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条道路——对全球化的一种回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第三条论文,道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 D75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789(2000)05-0019-26
第三条道路作为一种更新和重建的社会主义民主思潮和发展模式，是战后欧美发达国家，特别是西欧国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变化的产物，是战后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一次新的重大调整和变革尝试，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为适应全球化迅速发展的新形势而提出来的一套治国方略和发展模式。
全球化与人力资本主义
“全球化”是一个历史范畴，实际上在资本主义兴起之时就开始了自己的进程，20世纪70至80年代以来迅猛发展的全球化进程，只不过是整个全球化运动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尤其是信息革命步伐的加快，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和互动加深，国际竞争变得更加激烈。人类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面临着急剧的变化和难以应付的挑战。变革固然给人们带来巨大的进步和更多的机遇，但也产生大量的不安全和不稳定因素。第三条道路正是欧美国家中左政党为应付这一系列挑战和变化而提出的一套提高竞争力和就业能力、限制和减弱消极与不稳定因素的治国方略和对策。布莱尔称，中左政党的任务是在急剧变化的世界中将面对经济变化所作的准备与社会秩序的重建两者结合起来。政府的作用是代表国家的利益，创造在基础设施和人力技术上的竞争力，以此吸引将为工人带来工资、为投资者产生利润的资本（注：托尼·布莱尔：《新英国》，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中文版，第241页、第239页。）。布莱尔在这里开出的药方，就是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的投资，以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
知识经济是指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即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知识生产、传播和应用速率的经济形态（注：李廉水：《21世纪经济——谁主沉浮？》，海天出版社1999年11月版，第11页。）。它是经济史上继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形态之后的又一种崭新的经济形态。20世纪后半叶，西方部分发达国家与地区已先后步入以知识产业为龙头的经济发展阶段。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第三产业成为新的支柱产业和经济增长点。技术进步、技能提高和信息的积累与传播，是创造就业机会和推动新产业发展的主要原动力。企业只有在投资方面更加注意向知识积累的方向倾斜，注意人力资源的培养、重视对技术的研究与开发，才能保证在市场上占有优势。布莱尔说：“在现代社会中生存的关键在于获得知识和信息，否则任何个人、任何企业或整个民族都无法繁荣兴旺。（注：托尼·布莱尔：前引书，第119页。）”他强调教育是一项经济指令，“应被置于特别优先的地位”，因为“较高的教育水平是今后进行国际竞争和进入一个广阔的社会的关键。”（注：布莱尔：《第三条道路是最好的道路》，载《华盛顿邮报》，1998年9月27日。）第三条道路的鼓吹者强调，只有“第三条道路”有能力发展以人力资本为基础的经济。他们称，老左派重视工业，新右派重视市场和公司，而“第三条道路”必须重视大学院校之间、大大小小的公司之间以及金融家和企业家之间的网络联系。第三条道路必须成为知识经济在政治上的接生婆（注：查尔斯·里德比特：《第三条道路的致命之处》，载于杨雪冬、薛晓源主编：《“第三条道路”与新的理论》，社科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99—204页。）。因此有人称第三条道路为“人力资本主义”。
在国家干预与市场作用之间寻求新的平衡
经济全球化的前提，是世界经济的市场化。70到80年代以来出现的经济全球化新浪潮，就是在各国广泛推行市场化改革的基础上形成的。早在70年代中期，一些西方国家就已开始调整自己的政策，推行旨在完善与加强市场机制的新自由主义方针。当时西欧国家战后普遍推行的建立在社会民主主义与凯恩斯需求管理学说基础之上的福利资本主义陷入困境，传统的民主社会主义所奉行的过多的国家干预和欧美国家推行的程度不同的福利国家制度已难以为继。在这种背景下，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一些欧美国家相继上台执政的新保守主义政党，开始推行以私有化、自由化、放松控制和削减社会福利为主要内容的政策调整和变革。尤其是对金融和信息通讯等服务业采取的自由化措施，刺激了金融创新和信息革命，增强了企业间的竞争和经济体制的活力，加速了世界财政金融市场的全球化。新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得势，使欧美以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中左政党陷入一种被动防御的地位。英国著名的自由主义派学者拉·达伦多夫断言，社会民主党的以“经济增长、社会平等、劳动就业、理性原则、国家、国际主义”为内容的政治方案到20世纪末完全丧失了物质和思想的基础（注：转引自王学东、陈琳等：《九十年代西欧社会民主主义的变革》，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页。）。他宣称社会民主党世纪已告“终结”。
80年代末90年代初冷战结束，苏东国家的“现实社会主义”制度解体。占世界人口一大半的原有和现有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开展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随着计划经济的消失，“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变成市场经济的一统天下，在世界经济普遍市场化的基础上经济全球化得以迅猛发展。有人据此作出判断，认为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竞争中，资本主义已取得了最终胜利。
但是这些断言在理论和实践上显然都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无论经济全球化还是以新自由主义方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生活所进行的调整和变革，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种种无法克服的弊端和内在矛盾。全球化是一系列充满矛盾的双向进程，市场经济则具有鲜明的二重性。一方面，它们无疑大大促进了经济增长、科技发展和人类社会生活的进步；另一方面，它们也会产生众多的问题，带来许多人们不希望看到的后果，引起人们诸多的忧虑。社会主义作为对资本主义的一种超越和替代物，只要资本主义的弊端没有消除，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追求就不会消失；只要市场化和全球化过程中存在着有可能给人们造成痛苦和灾难的消极现象与趋势，人们就会有要求用国家干预去消除和缓解这种现象和趋势的愿望与行动。实际事态的发展也很快证实了这一点。新自由主义的变革尽管在激活市场、提高经济的活力和竞争方方面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促使世界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但它是以牺牲社会公正、造成南北分化和社会分裂为代价的，带来了不可忽视的负效应，引起了公众广泛的不满和反对。到90年代中期，这种新自由主义政策所导致的社会劳动危机已经达到了社会承受能力所能容忍的边缘。另外，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也向世人发出警告：市场的自由发展的确需要一定形式的理性调节。过火的新自由主义开始退却。在此背景下，“第三条道路”便应运而生。
第三条道路是对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新右派（或称新保守主义）的新自由主义遗产的折衷继承。战后资本主义近半个世纪发展的实践表明，过多的国家干预和对市场的自由放任都是行不通的。第三条道路试图在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与新右派的自由放任主义之间走一条中间性的治国道路。它“既不是放任自流，也不是僵化的国家干涉主义”，而是把经济活动中国家的干预与市场的作用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力求在国家与市场、安全感与灵活性、社会理性调节与经济自发力量之间寻求某种新的平衡。
建立包容性的社会和“社会投资国家”
有人认为第三条道路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与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政策的混合物（注：Ralf Dahrendorf,The Third Way and Liberty,Foreign Affairs,September/October 1999,P.14.）。这种说法也许并不十分准确和公平，但它的确反映了欧美中左政党希望在不牺牲社会基本团结和社会正义的前提下，在全球市场中创造可持续发展经济的愿望。
第三条道路有关社会团结的政策诉求，不仅反映了近20年来西方国家在经济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影响下出现的严重社会劳动危机及其所造成的社会排斥现象，而且也与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性质、特点及其价值取向密切相关。西方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属于发达国家中代表中下层劳动人民利益的改良主义政党，它们都以社会主义理念为目标（尽管经历了不断的调整变化和扭曲），谋求在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框架内通过议会民主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改良。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表示坚持社会主义的理念和核心价值。布莱尔宣称，第三条道路吸收左翼的历史价值，即对公正、民主和自由的长期承诺，并把它们运用于以生机勃勃的市场为基础的新世界（注：转引自王学东、陈林等：前引书，第40页。）。他把社会主义界定为“社会之主义”，称“只有承认人们相互依赖，个人才会有所作为”，认为一个团结强大的社会对实现个人抱负至关重要，主张建设一个以权利和责任相结合为基础，以实现社会和经济包容为重要目标的公民社会（注：参见托尼·布莱尔：《新英国》，第25、24和第5页有关段落。）。
福利国家的改革问题，可能是西方国家各种政治派别之间争论最为激烈的一个问题。吉登斯在《左派瘫痪之后》一文中指出，“没有哪个问题会比福利国家更能泾渭分明地把社会民主党人和新自由主义者区别开来的了。对前者来说，一套发展完善的福利体制是一个公正体面而且人道的社会的基石；而对后者来说，福利制度则是企业的敌人、公民秩序衰败的原因。（注：安·吉登斯：《左派瘫痪之后》，载于杨雪冬、薛晓源主编：前引书，第67页。）”传统的社会民主党人谋求维持最大化的福利国家，而新右派则希望把它减小到安全网的程度。
在里根—撒切尔主义盛行的年代，新保守主义对社会民主主义发起的强大攻势正是围绕福利国家展开的。7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各民族国家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能力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和限制。伴随而来的长期大规模群众性失业又加重了对社会保障体系财政资源的压力。不断攀升的社会福利成本加剧了福利国家的合法性危机。当政的右翼政府扬言要对福利制度大加砍杀，战后形成的左右两翼政治力量在福利国家问题上的共识不复存在。但是由于在社会福利开支中存在的易上易下的刚性规律在起作用，所以右翼政府在这一领域并没能迈出多大实质性的改革步伐。尽管如此，右翼仍困推行这种损害中下层人民利益的措施而在90年代以来的大选中失分，导致欧美一些国家“中左时代”的到来。
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称新右派对福利国家的某些批评是合理的。他们认为这一制度导致异化和官僚主义，滋生“福利依赖文化”，必须予以改革。但是这一改革必须照顾到各方面的利益：既要保存已确立的基本社会保障，维护劳工利益，缓和社会矛盾；又要满足资本的要求，防止资本外逃，保持生产的效率和国内就业增长。改革的方向应是：变福利国家为“社会投资国家”；除了国家之外，还应动员个人、企业和各种社会组织对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做出贡献；谋求在权力与责任、风险与安全之间建立一种新的平衡。奉行第三条道路的中左政党政府把解决就业问题与改革社会保障制度相结合，强调加强职业培训、提高就业能力，以创造就业机会代替救济性的福利保障，鼓励人们自己养活自己。
超越传统的“左”、“右”分野寻求更广泛的社会支持
西方政治长期以来是阶级政治和政党政治的天下，左右两分法是判断政治派别及其立场的最有效标准。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发达国家的政治光谱中属于中左翼，其主要的社会群众基础是工人阶级。新自由主义虽然很少公开表明自己的阶级政治属性，但它把自己定位在政治右派的保守哲学之列。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认为，近年来随着工人阶级队伍的急剧萎缩以及东西方两极格局的消失，阶级政治的突出性和左与右的传统分界已日趋模糊。他们主张，第三条道路所代表的新“中左”运动在接受社会正义所体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同时，应超越传统的“左”“右”分野，摒弃阶级政治，寻求一种跨阶级的更广泛的社会支持。
第三条道路的鼓吹者之所以大肆宣扬超越“左”“右”的实用主义政治哲学，是同7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社会所经历的经济和阶级结构转型与变化密切相关的。从二战结束到70年代中期的这段时期，通常被称作是战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福特资本主义阶段。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特点，是借助生产流水线的实施与推广形成一种规模经济。与之相应的资本积累战略，主要着眼于国内市场，力图使从事大规模日用品生产的工人群众同时成为自己产品的消费者。这种大规模群众性消费促进大宗产品生产的资本积累模式，为基于凯恩斯需求管理学说的经济发展战略与社会福利国家奠定了基础。此时的产业工人阶级是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力量，不仅构成主要的选民集团，而且是经济快速增长和福利国家的主要推动者和受益人（注：Colin Crouch,The Termsof the Neo-Lib-eral Consensus,The Political Quarterly vol.68,No 4,1997.）。但是从70年代中期以后日益发展的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转型和阶级结构的变迁。随着劳动生产率的迅速提高，在市场日趋饱和的情况下，继续维持大规模大宗产品的生产已不能实现充分赢利的目标。为满足不断增长的对消费品的个性化需要，大规模批量生产的方式逐步被灵活、分散、知识和技术密集的专项化生产所取代。西方发达国家先后进入资本主义的后福特主义或后工业时期。随着生产方式的变革，第一和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比重下降，而以信息通信和提供各种服务为内容的第三产业则得到迅猛的发展。大量的劳动力向服务行业和行政职能部门转移。在许多西方国家，第三产业在就业人口和产值方面都远远超过了第二产业。工人阶级的队伍严重分化。产业工人，特别是从事体力劳动的非技术或半技术工人数目急剧减少，地位恶化。而掌握高新技术、收入相对稳定的“白领阶层”在社会生产中的影响不断提高。相当大一部分劳动者都融入了庞大的中间阶级阶段。与之相应，随着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化，伴之而来的是社会价值观念的演变和利益多元化趋势的发展。选民在阶级、阶层、社会背景下、个人生活方式以及文化价值取向等方面呈现空前的多样性和错综复杂的局面。政治文化的多元化和大规模失业的压力瓦解了工会的战斗力。工会不仅成员减少、力量和影响下降，而且在实施科技进步和反通货膨胀的斗争中被认为是某种“麻烦制造者”和保守力量。劳工运动在一些国家受到严重的打压和削弱。社会民主主义正在失去其传统的选民基础和主要载体，或者至少可以说工人阶级和劳工运动呈现严重的分化和被削弱状态。一些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长期陷于在野地位。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选民党”的西方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开始调整自己的政策和选举战略，试图通过理论创新和形象修正，扩大支持者的范围，重构自己的选民基础。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特点重视争取广大的中间阶级或阶层，声称社会民主党已由工人阶级的政党变成所谓的“人民党”；鼓吹多元主义的实用主义政治哲学，主动去适应西方变化的社会阶级结构和利益与价值取向的多元化趋势，以确立经过更新与重建的社会民主主义在西方政治中的中心地位。
重建国家和政府，使“民主制度民主化”
民主是社会民主主义信奉的一种普遍价值。在全球化时代政治民主化更是世界各国发展的一种普遍趋势。但是90年代以来在西方国家内部民主制度自身的存在与发展却面临一系列的问题和挑战。首先，西方国家的政府机构和公共部门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既得利益，民主制度自身滋生了官僚主义、腐败和异化，不同程度地脱离了群众和社会的监督；加之政党政治中的相互攻讦、尔虞我许以及政策上失信于民等种种弊端，使人民对政治普遍感到厌倦和不满。另外，随着社会阶级结构变化伴之而来的公众利益和价值取向的多元化，使得西方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认同政治趋势越来越突出。包括绿党、生态运动、女权主义、同性恋在内的奉行不同价值取向的新社会运动发展起来。它们对传统政治的公众基础造成了严重的冲击。所有这些就导致了西方社会中政治冷漠意识的流行和人们对传统政党政治的背离。西方各国选举中公众的投票率呈普遍下降趋势。
其次，冷战结束，苏东国家的“现实社会主义”政权解体，西方国家失去了昔日的敌人和对手，成为一种“没有敌人的民主国家”。而经济全球化推动了民族国家权力向上和向外的转移，同时也带来了向下分权的压力，使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职能受到更多的制约和限制。在新形势下国家必须找到与过去不同的合法化源泉。“因为民主的程度不够，自由民主正在衰落”，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正处在危机之中”（注：见吉登斯：《左派瘫痪之后》，载于杨雪冬、薛晓源主编：前引书，第65页。）。为了重新获得民众的信任和合法性，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主张对现行的国家体制进行“全面的一揽子改革”，界定新的民主国家范式。
第三条道路的设计师吉登斯认为，新民主国家的基础首先是分权，不仅向下而且也向上：向下把权力交给地方和地区，向上则交给跨国机构。他说，建设新民主国家的关键是“民主制度的民主化”，在公共事务中实现更大程度的透明，实验非正统的民主参与形式，争取公民社会各种组织的积极介入与合作。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们在设计“新民主国家”的方案时，显然吸收了近年来西方学术界广为流行的“公民社会”理论和“治理理论”的思想观点，力图把公民社会的建设与国家治理结合起来，在政治力量与公民社会之间建立一种合作互动的良性关系。他们试图在实践上避免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的“二元对立”，提出“少一些统治，多一些治理”，以便在人民和政治家之间建立信任和忠诚，使政府、公民和社会组织之间形成运行良好的伙伴关系。
在实施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以布莱尔为首的英国“新工党”政府表现得十分突出。他为工党规定的民主复兴目标有三个：第一，强化公民的权力和义务意识；第二，使决策更接近人民群众；第三，增加政府的民主信任程度。在实践上，工党政府提出并正在积极推进一项雄心勃勃的宪政改革计划。这首先涉及权力下放问题：在苏格兰和威尔士建立地方议会；推进北爱尔兰和平进程，建立享有广泛自治权利的北爱地方议会和政府；选举产生大伦敦市市长；在英格兰地区成立地方开发机构。英国宪政改革计划的另一个重要组织部分，涉及议会及其选举制度的变革：改革贵族院，取消世袭贵族参与上院及其投票的权力；成立专门的委员会，研究由简单多数向有限比例代表制的选举制度过渡的问题。与宪政体制密切相关，还有改变英国传统的政党政治模式问题。了为谋求更广泛的支持，超越党派门户之见，布莱尔力促让一种更为多元化的政治模式取代英国传统的两党政治模式。他主张不同党派之间在具有共同利益和观点的问题上实行合作。目前已成立了由工党与自民党对等参加的内阁协商委员会，就包括宪政改革在内的双方共同感兴趣的问题进行磋商讨论。工党政府在政治体制方面所进行的变革意义深远。分析家认为，这一计划如果全面付诸实施，将可能打破现行的以行政权力为中心、非民主、不透明的精英统治体制，以现代的多元政治取代英国中央集权式的单一国家体制。
第三条道路的国际政策
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们一般都把他们的战略和策略选择归结为全球化的产物，主张从全球的视角观察社会政治经济问题，并制定相应的内外政策。布莱尔把“与日俱增的全球市场和全球文化”视为当今时代的首要特征，称在这个时代“经济是国际性的；环境是国际性的；犯罪也是国际性的”，所以奉行第三条道路的“新中派”必须是积极的国际主义者，应把其外交政策置于国际合作的基础上（注：Tony Blair,TheThird Way:New Politic for the New Century,Fibian Society,1998,pp.6-18.）。
对于第三条道路的国际战略与策略选择具有重要意义和影响的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涉及第三条道路对当今民族国家的看法和态度。第三条道路的鼓吹者认为，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已不再是单纯的民族国家，应该为它在世界化的世界中找到一个新的位置，也就是说它已成为“世界主义的民族国家”（注：安·吉登斯：《左派瘫痪之后》，载于杨雪冬、薛晓源主编：前引书，第66—67页。）。布莱尔称，全球化正在改变民族国家的本质。技术变革使政府控制国内经济免受外部影响的权力与能力大大下降（注：托尼·布莱尔：《新英国》，第239页。）。他把寻求更强有力的国际机制的承诺看作是解决跨国问题的逻辑答案，而不是对国家主权的威胁（注：Tony Blair,TheThird Way:New Politic for the New Century,Fibian Society,1998,pp.18.）。吉登斯在《第三条道路》一书中指出，全球化导致新的跨国体制和力量的产生，创建了一些新的、有时往往跨越民族国家边界的经济和文化区域，使民族国家失去了过去所拥有的某些权力。主权不再是绝对的，国界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在可预见的将来，民族国家对其公民在国际舞台上仍将拥有相当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但是它们只有在彼此之间，或者同地方和区域当局以及跨国组织与机构进行充分合作的情况下，才能有效地行使这些权力（注：Anthon Giddens,The Third Way:TheRenewal of Social Democracy,Polity Press,1998,pp.28-33.）。这表明全球化的客观进程提出了越超民族国家层面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全球协调机制的问题。
其次，90年代以来全球化进程的迅速、深入发展，给国际社会带来了许多新的挑战和问题。例如：金融市场全球化方面的迅猛进展加剧了全球经济的不稳定，监控和防范大规模国际游资投机所造成的危机与风险已成为国际社会生活中一项十分紧迫的议程。就发达国家自身来说，资本外逃与移民问题是两个最令西方各国感到头痛的棘手问题。资本流向利益最大化的地方，劳动力流向能赚取更高收入的地区，这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难以避免的。但是全球化时代资本的外逃也导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下降，加剧了其社会劳动就业危机和福利国家危机。而大量移民的涌入则会加重接受国的社会开支和就业负担，滋生排外情绪，引发极端政治势力的发展，使政府、资方和劳工之间本已错综复杂的关系更加难以处理。这表明全球化使政治决策比以前更加紧迫，更有影响，而不是更无所谓。此外，还出现了一系列新的或过去虽已存在但当今更加凸现的跨国或全球性问题。如：生态环境的保护问题，消除贫困问题，人权问题，一国民族问题与周边国家的关系问题，大规模移民与难民潮问题，走私贩毒等国际性犯罪问题。人类社会所共同面临的这一系列经济、政治和安全方面的课题，是难以简单地用传统的左／右政治模式来处理的。对这些问题的处理不仅需要加强各有关国家之间的利益协调与合作，而且要求建立新的全球性治理机制，调动民族国家、国际组织、民间机构等各方面的积极性共同加以解决。
另外，冷战终结，两大意识形态对立格局的基本结束，为打破僵化的政治思维方式、发展国际合作提供了新的契机与可能。人类社会自从进入现代以来，一直处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二元对立的紧张状态。特别是在冷战年代，人们习惯于以左／右两分法、非白即黑的绝对化眼光分析判断事物。但是随着冷战终结，反映两大军事政治集团对峙状态的两种意识形态的对立格局也告基于结束，使人们观察处理问题时得以摆脱僵化的意识形态束缚，为各种思潮、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相互吸纳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和机会。在两极格局消失、国际局势总体趋缓的大背景下，和平与发展作为各国人民所面临的两大共同课题变得更为突出与紧迫。人们要求各国政府携手合作解决人类社会所共同面临的这一系列新的挑战和问题。在这种背景下，信奉实用主义政治哲学的第三条道路的政治家们，能够以其特有的“灵活性”和“向前看态度”较为容易地去面对和处理这类挑战和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第三条道路的国际政策在倡导国际合作、强调国际主义的同时，某些第三条道路的政治家们也在积极鼓吹与推行“新干涉主义”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奉行第三条道路的欧美中左政党，一向重视维护西方社会的诸如自由、民主、人权和法治等核心价值，认为这是一些具有普遍性的标准和道义原则，应在全球范围内加以推广。就这一点而论，它们同右翼政党基本上是一致的，其国际战略的宗旨和核心是试图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一种由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科索沃战争的实践表明，第三条道路奉行的是一种更富干预主义色彩的对外政策路线。这种新霸权主义的政策方针是与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以及建立一种民主、平等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要求相悖的。把西方的社会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强加于人，必然会引起广大非西方国家，特别是一些直接受害者的抵制和强烈反对，弄不好就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收稿日期：2000-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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