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世界理论和人类生存的历史性维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维度论文,历史性论文,人类生存论文,理论和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2)10-0033-05
一、物化的思维模式和历史意识的兴起
历史性问题是当代哲学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人类生存的历史性维度已成为众多课题的聚焦之所。就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历史性问题也反复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不过，如何看待历史性问题的本质，或者说究竟在何种层次上把握历史性问题，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还缺乏足够的理论自觉。因此，为了深入历史性问题的研究，我们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实现对历史意识的自觉，了解其是立足于何种根基之上的。
历史意识本质上是对于科学思维模式的反动。科学思维方式有以下几个基本的特征。第一，科学思维方式是方法论优先的思维方式。根据科学的思维方式，人类的思维被看做是一种具有普遍必然性的方法和程序，科学知识就是这些方法和程序所带来的成就。第二，科学思维方式设定了人和世界的分离。只有认识主体超然于世界之外，才可以利用方法的体系对世界进行重构，创造出一个遵循普遍必然性规则的科学的世界。第三，科学思维方式设定了世界和人类理性法则的同一性，认定理性的规则是世界得以构造的原型。根据这样的设定，世界只能存在于逻辑的空间之中。
从以上三个特征可以看出，科学思维方式所理解的世界是一个机械的、物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一切都已是被规定了存在，在此，不可能有真正的创造和生成，不可能有自由的行动，也不可能有新事物的诞生。因此，科学思维方式是一种物化的思维方式，根据这种思维方式，我们只能看到物的存在，却看不到人的存在。不过，科学方式思维的实际使用范围并没有局限于物，它也被用于理解和建构人类生存的世界，在被用于理解和建构人类世界的时候，科学思维方式的物化特性有了更为彻底的体现，因为它将人的世界理解成了物的世界。
历史意识的觉醒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出于对人类物化前景的担忧和恐惧。实际上，在物化的思维方式渐趋成型的时代，即启蒙的时代，浪漫主义者就开始了对物化思维方式的反叛。
历史意识的觉醒是以人们在观念和思维方式方面的几个急剧变化为表征的，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人们对主体的理解超出了纯粹理性的视界。如果将主体理解为拥有理性的功能和方法的先验主体，主体必将在它自己所构造的、遵循普遍必然性法则的对象世界中失落自身。历史意识则意识到，真正的主体是一种创造性的精神，它能够在世界中不断创造出具有独特性的、新的事物，而不仅仅是千篇一律的理性的复制品。第二，人类的文化成就是创造性主体的自我表白。主体并不是仅仅将外在的形式赋予偶然出现的材料，而是要将内在的精神关注于自己创造的作品之中；这意味着用普遍适用的形式去说明外部世界的科学思维方式已无法用以理解历史的世界，因为这个世界的事件和成就需要进入其创造者内在的精神世界才能够理解；既然历史的世界是创造性精神自我表白的需要，在历史中我们要做的就是去倾听创造者的心声。[1]第三，人类的历史和文化的世界是一个多样性的世界。既然人类的文化成就都是创造性主体的表达，而创造性主体又是多元的，那么，在历史文化的世界并不存在普遍适用的标准可用以说明所有的人类成就。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历史主义所说的创造性不限于单个的主体，还包括各种集体的形式，这些集体主体大多数时候都不具有明确的自我意识，所以，文化在很大程度是各种集体主体的无意识成就，文化的多样性特别表现为创造性的集体主体的多样性，即民族的多样性。[2]第四，创造性的主体和精神的状况和其身处的环境密切相关。环境的不同和变迁必然会导致创造性主体和精神状况的不同与变迁，也就是说，创造性主体和精神是有历史性的。
创造性、表达性、多样性和历史性使得历史意识似乎可以从可能窒息人类生存的物化的世界体系走出来，人类的精神开辟一个自由的世界。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即历史意识能否彻底摆脱物化的思维方式，实现自身的独立呢？
二、历史意识的虚无主义困境和生活世界理论的启示
历史意识为了反抗物化的思维方式所必将带来的一个了无生气的、僵死的世界，回到了创造性的精神，希望将人类的世界重新置于活生生的源泉之中，不过，对于创造性精神的强调，又带来了新的问题，或者说将原有的问题又进一步向纵深推进，使人类的精神遇到了新的和更深层次的难题。
现代物化思维方式的问题不仅仅是物的问题，或者说不仅仅是理解物的思维方式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讲，它是人的问题，是理解人的思维方式的问题。我们知道，现代物化思维方式的基础是先验的主体性，只有在设定了先验的理性主体之后，整个的世界才可能成为一个外在的、对象化的世界，因而才可能被纳入到一个逻辑的空间，成为一个彻底物化的世界。所以，历史意识要想克服物化的思维方式，首先要解决的是主体性问题，因为对于世界的物化和人被抽象为主体是一体两面的事情。但是，根据我们在第一部分的分析，历史意识本身也是以主体为基础的，不过，历史意识所理解的主体不是只能在物化的对象世界中实现自己的主体，而是一个创造性的生成的主体。那么，我们立足于创造性的主体又能获得一个怎样的世界呢？根据历史意识在以往的发展，创造性的主体带给我们的是三种类型的世界。第一，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世界。当主体的创造性被绝对化之后，任何既成的价值、规范和意义都会被看做对创造精神的压制，都应该消融在创造性冲动所喷发的生命之流中，这必然导致价值虚无主义；即使历史意识将自己约束在各种文化之中，承认每种文化都有内在于自身的价值和意义，但是我们没有对这些不同的价值和意义进行判别的标准，如此，历史意识就会在多样的文化中走向相对主义。第二，神秘主义的世界。当创造性精神在自身涌动的洪流中迷失方向的时候，神秘主义可以提供救赎。历史主义的先驱者维科就认为在历史的变迁流转中，总有一个内在的力量在发挥作用，这就是上帝的意志；虽然人类的心灵和其所创造的世界都会在历史中发生变化，但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要上帝的意志在人世间显现。[3]第三，历史目的论的世界。如果想在创造性精神的生成之流中找到一个理性的支点，还有一个解决方案，就是为历史设定一个合乎理性的最终目的，历史中的精神冲动就是为了一个最终的理性世界的来临。我们知道，黑格尔为这样一种解决方案提供了最完美的理想类型。
在黑格尔的形而上学解体之后，虚无主义成了历史意识中的主导精神，成为笼罩着历史意识的挥之不去的阴影。尼采“重估一切价值”的口号使虚无主义得到了最恰当的表达形式。如何才能走出虚无主义的阴影呢？从现象学中发展出来的生活世界理论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克服随历史意识带来的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是将主体理解为创造性力量的结果。在此，就有了一个悖论：如果将主体理解为一个理性的、先验的主体，主体所能做的就是提供不变的逻辑法则和普遍适用的程序与方法，这样我们就将拥有一个僵死的物化的世界；如果将主体理解为创造性的精神，主体所能提供的就是无限的生成，这样我们就将拥有一个虚无主义的世界。解决这一悖论的出路在哪里呢？生活世界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能的出口。
胡塞尔是第一个明确地将生活世界作为哲学主题的人，生活世界之所以进入了他的哲学视野，直接起因是这样一个悖论：科学的世界作为一个具有普遍必然性的世界却是产生于一个具有历史性、相对性和多样性的、经验的世界，即日常生活世界，这是如何可能的呢？经过一番历史性的考察，胡塞尔得出一个结论，即科学的具有普遍必然性的世界是两个方法论体系之下建立起来的，一个是逐步符号化、技术化因而日益脱离其生活世界起源的数学；一个是标准化、程序化的科学实验。不过，这两套方法论体系所建构的科学世界虽然是一个可以操作的普遍必然的世界，却是难以理解的世界，原由的生活世界中的意义已经被方法给抽空了。[4]有鉴于此，胡塞尔指出了科学时代的一个基本问题，即方法对于存在的替代，这样，胡塞尔就把问题深入到了最本质的层次——存在的层次。但是，胡塞尔并没有跟随他自己的理论直觉一直追问下去，而是希望摆脱科学的方法论，在先验的意识中重新构造历史性的生活世界，从而努力将科学的世界建立在先验必然性的基础之上。
真正将生活世界和存在问题联系在一起的是胡塞尔的弟子海德格尔，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关于周围世界和在世的分析，实际上都是立足于生活世界对存在问题进行的分析。生活世界自然是一个历史性的世界，海德格尔的分析立即将历史性和存在问题联系在了一起，这实质上是在探求历史意识的存在论基础。就历史意识的重新理解而言，海德格尔的分析有两个方面的重大突破。第一，他超出了主体性哲学视域。海德格尔认为，此在都是在世界之中的存在，这就是说，此在既不能够作为超然于世界之外的先验支点，也不能够作为创造力的源泉使整个世界成为其内在活力的体现；如果不需要在先验的主体和纯粹生成的主体之间进行选择，世界也就无须在物化或虚无化的二极摇摆。第二，海德格尔的生存论分析指出时间性构成了此在的存在意义，这实际上是指明历史性是植根于此在的存在构造之中的，历史性问题和存在论问题连为一体。不过海德格尔的生存论有一个致命的弱点：虽然他刻意回避“人”这个词，而选用“此在”来指代通常所说的人，但他还是从孤立的个人出发探讨此在的，从而使得生存论的唯我主义成了其生存论分析的基本前提。[5]这就导致了两个无法克服的问题：一个是虚无主义的问题；一个是如何进入历史性的问题。
关于第一个问题，由于此在是先于自身的能在，这使得此在虽然是在世界之中的存在，但又要超越世界中任何既定的此在者或现成此在，但此在作为唯我主义的超越者，其唯一的归宿只能是自身或自身的根本内在即向死存在；所以，作为在世的存在，此在也只能是回归于虚无的存在。关于第二个问题，由于时间性的根基是唯我主义的此在，而历史总是一个共在的世界，总包含超个人的东西，这样从时间性向历史性的推演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过，海德格尔的生存论分析已把我们引到这样一个基本认识，即存在问题是历史性问题的根基，历史意识中的困惑只有在存在论的基础之上才可以得到解答。海德格尔的弟子加达默尔的语言本体论进一步超越了生存分析中的唯我主义前提，使得生活世界理论的存在论启示更加明晰。
加达默尔接受了海德格尔生存论分析的一个基本前提，即人类此在是一种“世界性”的存在，它已超越了动物被束缚于其中的环境，拥有了自己的世界。不过人类此在之所以能完成这一超越是因为语言，语言为人类此在展开了一个自由的世界，人类的生活世界实质上是一个语言性的世界。[6]这样理解人类的世界就不应该仅仅从个体的生存出发，而应该从超个体的语言性存在出发；一旦将生活世界理解为一个语言性的世界，历史意识就可以摆脱主体性问题的困境。在一个语言性的世界中，世界不再是由现成之物构成的物化的世界；同时，人类的历史性成就作为语言性的存在有自身独特的存在方式，其意义不能够到创造性的生成主体那里去寻找自己的根源和最终解释。在一个语言性的世界中，历史意识似乎有望摆脱物化和虚无的二律背反。第一，语言性世界中的人类成就——重大的历史事件、历史传统和伟大作品的意义不是一种现成的东西，而是一种处于生成中的东西，其意义不是任何方法论可以把握的，而是在实践性的理解过程中不断显现和不断生成的，只有通过实践性理解的中介，其意义才能够显现。第二，语言性成就中的真理是一种历史性的真理，即它通过历史性的实践的中介在历史中不断地展开和丰富自身，历史性的真理也是在一系列的中介中显现自身的中介性的真理。[7]第三，通过语言性成就的存在结构，加达默尔引申出世界的存在结构；世界是通过语言的中介才得以显现自身的，世界也是一种中介性的存在，世界的扩展也只能通过语言性的实践的中介来实现，因此世界也是历史性的存在。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加达默尔用世界的超越性代替了此在的超越性，这样历史意识就不会因为必须超越世界之中的任何具体存在而走向虚无；另一方面，历史性本身也不在主体自身的特点，而是世界和真理显现自身的方式，是存在自身的特点，也就是说历史性是存在的面相。这样，历史意识就有了坚实的存在基础，可以安心地扎根世界之中。这是否就意味着历史意识真的能够获得独立呢？在语言性的世界中，历史意识确实有了自己的存在基础，但存在自身的历史性还是将历史意识卷入世界的历史性生成过程之中，虽然这也是真理的历史性生成过程，但处于历史变迁中的真理没能给历史意识带来任何明确的规定性，历史意识还是很难真正从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之中彻底走出来。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在于历史意识不仅要一般地反对物化的思维方式，而且要反对物化思维方式的哲学基础，并形成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和哲学基础，这是加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没有完成的任务。历史意识必须在物化的理性之外为自己找到更加真实的理性内涵才可以真正地独立。就此而言，加达默尔还是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
三、生活世界理论的存在论意义和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
物化的思维方式的哲学基础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存在观，即自足性的存在观。形而上学的存在观认为，真正的存在都无待于他物的存在，这样的存在应该是不变动的存在，以此为基础的世界必然是一个僵死的、物的世界。当历史意识回归生成性的主体时，它并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存在观，因此生成的主体总是被虚无所包围。当加达默尔认识到世界是一个以语言为中介的世界，认识到人类文化成就都是通过实践性的理解扩充自己的存在的时候，他实际上触及了一种新的存在观，即中介性的存在观。中介性的存在观认为一切存在都是中介性的存在，只有他者的中介，才能展开自身的存在。这样一种存在观应该可以带来一种新的思维模式，即内在反思性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可以让历史意识既是一种超越性的意识，又是一种理性的、有规定性的意识，从而成为真正独立的意识；当历史意识内在反思的思维模式出现，也就意味着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不过，所有这一切都需要从实践的存在构造开始。
实际上，加达默尔已经指出实践是一种中介性的活动，是语言性的世界和真理得以扩充自己存在的中介。那么实践本身是如何存在的呢？这需要我们的进一步分析。
实践的存在结构应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首先，实践活动是在差异性的存在结构中进行的活动，存在差异是实践活动存在的前提。具体而言，实践活动总是在一些可能性条件之下进行的，离开了这些可能性条件所开展出来的活动空间，任何实践活动都是不可思议的；此外，任何实践的主体都是已经扎根于这一空间中的存在，没有什么可以先验设定的、与具体的情境都无关联的实践主体，因此，实践活动和实践主体与实践可能性条件之间的差异是一种处于相关性之中的差异。相关差异为实践活动提供了存在的可能空间。其次，实践活动是一种中介性的活动。如前所述，实践总是在一些可能性条件之下进行的活动，这些条件构成了实践活动的中介。在此，我们可以看到中介性的存在观所具有的深刻意义，中介性的存在观只有建基于实践活动的存在构造才能被恰当地理解而不至于陷入纯粹的抽象。实际上，实践活动和其可能性条件之间是互为中介的，因为实践可能性条件都是以往实践活动成果累积的结果，这种互为中介的构造是对相关性差异的最好说明。第三，实践的差异性的、中介性的存在构造同时也是历史性的存在构造。如上所述，实践和其可能性条件之间处于一种相互构成的运动之中，这种运动会导致实践和其可能性条件都发生历史性的变化。可见，历史性是在实践的中介性的存在构造中展开的。
以上关于实践活动存在构造的分析实际上已经对内在反思的哲学思维模式及其可能性提供了存在层面的说明。在中介性的实践过程中，由于实践可能性条件的不断转换，我们需要自觉地追随这一转换，从而使实践过程成为一种自觉的过程。所谓内在反思，就是身处于这一过程之中对实践可能性条件的变迁进行反思，而不是超出这一过程进行纯粹的思辨；内在反思同时也是超越性的反思，因为反思的对象是不断被超越的实践可能性条件。历史意识一旦和内在反思的思维方式相结合就可以走出虚无主义的困境，成为一种独立的意识。
当历史意识建基于创造性的主体之上时，会陷入到虚无主义的困境，历史性和理性被创造性主体的纯粹否定性所隔离。但是，当历史意识进入到中介性的实践过程时，就可以同时克服主体性哲学的樊篱和虚无主义的困境。在中介的实践过程中，主体不再是绝对的出发点，因为主体也是一种中介性的存在，离开实践可能性条件的中介，主体本身就是不可理解的；而实践可能性条件的存在，就使得历史意识有了真实的立足点，通过对实践可能性条件的反思，历史意识可以获得理性的内涵；更进一步讲，由于实践可能性条件本身也在实行历史性的转换，以之为基础的理性也是历史性的，因此，以中介性的实践过程为基础，理性和历史性可以实现统一，这样，历史意识就可以真正成为独立的意识。
根据中介性的实践过程所阐释的历史意识，不仅是一种独立的意识，而且还意味着一种新的哲学范式的可能性。传统的哲学是思辨的哲学，它将思辨某种不变的、确定性的存在作为自己最高的任务，在找不到这种确定性的终极实在的情况下，它就转化为某种确定的、可以重复操作的方法的体系，这就是现代物化的思维方式的本质。当我们从实践的中介性过程开始哲学的思考时，实际上就走出了思辨哲学范式所限定的思维空间；因为我们现在所致力于思考的不是某种不变的、确定的存在或方法，而是处于历史变迁中的存在，由于这种历史变迁又展开为实践可能性条件的历史性转换过程，即可以被理性所追踪的历史性轨迹，因此，现在理性本身就以历史性的存在为基础，从而超出了对于确定性存在和方法的执著。我们知道由此可以形成一种新的思维模式，即内在反思的思维模式，由于这种思维方式在根本上区别于思辨哲学所表现出来的思维模式，并且这种思维模式的基础是中介性的、历史性的实践活动，因此，可以说这种新的思维方式意味着一种新的哲学范式——实践哲学范式的创立。[8]历史意识只有发展成为实践哲学范式，才可以成为真正独立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