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顾颉刚反对“观象制器”说到“观象制器”内容古于《周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易论文,说到论文,内容论文,顾颉刚论文,观象制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顾颉刚于考据《周易》中历史故事的文献里（注：a.《顾颉刚选集·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之“第二，是没有观象制器的故事”部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下称《顾选集》；b.《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顾颉刚答适之先生论观象制器书》，三联书店1988年版，下称《答适之》。），认为《系辞下传》中“观象制器”（注：顾颉刚称《系辞下传》里“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这段文字为“观象制器”。见①a.《顾颉刚选集·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之“第二，是没有观象制器的故事”部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下称《顾选集》，第236页。）的一段文字，全属易师凭空伪撰，复又疑为京房所为；他说：“互体变卦之说似从京氏起，而此段故事之起义，除互体和变卦外便没法解说”（注：《答适之》第32页。）云云。顾氏考《吕氏春秋》、《世本》以证“观象制器”中所述及的“器”，发明者并非黄帝、尧、舜（注：《答适之》第2～5页。）；以及提出多方疑问，如：《易传》此段故事，假如不是杜撰，为何战国时无人提及，《诗》《书》又没记载（注：《答适之》第9页。）？ 《淮南》乃常称引《易》文，为何对《易》中此段文字视若无睹（注：《答适之》第11页。）？司马迁既取《系辞》作史实看，故于太史公自序有“昔西伯囚羑里，演周易”之语；何故置此段有宝贵史料的文字于不顾呢（注：《答适之》第12页。）？连串的考证及疑问使顾氏认为从有《易传》之自战国至西汉数百年而不发生影响者，一至西汉之末，就插入了历史，其中留下一段空白，故而断定了此段文字乃后人伪作（注：《答适之》第17页。）。他又指出“观象制器”说及的理念逻辑有商榷之处，例如：从涣卦卦象木在水上观之，断不会知道木能浮于水的道理而发明舟楫（注：《顾选集》第241页原文： “例如看了一块木头浮在水面，从此想下去，自然可以想出造船；至于卦象……”）等等。
二、“观象制器”并非伪托
从史学家之观点言，“观象制器”这一节文字，处处泛滥着语焉不详的特色；如“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等，确是未能满足他们需要落实的要求；但从易学者之观点言，便会发现文中所言对照卦中之象，竟然与我们惯见的象解有所出入，故而解释起来便觉牵强，想是其中必有佚散之象之故；这些，又是值得我们锲而不舍的。我虽然赞同顾氏否定“观象制器”逻辑的立论，但却反对其认为该段文字乃后人伪撰之说法。就如顾氏所质疑而言，其实一般都是可以理解的：
（一）史迁的取舍
司马迁既认定西伯演八卦为史实，便等同确认六十四卦最先出现于西周初年；这样，上古帝王当然就不可能在没有重卦之前观象制器，所以他没有把此段文字作史实看。司马迁的取舍显然并不正确；文王重卦之说在今日已是公认的疑点。在“观象制器”引用上古资料以证易用的角度上推断，重卦必在文王之前。文中“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于是始作八卦”明言包牺氏乃作卦之人。文中“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明言重卦之人也是他。
顾氏又质疑云：“《易》道中即有这样重大的事为什么卦、爻辞中竟一字不提（在离卦中不提网罟……）？”（注：《顾选集》第237 页。）明显地，顾氏忽略了上古人治易的方式。重卦后的一段颇长时间，可能仍是有卦无辞，卜人凭象解卦，即后世谓之“见仁见智”；直至有了三易。不过，三易只是用了六十四卦为易书的骨干，内容和繇辞各自独立，而实在没有必要互相引载。上古以《离》卦论证“以佃以渔”；《周易》却以《离》卦“明两作”之象，来载述文王武王两世代交替间的一段史实。《连山》《归藏》中的《离》卦，相信亦不会说及同样的事情、同样的网罟。
（二）汉后合经
“观象制器”随“十翼”流传。在未合经之前，把“十翼”作为《周易》的注脚也谈不上；何况在春秋战国功利争霸之际，“制器”的论题相对地只是一门小学问，未见其载于其他的著作上，又哪有不合理呢？而且，儒家的地位就算在战国不逊于时，大概亦等同九流十家。至秦，始皇采李斯之见，黜儒家复古封王之议，以法家学说为经国之术，复且焚书坑儒，以闭悠悠之口。后又经历项羽鲁纵阿房之火，烧尽天下之书，诸家学说沉沦、儒学亦沉沦。至刘邦立汉，除了用儒者叔孙通制定朝仪外，儒术别无他为。俟后“黄老政治”又当行多年，儒家学说至此可说一蹶不振，著述亦自然藉藉无闻。
儒学后来得以发扬光大，当自汉武帝纳董仲舒“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之议；于是开科取士，始以儒为宗。自此，被视作儒学经典的“十翼”，地位在合经（有以为合经始自西汉费直；尚秉和主张始于东汉郑玄（注：尚秉和《周易尚氏学》，（香港）老古文化事业公司1981年版，第7页。））后才得以进一步提升； 与汉前从来未能与《易》相题并论构成强烈的对照。以此推想，汉前乏人褒扬、引载，并不足以证明该段文字之不存在。
在另一个角度看，试想若这段出于西汉（或东汉）的文字能随“十翼”成功合经，《系辞》必然在那时已有相当地位，当时的人也必然清楚知道作者是谁；但竟不见有人说及。这里只有一个论断：《系辞》并非当时的人所伪作；所以大家仍沿旧说，公认《系辞》出自孔子及其门人之手。诚然，若非出于圣人之手，在以儒为尊的汉代，谁人胆敢将其合经？于此，胡适亦提出质疑说：“《系辞》此文出现甚早，可用《陆贾新语·道基篇》作证，证明楚汉间人已知有此书。”（注：《答适之》第1页。）顾氏于此再未有言及也。其实， 汉墓出土帛书《要》篇中已证明孔子晚年治易之实，故《系辞》出于其手或与其弟子合作，皆在情理之间。
（三）泛举帝王
若举《吕氏春秋》、《世本·作篇》、《淮南子》所载制器始创者的名字，来否定胡适之所认为“观象制器，不过泛举帝王”的立论，我以为并不恰当。“观象制器”之作者确然未有考据制器之发明人，只是指出某“器”之出自上古帝王的某一个时代中而已。请先看文章的结构。文中划分为三个大时代论述：1.是从包牺氏；2.而神农氏；3.而说到黄帝、尧、舜三代而一（文中所谓“后世圣人”，亦是指黄帝、尧和舜）。“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描述黄帝、尧、舜“承上”的总结。“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是黄帝、尧、舜“启下”的总结，是随之所述终三世发明的合一成就。所以，由于着眼点不在“谁人发明”上，这两段文字可看到作者确实没有着意去考据每一项“观象制器”的发明人。
但由此也可以看到，“垂衣裳”是描述整个史实过程的起点，而“天下治”是成功的终结；其间发明／制订了水上交通（舟楫）、陆上运输（服牛乘马）、防盗机制（重门击柝）、杵臼（断木掘地）、弓矢（弦木剡木）、宫室（上栋下宇）、棺椁、书契。我们更可理解到在草创的时代，由制订法治以至教育民生的历程，必然崎岖多难；故而经黄帝、尧至舜，社会纲常始告粗成，是所谓“天下治”了。连举三人，实是概括三世而一代耳。
（四）“盖取诸……”
顾氏以为：“‘盖取诸……’使得这个百孔千疮的假故事生存于今日学术创明之世，实在太便宜了。”（注：《答适之》第31页。）然而，我们却有不同的想法：若然此文出于汉后，其中应用的象应可采用一些传统上公认的，实在没有必要像今本的“百孔千疮”。再者，如果属杜撰之文，有心人当凿凿其言，何须画蛇添足，句句冠以“盖”字呢？确然，“观象制器”作者对上古流传下来的象解未敢确认，故在文字间流露不肯定之意，致惹人疑窦。所以，就是看似“百孔千疮”，可知文中的卦象，有许多必佚散已久，亦可知文章的内容，应早在民间。在根本未曾发明竹简的时代，书写记载本来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件。种种流传下来的文化，是倚赖民生活动为之传播的。在经历流传的过程里，其中必然有散佚、有增减、有讹乱的情况。传易也无例外。上古卜易派系众杂，传易的人，各有师承，各式各样取象解象的方法，在口传方式之下，便各师各法地广流于民间。“观象制器”此段文字的内容，正可能在当时是耳熟能详的象解，并无什么希奇之处。反而是后来（相信是春秋时代）将此等资料纳入《易传》之作者知其言之有物，却因时代久远、有些象解失传，致未能尽然了解何所取象，但又心知要用之以神化易用，故期期艾艾曰：“盖取诸……”
（五）变卦和互卦解象
1.变卦解象
若从虞翻的变卦法解十三卦卦象，是谓舍简就繁，愈解愈乱。整部《周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全不需变卦解象；虞翻变卦之说，其实是“随心所欲式”的乱文，对易解是毫无贡献的。看看他的变卦法；于“斫木为耜，盖取诸《益》”之一条，虞翻曰：“《否》四之初也”。（注：孙星衍《周易集解·下册》，成都古籍书店1988年版，第623 页。）即命《益》初四两爻互调之后而成《否》，然后解象。又于“服牛乘马，盖取诸《随》”之一条，虞翻曰：“《否》上之初也。”（注：孙星衍《周易集解·下册》第626页。 ）即命《随》初上两爻对调成《否》，然后解象。于“弦木为弧，盖取诸《睽》”之一条，虞翻曰：“《无妄》五之二也。”（注：孙星衍《周易集解·下册》第628页。）又命《睽》之二五两爻互调，变成《无妄》，然后解象。如许迂回曲折，不知虞翻有没有想过上古的人为何不干脆用《否》、用《无妄》呢？十三卦取象何须如此！
2.互卦解象
我们虽见到京房用互卦，但说互卦是他所首创便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互卦乃重卦所衍生，相信它在重卦后已随着渐渐复杂的需求而开始应用，其法实皆循自上古（详见下文章节：《观象制器取象在重卦之后》）；所以，顾氏因此而怀疑“观象制器”一文乃京氏所作，我以为是不对的。而且，京房的老师焦延寿在《易林》中以“日中为市”、“重门击柝”、“以避风雨”等为繇辞；若“观象制器”一段文字为京氏伪作，在时间逻辑上便变成可笑的颠倒；除非《易林》乃后人所伪托，又当别论。
这些，顾氏似乎都忽略了。
三、“观象制器”内容古于《周易》
“观象制器”乃未经考据而写成的文字，想当然之作而已；其目的在乎神化易之为用，可以遍及民生。顾氏云：“试问这些故事……它有一个中心思想，即道统，以为圣圣相传，帝统递嬗，即道德之递嬗，出于咄嗟之间。”（注：《答适之》第9页。）这个说法倒是可以接受的。试想：若想神化易用、而只滕口空说，内容必然未见结实，如今列举历代帝王观象制器；渔猎、耕耘、交易、法治、水陆交通、治安、臼杵、军攻、居住、死葬等件件可行，正是提高其文章说服力之技巧耳。“观象制器”十三卦之内容可能是取自上古重卦后便流传民间的许多零星象解，作者抬举易用而漠视发明实情的部分，强谓古时的人因见卦象而制器，遂做成千古迷误。
顾氏之考据，以制器之发明者为主线而提出此文存有讹疑，再引其他枝线以为佐证。颠倒主客往往使判断事物的结论偏离。他的主观认为战胜了客观的分析，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确然知道此文作者写作的目的，他说：“他把制作的原因一起归功于易象……为的是抬高易的地位。”（注：《顾选集》第240～241页。）但他却没有从这条线索追寻下去，而费力于“发明人”这种枝叶上。
我们今天所珍惜的，是由于这段文字的“典”源于上古，而非着意于“谁是发明人”这个题目上。在否定“观象制器”这个观念之余，我们却可以同时肯定这段文字的内容必古于《周易》；因为我们发现在《周易》卦爻辞中，有些存在着十三卦里头的“形象”影子。或者会问：为什么偏不可以说此文用象取自《周易》呢？若有这种思维，又堕入“颠倒”的不正常逻辑中矣（如上述章节“盖取诸……”中所云：若然此文出于汉后，其中应用的象应可采用一些传统上公认的，不必如今本的“百孔千疮”了。）而且，若此文是伪托，作者必然把十三卦所说及的与《周易》中的义理连同，使人容易相信。
四、“观象制器”古象新究
下列十三卦因象解义，可证虞翻以变卦方法解说是“舍正路而弗由”，同时由于发现其中用象之先于《周易》所有，故亦可推翻顾氏之疑“观象制器”一段文字为京房所伪撰之假设：
1.离
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
《离》卦象网，疏密有致，一般旧解以为形之肖者也。但为何不取《既济》《未济》呢？原来在于《离》卦中有“结绳”之象之别。《离》中爻有正反两巽同体，结绳象也（巽为绳象）。
《周易》中以《离》象“以佃以渔”者，《中孚》。其卦辞曰：“豚鱼，吉。利涉大川，利贞。”《中孚》卦形大离，又上下正覆两巽绳，成网罟之象。故“豚鱼”就是取《离》象“以佃以渔”的含义；而并非如《彖》所言：“信及豚鱼”般费解。豚，不作小猪解，当指野猪、兽类。所以“豚鱼”便是“佃渔”的引伸。再者，“佃”先韵，而“豚”元韵，两字古音通韵；或“豚”即“佃”当时的通假字亦未可定。
此正可证明传统以经卦之离为网罟之象，乃因别卦之《离》所误导。所以，《周易》言“田”猎者，皆非离象（因离根本不是网罟之象）；而皆取震狩杀之象。下列言田者，皆多有猎杀之意：
《巽》六四：“田获三品。”
《解》九二：“田获三狐。”
《恒》九四：“田无禽。”
《师》六五：“田有禽。”
当时弓矢戟铖，远胜上古，故田猎用杀，历历可见。例如《噬嗑》六五“噬乾肉，得黄金”，便可证明弓箭是当时猎兽工具的一种。黄金，即黄镞、铜箭头。
那么，为何《中孚》又取“佃渔”古象呢？原来《中孚》的时代背景是在《大过》所述的旧社会在成功蜕变后的周成王时代；当时政治大定，虽间有余孽小乱，皆不能祸，而粮食丰足程度，是周自得天下以来所未有。《中孚》正说到此时史实，特以“豚鱼”来说明当时除了耕种大有和畜牧繁衍毋须赘言外，打猎和捕鱼的收获亦呈丰盛的景况。
2.益
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
斫，音啄，斫木也。耜，音似，臿也、末端也；震象。
耒，音内，手耕之曲木；巽象。
巽本来就是揉木之象，犹如以巽为绳，便是取其矫揉之状。巽揉木之象失传，可能始于《说卦》收集了一些粗疏、或有误解的象所致。《说卦》中以坎为栋、为矫揉，皆谬。其误始于不解《大过》“栋桡”所取象之故：
栋，在《大过》是大杨树干，是乾象（见下文上栋下宇）而非坎。说文：栋，极也。旧注一般解作栋梁、屋脊；除此，不能有它。字字考据固然是严谨治学之方，但上古时文字的用法和意思，实在与现今的大不相同；若不凭象会意，只执著于文字考据上，十有一失。《大过》卦有卦象可凭，可证所言不虚。因为有了老杨“本末弱”的具体形象描写（上六初六两阴为本末；四阳爻为栋、老阳的树干），反证于象，旧解的“栋隆”作高突的屋脊和“栋桡”作桡曲的屋脊，可谓不辞。
“栋桡”指下巽，取其“本弱”之象。乾栋变成巽之下漏，栋干快将倾颓，故曰“栋桡”。而巽古象本来就是揉木，根本与坎无关。旧注以《大过》大坎象为“栋桡”，误了。同一道理，九四“栋隆”指上兑虽“末弱”，不妨栋干坚实，故曰“栋隆”。
《益》中爻坤土之上有手耕之揉木（耒）、其下有削直之臿（耜），盖取上古以木器耕地之象。《周易》中以上巽下震取其象者，有：
《无妄》六二：“不耕获，不菑。”取初至五、上巽下震，《益》卦也。
《随》九四：“随有获”。初至五，又《益》卦也。
若非知古象，上述两爻之用象不明矣。
3.噬嗑
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
易中以乾、离为日，人所周知。传统以乾为强阳，故为日；但以离为火，故又引伸为日象，则一般可以接受，但含义并不正确（《说卦》象并不精确又一例证）。按宇宙阴阳活动变化，阳中有阴、阴中有阳，实太极图之所义，老子“祸福倚伏”之所云也。“日中”乃离象，取一阴乍现于乾中，包含了“阳极盛时，微阴方现”的阴阳“相对而共根”的哲学思想。辟卦十一月《复》卦之“冬至一阳生”恰可说明矣。
《易林》屡用“日中为市”作繇辞者，计有：《履》之《升》、《谦》之《损》、《震》之《无妄》、《丰》之《贲》、《豫》之《损》、《晋》之《既济》（不失日中）等。皆以离为“日中”、两震人相对为交易之象。“日中为市”之取象，《周易》中未见。
4.乾
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
旧注以“垂衣裳”为“垂拱而治”解，非也。《系辞·上传》云：“天垂象，见吉凶。”这里的垂字当作“垂示”解。垂示天下臣民以衣裳，有什么启示呢？原来乾坤象征一切事物的本源，治理国家须从法治开始；纲纪底定，便自然衍生文化的进步，天下然后得治。按着这个当时的哲思模式，纲纪必须做到如衣裳之有定位、君臣各司其职，因此尊卑有分，所谓“天尊地卑，乾坤定矣”。
如上文提过，文中之所以笼统言黄帝、尧、舜者，乃作者推算上古以法治民始于黄帝，愈推行愈趋善，至舜而有所成。以下所列述的发明，使到民生得以改善，是黄帝、尧、舜定纲纪的功绩。《乾》《坤》两卦并示，有天下大治之象。后世因以取象，遂成“乾”衣“坤”裳。但衣裳之象，在此乃指别卦之《乾》与《坤》。
“垂衣裳而天下治”之取象，《周易》中未见。
5.涣
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
刳，音枯，剖也；巽象。
剡，炎上声（音染），削也、锐利也；震象。
上巽乃刳木之舟、中爻震乃剡木之楫、下坎为水；组成舟楫利行于水上之象。旧注多以虚舟属震，误象。再者，在《周易》或更古的筮书未有五行这个概念之前，以震为木（取东方五行属木之义），也是不确的。
《周易》中虽未见有任何卦、爻辞摄取舟楫之象，但《彖》却屡有提及，亦见象在卦中。《涣·彖》云：“乘木舟虚”；《益·彖》云：“木道乃行”（益上巽下震）；《中孚·彖》云：“乘木舟虚”（上巽、中爻震）；皆是。
6.随
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
服牛，即控行其牛。乘马，驾驭其马。服和驾，都是兑象；象自古佚而未传。故而兑亦当为鞍象，取驾驭之意（虽然上古未必有鞍）。下震为马、中爻艮为牛。
《周易》中，《睽》（上离下兑）上六“见豕负涂，载鬼一车”，以离牛坎马和下兑为驾控取象，正是摄取《随》“服牛乘马，引重致远”古象；是“负涂”情状的着落。《睽》此爻独取豕为说，用中爻坎豕象也。
《易林》用此象者：
《临》之《履》云“驾虎骑龙”，便是以《履》上乾象龙，亦象虎，而下兑为驾骑也。
《离》之《随》云“驾骏南游”，便是以《随》上兑为驾，而下震为骏、为南、为游。
7.豫
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
重，多重也；并非二数。门，坤阴爻象（一）；重门，指坤之三阴爻，犹似多重门户的模样。
艮为手，又为小木，震为声，故有击柝之象。
《易林》用此象者：
《旅》之《困》：“重门击柝，备忧暴客。”以《困》（上兑下坎）三至上之大坎为两半艮，为重门，下坎为暴客。
《大过》之《涣》：“重门击柝，备忧暴客。”以《涣》（上巽下坎）二至五大离为两半艮、为重门，下坎为暴客。
《损》之《姤》：“重门击柝，介士守护。”以《损》（上艮下兑）中爻坤为重门，艮、震为击柝象也。震为介士，艮象守护。
《屯》之《豫》：“还归其室，保我金玉。”则以《豫》古象，取防盗之意。
“重门击柝”之取象，《周易》中未见。
8.小过
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
旧解云：“上动下止，臼杵之象。”此非的解。千古易解误在以掘为“挖掘”解，不知掘即崛，特起也。
上震乃剡木，故象杵。
下艮为土墩，是古时之臼也。
上震下艮，臼杵之象。
“臼杵”之取象，《周易》中未见。
9.睽
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
兑为弓弧，象佚久；然与巽“刳木”取象的原则一致，可堪理解。离为矢，后人多用之，乃本此。尚秉和以为矢象属坎，云：“旧解皆以离为矢说，《噬嗑》九四之“金矢”、《解》九二之“黄矢”尚可通，至《旅》六五之“矢亡”，亡字遂不能解……”（注：尚秉和《焦氏易诂》，台湾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67页。 ）复引证《易林》《丰》之《坎》“枉矢西流”、《遯》之《师》“死于矢端”、《大有》之《贲》“楚乌逢矢”，以证矢象乃坎（注：尚秉和《焦氏易诂》，台湾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67页。）。
不过，除《遯》之《师》“死于矢端”可以肯定坎矢象外，其余两例以离为“飞矢”象似较坎优。至于《易》中三例，《噬嗑》之“得金矢”、《解》九二之“得黄矢”，又似以坎矢为合。而《旅》六五“射雉，一矢亡”，尚秉和以为离为坎伏，乃“矢亡”之所取象。这个本来是可以接受的；但当明白《旅》卦三至上是上离下兑，有《睽》弓矢之象时，便很容易理解“射雉，一矢亡”以弓射矢的景象，又较离为“矢亡”优胜了。如《旅》卦一样，《睽》上六也摄取弓矢之象云：“先张之弧。”
故此，《易》中矢象用坎或离。当弓矢之象，便用兑离；故离又象“飞矢”。但当独言矢时，便用坎。如《噬嗑》六五“噬乾肉，得黄金（即镞）”，便是用坎之上爻象箭镞了。
原来汉易亦以离坎为矢象，而且用弓矢象犹多，《易林》恰可说明：
《履》（乾兑）：“十鸟俱飞，羿射九雌，雄得独全，虽惊不危。”《履》卦初至四兑离弓矢象，故言射猎。《履》旁通《谦》，其中震艮皆鸟、坤为死；《谦》独一阳，故有九雌死、一雄生之象。震惊坎险，艮为安，故云“虽惊不危”。
《中孚》之《复》：“重弋射隼，不知所定。”《中孚》正反两兑弓，亦两巽绳，故曰“重弋”；大离为矢。《复》震为射、为隼，坤为虚；故云“不知所定”。
《艮》之《姤》：“操笱捕狸，荷弓射鱼。”艮手为操、为捕；坎为狸，震为笱。《艮》通《兑》；兑离弓矢象，中爻巽鱼。
《鼎》之《困》：“登高望家，役事未休，王政靡监，不得逍遥。”正说明征伐不停，归未有期。《困》卦（兑坎）有兑弓离矢象，故云战争之事。
其他如《鼎》之《困》云战争之事者，有《升》之《睽》、《未济》之《睽》、《同人》之《睽》、《大有》之《睽》、《谦》之《睽》等。
10.大壮
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
乾象高大、坚固，故为栋（详见上述《大过》“栋桡”、“栋隆”之取象）。栋，屋大梁；上栋，自下而上置中的大柱。象佚久。
宇，屋边，廊檐；下宇，指建筑由上而下的檐篷、瓦瓴等遮蔽风雨的挡障；震象。象亦佚久。
《周易》中摄取此象者，《泰》六四云：“翩翩，不富以其邻。”言非因东邻（商）的赐与而富裕起来，居住条件得以改善，甚至建筑宫阙。所谓“翩翩巍巍”指“上栋下宇”之巍巍宫室也。
《搜神记》中载嫦娥后羿事迹：“将往，枚筮于有黄。有黄占之曰：‘吉。翩翩归妹，独将西行，逢天晦芒，毋恐毋惊，后且大昌。’嫦娥遂托身于月，是为蟾蜍。”（注：干宝《搜神记》今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74页。）这段繇辞不知出自何筮书， 但肯定其必出于《周易》之后（若然认定“归妹”、“翩翩”乃《周易》之辞）。后羿夏人，当时占辞竟出现“翩翩归妹”之句，除非此“归妹”并非“帝乙归妹”故事。不过，现在所要申明者并不在此，而在于’翩翩”的真正意思。“翩翩”若以飞升解，当然切合嫦娥所占，但“翩翩归妹”并不是在说神仙故事，“妹”亦不是神仙；故此，可证“翩翩”是崇高的意思，而繇辞是身份崇高的帝女，下嫁西方部族人的写照。
《易林》摄取《大壮》象者，有：
《恒》之《剥》云：“高楼陆处，以避风雨。”《恒》三至上形《大壮》，翩翩，高楼之象，故云“避风雨”。
《家人》之《升》曰：“高楼无柱，颠僵不久。”《升》二至上亦《大壮》之体；下巽漏，故曰“无柱”。
《蒙》之《大壮》：“千里望城。”
《坎》之《大壮》：“处高不伤。”
11.大过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盖取诸《大过》。
巽象刳剖之木（同上刳木为舟），上下正反两巽木，中乾乃人，木包人象，棺椁也。此正汉儒以《大过》为“死卦”之所本。
《周易》用死卦者：
《恒》九四：“田无禽。”于是得解；九三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亦取大坎。
《井》初六：“旧井无禽。”于是得解。
《离》九四：“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
《困》六四：“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
《丰》上六：“丰其屋，蔀其家，窥其户，阒其无人，三岁不觌，凶。”
《旅》九三：“旅焚其次，丧其僮仆，贞厉。”
《易林》以大坎为死卦数不胜数，如：
《大壮》之《井》：“入室无妻，武子悲哀。”（《井》初六至六四大坎喻死亡之兆）
《明夷》之《大过》：“言笑未卒，忧来暴卒。”
《困》之《大过》：“战于平陆，为夷所覆。”
《井》之《大过》：“赵国虽勇，斗死萦阳。”
12.夬
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
上兑为毁折、为羸，下乾坚刚，有书刻于坚物之上之象也。《易林》《兑》之《大过》：“符左契右，相与合齿。”《大过》正反兑、巽，符契之象。“书契”之取象，《周易》中未见。
五、总结
此文的上半部反覆论证“观象制器”这段载于《系辞》的文字，推断其虽成于《周易》之后，但其中引载的内容却出于《周易》之前。基此，在下半部推敲十三卦之取象和文辞理念得以融会贯通，而归纳得到下列三点：
（一）对十三卦文辞结构的理解
上文带着重号者为取象之所凭，以《大壮》为例，“上栋下宇”其前之句“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乃作者想象前人生活与后来转变的对照，而其后之句“以避风雨”为制器之目的，并不涉象。在流传下来的古象资料中，作者只知道《大壮》代表上栋下宇，其前后之句，想当然之作而已。此实可回应上文《泛举帝王》一节中所云：“写‘观象制器’一段文字之作者，确然未有考据制器之发明人，仅是指出某‘器’之出自上古帝王的某一个时代中而已。”
又例如《豫》卦卦象便表征“重门击柝”，乃卦象所牵系之处；而“以待暴客”，申述其功用而已。
（二）“观象制器”取象在重卦之后
“观象制器”取象在重卦之后，因为在上述十三卦的象解中，互卦已然出现；而且亦可见到群象和正覆用象之法。以下逐一说明。
1.互卦
互卦的发明上古已有，本来就没有什么惊奇之处，因为重卦的动机是由于在当时渐趋进步的文化令生活方式复杂起来，八经卦已不敷应用；故此有需要“衍生”。衍生互卦的概念可能正是重卦的推动力，或可以说：它们是同胞孪生。所以，重卦后便有应用互卦方法，实在是顺理成章。相反地，“互卦乃汉人首创”之说法，才值得相榷。
同一道理，文字从发明之后，日月山水鸟兽鱼虫等简单文字渐不敷应用，所以后人在有需要的情况下，文字愈创愈多。创和用是同步的；故此不可能、亦没道理把创造了的文字置之不理，而到了汉代才有人拿出来应用。上古之易，象数为尚。故象代表理念和表达（文字可能未出现、至稍后传易亦可能是有象无辞），功效等同占筮的文字。上古用象，相信比我们所想象的更丰富。
懂得将八经卦重叠、排列、组合的人，思维上的进步，已超越懂得观看和应用互卦的智慧范畴，故不承认互卦上古已有，而认为其在重卦之后数千年才出现，实在于理不合。
2.群象
“重门击柝”一节中，坤象重门，是所谓群象。《周易》用群象亦很多见；如《乾》的“群龙”象、《坤》的“牝马”群象、《剥》的“贯鱼”象、《睽》的“载鬼一车”象、《泰》《否》的“茹以其汇”象、《巽》的“史巫纷若”象、《既济》《未济》的“群狐渡水”象等都是。
3.正覆用象
这里所说的覆象，并非独立用之，而是正覆象同时并用。如上所见，《离》网罟之象乃巽正覆并用，《大过》亦正覆巽木以象棺椁。后来之以覆象为正象之反义，于十三卦中未见。在《周易》亦见如此正覆象同用，如《周易·咸》九四“憧憧往来，朋从尔思”，便是以二爻至上爻大坎的正覆两巽取象。
（三）原来取象之法有二
传统取象的方法，固然是以经卦为象；但易书作者，原来亦有摄取古象而为卦辞爻辞。我们在上面论究十三卦的时候，确然看到些蛛丝马迹。故此可以说，用象有两个大方法。一个是后来的易书如《周易》和《易林》，都用古象说物以“宏观”；另一个（占大部分）当然是采用传统的用象方法，包括用本象和对象、互象、大象、半象、群象、包象、覆象、参象、全象。
《周易》摄借古象、反对而为卦辞和爻辞者，有用“以佃以渔”的《中孚》、用“耒耨之利”的《无妄》和《随》、用“引重致远”及“弓矢之象”的《睽》、用“上栋下宇”的《泰》、用“死卦”的《恒》《井》《离》《困》《丰》《旅》诸卦。
这些都是以上述古象所描写的事物背景，为某卦辞或某爻辞所借鉴，“宏观”取象，实与传统以经卦之象来衍生系辞的方法有所不同。举《无妄》卦为例，“不耕获，不菑畬”耕作之象，是摄取《益》卦（《无妄》初至五《益》也）“耒耨之利”，故云耕获菑畬；而并非如传统方法：每经卦征表一象。故此，若无此用象之法，“不耕获，不菑畬”如何取象便无着。
《易林》取象较宽、亦较杂；这些特性其实研究此书的人必定察觉得到。同样的一句繇辞，在此以某卦（指或经卦、或别卦）取象，在彼则以不同的卦（亦指或经卦、或别卦）取象；这些例子在《易林》中比比皆是，毋庸赘言。其中以十三古象作爻辞者，或宏观取象：如《鼎》之《困》云“王政靡监”，就取《困》卦的兑弓离矢之象而引伸为战争之世；或以《系辞》为繇，但取象又不依古法者：如《旅》之《困》“重门击柝，以待暴客”之句，作者以象生辞，便用正覆两半艮为重门（《易林》作者亦误把重门作两门看），下坎为暴客。总之，《易林》取象，不拘一格。
由此可知，这些古象影响着后来的易书；而第二个用象的方法（即宏观式借摄古象之法）的发现，或可否定汉易家所谓“易无一字不从象生”的说法矣。再作推想，《周易》六十四卦中的象，可能另有以“宏观式借摄古象法”者，不过由于那些已散佚不传，故此造成某些卦爻辞永远被误解或根本不明。
六、“观象制器”现代启示录——后记
在“观象制器”这一节文章里头，值得反复论究的地方不少，其中“神化易用”一点在难以否定之余，我却有另一种感慨。这种感慨来自对“观象制器”作者为何要“神化易用”的动机思考上。究竟“神化易用”对作者有什么好处呢？这种反思在我不断修改这篇文章的思考过程中，也都不停地出现，而渐渐对自己过往一些不自觉的行为，看到了反射。
以《周易》作为投资的哲学、管理的哲学、甚至商场攻伐的哲学，本来就是我们身处在今天功利世界里的行为路径，亦是实践学信徒的“学易致用”的目的。不过，虽然我们知道易用宏大，但将《周易》的实际用途以“量数”表达形式（现代科学的要求）向索求立竿见影的人解说，我觉得比教授六十四卦困难十倍。这个亦是易学在香港难以普及的原因之一。
古人说：“《周易》无所不包”；很八股，确是不容易令人信服。《周易》的功用只有透过长时间的学习和思考历程，才会在处事的行为和哲学上显示。这好比“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实在难以用数据来衡量它的好处。佛门修“悟”的道理于此有点相似。
推广易用是无私的，我们今日的心理历程，不是正重蹈“观象制器”作者的故辙吗？写作“观象制器”的心态是迂回的；作者利用当时的人最仰慕道统文化的社会风气，便藉上古圣帝之名，以光易用。顾氏指摘“观象制器”是篇伪书，有点像今天有些人，对易用在质疑之外还带些贬意，曾令我心里泛起过一阵怃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