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球化浪潮的特点看加快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必要性论文,中国论文,浪潮论文,政治体制改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512(2004)01-0026-07
当人类社会跨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国际局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科学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更加激烈。当前，我国在十六大精神指引下，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经济、社会转型也进入关键时期。同时，对我们如何适应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
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领导人极为关心的大事，在邓小平的著作中多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他认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也在于政治体制的改革。”(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0、176-177页)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必须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积极妥善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注：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1-32、19、19-20、35、36页。)然而，另一方面，“现代性有助于政治稳定，而现代化则孕育了政治不稳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迈进的转折时期是政治不稳定的高发期。”(注：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41页。)对于中国来说，现实地存在着许多影响政治稳定的危险因素，没有政治稳定这一基本前提，一切无从谈起。因此，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重要的却又需要慎重对待的工作，我们必须目标明确而又步骤稳妥地进行，不顾经济基础的现状，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迈得太快了不行，会影响社会的稳定；如果一味求稳，长期使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也会使整个改革工作遭遇瓶颈，整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也会受到影响。从当前变化万端的国际环境来看，特别是从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经济运行发展，政府应对市场的状况来看，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其所带来的弊端已越来越显露，不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我国在知识、信息、技术已经实现网络化的“全球村”中，必然面临生存和发展的危机，因而，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
一、全球化把中国的发展纳入世界的轨道
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全球化是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推动下，把分割的世界连成一个相互联系的统一大市场的过程，这一大市场的形成促进了各种不同文化的相互碰撞、交融，最终形成一个同任何国家和民族的初始状态完全不同的新的、丰富多彩的、全人类共同分享的全球共同体。这是一个逐步演进的过程。在现今的信息和高科技文明时代，全球化已经越出单纯的经济范畴，渗透到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社会、政治等各个领域。可以说，全球化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也是一种文化、政治现象，这三者是联系在一起的。经济的全球化、文化的全球化要求各个民族国家的发展必须承认、维护和促进世界政治体系的共同标准，例如民主、平等、自由、人权等等，必然要求各个民族、国家把自己的政治发展纳入全球化的轨道上去。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与世界有了全面的接触。在政治上，中国加强了与世界各国的联系；在经济上，中国建立了经济特区，形成全方位开放格局，以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参与国际分工格局，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积极与国际惯例接轨，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在思想观念上，中国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改革开放得失成败的标准，打破了许多“禁区”，为国外先进思想文化的引入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外国组织和个人来中国或投资考察或观光或学习，政治、经济、文化、技术交流日益密切和频繁。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的上海世界博览会都生动地说明，全球化把中国的发展纳入世界轨道，全球化影响并制约着中国的发展。总之，中国打开了国门，迈向了世界。
尽管改革开放二十余年，中国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并积极促进了各项事业的发展。但现实并不容乐观，令人担忧的是，在全球化潮流史无前例的冲击下，中国政府面临的世界性挑战日益严峻，中国现存的政治体制无法有效地对众多外部挑战做出反应，而且与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还有一定的距离。有些问题虽然涉及的是经济体制，折射出来的却是深层次的政治体制上的滞后和不完善。邓小平在1986年就指出：“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0、176-177页)这些论断在今天看来，仍然振耳发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综观全局，二十一世纪前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注：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1-32、19、19-20、35、36页。)我们要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新情况，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充分利用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拓宽发展空间，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分析九十年代国际环境可以看出，从战略的眼光看，经济体制改革需要有良好的政治体制平台。政治体制改革具有历史必然性，必须与经济体制改革改革相互配合进行；从具体的战术来看，应该讲策略，可以灵活些，可以有因时制宜发展的阶段性。所以苏东剧变后的一段时间里，政治体制改革采取较为稳妥的做法是策略的需要。在中国的国际地位提升，应对能力增强，改革向纵深发展，进一步融入全球化潮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面临机遇又面对挑战的历史关头，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契机，不失时机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就显得尤其重要了。
二、乘信息网络时代东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
众所周知，全球化的前提和基础是现代通讯技术、交通运输、计算机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和普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新一轮科学技术革命浪潮席卷全球，特别是九十年代，“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的实施逐步形成了全球信息技术网络，现在国际互联网络已通达160多个国家，2000年全球“网民”突破两亿，达到2.2亿。在信息网上传递经济、科技、军事、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内容，世界各国各地区之间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交流更加便捷，交流更加频繁，信息交流量更大，也为人民群众政治参与和大众传媒的监督奠定了现代科学技术基础。
虽然，我们坚持国家主权原则仍然是21世纪国际关系中不可超越的基本原则，但是，国家主权、政府权力受到来自多方面的冲击和侵蚀，却是不争的事实。在信息网络高度发达，思想意识领域斗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将遇到来自两方面的压力。一方面的压力是来自国内：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建成成熟、完善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现行的政治体制还存在弊端，如在民主建设方面，人大制度还不够完善，人民群众参政议政、参与单位或当地重要事情的决策权、知情权太小。如果说，在封闭条件下，还可以通过各种宣传、教育手段抵制来自西方的影响，在网络化条件下要达到以前的效果就困难了，公众的信息来源和渠道日益多样化和国际化，在人民群众的民主观念、法制观念、平等观念、自主意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显著增强时，他们就需要表达自己的利益和要求。资本主义国家民主建设毕竟有几百年历史，有比较严密的规章和程序，其中有些科学的、具体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这样，人们自然而然会用目前国内的民主状况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状况加以对比。于是在民主方面，往往会给人们一种错觉，认为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民主。就有可能比照西方民主的方式提出推进民主建设的要求。而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在政治民主方面我们本来就提出了更高的目标，即：“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基层民主更加健全，社会秩序良好，人民安居乐业。”(注：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1-32、19、19-20、35、36页。)这是今后一段时间里我们在民主建设方面奋斗的方向。
另一方面的压力来自西方国家和平演变战略带来的压力。亨廷顿就寄希望于在冷战结束后，世界一体化趋势加强的情况下，美国在全球化的民主化浪潮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他毫不讳言地引用当时美国国务卿贝克的话说：“在遏制的彼岸就是民主，横扫旧的独裁者的时间正在很快逝去，建立新的民主的时机已经来临”。(注：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48页。)鼓吹“和平演变”战略。全球化浪潮、信息网络化为西方国家推行西化、分化政策提供了条件，西方强势文化意图通过便捷的信息交往传播其经济、政治模式、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促进政治的多元化、多党化；建立文化霸权扩大对我国政治生活的影响，施加“软”压力，经常指责中国违反“人权”压制“民主”，对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这无疑是一种压力，也是一种挑战。
面对双重压力，我们只能知难而上，化消极为积极。在民主化的道路上，我们既不能不顾现实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在发展民主方面希望一蹴而就；也不能认为中国的当务之急只是发展经济，只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民主就会随之而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是一个漫长的渐进过程，要受到经济、文化、教育等客观方面的制约。民主规则、民主程序和大众的民主素质，只有经过长期的民主运作实践才能获得，它必须随着各方面条件的改善而前进，而不是坐下来等待。面对信息网络化条件下，整个世界透明度增强，信息传播迅速，开放程度不断扩大，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刻不容缓，正如十六大报告里指出的那样，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依法履行职能，保证立法和决策更好地体现人民的意志。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进一步完善多党合作制度，加强了基层民主建设。我们要善于趋利避害，充分利用较好的条件，就要不失时机利用好信息、网络阵地，有勇气把我们在政治体制方面的不足展现出来，供人民批评和监督，正确疏导教育大众，让肤浅的民主认识、情感上升为理性的民主观念、信仰，建设我国符合中国特色的新型政治文化，抵制西方腐朽生活方式、价值观的侵蚀和“和平演变”战略。
我们强调决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但不等于说对西方民主政治中的合理成分采取拒绝态度。相反，我们应当对西方政治民主中的有价值的东西采取“拿来主义”，正如十六大强调的那样“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比如“西方民主中新闻监督，弹劾制度是人类文明的产物，既不姓‘资’也不姓‘社’，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注：马立诚：“新闻监督不姓‘资’”，《政治中国》，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131页。)抵制西方影响的最好办法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鲜明更切实的民主，用事实说明，民主决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旗帜，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
三、大力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完善决策和监督机制
在电子化和信息化的时代，全球化的发展促使世界资源优化配置和一体化，金融资本成为世界经济的核心力量，资金流转速度极快，经济与政治、文化相互融合、渗透，同时也加深了它们之间的依赖性，其脆弱性、敏感性往往使得各国经济乃至政治的安全联系系数增大，一国发生经济危机，可能会出现连锁反应，殃及他国及整个世界，引发政治动荡。世界市场主体地位的不平等，经济秩序制度中强权逻辑的存在，金融实力和监督能力弱，法律制度漏洞多的国家往往成为国际金融投机者的牺牲品，这样就突出了政府职能的作用，对各国政府的执政水平和施政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另外，“在经济主权和经济安全方面，大量国际经济组织的成立和国际规则的制定，跨国公司在中国大规模投资和经济影响力的日益增强，国际经济机制在各个领域的广泛构建都在不断地弱化着国家在经济政策、贸易、金融、服务、信息等方面的主权意志和主权能力。”(注：刘杰：《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国家主权》，长征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在全球化浪潮中，“包括政府职能的市场化、政府行为的法治化、政府决策的民主化、政府权力多中心化的现代治理概念大行其道。世界各国都在探索如何提高政府效率，希望通过变革寻求更有效的治理，以更低的成本换取较高的成效。”(注：毛寿龙：《现代治理与治理变革》，《新华文摘》2001年第12期，第3-4页。)
亚洲金融危机教训深刻，值得反思。它的爆发有多种因素在起作用，但实行集权主义和精英治国的政府决策模式是主要原因之一。这种政府决策模式主要是由政府来保证决策的合理性和科学性，从而保证经济的增长，曾经创下了日本、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奇迹。但是，弊端也不少，政府的行为代替或者过多干预经济运行主体——企业的行为，不能对迅速变化的国际经济形势做到应付自如，市场对资源的配置功能必然弱化，行政权力过大，政企难以分开，银行常常成为政府的出纳，不按自身的商业原则来选择放贷，造成了大量坏帐、呆帐，在经济全球化和现代通讯技术极为发达，资金的可交易性大大增强的条件下，给国际金融投机者钻了个大空子，损失惨重。
我们的政府机构是在模仿和沿袭前苏联的权力集中模式，实行计划经济的历史框架中脱胎出来，中国与亚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在政治体制中有着与他们相同或类似的问题，甚至还相当突出，政府机构庞大，人员臃肿，官僚主义盛行，效率低下，市场反应迟钝。康佳集团总经理陈伟荣说过这样一番话，“前几年我们想在境外开个分公司，抓住康佳彩电俏销的有利时机开拓国际市场。申请提出后派几路人马四处烧香拜佛，跑深圳，下广州，上北京，经历438天，盖了200多个公章，后来报告倒是批下来了，可市场却丢下我们走了。诱人的市场契机与磨人的政府职能产生巨大反差。市场被政府的主观意图、办事效率极不情愿的拖着，捆着走。”(注：张恒俊：《经济论坛》1998年第2期，第3页。)“政府部门融决策、执行、监督为一体，自定规则，自己执行，自我监督，事实上权力垄断，往往造成‘弱政府、强部门’，协调能力差”。(注：张立：《深圳受命特别实验‘行政三分’再造政府》，《南方周末》2002年12月17日版。)
亚洲金融危机给中国敲响了警钟，我国因在金融市场上尚未与国际接轨，幸免了这次亚洲金融危机的直接袭击，但与国际经济接轨是大势所趋，在经济一体化的作用下，我们将明显地感受到国际市场脉搏变化并受其影响。从加入世贸组织中国经济全面参与国
际竞争的需要看，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迈出切切实实的一大步，政府必须从更高层次为经
济发展提供更有效的服务，政府职能从全能型转向有限型，从权威行政型转向服务行政
型，从人治行政转向法治型，变成“灵巧的手”。一方面，参照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的
做法，以健全宏观调控为重点，从根本上理顺政企关系，规范和调整政府、企业和银行
的各自职能，特别是要规范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保证企业成为活跃的市场主体，
实现市场对资源的配置功能，在对待来自外部环境压力时，有选择地通过关税、非关税
措施给予积极的保护，缩短与发达国家技术水平的差距。在内部环境方面，要通过政策
导向和适度干预，调整和壮大优势产业，限制和淘汰不具有竞争潜力的产业。另一方 面
，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进管理方 式
，推行电子政务，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 明
、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和决策、执行、监督 相
协调的要求，继续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充分借鉴国外政府结构设置和运行机制的经 验
，“科学规范部门职能，合理设置机构，优化人员结构。”(注：江泽民：《全面建 设
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1-32、19 、1
9-20、35、36页。)在机构设置上与世界接轨，更好地适应市场经济要求，大刀阔斧 地
改革现有的审批制度和繁琐的工作程序，最大限度地提升政府的运行效率。政府不仅 要
治理国内范围的市场失灵，而且还要治理世界市场失灵，提供全球性公共物品，承担 起
维护本国经济安全的职责，保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我国新一轮的政府机构改革正 在
进行之中，任务艰巨，阻力很大，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我们必须坚持“党政分 开
、政企分开、权力下放，减员增效”的方针，走出“精简——膨胀——精简——再膨 胀
”的怪圈。我们必须从不改革就会被动，就没有出路这样的高度来认识加快政治体制 改
革，提升政府抵御国际经济风险的宏观调控能力的紧迫性。否则，在成千上万的各种 有
价证券、货币及利率、汇率、证券等织成的全球金融网络中，在日益复杂化的国际风 云
中，恐怕中国今后也难以逃避全球金融风暴的袭击。
四、直面入世加快法制建设和人事制度改革步伐
全球化是当今时代的标志，作为人类文明的自我更新和自我发展的重要阶段，它不仅支配着21世纪的世界进程，也深刻影响着中国的改革与发展。世界贸易组织是全球化过程的产物，更是这一过程的推动者。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我国多年以来的愿望，也是世界经济的大势所趋，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肯定会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因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生产力整体落后，在社会发展的各方面，尤其是在经济上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加之，中国是一个长期搞计划经济的国家，曾一度较封闭，在全球化的潮流中，中国是个后来者，承受着来自全球化背景的压力，主要由发达国家制定的国际制度、国际惯例和国际标准，中国都不熟悉。各种国际行为体、国际组织的影响力增强，传统国家主权受到限制，政府承担的国际义务增多。随着入世后时间的推移，各项承诺的兑现，严峻的挑战将来自各方面。
1、推进法律制度变革，建立健全与WTO全面接轨的法律体系和法制环境
我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际贸易交往大大提高，大量外国资本会“引进来”，特别是大的跨国公司到我国投资参与竞争。我们的企业还要不失时机地走出国门，主动参与国际竞争，实施“走出去”战略，到更广阔的天地里去参与交流与合作，这些都得懂得“游戏规则”，强化法律意识。“在某种程度上，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这说明：一是要承认并自觉维护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给外国投资者创造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严格遵守法律，认真履行法律所赋予的权利和义务，按世贸组织的规则办事，自觉把自己的行为纳入到法律的轨道上来。二是要增强对法律法规知识的掌握程度，随着入世后我们在各个领域与世界交往的增多，国际性的法律法规将成为协调我们同国外企业和组织的重要手段，所以要努力学习，抓紧“补课”，既要履行承诺遵守规律，又要善于运用法律的武器来保障自己的权益，争取贸易竞争规律的制定权，掌握主动权；另外要进一步健全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我们大规模的完善意义的经济立法，始于改革开放。尽管二十多年以来，我们取得了很大成就，步伐也加快了，但是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历史相比，法律法规上的空白和盲点还很多，特别是在与国际金融贸易交往关系极大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反垄断法、反倾销法等方面的缺口还很大，而且现有的经济法、行政法，有的是在改革开放之初颁布的，其立法原则、法律条款和诉讼程序与WTO公认的协议、规定是不相适应的，所以，在制定、调整和完善法律法规，做到“有法可依”我们的任务急迫。三是要严格依法办事，依法行政，依法管理国家的经济社会事务，形成良好的法制环境。要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契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把我们的政府行为和社会经济行为纳入法制的轨道，提高法规和政策的透明度，切实改变我国部分行政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凭主观经验和凭个人意志来行使权力的“人治”做法。我们要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是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发展的需要，也是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世界经济接轨的需要。
2、积极营造各方面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用人环境
入世后国门大开，深入参与国际竞争，能不能站住脚，对我国各行各业都是严峻的考验。竞争的焦点无疑是人才，人才的重要性日益凸现。人才竞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数量的竞争、结构的竞争、质量的竞争。如今争夺高级人才已成为最为激烈的竞争领域。我们不仅需要有各个领域的专门人才，并且要有跨领域、跨学科的复合型人才。外国资本和跨国公司以高薪聘用、委以重任、出国培训、住房汽车等种种优厚条件，以其科学高效的人才管理方式及良好的企业文化氛围与中国企业甚至中国政府争夺人才，这进一步加剧了目前人才无序流动和流失的状况。中国部分研究机构和企业将成为外国公司的“培训基地”。前不久，一位曾参加中国入世谈判的外经贸部官员跳槽外企，引起轩然大波。不管我们怎样评价，有一点可以肯定，如何培养人才，招徕人才，留住人才，用好人才，激发人才的能动性已成为当务之急。我们应对全球化挑战，趋利避害，提升政府能力的落脚点是需要更多具有现代化的管理思想、经营方法和手段的干部和科技人才。江泽民同志一再强调，当今世界竞争激烈，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与较量其实是科技教育的竞争、人才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质量差距引起的。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人才是最关键，最根本的因素。能不能吸引和凝聚各方面的人才，尤其是高素质的人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未来发展的前途。
早在1980年，邓小平就指出：“现行的组织制度和为数不少的干部的思想方法，不利于选拔和使用四个现代化所急需的人才。希望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在这个问题上来个大转变，坚决解放思想，克服重重障碍，打破老框框，勇于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制度、人事制度，大力培养、发现和破格使用优秀人才，坚决同一切压制和摧残人才的现象作斗争。”(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版，第326页。)20年过去了，我国在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方面有很大进展，但总的来说，目前我国的干部选拔、任免、考核、弹劾制度还比较落后，有的浮于形式，反映到社会生活中，还有“跑官”、“买官”、“卖官”的现象。在用人方面，还存在选拔制度不健全，管理监督机制不到位，实际上的领导个人意志，任人唯亲，庸者不下，能者不上，严重影响了人才，挫伤了各类人才的积极性，甚至出现了大量人才外流现象，以及干部中时有腐败行为发生，这些是不利于我国在国际竞争中占有利地位的。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强调要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努力形成广纳群贤、人尽其才、能上能下，充满活力的用人机制，把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中来。”(注：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1-32、19、19-20、35、36页。)这就要求我们引入竞争激励机制，打破选人用人中论资排辈的观念和做法，促进人才合理流动，积极营造各方面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环境，鼓励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成事业。这就要求我们建设宏大的、高素质的人才队伍，比如在全球化浪潮中，新世纪的公务员应该在具有公仆意识，廉洁、勤政的基础上，在专业化上狠下工夫，要熟悉相关领域的国际国内法规，全面提高个人素质，懂经济，会管理，这样提升政府管理水平才有希望。另外，要优化人才机构尤其是信息、金融、财会、外贸、法律和现代管理等专业人才。
开放的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全球化过程与计划经济、封闭条件下传统的政治体制发生着矛盾与冲突，它已构成中国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严重阻力，是当前中国社会所存在的若干问题中的焦点问题。全球化浪潮既是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巨大挑战，要求我们更为理性、冷静地研究现实，思考未来之路，在现有基础上尽快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同时也为中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带来很好的机遇，社会主义不是也不应当是在脱离人类文明的路途上行进的，而是在吸收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的。全球化使各种文化、思想相互碰撞、认同、借鉴，呈现出文明发展的融合之势，提供了各种制度之间相互交流、学习的机会，给政治体制改革送来了新的视角和动力。我们应当抓住机遇，积极适应，选准方向，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系统工程，用事实证明社会主义能够创造比资本主义更合理、更优越的人类政治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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