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现代主义论文,现代性论文,现代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后现代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
后现代主义既是资本主义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又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诸矛盾冲突的必然结果。后现代主义思潮表现了一部分西方知识分子对当代资本主义官僚政治秩序的强烈不满，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对人的尊严的摧残的严厉控诉，对现代科学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实际成就的深重忧虑，对资本主义的文化基础之可靠性的深刻怀疑。它以反科学、反理性、反民主、反知识、反社会、反文化等等方式来展示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和文化矛盾。它通过揭示当代资本主义在精神创造力上的整体衰竭来宣告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的必然衰落，以否定传统价值体系和文化体系的方式来呼唤新的价值体系和文化体系。与其他社会思潮一样，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
首先，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进一步强化了对个体生存方式与生产活动的强制。马克思当年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时候曾经特别提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个体生存与发展的强制，揭示过无产阶级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所扮演的劳动力商品即创造剩余价值的角色。马克思说：“‘机械发明’，它引起‘生产方式上的改变’，并且由此引起生产关系上的改变，因此引起社会关系上的改变，‘并且归根到底’引起‘工人的生活方式上’的改变。”〔1 〕生产方式作为社会历史链条梯次发展的最终驱动力量，它的任何变革和进步，都会促使生产结构、消费结构的革命性变化，都会导致社会上层建筑的深刻嬗变，从而引起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心理结构、知识结构、伦理结构、审美结构的连锁性变化，最后又都归结为文明和文化的更新，并以综合的形式作用于生活方式，使其更适合于生产方式的变化。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无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影响一直具有一种强制性。随着当代资本主义的全面发展，这种强制不仅没有得到松弛，而且有越来越强化的趋势。在今天，无产阶级不仅越来越依附于劳动对象，越来越受制于大规模的社会生产过程，而且在其劳动之余仍然越来越受制于各种国家机器的强制性影响。统治阶级（资产阶级）通过对国家机器的操纵，全面地控制了所有社会个体的生产活动与生活方式。个体的生存方式与工作方式完全地被纳入到了固定的程式之中。自由不仅意味着有没有闲余的时间，而且意味着有没有可以自由地即不受他人干扰的消费闲余时间的空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当代的发展，虽为无产阶级争取到了一定的空闲时间，但是无产阶级为此丢失了全部的空间，从而进一步加深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异化。
其次，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在传统上受人尊重的人文学科和艺术的生存与发展构成了威胁，使得一部分艺术家和思想家的创作理想和学术目标发生了重大偏离，并使他们对西方传统文化的信仰和信任发生了根本动摇。现代艺术家和人文学者对自身前途的忧虑又导致对整个西方文化之前途的忧虑。由于他们找不到消除当代科学技术对于人文学科和艺术生存与发展之威胁的途径，这导致了当代西方文化在整体上的衰落。
第三，西方反理性主义文化的发展导致主体尊严的丧失和人的价值的失落。一些具有反传统色彩的现代哲学家，如尼采、海德格尔和弗洛伊德等在批判逻各斯中心主义时使理想归于破灭，道德失去基础，理性归于消失，真理失去标准，价值丧失主体，知识失去尊严。他们认为“道德”、“理想”、“理性”、“真理”都是一些被西方传统文化尤其是西方社会进入近代文明之后被人为拔高的东西。进入现代社会以后，这一切都已经蜕变成为现代人兜售其个人私货，掩盖其个人欲望，宣泄其个人情绪的托辞。虽然一些具有反传统色彩的现代哲学家在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否定方面作了许多工作，取得了许多成就，但是他们没有为西方文化给出一个光明的前景。这也正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在整体上是一股消极性悲观性思潮的原因。
第四，当代资本主义的文化危机还表现为知识分子的角色、职责、地位和存在价值的危机。自从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以来，追求真理、实现知识的价值一直是知识分子的神圣职责。但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或工业化过程中，科学和理性日益强化着它们的工具性功能，而弱化了对社会现实对自身的批判性功能。现代理性和科学实际造就的一切也不断地偏离知识分子预先的理想目标，使知识分子对科学、理性和真理产生了怀疑。他们不再愿意为真理而战。由于科学不再迷人，理性不再崇高，真理不再神圣，他们对文本世界和话语世界的解释和说明变成了一场自娱性随意性的游戏。那种把一切都建立在理性基础上为统一的科学目标而奋斗的传统知识分子形象受到了他们的唾弃。结果，后现代的西方知识分子不再自视为是社会中一类具有特殊身份的人物，他们心甘情愿地被社会被他者所同化所“溶化”。随着后现代知识分子之社会角色的多元化和模糊化，他们的工作和职责也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结果是，经典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即作为“社会良心”，以“社会正义”、“公正”、“普遍真理”的维护者和追求者自许的传统知识分子形象正在销声匿迹。
第五，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商业活动已经全面地扩张到了文化领域。现代文化工业的兴起使得文化生产全面地商业化了。艺术家们和思想家们的艺术创作和精神创造比以往更多地受制于各种外在因素的干扰和影响。艺术创作和精神创造活动被强行纳入到了一定的程式之中。随着艺术与非艺术、学术与非学术、艺术与生活、理论与生活、艺术品与商品界限的日益消失，艺术、学术及与其相关的一切活动正日益受到生活化即平庸化的处置。所有的文化行为首先被当作也要求被当作是一种商业行为。艺术活动、精神创作首先被要求遵循的是商品的逻辑和生活的逻辑。科学活动、学术活动、艺术活动和其他精神创造活动已经丧失了传统的价值意蕴和社会地位。科学家、艺术家和思想家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对于某种特殊精神财富的探索者和创造者，而成了为填补人们的空虚灵魂而进行批量生产各种精神商品的特殊生意人或工匠。
第六，人作为社会动物，自始至终处于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之中，必然形成政治的、法律的、文化的、经济的、福利的等多种类型的生活方式。而其中政治的和法律的生活方式，往往作为人类社会生活方式的最高层次和重要内容构成社会进步和人类解放程度的重要标志。但是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的关系首先是由社会等级分化所决定的权力关系和由物质需求所决定的资本关系。在金钱和权力的双重控制下，充满友谊和情感的语言交往日益困难。个体的语言行为越来越具有强制性（被迫性）、功利性和程序性。在社会交往中，自然的充满温馨的话语日渐稀少，正常的语言交流日益受到怀疑，言语行为不再是人的思想和情感的自然流露，而成为一种表演，成为掩饰其真情与本意的基本手段。这样，语言不再是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有效工具，而是类似于谜语的东西。听者要费尽心思去揣摸和猜测。虽然程式化的语言即套语到处盛行，但是花言巧语掩盖不了精神的枯竭、贫乏和萎缩。传统的活生生的日常生活语言失去了原有功能和价值。语言成为披着羊皮的狼的那层“羊皮”，既具有遮人眼目的诱惑作用，又充当为权力和资本服务的强权角色，成为权力和资本达到其丑恶目的的有效工具。结果，在社会生活意义上，人的语言行为受到了完全的控制。当代资本主义对个体权利的控制和剥夺已经渗透到了对其语言能力进行全面控制和剥夺的程度。个体被剥夺了自由言说的权利。这也正是许多后现代主义者以语言为突破口，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全面反省和批判的原因。
第七，自我意识的丧失与价值标准的失落。在自由的资本主义时代，人们以对物质财富的无止境占有为主要目的。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对自我的崇拜是这一时代的文化特征。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并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个人是行为的绝对标准。个人的利益追求是一切行动的轴心。但是在当代，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工业化的基本完成，每一个体已经被完全地职业化和角色化，每个人都按照其所从事职业和所扮演角色的要求来活动。他的言行举止完全地受到他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和他担负的社会职责的约束和限定。人的人性在一体化的社会角色中被抹去，被排斥于正常的社会活动之外。个体的行为都无一例外地被一体化。每个人按照其职业或角色要求穿同样的制服，吃同样的饭菜，说同样的话语，甚至住同样的房子。别人的行为标准也就是自己的行为标准。结果，个体丧失了对自我价值的终极追求。自我沉沦于他人之中，沉沦于角色之中，沉沦于整个的社会网络之中。他在社会现实之中找不到真实的自我。个体开始过着双重或多重的生活，但他就是找不到属于自己的那种生活。于是，在一个高度发达的工业化或后工业化社会里，个体因其职业化和角色化而怀疑自己的真实身份，怀疑自我，并最终否定了自我的价值。正是基于个体被后现代社会所全面角色化和职业化的状况，一些后现代主义者发出了“人死了！”、“主体死了！”的感叹。
第八，当代西方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和现代化，开始进入一个后工业化和后现代化的时代。在后工业化或后现代化的时代里，人们面临着各种为前现代社会和现代社会所没有遇到的问题。例如，随着工业化的完成，西方社会中满足个体生存的物质条件问题已经基本得到解决。但是“个体如何生存”的问题日益尖锐起来。于是，对于这些问题的探讨也构成了后现代主义思潮产生并盛行的一个重大原因。
综上所述，当代西方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多种因素促成了后现代主义，并且使之成为一股颇具吸引力的思潮，由于“现代世界是可怕地复杂和复杂地可怕”，后现代主义便采取一种拒斥的逃避的虚幻化的态度来对待现代世界：“把现代世界变成一堆感觉或技巧问题；宣称这个世界的不可知性，甚或不存在；或者逃出这个世界而躲进青春期；或者把它保持为一部小说…或虚幻或真实像其他小说一样；…或者对这个世界采取偏执狂的态度。”〔2〕由此， 后现代主义便在当代西方的文学、艺术、哲学等人文学科领域迅速地泛滥了起来，并且很快地向着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渗透开去。
二、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来源
在对后现代主义思潮产生的社会根源有了初步了解之后，我们接下来要对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先驱作一些专门的追溯。显然地，后现代主义是现代西方学术中的各种思潮、流派、观念的综合或拼凑。法国的结构主义、德国的浪漫主义、 欧洲传统哲学中的虚无主义和怀疑论倾向、 20世纪分析哲学对形而上学的拒斥、北美诸国的大众化文艺运动、德国和法国的存在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批判理论、德国的现象学和解释学，等等，都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理论来源。
美国学者罗斯诺指出：“后现代转折并非土生土长于北美；相反，它是一个初生于欧洲大陆的以德法血统为主的养子。正像某位重要的法国知识分子沾沾自喜地指出那样，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就像博诺莱新酿葡萄酒一样，也在北美的思想市场上出售。”〔3 〕虽然一些著名的后现代主义者如德里达已经在欧洲大陆失去了人们的信任，虽然人们越来越开始怀疑某些“恶作剧式的”后现代主义人物所从事的一切学术的、非学术的或反学术的活动的诚意，但是后现代主义在欧洲大陆的明显衰落并不意味着后现代主义本身的衰落。相反地，在西方许多国家，后现代主义正在成为人文科学许多领域研究本身的代名词。罗斯诺认为，在今天，西方国家许多大学的文学批评都倾向于朝着后现代解构主义或解构理论的方向发展。社会科学中的许多讨论都是在后现代主义的议程中进行的。“毫不犹豫地从后现代主义中获取其术语、思想倾向和概念方法的某些新思潮，包括后实证主义、新结构主义、后当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实际上是交叉重叠的，并占有众多的思想源泉。”〔4〕此外，某些重要的后现代主义议题， 也正在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非理性主义、主体的死亡和复归、个人主义、后哲学文化、后科学文化、后物质主义的价值观、个体的同一性、反人道主义、犬儒主义、海德格尔和尼采的哲学、虚无主义和巴黎五月传统，等等。
大致说来，后现代主义思潮主要地同以下流派或思潮具有渊源关系：
首先，后现代主义尽管是一股人文主义的社会思潮，但是它的产生同西方科学主义哲学思潮中的反形而上学倾向，即“治疗性”倾向，也具有内在的联系。自从黑格尔以后，西方哲学中一直有一个强烈的反形而上学倾向。这个倾向在20世纪又具体化为三种反形而上学潮流。第一种潮流来自逻辑实证主义者。逻辑实证主义者为了一举摒弃形而上学，便宣称形而上学命题是“妄”命题，是胡说，缺乏认识的意义。第二种潮流来自日常语言分析学派。日常语言学派对待形而上学的态度是，不是将它斥为胡说而加以拒斥，而是绕过形而上学。他们以为，分析技术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形而上学问题。第三股潮流来自海德格尔哲学的一项努力：怀疑与摧毁西方文化的整个“被歪曲的基础”，即形而上学。在后现代主义思潮中，上述三种反形而上学倾向都有表现。其中尤其以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的反思和批判的影响为最大。因为它本身构成了后现代主义思潮中的一个关键内容。尽管有人已指出海德格尔哲学的努力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如当代美国哲学家伯恩斯坦明确地指出：“海德格尔把形而上学十分诱人地描述为存在史，尽管对它看法不一，但（我认为）它十分荒谬。”〔5 〕但是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所作的研究和解释的影响力却随着关于后现代主义话题的不断展开而日益扩大。德里达、伽达默尔、巴尔特、罗蒂等人都到海德格尔那里去寻找灵感，各自形成了关于形而上学、哲学、文学、诗歌等等的见解。
其次，后现代主义者赞成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和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等人的如下见解：现代科学是神话，启蒙遗产是极权和统治。霍克海姆认为，现代科技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全面增长，也产生了许多灾难性的负面影响。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人的观念都发生了重大的改变。马克思创立的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不再适用于解释或解决现代西方社会所面临的诸多问题。现代西方社会弊病的根源已经不再是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而是科学技术的进步。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意味着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统治力量的日益增长，对人性的压制和异化的日益增长。现代科学技术已经成为压制人性、束缚人的自由的罪魁祸首。
马尔库塞认为，当前的发达工业社会是一个使个体全面遭受压制的社会。社会文明对个人本性实行了全面的管理和统治。这主要表现在，国家资本主义和超国资本主义对社会命脉的操纵；国家资本主义和超国资本主义对科学、技术、文化和政治的总体性集中、管理和协调；国家资本主义和超国资本主义借助庞大的传播媒体对个人欲望的“制造”和控制。现代科学技术已经成为一种新型的社会统治力量，它的发展也是对社会统治和个人控制的扩张。结果是，人在物质和技术的压制下已变成只求物质，不求精神；只顾现在，不讲未来；只按技术合理性，而没有批判性和创造性精神的“单面人”，社会也变成了没有反对思想，没有反对派的单面社会。这样，后现代主义者从批判的社会理论家那里汲取了对于工具理性和现代技术的怀疑，对于现代社会中媒体作用的怀疑，对于人类尤其是个体前途的忧虑。
第三，他们还从法国结构主义者如列维—斯特拉斯对于人道主义、主体和作者的怀疑中得到启示。结构主义者强调结构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作用，否定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他们认为，一切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的性质和意义都是由先验的结构决定的，个体只是结构中的一个“代码”或“符号”。人的一切行为都无意识地受到“结构”的支配。因而人只能体现那个结构的作用，是结构的载体，而不能改变结构的作用，成为社会历史的真正主人。这样，历史不再是个人或自我的自由创造，而是某个先验结构的产物。结构主义者放弃了存在主义者关于自我绝对自由的理论。他们把“个体”、“主体”、“人”从现代哲学关注的中心地位上放逐出去，以“结构”取代了它们。列维—斯特拉斯说：“结构主义不是创造人而是把人消溶掉。”“必须抛弃主体这个令人讨厌的庞儿，它占据哲学舞台的时间已经太久了。”福柯说，对于结构主义来说，“人是像海市蜃楼一样可以消失的东西，”“它是可以抹掉的，就像抹掉沙滩上的足迹一样。”〔6〕
第四，后现代主义从德国哲学家叔本华（Authur Schopenhauer ）、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和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那里继承了对于“真理”和“理性”的怀疑， 对于“普遍道德”之可能性的怀疑。
叔本华认为，世界是人的表象，世界的本质是生存意志。叔本华颠倒了意志和理性科学和艺术的关系，并从根本上否定了人生意义和宇宙存在的意义，对人类的未来抱着一种悲观主义的态度。
尼采对叔本华的唯意志主义学说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尼采反对现代科学和理性，认为西方社会的弊病来自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他断言，科学和理性扼杀了生命意志，扼杀了精神生活，导致了病态的生命，现代科学活动产生了野蛮化。尼采还反对理性主义的真理观念，否认真理的客观性，鼓吹强权真理理论；他认为真理的标准在于是否有利于“提高权力感”，是否有利于“生物的生存”而不在于“实在不实在”。这种“有用即真理”和“强权即真理”的观念对后来的实用主义真理观及后现代主义真理观产生了重大影响。
尼采还公开宣扬非道德主义。他自称是第一个非道德主义者。他声称，没有公正与不公正的区别。他把真与善混同了起来，认为衡量善恶的唯一标准是能否“增强权力感”。他提出了重估一切价值的主张。他妄言西方传统价值观念是弱者的价值观念。诸如“正义”、“善良”、“同情”、“怜悯”、“仁爱”等等观念都是弱者为了免受强者的侵犯，并伺机改变其地位以侵凌强者而蓄意制造出来的诡计。他鼓吹要建立一种崇尚权力意志的价值观念。他提倡社会的不平等原则，反对民主制度，吹捧超人哲学。他鼓吹超人是不受制于任何制度的一类人，超人从来不可能成为社会的多数，他们是人类的一个例外，因而永远是社会中的极少数。他们是不是以数量而是以质量来取胜的极少数的精英分子。
尼采的这些思想对当代西方学术产生了多重影响。一些后现代主义者经过对尼采哲学的某些方面的修改，使之以一种新的面目出现在今日西方的意识形态领域。尼采哲学中的某些消极方面似乎由于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反而日显重要。当代美国著名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后哲学文化”观念的提出者罗蒂（Richard Rorty ）就是以尼采的真理理论为自己的主要思想来源的。罗蒂的哲学思想实际上是黑格尔的历史观、尼采的真理观、杜威的民主观和当代美国分析哲学中历史主义思潮，如库恩（Kuhn）的范式理论、戴维森（Davadson）的真理融贯论的一种综合。
海德格尔是对后现代主义思潮产生影响的另一位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对于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批判，他提出的关于“存在”的学说，关于“思维”的学说及关于“语言”的学说，他提出的“存在在思维中形成语言，语言是存在的家”的观点，他对于诗学语言、艺术语言的推崇，对于科学语言、技术语言、概念和逻辑思维的拒斥，都大大地启发了当代艺术家们的创造实践，他的哲学思想影响了整整一代艺术家和思想家的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成为本世纪在人文学术领域里最受欢迎的哲学家。
第五，后现代主义者从法国存在主义者加缪（Albert Camus）和萨特（Jean Paue Sartre）等人那里汲取了虚无主义的观点。由于受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法国存在主义者对生活持着一种悲观主义的态度，强调人类生存状况的随机性、不确定性和不可捉摸性，强调知识是一种自相矛盾的终极性认识。虽然后现代主义的兴起是以对存在主义哲学的批评和漠视为起点的，但是，我们仍然在后现代主义思潮中不时地看到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子。
第六，后现代主义者从萨特、海德格尔、弗洛伊德等人那里继承了反人道主义的传统。他们更多地从消极意义上来理解人的当代处境。他们对人的“责任”、“良心”、“抉择”作出了新的解释。他们认为，道德问题更多的是一个习惯问题，它只有相对的和约定的意义而不具有绝对的、与生俱来的意义。附着于人身上的这些东西都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外在强制性，是人应该进一步予以摆脱的枷锁。
第七，他们从文本主义者那里继承的观点是，“意义在不同语境中自由地变化。”〔7 〕文本主义者不承认有脱离主体而存在的客观真理、客观知识和客观意义。他们论证了任何脱离特定个体的活动和立场的“中立”知识或“中性”真理的不可能性。他们认为，“偏见”即人的主观因素的正常介入，是意义得以产生和衍生的一个基本因素。任何意义都是主体间性的意义，也都体现了主体间性。对于任何被研究对象或被试的秘密的揭示实际上都是研究者自我秘密之揭示的一条基本途径。所谓“主观因素的不可消除性”实际上是主体间性即某话语的语境性（Contextuality）之不可消除性的另一种表述。因而， 同一语词或话语在不同语境或应该具有也必然具有无限的创意能力或造意功能。这使得任何一种知识都成了语词与语境之间是否吻合或得体的关系。文本主义者以这种姿态或方法来研究意义问题，大大地突破了寻求真假之辨的传统姿态和方法。结果，知识符合论，即主观认识与客观对象相一致或相符合意义上的“真理”理论，不再是研究知识问题的基本理论；知识符合论意义上的“真”也不再是某知识或话语具有意义的先决条件或基本属性。“真”这一概念获得了一个全新的含义：即，所谓“真”也就是主体得体地言说。就是言说者在一定的语境中得体地发出声音和进行表演，“真”使人产生一种“文如其人”的感受。“真”就是一种很顺畅地在主体间进行交流的状态或结果。“真”不仅是主体活动的一个结果，而且包括主体活动的过程和状态。
此外，后现代主义者还到德国现象学的如下主张中去汲取灵感：重新考虑主观知识，抛弃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世界观，怀疑历史遗留下来的经验教训的可靠性。他们从美国通俗主义、大众主义的艺术运动那里继承了反智性主义、拒斥理论、拒斥解释的思想倾向。同无政府主义者一样，他们怀疑权威，怀疑任何来自官方的或主流的解释。他们宽容地对待所有的文本和所有的解释。他们从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那里吸取了他对经验主义、合理性、普遍性科学以及直接的机械的因果性等方面所作出的批判。在浪漫主义那里，后现代主义者继承了一种与客观性相对立的批判立场。浪漫主义者反对一切永恒的事物，反对时间和空间的统一。他们关注幻想、感觉、情绪、形而上学的事物、神圣的事物、奇异事物和不可思议的事物。他们否认真、善、美的普遍性标准，他们对占据统治地位的美学价值提出质疑。他们虚幻化了现实。他们以一些遥不可及的幻想来替代既令人不满但又让人无可奈何的现实。在文本主义那里，他们继承了关于一切事物都是文本的观点。从精神分析学那里，他们汲取了关于人的无意识活动的基本见解，如此等等。
实际上，当我们在谈论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来源的时候，我们已经在谈论构成后现代主义的一些基本因素。后现代主义并不是一个在这些因素之外的另一个东西。由于它把所有这一切重新裁剪，组合，拼凑，交叉，重叠了起来，这使它显得像一个新玩意。有意思的是，后现代主义对于上述思想来源中的每一个单一思想又表示了异议。例如，他们反对解释学在不同阐释之间作出的优劣选择，反对解释学对于文本的确切意义的追求。他们怀疑结构主义对于科学、合理性、理性和逻辑所承担的义务。他们对批判的社会理论有关社会现象的超越文本的解释表示不满。他们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解放计划为逻各斯中心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变体，批判它只见社会整体而不见细节性的日常生活。他们批判批判的社会理论家仍然抱着一个理想主义的乌托邦幻想。如此等等。
综上所述，后现代主义是各种学术的与非学术的因素东拼西凑的结果。由于缺乏统一性，后现代主义者之间的表面和谐因其内在的争论而一再地遭到破坏，以至于后现代主义成为一个绯闻不断的思潮。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削弱它的魅力。恰恰相反，正是纷争和混乱使它保持了持久的生动性和丰富性，以至于不同的读者都可以找到自己所喜爱的后现代主义。
三、“后现代主义”的诞生与演变
由于对后现代主义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见解，我们在确定后现代主义思潮产生的确切时间问题上遇到了许多困难。有些后现代主义者明确地反对以传统划分历史时代或年代的方法来界定后现代主义。不过我们还是得给后现代主义以一个大致确定的产生年份。我们认为，后现代主义的到来是与当代西方社会在二战以后所发生的一系列剧变：科技进步、经济起飞、政治改革、文化嬗变、核心价值观念衰落、深层次哲学争论和学术危机等等相呼应的。首先，后现代主义运动同产生于法国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运动、德国的哲学解释学运动具有一种难舍难分的血缘关系。50年代末，德里达、福柯、拉康、巴尔特等一些年轻的法国思想家逐渐厌倦了萨特和梅洛—庞蒂的存在主义哲学的人道主义和历史观的说教，他们追随于结构主义先驱列维—斯特拉斯之后，摒弃了德国浪漫主义的批评传统，不再在人的存在问题上兜圈子，而是将丧失了个性和历史过程性的世界看成一个高于一切价值存在的结构，看成了一个规则的世界，一个“音乐总谱”，或者一个“代码集合体”。这些年轻的法国思想家起初全都变成了结构主义者。他们在“主体”与“结构”中选择了“结构”，对它进行精密客观的共时研究和结构分析。但是在后来，他们中的有些人发现，那种结构分析无力动摇资本主义的制度结构和文化结构，无力逃避权力中心的控制和话语制约。于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1960年，由法国巴黎的一些哲学家和艺术家组成的一个名为“太凯尔”（Tel Quel）的先锋派文化理论社团宣告成立。这个社团吸引了当时最富才华的一部分法国知识界精英分子。德里达、克里斯蒂娃和索绪尔等是这个社团的中坚力量。他们热衷于研究各种后现代主义的新小说并出版同名期刊和丛书以不断扩大其影响。1967年，当德国的姚斯在坦斯康茨大学以《研究文学史的意图是什么，为什么？》即《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一文宣告接受美学的诞生时，法国的德里达也以《文字学》、《声音与现象》、《书写与差异》三部著作的相继问世宣告解构理论的确立。紧接着，罗兰·巴尔特、福柯等人也相继加入了这个思潮。他们把批判矛头指向当时正盛极一时的结构主义，指向当时的解释理论，以此彻底瓦解西方的形而上学传统。他们逐渐提出了一个消解中心与本源，颠覆形而上学的二元分立，对统一性、确定性加以思想解构，以突出差异性和不确定性的解构主义方案。一时间，“消解”、“解构”、“延异”、“颠覆”、“决裂”、“破坏”、“毁灭”、“超越”、“反抗”、“拒斥”、“游戏”等概念成为最为频繁地出现于各种学术杂志和书刊报纸上的一些术语。
就在同一年即1960年，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因出版《真理与方法》而震撼了西方思想界。继马克思、尼采和海德格尔之后，伽达默尔对西方的“现代性”发起了猛烈的冲击。该书的出版标志着哲学解释学正式登上当代西方哲学舞台。受海德格尔等人的影响，伽达默尔在书中强调，解释学不是一种方法论，它不追求一般解释学所标榜的方法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哲学解释学的关注焦点是人的存在和人与世界的最基本关系。伽达默尔认为，“人类的理解活动”是人类存在的最基本模式。哲学解释学将努力去发现为人类的一切理解模式所共有的东西。伽达默尔主要不是从方法论角度而是从本体论角度来考察真理问题，着重探讨的不是真理的客观性意义，而是真理对人生的意义。伽达默尔甚至提出了“要真理，就不能要方法；要方法，就不能要真理”这样的两难观点。他认为，那种以认识对象为唯一标准，作为实践的工具而出现的真理可能与人的生存相隔膜，从而使真理丧失本体论的意义。为此，伽达默尔放弃了传统解释学的客观主义立场，突出了艺术、历史、语言中的本真经验，由此确立了哲学解释学的三个领域：美学领域、历史领域和语言领域。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对当代西方学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构成了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一个重要方面。后来，随着德里达与伽达默尔之间的解释学与解构理论的论战的展开，一种新的理解阐释理论，一种新的文本理论，一种与传统哲学与文化截然不同的后现代哲学与文化应运而生。
与欧洲大陆不同，后现代主义在美国呈现为另一番景象。并且，这股思潮最初不是发生在哲学领域里，而是发生在文学艺术领域里。按照美国学者科勒的说法，最早使用“后现代”、“后现代主义”术语的是弗雷德里科、德·奥尼兹（1934）、达德莱·费兹（1942）和阿诺德·汤因比（1947）等人。后来，作为抒情诗人和散文家的奥尔森被“后现代”一词的诱惑力所吸引，他在50年代反复地使用了这一术语。虽然他没有对它作出过明确的规定，但是显然地他试图对西方现代文化作出一个全新的批评。他的尝试大大地激发了那些想在“后现代主义”的旗帜下进行大胆尝试的人们的想象力。
按照豪和莱文的著述，后现代主义基本上是50年代美国社会的一个真实写照。他们认为，战后的美国社会世风日下，传统的权威中心已经腐烂，传统习俗已经不再受到重视，到处弥漫着消极厌世的情绪。年轻的一代缺乏社会目标，缺乏事业心，缺乏坚定的信念。在当时，恰好有一些小说描绘了美国社会这样一幅阴暗的陌生化的虚无主义的景象。于是一种所谓的“后现代小说”应运而生。后现代小说家们已经不再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确定的、亲密的和可知的。他们摒弃了传统的文学创作规范，摈弃了英雄和英雄人物的冲突。他们向世人展示的是一个极度畸形极度病态的世界。因此，他们认为，后现代主义是现代主义衰落的标志。在许多美国学者看来，后现代主义被当作一股改头换面的“反智性思潮”，被看作是现代主义的一个终点，而且是一个毫无希望的终点。因此，后现代主义在美国最初是一个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尤其是一种文学现象。而它作为一种学术现象则比欧洲大陆要晚得多。因为它被当作是一种从法国和德国引入的东西。
进入60年代以后，美国文学评论家对后现代主义的评价开始发生变化。有人开始从积极的肯定的角度来看待后现代主义。他们认为，后现代主义文学观标志着与现代主义作家精英意识的彻底决裂。它放眼未来，对伟大的现代主义历史不抱任何兴趣。他们不再把后现代看作是一段盛极而衰的现代历史的延续，而是看作一个继往开来的新历史起点。他们从后现代主义那里找到一些新的灵感，找到一种新的时代意识，即后现代主义的意识。他们认为，后现代小说对西方现代主义的艺术抱负进行了无情的嘲讽。它叛离了传统人文主义的艺术观念，从西部小说、科幻小说、色情文学及其他亚文学中去汲取养分。它试图在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建立起某种沟通，试图把艺术、科学和行为技艺都溶铸为一体。
在后现代主义的旗帜下，一些当代艺术家崇尚实验，他们拒斥理论，抵制解释也逃避解释。他们改变了人们对艺术的原有观念，也大大地拓展了艺术活动的空间。他们注重体验甚于注重理解，注重境界甚于注重形象。他们以游戏的态度对待艺术，也以游戏的态度对待一切。借助文学和艺术尤其是小说、诗歌和绘画等形式，后现代主义思潮开始获得全面的泛滥。
除了前面提到的那些见解以外，“后现代主义”还获得了另外一些解释。格拉夫认为，后现代主义的背景是50年代被异化了的中产阶级。后现代主义表明了一种从深处摒弃目的和意义的本体论危机。他认为，后现代主义只是现代主义反叛“传统的现实主义”的进一步完成。汉森赞同格拉夫的上述见解，认为后现代主义在哲学上有着强烈的本体论怀疑特征。它否定具有统一性的世界，它只认可一个偶然的世界，一个人们可以自由自在对待的经验世界。它反对任何高级的话语世界。后现代主义的文学拒绝“去实现因果取向的期望，拒不以开头、中间、结尾这样的成规来创作小说”。这样，作为一股具有比较明确的倾向性的学术思潮，我们把后现代主义产生的时间确定在1960年左右。同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相比，尽管后现代主义多少克服了当年批判过的传统哲学的一般弱点，但它毕竟迟到了一个多世纪。
四、后现代主义的分类
由于“后现代主义”的不确定性、多义性、多倾向性，后现代主义似乎成了一个人们无法谈论的东西。为此，在全面展开关于后现代主义的各个话题之前，根据后现代主义思潮所体现出来的不同倾向和趋势，我们试着先对后现代主义进行一番分门别类的工作。
按照不同标准，人们对后现代主义作出了不同的划分。例如，本·阿格（Ben Agger ）将它划分为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和批判性的后现代主义。前者支持意识形态为目的的哲学，后者对政治的社会的任何建设性计划都采取一种极端的批判态度。托德·杰特林（Todd Gitlin ）把后现代主义划分为热情的后现代主义和“破坏性的或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
并且他自己试图促成一种建设性的后现代科学。 格拉夫（G.Graff）则划分出“愤世嫉俗、悲观绝望”的后现代主义和“耽于幻想、放浪形骸”的后现代主义。哈尔·福斯特（Hal Foster）探讨了反应性后现代主义和抵制性后现代主义的区别。他认为凡是前者予以赞同的东西后者都予以拒斥。此外，他还区分了“新保守的”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的”后现代主义。前者保留了传统叙述观、传统的历史观、主体观、表象观和人道主义，后者则反对传统叙述、反对主体、反对表象、反历史和反人道主义。〔8〕
相比之下，我们认为，罗斯诺对于后现代主义所进行的划分更具典型性。罗斯诺把后现代主义划分为肯定的后现代主义和怀疑的后现代主义。罗斯诺认为，怀疑的后现代主义者是一些悲观论者。他们是一些对未来丧失了信心的人。他们只强调事物的阴暗面，对一切都缺乏信心和希望。他们悲天悯人，对事物只作坏的推测和打算。他们“持着悲观、消极和沮丧的立场，主张后现代时代是一个片断、解体、不适、无意义、含糊不清，甚至缺乏道德准则和社会秩序紊乱的时代。”〔9 〕这是一种由尼采和海德格尔等哲学家促成的“灰色的”后现代主义，一种“绝望的”后现代主义。具有这种倾向的后现代主义者热衷于谈论“死亡的临近”、“主体的消亡”、“作者的终结”、“真理的虚幻”，等等。他们以愤世嫉俗的态度来对待一切。他们认为，现代性给人类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使人类处于一种极端的任外在力量随意摆布的必然性之中。因此，后现代是一个以冷漠无情、冷酷、陌生化、异己化、疏远化和模棱两可等等为特征的时代。在那样的时代里，人类面对着一个永恒的虚无，一切都变成了暂时的、短命的、表面化的、转瞬即逝的和空无意义的东西。这样，后现代遗留给人类的，除了游戏，尤其是语词和意义的游戏以外，别无他物。罗斯诺认为，鲍德里亚（Bardrillard ）、福柯、德里达、谢尔佩（Scherpe）和卡林斯库（Calinescu）等是怀疑的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
肯定的后现代主义者赞成怀疑的后现代主义者对现代性所作的批判，不过他们对后现代时代持着一种比较乐观的积极的态度。“他们要么欢迎积极的政治活动（斗争或抵制），要么满足于认同不切实际而又广受赞誉，主观而非教条的各种规划。他们分布在从新时代信仰到新浪潮生活方式的各种领域，并且包括了整个范围的后现代社会运动。 ”〔10〕他们进行某种哲学的和本体论的思想实践，那是一种非教条的、 尝试性的和非意识形态的思想实践。与怀疑的后现代主义者相反的是，他们“不回避去肯定某种伦理观念，去作出常规选择，并寻求解决具体问题的政治联合阵线。”〔11〕肯定的后现代主义者的代表人物是罗蒂（Richard Rorty）、伊格尔顿、 弗朗克（Manfred Frank ）、 列文（Charles Liven）等。
我们把后现代主义者大致划分成温和的、积极的、肯定的后现代主义者和极端的、消极的、否定的后现代主义者。前者在处理后现代主义者所面对的共同问题上，采取一种比较积极的、肯定的、乐观的或温和的态度；后者则对那些问题或话题，采取一种比较消极的、否定的、悲观的和极端的态度。前者对后现代时代作出了乐观的展望；后者则对未来作出了悲观的估计。对于这两种不同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倾向，限于篇幅，不再作出具体的探讨和评价。
五、作为一股学术思潮的后现代主义
从前面的简要介绍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自从本世纪60年代在欧美诸国兴起之后，后现代主义已经成为一股波及整个世界的当代西方学术和社会思潮。一般认为，它与自19世纪后半期以来盛行了近一个世纪的现代主义有所不同。有人认为，它是对现代主义的反叛，有人认为它是现代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有人认为，它是进入信息社会之后，在新技术革命时代资本主义制度危机的产物。后现代主义问题涉及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文化和学术倾向的认识和评价，是一个有关全球文化处境的问题，因此已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后现代主义在今天已经变成了一个世界性的话题。关于后现代主义的研究也培养了一批世界著名的学者，如哈贝马斯、哈桑、佛克马、伯顿斯、罗蒂、利奥塔等。
进入80年代以后，后现代主义思潮据说已经在法国明显地走向衰落。但是，这不能抹去法国人在后现代主义方面的创始者地位。不过就后现代主义的直接思想先驱而言，人们更多地想起的是德国哲学家尼采、海德格尔，甚至黑格尔。因此，虽然法国人获得了发展后现代主义的绝大多数荣誉，但是是德国哲学家给了后现代主义以灵感，并促成了那个主义。此外，后现代主义虽然在法国逐渐丧失了人们的信任，但是后现代主义的吸引力仍然在法国之外的国家和地区增长着。在北美等地区，后现代主义不仅没有衰落，而且正在成为某些人文科学研究活动的代名词。当代西方学术中的某些最新思潮都与后现代主义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都毫不犹豫地从后现代主义那里汲取各种灵感、术语、概念、方法与话题。因此，在世界范围里，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讨论还将持续下去。
注释：
〔1〕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第501页。
〔2〕阿兰·罗德威：《展望后现代主义》， 载于《二十世纪文学评论》（下），戴维·洛奇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526 页。
〔3〕〔4〕Rosenau Pauline Marie:Post—modernism and the social sciences.Princeton:1992.P12.
〔5〕R.J.伯恩斯坦：《形而上学、批评与乌托邦》， 载于《哲学译丛》，北京：1991年第1期，第48页。
〔6〕福柯：《词与物》，1966年法文版，第333页。转引自夏基松：《现代西方哲学教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11页。
〔7〕K.J.Gergen:"Correspndence versus Autonomy in the Language of Understanding Human Action."In Metathory in Social Science Chicago:1986.P140.
〔8〕Rosenau Pauline Marie:Post—modernism and the social sciences.Princeton:1992,P16.
〔9〕Rosenau Pauline Marie:Post—modernism and the social sciences.Princcton:1992,P15.
〔10〕Rosenau Pauline Marie:Post—modernism and the social sciences.Princeton:1992,P15～16.
〔11〕Rosenau Pauline Marie:Post—modernism and the social sciences.Princeton:1992,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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