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土地财政”依存度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_财富效应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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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F293；F81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750(2016)04-0003-10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呈持续高速增长的态势，但在经济高速增长中却存在着居民消费不足的现实。虽然我国人口众多，居民消费潜力巨大，并且国家一直以来也将扩大内需、激活国内市场作为经济工作的重点方向，但长期以来我国居民消费都存在启而不动的情况，近几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始终徘徊在50%附近，虽然在2011年一度达到了62.8%高位，但后来又一路回跌至50%左右。同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消费率亦明显偏低，以2012年为例，美国当年的消费率达到了88%，欧盟国家平均超过80%，而我国仅为56.5%。

      针对上述现状，学术界试图揭示我国居民消费长期疲软的原因。主流观点认为，我国居民消费受到抑制的原因主要包括收入不足、城乡收入差距、收入不确定，以及大额刚性支出、流动性约束、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挤出效应，还包括人口年龄结构、消费环境制约和消费习惯等[1]。到目前为止，关于“土地财政”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并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重视，鲜有文献对“土地财政”与居民消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基于中国的经验研究则更少。

      土地资源是中国最大的国有资产之一，简单来说，“土地财政”指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以地方政府为主体、地方政府高度依赖其行政区内的土地资源所进行的财政收支活动和利益分配关系。鉴于“土地财政”涉及的范围广泛、形式多样，所以本文中所说的“土地财政”仅指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土地财政”的存在有其内在合理性：一方面，改革开放后，我国城市化进程大大加快，“土地财政”为我国的城市建设、市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土地财政”是地方政府扩大财源和财力的重要手段，在分税体制下能够很好地缓解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压力，缓和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对称的矛盾[2]。但近些年来，我国一些地方由于当地政府追求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增长，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热衷于“卖地”的现象。2014年4月《中国经济周刊》刊登了题为《哪个省更依赖“土地财政”》的文章，文中对我国23个省份的“土地财政”依赖度进行了排名，指出我国有些地方政府患上了“土地财政依赖症”。根据李尚蒲和罗必良对我国地方政府“土地财政”依赖度的估算，一些地方政府可用财力的30%以上与土地相关，有些市级政府甚至达到60%[3]。

      一方面是国内居民消费长期疲软，另一方面是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严重依赖，这不禁让人思考：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会不会对我国居民消费产生影响？若有影响，那么这种影响有多大？它是通过怎样的路径来产生影响的？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大背景下，国外市场需求持续萎缩，国内投资增长放缓，2015年我国采购经理人指数(PMI)曾连续8个月低于50%，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亦回落，面临外需不振与内部投资回落的不利局面，我国经济下行压力骤增。在这种情况下要实现“稳增长”必须改变经济增长方式，逐步提高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在需求结构中的比重，增加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优化经济结构。因此，本文的研究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文献回顾

      对居民消费行为理论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理论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国内外关于影响居民消费机制的文献可谓汗牛充栋，西方国家比较流行的消费行为理论包括绝对收入假说、相对收入消费理论、永久收入理论、生命周期理论、跨期最优选择理论、随机游走理论、流动性约束理论、预防储蓄理论等。这些理论从不同角度解释了居民消费行为，不过它们的理论都表明：居民消费行为虽属于个人自发行为，具有主观性，但消费主观性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在居民消费与外界种种影响因素方面，目前系统探讨“土地财政”依赖与居民消费之间关系的文献相当匮乏，但本文通过对已有文献整理与分析发现“土地财政”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机理是存在的。

      一方面，“土地财政”通过影响财政支出结构进而影响居民消费。本文借鉴傅勇、张晏的研究将公共支出分为经济性公共品供给与非经济性公共品供给两类[4]①。在“土地财政”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影响方面，李勇刚等通过对中国35个城市的实证研究发现：“土地财政”会显著影响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土地财政”显著增加了经济性公共品供给而抑制了非经济性公共品供给，降低了公共品供给质量[5]。左翔和殷醒民利用我国地级市面板数据研究了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与国有土地出让权垄断之间的关系，发现地方政府对国有土地转让的垄断会使非经济性公共品供给显著下降而刺激经济性公共品供给[6]。李鹏认为，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对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存在结构性和区域性差异，但从绝对量上看，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的扩张将大幅提升公共品供给[7]。上述研究都支持了“土地财政”会影响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对“土地财政”依赖的增强可能会刺激地方政府增加经济性公共品供给的观点。关于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李春琦和唐哲一利用代表性消费者跨期迭代模型检验了二者的关系，发现无论是从长期看还是从短期看非经济性公共品供给均会挤入居民消费，短期内经济建设支出促进了私人消费，而长期看则会抑制私人消费[8]。邹红等研究发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府民生性支出对居民消费拉动效果明显，消费性支出对居民消费的拉动效果较小，而投资性支出对居民消费则具有显著的挤出效应[9]。李广泳通过研究我国“十一五”期间公共支出效率发现：从整体来看，各类公共支出对居民消费会产生不同效应；具体来说，当期基础设施投入与教育教育医疗等公共支出并没有挤入居民消费，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和基础设施投资支出的滞后一期对居民消费有一定的挤入效应[10]。上述学者的研究几乎都表明了非经济性公共品会挤入居民消费，而他们就经济性公共品对居民消费的作用却存在一些争议。

      另一方面，“土体财政”通过影响房价进而影响居民消费。在“土地财政”对房价的影响方面，国内学者大多认同“土地财政”与房价上涨具有必然联系。王猛等利用中国31个省11年的面板数据分析了“土地财政”与房价上涨的关系，结果表明：“土地财政”的膨胀将促进房价上涨，房价上涨又会推动“土地财政”膨胀，“土地财政”与房价上涨显著正相关[11]。张双长和李稻葵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是推动房价上涨的重要原因，地方政府出于“卖地”需要希望看到房价上涨而不愿意看到房价下跌[12]。刁伟涛认为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与房价上涨存在必然联系，由于在分税制财政体制下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严重不对称，地方政府出于缓解财政支出压力的目的会去有意推高房价以获取更多的土地出让收入[13]。关于房价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方面，目前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是房价上涨到底存在正的“财富效应”还是负的“财富效应”[14]②，即房价上涨与居民消费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Bhatia和Mitchell利用加拿大的微观数据，实证分析了房价波动与家庭消费的关系，认为房价上涨会使业主的累积资本收益增加，从而使家庭的消费水平提高[15]。Case等分别利用全球14个发达国家1975-1999年的宏观经济数据和美国各州1982-1999年的季度数据实证研究了商品住宅市场是否存在“财富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房价上涨具有较强的“财富效应”，住房财富每增加1%会有0.03%～0.09%的消费增长[16]。王辉龙利用最优消费与投资组合理论以及25个城市2000-2006年的经验证据分析了房价上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房屋的“财富效应”并不显著，房价上涨将会使消费者增加房产财富在家庭财富中的配置比重，短期房价上涨甚至会挤出居民消费[17]。徐腊平和吴刚研究发现房价上涨与居民消费之间显著负相关，房价上涨具有负的“财富效应”[18]。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会对居民消费产生间接影响，并且这种影响至少依赖两条路径：(1)“土地财政”-→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居民消费；(2)“土地财政”→房价水平→居民消费。当然除了以上两条路径外，可能还存在着土地征收补偿标准的城乡差异、土地收益分配不均等路径对居民消费产生影响，但限于篇幅，我们将不单独讨论。因此，本文拟在已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分别从财政支出结构与房价两个角度来探讨地方政府“土地财政”依赖对我国居民消费的影响，这也是本文的创新之处。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借鉴Lacoviello关于跨期消费与投资组合的研究框架[19]，我们将居民消费抽象地分为三类，即一般消费品

、拥有住房面积

以及非经济性公共品消费数量

，并且居民当期效用函数满足

，其中α、β、δ分别为一般消费品的效用弹性系数、住房的消费效用弹性系数和非经济性公共品消费效用弹性系数。我们将上式转化为对数形式：

      

      根据前文关于“土地财政”对居民消费影响路径的分析，本文做出如下假设：

      

      理性的居民在资源约束下对当期财富进行配置，以使自己一生的效用达到最大化：

      

      

      由上面的结果可知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程度越高，居民越将增大本期房产消费在消费中所占的比重，相应减少消费性支出；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越高，居民越将增加本期非经济性公共品消费在消费中所占的比重，相应减少消费性支出。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程度与居民消费是负相关关系。

      为了进一步考察居民消费水平具体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我们将式(9)、式(10)带入预算约束式(3)中，从而求得当期的居民最优消费量：

      

      居民最优消费量方程表明当期居民的最优消费量受到多个因素的影响，具体包括当期的房价水平

、初始的住房持有量

、居民初始所享受的一般服务性公共品数量

、居民的收入水平

以及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程度

。为了研究这些因素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我们对

求导可得：

      

      当期房产价格上涨、居民初始的住房面积大都有利于提升居民当期消费水平，说明房价的“财富效应”确实存在。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房价上涨具有正的“财富效应”。

      

      这说明居民初始所享受的非经济性公共品数量越多，越有助于提高当期的消费水平。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3。

      假设3：偏向提供非经济性公共品的政府财政支出结构更有利于促进居民消费。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我国2003-2012年30个省区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考虑到西藏地区经济体制的特殊性，为确保预测的准确性，将西藏数据予以剔除，并根据研究需要舍去了不符合要求的样本。本文采用的土地出让金数据来源于2004-2013年《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住宅商品房平均价格来自国研网数据库，其他数据均来源于2004-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或根据2004-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整理得到。本文所使用的统计及数据处理软件为Stata 14.0。

      (二)模型设定及变量选取

      根据上文的文献回顾和理论分析，本文构建如下回归模型对研究假设进行检验。

      

      被解释变量：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自然对数(Lnc)。

      解释变量：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依赖度(Lnλ)，用土地出让金收入占本级公共财政一般预算收入比重的自然对数表示；经济性公共品供给支出(Lnpc)，用来源于国家预算资金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自然对数表示；非经济性公共品供给支出(Lnehsp)，用地方政府教育经费投入、医疗卫生经费投入、社会保障和就业经费投入三项公共支出的算术平均值的自然对数表示；住宅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上涨幅度(LnΔaph)，用住宅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的一阶差分表示，由于取对数后负数部分会被自动剔除，即负的差分项会被自动删除，故我们只保留了差分项为正的数据。

      控制变量：人均可支配收入(Lny)，用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自然对数表示，用于反映居民的收入水平；城乡收入差距(Lndlis)，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比值的自然对数表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Lnpgdp)，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自然对数表示，用于反映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治理水平(Lngml)，用每万元财政收入公职人员数量的自然对数表示，用于衡量地方政府治理能力。

      

      五、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通过表1可以看出各地区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依赖度的平均值为0.428，最小值为0.02，最大值为0.940，标准差为0.216，说明从总体上看各地区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依赖度偏高，并且地区之间差异较大。同时，居民人均消费、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GDP的标准差都较大，说明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居民收入、消费以及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一定的不对称性；从地方政府在生产性公共支出和一般服务性公共支出对比来看，生产性公共支出明显高于一般服务性公共支出，说明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偏好生产性公共支出；房价波动水平的均值为424.4，标准差为330.4，说明各地区近10年房价大部分处于上涨状态，各地区在上涨幅度上存在一定差距。

      (二)相关性分析

      表2为各变量的pearson相关系数表。

      

      从表2中可以看出，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无论是与地方政府经济性公共品供给、非经济性公共品供给还是与房价上涨之间均显著正相关，说明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会影响政府财政支出结构与房价波动；政府支出(包括生产性公共支出与一般服务性公共支出)均会挤入居民消费，房价与居民消费呈正相关关系，即房价存在“财富效应”。另外我们发现，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居民消费水平均显著正相关。上述有些结果与我们的预期并不相符，需要进行多元回归进一步验证。大多数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都小于0.5，因此我们认为模型中各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不会影响回归结果。

      (三)回归分析

      由于本文选取截面为30、时序为10的面板数据，属于截面较大、时间较短的面板数据，为了克服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以及使工具变量更加有效，本文选择使用系统GMM的估计方法。系统GMM的估计方法采用差分变量的滞后项作为水平值的工具变量，增加了可用的工具变量，消除了弱工具变量带来的严重偏误，更好地控制了内生性问题。但使用系统GMM估计方法需要保证随机干扰项不存在序列自相关以及工具变量的联合有效性，所以本文在估计结果中分别呈现了AR(2)和Sargan检验的P值。

      城乡二元结构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存在的显著特征，李学认为我国城乡二元特征主要表现为公共服务二元供给、二元行政管理制度、二元土地管理制度、户籍管理制度分离等[21]。本文认为地方政府“土地财政”依赖会通过政府支出结构和房价等因素对居民消费产生影响，而这些因素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原因，在城乡可能会存在差别，所以我们将地方政府“土地财政”依赖度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区别城乡进行分析，具体来说，我们将被解释变量居民消费分为全体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居消费支出三类。

      

      表3为地方政府“土地财政”依赖度与居民消费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回归(1)为全体居民平均消费的多元回归结果，可以看到系数为-0.025且在1%水平上显著，验证了假说1，说明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越高，居民消费水平越会受到抑制；从回归(2)和回归(3)的结果中我们发现，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依赖度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存在城乡差别，具体而言，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成负相关关系而与城镇居民消费成正相关关系，且都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我国土地出让金的使用存在城乡二元的特点。

      表4分别分析了财政支出结构及房价上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从模型(1)中我们可以看出政府经济性公共品供给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模型(2)中，政府非经济性公共品供给与居民消费显著正相关且不存在城乡差别，说明偏向于提供非经济性公共品的政府财政支出结构更有利于促进居民消费，证明了假设3。模型(3)中，房价波动与全体居民平均消费是负相关关系，且在10%水平上显著，说明对全体居民来说房价上涨并没有所谓的“财富效应”，房价上涨会抑制居民消费水平。但房价上涨对城镇与农村居民消费却存在差别，具体来说，房价上涨与城镇居民消费正相关而与农村居民消费负相关，且都在1%水平上显著。房价上涨的“财富效应”存在城乡差异。按理说，农村居民也有自己的住房，而且没证据表明农村的房子在过去十年中一直在贬值，那为什么房价上涨会使农村居民的“财富效应”为负呢？本文认为这是由于在过去的十年中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使大量农民变为市民，2003年我国的城镇化率40.53%，而到了2012年达到了52.57%，但在城市化过程中并不是所有进城的农民都拥有自己的住房，对于没有自己住房的城市农民来说，拥有一套自己的住房成为他们奋斗的重要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房价上涨无疑会增加购房者的支出压力，进而挤出他们当前的消费。

      

      另外，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居民消费的一阶滞后项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我国居民消费水平具有很大的惯性，即居民消费存在“棘轮效应”；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GDP都与居民消费水平显著正相关，说明提高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都有利于提高居民消费水平。大体来说，城乡收入差距与居民消费负相关，政府治理水平与居民消费正相关。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做了稳健性检验。借鉴李勇刚等人的研究[5]，我们引入公共品供给质量这一指标作为衡量经济性公共品与非经济性公共品供给支出的替代变量。公共品供给质量指标是运用熵值法计算出的公共品供给综合评价指标，公共品供给质量越高，说明地方政府越偏向于非经济性公共品供给。同时，考虑到北京、上海、天津三个直辖市在中国所有省区中房价上涨幅度最为突出并且由于这三个直辖市在中国特殊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可能使得它们成为研究中的异常值，本文将这三个直辖市的样本予以剔除。经过上述改变后的分析结果与前文研究结论基本一致。根据稳健性检验结果，我们认为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一定可靠性。

      六、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现有文献大多从房价及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方面讨论居民消费问题，而我们认为房价和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又能溯源到“土地财政”。基于此，本文在理论层面构建了居民跨期消费模型，在实证层面以2003-2012年中国30个省区为样本检验了地方政府“土地财政”依赖度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考虑到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本文进一步将居民消费支出分为城镇与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两大类。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本文发现：“土地财政”主要通过房价和财政支出结构两条路径影响居民消费，现阶段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过高依赖是推高我国房价和扭曲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的重要原因，而房价上涨幅度大与偏好经济性公共品供给的政府财政支出结构都对居民消费产生了明显的抑制作用。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完善分税制下的财政分权模式，合理划分地方事权与财权，缓解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压力。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压力是对“土地财政”形成依赖的重要原因，要减少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需要拓宽地方政府的收入来源和筹资途径。一方面，在资金来源上要加强中央对地方尤其是对经济不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促进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保障和改善民生，缓解地方政府的支出压力；另一方面，应当完善地方的税制体制，赋予地方稳定可靠的主体税种，使地方有稳定的收入来源。第二，规范对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管理，加强对“土地财政”的预算约束，同时需要合理分配土地出让收益，优化“土地财政”支出结构。在当前的官员政绩考核制度下，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往往更加偏好于能有效拉动地方GDP的经济性公共品供给，而忽视非经济性公共品供给，所以应规范对土地财政的管理，矫正不合理的“土地财政”支出结构。当然从根本上讲，这一制度的实行还需要与改革目前官员的考核指标、建立更加科学合理的考核体系相配合。同时，应消除城乡二元化的政策和制度，协调城乡公共财政投入的均衡性，地方政府应注重城乡发展的均衡性，统筹兼顾，改变城乡间基础公共服务畸轻畸重的局面[22]。第三，合理调控房地产市场，让房价运行在合理区间。目前我国有很多学者呼吁大幅降低房价，使有住房需求的人都能买得起房，从道德层面上讲，这种说法无可厚非，但本文的研究表明我国城镇居民的房产存在显著的“财富效应”，如果房价降幅过大会直接导致城镇居民财富“缩水”，从而抑制他们的消费，但同时房价过快上涨也会使想要进城买房的农村居民消费受到抑制，所以目前应将房价控制在合理区间，不宜大起大落。鉴于目前房价抑制了一部分居民消费的状况，我们认为地方政府应从土地出让金收入中预留一定比例的“住房保障基金”，用于保障性住房、廉租房建设，从而抵消由于“土地财政”引起的房价上涨对居民消费的挤出效应。

      ①傅勇等将经济性公共产品和非经济性公共产品的划分表述为：经济性公共产品直接进入地方官员任期内的(或当期的)生产函数，而非经济性公共产品则对当期的地区经济增长无直接贡献，两者存在生产性和消费性的区别[4]。按照这种思想，本文将经济性公共品定义为地方政府生产性公共投入，如基础设施建设；将非经济性公共物品定义为地方政府一般服务性公共支出，如科教文卫、社会保障支出等民生性支出。

      ②本文对“财富效应”的界定借鉴《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定义，指货币财富效应，即由于金融资产价格上涨(或下跌)，导致金融资产持有人财富增长(或减少)，进而促进(或抑制)消费增长，影响短期边际消费倾向(MPC)，促进(或抑制)经济增长的效应[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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