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东正教信仰的复兴
刘旭光 蒋莉*
俄罗斯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不同民族有着不同的宗教信仰，在俄境内传统宗教主要有东正教、伊斯兰教、佛教和犹太教。公元988 年“罗斯受洗”后，东正教被确定为国教，在俄罗斯历史上长期居于统治地位；其他传统宗教则随着俄国疆域的扩张逐步融入其中，并被官方认可，但远远低于东正教的地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政治经济体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而导致政局动荡，社会意识形态出现真空，国民信仰出现了危机。此时，传统宗教特别是东正教弥补了民众心灵的空虚，维护了社会稳定。进入新千年，普京上台执政，俄政府充分认识到宗教对政权统治的重要作用，着力扶持宗教，特别是东正教的复兴和发展，利用宗教维护统治、凝聚民心和民族团结。与此同时，各宗教抓住时机，积极参与政治活动，支持普京和政府行为，拓展自身的活动空间，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目前，俄政府与东正教等宗教力量相互依存、相互借力，呈现出政教和谐的局面。
一、东正教的历史发展脉络
东正教传入俄罗斯已有1000余年，已完全融入这个宗教文化氛围异常浓烈的国度之中。从沙皇俄国到苏维埃政权的漫长岁月里，东正教经历了大起大落的发展历程，在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中曾经发挥过巨大作用，但也有过遭受严厉遏制的时代。俄罗斯独立后，东正教的命运又一次出现转机，普京政府意识到信仰的凝聚力对于国家振兴的重大意义，于是东正教成为其借以增强爱国感召力和民族团结信念的载体。在普京政府扶持下，东正教重新登上俄政治舞台，成为准国教，其势力和影响再度壮大，传统的社会道德功能迅速恢复，并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占据了独特地位，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影响。
周作人自己从来没有过多的解释过身处世纪初的路吉阿诺斯写的的作品何以能如此打动自己而终身引为同道，只说：
由表11可看出，在不退位减法的口算广度中，一年级，二年级，三、四年级，五年级、六年级之间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其中六年级的减法口算广度最强，为V级．在退位减法在口算广度中，一年级、二年级、三、四、五年级、六年级之间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六年级的减法口算广度最强，为IV级；一年级减法广度最低，为I级．
（一）东正教——古罗斯的历史选择。公元8—9世纪，东斯拉夫人部落战争频繁，公元862 年，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瓦良格人首领留里克经过斗争在诺夫哥罗德掌握大权，创立了俄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留里克王朝。公元882年，奥列格率兵南征，占领了基辅并在此定都，创建了基辅罗斯公国。罗斯人信奉多神教，公元988 年，为维护统治，基辅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正式接受东正教洗礼，并隆重迎娶拜占庭帝国的安娜公主，回国后下令全罗斯人受洗信奉东正教，从此东正教成为基辅罗斯的国教。到11世纪末，东正教已传遍罗斯，设立了教阶制度，教会首脑为都主教，受君士坦丁堡牧首领导。
（二）东正教——沙俄政权统治国家的工具。伊凡三世·瓦西里耶维奇大公（1462—1505 年在位）时期，莫斯科大公国已经形成一个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君主专制开始形成。1453 年，东罗马帝国灭亡，君士坦丁堡教区丧失东正教中心的权威性。1472 年，伊凡三世迎娶拜占庭帝国末代皇帝的侄女索菲娅公主，结成亲缘关系。此后，伊凡三世把自己视为拜占庭帝国的继承人，并将拜占庭帝国双头鹰徽号作为莫斯科大公国的国徽，把莫斯科当作东正教的新中心。
此后，东正教经历了基辅罗斯封建割据、蒙古—鞑靼统治时期和莫斯科公国三个时期。在基辅罗斯封建割据，基辅不再是“全罗斯各城市之母”，地位急剧下降，教会活动重心从基辅转移到各公国，地方教会虽然仍尊崇基辅都主教，但与各公国更具有相互依赖关系，公国需要教会的支持和神化，教会得到王公赏赐的土地、财产等，成为王公的统治工具。1237 年，蒙古军事首领拔都率军攻入罗斯，于1240年占领基辅，罗斯土崩瓦解，各公国先后臣服于金帐汗国。汗国允许人们信奉不同宗教，东正教会为了生存，逐渐与统治者接近，受到庇护，获得了政治和经济上的特权，拥有巨额财富。同时，作为回报，教会美化统治者，为其歌功颂德，教导臣民服从统治，统治者和教会之间形成了相互依赖、相互依存关系。随着莫斯科公国崛起，东正教中心机构自基辅短暂迁至弗拉基米尔城，1326 年最终迁到莫斯科。从此，莫斯科大公与东正教会结成同盟，大公通过教会提高莫斯科公国地位，团结民众，增强实力，扩大势力范围，并逐渐强大起来；教会则利用大公的保护和支持，聚敛财富，扩大影响，大肆宣传大公权力神授的思想。由此可见，东正教自传入俄国以来，东正教会始终与统治者相互依存，相互借力，这给双方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
瓦西里三世·伊凡诺维奇（1505—1533 年在位）时期，莫斯科大公国疆域广大，中央集权制加强。东正教会为支持莫斯科大公国，积极宣传东正教神学家、修道院长菲洛费依提出的“第三罗马”学说。该学说宣称，“第一罗马（古罗马）由于缺乏信心而衰落”，“第二罗马（君士坦丁堡）由于它同渎神的拉丁教会缔结合并协定而陷落”，“如今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传递给第三罗马（新罗马），领导普世教会的历史重担已落在第三罗马的肩上，这个第三罗马就是莫斯科，它是第一罗马和第二罗马的继承者，也是最后一个罗马，它是万古常存的”。① 乐峰著：《俄国宗教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年，第96页。 由于其他信奉东正教的国家依附于崛起的奥斯曼帝国，莫斯科大公国强调只有东正教徒更加坚信自己才是真正的教徒、才是上帝的选民，宣称他继承了拜占庭帝国的衣钵，莫斯科已成为新的耶路撒冷，是第三个也是永恒的罗马，以此宣扬其正宗性。
（三）东正教——苏联时期被专政的对象。十月革命后，俄国由政教合一的国家变成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苏维埃政权宣传无神论思想，把共产主义作为共产党和全社会的唯一信仰。1918 年1 月23 日，苏维埃政府颁布《关于教会同国家分离和学校同教会分离》法令，该法令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取消了东正教的国教地位，实行政教分离的世俗化国家原则，标志着国家政权和东正教紧密交织局面的结束。苏联政府认为宗教是封建迷信和愚昧落后的产物，因此其宗教政策总体上是借助政权力量限制宗教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传播，大力开展无神论宣传和声势浩大的反宗教运动。苏维埃政权压制宗教，拆毁教堂，没收教会的土地和财产，遣散教士，甚至将教会领导人投进监狱。从列宁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政教关系总体上呈现紧张态势，但值得一提的是卫国战争期间和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政教关系。
1547 年，莫斯科和全俄都主教代表上帝为年轻的伊凡四世(IvanⅣ，1530—1584)按照拜占庭皇帝加冕仪式而举行加冕典礼，莫斯科大公第一次正式获得全俄国沙皇称号，也是俄国历史上第一位沙皇，史称伊凡雷帝。伊凡四世宣称：“既然沙皇的权力是上帝给予的，那么不服从沙皇，就是不服从上帝，就是对上帝犯了滔天大罪，因而不服从沙皇的人理所当然地要受到惩罚。”② “Царь—слуга Бога и народа.Как Цари понимали свою власть”,https://rovs-nz.livejournal.com/241570.html（上网时间：2019年8月12日） 这一时期，皇权大于教权，教权必须服从皇权。1551 年2 月23 日在莫斯科，伊凡四世亲自主持召开了一次隆重的宗教会议，并颁布了《百条宗教决议集》，后被称作“百条宗教会议”。③ “Стоглавый собор 1551 г”,https://studopedia.su/1_44865_stoglaviysobor--g.html（上网时间：2019年8月14日） 该决议集包括规定俄罗斯东正教会的统一礼仪，加强教会地位，巩固教会组织等内容。这是一部东正教会的法典，是俄罗斯东正教会历史中重大事件之一，也是研究16 世纪中叶俄国社会生活的重要文献。沙皇还下令修建了莫斯科瓦西里升天大教堂。16 世纪末，莫斯科东正教会从君士坦丁堡牧首区独立出来，正式建立牧首制，不再受君士坦丁堡教会的控制，从而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君主专制。17 世纪初，俄国处于大动乱年代，面对波兰、瑞典的武装干涉，东正教领袖们发挥了关键的精神引领作用，在他们的号召下，俄国人民激起同仇敌忾的民族意识，在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 世纪，俄国资本主义产生并蓬勃发展，民众起义不断，农奴制处于崩溃边缘，统治者对内采取武装镇压，利用宗教牢牢束缚人们的思想，维护专制统治；对外实行武装侵略，扩张领土。据统计，到20 世纪初俄国东正教信徒达8000多万。到1905年，东正教主教区有66个、分会4.8 万个、男女修道院分别达267 所和208所。④ 乐峰著：《俄国宗教史》，第125页。 此外，教会还拥有大量的财产及宣传工具——印刷设备及众多的报纸。但是，面对国内外复杂局势，特别是政局动荡和尖锐的社会矛盾，东正教会实际上也陷入了危机重重的境地。
卫国战争爆发后，面对国内外严峻局势，苏联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东正教领导人站在爱国主义立场对国家抗击法西斯表示大力支持，号召教徒捐款捐物，进行坚决斗争，为二战胜利作出贡献。面对严峻形势，教会的爱国行为促使斯大林和苏联政府对国家宗教政策作了一定调整，不再进行反宗教宣传，而是团结一切反法西斯的爱国力量。1943 年9 月4 日，斯大林在克林姆林宫接见东正教会领导人，随后又成立直属于苏联部长会议的俄罗斯东正教会事务委员会，以此管理教会组织，团结广大教徒。同年，苏联东正教会议在莫斯科召开，选举谢尔盖都主教为大牧首，允许教会开办神学院，出版宗教刊物等。卫国战争期间，政教关系得以暂时缓和，教会地位有所提高。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戈尔巴乔夫为解决苏联的重重困难，推行“新思维”改革，倡导公开性、民主化和多元化，对宗教实行宽容政策，宗教的境况才有所好转。东正教大牧首阿列克谢二世高调宣称：“戈尔巴乔夫是调节政教关系和修改宗教政策的建筑师。”① 雷丽平：“今日俄罗斯‘东正教热’”，《世界宗教文化》，2009年第2期，第32页。 1986 年3 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27 次代表大会上宣布，“国家将致力于改善同教会的关系”，“使教会的合法地位得到改善”。② 乐峰著：《俄国宗教史》，第479页。 1988 年，戈尔巴乔夫接见了以皮缅为首的6 位东正教会领导人，并支持举办基督教传入俄国1000 年的庆祝活动，赞扬了东正教在俄国历史上的积极作用，还承认过去国家在宗教问题上犯了错误，正在纠正错误。1990 年10 月，苏联颁布《信仰自由和宗教组织法》，提高了宗教组织的法律地位，强调在法律面前所有宗教一律平等，允许宗教团体开办宗教学校，允许派遣人员到国外进行宗教学习等；允许宗教团体参加社会活动，规定教牧人员和教徒与其他公民享有平等的权利，取消对未成年人接受宗教教育的限制，允许军人参加宗教活动等。③ 乐峰著：《俄国宗教史》，第175、178、180页。 该法案对宗教组织权利给予充分的肯定，影响深远。因此，在戈尔巴乔夫的开明政策影响下，东正教教徒的数量大量增加，宗教活动场所激增，宗教教育得到加强。
（四）东正教——俄罗斯政府重点扶持的对象。1991 年苏联解体，俄罗斯继承了苏联的衣钵。独立后，为整合社会精神需求，塑造新的意识形态，俄政府与东正教会建立起密切的关系，给予其国内宗教组织活动优先权并颁布法律法规，促进东正教的复兴和发展。普京当政后，将东正教视为立国之本，进一步巩固东正教会的主导地位，使其具有准国教身份。俄政府利用东正教整合民族精神，团结社会，凝聚民心，提高自身的统治地位；东正教会则积极配合、支持世俗政权，全力支持国家的现代化建设，积极为俄罗斯的强大献计献策。
叶利钦当政时期，俄政府继承了戈尔巴乔夫的宗教宽松政策，支持宗教信仰的复兴，利用宗教维护政权的巩固和统一，国家朝着法制化的方向发展，政教关系更多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1993 年12 月出台的《俄罗斯联邦宪法》规定，俄联邦是世俗国家，宗教与国家分离，宪法保障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保障每个人思想和言论自由，禁止进行社会、种族、民族或宗教仇视和敌对的宣传和鼓动；禁止宣传社会、种族、民族、宗教或语言的优越性，国家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平等，不论其性别、种族、民族、语言、宗教态度、信仰以及其他情况等等。④ «Коституц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http://www.constitution.ru/（上网时间：2019年8月12日） 1997 年，俄政府根据国家利益和俄罗斯的历史和传统制定并颁布了《关于信仰自由和宗教组织法》，承认各种宗教团体的自由地位，并对其进行规范化管理。①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О свободе совести и о религиозных объединениях”,http://base.garant.ru/171640/（上网时间：2018 年1 月11日） 该法从法律形式上对东正教、伊斯兰教、佛教和犹太教在俄罗斯历史上、精神上和文化上的作用和地位给予了承认，认定它们都是俄罗斯民族历史文化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些家庭教育脱离幼儿的实际，不顾幼儿的兴趣与能力，家长只从自己的主观愿望出发，强迫幼儿学习某些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忽视了对幼儿的全面施教。家长对幼儿教育的片面性，把家庭教育等同于智力教育，把识字、背诗、计算、学外语当成幼儿的主要课程，忽视了对幼儿品德、意志、兴趣、性格等非智力因素的培养。过度重视智力因素而忽视非智力因素的培养，不但会影响幼儿良好品格和健康人格的形成，更会阻碍幼儿体、智、德、美的全面、和谐发展，甚至会导致幼儿的人格缺失，给幼儿的一生带来不良影响。
第三，东正教已成为俄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东正教的教堂遍布俄罗斯各地,其主要建筑风格一般是拜占庭式,神圣庄严，浑厚雄伟，最常用的是椭圆形或矩形，通常都有一个或多个洋葱形状的圆屋顶,是宗教元素和建筑艺术的完美融合，十字架在东正教中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俄罗斯年轻人的婚礼仪式一般都在教堂举行，在神甫主持下，新郎新娘经过神秘而庄重的环节结成夫妻，可见东正教在民众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同时也说明教会文化已深深植入人们的精神灵魂，对后代影响深远。俄罗斯的节日一般也与东正教有密切联系，复活节是最大节日，也被认为是最古老的节日，是“节日中的节日”。除了复活节，东正教还有主领洗节、主升天节、三位一体节等十二大节日，这些节日在俄罗斯人日常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表明东正教与俄罗斯人的生活已经融为一体。在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背景下，东正教被赋予了更多的时代角色和历史使命。
琼脂糖凝胶电泳：PCR产物用1%的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判断是否为阳性扩增。样品和Marker的上样量为4 μL。设定电压为150 V，电泳时间15 min。接通电极，PCR产物由阴极向阳极移动。电泳结束后用FR980凝胶成像仪观察。
在20世纪70年代的转折时期，一批出色的华裔作家涌现出了文坛。其中，华裔女作家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发表了美国华裔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Memoirs of a Girlhood Among Ghosts)，将美国华裔文学推上了一个高峰。
二、东正教重新上升为俄罗斯的“准国教”
在普京等国家领导人的大力支持下，俄罗斯东正教会及时抓住机遇积极参与到国家的政治及社会生活的建设之中，特别是在国民教育、军队建设等领域全力施展自身影响力，并促进东正教红、白两派实现统一，使政教关系进一步走向和谐，东正教在俄社会中的影响力进一步提升，重获“准国教”地位。
（一）积极参与俄政治及社会活动，努力提升东正教会的影响力。俄罗斯独立后，东正教会及时抓住俄政府利用宗教为国家政权服务、团结社会的有利时机，大力推动教会事业的发展，积极参与到国家政治生活之中并重新扮演重要的角色，从而增加了教会在政治上的发言权，扩大了其在俄罗斯社会中的影响力。2000 年，俄罗斯东正教会明确表示支持普京竞选总统。此外，东正教会通过的《俄罗斯东正教会社会理念章程》，将自己定位为政治关系中的平等伙伴和参与者，体现了教会与国家及世俗社会相互作用时的立场，表明了俄东正教会参与政治的意愿和政教合作的界限问题，说明教会对政治时局的密切关注和社会参与意识在增强。⑦ 胡巍葳：“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政教关系”，《边疆经济与发展》，2016年第4期，第37页。 2004年“别斯兰人质事件”发生后，牧首阿列克谢二世强烈谴责恐怖分子的行为。此后，俄内务部长努尔加里耶夫与阿列克谢二世举行了会晤，达成共同协议，教会将定期到热点和冲突地区做礼拜以加强道德建设。2005 年4 月,在俄政府庆祝二战胜利60 周年之际,阿列克谢二世表示教会将积极投身于庆祝活动之中,并呼吁全俄的教徒也积极参与,悼念在战争中牺牲的人们,教会在莫斯科红场俯首山圣乔治教堂举行悼念仪式，还在全国各地安排了丰富的活动。① 张梅：“当代俄罗斯东正教复兴情况研究”，《西伯利亚研究》，2008年第1期，第34页。 此外，东正教会大牧首多次应邀参加俄罗斯总统就职仪式，聆听讲话并发表祝词。俄政府与东正教会来往密切，近年俄领导人与东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等宗教领袖进行了多次官方会见，其中与东正教会领袖会见次数最多。东正教会的政治地位越来越重要，东正教会为保证自己在政治上的利益和话语权，也大力支持政府的大政方针。总之，东正教会对政治生活从保持低调已经走到前台，享受着“准国教”地位，在俄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力也日益增强。
（二）大力推进宗教教育的发展，力图重塑俄罗斯人的价值观念。历史上，俄罗斯东正教会长期掌管俄国的教育，灌输宗教思想。莫斯科神学院和圣彼得堡神学院在俄罗斯是历史最为悠久、最权威的神学院，俄罗斯的第一个图书馆、第一所学校、第一部编年史都是在教会中产生的。直到彼得大帝时期，教育的大权才从教会转到世俗政权手中。20 世纪80 年代中后期，在政府宗教宽容政策下，东正教会收复了一批教堂。叶利钦时期，政府下令将俄境内所有教堂归还东正教会，至此东正教会生存和活动空间得以扩大，振兴宗教教育事业亦被其提上了议事日程。普京时期，东正教会积极进行舆论宣传，营造舆论氛围，还通过宗教课程在世俗学校的恢复，重新发挥宗教对俄罗斯人的精神塑造和道德教化功能。政府也积极支持发展宗教教育体系，完善不同层次的宗教院校及其教学规划，教会培训不同部门尤其是军队中的神职人员，把对社会各阶层的一般宗教道德教育纳入新的教育体系。在东正教会看来，作为俄国历史文化象征的东正教，在俄历史、文化及培养爱国主义情感、民族自豪感和对历史尊重感的教育方面自然是身负重任，责无旁贷。2002 年8 月，俄教育部同意在东正教会所属3个辖区内的普通小学实施《东正教文化基础》的必修课，此举实际上就是通过规定东正教为学校必修课的形式，使学生学习关于宗教的知识，从而拥有宗教信仰。② 章自力、汪宁：“东正教与俄罗斯当代社会”，《俄罗斯重新崛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6页。 2010 年4 月，《宗教文化与世俗理论基础》系列课程出版，它包括东正教文化基础、伊斯兰教文化基础、犹太教文化基础、佛教文化基础、世界宗教文化基础和世俗伦理基础六个模块，每个模块单独成册，分别在世俗中小学的四年级和五年级开设，学生可根据自己的信仰和兴趣，选择其中的一个模块进行学习。③ 戴桂菊：“从俄罗斯世俗学校恢复宗教课的过程看东正教会的作用”，《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1年第4期，第25页。 宗教课程进入世俗中小学非常重要，少年时期是一个人世界观启蒙和形成的关键阶段，如果用宗教神学作为思想品德课取代传统的无神论教育，这无疑将对俄罗斯下一代人的价值观产生重大影响。
（三）主动走进军队，把东正教会的影响渗透到极致。沙俄时期，沙皇利用东正教会的精神力量统一军人的思想，确保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苏联时期，在军队中大力开展政治教育，使宗教丧失了生存空间和活动能力。俄罗斯独立初期，取消了军队的政治机关和政治委员制度，导致军纪涣散，士气不振，战斗力严重下降。据统计，2000 年俄军人自杀多达270 人，2001 年增至近300 人，有5.3 万名官兵需要接受心理治疗。④ 章自力、汪宁：“东正教与俄罗斯当代社会”，《俄罗斯重新崛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51页。 在政府支持下，东正教会开始重新与军队进行接触，承担起军队思想道德建设的重任，在军队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不断上升。第二次车臣战争期间，在政府允许下，东正教会派遣神职人员从军作战，与俄军配合，共同打击车臣恐怖分子，大大增强了前线军队的士气，鼓舞了军人斗志，提高了东正教的感召力。目前，进入军队是东正教会的特权，其他宗教仍然没有这个权力，这表明东正教会在俄社会中具有特殊的地位。而对于俄政府来说，与东正教会的合作不仅可以对军人进行精神洗礼，改善军队纪律，加强军人道德，还可改善民众对军方的印象。在东正教会的影响下，有更多的年轻人愿意参军入伍，为国家效力，从而培养了军人的崇高精神；对东正教会而言，宗教回归军队，不仅提高了东正教会的威望，也是其参与政治的具体体现，从而增强了东正教会的政治发言权。
国民教育是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思想品德教育的变化将直接关系到下一代国民世界观与价值取向的形成。所以，东正教会抓住每一个机会与俄政府接近，努力促使当权者为宗教课更广地进入学校大开绿灯，和谐的政教关系也为宗教课在俄罗斯世俗学校的开设提供了保障。
高校应针对本科生考研与就业的抉择，科学定位应用型和学术型人才的分类培养目标，建立分类人才培养模式。高校目前普遍存在着重考研引导轻考研指导的弊病，且对考研学生缺乏系统的培养体系，无法满足当前低年级就启动考研行为的学生需求，直接造成了学生“考研与本科教学之间的矛盾”。﹝3﹞因此，积极探索考研和就业的分类人才培养模式，弹性设置课程体系，灵活执行教学计划，将有利于帮助本科生尽早定位，缓解本科生考研学习和专业学习的矛盾，体现“因材施教”的原则,有效地避免考研对本科教育教学的冲击。
子宫内膜完整和宫腔形态可影响妊娠，而长期过量应用雌激素不仅不能防治粘连，可能还会促进粘连，中医在恢复内膜功能和宫腔形态具有一定的优势[13-15]，已有大量研究显示对TCRA术后患者给予中医干预，可改善患者妊娠，提示即使重度粘连的患者仍有内膜再生或恢复的可能。
（四）借机促进东正教红、白两派实现统一，政教关系进一步走向和谐。1921 年，苏联政府要求东正教会上缴全部神器，进而引发教会与政府之间的严重冲突和对立。此时，苏联大地笼罩在反对传教士和教会活动的恐怖之下，部分神职人员被迫逃往国外，俄罗斯东正教就此发生分裂，在海外的被称为白色东正教（也称海外教派），国内的称为红色东正教（亦称本土教派）。从此，红、白两派针对谁是正统的问题展开辩论，双方的对立由此开始。海外教派不承认苏联共产党政权，把苏共政权视为强盗和反抗上帝的魔鬼政权，特别是1927年俄本土东正教正式承认苏共政权后，双方的对立达到顶峰。① 胡巍葳：“从东正教会两派统一看俄罗斯宗教精神复兴”，《黑河学刊》，2012年第6期，第49页。 俄独立后，在普京总统的积极斡旋下，红、白两派教会在分离80多年后实现了合并统一，这在俄东正教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2000 年，俄本土教派曾几次向海外教派表示和解及合并的愿望，但因存在严重的分歧，未得到积极的响应。2001 年，普京访问美国，接见了海外教派领袖拉夫里，邀请拉夫里回国亲自察看东正教的情况，并转交俄本土东正教大牧首阿列克谢二世邀其访俄的亲笔信。② 胡巍葳：“从东正教会两派统一看俄罗斯宗教精神复兴”，《黑河学刊》，2012年第6期，第49页。 2003年，普京再度访美并再次会见拉夫里，又一次邀其访俄，力促两派教会实现和解和统一。2004 年，海外教派领袖拉夫里率团首次正式访问俄罗斯，普京与双方教派领导人进行了长谈，为两派合并创造了条件，最终两派经过谈判达成合并共识。2007 年5月17日，俄东正教大牧首阿列克谢二世与海外教派领袖拉夫里在莫斯科耶稣救世主大教堂共同主持两派教会统一仪式，双方签署了《圣餐礼权威法案》和相关协议，宣告分裂了80年之久的俄罗斯东正教红、白两派的正式合并，完成了俄罗斯东正教教会的统一。
东正教红、白两派教派的合并不仅有利于提升东正教的影响力，而且对普京政权的执政同样具有积极作用。一方面，俄本土东正教徒有近亿人口，而海外教徒有数十万人，统一的东正教变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另一方面，东正教在俄社会政治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本土教派同政府关系良好，而海外教派拥有巨额财产，两派合并后，对俄罗斯国家声望、民族崛起、社会价值的重塑和宗教精神的复兴均具有重要的积极影响。
另外，企业的经济效益除了与产品环节相关，财务会计工作的影响力也不可小觑。倘若一个企业想更好的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那么便要重视对财务会计的收集和整理工作，并以此作为基础，结合企业的发展目标来制定科学的发展战略，这从某种程度而言也是避免管理层由于个人主观判断做出错误决策的有效手段。
三、东正教信仰复兴的深层原因
当我问郭书凤现在的心情如何时，她笑着说，“现在，俺这一家，一年收入6万多元，这搁以前，做梦都梦不到。”郭书凤还说，“俺现在脱贫了，甩掉了穷帽子，是国家的脱贫攻坚政策好啊！如果没有政府帮助，俺现在一家人说不定还在为一日三餐的油盐酱醋犯愁呢！”
俄独立后，新政权对宗教采取了开放态度，特别是普京执政以来，认识到信仰的凝聚力对于国家振兴的重大意义，于是借助宗教，尤其是东正教来增强民众的爱国情怀和民族团结，政教双方开始相互倚重，建立起默契的协作关系，宗教信仰得到蓬勃发展。可以说，正是俄政府的宽松宗教政策、试图借助宗教稳定社会、东正教等渴望进一步发展壮大、俄罗斯社会源远流长的宗教情结等综合性因素，最终带来了东正教信仰的复兴。
（一）政治制度变革为宗教的复兴创造条件。首先是制度保障。社会制度是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制度的总称。社会制度的基础是经济制度，即一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其中主要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不同的社会制度，体现着不同的社会性质。苏联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宣传无神论，宗教作为其对立面，被严格限制，没有制度保障。1991 年苏联解体，俄罗斯成为独立国家，叶利钦掌权伊始，全面倒向西方，深受西方思想的影响，在俄实施“休克疗法”，进行私有化改革，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发生彻底改变，经济基础发生颠覆，使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制度由社会主义制度走向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被全盘否定，导致国民信仰危机。在意识形态方面，无神论立场失去了政治制度的保障，社会思想意识的混乱造成民众心灵的空虚，此时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宗教，尤其是东正教成为人们的精神支柱。俄罗斯建立资本主义制度，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统治者绝大多数信仰东正教，利用宗教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统治，政府为促进宗教的复兴，进行立法，出台政策支持宗教发展。与此同时，东正教、伊斯兰教、佛教和犹太教的复兴，促使俄罗斯通过宗教增加了横向交流，扩大了与世界各国的交往领域，这一切得益于制度的保障。
其次是政策保障。苏联时期实行政教分离，建立世俗国家，政府制定的宗教政策法规使各种宗教受到压制。俄独立伊始，政府制定宗教政策支持传统宗教的复兴和发展，不仅使其在俄罗斯传统文化中重新获得重要地位，更重要的是它符合俄国家稳定和发展的需求，特别是有利于政权统治的需要。叶利钦时期，政府彻底抛弃无神论，积极发展与传统宗教的良好关系，特别是致力于恢复东正教在俄社会的传统主导地位。1993 年颁布的《俄罗斯联邦宪法》和1997 年通过的俄联邦《关于信仰自由和宗教组织法》都明确强调，国家支持宗教组织的正常活动，为宗教组织提供税收和其他优惠政策，向宗教组织提供财政、物质和其他帮助，这些政策保障了宗教的正常发展和壮大。普京上台后，在继承前任的宗教政策基础上，更系统全面地提出“俄罗斯新思想”，认为东正教是在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基础上与经过实践考验的俄罗斯传统价值观，尤其是与经过20 世纪波澜壮阔的100 年考验的价值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特殊“合成体”。① [俄]普京著，张树华等译：《普京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0页。 普京充分肯定东正教在培养道德和精神方面的巨大作用，甚至将东正教视为维护俄国内外安全的两大保障之一（另一个是核能源）。2002年2月，为保障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使宗教组织和国家间关系更加和睦，俄政府通过了《俄联邦传统宗教组织法》，对传统宗教组织的地位、权利和法律保障给予明确规定，并明晰了国家与传统宗教组织之间相互作用的基本方针及当前俄罗斯的政教关系。② Закон РФ:“О традиционных религиозных организациях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http://www.atheism.ru/archive/text/340.phtml（上网时间：2018年1月12） 同年7 月，普京签署《俄联邦抵制极端主义联邦法》，明确禁止宗教组织从事极端主义活动以及违规应承担的责任。③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О противодействии экстремист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https://rg.ru/2002/07/30/extremizm-dok.html（上网时间：2018年1月2日） 上述政策法规为以东正教为首的传统宗教的发展和复兴提供了法律保障和政策保障。
（二）俄领导人浓郁的宗教信仰助推东正教重新崛起。叶利钦是一名虔诚的东正教信徒，自幼受到宗教洗礼，虽然接受的是无神论教育，但受到长辈影响，心灵深处具有深深的东正教情结。叶利钦与俄东正教大牧首关系紧密，大牧首曾应邀参加叶利钦的总统就职仪式并发表祝词。每逢重大的宗教节日，叶利钦总是带领高官参加隆重的宗教庆典活动，平时也经常由政府官员或家人陪同去教堂做礼拜。叶利钦曾表示，政府愿与教会在各领域开展合作，提振民众的爱国主义和精神面貌，为国家的复兴共同努力。④ “Борис Ельцин-освободитель Церкви или вовремя оказавшийся рядом?”https://gogen-argo.livejournal.com/3760.html（上网时间2019年8月13日） 普京也是一名虔诚的东正教信徒，从小同样接受的是无神论教育，但其母亲是一名东正教信徒，普京出生后不久，母亲就把幼小的普京带到东正教堂接受洗礼。20世纪90年代，普京在圣彼得堡工作时就养成定期到教堂做礼拜的习惯，并把十字架挂在胸前。2000年1月，当普京还是代总统时，他在庆祝耶稣诞生时向全俄东正教教会发出贺信，称赞东正教在俄历史及现实中起着独特作用，并亲自参加东正教会仪式。普京正式就任总统后，经常就重大决策征求东正教牧首的意见，还聘请莫斯科修道院大司祭吉洪作为私人忏悔的神甫，每逢东正教复活节，普京就在吉洪陪同下去东正教堂进行祈祷，表示笃信上帝。经过长期努力和积极斡旋，普京于2007年促成俄东正教本土教派和海外教派合并，完成了东正教统一的夙愿。总之，每当东正教重大祭祀活动时，普京都会出席，表现出一名虔诚教徒的信仰，为提升东正教的影响力及其重新崛起发挥了重要作用。
梅德韦杰夫及妻子都是东正教信徒。2008年3月9 日，梅氏当选为俄新任总统。5 月7 日在梅德韦杰夫就职总统仪式结束后，大牧首将梅氏请到克里姆林宫报喜教堂，为其主持专门的祈祷，以祈求上帝赐福与他。① 戴桂菊：“从俄罗斯世俗学校恢复宗教课的过程看东正教会的作用”，《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1年第4期，第31页。 2007 年始，梅德韦杰夫妻子领导刚成立的俄罗斯下一代精神道德文化保护委员会的工作。近年来，她频繁参加东正教的各种慈善活动，获得牧首授予的多枚奖章。2008 年12 月5 日，莫斯科和全俄东正教大牧首阿列克谢二世去世，正在印度访问的梅德韦杰夫提前回国。12 月9 日，俄东正教会为大牧首举行隆重丧礼，梅德韦杰夫和普京等俄政要悉数出席。2009 年1 月，基里尔都主教当选俄东正教会第16任大牧首，梅德韦杰夫总统立即打电话表示祝贺。在接见参加大牧首就职仪式的东正教会高级神职人员代表时，梅德韦杰夫明确肯定了“东正教是俄罗斯民族道德力量的源泉”。②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и Дмитрий Медведев:Государство не будет вмешиваться в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религиозных организаций”,https://maranatha.org.ua/cnews/r/53476/（上网时间:2019年8月13日） 可以说，俄历届领导人具有的深厚宗教信仰和情结十分有助于东正教会与国家最高决策者之间的理解与沟通，更有助于俄政府和教会保持良好的关系，对东正教的快速发展和崛起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三）俄各民族的宗教情结源远流长，为东正教的复兴提供社会基础。宗教情结在俄各民族精神中占有重要地位，是俄各民族不可或缺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首先，东正教已深深融入俄罗斯人生活之中，与民族命运休戚与共。对俄罗斯人来说，东正教除了是宗教所具有的使人身心所系的信仰之外，还是将信仰、传统、道德、文化、礼仪、习俗融为一体主宰这个民族的生活。③ 张雅平著：《东正教与俄罗斯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18页。 公元988 年基辅“罗斯受洗”后，东正教就与俄罗斯民族休戚与共、命运相连，在俄罗斯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在俄民众心目中，东正教不仅是一种纯粹的宗教学说，更是与俄罗斯民族命运紧密相连、息息相关的精神象征，是俄罗斯民族的精神归宿，在国家政治社会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也是国家的文化标签，是千余年来东正教与世俗的俄罗斯民族文化共生互动的结果。在俄罗斯民族文化的复杂系统中，宗教在国民心理和文化中占据核心和灵魂的地位，民族与宗教密不可分，宗教为民众提供了世界观和价值观的选择，为民众生活提供精神层面的支撑，衍生出一种文化资源。
其次，东正教在民族危急关头发挥正面引领作用，提升民族凝聚力。东正教在历史上抵御异质文明的影响、侵蚀和同化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具有独特的象征意义。在金帐汗国统治的200 多年间,东正教作为维系罗斯诸公国的精神纽带,为形成和保持民族习俗，捍卫民族文化传统，维持本民族意识，促进莫斯科公国迅速崛起，最终统一罗斯发挥了无法估量的重要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东正教不仅号召信徒捐款捐物，还团结教众英勇投身于反法西斯斗争之中,成为苏联卫国战争中一面独具号召力的精神旗帜。普京曾坦言,“没有东正教,就没有俄罗斯”,“俄罗斯之所以强大,正因为它拥有永恒的价值——东正教所信奉和传播的价值”。④ 桑叶：“论俄罗斯东正教的起源、发展及目前现状”，《俄语学习》，2015年第3期，第12页。
普京执政初期沿用叶利钦时期制定的宗教政策，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文章中，普京强调“反对在俄罗斯恢复任何形式的国家的官方意识形态”。②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Россия на Рубеже Тысячелетий”,«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30 декабря 1999 г. 随后，他积极倡导恢复东正教传统，发挥伊斯兰教、佛教和犹太教对国家强大的积极作用，力图使宗教与爱国主义相结合，构建统一的思想意识，增强国家凝聚力。普京本人是一名虔诚的东正教教徒，每年都参加东正教圣诞节、复活节的祈祷仪式，还经常就国家重大事件向东正教大牧首进行咨询。在普京的努力下，俄罗斯东正教红、白两派结束了长达80 余年的分裂局面，于2007 年合并统一，扩大了东正教在全世界的影响力，同时凝聚了民心，为国家发展提供了精神支持。2015 年7 月28 日，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举行招待会，纪念圣徒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逝世千年，俄罗斯东正教会、政府官员和社会活动家代表出席招待会。③ “Путин устроит прием в Кремле в честь великого князя Владимира Подробнее на РБК.”https://www.rbc.ru/politics/21/07/2015/55ae2849 9a79473bf3c9c65b/?fb（上网时间：2019年8月13日） 2018 年1 月6 日东正教圣诞节来临之日，普京在圣彼得堡的一家教堂出席圣诞礼拜仪式。④ “Путин встречает Рождество в одном из старейших храмо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а”,https://ria.ru/20180107/1512211239.html（上网时间:2019年8月13日） 1 月18 日，普京又在俄罗斯特维尔州的尼尔—斯托洛布内男修道院参加主显节沐浴，浸入谢利格尔湖的冰窟，以此庆祝东正教主显节。⑤ “Путин окунулся в прорубь в монастыре на Селигере”,https://ruposters.ru/news/19-01-2018/prorub-monastire-seligere（上网时间:2019年8月13日） 2019 年1 月7 日，普京再次在圣彼得堡彼得保罗要塞参加东正教圣诞节庆祝活动，并依照传统在正午时分鸣放了礼炮。⑥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встретил Рождество вместе с прихожанами Спасо-Преображенского собора в Петербурге”,https://www.1tv.ru/news/2019-01-07/358358-vladimir_putin_vstretil_rozhdestvo_vmeste_s_prihozhanami_spaso_preobrazhenskogo_sobora_v_peterburge（上网时间:2019年8月13日） 总之，俄独立以来，普京本人和东正教的关系日益密切，时常参加东正教的各项重大仪式，每逢东正教重大节日总要亲自参加庆祝活动并向东正教教徒送去祝福。而当举行总统就任典礼等重要活动时，必会邀请全俄东正教大牧首等东正教领袖出席。同时，普京还力推俄政府出台一系列法律法规支持传统宗教的复兴，传统宗教则极力维护政府的权威，从而呈现出政教和谐的局面。
（四）信仰危机和道德缺失为东正教填补精神需求提供机会。每当国家处于紧要关头之时，陈旧的社会思想和古老的理想模式往往失去了自身的价值，而新的价值观尚未诞生，因此人们只能继续求助于具有永恒道德观和价值观的宗教。首先，信仰危机使人们重新投入宗教怀抱。信仰是人类永恒的本性，每个时代的人都要用信仰构筑自己的精神家园，人类的信仰史同时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英国19 世纪著名的社会改革家和作家塞缪尔斯·迈尔斯在其著作《信仰的力量》书中将信仰概括为：“能够激发灵魂的高贵与伟大的，只有虔诚的信仰。在最危险的情形下，最虔诚的信仰支撑着我们；在最严重的困难面前，也是虔诚的信仰帮助我们获得胜利。”① [英]塞缪尔·斯迈尔斯著，余星等译：《信仰的力量》，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第212页。 俄国著名诗人费多尔·丘特切夫如是评述俄罗斯：俄罗斯并非理智可以悟解，普通的尺度无法对之衡量；它具有的是特殊的性格——唯一适用于俄罗斯的是信仰。② [俄]尼古拉·别尔嘉耶夫著，汪剑钊译：《俄罗斯的命运》，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3页。 然而，苏联的解体宣告了以无神论为特征的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终结，国民信仰出现了真空。尤其俄罗斯独立之初，叶利钦推行“激进改革”，加之中央政府软弱无力，导致政局动荡，经济崩溃，民众苦不堪言。与此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俄罗斯进行全方位渗透，造成俄社会各阶层意识形态多元化，思想混乱，信仰危机严重，人们对精神支柱的需求达到了空前地步。在此背景下，东正教抓住时机，重新占据了人们的心灵，迷茫的俄罗斯人重新回归到传统宗教的怀抱，从传统文化中寻找精神寄托。进入新千年后，普京政府大力支持东正教等传统宗教的发展，摆脱了苏联时期长期禁锢的状态和叶利钦时期的无序发展，迅速填充了民众空虚的心灵，迎合了人们的精神需求。
其次，道德危机为宗教的回归创造条件。俄罗斯独立的最初，处于转轨时期的俄罗斯经济发展缓慢，社会动荡不定，人们生活一落千丈，且种族冲突不断，新生的寡头大肆侵吞国有资产，出现了所谓的“俄罗斯新贵”。与此同时，犯罪陡增、贪污腐败、酗酒、吸毒、卖淫等不良现象盛行，社会处在道德深渊之中。人们对政府充满不信任感，而教会的声望却日益提高，人们希望教会发挥传统影响，以“救世主”的精神挽救国家，扫除社会不良风气，因此人们开始在宗教信仰中寻找精神上的慰藉，数以万计的俄罗斯人重新开始信奉东正教，反映出社会的过渡特点，俄罗斯社会正在告别过去的意识形态，越来越多的人将道德视为像上帝一样崇高的精神。当今，俄东正教堂里除大多数虔诚的年老信徒外，还有许多忠实的青年信徒。特别是普京执政后高度重视东正教等宗教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试图利用宗教来改变社会风气，引导人们崇尚积极的生活方式，重塑社会道德风尚，以此增强社会团结。在这种情况下，东正教等宗教没有辜负普京的期望，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协助政府团结社会。2004年9月，“别斯兰人质事件”发生后，俄罗斯传统宗教（东正教、伊斯兰教、佛家和犹太教）的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谴责恐怖组织行为，支持普京总统的遏制恐怖行动计划。东正教会领导人还强调，恐怖主义抬头的原因是国民的精神道德出现了真空。作为世界上拥有东正教人数最多的国家，俄罗斯成为当代东正教文化的主要载体。因此，从国际政治角度来看，俄罗斯决策层全力支持东正教，以东正教的伦理和道德熏陶下一代公民，以保持俄罗斯在世界东正教文明中的领衔地位。如果说在叶利钦时期，俄罗斯决策层只是把东正教当作一种宣传手段和象征符号，进入新世纪以来，普京政府则更加注重东正教的精神内涵和道德培养功能。
四、俄政府对宗教的管控及其效果
俄政府在大力支持宗教发展壮大、利用东正教重整民族精神及团结社会、淡化政治斗争和党派间意识形态分歧的同时，对宗教的管理和控制并未放松，而是采取一系列措施规范宗教的行为和发展，以保持宗教界与政府协调一致，促其支持政府大政方针并在民族地区积极执行联邦法规和民族政策，从而确保国家统一、民族和睦，使政教双方呈现出和谐关系，维护政局稳定和政权安全。
（一）俄政府对宗教及团体的管控措施。首先，制定法律，依法对宗教及团体进行管理。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宪法关于政教关系的规定确定了政府对宗教的基本态度。随后俄政府推出《关于信仰自由和宗教组织法》，重申每位俄罗斯公民都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各宗教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2001 年7 月，《俄罗斯联邦政党法》明确禁止建立民族、种族和宗教性质的党派。①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т 11.07.2001 N 95-ФЗ(ред.от 03.07.2018):“О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партиях”,https://legalacts.ru/doc/federalnyi-zakon-ot-11072001-n-95-fz-o/（上网时间：2019年8月14日） 2004 年12 月推出的《俄罗斯联邦政党法修正案》，除了继续明确禁止建立民族、种族和宗教性质的党派外，还在党员人数、地区分支机构等方面提出更高要求：成立全国性政党的主要条件——党员人数要求提高至5万人（原规定至少1万人），需在半数以上联邦主体设有分支机构，且每个分支机构的人数不得少于500 人(原规定不得少于100 人)，在其他地方分部中，每个分部党员不得少于250 人（原规定为不少于50 人）。②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РФ：О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партиях(с изменениями на 28 декабря 2004 года)”，https://library.fsetan.ru/doc/o-politicheskihpartiyah-s-izmeneniyami-na-28-dekabrya-2004-goda/(上网时间：2019年8月14日) 2006 年，俄政府颁布《非政府组织法》，严密监控非法宗教团体的活动。③ 蒋莉：“俄罗斯伊斯兰教及穆斯林问题”，《国际研究参考》,2014年第9期，第10页。 此外，2002 年、2004 年，车臣武装分子接连制造了“莫斯科剧院事件”和“别斯兰人质事件”等，造成数百名平民死亡，虽然这两起恐怖袭击的实施者为车臣人，但普京并没有将矛头指向广大穆斯林，而是强调恐怖分子是“既无民族属性，也无宗教信仰”的极端分子。可见，普京政府在严格管控宗教团体活动的同时，也有意识地把广大穆斯林民众与极端分子明确区分开来，以团结绝大多数伊斯兰信众，维护社会稳定。
（三）教育资源全球化。云存储技术的出现及网络传输速度的大幅提升，使得全球的教育资源实现了互通互联，为教育用户提供资源共享。这就为学生的自主学习提供了可能，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进度寻找适合的学习资源，实现自身的发展。
其次，成立管理机构，充分发挥国家宗教管理部门及宗教团体的作用。面对信徒增加，宗教影响力增强，重新焕发生机和活力，为了更好地规范宗教活动和作用，俄先后成立了总统办公厅的宗教组织关系委员会、杜马的社会和宗教组织事物委员会、俄罗斯政府的宗教组织问题委员会等机构，这些机构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各宗教对话机制，促进各宗教间的沟通与协商，和平解决棘手问题。④ 蒋莉：“俄罗斯伊斯兰教及穆斯林问题”，《国际研究参考》,2014年第9期，第11页。 2011 年7 月5日，梅德韦杰夫会见北高加索穆斯林协调中心、俄罗斯穆夫提理事会、俄罗斯伊斯兰协会、俄罗斯穆斯林青年管理中心、鞑靼斯坦共和国穆斯林精神管理机关的代表们，共同讨论国家与伊斯兰组织在打击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以及解决移民问题等方面的合作问题。梅德韦杰夫肯定了穆斯林宗教组织发挥的重要作用，为纯洁的信仰，为穆斯林作出了牺牲。仅2010年，就有约20名权威宗教人士死于恐怖分子之手，他们积极反对将极端主义与伊斯兰教联系起来。2011 年6 月7 日，神学与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马哈奇卡拉·马克苏德哈吉·萨迪科夫被极端主义分子杀害，俄政府追授其“勇气勋章”。⑤ “Дмитрий Медведев встретился с муфтиями России”,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11840/videos（上网时间：2018年3月6日）
第三，支持宗教课程进入世俗学校，扩展其活动空间。在俄政府支持及教会的努力下，到梅德韦杰夫时期，宗教课程实现了重新走进国民教育体系的愿望。2009 年7 月梅德韦杰夫接见基里尔大牧首，表示支持在世俗中小学开设宗教课程，按照规划逐步实践，最终成为现实。从地方政府来看，车臣共和国为防止极端宗教思想影响青少年儿童，车臣政府从2012 年起在学前班里开设了伊斯兰教基础知识的必修课，使孩子们从小理解正常的宗教观念；到高年级，还会开展“现代宗教家庭”等生活方面的竞赛，这些做法被车臣政府视为与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势力进行较量的重要手段，起到了积极的作用。⑥ 郝洲：“俄罗斯治疆：普京促进经济发展中解决民族问题”，http://www.100ppi.com/info/detail-20140311-49560.html（上网时间：2018年3月18日）
第四，采取严打与分化并举的软硬措施，打击披着宗教外衣的分裂势力。针对俄境内宗教极端思想泛滥、暴恐活动猖獗，俄罗斯政府采用软硬两手政策，积极扶持合法的宗教及其组织机构，对广大宗教信徒以团结为目的，努力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提高民众生活水平，规范主流媒体涉及宗教的报道，防止出现宗教对立和纠纷的局面，争取绝大多数信徒维护政府权威、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对极端势力则采取严打分化措施，消灭其生存空间和活动能力。车臣共和国就是个典型例子，车臣多数民众信仰伊斯兰教，分裂势力披着宗教的外衣从事分裂行为并将一些车臣民众裹挟其中。鉴此，为避免赋予分裂武装民族宗教属性，俄政府将其定性为恐怖组织，普京称其是“既无民族属性、也无宗教信仰”的“国际恐怖组织”，并予以坚决打击。同时，俄领导层研究了车臣社会的宗法制特点，沿用“车人治车”模式，扶持部分愿意支持联邦政府政策的家族，赋予其特权，主要通过这些家族实施对车臣的治理，这一措施对稳定车臣局势、政府控制车臣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五，加强与世界宗教界交往，寻求国外各宗教势力的支持。俄罗斯政教界领导者频频出访世界各国，加强双边或多边合作，同时俄官员、专家学者和宗教界人士积极参加国际性宗教会议，争取各宗教势力的理解和支持。2003 年，普京总统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伊斯兰会议组织首脑会议，推动俄罗斯自2005 年起成为该组织观察员国。2012 年普京再次当选总统后，在两年一度的驻外使节会议上引入“软实力”概念，表现了普京对提升国家形象、塑造俄罗斯软实力的重视，作为东正教徒、熟谙俄罗斯历史和民众政治倾向的普京，自然把传统宗教，特别是东正教作为一种外交资源加以运用。① 王英良：“普京新政与俄罗斯东正教会公共外交”，《西伯利亚研究》，2014年第5期，第45页 此外，普京还加强与罗马教廷的交流，2015 年6 月在西方国家制裁之下，普京与教皇方济各会面并收到教皇的礼物——一枚“和平天使”奖章，教皇在普京“被孤立”的困境中为其提供了重要的外交支持。② 孙超：“当普京遇到教皇，上帝站在谁一边”，https://www.guancha.cn/sunchao/2015_06_19_323927.shtml（上网时间：2019 年8月14日） 2016 年2 月12 日，俄东正教大牧首基里尔与教皇方济各在古巴举行了近千年来两大教会巨头的首次历史性会晤。③ “罗马教皇与俄东正教大牧首举行历史性会晤”，http://picture.youth.cn/world/201602/t20160213_7625404.htm（上网时间：2018年3月10日） 正值俄罗斯宗主制恢复100 周年之际，2017 年11 月29 日至12 月2 日俄罗斯在莫斯科救世主大教堂举行东正教主教会议，普京出席并发表讲话。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拉脱维亚、立陶宛、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爱沙尼亚以及其他20多个国家的主教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讨论了俄罗斯东正教会的活动情况和国际问题，特别是乌克兰东部危机等问题。④ “Заседание Архиерейского собора РПЦ”.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6255（上网时间：2019年8月14日）
（二）俄政府对宗教管控的效应。独立以来，俄政府支持宗教尤其是东正教发展壮大，并充分利用东正教来重整民族精神、团结社会，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和政局稳定，以宗教思想填充了社会的信仰真空，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政治斗争和党派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宗教界则与政府保持一致，积极支持政府政策，确保了国家的统一及民族和睦。
从俄政府对车臣地区的管控为例进行分析，可据此来观察俄政府对宗教管控的整体效应。为了淡化车臣伊斯兰教的特殊地位，俄政府统筹北高加索地区各个联邦主体的集中管理和经济发展，2010年，俄政府批准成立北高加索联邦区，包括达吉斯坦共和国、印古什共和国、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共和国、卡拉恰伊—切尔克斯共和国、北奥塞梯共和国、车臣共和国和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七个联邦主体，由总统任命的联邦区全权代表负责监督和协调联邦区内的整体情况，从全盘考虑，大力发展社会经济，促进民族地区经济水平的提高，减少宗教极端势力进行斗争的由头。梅德韦杰夫出任总统时强调，北高加索地区落后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高失业率与腐败的管理体系是造成该地区不稳定的根源。因此，他强调第一任总统驻北高加索联邦代表亚历山大·赫洛波宁的首要任务就是发展当地经济。
2007 年，俄政府批准《2008—2012 年车臣共和国经济社会发展联邦目标纲要》，总共拨款1063.4亿卢布，真正开始对车臣的重建计划，除去一部分用于安置在战争中遭受损失的家庭外，主要用于恢复工业、农业、交通、通讯设施等，大批资金的投入初见成效。大规模投资拉动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车臣的失业率从2006 年的74%下降到了2013 年的23%，不过这一数字仍远高于俄联邦平均8.2%的失业率。根据俄政府网站公布的《北高加索联邦到2025 年前的发展规划》，政府将投入高达2.5 万亿卢布，重点改善当地的投资环境、完善政府管理体系、吸引私人投资，解决当地的高失业率问题并提高当地居民的收入水平，且以此为手段改善当地的族际关系和宗教矛盾。车臣首府格罗兹尼于2009 年获得了由联合国人居署颁发的战后重建奖。格罗兹尼为3700 户在战争中遭受创伤的家庭提供了新的安置住宅，修复了热力、电缆、水管以及排污系统等，车臣逐步进入了稳定与发展的轨道。◎
* 作者单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硕士研究生、研究员）。
（责任编辑：郭志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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