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贸易产生的排放区位转移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区位论文,中国对外贸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引言
减缓以为主的温室气体排放所引起的全球气候变化问题越来越为国际社会所瞩目,每个国家都有不可回避的责任。目前,有关的国际协定主要以国家本土温室气体排放为基准核算国家的碳排放责任和碳减排成效,忽略了国际商品贸易流背后深刻的环境影响和环境内涵。商品贸易全球化引起的产品生产区位、污染物排放区位与产品消费区位的空间分离,要求我们重新审视碳排放责任。学术界围绕商品贸易全球化与环境负荷转移(Environment Load Displacement)已开展了较为深入的研究[1]。Wyckoff等分析了6个OECD国家1984-1986年进口商品的内涵碳排放(Embodied Carbon),指出如果国内消费的大量商品是从国外进口的话,那么许多国家国内卓有成效的温室气体减排政策将是毫无成效的[2]。Schaeffer等研究了巴西1970-1992年进出口商品中的内涵碳排放,指出发达国家通过离岸制造业和产品进口来满足本国消费需求,从而把排放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形成“碳泄漏”(Carbon Leakage)[3-5]。Ahmad指出由于发达国家通常拥有较高的能源利用效率,因此从发展中国家大量进口碳排放密集产品(Carbon Intensive Production)的作法不利于全球温室气体的减排[6]。Munksgaard等人主张在开放的全球经济体系中,产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应该对排放承担责任[7]。
中国目前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排放国,来自国际社会的减排压力越来越大。但中国国内的经济活动已经广泛而深刻地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中国通过出口贸易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大量消费产品,生产和加工这些产品产生的碳排放量不容忽视。从国际贸易视角理清中国巨额贸易顺差隐含的能源消费与碳排放、合理界定中国在全球温室气体减排中的责任是近年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8]。国际能源署的研究报告认为,2004年中国排放总量的34%源于为生产满足国际市场消费的产品[9]。英国Tyndall气候变化研究中心的分析结果表明,2004年进出口贸易使中国产生的净排放占全国的23%[10]。Bin等对中美贸易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为生产满足美国消费的产品而产生的排放量由1997年的2.13亿t增加到2003年的4.97亿t,占中国排放量的比重从7%增加到14%[11]。由于资料详细程度、研究时段和研究方法的差异,已有研究在精确度方面不尽相同。本文利用中国海关货物进出口商品分类数据,采用投入产出法,以期对中国货物进出口贸易顺差产生的CO[,2]排放区位向中国的转移进行细化分析。研究时段定位于中国对外贸易快速发展的2000-2006年,在此期间中国对外贸易顺差从241亿美元快速攀升至1775亿美元。
2 数据与方法
2.1 进出口商品的行业分类与归并
本文使用的中国海关货物进出口商品分类数据来源于《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年鉴》(2000-2005)、《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2006、2007)[12、13]。海关对进出口货物的分类是按照产品的特点将货物分为98章,共22大类。这种分类与《中国统计年鉴》、《2002年中国投入产出表》[14]对产品部门的分类不完全相同。因此,研究中首先将海关分类与其它统计口径的分类进行归并,建立一个相对可比较的分类系统,最后归并为17类产品部门。不能明确归属的产品在相关的指标计算时按制造业均值处理,详见附表1。
2.2 中国出口商品内涵的排放量
分析中国外贸出口商品所产生的排放量需要首先明确产品生产过程中能源消耗总量,它受生产条件、技术水平、能源种类和能源效率的综合影响。生产产品的能源消耗不仅包括产品生产中的直接能源消耗,还包括使用的中间投入品所产生的间接能源消耗。目前学术界采用内涵能源(Embodied Energy)这一概念表示产品生产的直接与间接能源消耗总量,本文亦借鉴这一表述,同时用内涵能源消耗强度表示产品单位产值的直接和间接能源消耗量。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列昂惕夫(W.Leontief)提出的投入产出法(Input- Output Analysis)较详尽地描述了经济系统运行中各部门的相互依存关系,为产品部门使用的中间投入来源和产品使用去向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因此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就被地理学家广泛地应用于区域产业联系以及资源利用研究中[15]。本文借鉴Wiedmann等人的思路,应用投入产出法分析国际商品贸易流产生的环境负荷转移[16,17]。
根据投入产出法的基本原理,由于各部门的产品在生产过程中除了与相关产业有直接联系产生的直接消耗外,还存在着由中间投入品引起的间接消耗。
式中:b,e的含义同式1、式2。
本研究中部门间的消耗系数来源于《2002年中国投入产出表》中42个产品部门的投入产出数据,并假定部门间的依存关系在2000~2006年保持不变,即研究时间段内产品部门间的消耗系数保持不变,因此产业部门内涵能源消费强度年际变化主要受的影响。
2.3 进口商品使中国避免在本土产生的排放量
精确地计算进口商品内涵排放量需要大量的数据支撑,要想避免重复计算和遗漏,理论上需要每个国家的投入产出数据。目前受数据获取难度的限制,多数研究采用国家间单位GDP的碳排放强度差异来代替对外贸易产品的碳排放强度差异。但这一计算方法忽视了国家间产业结构差异对碳排放强度产生的影响,结果使得第三产业比重大、第二产业比重小的国家其工业制成品的单位产值碳排放强度被高估[18,19]。已有的统计数据表明,中国生产钢铁、合成氨、水泥、乙烯等高耗能产品的可比能耗平均比日本、美国、欧盟高20%-35%,而按照单位GDP核算,中国则高出5-10倍[20]。考虑到进出口商品以工业制成品为主,本文按照能源消费种类来估算碳排放强度的国别差异。不同种类的燃料在燃烧时排放量是不同的,在提供等量热能的情况下,煤炭、石油、天然气燃烧排放量的比例为1∶0.813∶0.561,而水电、核电则排放很少或基本不排放[21]。因此如果不考虑生产技术水平的差异,中国从贸易伙伴进口产品内涵排放强度的差异取决于国家之间能源消费结构的差异。2006年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一次能源消费结构的对比如表2。按照这种能源消费结构,进口同样的产品,单位产值的碳排放强度比中国本土生产低20%-30%。但这一方法的缺点是从生产技术水平先进、能源利用效率高的国家进口产品的碳排放强度被高估。
3 计算结果
3.1 出口贸易对中国排放的影响
随着中国外贸出口的快速增加,中国出口商品内涵排放量从2000年的9.6亿t增加到2006年的19.1亿t,每年占中国总排放的比重基本在30%-35%之间(图1)。2006年中国国内排放量比2000年增加了24.9亿t,其中因生产出口商品增加的排放量即达9.6亿t,外贸出口对中国总排放增长的贡献达38.4%。其他研究也有相似的结论[8,9]。2000-2006年间,中国国内因生产出口商品而产生的排放量累计达96.6亿t;经济活动全球化对中国国内的能源消费及碳排放增长产生的影响不容忽视。
图1 中国出口商品内涵排放量及占全国排放比重
Fig.1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embodied in exported goods from China and its share to China's total
3.2 中国出口商品内涵排放的行业结构
中国出口商品内涵排放量主要集中在6大类行业,具体如图2所示,这6大类出口产品排放量占中国出口商品总排放的比重在80%左右。根据产品特点,这6大类产品可以分为3组。
图2 中国出口商品内涵的行业结构
Fig.2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embodied in exported goods from China by sector
第一组是电气与机械类行业,主要包括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和通用及专用机械设备制造业,占中国出口商品总排放的比重达40%以上。其中电气机械器材制造业占全国出口商品总排放的比重从2000年的18.3%增加到2006年的22.4%,通用及专用机械设备制造业的比重从13.5%增加到21.9%。由于这类行业目前存在较广泛的沿生产链上下游不同环节之间的分工与协作,即产业内贸易的存在使得这类出口产品在中国产生的排放量有可能被高估。但是这些行业的发展需要金属冶炼加工制品业、化学工业提供较多的中间投入品,因此考虑间接能源消耗后这组产品的碳排放强度显著提高。
第二组产品主要包括纺织服装、家具、玩具等低附加值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对应于海关分类的第11类、12类和20类产品。这组产品一直是我国外贸出口的优势产品,也是国内就业和税收的重要来源。随着我国外贸出口产品结构的变化,这类出口产品内涵排放量占全国出口商品总排放的比重从27.8%下降到21.0%,但绝对排放量仍从2.7亿t增加到3.8亿t。
第三组产品是典型的能源密集型产品,主要涉及化学工业、钢铁工业和有色冶金工业,占出口商品总排放的比重在13%-17%之间。期间化学工业产品排放比重基本保持在5%左右,但钢铁、铝、铜、锌等金属加工及其制品内涵排放置从2000年的9740万t增加到2006年2.3亿t,而且自2003-2006年间增长势头更为明显。因此,从环境负荷角度讲,中国的外贸出口商品结构出现“恶化”,中国持续处于低附加值、劳动密集、高环境负荷的产品生产和国际分工状态。
3.3 双边贸易与排放区位向中国的转移效应
中国的出口货物主要流向美国、日本、欧盟和中国香港,2006年4者合计占中国出口商品额的比重在65%以上。其中香港是仅次于美国的中国第二大产品出口地区,中国内地出口到香港的货物经过再出口可能运往美国、日本、欧盟等国家,如果考虑香港转口及再出口贸易,中国分配给主要贸易伙伴国的产品将有所增加,但对这部分产品的具体流向缺少详细的统计数据。因此这里仅根据现有的详细进出口商品分类统计数据,分析中国总体货物进出口贸易及中国与美国、欧盟、日本双边贸易产生的碳排放区位的转移效应。
(1)中国总体对外贸易
中国在为世界市场提供大量产品的同时,也进口来自国际市场的产品。但由于进口增长远低于出口增长速度,中国的贸易顺差逐年增加,与此对应的是碳排放量的快速增加。扣除进口商品使中国避免在本土排放的,货物进出口贸易使净转移到中国的排放量从2000年的2.3亿t增加到2006年的7.2亿t,占中国总排放的比重从7.3%增加到12.7%(图3)。2000-2006年累计转移至中国的排放量达26.9亿t,相当于2006年日本排放量的2倍、欧盟25国排放量的60%、美国排放量的45%。
图3 2000~2006年中国对外贸易顺差及内涵净排放
Fig.3 Foreign trade surplus of China and embodied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from 2000 to 2006
(2)中美贸易
中美贸易是中国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顺差额从2000年的297亿美元快速增加到2006年的1442亿美元。中国对美国出口商品内涵排放量从2000年的2.0亿t增加到2006年4.1亿t。换句话说,中国本土每年排放量的6%-7%是因为向美国提供出口商品产生的。扣除进口美国产品使中国避免产生的排放量,中美进出口贸易净转移至中国的排放量从2000年的1.3亿t增加到2006年3.2亿t;净转移量到占美国本土总排放的比重从2.3%增加到5.2%,占中国总排放的比重从4.1%增加到5.1%。
图4 2000-2006年中美贸易顺差相关的排放(a)及占本国排放的比重(b)
Fig.4 Trade surplus of China-US and embodied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a),and share of its own country(b) from 2000 to 2006
图5 2000-2006年中国与欧盟贸易顺差相关的排放(a)及占本土排放的比重(b)
Fig.5 Trade surplus of China-EU and embodied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a),and share of its own country(b) from 2000 to 2006
(3)中国与欧盟贸易
中国对欧盟的贸易顺差额从2000年的73亿美元快速增加到2006年的917亿美元,增加了12.5倍。同期中国出口至欧盟的商品内涵排放量从1.5亿t增加到3.7亿t,占中国总排放的比重从4.8%增加到6.5%。扣除进口产品使中国避免产生的排放量,与欧盟国家进出口贸易净转移至中国排放量从2000年的0.56亿t增加到2006年2.27亿t;净转移量占欧盟本土总排放的比重从1.3%增加到5.1%,占中国总排放的比重从1.8%增加到4.0%。
(4)中日贸易
中日贸易自2002年以来呈现逆差,且有逐年增长趋势,2006年达240亿美元。对贸易产品结构的分析表明,近年来中日贸易在金属冶炼、化学产品等产品部门存在大量逆差,而顺差主要集中在纺织、杂项产品等。也就是说中国出口到日本的产品碳排放强度低于从日本进口产品的碳排放强度,因而虽然中国每年出口到日本的商品所产生排放量在1.5亿t左右,但双边贸易结果没有产生显著的碳排放区位向中国的转移效应(图6)。从产业链细分及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网络的角度也许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但这需要更详细的数据支持。
图6 中国对日本出口贸易内涵排放(a)及双边贸易(b)内涵排放(2000-2006)
Fig.6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embodied in exerted goods of China- Japan(a),and net emissions by bilateral trade(b) from 2000 to 2006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利用中国海关货物进出口商品分类数据,采用投入产出法,分析了中国货物进出口贸易产生的碳排放区位向中国的转移效应。结果表明:2000-2006年,中国年排放总量的30%-35%应归因于为生产满足国际市场消费的产品。扣除进口商品使中国避免在本土排放的CO[,2],货物进出口贸易使净转移到中国的排放量从2000年的2.3亿t增加到2006年的7.2亿t,占中国总排放的比重从7.3%增加到12.7%。中美贸易顺差净转移到中国的排放量从2000年的1.3亿t增加到2006年3.2亿t,占美国本土总排放的比重从2.3%增加到5.2%;中国与欧盟国家进出口贸易净转移至中国排放量从2000年的0.56亿t增加到2006年2.27亿t,占欧盟本土总排放的比重从1.3%增加到5.1%;虽然出口到日本的商品使中国每年产生的排放量在1.5亿t左右,但由于进出口商品碳排放强度的差异,双边贸易没有产生显著的碳排放区位向中国的净转移效应。
本研究结论进一步支持了有关发达国家应该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承担更多责任的观点。这些国家不但对温室气体排放负有历史责任,同时通过跨国商品贸易对近年来中国的碳排放增长负有责任。目前国际谈判和国际条约以国家领土边界为基准的考核体系,不利于全球范围内温室气体减排和全球环境改善。为此,国际贸易组织、国际环境组织等相关机构应进一步建立国际贸易商品碳排放指数与碳排放税收体系,以促进所有产品贸易参与国共同努力维持全球大气环境基础的稳定,也有助于推动发达国家迫于碳税压力而加快节能减排技术向产品生产国和出口国的输出。作为全球重要的制造业产品生产加工和出口基地,中国政府应进一步细化外贸出口产品政策,保障中国的国际经济贸易利益与国内环境利益之间的平衡。同时,对中国巨额贸易顺差隐含的环境负荷跨国转移问题应给予进一步关注和更深入研究,以合理界定中国在全球温室气体减排中的责任。
对碳排放责任的划分需要进一步细致深入的数据分析,本研究只是提供了一个初步分析框架。同时受数据来源的局限,本研究对数据的处理可能产生一些误差:由于中国统计口径中工业分行业数据是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的数据,而能源消费量是全行业数据,因此分行业单位产值碳排放强度有可能被高估;文中假设能源消费结构差异是商品碳排放强度国别差异的主要原因,没有考虑生产技术水平、能源利用效率的差异,有可能使进口产品的碳排放强度被高估;对中国投入产出表、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对外贸易数据之间的行业归并有可能导致行业数据的误差。这些有待于在后续的研究中力求改进。
收稿日期:2008-08-04;修订日期:2008-1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