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183;艺文志》之“小说”的由来和观念实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书论文,由来论文,实质论文,观念论文,艺文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汉书·艺文志》是现存历史文献中第一次较详细地论述“小说”含义的资料。尽管有整段地论述解释“小说家”，汉代“小说”的含义还是让今人难以解读。究其原因：其一，《汉书·艺文志》中所著录的小说作品到唐代就都散佚，仅有鲁迅先生勾沉出《青史子》三篇和《百家》一篇。这造成今天理解汉代小说观念的资料缺乏，难以对《汉书·艺文志》中的小说观念有一个全面的清楚的认识。其二，《汉书·艺文志》中的有些阐述十分模糊，有些又难以考证其真实含义。比如，稗官一词，虽然有余嘉锡作详细考证，但是，其考证结果似乎对小说家的理解没有多大的帮助。其三，“小说家序”似乎与小说家所著录的作品并不一致：“序”中说小说是道听途说、街谈巷语的听闻的收集编辑，而实际上，作品大多是方士方术知识，也有可能有儒生的作品，方士和街谈巷语有什么联系。其四，由于今人有先入为主的今天的小说观念在思想中，对《汉书·艺文志》小说观念就更容易感到费解。为此，本文于此特辨析《汉书·艺文志》“小说”名称的由来和在汉代的实际含义，或许对研究者理解汉代小说观念有所帮助。
一、从《汉书·艺文志》的分类和分类思想来看小说家的特色
《汉书·艺文志》来自刘向和刘歆父子整理国家图书库编写的目录《七略》，班固只是“删其要，以备篇籍”。因此，《汉书·艺文志》的著作权应属于刘向，编写时间应该在西汉中晚期，该目录主要反映了西汉中晚期的思想观念。该目录的编写是给当时的国家图书进行分类记录以便检索，并且对书籍的价值意义做些评价以便供阅读者（主要是皇帝）参考。正如《汉书·艺文志序》中所说的：“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刘向在校书完毕后，一定要记录下篇目，写评语，上奏皇帝参考。
《汉书·艺文志》实质上是一个图书分类评价的目录：“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实际把图书分六类：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注：《汉书》卷30《艺文志序》。）
这个分类目录体现了刘向和刘歆明晰的逻辑思维：六艺和诸子是今天的哲学思想和历史书籍；诗赋是文学艺术；兵书是实用技术；术数相当于今天的理工和医学。对于六类书籍的分类，显然以不同学科类别作为依据，而六类书籍的排序，显然是以对皇帝治国参考价值大小为标准。六艺和诸子直接服务于皇帝治国，供其参考，所以放在一、二类。
六艺和诸子的关系是：“诸子十家……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就是说二者关系相当于树干和树枝、主河与支流。六艺是本，诸于是末。
诸子的作用是：“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使其人（诸子）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诸子学说是六艺的有益补充。
诸子各家的关系是：“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
小说家排在第十，所谓“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那不可观的就是小说家。因为小说家一出现就是带有浓厚的民间特征，其知识见解不能用来辅佐君主治国，成为股肱之臣，仅仅是得到下层人民的喜好而已。《汉书·艺文志·小说家序》：“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虽然“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囫囵地确认任何一种学问或者文献都有价值，但是“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统治阶层是不会去研读和传播的。
小说家对统治者及其臣工的参考价值很小，却受野民、市井喜爱。所以，就理论意义和治国参考来说，当然是不可观的。刘向作为一个儒家思想信奉者，既否定小说家缺乏诸子其他家所有的高度理论性和政治实用性，又宽容地肯定其一定有可读性。
在小说观念经过《汉书·艺文志》确定之后，桓谭《新论》也说：“若其小说家，合从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文选》卷31李善注引）这里显然指出了小说短小、有故事做譬论以论理、作用为治身理家。这些说法和《汉书·艺文志》的说法大致相同。
根据刘向对小说家的分类定位和价值评判，我们可以确定：小说家是诸子的一员，但是相对于诸子其他各家来说，资治的价值要低，不过比较受民间喜爱。进而可以得出：汉代所谓的“小说”是以阐述某种学说为目的的一类文章（像诸子），只是它们学说来自民间，相对于其他诸子理论来说要浅薄，显得粗野，虽不为统治阶层所重视，但在民间却得到流传。
二、从小说名称的由来看汉代小说观念
目前发现的先秦资料中，庄子第一次使用了“小说”这个词。庄子用的就是这两个字的原意：小的学说。他首先描述两种钓鱼的方式：其一，任公子钓鱼，用50头小牛作为钓饵，然后蹲在东海边上等待了一年，终于钓起了巨鱼，他把大鱼切开做成腊鱼，以至于“自制河以东，苍梧以北”每个人都吃到了那条鱼。其二，在小水沟旁，不停地拉，只能钓起小鱼，钓不起大鱼。庄子得出“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这里的“小说”是与钓小鱼相应，“大达”其实就是大道或者大说与任公子钓大鱼相应。小说在这里显然是指庄子意识中的目光短浅的小学说。在春秋战国时代，诸子争鸣，各家都用自己的学说来批评别家的学说。庄子批评过几乎所有其他家的观点，其他所有家的学说在他看来都是“小说”。所以，这里他的小说不是专指某一家或某一种文章。但是，小说在这里的含义是确定的：理论价值低的小学说，其目的也在于谋取名利。
荀子也有相当多的语句用到了相近的含义，但是，他没有用“小说”这个词。比如“故知者论道而已矣，小家珍说之所愿皆衰矣”，“是故邪说不能乱，百家无所窜”（注：《荀子·成相》。）里的“小家珍说”和“邪说”均是指与自己观点对立的他家学说。又如“假今之世，饰邪说，文奸言，以枭乱天下”，（注：《荀子·非十二子》。）邪说也是指别家的言论。同篇中还有“辩说譬喻，齐给便利，而不顺礼义，谓之奸说”，“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玩奇辞”。此处怪说、奸说，含义同上。可以证明说字含义的还有“上则法舜、禹之制，下则发仲尼、子弓之义，以务息十二子之说”，“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幽隐而无说”等说字，均是指观点（学说）或者观点（学说）的阐述。（注：以上均引自《荀子·成相》。）
当然，“说”在先秦还有其他的含义，但是，作为名词，其含义多数是主张、观点、学说等。诸子在文章中多次用到“邪说”、“怪说”、“奸说”乃至“小说”均是单音节词“小”、“邪”、“怪”、“奸”等与“说”的偶然组合，并非是固定词语，用来指自己不赞成的学说。
在刘向给群书归类时，也遇到一批类似于诸子的书籍，但这些书显然并不是先秦诸子所做，显然是来自民间，为后人“依托”古代圣贤而作，其学说“浅薄”“迂诞”，（注：《汉书》卷30《艺文志》）刘向在把这些书归结到诸子之末时，一定要给它定一个名称。如果沿用先秦已经有的名称的话，那么这些新的诸子作品的思想是不拘于哪一家的，而且显然在学术上远不能与前者并行而论，所以不能够用某一诸于流派的名称来称呼。那么留给他可以使用的就是《庄子》和《荀子》等典籍中反复用过的词语：邪说、怪说、奸说或者小说。在这几个名词里，使用“小说”这个词显然更合适。
当然，刘向没有料到：他的一个偶然间命名，会决定两千年以后普遍使用的一种文体名称。这个名称在一开始使用时就显然带有贬义，也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造成不少人的鄙视埋下了祸根。但是，显而易见，用小说可以包含有非正统、邪、怪等的含义，却没有邪说、奸说、怪说那样难听。这样，小说虽长期以来不入主流文化，却可以保存下去。
小说一词，由诸子作文时的偶然使用，到刘向的借用，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在刘向历史地使用这个名词来命名一类书籍的时候，这个名词就注定了承担未来一种大文体的任务。在我们今天理解小说时，或许不会过多地思考，为什么明明是一种叙事的有情节的文体，为什么会被称作“说”而不称作“记”，这种文体为什么不称做“×记”之类的名称呢？原因就在于刘向最初的使用和后来的小说观念的变迁。而遗留下来的“小说”这个古名词，也是提醒我们，最初的小说含义与今天的小说文体在含义上有着巨大的差别。
另一个问题：既然这些书籍是“小说”，粗野鄙俗，那么为什么这样的学说还要流传下去呢？实际上，这些书籍流传下来很少，到了刘勰写《文心雕龙》时，大概只看到了《青史子》，到了唐代编写《隋书·经籍志》时，已经没有任何《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小说留下了。但是在汉代，这些书籍还是被著录入《汉书·艺文志》，除了当时书籍难得的原因以外，这些书还是有特色也就有读者的：《小说家序》中说这些作品能够让君子沉迷，“致远恐泥”，而一些市井、野民则非常喜欢，因此“缀而不忘”，其趣味足以在街谈，在道听。可见这些作品应该是比较有趣味的。
总之，《汉书·艺文志》的“小说”一词来自先秦诸子散文，其含义显然是指价值低的学说（假托古代圣贤，实际上是来自民间智慧，或者就是从民间收集的方术）。
三、小说家实际著录文章的分析
上面是小说家概念上的描述，再看小说家作品实际。《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著录的作品如下：
《伊尹说》二十七篇。其语浅薄，似依托也。
《鬻子说》十九篇。后世所加。
《周考》七十六篇。考周事也。
《青史子》五十七篇。古史官记事也。
《师旷》六篇。见《春秋》，其言浅薄，本与此同，似因托之。
《务成子》十一篇。称尧问，非古语。
《宋子》十八篇。孙卿道宋子，其言黄、老意。
《天乙》三篇。天乙谓汤，其言非殷时，皆依托也。
《黄帝说》四十篇。迂诞依托。
《封禅方说》十八篇。武帝时。
《待诏臣饶心术》二十五篇。武帝时。
《待诏臣安成未央术》一篇。
《臣寿周纪》七篇。项国圉人，宣帝时。
《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河南人，武帝时以方士侍郎号黄车使者。
《百家》百三十九卷。
右小说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
虽然这些书籍都散佚了，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考证出其大概内容的。
其中一大部分（合计976篇，占1380篇的多数）《待诏臣饶心术》、《待诏臣安成未央术》、《虞初周说》、《臣寿周纪》是方士所做。《文选》卷2载张衡《西京赋》中说：“匪惟玩好，乃有秘书，小说九百，本自虞初，从容之求，实俟实储。”薛综注：“小说，巫医厌祝之术，凡九百四十三篇，言九百，举成数也。”又注：“持此秘书，储以自随，待上所求问，皆常具也。”《史记·封禅书》云：“（太初元年）是岁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洛阳虞初等以方祠诅匈奴、大宛。”可见900余篇《虞初周说》记载带有神巫性质的方术和知识，用来备皇帝问答。《待诏臣饶心术》、《待诏臣安成未央术》、《臣寿周纪》从书名上看，显然是应皇帝之请，写作并上奏的方术知识。
《封禅方说》注明是武帝时，可以肯定内容是讨论汉武帝时的大事封禅泰山的。《史记·封禅书》里记载：
自得宝鼎，上与公卿诸生议封禅。封禅用希旷绝，莫知其仪礼，而群儒采封禅《尚书》、《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齐人丁公年九十馀，曰：“封禅者，合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无风雨，遂上封矣。”上於是乃令诸儒习射牛，草封禅仪。数年，至且行。天子既闻公孙卿及方士之言，黄帝以上封禅，皆致怪物与神通，欲放黄帝以上接神仙人蓬莱士，高世比德於九皇，而颇采儒术以文之。群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禅事，又牵拘於《诗》《书》古文而不能骋。上为封禅祠器示群儒，群儒或曰“不与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诸生行礼不如鲁善”，周霸属图封禅事，於是上绌偃、霸，而尽罢诸儒不用。
又：
四月，还至奉高。上念诸儒及方士言封禅人人殊，不经，难施行。天子至梁父，礼祠地主。……礼毕，天子独与侍中奉车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
可见，为了确定封禅仪式，武帝召集方士和儒生讨论，方士和儒生们抓住这个机会各显示自己的才能推行自己的观点，这些封禅方面的仪式建议就是“封禅方”。可见《封禅方说》是儒生或者方士所做，其目的是通过上奏自己的主张，博取皇帝的信任和重用以谋取个人的地位。其内容像以上所记“诸儒及方士言封禅人人殊，不经，难施行”，因而入小说家。
前面9种书貌似先秦诸子作品，刘向都明确指出这实际上是后人所作。他指出除《周考》、《青史子》、《宋子》外，这些书籍都断定为后人依托。依托者显然是汉代活跃的知识分子方士或者儒生，他们著述献书的目的就是获取禄利，他们比先秦诸子的人生理想要低，学说价值也低。这些书籍多数依托古代的圣贤，目的是为了抬高他的学问，实际上其内容来自“街谈巷语”，却都附会于黄老道家等流行思想，这和西汉早期黄老思想盛行有密切的关系。（注：见拙论《汉志小说家与黄老之学》，《湖北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至于《青史子》，在梁代还存。刘勰说“《青史》曲缀于街谈”，（注：《文心雕龙·谐隐》。）而且鲁迅先生还辑录有《青史子》佚文三篇，分别讲胎教的方法、坐车的礼仪和用鸡作为祭祀东方的理由，实际上可称作胎教方、车礼方、鸡祀方。（注：《古小说勾沉》。）这又有方士所作的嫌疑，但即使不是方士所做，内容上也性质类似。这三篇珍贵的佚文生动地向我们展现了汉代小说家的面貌。正如这里看到的，小说家以推行自己的学说和主张（就是某种方术知识）为目的，这里是推行自己的礼仪方和祭祀理论。这里的佚文也和前面所说的《封禅方说》相一致。这些佚文也符合桓谭所说的“（小说）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的评价，因为这里所谈的胎教方法是有一定的科学道理的，乘车礼仪也中规中矩，这恐怕是别的《汉书·艺文志》里的“小说”都散佚无存而这些篇还被人摘录保存的原因。《周考》和《宋子》这里不考证，基本不影响我们理解小说家的面貌。
这里存在一个问题：既然小说家属于诸子，那么为什么这里的作者不是诸子，只有方士或者还有儒生呢？
因为在汉代的知识分子的称呼已经不同于先秦了。汉代的思想远没有先秦那么丰富到诸子百家。汉代盛行的只有两种思想：汉初的黄老学说和后来的汉代儒家学说。那么儒生就是诸子的一种了；方士则主要依托黄老学说来推行自己的方术（前文所引的封禅说里，方士屡次提到了黄帝就是一个证明）。再说，汉代的儒生和方士的行为和战国时期的诸子没有两样：通过推行自己的学问取得皇帝的重用，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或者获取禄利。这样，儒生和方士就是汉代的诸子。其实，无论方士和儒生，在积累一些礼仪知识和神巫知识作为皇帝顾问上，二者的特征是一致的。因此，把儒生和方士的不经之作归到诸子类是没错的，再把其浅薄者归入小说家也是合理的。
另外一个问题：同样是方士之作，为什么有的归入方技略，而这些归入诸子略小说家呢？
方技略相当于今天的医学，其内容有医经、经方、房中和神仙。其《序》：
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宫之一守也。太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鹊、秦和，盖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汉兴有仓公。今其技术晻昧，故论其书，以序方技为四种。
这里说得很清楚，方技略书籍就是医术书籍，这里就有今天中医还参考的《黄帝内经》等书，俨然是古代的科学了。这显然和治身理家之方术和封禅等礼仪方法是两回事。所以，小说家仍然会录方士书，只是在性质价值和应用领域上与方技略方士书完全不同了。
再一个问题：既然是方士的方术，为何又说是“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作呢？为何说是闾里小知（智）者所及和刍荛狂夫之议呢？其实，这里很好理解，方术就是来自民间的智慧，方士未得志时，作为下层知识分子，把这些民间智慧和技术收集起来，著成书，献给皇帝来求得禄利。方士在正统学者刘向等看来就是闾里小知者、粗通知识的山野之民，就是下层文士。
可见，汉代的小说家的作者就是当时的诸子方士或者儒生，他们的作品和行为的确很像先秦诸子，是阐述自己的方术知识或者也有可作治身理家的礼仪知识（这就是方士和儒生的学说），这些知识并不是来自远古的圣贤，而是来自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他们把自己的这些知识集录成书，用来游说皇帝，企图取得重用，然而在作品的质量上低于先秦诸子。刘向把他们录于诸子之末，并借用先秦诸子用来相互诋毁的名称“小说”来给这些作品定义，还注明它们浅薄、迂腐、怪诞，这都是符合作品实际的。
总结以上的论证，我们可以推测，在秦焚书坑儒后，汉代典籍比较难得。汉武帝和汉成帝两次下诏求书，凡是献书者或封官（如献《论语》和《诗经》者），或给赏赐，那么有些人会假托先秦名人之名撰书来阐述自己的某些方面的方技或者礼仪知识，献给朝廷来求赏赐。这些书籍不如先秦本来已经有的典籍那么成熟，但是也能有一定的意义。还有大量的方士著作，他们搜集有大量的方术知识记录下来作为秘书，以备皇帝顾问。刘向在编校图书时已经发现那些书没有多大价值，都是今人所著，但是由于书籍难得，他没有把这些书丢掉。在这些书籍不能归于诸子其他门类的时候，就另立一小说家来著录这些作品。
通常来看，没有大道理的长篇宏论是令人生厌的，是不可能流传的。小说家不是长篇大论。之所以赢得市井和野民喜欢，并且可以做街谈巷语之资，其取胜之道在于短小而可喜，刘向给小说家定名之后，桓潭评价说，“小说”是“合从残小语，近作譬论”。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小说篇数（1380篇）远远多于其他家（超过儒家的836篇和道家的993篇，其他各家最多三四百篇）。小说家的特征就是篇幅短小而篇数众多。这就客观地给小说加上了短小有趣的读者印象，为以后小说观念发展埋下了伏笔。
最后一个问题：小说家是不是讲故事，小说是否寓言，是否志怪。章学诚说：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也。同样，汉代小说家阐述在讲修身之理或者某种方术知识时，也会引用故事；在叙事时，一定也会以言理为最终目的。其文体和其他诸子散文一样，以事明理。刘向在给文章分类时是不关注它是否是叙事或者议论的，在六艺类里既有论理的《周易》，也有叙事的《春秋》。同样，小说家也可以有叙事的作品和议论的作品或者更多的是兼有叙议的作品。可见小说家的特征不能够以是否讲故事、是否寓言、是否神话为区别标准。而是以形式短小、理论价值低、受下层人民喜爱、方士或者儒生所作等为其定义标准。
这个界定与我们今天的文体标准错位极大，今人不好把握，而对于汉代的人来说，这个概念是非常好把握的。因此，我们又不能够否定它作为汉代人的一个文体观念的作用。所以，理解古人文体观念和今人文体观念的巨大差异是理解《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观念的关键所在。这就要求我们在解读《汉书·艺文志》时，完全放弃脑子中强烈的现代文体观，实际地理解古人的文体分类思想。放弃用今天的小说诗歌散文的坐标参照物去理解汉代的小说观念，而用古代的六艺经史、诸子等观念为坐标参照物去理解汉代小说观念。原因很简单，汉代的小说观念是汉代的不是今天的，它是历史，就必须历史地去理解历史，这样才能了解真实的汉代小说观念。
［导师石昌渝教授点评］
《汉书·艺文志》“小说”概念之含义，是小说史和小说理论史研究中不能绕开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学术界众说纷纭的一个难解之题。本文的独特之处在于作者摒去今人小说观念，回到汉代，把“小说”放在汉代的文化及文类观念的统系中去作阐释，并且力图把观念和作品实际结合起来加以阐释，方法是科学的，解说有新意，且有说服力。这是一篇有学术价值的论文，特此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