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科举考试制度演进的路径依赖及其超越
赵祥辉
［摘 要］ 路径依赖理论在制度变迁当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科举考试制度的变迁历程属于典型的路径依赖。科举考试制度的路径依赖机制中，既有促进阶层流动、平等考试竞争、考试科学化、刺激学校发展等积极影响，也有阻碍个人全面发展、功利主义蔓延、考试舞弊难以根绝、抑制学校教育等消极影响。具体分析科举考试制度路径依赖的形成，不难发现其机制的形成受到了考试文化惯习的濡染、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羁绊、制度成本的高昂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为此，需要构筑超越路径，从而对当下高考制度的良性、有序发展提供借鉴。
［关键词］ 科举考试制度；高考；路径依赖；制度变迁
科举考试制度是我国古代通过考试选拔人才的制度，在我国历史延续一千三百多年，并对现行高考制度产生了深远持久的影响。正如刘海峰教授所言，“历史虽然已经过去，但却不会完全消逝，它还以潜在的形式存在于我们周围；科举虽然已经废止，但却没有完全作古，它还以不同的形态复活于现代社会。”[1]道格拉斯·C·诺斯的《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提出了“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这一概念，并广泛应用于制度变迁的研究当中。文章通过分析科举考试这一制度在变迁过程中的路径依赖及其形成原因，试图打破路径依赖从而构筑有效的超越路径，使科举考试制度的合理内核能够有效存续，为高考制度的改革发展提供有效借鉴。
五是创造性。在学生自学方法形成的过程中，虽始于模仿，但也不乏其可贵的创造性成分，小学生自己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寻找与众不同的方法解决问题。
一、我国科举考试制度演进的路径依赖及其判定
“路径依赖”的概念主要用来阐释历史性的选择对现在和将来的影响，指的是过去的选择对现在与将来的影响，类似于物理学的“惯性”（iner-tance），后来诺斯将其引入制度变迁研究当中，用来解释制度演进过程中的“锁定”状态[2]。所谓制度变迁（institutional change），按照变迁程度的不同，一般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新制度对旧制度的否定、扬弃和替代，是一种效率更高的制度替代“低效率”或“无效率”的原制度的动态转换过程；另一种则是制度内部的规则、内容以及实施方式的边际修补和细微调整。科举考试制度即属于第二种变迁方式，在历史变迁中科举考试制度始终随着历史发展潮流和统治阶层的需要进行适性调整，使这种制度在“变迁—均衡”当中得以延续。正如新制度经济学所说，“制度犹如堡垒，需要很好地设计它们，并适时地对它们进行养护。”[3]自隋炀帝创设明经、进士二科时起，历经唐朝的完善、宋朝的改革、明朝的繁荣、清朝的没落与消亡，无论王朝如何更迭，科举制度虽在制度设计、考核内容和考试形式方面有一些调整，但各朝各代的不断养护和修正，使通过考试选拔人才的制度内核始终得以延续。而时至现代，注重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考试管理、考试立法等举措也在现行高考制度当中多有反映，高考之中随处可以看到科举的影子。正如学者所言，“科举有如古代的高考，高考有如现代的科举。”[4]为何科举考试制度得以不断延续？正如诺斯所言，一旦一个制度进入某一条路径，那么受制于行动者的有限理性和制度转换成本的高昂，它将受“惯性的力量”沿着既定的路径不断“自我强化”，难以实现制度的转轨[5]。相较于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科举制度具有更强的开放性、自由性和平等性，因此才有“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即使是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仍然“名亡实存”地以高考的形式再现人间。虽然在此过程，科举考试制度的延续带有金沙俱流、利弊兼具的特征，但仍可判定：中国自隋唐至今，国家社会的人才选拔始终是遵循着科举考试制度开创的“考试”路径来运行，因此科举考试制度在变迁当中始终不断完善、升级与养护，周而复始，形成了科举考试制度的路径依赖，而这种路径依赖的“锁定”既有可能是“有效率的”，也有可能是“低效率的”甚至“无效率的”，这就需要具体分析其路径依赖机制的影响。
二、我国科举考试制度路径依赖机制的影响分析
科举考试制度的长期延续，可谓是满足了不同利益群体的价值需求。对统治者而言，它通过考试对人才进行网罗和规训，实现了社会的稳定和统治的延续；对知识分子而言，通过考试可以获得名利官位与实现人生抱负；而对普通百姓而言，考试制度的存在也给他们提供了一个阶层流动的向上通道。于是，在“统治者-知识分子-普通民众”三方的利益博弈和价值诉求下，科举考试制度得到持续的养护，进而达到相对的均衡，实现了路径依赖。但在这种路径依赖机制当中，既有积极因素也有消极因素，需要我们理智看待，辩证分析，使对科举的评价由“一味的称颂”和“无脑的批判”走向“公正的赞扬”和“理性的批判”[6]。
（一）我国科举考试制度路径依赖机制的积极影响
科举诞生于古代中国，自清末以来长期被世人诟病和批判为一种泯灭人性、扼杀人才的黑暗制度，但这种论断忽视了科举考试制度公平取士、平等参与、标准化考试和“就学-科考-职考”结合等合理内核，因此“为科举平反”[7]就成了科举研究界的一致呼声和普遍认知，这也使得科举考试制度在一系列制度红利的影响下达到自我强化从而形成“路径依赖槽”。具体而言，我国科举考试制度路径依赖机制的积极影响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四个方面：其一，打破了统治阶层对权力的垄断，促进了阶层之间的流动。在科举成为社会选才的主要制度之后，隋唐之时身份制和世袭制所催生的阶层固化已然开始松动和瓦解；北宋之时，寒族入仕之人已然是大族贵胄的两倍，《宋史》中1953位传主中也有55.12%的官员出身于布衣[8]；时至明清，出身为平民而向上流动的人数也能占据42.7%[9]。而作为“现代科举”的高考，据学者对建国后50年间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学生学籍卡的研究，得出两校工农子女的比例分别在30%和40%，相较于西方考试制度，可谓是在阶层流动方面开展了一场“无声的革命”[10]；其二，以考试成绩取才的方式，折射出平等竞争的精神，体现了公平公正的制度理念。这种理念又具体表现在追求区域公平、抵制官僚子弟特权、对考试舞弊加强管理等方面，使得除考试本身的其他要素（如权、名、利）干扰得到最大程度的降低，反映了一种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公平性，并在今天体现为“不完美但在当下最公平”的高考制度；其三，标准化、规范化的考试有利于评价选才的科学化、效率化，科举考试中的帖经、墨义、八股等形式虽然看似僵化，但却避免了出题主观性和随意性的弊端，有利于客观化和标准化的选才。而高考承续于科举考试，在高考命题、考试实施、评卷和成绩的统计分析等方面也走了一条标准化的道路，对知识、能力和素质有了比较全面而科学的考量，有利于实现公平选才、科学考试；其四，科举考试制度将教育与考试联系在一起，所谓“科举必由学”，科举考试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学校的兴起与发展，另一方面学校的发展又为科举输送了后备人才资源和提供坚实保障。这种影响在今天高考“以学促考”“以考促学”“学考结合”的学考关系中也得以明证。
诺斯强调，非正式约束在制度变迁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是路径依赖的重要来源[12]。文化作为非正式约束的一种，经由长期历史积淀的惯习养成和约定俗成，具有鲜明的稳定性和封闭性，因此在路径依赖当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科举考试以及后来的高考制度长期奉行公平竞争、公开考核和公正录取的原则，使平等的精神贯穿于考试制度当中，使社会民众都具有获取政治权力和实现阶层流动的可能性，从而获得社会的高度认可。而这种嵌入在惯习和行为准则当中的文化因素已然潜移默化地融入社会公众的血脉当中，几近每个家庭和每个独立个体都形成了以考试为目的、手段和生存方式的生活习惯和文化心理。这种文化共同记忆和群体无意识的机制对科举考试制度相关利益主体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选择影响深远，形成了所谓“历史的惯性”，而这种历史条件的影响使得改革路径沿着最初设定的方向来运行，呈现出“积重难返”的样态。
（二）我国科举考试制度路径依赖机制的消极影响
制度变迁牵涉到交易费用即变迁成本的问题，包括行为主体可能为之承担的经济损失、制度风险、权力地位的丧失等等问题。科举考试制度作为一种考试制度，其不仅在设计、试验和应用环节要消耗大量的资源，在后期的执行、监督和修正等环节也要倾注大量的成本，科举作为一个需要尽力守护的“品牌”和维护统治的“工具”，各代统治者对其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在科场制度、考试形式、考试内容、批改方式、人员设置与阅卷方式上都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也消耗了大量的成本。为何考试制度会消耗如此大的成本？正如郑若玲教授所言，科举与高考一样之所以动辄受到社会的群起关注，即在于它本身的“高竞争、高利害、高风险”的三大特性，并由此成为关乎国家命运、社会发展与民众幸福，集政治功能、社会功能与教育功能与一身的制度[13]。因此科举考试制度只要能够在整体上运行良好，即无需进行路径的新创设，否则，一切投入将造成不可挽回的沉没成本。此外，与原生制度“捆绑共生”的既得利益团体出于对自己利益的维护，也会不断地加大对旧有制度的投入和养护，自发抵制新制度的生成。故而，受到利益团体的持续养护、不可预知的改革风险和高昂的制度变迁成本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考试制度难以遽然改变，从而在自我强化机制作用下被锁定在原有路径当中，难以实现超越。
制度变迁按照变迁类型来划分，主要可以分为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两种。其中强制性制度变迁是以政府为主体、自上而下进行的制度变迁类型，而诱致性制度变迁是以微观行为者为主体、自下而上进行的制度变迁类型。我国科举考试制度演进萌发于封建时代，其演进主要遵循的是强制性制度变迁。而政府推进科举考试制度的动因即在于通过考试制度来选拔人才，维护社会稳定，巩固统治，如唐太宗所谓“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以及高考的“维稳”功能皆是此类表现。同时，科举考试制度还承担着统治者传播主流思想、树立国民价值观的作用，从而使考试成为“稳定的保护神”“思想的传送带”而长期存在。而这种强制性制度变迁过程中，政府的主导力量和权威较强，制度实施执行力度大、贯彻有坚实保障，使得科举考试制度即使有时呈现出不适应外部环境而“低效率”的状况，仍然能够沿着原有制度所循序的路径运行。
三、我国科举考试制度路径依赖形成的成因分析
制度作为一个限制和约束行为主体和活动过程的集合，它的变迁受到复杂因素的影响。正如诺斯所说，“制度变迁在边际上可能是一系列规则、非正式约束、实施的形式及有效性变迁的结果。”[11]科举考试制度的变迁过程之所以长期存在路径依赖现象，文化、制度和成本等因素的影响不容忽视。
（一）考试文化惯习的濡染
伏尼契说：“是的，没有人知道，包括布尔叔叔您，可是我的良心知道。也许一本书不值什么钱，但是我损坏了书，却不告诉您，这让我的日子变得极其煎熬。我不能欺骗自己的良心。”
（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羁绊
第一，题本编制。结合等值 IRT题目的难度参数估计数值，对难易排序合理的试题题本进行编制。而在题本当中的每页都涵盖多个难度接近亦或是相同的试题，试题来源都是实际测验，同样也可以是题库中没有被运用的试题。
（三）制度成本的高昂
科举考试制度具有典型的路径依赖特征，而这种路径依赖哪怕具有一些合理性内核，但由于长期“锁定”于单一路径，其“低效率”和“无效率”的弊端也逐渐沉积和凸显出来。我国科举考试制度因其高利害特征的影响，导致其弊端也有很明显的严重性，其承续路径依赖机制的消极影响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应试主义阻碍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创造力培养，科举考试制度发展至后期，其考试内容和形式日益僵化，出现了“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局面，这种状况使得读书人汲汲于“之乎者也”，而对经世致用丧失了兴趣，成为了“单向度的人”，创造力自然也无从谈起。而这种应试主义在高考制度中也体现得淋漓尽致，从而引发人们群起批判高考是束缚个性、压抑创造力的罪魁祸首，甚至有人提出“取消高考”之议；其二，功利主义和官僚主义弥漫于教育领域。隋唐以降，每个读书人的愿望都不外乎“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渴望通过科举来谋求“千钟粟”“黄金屋”和“颜如玉”。这种思想使得读书人接受教育的目的不再是追求学问、修养自我，而是趋附于为官牟利的价值指向，从而使受教育者丧失了自我，使教育丢失了根本；其三，考试舞弊难以根绝，考试不公平现象仍旧突出。虽然严惩科举舞弊受到了各朝各代的高度重视和严格执行，但结朋、行卷、怀藏、代笔、授义、继烛、飞鸽传书等作弊形式仍然屡禁不止。而承续科举制度形式的高考，由于其“国之重器”和“抡才大考”的属性，考试舞弊的现象仍然十分猖獗，腐蚀着持续1300多年的考试制度的公平公正理念；其四，科举考试制度对学校教育的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形式和教学评价都造成了非常大的伤害。从教学理念上来说，“为考设学”成为主流观念。从教学内容上来说，围绕考试来制定标准化教材和内容。从教学形式来说，灌输式教学大行其道。而高考亦是充斥着这种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恶习，从而使得学校的教育教学活动围绕考试的指挥棒来运作，在学校教育当中形成了应试主义的窠臼。
制度变迁不仅存在路径依赖，也蕴含着路径创造和路径超越的可能性。面对科举考试制度在路径依赖机制下所表现出的应试主义、功利主义、官僚主义和考试舞弊等弊端，科举考试制度不得不进行路径依赖的超越，沿着“偏离”的方向实现路径的创造。而这种路径创造方式，依Kemp等人的观点，可分为系统构造法、奖惩构造法和共同演进法三种类型[14]。显然，科举考试制度的变迁涉及面广、成本高昂、变迁难度大，需要采取共同演化的渐进式变迁来创造理想的路径。而这种路径创造在我国这样一个考试文化惯习根深蒂固的人情社会，考试改革必然举步维艰、阻力重重，因此应当不断沿着路径“偏离”的方向运行，使得“偏离”积累到一定程度实现“质的飞跃”进而达到“路径创造”。而这种创造与转轨，关键是要着眼于文化、制度和成本三方面。
四、我国科举考试制度路径依赖的超越
1.2.5 分子生物学检查 通过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PCR)检测AML1-ETO、PML-RARα、CBFβ/MYH11等13种AML相关融合基因，采用二代测序方法检测NPM1、FLT3-ITD、FLT3-TKD等53种AML相关基因突变。
（一）营造现代考试文化氛围，实现观念变革
虽然科举考试制度所酿就的考试文化在中国社会发展当中曾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但受路径依赖机制的影响也愈来愈凸显出封闭保守的“不适应性”。依滕金芳的观点，考试文化包括考试观念文化、考试制度文化和考试行为文化三种[15]。从考试观念文化上来讲，传统社会推行考试制度，政府多是出于维护政治稳定的考虑，民众则是遵循“学而优则仕”的功利导向，带有强烈而单一的政治情结。而现代考试的普遍趋势则是注重道德、知识、技能与行为规范的综合素质评价，考试制度如若打破路径依赖，则必须要由“政治导向”走向“选才导向”；从考试制度文化上来讲，科举考试制度的推进虽然在历史上不断进行制度的调整和完善，但在考试方法和内容上始终承续着思维方法的封闭与保守，在考试内容上坚持“八股取士”，在考试内容上脱离社会实际，在考试文体上逐渐“八股化”，最终被历史潮流所淘汰。当代的考试制度文化更讲求考试科目内容的科学化和实用性、考试形式的灵活化和多样性，这也是考试制度由僵化封闭走向开放创新的必由之路；从考试行为文化上来讲，我国科举社会当中，人们应举行为蕴含着极强的功利性心理，“金榜题名”已然成为人生四大乐事，所谓“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人们应考更多地不是出于对知识的向往和对社会责任的承担，反倒是趋附于政治权威、利益、地位的诱惑，进而衍生出层出不穷的考试舞弊现象。而当代的考试文化要求人们摆脱功利化诉求，应考更多是出于提升自我素质、承担时代责任的需求。应当通过考试观念文化、考试制度文化和考试行为文化三方面的氛围营造，为超越科举考试制度的路径依赖提供观念性先导。
（二）明确政府的职责和权力域，推进“强制性”和“诱致性”相结合的制度变迁
政府作为考试制度变迁的主体，可以采取自下而上的强有力手段推进新兴制度的迅速贯彻与落实，形成制度推进的时间最短化和效用最大化。以往科举考试制度主要是延循着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路线在运行。毋庸置疑，在我国这样一个名副其实的“考试社会”中，无论是科举还是高考都直接关乎国家发展大计、千万学子前途及社会和谐稳定。因而，在考试制度的变迁当中，“不是政府退出就能解决的问题。”[16]但由于强制性制度变迁受到政府的理性有限性制约、制度推进成效难以自发检验、制度制定者趋于利益“寻租”、制度难以自我完善、制度易于跌入供给陷阱等因素的影响，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在考试制度亟待完善的背景下，政府必须明确自身职责和权力域，推进强制性制度变迁主导向“强制性”与“诱致性”相结合的制度变迁转向。在政府统筹协调作用的引导下，也要充分发挥诸如社会第三方机构组织、专家学者、民众以及新闻媒体的自下而上的参与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政府可以牵头建立“高考改革网络平台”，吸纳各方关于高考改革的意见和建议，使得高考利益相关者能够充分参与、监督高考改革方案的制定与实施。近年来，考生呼吁高考招生机会平等、高等院校主张高考命题权与招生权下放、社会主张高考更加公开公正，实际上都是推动政府促进诱致性制度变迁的重要诱因。而这种“强制性”和“诱致性”相结合的制度变迁实际上也更加兼顾了政府、学校、考生和家长以及社会的价值需求，使得考试制度更加具有“适应性”。
（三）降低制度交易成本，促进新制度变迁
从旧制度转向新制度的变迁过程中，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资源，而这些投入即是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以往的科举考试制度，统治阶层在科举制度中倾注了大量心血和巨大成本，而现下由教育、公安、消防、交通、武警、国安、电信等20多个政府部门齐管共抓的高考制度，也产生了数量极大、品种繁多的人员成本、管理成本、机会成本、信息沟通成本、群体协调成本，进而使得旧制度的运行弊病丛生、亟待更张。因此，要促进新制度的变迁，实现路径的创造，就必须降低制度交易成本。毋庸置疑，“产权会影响激励和行为”[17]，长期以来我国教育行政部门与学校之间的界线有待明晰，教育产权和考试产权划分模糊，学校独立的教育权和招生考试权未能得以彰显，这种状况的长期沉淀使得教育行政部门主管在考试当中也不堪重负，成本高昂。因此，高考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办法就是适当下放考试权，降低制度交易成本。同时为了有效减少制度监管的作用，高校也应当建立健全高考招生录取工作的相关制度，使体制机制更加完善规范，从而有效推进新制度的变迁。
综上，科举考试制度的演进虽然受到路径依赖的显著影响，但通过有效措施，提高考试制度的制度绩效，实现制度的转轨和超越，无疑能够对保障现下高考制度的有效性、促进其良性有序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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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th Dependence and Transcendence of the Evolution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in China
Zhao Xianghui
Institute of Education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Abstract: Path dependence theory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the institutional change，and the evolution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is a typical path dependence.In the path-dependent mechanism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there are not only positive effects such as promoting class mobility，equal examination competition，scientific examination，stimulating school development，but also negative effects such as hindering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s，spreading utilitarianism，difficult to eradicate examination fraud and restraining school education.By analyzing the formation of path dependence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it is easy to find that the formation of its mechanism is influenced by many factors，such as the habitués of examination culture，the fetters of mandatory institutional changes，and the high cost of the system.Therefore，we need to build a transcendental path and point out the way forward for the healthy and orderly development of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system.
Key words: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Path Dependence，Institutional Change
［中国分类号］ G424.74
［关键词］ A
［文章编号］ 1673—1654（2019）02—105—006
作者简介 赵祥辉，硕士研究生，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福建厦门，361005。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与质量保障机制建设研究”（课题编号 18JJD880005）。
（责任编辑：刘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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