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云峰[1]2003年在《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小说与“女性写作”》文中指出玛格丽特·杜拉斯(1914—1996)是法国当代一位着名的女作家，她一生创作了大量的小说、戏剧和电影作品，展现出丰富的艺术才情。她拒绝一切规则，凭借着非凡的激情生活与写作。本文通过对杜拉斯小说的整体风貌的宏观把握和文本世界的微观分析，尝试探讨杜拉斯小说的写作特色及其对女性写作的贡献。 本文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从杜拉斯的生活经历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入手，论述杜拉斯的小说是她创造的一个“心灵世界”。这不是我们身处的真实世界的直观简单的对应或者翻版，而是一个独立的“欲望”的存在，是以语言为材料、以叙述为形态、以作家的个性和精神特征为逻辑构建而成的一个精神空间。第二部分从自由写作、真实与虚构、可读性与耐读性、语言与意义、图像与声音五个方面，概括杜拉斯小说创作的整体风貌——个性化的姿态，这是她区别于他人的重要标志。第叁部分围绕“欲望”这个轴心，具体分析杜拉斯小说的内容——对欲望的言说。本文所说的“欲望”，主要是指女性追求自身价值与本质的实现。它的对象既有自然生理性的目标，更主要是精神性的目标。从欲望出发，确立女性的性别身份，成为杜拉斯小说的主题。而“欲望”常常以“情”的形式——爱情和激情——呈现出来。在杜拉斯的文本世界里，作为内心情感欲望的抽象符号的人物，大多数为女性，多具有“边缘人”的身份。这种身份显然是由男性权力强加的，具有一种象征性。她们的“病”是拒绝压抑，她们的“疯狂”是反抗束缚。通过写作，女性的主体性发挥获得了广阔的社会空间，实现了对文化、政治和生活的介入。第四部分从反故事性的叙述结构和流动的叙述视点两个方面，对杜拉斯丰富而深邃的叙述实践进行了一些分析。第五部分总结杜拉斯的小说对女性写作的贡献。杜拉斯的小说深植于女性的心灵，凸现出女性生命独特的生存方式、体验方式和言说方式。这不仅具有文学史意义，而且确立了女性的主体性，开启了女性自我定位、自我意义命名的道路。而且，为了避免把“女性”还原为生物学意义上的人，杜拉斯敏锐地把握了语言问题。 P＼硕士学位论文 场流》yM“『门R’SIUmIS她的策略不是改造现存的语言，而是“偷梁换柱”，打破语言系统的疆界，改造语言的意指过程，赋予语言以新的意义。杜拉斯的写作消解二元对立，不是要固化男性或女性单一的话语中心，而是要形成一种多元的性别话语场。她所代表的女性写作，从根本上是要使两性文化由冲突、对抗的紧张状态发展为对话互补、和谐均衡的状态。
李晓娟[2]2010年在《论玛格丽特·杜拉斯作品的空间建构》文中研究表明空间问题对每一个作家来说都是不容回避的。对空间的描述、对空间的建构方式以及赋予空间的不同含义,不仅表征着作家的创作特色与创作观念,同时也隐藏着更为深层、广阔的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意义。对杜拉斯来说,空间是其构建空间体验、书写梦想、欲望与反抗主题的主要手段和核心力量。本文主要借助空间批评理论,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探究杜拉斯的空间建构在具体文本中的呈现方式,从而以一种新的视角来研究杜拉斯写作的独特性和深刻性。在引言中,本论文简单梳理了国内外杜拉斯研究的现状,提出从空间批评的角度来研究杜拉斯,阐述空间批评对杜拉斯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第一章通过追踪杜拉斯的空间生平,探究其在空间迁徙中的空间体验和空间记忆,为其选择空间作为书写对象与建构方式寻求根源。其中印度之那以及在法国的写作领地对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第二、叁、四章通过具体的文本细读,探究杜拉斯在作品中所建构的叁种类型空间：梦想空间、欲望空间和反抗空间,这实际上也是杜拉斯一生的写作主题。在每种空间的建构中,杜拉斯都力求通过具体的物理空间来表达她的写作、她的技巧、她的思想。空间的断裂、空间的流浪使她一生都在寻求梦想中的家园,最终她把它定位在“真实与想象”的童年之乡—印度之那,那是梦想的起点。爱与欲望,使她发现了自我,发现了女人,发现了另一片独特而隐秘的空间。而反抗,是她一生的宿命,也是她的写作方式,并选择边缘作为彻底开放和反抗的空间。第五章,简要阐释杜拉斯的空间化写作观念。通过“写作的暗房”这一概念把写作的过程空间化,这是杜拉斯的创新之处。
沈梦婷[3]2011年在《论玛格丽特·杜拉斯小说创作中的缺失主题》文中研究指明玛格丽特·杜拉斯是法国20世纪最具特色的女性作家之一。对于杜拉斯的作品有的人表示由衷的欣赏,也有的人表示无法理解。杜拉斯的作品中充满着颠覆,质疑,反叛,暴力,欲望和所有惊世骇俗的因素,时常让人喘不过气,也时常震撼着人的灵魂。朱莉娅·克里斯蒂娃认为杜拉斯患有“痛苦病”。杜拉斯痛苦的病根来自于她的童年,母亲的偏心和兄长的暴虐让年幼的杜拉斯过早的成熟了。童年的缺失性体验加深了杜拉斯对主体的关注,杜拉斯不厌其烦的把那个童年的故事不断翻新,希望通过反复地言说消解内心的痛苦。尽管主体的缺失不可避免,但是正是因为有缺失,才需要弥补。杜拉斯迷恋于自己构筑的“幻象”,就像儿童迷恋镜中自我的映像一样。除了让自己变得可爱之外,杜拉斯还积极寻求社会的认可,向父亲的法律认同。然而杜拉斯对传达父亲法律的母亲的反抗,却无意识间展开了对父亲法律的反叛。杜拉斯因为写作而成就了自己,也因为写作而远离了真实的自己。爱情是杜拉斯小说创作中不变的主题。然而爱情却无法医治杜拉斯的“痛苦病”。因为爱情满足不了杜拉斯内心对欲望的追求,爱情只能无限接近于欲望,却无法让转瞬即逝的欲望定格,即使是婚姻在爱情面前也显得无能为力。因为爱情是相对的,而欲望却是绝对的。杜拉斯笔下的爱情总是惊心动魄,震撼人心的。她笔下的人物总是会无法抑制的产生激情,却又无能为力的看着爱情消失。她们甚至亲睐于死亡,因为死亡可以让爱情封存于最美的瞬间。杜拉斯的痛苦和她呼吸着的时代的空气息息相关。个人的痛苦是微不足道的,而时代的痛苦却无法另人视而不见。殖民,战争是20世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苦难之源,无数鲜活的生命在非人道的殖民统治和非正义的战争中惨死,人性的光芒被鲜血遮蔽。作家痛心疾首,她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谴责这个时代的缺失,揭露这个时代的弊病。她要求毁灭的来临,因为只有毁灭才能终结今天的痛苦,重建幸福的明天。
魏云娇[4]2013年在《空谷回音》文中研究指明玛格丽特·杜拉斯(1914-1996),法国当代着名女作家,她以独特的叙事风格和特立独行的生活方式而闻名文坛。“宁可让人不理解”是她一贯坚持的写作态度,正是她的这种坚持,使她的小说风格独具魅力。“一切都是虚空”是贯穿作家整个生命的思想核心。作家相信“空”,又不甘于一切皆空,于是以写作来摆脱这个可怕的事实,但又无意于将“空”填满,只好在“空”的周围洒播词语,这样内部就产生了“回音”。对于这一现象,笔者生造一词,总结为“空谷回音”。笔者在本文中以叙事学等理论为支撑,将“空谷回音”这一虚化的特点以实化。第一章以叙事学理论为依据,主要研究杜拉斯小说文本在时空建构、叙述节奏、叙述视角等方面所呈现出的一种“缺失”现象和“空谷”特点；第二章主要概括了杜拉斯小说叙述声音上的奇特,并从创作心理方面探究杜拉斯小说中“音”的现象及其来源；第叁章主要研究杜拉斯各小说间的互文现象以及她小说文本“复调”等特征给读者带来的震颤,并且以“暗房”和“虚空”两个要素,从杜拉斯思想的源头来探究“空谷回音”。本文结语既是对前文的总结,同时也是一个简单的超越,揭示出“空谷回音”所彰显出的生命之美。
徐凤麟[5]2016年在《焦虑与反抗—玛格丽特·杜拉斯自传性作品中的自我边缘身份建构》文中认为玛格丽特·杜拉斯是20世纪法国着名女作家,她以私人化的写作方式成功创造了一系列自传性作品,通过书写自我建构着自己的边缘身份,表现出一个边缘女性的焦虑与痛苦、孤独与自由、压抑与抗争,构成了作品独特的艺术魅力。杜拉斯的身份是复杂而边缘化的,在殖民地的生活经历让她具有东西文化的边缘身份,在家庭中父爱与母爱的缺失使她处于压抑的边缘地位,而在作家群体中,女性作家的身份也使她的写作成为边缘话语。叁重交织的边缘身份使杜拉斯彻底处在边缘之中,只能自我言说,自我寻找身份的认同。无法定位的身份伴随着焦虑的产生,欲望需求在压抑下彻底爆发,于是她通过边缘的写作来表达父权社会主流文化压制下的抗争,用自己的方式解构父权文化,在解构中重构自己的身份,建构边缘人的话语权。然而虽然作家努力通过写作找寻自我的完满身份,但她仍生活在主流文化的禁锢之中,无法脱离其而存在,因此她的反抗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她的边缘身份建构仍具有重要意义,她对于自我边缘形象的书写,在阴郁低沉的文字背后隐藏了对自我和世界深深的爱,她并不只是在书写自我,而是写出了多群边缘人的声音,作家对爱与自由的追求使作品更具生命力与感染力,她对世界边缘人的普遍关怀也使其作品更具抗争的价值意义。本文主要论述了杜拉斯在东西文化、家庭与写作群体中的叁重边缘身份,作者通过焦虑、压抑与抗争的表达构建了自我的边缘身份,并在构建过程中展示出边缘立场对中心文化的抗争,使其作品更具生命力与价值意义。本文试图通过对杜拉斯边缘性身份的细致分析,理清其身份与作品的联系,了解其身份建构的意义,从而对杜拉斯的边缘性身份与自传性作品有更深入的理解。
李云峰[6]2006年在《欲望的言说——玛格丽特·杜拉斯小说的文本世界》文中指出从欲望出发,确立女性的性别身份,成为法国当代着名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小说的主题。其“欲望”,主要指女性追求自身价值与本质的实现。它的对象既有自然生理性的目标,更主要是精神性的目标。“欲望”常常以“情”的形式———爱情和激情———呈现出来。在杜拉斯的文本世界里,作为内心情感欲望的抽象符号的人物,大多数为女性,多具有“边缘人”的身份。这种身份显然是由男性权力强加的,具有一种象征性。她们的“病”是拒绝压抑,她们的“疯狂"是反抗束缚。通过写作,女性的主体性发挥获得了广阔的社会空间,实现了对文化、政治和生活的介入。
郑宗荣[7]2006年在《玛格丽特·杜拉斯创作心理分析》文中研究表明作家生命体验与创作有着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因为个体生命的独特和丰富，形成文学世界的丰富多彩。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 1914-1996)是20世纪最有魅力和个性的女作家之一，她长达半个世纪的创作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多姿多彩的艺术世界。她的作品涉及小说、随笔、电影剧本等多种形式，涵盖了社会、人性等多重主题。本文主要运用心理学的有关理论，对艺术家创作的重要心理因素——童年经验、孤独体验、自恋进行界定，分析杜拉斯在创作中表现出的心理过程、心理特征、心理规律等重要问题。童年刻骨铭心的记忆，使杜拉斯对某些事物、人生具有超出常入的敏感与独特体验，童年体验不仅对她的性格和气质影响很大，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她创作的题材选择、人物原型、情感基调和艺术风格等方面，在作品中表现出强烈的“印度支那”情结。杜拉斯的孤独体验是一种深刻而强烈的智慧内省，她在小说中创造了一个孤独的世界，笔下的人物大多是孤独的个体存在。这与伴随她自己一生的孤独是分不开的，她借作品人物的行为、思想传达自己的心声。她在作品中反复书写自己，不仅仅是自恋，也表现出她内心深处的自卑。杜拉斯勇敢地暴露和敞开了她所体验的生命之痛，把一个女人的欲望、智慧、孤独、自恋等等一切的本来而目都呈现出来，将她个人的生命体验升华到普遍人类的高度，使作品呈现出一定的理性深度，体现了作家对人类生存困境的思考。在杜拉斯的艺术世界里，写作既是一种表达自己独特意识的书写，同时也是对生存问题的深切关怀。
梁蔚[8]2007年在《论玛格丽特·杜拉斯笔下“情人”形象的变化》文中指出本文通过分析玛格丽特·杜拉斯笔下的“情人”形象在《抵挡太平洋的堤坝》、《情人》和《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这一系列作品中的变化,指出这变化是由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一方面,“情人”形象屡次被重构是作者旨在向我们展示作品中“自我”的变化过程。另一方面,杜拉斯文化身份的特殊性和混杂性也成为她笔下“情人”形象的不确定性的重要原因,即“情人”形象的演变正是杜拉斯的流散身份与杂糅的边缘文化以及她在种族、阶级、性别等方面形成的“混合体”外化的表现。因此,杜拉斯矛盾的文化身份就直接表现为她笔下的印度支那殖民地形象特别是具有代表性的“情人”形象与作为“集体想象物”的“他者”形象在本质上的差异。对“情人”形象变化的研究,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杜拉斯的创作轨迹和创作动机以及深入理解杜拉斯作品的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
齐月[9]2016年在《玛格丽特·杜拉斯研究综述》文中指出将国内外学者对玛格丽特·杜拉斯的研究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国外研究分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主题、人物形象、创作特色以及译介研究和形象学研究方面。
李云峰[10]2006年在《玛格丽特·杜拉斯小说的叙事策略及其文化意义》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法国当代着名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一向以叙事艺术的探索性实践闻名于世。本文主要从反故事性的叙述结构和流动的叙述视点两个方面,阐释杜拉斯小说的叙事策略,并分析杜拉斯所代表“女性写作”的文化意义——从根本上使两性文化由冲突、对抗的紧张状态发展为对话互补、和谐均衡的状态。
参考文献：
[1]. 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小说与“女性写作”[D]. 李云峰. 华中师范大学. 2003
[2]. 论玛格丽特·杜拉斯作品的空间建构[D]. 李晓娟. 华东师范大学. 2010
[3]. 论玛格丽特·杜拉斯小说创作中的缺失主题[D]. 沈梦婷. 江西师范大学. 2011
[4]. 空谷回音[D]. 魏云娇. 南京师范大学. 2013
[5]. 焦虑与反抗—玛格丽特·杜拉斯自传性作品中的自我边缘身份建构[D]. 徐凤麟. 云南大学. 2016
[6]. 欲望的言说——玛格丽特·杜拉斯小说的文本世界[J]. 李云峰. 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06
[7]. 玛格丽特·杜拉斯创作心理分析[D]. 郑宗荣. 华中师范大学. 2006
[8]. 论玛格丽特·杜拉斯笔下“情人”形象的变化[D]. 梁蔚. 上海师范大学. 2007
[9]. 玛格丽特·杜拉斯研究综述[J]. 齐月. 兰州教育学院学报. 2016
[10]. 玛格丽特·杜拉斯小说的叙事策略及其文化意义[J]. 李云峰. 世界文学评论.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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