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生产网络中的社会升级———个制度视角的阐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角论文,制度论文,社会论文,全球论文,网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全球贸易、生产和就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属性是新组织形式——基于复杂企业内、企业间国际网络以及企业和公共机构之间合作安排的大量涌现，大量贸易并不是通过远距离市场或内部贸易而是通过全球生产网络的形式完成的（Dunning，1997；Gereff，1994）。全球生产网络（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GPNs）是企业和非企业组织之间相互关联及运营所构成的全球性组织枢纽。GPNs通过发展不同形式的股权和非股权关系模糊了企业边界，将区域和国家经济融入其中并产生了重要的经济影响（Henderson et al.，2002）。
GPNs的运行主体包括大型商业企业和农场、次级合同商和分包商以及个体户和家庭作坊，同时也包括国家政府、多边组织、国际工会和NGOs等诸多行为者。GPNs中的价值增值部分会部分转移到低技能劳动（Barrientos et al.，2003），这为发展中国家的诸如服装、鞋类和农业等诸多出口导向型产业增加了工作和收入。例如，在孟加拉国，成衣产业的就业工人数量从1986年的20万增长到2010年的300万，其中80%的工人是原先难以获得工作机会的农村或家庭妇女（Staritz，2011）。
虽然GPNs的扩张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创造了新的工作机遇，但临时工和低技能劳动者的就业条件、工资和制度保障、安全等都存在严重问题。在GPNs中组织生产的跨国公司为了赢得竞争力和获取利润，不断降低合同价格，限制了发展中国家出口商利润和工人工资的提高，这种向底部竞赛的模式最终损害了底层劳动者的福利空间。一些新兴经济体，特别是金砖四国，开始重新思考其原先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放松管制、私有化、国有经济退出）并调整制度规范生产，为GPNs中的工人提供社会安全和其他形式的补偿机制。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尼加拉瓜、阿根廷和巴西等一些拉美国家也试图建立一种新机制弥补全球自由贸易和开放市场的部分缺陷，以兼顾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巴西、智利、哥斯达黎加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等也重新修订了其劳动法（Piore & Schrank，2008）。
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到这一现象，开始考虑全球生产网络下的社会升级问题，并对所谓的社会升级做出了不同解释。Barrientos et al.（2011）将全球生产网络中从产业升级中获得盈余称为社会升级，Bernhardt和Milberg（2011）将生产国际化中低收入国家生活水准的改善称之为社会升级。综合来看，社会升级的度量主要是指对发展中国家低技能工人就业和报酬支付的提高，以及体面工作、劳动力标准、社会保护、工作条件和劳动者话语权等相关方面的改善，是劳动力综合福利的全面提升。本文试图从制度层面对GPNs视角下的社会升级的相关研究做一初步阐释，文章的第一部分分析了GPNs社会升级发生的机理和框架结构；第二部分从国内外组织、政党以及工会等制度视角对假说和机理逐一阐释；第三部分是结论和进一步研究方向，以及该选题的政策含义等。
一、GPNs中的社会升级：从经济分析到社会分析的架构与路径
现有对GPNs的研究大多考虑全球经济制度和结构中微观主体的动态变化，对GPNs中的工作过程关注较少（Pegler & Knorringa，2007；Cumbers et al.，2008）。新古典经济学假定劳动力作为内生性要素只能获得不高于边际成本的低工资，这种假设忽略劳动力的社会属性。如何完成对劳动力从经济分析到社会分析的跨越，将作为生产要素（企业关注点）和社会成员（社会关注点）的工人整合到发展中国家GPNs的动态变化中，GPNs如何通过经济升级、社会制度最终影响到劳动力的社会升级，他们之间的机理关系又是什么，这是本部分要关注和解决的问题，对理解企业和个人在GPNs系统中的作用和相互关系也有重要意义。
（一）劳动力假定——从经济主体到社会主体的延伸
一般经济理论将劳动力看做是生产要素，基于企业内部利润最大化原则以及劳动力市场上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假定，工资最终等于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乘以产品价格。然而随着GPNs的扩张以及参与主体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上述假定至少存在以下两个问题，首先，没有考虑GPNs背景下劳动力发挥的多重作用。劳动力作为GPNs中微观层面的生产主体，既要满足成本压力，同时也要满足质量标准和生产要求（Barrientos & Kritzinger，2004），这就影响了GPNs中不同环节所要求的劳动力数量、技能、学历等素质，这些使得工资和福利的决定日益复杂和多样化。其次，劳动力还具备社会人的身份，其工资及福利也取决于劳资双方谈判的结果以及劳动力市场制度（如最低工资、工会谈判保护等）的影响，同时还受到参与GPNs的诸多社会主体，比如国际劳工组织、工会、政党等力量的调节。
（二）GPNs中社会升级发生的路径分析
探讨劳动者权利如何受到GPNs影响的问题需要将新古典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进行多视角的融合，同时需要关注内外部因素及其长期相互作用。图1（见下页）详细地表述了GPNs和社会升级之间的因果过程，笔者构建了一个包含微观经济、国内政治、国际行为者与工人权利之间的运行框架来评估不同政治经济制度框架、外部变量（GPNs）与结果变量（社会升级）之间的关系。如图1所示，GPNs主要通过贸易和生产全球化、FDI、跨国公司运营等形式主导全球经济与商业运行，全球生产对劳动者权利产生了正负双面影响，跨国生产和FDI既可以通过恶性竞争、压低利润和向底部竞赛的方式对劳动者权利产生负面效应，同时也会带来劳工标准优化、高质量的就业和东道国工人权利的保障。
除了全球化生产可能对东道国国内社会升级产生影响，国内外制度同样发挥重要作用。我们需要思考的是GPNs通过其扩张和升级对劳动者带来的压力或动力又是如何受到国内外政治制度和历史作用调节的。比如，部分发展中国家薄弱的工会力量既与该国民主程度有关，也影响到劳动者的社会升级（Mosley，2008）。同时，国内外政治变量也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例如包含劳动者权利和福祉的社会升级在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政府的意识形态导向、国际制度和非政府力量作用等。图1显示了社会升级的最终效果取决于上述中介变量（妨碍或者增强）和劳动力结构的共同影响。下一节将对相关机理做出制度视角的阐释。
二、社会升级演变路径的制度阐释
（一）经济升级是否必然导致社会升级
经济升级，通常称之为产业升级或简称为升级，是指生产者提供更好产品、更有效率的生产或者转向更高技巧的能力，比如生产技术复杂程度的提高以及价值增值（Pietrobelli & Rabellotti，2006）等。如果我们将生产率增长作为经济升级的指标，将工资增长作为社会升级指标，新古典理论就可以对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之间的关系做出逻辑上的解释。基于边际分析理论，工资是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与产品市场价格的函数。这就意味着，劳动力边际生产率的提升必然会导致工资的上升（假定所生产货物的价格恒定），即社会升级是经济升级的必然结果。
然而，从社会升级包含了除工资和就业外其他一系列的复杂指标体系，比如劳动力标准、社会保护、工作条件和工人话语权等。这使得经济和社会升级之间的联系更加复杂（Milberg & Winkler，2011; Barrientos et al.，2011）。可能由于以下两个原因使得经济升级并不必然导致社会升级：第一，部分发展中国家与GPNs相关联的工作质量并不高，包含小规模生产、以家庭为基础以及雇佣童工的制造业往往导致GPNs向低端发展。第二，跨国企业的低价采购、快速交付的要求以及供应商之间的恶性竞争使得企业面临质量标准提升和成本下降的双重压力，企业未必会提升工人工资或改善工作条件。基于以上两点，可发现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之间的联系并不清晰，这就产生了在何种条件下可以发生社会升级以及如何权衡经济和社会升级之间关系的问题。我们需要将影响这些结果的制度和背景因素纳入分析框架，寻找制度、政策和社会组织等与GPNs中工人集体、企业和国家福利提升之间的关系。
（二）GPNs中社会升级的国际制度框架
通过生产和服务的全球化，GPNs既可以检验价值链中劳动力的商业维度，也可以检验其宽泛的社会镶嵌维度。然而，如上文所述，GPNs中的企业雇佣的数量和类型不仅取决于劳动力市场的发育，而且受到了全球购买商、私有监管和审计系统的调节，在这种背景下，就业的数量和质量需要重新再认识。文章将从非政府倡议和国际组织倡议的角度分析劳动力社会升级的问题。
1.非政府倡议。所谓非政府倡议，主要是指产业团体、商业联盟和贸易协会等非政府组织，通过他们所建立的行为规范框架促进市场改革的行为。在GPNs背景下，非政府机构通过与跨国企业达成的协议安排推动社会升级的发生。比如与企业达成支付最低工资的自愿和半自愿协议、协商性的工资协定、福利的“自愿提供”以及为失业者和就业困难群体提供服务等。非政府治理包含了企业从非自愿到主动担负社会责任的过程，以及积极活动家和消费者为合乎道德的经济运行而创造的社会压力等。
非政府倡议的兴起也反映了私人监控领域在保护工人和保证安全方面的日益乏力（Barrientos & Smith，2007；Gereffi & Mayer，2006）。全球劳动者需要一种更为人性化的产业关系并对工会提出新要求和挑战，非政府组织基于国际共识的劳动者权利，通过与劳动力代表的社会对话和集体谈判等程序，提出了一些更为合理的“国际框架协议”，它要求全球生产中的体面工作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保证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Papadakis，2008）。这成为社会升级的一种新渠道。
2.国际组织倡议。所谓国际组织倡议有两个层面的含义，第一是WTO等全球机构所规定的提高劳动力标准、优化工作程序、倡议公平道德贸易、社会责任国际化以及实施人权准则等内容，这些措施对于GPNs框架里的社会升级有一定推动作用（Ebert & Posthuma，2009）。第二是在全球范围内难以达成的共识可能在区域或者双边层面上取得成功（Gereffi & Mayer,2006; Ebert & Posthuma,2009）,比如欧盟对区域公共治理的管制和再分配比全球治理都更为有效，它明确给予那些遵循国际劳工组织核心标准和基本权利的国家实行GSP+（超惠贸易协定），但诸如NAFTA和CAFTA等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中包含的劳动力单边协议则较为局限。总体上看，在购买商趋向单边协调的背景下，相比较区域层面的努力，全球层面上的社会升级进程还是受到较大制约。我们需要确定哪些政策能利用全球化或区域化标准达到体面工作的目的，尤其是需要确定公共和私人管制措施、贸易协议等在劳动力标准提升中的作用。随着GPNs向南南和区域贸易模式演化，一系列新的问题将围绕在发展中国家政府、领袖企业以及消费者是否包容GPNs中劳动力的实践和管制框架中间展开。
（三）GPNs中社会升级的国内制度视角
1.工会力量和工人组织能力。工会力量和工人组织能力在GPNs中对社会升级的作用力量取决于以下三个条件：首先，工会力量和左翼政党之间的关系：在工会与执政党关系密切时，即使在面临着经济全球化和跨国生产的竞争压力下，工会成员也会得到相应保护（Murillo，2005）。这种模式带来的问题是，国外企业可能会避免在劳动力联盟和工会力量强大的国家定位生产，而那些当地政府与跨国资本联合压制劳动力的国家将吸引更多外资。在评估影响全球生产的国内条件时，劳动力工会的调节作用也是跨国公司设厂选址时较为看重的。
其次，工会及工人组织的谈判能力有赖于劳动力市场条件和产业结构的布局。一般来说，紧密的劳动力市场会提升工会的吸引力和集体行动能力（Rudra，2002），而松散和失业率较高的劳动力市场会降低工人的谈判能力，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就存在上述问题。除劳动力市场自身条件外，产业结构也会影响到工人的组织能力。农业和服务业从业者通常难以组织，而制造业和公共部门工人集体行动的障碍要小很多（Iversen & Wren，1998）。
最后，劳动力自身的差异也会影响到他们的组织和谈判能力。Stolper-Samuelson定理以及H-O模型认为，低技能劳动丰裕的国家会生产和出口低技能劳动密集的产品，随着开放的进行，低技能劳动将获得更高的回报。但事实并非都如此，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低技能工人并不能阻止其福利下降（Rudra，2002）和个人所得税的提高（Wibbels & Arce，2003）等。比如，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进出入门槛都较低，跨国企业可以随时将生产转移至更低成本和管制更为宽松的国家或地区，这使得政府和企业一直有保持低工资的压力。Morici & Schulz（2001）的研究也表明，那些更多依赖于纺织和服装出口的国家对工人集体活动的保护程度较弱。低技能劳动丰裕国家可能存在的另一问题是企业对劳动力质量和技能的关注会超过对劳动力成本的关注，技术劳动的短缺也会引致跨国公司选址的变化（Arnold，2006）。Gallagher（2005）分析了国外企业在中国的情况，指出一些跨国公司对降低总成本感兴趣，选择血汗工厂模式，另一些则对国内市场更感兴趣，因此也会培训和激励能带来高利润的技术劳动。
2.政府和政党治理。诸多新兴经济体或发展中国家，比如巴西、智利、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共和国等国的政府和管理部门，在重视本国产业政策和经济升级的同时，也逐渐对劳动力管制、劳动法的实施以及社会安全网络和收入转移机制等问题加以关注（Piore & Schrank，2008）。在孟加拉国，低工资和恶劣工作条件引起的社会动荡使得部分跨国公司和购买商也开始对政府施压并且收效显著，比如该国2010年服装产业工人的最低工资增长了80%。1989年前后东欧等后社会主义国家的私有化改革虽然削弱了政府管制、公有企业和出口导向型产业，但仍然保留了其劳动力保护的相关制度，比如健康和安全监管、劳动时间设定、儿童劳动法、超时管制、工资支付和合同条件、保险和养老金要求等（Smith et al.，2008）。然而，如何测度劳动力管制的效果，如何解决国家管理体制与国际规范的冲突和对接，企业层面的工人斗争又如何影响到后社会主义国家的框架和政策，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的考察。
大量文献表明，一国内部相互牵制、复杂和长期的政治利益和制度也会影响该国对经济全球化的政策偏向（Adserá & Boix，2002; Brooks，2002；Basinger & Hallerberg，2004）。虽然经济开放可能会增加发展中国家的总体利益，但国内政治利益决定了工人在全球化中的收益，是否赢得和雇主相近的收入，或者不同部门间的收益是否接近等。当我们考虑政治利益对社会升级的效应时，首要因素在于治理政党和行政长官的意识形态导向：在竞争性政治体制中，相对于右翼政权，左翼政党和政府更倾向于保护其传统利益——工人阶级选民的利益。Murillo（2005）、Mosley（2008）等研究表明，当左翼政党在职并且对未来选举不确定时，他们更倾向于劳动力制度的改革，这些改革可以赢得正式部门工人的支持，在贸易和金融开放的背景下更倾向于保护集体劳动者的权利。
三、结论和政策含义
关于劳动者权利如何受到GPNs影响的研究涉及新古典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等多领域。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微观经济、国内政治、国际行为者与工人权利之间的运行框架，评估了不同政治经济变迁，外部变量（GPNs）与结果变量（社会升级）之间的关系，主要结论如下：（1）GPNs通过贸易和生产全球化、FDI、跨国公司运营等形式主导全球经济与商业运行，这个过程会通过向底部恶性竞争或提升劳动力标准的方式对劳动者权利产生了正、负两方面的影响，同时国内外政治制度、组织机构、政党工会等发挥其调节作用，影响社会升级的效果；（2）虽然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分析理论，社会升级是经济升级的必然结果，但是基于社会升级的复杂维度，以及劳动者兼具经济主体和社会主体的双重身份所受到的各种国内外变量的影响，经济升级与社会升级之间的复杂关系需要更为深入的制度解析；（3）GPNs中社会升级的发生与程度取决于国际组织和国内制度的双重影响：这其中，一些全球性和区域性组织对于社会升级中的工作环境、道德贸易、社会责任和人权准则等提升有推动作用，而国内的政治利益也会影响工人在全球化中的收益或差距，比如左翼政党更倾向于在开放条件下和GPNs网络中保护工人的利益。一国工会力量对工人的保护程度则取决于该国的产业结构、资源禀赋、劳动者类型及出口部门等。
将作为生产要素和社会成员的工人整合到全球生产网络中研究其社会升级的问题是对劳动力从经济分析到社会分析的跨越，是全球生产网络研究的重大突破，未来的研究方向可在理论和实证方面有所创新：（1）新古典理论认为经济和社会升级内生于经济增长的进程，而制度学派则认为有诸多规范和管制调整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所有的增长都提升了社会标准，因此需要将上述理论进行有效的结合。（2）由于全球经济与国家层面之间联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案例研究也许可以更好的检验不同层面要素的调节效应，可通过长期案例追踪来评估通过不同国内政治经济体制，外部变量（经济全球化）与结果变量（劳动力权利）之间的关系。
关于研究GPNs中社会升级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政策意义和研究价值可以从以下三类GPNs中的参与群体展开：首先是国家或者政府层面，随着全球经济越来越多地融入GPNs，以往提升社会升级、管制或限制降级的公共和私人治理制度面临着严峻挑战。如果社会升级并不内生于经济增长进程，也不内生于产业升级，那么则需要国家和社会填补这一空白，提升劳动力标准和管制、增加劳动者技能和利用国内外政党以及相关利益组织等完成社会升级。其次，对于各级地区和产业集群而言，任何一个参与到GPNs中的地区都希望朝着全球价值链的高附加值环节不断攀升，从而促进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虽然强调全球产业网络、结合全球价值链分析区域经济升级问题成为新热点，但从区域层面探讨其社会升级的理论尚存在不足，这对于区域政策的制定和导向无疑至关重要。最后，从GPNs中的微观行为个体劳动力的角度分析，在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中，包含农民工、城镇低技能劳动等在内的非正规就业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他们在工伤赔偿、子女教育、政治参与、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权益保障也存在严重缺失，社会公共政策偏差使得农民工维护权益和抵御社会风险存在制度障碍。研究在开放经济和GPNs中我国大量的非正规就业、农民工群体以及低技能劳动的收入、权利提升和社会保障的问题对于我们接下来的改革、发展和稳定也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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