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生的就业决策和职业期望——以浙江省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浙江省论文,为例论文,中国大学生论文,职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中国现阶段的大学毕业生正面临着从未有过的严峻就业形势。根据教育部的统计，2000年高校毕业生就业率为82.0％，2001年略有提高达到90.0％，2002～2005年高校毕业生就业率分别为80.0％、70.0％、73.0％和72.6％，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呈现总体下降的趋势，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已经成为制约高等教育事业健康发展和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问题。当前对该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在就业环境层面上，讨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调整、劳动力市场结构、户籍制度和人事制度等因素对大学生成功就业的影响。例如，劳动力市场的二元结构被认为是导致大学生就业难的主要原因(赖德胜、田永坡，2005)；二是在大学生层面上，讨论大学生的自身因素对成功就业的影响，如大学生的预期收益是否过高、大学生的职业期望是否合理、人力资本还是社会资本决定了大学生的成功就业。有研究认为，大学生就业难与大学生和高校对市场的反应速度和能力有关，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结构性失业(曾湘泉，2004)。
对大学毕业生的职业期望进行系统研究将有助于对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实质的把握，并将有利于制定合适的大学生就业促进政策。然而，国内当前对大学生职业期望和职业取向的研究大多是定性的、描述性的和高度政策导向的，这些研究没有对当前中国大学生职业期望和职业决策产生的机理和决定因素进行系统研究(范巍、冯颖、曹高举，2003；汪歙萍等，2005；何渊，2006；孟续铎，2007)。相比较而言，另一类研究则更注重揭示隐藏在大学生职业选择和职业决策背后的机理。例如，一些研究探讨了家庭经济社会背景对大学生职业选择和职业决策过程的影响，发现家庭社会地位与背景对大学生的职业选择和职业决策有显著的决定效应(Ferry等，2000；Thompson等，2006)，也有研究从家庭互动模式的角度探讨了家庭互动模式与大学生职业认同感和职业决策自我效能之间的联系(Hargrove等，2002)，另外，有研究分析了文化差异和文化授予与大学生职业决策模式和职业决策自我效能之间的相关性(Tang等，1999；Mau，2000)。停留在对大学生职业期望的简单描述上已远远不够，深入探讨大学生职业取向和职业选择的决定因素，加强对大学生就业决策和职业选择实质的把握，定将成为研究的新趋势。有鉴于此，本文试图从分析当代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决策和职业期望入手，揭示大学生的人力资本状况和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对其职业生涯规划时间、就业决策、职业倾向、就业地的选择和期望收入的决定效应，以期解释大学毕业生在就业问题上的一些现象。
二、数据和研究思路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浙江省大学生就业状况的专项调查，本次调查的对象是浙江省2006届大学毕业生，调查在浙江工业大学、浙江工商大学、浙江师范大学、浙江林学院、浙江树人大学、绍兴文理学院等10所高校进行。为了尽量准确地反映大学生的就业状况和签约状况，调查时间集中在2006年6月底。调查共获得了3398个样本。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5个方面：(1)大学生自身的基本状况，包括大学生的生源地、学习状况、外语水平等情况；(2)大学生家庭的状况，这部分调查主要反映大学生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职业、家庭的收入水平及大学生家庭的构成；(3)大学生的就业决策和职业期望，包括大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时间、就业决策、职业取向、就业地取向和毕业后的期望收入水平；(4)大学生的实际就业状况，包括当前大学生就业状态、就业地、就业单位和预期收入的大致水平；(5)大学生对就业指导的看法和意见，这部分调查主要是为了显示大学生对政府和学校当前就业工作的看法和意见，以及大学生在就业中碰到的常见问题。
本文试图利用最新的调查数据来研究人力资本和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对大学生就业决策和职业期望的决定效应。为此，本文选择了一系列变量来显示大学生的人力资本状况，这些变量包括：外语水平、是否拥有专业技能证书、是否担任过学生干部、是否是学生党员、在专业的综合排名情况。显示大学生家庭社会经济背景的变量包括：大学生的生源地、父母亲的受教育程度、父母的职业状况和家庭经济收入水平。大学生的生源地分为：农村或乡镇、中等城市和省会城市(三类)。由于职业是一个包含很多内容的变量，本文选择了企业员工、公务员或事业单位员工和自己经营企业或者经商3种有代表性的职业变量。对于大学生的就业决策和职业期望，本文考察了大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时间、就业决策、职业的选择倾向、就业地点期望及收入期望。表1显示了本文研究用到的变量名称、符号、说明和描述性统计。
表1 变量说明(N=3398)
变量名称符号平均值 标准差
变量说明
性别Gender0.510.501=男性，0=女性
外语水平1
English_4 0.400.491=通过相当于英语四级，0=没有
外语水平2
English_6 0.250.441=通过相当于英语六级及以上，0=没有
专业证书Certificate
0.450.501=有专业技能证书，0=没有
学生干部Leader0.690.461=担任过学生干部，0=没有
综合排名Rank 0.670.461=专业综合排名前40％，0=其他
学生党员Party_mem 0.450.501=是学生党员，0=不是
省会城市Big_city 0.130.331=生源地在省会城市，0=不是
中等城市Middle_city
0.360.481=生源地在中等城市，0=不是
父亲教育Father_edu8.723.15父亲受教育程度(年)
母亲教育Mother_edu8.163.14母亲受教育程度(年)
父亲职业1
Father_emp0.230.421=父亲是企业员工，0=不是
父亲职业2
Father_off0.120.321=父亲是公务员或事业单位员工，0=不是
父亲职业3
Father_own0.250.431=父亲经营企业或者经商，0=不是
母亲职业1
Mother_emp0.260.441=母亲是企业员工，0=不是
母亲职业2
Mother_off0.090.281=母亲是公务员或事业单位员工，0=不是
母亲职业3
Mother_own0.200.401=母亲经营企业或者经商，0=不是
家庭收入水平(元)：1=不到10000，2=10001～20000，
家庭收入Income3.311.543=20001～30000，4=30001～50000，5=50001～
100000，6=100000以上
职业生涯规划时间：1=没考虑过，2=四年级，3=三年
职业规划Plan_time 2.821.21
级，4=大学早期，5=读大学前
就业决策Empoly_exp0.660.471=大学毕业后准备就业，0=其他
职业倾向Career_exp2.651.191=公务员，2=高校工作，3=企业工作，4=其他
就业地 Jobsite_exp
3.270.871=农村、乡镇，2=县级城市，3=中等城市，4=省会城市
农村工作Rural_work0.380.481=愿意到农村工作，0=不愿意
西部工作West_work 0.370.481=愿意到西部工作，0=不愿意
期望收入水平(元)：1=小于等于1000，2=1001～1500，
期望收入Income_exp4.151.213=1501～2000，4=2001～2500，5=2501～3000，
6=3000～4000，7=4001～5000，8=大于5000
在对调查数据的统计过程中发现，有效样本的分布并不是很均匀。对回收调查表的分析表明，主要原因在于有一部分调查对象没有认真地配合调查，这部分人群主要是那些学习成绩不好、综合素质不高的学生。正是由于这部分学生对待调查的消极态度，致使样本的分布不够均匀，统计结果出现偏差，例如，在全部样本中学生干部、综合排名在前40％和学生党员的比例偏高，考虑到本文主要依据逻辑斯蒂估计进行分析，因此样本有偏的问题本文不予过多考虑。
三、职业生涯规划时间和就业决策
良好的职业生涯规划被认为是导致大学生职业成功的重要因素，那么，哪些大学生群体能够较早地进行职业生涯规划呢？模型一是利用序数估计对大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时间的估计结果(见表2)。结果显示，性别对大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时间有显著的决定作用，男生的职业规划时间要早于女生。联系就业实践中表现出来的女大学生相对较难就业的性别差异，在不排除用人单位性别歧视的前提下，女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时间落后，或者职业规划能力相对较弱也是一个原因。一个有趣的发现是：外语水平越高的大学生进行职业生涯规划的时间越晚。可能的解释是：那些外语水平高的学生认为自身优秀的外语水平有助于自己灵活地、顺利地进行职业选择，因此不必过早地规划职业生涯。那些拥有专业技能证书的大学生开始规划自己职业生涯的时间一般较早。这符合大学生努力考证就是前瞻性地增加自己的人力资本、实现顺利就业的实际状况。学生干部的职业生涯规划时间明显早于普通学生。估计结果还显示，大学生的综合排名状况也会影响其职业生涯规划时间，综合排名靠前的学生往往能较早地对自己的前途与发展做出安排和规划。模型一还引入了一些显示家庭社会经济背景的变量。但没有发现大学生的生源地、父母受教育程度和家庭经济状况对职业生涯规划时间有显著决定效应的证据。
对大学毕业后的发展取向调查显示，66.2％的大学毕业生选择毕业后就业，14.7％选择升学或出国，14.1％选择自己创业。模型二利用二元逻辑斯蒂估计对大学生在毕业后是否就业的决策进行了估计。估计结果显示，男生相对于女生显著地不愿意就业，性别变量的边际效应是－14.7％，这说明男生更多地选择考研究生、出国和自己创业。该结果说明，女生不能按时就业的原因不能归咎于其就业意愿问题，而是一个相反的状况，女生的就业意愿高于男生，但由于种种原因她们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无法顺利就业。外语水平和就业意愿之间的关系并非单调关系，而可能是一个倒U型关系，外语水平较高和较低的学生具有较低的就业倾向，而那些外语水平中等的学生却有较强的就业意愿。专业证书的拥有对就业决策有一定的负面影响，这表明，很多大学生投入许多精力和物力获得的各种证书不一定都能发挥作用。模型二还显示，那些学生干部和综合排名靠前的学生的就业意愿显著较低，相反，学生党员却有较高的就业意愿。
再来考察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对大学生就业决策的影响。模型二直观地显示了大学生的生源地影响其就业决策，来自省会城市和中等城市的学生不愿意就业的概率较高，这两个变量的边际效应分别是－8.5％和－7.3％。父母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子女的就业意愿，其中的主要原因可以解释为，那些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父母可能更期望子女有一个更好的发展，所以他们会鼓励子女进一步深造，或鼓励子女进行创业。而且，家庭的经济状况也影响就业决策，家庭收入水平越高的大学生越不愿意马上就业，这就意味着，当前父母一代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可能会通过代际传承进一步加大。从估计结果看，即使父母从事同一种职业，他们对子女的就业决策的影响也是相反的，父亲会支持子女就业，而母亲会降低子女的就业意愿，但父亲的决定效应大于母亲。例如，以父母亲都是企业员工为例，这两个职业变量的边际效应分别是12.5％和－8.5％，父亲职业的决定效应大于母亲职业的影响。
上述估计结果预示着以下结论：(1)大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时间和就业决策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差异，女大学生有较高的就业倾向，但很少有超前的职业生涯规划；(2)大学生为了增加自己在劳动力市场的价值、扩大自己在劳动力市场中的适应面而参与的各种考证，很有可能会因为职业生涯规划不到位而成为一种浪费；(3)大学生在就业中可能会存在两极分化的现象，那些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学生一般能较早地进行职业生涯规划，尽管他们的就业意愿较低，但这并不妨碍其发展，而那些人力资本水平相对较低的学生尽管有较高的就业意愿，但由于职业生涯规划较迟，不能实现成功就业的概率较大；(4)家庭经济状况显著影响大学生的就业决策，随着家庭经济条件的提高，大学生会较多地考虑进行深造或自己创业，从而延迟了进入劳动力市场就业的时间，而父母一代在经济和社会背景上的不平等可能会通过代际传承进一步扩大。
四、职业取向和就业地取向
为了获得大学毕业生的职业取向，并将那些考上研究生和不准备就业的学生纳入调查范围，本研究的调查表设置问题：“如果现在需要你就业，你最期望去的就业单位是什么？”26.6％的被调查者选择进入党政机关从事公务员工作，14.5％选择进入高等院校工作，25.7％选择进入企业工作，剩下的33.2％选择其余就业单位。表3显示的是利用多元逻辑斯蒂回归对大学生职业取向的估计结果。
表3的估计结果显示，外语水平较高的学生有显著的高概率不愿意从事公务员工作，而外语水平中等和较差的大学生在是否选择公务员职业上没有明显的差异。估计结果显示，那些综合排名靠前的学生有较大的兴趣去从事公务员职业，大学生党员也有较高的意愿加入公务员队伍。随着大学生家庭经济收入水平的提高，其从事公务员工作的愿望也在相应提升，家庭经济状况对该职业期望有较强的决定效应。
性别对选择到高校工作存在明显影响，女生比男生有更高的意愿进入高校工作，这与高校当前的实际进人状况符合，许多高校已经或正在出台措施改变这种男女比例失调的状况。Joy(2006)发现，大学毕业生的性别会影响他们从事的职业，但职业上的差异与专业上的差异有很强的相关性，因此，性别是通过影响大学专业的选择，从而影响职业的选择。与从事公务员工作不同，那些外语水平高的学生选择进入高校工作的概率较高，尤其是外语水平达到六级以上的学生，该变量在5％水平上有显著性。另外，大学生拥有专业证书和综合排名靠前会提升其进入高校工作的意愿。生源地对学生的决策也有影响，相对于那些来自省会城市、农村和小城镇的学生而言，来源于中等城市的学生比较愿意进入高校工作。家庭收入水平对进入高校工作的决策是负的，这表明那些家庭收入水平越高的学生进入高校工作的愿望就越低。
本研究的估计结果直观地反映了拥有专业技能证书对学生进入企业工作有影响，不过显著水平仅为10％。而学生干部却不愿意到企业工作，该变量的显著水平为5％。与前面的估计结果不同，学生家庭的经济状况并不影响学生进入企业工作的意愿，父母的职业对该职业取向有影响，但对该决策的决定效应是相反的，父亲职业的影响是正的，而母亲职业的影响是负的，父亲职业的影响大于母亲职业。
再来分析大学生人力资本和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对就业地期望的决定效应。模型四是利用序数估计对大学生期望就业地的估计结果(见表4)。结果表明，男性大学生比女性大学生更向往到大地方就业。外语水平的提升会提升大学生到大城市就业的意愿。同时，综合排名的提高也会提升他们到大城市就业的期望。那些来自省会城市的学生更愿意留在大城市；家庭收入水平较高的学生更向往到大地方就业。模型五和模型六分析了大学生是否愿意到农村和西部工作的意愿。外语水平有非常一致的决定效应，外语水平越高的学生越不愿意到农村和西部工作。相对于普通学生，学生干部和学生党员有较高的意愿到农村和西部就业，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当前高等院校对学生干部和学生党员的教育比较成功。但遗憾的是，来自省会城市的学生却显著地不愿意到农村和西部就业，该变量的边际效应分别是－9.2％和－6.9％。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降低了大学生到农村和西部工作的意愿，经济条件好的家庭一般不会鼓励子女到经济条件差的地方就业。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状况并不影响大学生到农村工作的意愿，但对学生到西部工作的决策有一定影响。父亲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学生不愿意到西部就业；父亲在企业工作会影响子女到西部工作的意愿，在这点上，母亲的职业也起到相同的作用。
从上面的估计结果可以得到以下初步结论：(1)大学生的人力资本状况和家庭经济状况显著地影响了他们对职业的选择。人力资本水平较高和家庭经济状况好的学生更向往进入国家机关从事公务员工作。摒弃性别的因素，从综合的角度看，当前愿意进入高校工作的大学毕业生综合素质比较好，这主要是高校在进入实践中往往把较优秀的学生留在学校，这种实际操作强化了大学生的期望。(2)当前劳动力市场的二元结构可能被强化。来自大城市的学生只愿意留在大城市工作而不愿意到较小的地方就业，同时，那些来自中等城市、小城镇和农村的学生也想留在大城市，这就造成了大城市大学毕业生的供给远远大于需求、农村和小城镇需求远远大于供给的现象，劳动力市场的二元结构被进一步强化。(3)不具有人力资本和家庭经济社会背景优势的大学生有到偏远地区工作的愿望。那些愿意去农村和西部工作的大学生之所以有这样的意愿，主要原因是大城市就业难度增加，使不具有就业优势的他们不得不做出就业地的调整。
五、期望收入的决定因素
大学生对毕业后的期望收入是他们职业期望的重要部分，对毕业后收入水平的期望会直接影响他们能否顺利就业。调查显示，只有4.2％的毕业生收入期望在1000元或者以下，12.9％的毕业生期望在1001～1500元，26.4％的毕业生期望在1501～2000元，18.5％毕业生期望在2001～2500元，17.3％的毕业生期望在2501～3000元，7.7％选择了3001～4000元，2.6％选择了4001～5000元，剩下的10.4％选择了5000元以上。从分布来看，期望收入在1000～3000元的毕业生占总数的75.1％。2006年对北京地区大学生职业期望的调查显示，能承受的最低工资选择在1000～3000元的毕业生占总数的74.4％(孟续铎，2007)，这说明北京市大学生对工资的期望要高于浙江省的大学生。
模型七和模型八采用分步估计的方法，模型七只控制了一些表示人力资本状态的变量，模型八在模型七的基础上控制了一些表示家庭社会经济背景的变量，模型八的拟合度较模型七有较大幅度提高，而且模型七中人力资本变量的显著性在模型八中没有明显变化，这表明新增变量对因变量有显著的决定作用。估计结果表明(见表5)，性别对收入期望有很强的影响，男性学生的收入期望普遍高于女性学生。Carvajal等人(2000)也发现了相同的结论。外语水平越高的学生，其收入期望也越高。而且学生干部和学生党员的收入期望高于一般学生，这说明这些毕业生已经明确地将他们曾经是学生干部和学生党员作为自己人力资本水平的具体表现，并据此要求劳动力市场支付更高水平的报酬。不过，综合排名并不影响收入的期望，而实际上，学校的学习成绩和劳动力市场的收入之间不存在明确的因果关系(Donhardt，2004)。一些表示家庭社会经济背景的变量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大学生的期望收入。随着父母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毕业生的收入诉求就越高，而且家庭收入水平越高，毕业生对收入的诉求越高，毕业生的家庭经济背景和期望收入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
那么，大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负债水平对收入期望有什么影响呢？为此，本文选择了自有资金率作为反映负债水平的变量，该变量是家庭自己承担的学费和生活费占高等教育全部支出额的比例。对自有资金率和期望收入进行Pearson相关性分析显示，相关系数为－0.032(p=0.085)，这说明自有资金率与期望收入有一定的负相关关系，那些家庭经济条件较差的学生希望在毕业后获得较高的报酬来支付高等教育债务。Minicozzi(2005)的研究也得出类似的结论，那些教育负债水平较高的学生相对于那些负债水平低的学生更倾向于选择起始工资较高而增幅较缓的工作，但教育负债水平对毕业生的工作决策的影响是短期的。其主要原因在于，那些负债水平较高的学生通常希望尽早挣到足够的钱来偿还由于高等教育而欠下的债务，因此他们希望能获得较高的起始工资。上述结果显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那就是高等教育已经被大学生认为是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途径，既然在高等教育上的投入是一种投资行为，那么大学生对毕业后的收入有相应的期望也符合常理，因此过多地将导致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归咎于大学生收入期望过高是不合适的，毕竟人力资本投资是应该追求收益的。
六、结论
本文从大学生的人力资本状况和家庭社会经济背景的角度，研究了大学生的就业决策和职业期望。研究结果解释了当前大学生就业中存在的许多问题。首先，大学生就业中存在显著性别差异，在不排除用人单位性别歧视的前提下，与女大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能力和职业选择方向过窄有关。其次，大学生的人力资本因素会加剧人力资本分布的不平衡，那些人力资本存量高的大学生倾向于在大城市就业，导致人力资本在区域分布上的两极分化，并进一步加剧劳动力市场的二元结构。再次，大学生的生源地因素会加剧就业地分布的两极分化，那些生源地在大城市的大学生不愿意到小地方就业，也不愿意到农村和西部地区工作，而随着来自农村、小城镇和中小城市的大学生向大城市集聚，大城市的就业压力将会大幅度增加，就业问题就相当严重。最后，大学生的家庭经济社会背景因素会通过代际传承促使不平等程度的扩大。家庭经济状况不仅影响大学生的就业决策，也影响大学生的职业选择，而且家庭经济能力的增加在无形中推高了他们的收入期望，父母一辈的差异将通过代际传承进一步扩大。本研究仅限于对大学生就业决策和职业期望的分析，那么大学生的人力资本状况和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对成功就业的决定效应如何？大学生职业期望和成功就业之间的关系如何？这些问题有待今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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