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青年亚文化的生成与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青年论文,亚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3)09－0132－05
“80后”作为名词，出现在本世纪最初几年的文学界。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她开始在网络流行，按照一般规律，一个流行词的生命大约是两到三个月，但“80后”不但流行不衰，而且蔚为大观，从文学领域走向大众媒体进而走向社会，并由此衍生出包括50后、60后、70后、90后及其代际差异、青春写作、网络青年亚文化等等一系列名词。“80后”作为一个词源本体，已经形成了一个名词系统。这里固然有媒体和商业的炒作，但其内在旺盛的生命力和外在强大的概括力也是不容忽视的。本文从青年亚文化的视角，对80后一代形成的青年亚文化做了一个大致描述，试图证明其存在的社会合法性与时代影响，进而说明其与主流文化互动交流的可能性。
一、作为文化符号的浮现与凸显
21世纪初，80后一代人尚未登上历史舞台，他们年纪大的刚满20岁，处于高考前后求学阶段，小的还在中小学，处于青春萌动期的前后。在中国历史长河中，青少年的话语权很小，甚至到了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历史没有青年这个概念”[1]的地步。20世纪初的“五四”运动是一个例外。也许，一百年一个历史轮回，也许，互联网的全球化打开了视野，也许，富足的饮食提前催熟了身体，21世纪，80后一代人抢先登上了舞台，开始发出属于他们自己一代人的声音——独特且反叛的声音。
这种声音首先由文学这个赋予情感色彩的领域的“青春写作”中发出，个别微弱信息却借助现代媒体快速壮大，积少成多汇流成河，进而在网络新媒体中呼啸奔腾形成浪潮。先是上海《萌芽》杂志的“新概念大奖赛”，脱颖而出的韩寒、郭敬明、张悦然一跃成为“青春偶像”，后是各大网站推波助澜促成“青春写作”，传统报刊、出版与网络新媒体共同发力，在媒体竞争和商业竞争的作用下，提前催熟和引发了新世纪第一场青年文学运动。引起我们关注的是，80后青春写作出现伊始，就具有强烈代际特点的青年亚文化特征。
从文学流派和思潮的角度看，80后文学尽管有偶像派和实力派之争，但作者内部却以拒绝命名为开端，同时罕见地一致拒绝团体化，并在2007年以后迅速出现三极分化趋势——回归主流文坛、进军消费市场、介入公共领域。无论流向如何，80后作家内心都有一个相同的目标：改变乃至反叛原有文学准则，书写属于80后一代人的青春，自我书写高于现行既定的文学原则。充分个性的“我”独立行走，充分自由的“我”放松写作，与充分张扬的种类繁多的青年亚文化小圈子活跃于网络，相映成趣相互呼应，文化英雄与娱乐偶像互为一体，文学作品与文化消费的界限日渐模糊。每一位出名的青春写手都有网站等商业推手隐藏其后，都有大量的粉丝围绕其侧，但同时又缺少扛大旗的人，缺少号令江湖的领袖，缺少为各方服气的评论家，于是，80后文学在形成文坛新势力的开端，就始终弥散着一种拒绝命名的情绪，不同作家群体所表现的一致态度就是拒绝团体化，其精神取向即追求个性化的艺术自我——这对形成某种文学流派是致命的一击，[2]但对导向青年亚文化具体形态，却是顺理成章的流向。
关于青年亚文化，西方的学者根据西方“二战”以后的社会状况作出了开创性的理论贡献，美国的玛格丽特·米德是其中杰出的代表。她在《文化与承诺——一项关于代沟问题的研究》中提出了人类文化传递的三种基本类型：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后喻文化，她充满激情地高度肯定后喻文化即青年文化的积极意义和历史作用，并确认了“代沟”即代际差异的学术命题。米德女士的关键启示在于：代际差异即是现代世界的特征，“每一代人的生活经历都将与他们的上一代有所不同的信念。”[3]美国的另一位学者迪克·赫伯迪格则延续了英国伯明翰学派亚文化的理论路径，在他的名著《亚文化：风格的意义》中，用“抵抗、风格、收编”三个关键词，深刻阐释了青年亚文化的内涵和外延。[4]汲取这些学者的价值判断，我们可以试着评估出80后文学的青年亚文化特征及其社会意义。
就文学视角来看，80后文学是80后文化的主要形态之一，它属于青春文化、青年亚文化，处于非主流文化与边缘另类文化之间。她是全球化、网络化、民主化、市场化背景下的文化，是成长中的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态——80后文学继“先锋小说”与“七十年代人写作”之后，彻底完成了“去意识形态化”的文学过程，并以青春文学与网络写作两种形式蓬勃生长，形成与主流文坛的某种对峙与挑战的态势。对原有意识形态的消解贯穿于其成长的全部过程，而这一消解过程又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得以体现——精英与草根的对峙与交流；主流与非主流的冲突与融合；边缘与另类的张扬与生长；印刷文化与视觉文化的抵触与妥协。[5]在文学中浮现的“80后”，继而在互联网构筑的网络世界中凸显，这才是青年亚文化正式形成的重要园地，也是本文论述的重点所在。
二、网络成为80后青年亚文化的大本营
如果用四个圆来限制“80后”概念，即大都市、独生子女、现代消费、新媒体，我以为，四个圆相交的部分是80后人群最具有代际特征的人群。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地十所大学的一系列问卷调查，一个网络人群浮现出来：先是1980年到1989年出生的人群可以分为“前80后”和“后80后”，正好网络上也有“85后”之称呼。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有“两个十年”：一是技术的十年，一是普及的十年，前者是1994年到2004年，后者是1998年到2008年。而1985年出生的人，正好在14岁青春期遭遇互联网在中国大陆一线城市进入家庭。将研究人群的目光向后推移，90后便进入视野，下限落在1994年，因为，他们的14岁与2008年重合。笔者将这个年龄段的青少年命名为“网络一代”。无论这样一种界定如何需要在不断质疑中去发展，其实笔者都看到了有一种力量在明里暗里推动着我和我的团队，那就是互联网，就是网络，就是新媒体。毫无疑问，学校家长的升学要求，社会转型的冲击影响，对80后乃至90后构成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压力，此时，相对现实宽松的网络虚拟空间为处于压力中的他们，提供了自由交流的社交平台和卸掉包袱的减压空间，类似草根的广场式狂欢，类似网上网下两套话语系统和多重人格，其实都是80后对抗成人社会压抑的合乎情理的表现行为。真正属于80后的文化大本营非网络莫属，非新媒体莫属，中国内地青年亚文化的生成土壤也由此产生。
总体上来看，中国大陆的青年亚文化的表现是比较温和的，没有如欧美二战以后的那种明显打出反抗主流社会旗帜的社会组织，活动范围大多限于虚拟空间，更多的还是属于互联网时代的“网络部落”。比如“怪咖”、“罗莉”、“御姐”、“宅男腐女”等等，与其说是一种网络组织，倒不如说更像是青年人网络互动常用的空间符号，青少年们由此符号形成松散的“亚文化部落”。他们更多的是一群类似Geek(极客)、“怪蜀黍”等新奇古怪、特立独行、有主张有趣味有创意的人。在台语中，“咖”是“角色”的意思，“怪咖”意指以“怪”为主要行为特征的群体，是另类青年群体的符号标识。他们以创新、个性、独立见解为前提，以趣缘方式聚合，从网络与现实生活中，建构出新的青年交往公共空间，在互动中不断合理“怪”的行为，重新整合了一支有理想、关注公共生活，甚至处于社会边缘情境中的具有时尚型的青年群体。怪咖们跨越了主流的文化价值空间体系，在青年人群体中建构着新的价值空间。[6]
网络中出现的亚文化部落，对80后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他们既是消费者也是创作者，既在接受信息的同时消费亚文化，又在发出信息的时刻创作亚文化。也许，享受这一过程就是最好的回报，除此之外，别无他求。网络“字幕组”的投入，就是无功利驱动的生动例证。这是一个在网络上为外国影片配中文字幕的人群，他们为网民找片源、制作字幕、压制视频、提供下载，他们从不打出真实名字，他们统一叫“字幕组”。这些网民一般拥有专业技能，有时为了一个闪现几秒的字幕，要花费几小时的制作时间，但他们行事低调，不计报酬，辛苦无名。他们做事动力来自何方？回答是：“这无关利益，这是为自己的名誉和兴趣而战。”[7]这世界再功利再不堪，依然会有利益之外让人全身心投入的力量，难怪外国学者将兴趣和热爱看成人生工作三境界的最高境界。在此，我还愿意把“字幕组”的工作与摇滚音乐中的JAC(即兴演奏)的境界联系起来理解，因为在既棋逢对手又知音相遇的艺术情景中，你会享受一种美学意义上的高峰体验，亦其乐融融，非寻常快乐可比。这种出于兴趣无关利益的本性，也许就是互联网信息源源不尽的动力源泉。UGC是user generated content的缩写，中文可译为“用户生产内容”，即网友将自己DIY的内容通过互联网平台进行展示或者提供给其他用户——这是伴随着以提倡个性化为主要特点的WEB2.0概念兴起的全新意义模式。在这一模式下，网友不再只是观众，一跃为“网中人”，更为重要的是为“人人都是艺术家”提供了条件，充分满足了当代青年进入城市、进入现代“陌生人社会”，愈加强烈的交流、共享、寻求慰藉、寻求归属的普遍愿望。
从“自组织”的理论视角，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提升对于青年网络自发组织的认识。处于社会转型和结构重组关键时期的中国，经济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已经初孕而成，政治文化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则初露端倪，众多依托网络而诞生、依靠互动而发展的自发性青年组织的出现，就是对此作出的回应。方兴未艾的各类青年自组织同时得益于网络化社会动员的优势，“相较于采用行政命令和工作布置的手段开展诸如开会、群众性学习、听报告等传统形式的面对面或层层发动式的社会动员方式，青年自组织采用的网络化动员方式，利用新兴媒体双向互动的快速传播似乎更具优势。他们……在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参与活动的空间的同时，还以一种更加时尚的方式增加了动员成效，形成了网络新媒体的影响优势，迎合了当代青年群体多元化、自主化的追求和民主参与的意识”。[8]
网络中的“碎片化”与“聚合化”，是相伴相成的两面，既有海量的碎片，也用瞬间飞速的聚合，这就是互联网传播的神奇之处，不经意间，一条小小的微博可能引发山呼海啸，“蝴蝶效应”处处可见。关于互联网空间的负面，外国学者已经做出了不少富有见识的描述：从肤浅无聊而非深思熟虑的海量信息，从需求导向的世界“变平”到充分私人化的真理消解，从毫无价值和原创性的恶搞到欺骗感情的虚假信息，无数用户生成的内容已经威胁到了“文化把关人”，传统的价值观正在被削弱。[9]这种担忧不难理解，关于主流社会对新媒体的质疑几乎与新媒体诞生同步出现。从国外考察的情况看，上世纪10年代电影的出现，人们讨论是否带孩子去看电影。20年代收音机问世，社会关注孩子为何比家长更熟悉收音机。30年代社会一片责难：收音机里的暴力节目是不是太多？40年代：卡通漫画对我的孩子有坏影响吗？50年代电视进入家庭，孩子的目光全被吸引啦！60年代的摇滚乐使孩子们学到太多我们不熟悉的东西；70年代，我们的电视节目有太多暴力镜头！80年代：电子游戏侵占了孩子太多时间；90年代，孩子上网了，四面八方大声惊呼网瘾。[10]目前，我们社会出现的绝大部分对于网络新媒体以及青年亚文化的种种质疑与责难，大多延续前世的文化惯性，只是在中国转型期间，由于时代动荡变化剧烈，这种话语变得更加尖锐罢了。然而，以新媒体为表征的技术文化并没有给人类带来灭顶之灾，人类依然没有停止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文明进程。我们理解对新媒体以及与新媒体互为表里相伴相生的青年亚文化的多种判断：“悲观消逝派”、“乐观革命派”、“温和建构派”，他们共同构成人类对于自身发展的清醒认识，各有角度，各具价值，而我们的包容态度和阔大襟怀恰恰是建立在如此认识立场上的。
三、融入现代文化建构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我们讨论问题的起点，首先在于要接受一个事实，即80后青年亚文化是当今大时代的产物，其时代合理性与社会合法性不但构成现代文化不可忽视的部分，也是融入现代文化建构可能性的前提条件。
中国大陆青年亚文化于上个世纪80—90年代发端，2000年以后借助网络逐步形成，产生不可忽视的社会能量和文化影响。稍稍回顾，青年亚文化20年的生成轨迹，包容了太多的历史内容：社会转型带来的动荡，价值多元带来的迷茫，消费社会带来的宣泄，网络时代带来的民主诉求，娱乐时代带来的享乐主义，市场时代带来的物质至上，全球时代带来的文化撞击，富裕童年带来的生活享受，城乡差别带来的社会分层，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冲突带来的媒介转型，电光色新视觉带来的图像时代，高富帅白富美与屌丝、官二代富二代与农二代之间的隔膜——所有这一切都不由分说地涌入80后一代人的青春期，青春成长线与社会转型线、互联网发展线同时并行，相互缠绕，共同构成了一代人青年亚文化的生成背景，既错综复杂，又精彩纷呈，既惊心动魄，又汇入日常生活。因为这是整整一代人共同的景观：他们的享用，他们的喜好，他们的趣味，他们的圣经，他们的青春“小时代”。可以不夸张地说，父母与儿女的分歧——从审美到日常生活，从生活态度到人生追求——空前地强烈而巨大，代沟从未像今天这样明显！于是，如何沟通理解两代人乃至几代人的思想，如何在社会巨大的文化调色板上协调各种文化，也就成为现代文化建构中无法回避的问题。
目前，主流社会的心态比较复杂：视而不见，轻蔑忽视，拒斥害怕，压制杜绝，收编接纳，消解异己，淡化差异，改变风格——可谓五味杂陈，五花八门，一个比较典型的心态是：不得不承认亚文化的存在和影响，但内心依旧抗拒，不友好，不亲切，不重视。一个徘徊于意识与潜意识的观点：中国传统强大，这些与全球化、互联网相关的亚文化无伤大雅，漂浮无根，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加之青年亚文化的一些负面表现和不良影响，以及与主流意识形态和现行教育制度的冲突，经过当下媒体的放大与强调式的传播，构成了某种不恰当的社会恐慌的心理渲染，比如网瘾、网恋，对良性互动有形与无形间构成了多种障碍。其实有三点事实可以帮助我们改变既定观念：一是“二战”以来，欧美发达国家青年亚文化的流动轨迹，他们大多在良性互动中融入了主流社会，在现代文化的建构中起到了有益的历史作用；二是改革开放以来，青年亚文化已经成为时代的合理产物，他们在青年中的普泛性无需置疑，青年代表未来，孩子就是希望，失去他们也就意味着失去未来，友好接纳是主流社会的积极态度；三是互联网时代的网络化、全球化、信息化已成不可逆转的现实，21世纪的新媒体技术景观还将日新月异，我们必须面对网络，必须介入其中，唯有如此，主流社会方有选择历史机遇的可能性，这也是不二选择。
那么，我们如何在现代文化建构过程中获得良性互动呢？在看待当前中国文化现状方面，我赞成用下述两种模型来深化认识。一是“同心圆”模型，就是以主流文化核心价值为圆心，非主流文化为包围，另类文化为边缘。主流文化起稳定圆心的作用，而边缘与非主流始终保持一种指向主流的运动力量。当边缘由非主流渐渐融入主流之时，圆心得以新鲜血液的补充，同时新的非主流与边缘又出现了。二是三种文化“缠绕共存”模型。国家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三种文化相互缠绵，相互影响，相互依存，共同发展。国家文化是主流意识形态文化，精英文化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以承继传统为己任的高雅文化，大众文化是民间的市场消费的通俗文化。在健康的社会发展中，三种文化之间的互动交流补充至关重要。我们过去传统的做法，一般比较重视国家文化与精英文化的互补整合，对大众文化却有着一向忽视的倾向，现代文化的传播和教育模式中也有着更多属于前两种文化的成分与特性，其结果往往因为忽视了来自民间底层大众文化的补充，而未能形成一种良性互动的格局。[11]我们之所以需要对文化结构进行上述富有弹性的表述，就在于强调指出不同文化构成之间不是铁板一块，更不是水火不容，而是有望在良好的社会氛围下进行良性互动。
关于良性互动的可能性，欧美发达国家的文化道路给予我们信心与启示，但我们仍然需要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我读德国学者乌尔里西·贝克的学术专著《个体化》有一个强烈感受，[12]即西方社会学理论为我们展示了一个近于完整的知识谱系，众多缠绕纠结且反复论证的思考，透彻着不懈的探索，其间中国模式也是他们所看重的，不少思考触及深层，但真正完成还要靠中国的学者。不过，目前有两大障碍横亘面前：体制约束与自身超越。我们呼唤超越世俗的学者，先别说引领世界潮流，急切处在于解决自身问题。我们需要中国视角，我们需要在理论借鉴之后的中国叙事。比如，西方理论界普世视角下的个体化趋势，显然与现代化，与本文论述的青年亚文化有着直接的关系，但中国有中国的现实问题——目前被世界所关注的中国中产阶级的崛起——巨大购买力背后张扬着享乐主义与消费伦理，他们与同处一地时空的“屌丝”人群——受过大学教育却对个体未来失望与沮丧——之间构成强烈反差。试想，前者的中产阶级趣味与后者的青年亚文化趣味，分别会对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产生何种影响？他们的个体化分别采取何种表现形式？他们之间又有何种冲突呢？再如，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一个普遍趋向：集体主义向个人主义，宏大主流叙事向个体私人叙事，传统社会金字塔结构向现代“去中心化”网络结构过渡变化。试问，中国的现状是什么？青年亚文化可能扮演什么角色，其正能量与负能量如何评估？等等，问题错综复杂，现象纠葛无限，需要我们冷静分析，因势利导，在具体的现代文化建构过程中进行理论和实践的探讨。
我们需要学习欧美发达国家的经验，更需要切合实际的中国视角和中国叙事；我们需要宽阔的理论视野，更需要建设而不是破坏的博大胸怀。中国现代文化建构是一个艰巨而漫长的历史过程，也是必须不懈探索、追求的社会过程。我们相信，对于80后青年亚文化的正确阐释将有助于推进这一过程，我们的工作是具有理论与实践双重意义的。这是中国学者的职业行为，更是中国学者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