的社会才产生了的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④。因而那种认为处在比现代资本主义低了好几个历史阶段的俄国农村公社的俄国农民比西欧的“工人‘更接近于社会主义’”⑤,光凭俄国农村公社的农民共同占有土地这一点,便“把俄国农民描绘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体现者、天生的共产主义者”,以为可以靠俄国的农村公社建成“模范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解决西欧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出路和模本的观点,不仅是“幼稚的”,⑥缺乏“社会主义初步知识”⑦的,而且是“十分荒谬的”⑧,“完全是胡说八道”⑨。

在《跋》文里,恩格斯强调,“西欧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以及与之俱来的以公共管理的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这就是俄国公社上升到同样的发展阶段所必需的先决条件。”⑩恩格斯并且指出,“这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发展阶段的一切国家”(11),以及“那些刚刚踏上资本主义生产道路”的国家。

恩格斯强调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要以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作为先决条件,重要的不在于“西方”这一特指、特称,而在于“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的胜利”(12)这个一般。这是因为第一,这里所要讨论跨越的卡夫丁峡谷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当然必需以“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的胜利”作为先决条件;第二,这里讨论要进行跨越的对象:一是俄国的农村公社,那是原始社会土地公有制的最后形态,是处于人类社会低级的社会形态:二是处在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国家,那里还没有资本主义,还没有现代工业无产阶级;三是刚刚踏上资本主义生产道路的国家,那是资本主义刚起步,无产阶级的发展还不成熟。这些处于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或资本主义生产刚起步的国家,是不具备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社会条件和阶级条件的,因而光靠他们自己,是绝对不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更不会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的,因而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原因绝不可能来自于他们的内部。即使象马克思恩格斯在1882年所期望的俄国的革命,也不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而只是推翻沙皇的封建统治的革命,因而它本身也不能带来社会主义的胜利,不能造成“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条件,最多也只能因为它摧毁沙皇俄国这个西欧一切反动势力的“最有力的堡垒”和“强大的后备军”,因而能给“西方的政治运动一个新的推动,并且为它创造无比顺利的斗争条件”,从而为西方无产阶级造就革命发生的条件,作为引发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因为,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具备无产阶级革命发生和胜利的客观条件的,只有西欧的资本主义国家和西欧的无产阶级,西方无产阶级的革命成了当时一般现代工业无产阶级革命的唯一的载体。然而,当恩格斯发现除了“西方”、“西欧”之外,又有别的国家具备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条件时,就不再只限于“西方”、“西欧”了。例如,当恩格斯1894年写《跋》时,看到俄国的资本主义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这个国家的一部分本地居民已经吸取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文化成果”(13),已经有几千人“很了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有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并且清楚地知道这条似乎走不通的死胡同的出路何在。”(14)虽然因为这个资本主义,在俄国只在一部分居民中存在,无产阶级尚未成熟,然而恩格斯,就因它有了这些新的条件,就坚决认为,这个国家实现“跨越”或“缩短”资本主义阶段的行程,同那些完全处在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一切国家,“比较起来”“将最容易做到”。“因而在革命时期这个国家可以几乎与西方同时完成社会的改造。”(15)由此可见,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西欧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处于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丁夫峡谷的先决条件,简单地理解为,革命不是靠本国的条件和努力,只是依赖于外部,依赖于外国是不妥当的,是不完全符合恩格斯的原意的。

把马克思恩格斯以上观点归结起来,就是说,前资本主义的国家要“跨越”资本主义的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刚刚踏上资本主义生产道路的国家要能“缩短”其资本主义阶段的行程,避免西欧原始积累阶段不得不经历的大部分苦难和斗争,其根本条件,就是世界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存在和发展,是现代工业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的胜利,是有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可以利用并善于利用。总之,一句话,善于吸取、利用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是“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16)的前提,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问题的观点的精神实质所在。

《跋》文发表至今已一百年过去了,迄今为止,还不曾有过任何西欧国家的无产阶级取得革命的胜利。能不能根据这一点,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问题的理论已经过时了,从而应该加以否定和抛弃呢?当然不能。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把中国这样一个原来资本主义的工商业只占整个国民经济10%左右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东方大国,经过新民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大地上确立起来,从在中国大大缩短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行程,从大量原来处在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农村,避免经过资本原始积累那样的苦难和斗争而进入社会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胜利应该说是一个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实例。

中国的实例,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正好证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问题的理论观点的科学性和生命力不仅经受了历史的考验,而且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的指导意义。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随后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主要是依靠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列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独立地探索并正确地制定出符合中国实际的路线、方针、政策,团结和领导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通过长期的斗争才取得的。这充分地说明,任何一个国家革命的胜利,主要依靠本国人民从本国的条件出发进行独立的斗争,国际条件是必要的,但只能起第二位的作用。

中国革命的胜利同时证明,善于利用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恰恰是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先决条件。肯定这个先决条件,同自力更生也是一致的,问题的关键在于要善于把这些条件变成自己的条件。

其一,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近代中国的存在和一定发展为前提的。这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区分为两个部分:其主要部分叫官僚买办资本主义(它占解放前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固定资本的80%左右),主要是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里移植来的;另一部分叫民族资本主义,也主要是在帝国主义入侵的刺激下发展起来的。尽管如此,由于它生长在中国的大地上,成了近代中国内部生产方式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这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的过程,是一部近代中国被帝国主义变成半殖民地的丧权辱国的过程,是中国人民饱受帝国主义压迫的痛苦过程,但它同时也带来了资本主义的肯定成果,即带来了中国封建社会所不具的崭新的生产方式。尽管这个生产方式在解放前只占整个国民经济总产值的10%左右,但是它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产生和胜利提供了两个极重要的物质基础,一个是一部分近现代的生产力,一个是中国的现代工业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要是没有这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存在,没有它的肯定成果,即近现代的生产力和现代工业无产阶级,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失去前提,就无从发生,更无从胜利。

其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领导,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并转变到社会主义的关键。中国的无产阶级可以不经过西欧无产阶级觉醒和成熟的那么长的过程,就成立了自己的先锋队,独立地走上政治舞台,领导中国革命,并取得胜利。充分利用了世界上,主要是西欧资本主义的肯定成果是极重要的。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吸收了由西方无产阶级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并把它同中国的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一个是认真地吸取了西方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丰富经验,而且我们的党,还是在当时俄国的列宁布尔什维克党的直接帮助下创立起来的。当然,这个党能否成为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达到胜利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它能不能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善不善于把马列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独立地找到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但是毕竟是因为有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而给中国送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才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才能用马列主义的宇宙观去观察中国的命运,才使中国革命面目焕然一新,因此,它无疑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先决条件。

其三,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取决于独立地制定出一整套符合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时期,一个极重要方面,就在于能否正确对待和处理中国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从某个意义上说,也就是能否正确地保护、利用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在这方面取得了极大的成功,突出地表现在,从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实际出发,第一,坚持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第二,科学地创造性地把中国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区分为两部分,并采取不同的政策;即一部分是官僚资本和官僚资产阶级,这是当时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部分,约占当时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固定资产的80%左右,对这个已严重阻碍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官僚资本和官僚资产阶级,把它列为革命的对象,政治上打倒它,经济上没收其财产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使之成为建立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另一部分是民族资本和民族资产阶级,对这部分既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又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联系,既比封建经济先进在当时对中国生产力的发展起进步作用,又是经济上政治上非常软弱的民族资本和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既指出它不是革命的对象,又指出它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而是把它作为革命的朋友,在经济上则对其加以保护。正是采取这种正确的政策,才保证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在胜利后能够顺利地转变到社会主义,从而避免“倒进资本主义制度的怀抱”,“受这个制度的铁面无情的规律支配”(17),也就是说避免了资本主义的前途;同时,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的同时,能够有效地保护和利用资本主义所拥有的生产力和一切肯定成果。总之,大大缩短资本主义阶段的行程,缩短走向社会主义的过程,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在我国得到实现。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问题,有两层涵义,一层是跨越或缩短资本主义生产阶段的行程,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另一层,也即更重要的是,吸收和利用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来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直到建成社会主义。这是两个前后相续的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过程,不先走第一步,就不能避免资本主义生产的波折,特别是象资本原始积累那样可怕的苦难和斗争;如果只有前一步,而无后一步,那么,社会主义就不能巩固、发展和成熟,就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本身的最后产物”的人类社会发展梯次上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只有这两个过程都完成了,才能说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历史任务真正实现了。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经验证明,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欠发达的国家,可以缩短它的资本主义阶段的全部行程,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但是,中国的历史经验同时也证明,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固然是在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行程中走出了具有决定性的一步,但也仅仅是第一步。它还要走第二步,而这后一步,同前一步相比,时间更长,任务更艰巨。根据恩格斯的启示和我们的历史经验,要完成这一步,特别要注意和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实现这后一段的关键是吸收和利用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其中,最根本的又是吸收和利用资本主义时代所已经造就和获得的近现代的生产力,因而要始终把发展生产力作为这个阶段的根本任务。在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起来的近现代生产力,它同以往的生产力的最根本区别,或者说它的最大优势,就在于它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的,它以科学代替经验,它靠对规律的认识和利用,以利用自然力制约自然力来代替人们的体力,也就是说,资本主义近现代生产力的关键是科学技术,是劳动者不断提高的科学文化素养,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教育则是它的基础。因此,要吸收和利用近现代生产力这一肯定成果,最重要是要吸收和利用它的科学技术文化,以及用这种科学技术文化武装起来的人才。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主义奠定在坚实的物质基础之上而得到巩固和发展,才能达到使人民“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的目的,才能因有生产力的进步而把原来低级的社会形态上升到高级的社会形态,才能真正实现历史的进步。

其次,要充分认识,要完成这后一步,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艰苦创造的历史过程,对于从原来资本主义欠发达基础上“跨越”过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更是这样。根据我国的历史经验,这类国家,同以发达的资本主义为起点的社会主义相比,还要经历一个特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特殊的过渡时期。这是因为,原来根本不具备由现代资本主义所造就的近现代的生产力,或者这种生产力的水平还比较低。以我国为例,解放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虽然有了与资本主义相联系的近现代的生产力,但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太少,而大量存在的是古代的或半古代的农业和手工业,本来应该由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准备好的工业化、生产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的任务,旧中国没有完成,生产力总体说来落后又很不平衡,国家贫穷。建立在这样的生产力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尽管它在生产力发展的速度上已经显现出了它的优越性,但是,由于它的生产力的实际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因而它的优越性还难以显现。同时,由于它的物质基础的相对薄弱,也影响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巩固和成熟,因而,这个社会主义,同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最后产物”的社会主义相比,还“不够格”。由此决定,我国的社会主义需要经历一个特定的初级阶段,用以吸收和利用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实现工业化、生产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使我国的生产力提高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变国家的落后贫穷为初步繁荣昌盛,使社会主义由“不够格”过渡到基本够格。然后,再继续前进,使我国生产力赶上甚至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使社会主义制度完善和成熟起来,从而达到从整个人类历史演进的梯次上,真正成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形态,完成了它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跨越”。

第三,在向别国,特别是略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时,要善于从本国的实际出发,对其加以消化、吸收、改造和创新。在这里,既要解决认识问题,也要解决方法问题。在认识上,最重要的是,要善于区分资本主义制度中的消极的东西和肯定的成果,要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对立和联系。如果看不到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对立,把资本主义的消极腐朽的东西也“学”了来,其结果必然会“倒进资本主义制度的怀抱”,仍然不能不“受这个制度的铁面无情的规律的支配”,事与愿违;如果只看到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对立,而看不到它们之间的继承和联系,那就不敢大胆地去学习、借鉴和吸收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肯定成果,自甘落后,那也建不成社会主义,也无从谈“享用”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在方法上,由于当今世界上,一方面,存着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但是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另一方面,存在着经济文化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那么,在这种具体历史条件下,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怎样才能吸收和利用资本主义的肯定成果呢?指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恩赐或真诚的援助是徒劳的,相反,那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每日每时都在想方设法企图扼杀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唯一有效的途径,就是正确地处理国际关系和矛盾,力争有一个正常的或较好的国与国的关系和和平的国际环境,在确保国家的主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不受侵犯的前提下,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的政策,以便一方面引进、学习、借鉴世界上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的成果,包括科学技术、人才、资金、管理经验以及各种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方法等等,同时通过参与世界经济的交流和竞争,发展自己。一句话,学会并善于吸取和利用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学会并利用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以达到最终实现“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的目的。

综上所述,不承认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欠发达的国家,可以缩短它的资本主义全部行程,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从而避免资本主义制度的大部分波折和苦难,是不对的,因为它已经被历史事实所否定;同样,把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当成为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完成,也是不正确的,有害的,因为它把事情简单化、庸俗化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是可以“跨越”的,但这是一个由社会主义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建设到社会主义建成这样两个前后相续的阶段组成的很长的历史过程,无论哪一段,直到全过程的实现,都要以吸取和利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作为先决条件,这就是《跋》文给后人留下的最大启示。“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18)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坚持改革开放,敢于和善于吸取和利用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内的人类创造的一切肯定成果,来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把握《跋》的精神实质,定将使我们一方面更加深切地认识到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立足于当代世界的特点和中国的国情,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典范,另一方面,更深刻地认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神实质,从而提高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这就是今天重新学习《跋》的意义所在。

注释:

①(16)《马恩全集》第19卷,第431、437页。

③④⑧《马恩全集》22卷,第502页。

②⑥⑩(11)(12)(13)(14)(15)(17)《马恩全集》第22卷,第503、497、500、503、510、503、501、503、506页。

⑤⑦⑨《马恩选集》第4卷,第617、626、626页。

(18)《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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