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世界历史视野中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野论文,世界历史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界历史”是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重要概念，用以描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后人类交往的新境界、新面貌。它揭示了在大工业、世界市场和国际分工的推动下，人类交往日益突破地域和民族的藩篱，朝着相互依存的一体化方向迈进，历史日益从民族的历史、区域的历史变为世界的历史的真实状况。世界历史的形成和推进，深刻地影响了各个民族，使他们主动或被动地调整和改变自身的存在方式。随着近代中国逐渐卷入世界历史的洪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便成为我们观察和探讨近现代中国诸问题的一个重要的研究视野和叙述框架。从此一视野和框架出发，考察和探究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或许能得出有益的启示。
一、同世界体系的第一次脱离：隔岸观火，“冷眼”看资本主义世界
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激烈对抗、世界一分为二的格局下，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也不可能客观全面地洞察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变化，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一味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对立与斗争，失去了一次同资本主义对话交流的战略机遇，使社会主义体制趋于封闭僵化，窒息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活力。
(一)对悄然而至的新兴产业革命缺乏敏感，反应迟钝，固守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
实现国家工业化，进而实现国强民富是中国人民千百年的愿望，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1949年民主革命的成功使中国在历史上首次获得了工业化必需的完备条件。从1950年代开始，中国踏上了向工业化进军的新长征。因此，无论就历史还是现实来说，工业化一直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核心；无论过去、现在乃至将来很长时间，工业化都是中国面临的紧迫任务。然而，如果从全球的大视角看，1950年代之后，传统的工业文明开始由顶峰走向衰落，以计算机技术、航天技术、生物技术等新科技革命为先导和推动力的新一轮产业革命悄然而至。在新的时代，知识和技术创新日渐取代物质材料和资本而成为财富的主要来源。在传统工业日益萎缩的同时，包罗万象的服务业异军突起，成为新时代的主流产业。由于僵化的社会体制的严重束缚，1950年代中期之后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科学技术领域，尤其在科学技术创新能力方面开始落后于西方，曾经缩小的科技差距重新拉大。
就中国而言，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口号，并强调科学技术现代化在“四个现代化”中处于关键地位，制订和实施了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在科学技术领域，中国共产党也存在严重失误。
首先，随着以急于求成为重要特征的“左”的思想的发展，科技发展战略逐渐由赶超型蜕变成不切实际的跃进。在“大跃进”狂飙突进的1958年，文化部曾经部署文化工作的大跃进，认为文化领域也要像钢铁生产一样，必须发动群众，依靠全党全民大办科教文卫，在科学、教育、文化、艺术等方面都争取大跃进，放“卫星”。这种违背科技教育文化发展规律的做法在实践中遭到惨败，留下了沉痛的教训。
其次，知识分子的社会身份问题出现了反复和曲折。1956年1月，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宣布：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表明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际，知识分子的社会身份问题初步获得解决。然而，由于工农阶级与知识分子在工作方式、生活方式、文化程度、心理活动等各方面存在的差异以及知识分子的阶级出身等现实和历史原因，知识分子在毛泽东时代并未真正和持久地得到政治系统的信任及重视。不仅如此，自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起，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都难逃厄运，积极性和创造性遭到沉重打击，知识创新、技术创新无从谈起。
上述缺陷的存在，使中国赶超型科技发展战略在实践中未能实现预期目标，科学技术在总体上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科学技术对传统工业的改造效果亦不显著，中国与新一轮产业革命失之交臂。
(二)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关系的重大调整缺乏充分认识，固守对资本主义的偏见。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在生产关系领域发生了重大变化。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公共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社会福利制度等政策措施实现了新一轮调整，资本主义制度获得了自我调节、缓解矛盾、平衡各种利益关系的能力。依靠体制创新，资本主义制度在战后仍然焕发出蓬勃生机。
毛泽东对世界资本主义的认识未能与时俱进，依旧停留在列宁时代的认识水平上，即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阶段。在“二战”临近结束之际召开的中共七大上，毛泽东集中论述了帝国主义的腐朽性及其必然产生的危机。他说：“资本主义的主动性，是在十八世纪的时候，十九世纪上半世纪还有一点，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便昏庸腐朽，变成帝国主义，即处于被动了。”[1](p382)毛泽东对19世纪末直至“二战”期间的世界资本主义形势的估计基本上符合实际，但也存在误判之处。这集中体现在他对美国资本主义的分析和判断上。在1930年代资本主义总体大萧条的环境中，美国通过罗斯福新政，实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我调节，经济逐渐复苏。对此，毛泽东并非视而不见，甚至认为美国的资本主义是“向上的”。但他断定“美国现在的繁荣，带有特殊性，是特殊的繁荣”，并预言“美国的经济危机很快地就要到来了”[1](p383)。显然，过分强调资本主义的不稳定性和危机，使毛泽东未能敏锐地捕捉到罗斯福新政释放出来的资本主义制度正在酝酿新一轮重大调整的信息，失去了一次全面认识资本主义的历史机遇。
进入1950年代后，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各国执政的共产党领导人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片面认识并未及时得到纠正。相反，社会主义国家在战后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方面一度取得的优势，使执政的共产党人滋长了盲目乐观的情绪，对战后资本主义的认识更加偏离实际。1957年1月，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各国很不稳定，乱，人心不安。世界各国都不安，中国也在内。但是，我们总比他们安一点。”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还提出了一个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究竟谁怕谁”的问题，他的回答是两者都怕，但是“帝国主义怕我们多一点”。[2](p190)
长期把资本主义视为社会主义不共戴天的敌人造成的恶果是，一方面有意无意地歪曲甚至丑化资本主义制度的阴暗面，对其新变化、新气象认识不足或视而不见；另一方面不恰当地夸大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对其缺点和弊端认识不足或视而不见。由此放弃了两种制度对话、交流、合作的可能性，使社会主义制度失去了借鉴和吸收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内的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机会。
二、同世界体系的第二次脱离：关门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
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起，中苏两党两国围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中苏论战的结果是：中国在脱离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后，又一步步远离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体系，即从整个世界体系全身而退，并在1960年代中后期陷于“光荣的孤立”。美国和苏联是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中国把它们同时视为敌人，拒绝与之交往，意味着中国的发展偏离了人类文明的主流。
(一)对“修正主义”的批判导致中国社会主义模式的僵化。
在中苏论战中，中方集中攻击苏方背弃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使苏联由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蜕变成修正主义国家。为了防止中国也出现修正主义，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大张旗鼓地批判和斗争修正主义。这场反修运动对于纯洁党的思想、抵制和挫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推行“和平演变”的战略图谋起到了一定的历史作用。然而，在反修年代，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始终没有为“修正主义”作出明确科学的界定。1956年，毛泽东曾经结合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教条主义”与“修正主义”之争，提出区分两者的依据是对待苏联基本经验的态度和做法。对苏联的经验不论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一概照搬照抄的态度和做法是教条主义；反之，“否认苏联的基本经验的国际意义”，“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的意义”，[3](p553)就是修正主义。毛泽东还把马克思主义等同于斯大林主义。他强调：“苏联建设时期，斯大林的基本路线、方针是正确的，应明确加以肯定”[4 ](p67)，“斯大林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非斯大林主义化就是非马克思主义化，“就是搞修正主义”。[4](p68)由于肯定和固守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毛泽东自然把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改革举措视为修正主义的举动。例如，1963年9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三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把南斯拉夫采取的一些不同于中国的政策措施视为修正主义。
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之间划上等号，混淆了社会主义本质与其实现形式的辩证关系，把某种特定时空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模式当作社会主义的本质，任何对这种模式的改造都被视为违背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这必然在理论和实践上为社会主义改革设置难以逾越的障碍，亦使现实社会主义模式更趋僵化保守。
(二)从斯大林模式到中国式斯大林模式。
在1950年代中后期，毛泽东在提出反修任务的同时，又提出了“以苏为鉴”，走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和“文化大革命”均可看作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三次大规模尝试，亦堪称三大社会实验。在实验中，中共和毛泽东探索和总结出一些宝贵的思想理论、政策主张，不同程度地触及到斯大林模式的弊端。但是，三大实验均遭惨重失败的现实雄辩地证明：既不满于照抄照搬斯大林模式，又要割断同外部世界的联系，盲目否定和拒斥别国探索社会主义改革道路的成果；既要坚持斯大林模式的基本框架，又要有中国特色，结果只能催生出中国式的斯大林模式。
中国式斯大林模式保留了斯大林模式的基本要素：以计划经济、由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构成的公有制经济为核心的基本经济制度，以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全面领导为核心的基本政治制度，由马克思主义统治的意识形态，同时又糅进了一些中国自有成份。这些自有成份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昔日的革命经验。它首先体现为“革命”思维的弥漫：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可以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根本解决，生产力落后的面貌可以通过“技术革命”加以改变，思想文化领域也可以通过“文化革命”得以纯洁，即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各种问题都可以通过革命根本解决，革命无所不能。其次，群众运动被视为经济建设的主要方法。毛泽东试图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搞现代化建设，“他对群众最终有能力帮助解决问题，实现社会变革和最终创立共产主义社会，几乎抱有绝对的信心”[5](p307)。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大跃进”时期各级党政机构纷纷采取发动群众运动的“大办”方法搞社会主义建设，各种“大办”风行全国。“大办”不仅导致“共产风”盛行，还不可避免地伴随着“瞎指挥风”的流行。再次，军事共产主义被广泛移植到社会主义建设领域。毛泽东把军事共产主义的高度组织性纪律性运用到经济建设中，实行组织军事化，在人民公社的各级生产组织中建立相应的民兵组织，按团、营、排、班编制，实现全民皆兵。毛泽东认为组织军事化有极大的优越性，“农民劳动起来是有纪律的，军事化，干劲甚大”。[6](p385)在“文革”中，一些企业为了所谓的“突出政治”甚至效法军队，组建政治部，加强对企业干部职工的政治思想工作。
另一类是名为发明创造实则为主观空想的成分。空想社会主义曾经影响过青年毛泽东，当转变成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之后，毛泽东曾自觉地批判和抵制过空想社会主义。然而由于滋生空想主义的社会土壤并未铲除，一俟条件成熟，它便会死而复生。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蕴含着毛泽东对中国理想社会的设想。他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6](p317)1958年8月29日北戴河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进而认为：“人民公社将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它将发展成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7](p72)从而把人民公社直接与共产主义联系起来，赋予人民公社神圣的使命。空想社会主义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曾经受到一定程度的清算，但并未根除，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再度滋长，“五七”指示即是明证。“五七”指示提出：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8](p53～54)毛泽东认为，工、农、学、商以及党政机关等，也都要办成大学校。
无论是“大学校”还是“人民公社”都是一个大而全、小而全的社会，农工商学兵集于一身，每个人都是“全能人”，以一业为主、兼营他业，最大程度地限制和逐步消灭分工分业；自给自足，尽可能地限制和消灭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否定工资制，实行平均主义的供给制；根本目的是“逐步消灭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9]实现大同理想社会。显然这是一幅乌托邦蓝图，它扎根于小农经济的沃土之中。正如一位日本学者所言：“以这种乡土意识为媒介构成的中国的农村社会，是一种均质社会，那是培育特殊的中国的乌托邦平等思想的母体。”[10](p287)
三、逐步回归世界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萌芽
1960年代末、70年代初，世界形势和中国国内形势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在国际上，美国在越南的侵略战争失败，尼克松主义提出，世界形势趋向缓和；美苏战略力量接近均势，苏联在国际上的霸权行径增多，登上了争霸全球的舞台；中苏关系决裂，苏联从北方严重威胁中国国家安全。新的世界形势需要中国作出新的思考和决策。1971年10月联合国恢复了中国的合法席位，中国迈出了重返国际社会的重要一步。面对世界格局的变化，1972年毛泽东和周恩来审时度势，运筹帷幄，作出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重大决策，实现了中国对外关系前所未有的突破。中美关系的战略调整带动了其他许多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改变对华政策，它们纷纷同中国建交。鉴于中国对苏军事斗争准备充分，再加上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制约，苏联不敢贸然发动对华战争。这样，某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在较短时期内对中国发动大规模战争、迫使中国举国迎敌的危险性基本消除，中国的国际生存环境明显改善，这为后来逐步实行对外开放、开展经济建设打下了基础，准备了前提条件。
在国内，“文化大革命”尽管尚未结束，却已成强弩之末。1971年林彪“自我爆炸”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转折，它在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人们从狂热中逐渐清醒过来，怀疑开始取代过去的盲从，社会心理状况发生了重大变化。毛泽东在肯定“文化大革命”完全必要和正确的前提下，开始纠正“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具体做法。毛泽东也没有忘记抓经济工作，1973年3月他指示要安排好年度国民经济计划，使国内工作逐步走向正轨。[11](p1654)毛泽东甚至作出让邓小平重新工作的决策。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决策。
1973年之后，毛泽东多次表示要结束“文革”。1974年10月，他作出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11](p1700)这一思路进一步发展，到1975年5月，毛泽东发出了著名的“三要三不要”的指示，即“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11](p1732)。邓小平接过毛泽东的这个提法，并把它与毛泽东的其他指示结合在一起，归纳出“三项指示为纲”：“一条是关于理论问题的，要反修防修，再一条是关于安定团结的，还有一条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条重要指示，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这三条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分割的，一条都不能忘记。”[11](p1740)三项指示中，邓小平把侧重点放在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并根据三项指示开始了全面整顿工作。
全面整顿工作的成果并未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和邓小平被打倒而付诸东流，邓小平在此期间提出的一些理论主张和政策措施事实上成为中国后来改革开放的前奏和序曲。对此胡乔木曾经深刻地指出：邓小平所总结的“三项指示”中的后两项实质上“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一直到十三大和十三大以后，都还起着指路标的作用。这里已经提到一个中心，一个基本点，另一个基本点改革开放当时还不可能提出来，只能叫整顿，实际上内容不但包含了改革，也包含了开放”[12](p248)。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面整顿中开始萌芽。
四、余论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始终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最大理论和实践课题，毛泽东对这项历史性课题进行了艰辛探索，在某些方面作出了开拓性贡献。然而，就总体而言，探索中的失误多于成功，教训多于经验。原因何在？我们在肯定内部性体制缺陷的主要因素外，也要对国际因素以及毛泽东对它的认识和判断给予应有的关注。
我们应看到，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从来就是一项国际性的事业，用毛泽东的话来说，中国革命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主革命胜利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同样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重要性甚至超过民主革命时期。如此世界性的革命和建设事业需要党和国家领导人具备宽广的世界眼光，应始终置中国于全球的格局之中，洞察世界大势，据此制定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巨轮始终航行在人类文明演进的主航道上。事与愿违，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未能摆脱历史局限性。毛泽东熟谙中国历史，具有渊博深厚的史学、史识，然而他对历史尤其是近代史的认识也存在一些缺陷。尽管他提出过“落后就要挨打”的说法，也曾经回答了“近代中国何以落后”这一经常令中国人困惑的问题，然而，后来的实践表明，毛泽东未能真正汲取近代中国落伍的一大教训：闭关锁国，国必弱。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政治敌视、军事包围的政策，迫使中国倒向苏联，关起了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交流的大门，实属无奈，无可厚非。中苏关系交恶，有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因素，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情绪在当时表现为“面子”情结。所谓面子情结，既有毛泽东作为党和国家领袖在苏联领导人之前的面子问题，也有作为一个国家的面子问题。近代以降，中国人颜面尽失，久而久之，积郁成病，生发出一种不健康的弱国心态。持有这种心态，导致国民心理脆弱，易受到刺激，受到刺激后，易于作出过度反应。在整个毛泽东时代，中共和毛泽东具有浓厚的危机感，把门关起来，自己才会感觉安全些。我们必须重视领袖心理和国民心理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及作用。
闭关锁国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其后果必然是坐井观天，夜郎自大。缺乏与外界的正常交流和交换，导致中共和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的时候，把眼光转回过去，转到革命战争年代，用打仗的办法搞建设；转回更久远的传统中国，传统思维、传统观念、传统做法等旧的因素得以死灰复燃。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另一重要的资源，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深恶痛绝的“本本主义”又大行其道。本民族的传统和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任何时候都是建设社会主义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矿藏，但是需要人们予以分析和提炼，而非“拿来就用”。
毛泽东社会主义观与世界历史的契合和背离的历程揭示出这样一个道理：关起门来建设社会主义，搞不出真正的社会主义，相反，却可能搞出农业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或其他名号的社会主义，而非人民需要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只能使中国偏离人类文明发展的主流，重蹈近代落伍的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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