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日甲午战争的时代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甲午战争论文,中日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人民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而进行的一场民族自卫战争。这次战争有着明显的时代特点，在这方面作些探求，有助于对这次战争的认识。
一
19世纪末年，世界资本主义由自由资本主义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随着垄断资本的形成，更为疯狂地夺取海外市场、原料供应和资本输出的场所，掀起了瓜分世界领土的高潮，“世界分割完毕是这个时期的特点”①。因为这时帝国主义列强，对美洲、非洲的分割差不多已经完成，亚洲也有一半土地先后变成了殖民地。于是帝国主义分割世界领土的斗争，便集中到远东地区。
这时的远东三国——中国、朝鲜和日本，虽是程度各有不同，但都受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然而日本经过1868年的明治维新，在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同时，走上了对外扩张侵略的军国主义道路。因而中国和朝鲜，便成了国际帝国主义分割领土斗争最为尖锐的地区。
朝鲜地势，其西北与中国的奉天、吉林毗连；其东南尚庆道与日本的对马岛相望，海程半日可达；其东北咸镜道与俄国海参崴仅隔一图门江，冬日结冰，人马便可径渡。而“各国之图中国者，无不图先占朝鲜”，因为“中国之左臂断，进可以制东三省而摇我根本，退可以屯兵积聚观时而动，而中国在其股掌之上。”②因而在甲午战前，“俄人屯兵海参崴，而通商于朝鲜之元山津；日本屯兵对马岛，而通商于朝鲜之釜山津；英美各国通商于仁川，而英又据其济州之巨文岛”，“各国又恐他人之占先，其强将不可制，乃各起而据其一方，以为立足。”③于是朝鲜便成了帝国主义普遍关注的问题。由此引发而起的中日甲午战争，正是帝国主义之间争夺远东地区矛盾特点的时代反映。
因为甲午战前，远东地区国际形势的显著特点，是英俄的争霸及其尖锐的对立，在斗争中英国占据上风。英国远东政策的基本点，就是极力维护它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优势地位，力图把日本的势力引向朝鲜，成为抵制俄国势力南下的壁垒。而俄国早在19世纪80年代，就制定了利用日本削弱中国以牵制英国的远东政策，俄国于1891年动工修筑西伯利亚铁路就是把控制朝鲜和中国的东北，作为实现其远东政策的战略措施。美国这时正忙于向太平洋扩张势力，便把扶持日本作为其向远东扩张的伙伴。法国在中法战争后，有意利用日本的北进政策，以便在中国西南各省扩张势力。德国是后起强国，想利用战争机会在远东分到殖民地。总之，甲午战前，帝国主义之间对远东地区的争夺，都把日本作为利用、拉拢的对象。其中英俄两国虽都反对日本独占朝鲜（因为日本独占朝鲜，不仅会危及英国在远东的优势地位，也必然同俄国远东政策发生直接的冲突），但各自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又都不愿意强行干涉，恐把日本推向对方，而反对自己。可见，日本只要在外交上争取英俄两国，在朝鲜问题上直接冲突的国家，就是中日两国。
因为日本认定：“朝鲜国北连满州，西接鞑清之地，绥服此地，亦为保全皇国之基础，成为今后经略万国之基石。”④因此，自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政府成立，便把侵占朝鲜，征服中国，定为一项重要国策。而中国之于朝鲜“不但有藩属之义，亦有唇齿之关，断不容他国侵占”⑤。日本政府正是利用当时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之间争夺远东地区的矛盾特点，在外交活动中，坚持朝鲜问题“不论取何种方针，务不损害第三者欧美各国的感情”⑥，表面上打着“朝鲜独立”这幅招牌，并“竭力不使事态超出中日两国范围以外”⑦，从而使中国清朝政府乞求列强干涉、避免战争的努力落了空。这样，就使当时帝国主义争夺远东地区霸权的斗争，演变而为日本军国主义侵占朝鲜并以此为基地侵略中国的战争。
中日甲午战争，既然是帝国主义之间争夺远东地区矛盾特点的时代反映，而这次战争的结局，也就必然引起远东国际形势的剧烈变化。甲午战后，日本攫取了中国的巨额赔款和大批军械物资，并控制了朝鲜，由此国势直线上升，一跃而为亚州强国。中国则“元气尽无，国丑全露”。与此同时，俄法两国在远东侵略活动加强，德国开始参加远东地区的角逐以及美国提出独立地对华门户开放政策。所有这些都标志着远东的英国时代开始走向完结，预示着一个更加动荡不安时代的到来，而日本开始成了远东的主要战争策源地。
二
19世纪末年，中日两国已是处于不同历史阶段的国家。甲午战争，实际上是中日两国处于不同历史阶段上的军事较量。
中日两国从19世纪60年代，面对着欧美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同时开始了学习“西法”图谋自强的活动，为国防近代化迈开第一步。而日本1868年成立了明治维新政府，推翻了幕府的封建统治，大力改革封建制度，到90年代已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上建立了内阁、宪法、议会等一整套资本主义君主立宪制度。经济上实现了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迅速转变。教育上建立了近代教育体系。对外向西方列强谈判交涉，修改了过去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基本上恢复了国家的主权。而这时的中国，由洋务派推行的新政，无论是“求强”，抑或“求富”，主要还是限于学习西方的物质文明，而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基本原封未动；对新兴资本主义势力，扶助不够，发展迟缓；对西方列强幻想守约求和、信义笼络，国家主权不断丧失。致使中日两国国防近代化的距离迅速拉开。
就海防论，在1872年，中国的水师舰船多于日本。1874年，清政府鉴于日本对台湾的入侵，提出了加强海防的六条措施，并任命沈葆桢、李鸿章分别督办南、北洋海防。中法战争后，又成立了海军衙门，全力经营北洋海军。到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拥有军舰22艘，以旅顺和威海卫两个军港为基地。然而就从这年起，清政府决定暂停南北洋军火机器购置，且“以兴海军之款，移修颐和国，因循坐误战事前者七载有奇。”⑧而日本为了适应对华战争的需要，多方筹集经费，锐意扩充海军，当“中国海军八年未曾添一新船，所有近来外洋新式船炮一概乌有”时，日本加速购造新式船炮，使其海军力量终于超过了中国的北洋舰队。就陆军说，中国陆军在甲午战前尚停留在新旧过渡阶段。军事编制仍为单一的旧式营制，分属中央和各省督抚将军。陆军学校基本上还未建立，武器装备新旧混杂，型号不一，各种近代化的制度尚未建立。而日本陆军，在1888年确立了新的师团编制，“行李、辎重、兵站及动员业务的各种制度也面目一新，指挥用兵之术，由于陆军大学的教育革新与陆军各学校的教育完备也大有进步。”⑨由于中国政治腐败、经济落后，“中国执政大官，腹中经济，只有数千年之书，据为治国要典”⑩。而日本在政治、经济、军事及主观指导能力诸方面的近代化的程度，均已超过了中国。故在甲午之年的实际军事较量中，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被新兴起的日本资本主义国家所战败。
中日两国学习“西法”，图谋自强的活动是同时起步的，何以到了19世纪末，成了两个不同历史阶段上的国家？在这方面中日两国的当政官员，先后发表了诸多议论。
李鸿章在甲午战前，是主持洋务新政最久、受恩最深的官员，对此深有其感地说：“中国政体，官与民，内与外，均难合一。虑其始，必不能善于后……前兴之而后毁之，此信之而彼疑之……谁不视官为传舍。”(11)在清廷一般官员中有的认为：“论中国土地之广，人民之众，物产之富饶，当为地球之冠。而现在国势危弱，事事落人后者，竟为地球劣等之国。如日本同洲同种，而国小于我者十数倍，居然驾我之上。苟有心谁不思愤。推原其故，畴不曰陆海军之不振兴也，学校教育之不普及也，农工商业之不发达也”(12)。有的则说：“数十年前，我国与日本同时号称变法，论者咸谓我国地大财裕，必远驾日本之上。不谓迩年来彼已雄长东亚，抗席列强，我则时受侵凌，日即危弱，今益情见势绌，无能曲讳矣。推原其故，彼则仿效良法，急取直追，不遗余力，我则审慎迟回，长虑卻顾，每不敢放手为之，兹所以一有效，一无效也。”(13)
至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当中法战争爆发后他在这方面的言论，更是催人发省。他说：“中国以时文取文，以弓矢取武，所取非所用，稍为更变，则言官肆口参之。虽此时外面于水陆各军俱似整顿，以我看来皆是空言。缘现当法事甫定之后，似乎发奋有为，殊不知一二年后，则又因循苟安，诚如西洋人形容中国所说又睡觉矣。”(14)
以上议论，着重表述了中日两国处于不同历史阶段的强弱对比和原因探析。表明19世纪末，中国社会的发展，须要象日本那样有一个明治维新式的突破。而中日甲午战争正是揭示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这一客观要求。
三
中日甲午战争对中国社会带来的影响，同样是有其时代特点的。
一是世界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带有明显帝国主义的时代特征。如同维新志士梁启超说的，“列国所以亡中国者，全属新法，一曰租借地方也；二曰某地不许让与他国也；三曰代造铁路也。”(15)从此，在中国掀起了强租海港和划分势力范围，带有明显领土占有欲的瓜分狂潮，竟相向中国大量输出资本。并且“自马关立约，各国洋商均可制造土货，为历来条约所不载”(16)，致使“洋商在中国设厂造货，人工运费种种省便，利益甚优。”(17)可见甲午而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由以住的商品输出为主，代之而为资本输出为主。
二是，甲午战争使中东两国处于不同历史阶段的强弱对比，得到了充分暴露。使得清朝统治集团中的“荩臣志士，益慨然于强弱利钝之故，欲尽取欧州之新法，变易华夏之旧习。”(18)这些人多是甲午战争中主战的帝党官僚、通达时务的地方督抚和驻外使节。正是“自中东战后，忧时之士，知外患之频仍，由于内治之不整，于是政治改革之思潮流行于内外。”(19)就是在这一思潮的激荡下，光绪帝颁布了“蠲除积习，力行实政”，“以筹饷练兵为急务，以恤商惠工为本源”的谕令，并由总理衙门奏准于1898年颁布了“振兴工艺给奖章程”，承认民族工业的合法地位。因之，中国商民一方面“知外人得来内地设厂造货，莫不感慨奋发”，主张实业救国，要求自办铁路，开采矿山，设立工厂，以“抵制洋商洋厂”；另方面“又深悉朝廷恤商轻税之章，其意集股图先者颇不乏人”(20)。在此情况下，中国在战后的三四年间出现了一个兴办工矿企业的浪潮，使中国民族工业进入初步发展的新阶段。
三是甲午战后中国社会兴起的政治改革思潮，虽然在封建集团内部难以激起政治改革的巨浪，但却加深了改革派与守旧派的斗争，涌现出一股倾向维新、同情变法颇具影响的政治势力。并且随着中国瓜分危机的加深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初步发展及其政治代表的形成，就使得甲午战争对中国人民发生的惊醒作用，不同于以往反抗外来侵略的战争，而是赋予了新的历史内容。人们认为“自负天朝上国，地大十倍之中国，不能敌蕞尔之日本”，究其所以，就是“拘守祖宗一统之法不知其变”；而“日本一小岛国，能变旧法，乃敢灭我琉球，侵我大国”(21)。因而面对甲午战后空前的民族危机，不仅有以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自发反帝斗争的高涨，更有资产阶级作为政治势力在政治舞台上的出现。于是以康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把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发展成为变法维新的政治运动；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也开始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活动。这在当时不管是“维新”，还是“革命”，他们活动的实际内容和现实要求，都是要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为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这标志着近代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的新阶段。
注释：
①《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96-797页。
②③⑤⑥⑩(14)《中日战争》从刊(1)第585、585、629、160、600、601页。
④转引井上清著《日本的军国主义》第2册，第49页。
⑦《蹇蹇录》第34页。
⑧《清末海军史料》第316页。
⑨转引徐泰来主编《中国近代史记》上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88页。
(11)《李文忠公全集·僚函稿》第12卷，第3页。
(12)(13)《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182、343页。
(15)《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第46页。
(16)(17)(18)(20)《光绪朝东华录》(4)总3805、4051、3877、3949页。
(19)《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第611页。
(21)《戊戌变法》从刊(4)第1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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