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献所见古汉语标点符号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标点符号论文,所见论文,文献论文,古汉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 要〕本文对见于出土文献的九种标点符号的存在形态及渐次消亡的原因作了总结性的论述，指出标点符号古已有之，且形式丰富。作者希望，通过重新认识这些标点符号，可以有利于阅读出土文献和传世典籍，并为汉语标点符号民族化提供有益的参考。
〔关键词〕出土文献 古汉语中九种标点符号（段落号、句号、读号、重文号、合书号、专名号、钩倒号、冒号、阙文号） 拾遗补阙
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古代的中国人是不使用标点符号的。标点符号的使用是近代的事。如果把句、读视作标点符号，根据文献的记载，那么，标点符号的出现可上推至汉代。（汉）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序》：“援引他经，失其句读。以无为有，甚可闵笑者，不可胜记也。”
随着地下文献的重见天日，人们似是而非的印象必然要改变。事实上，标点符号的历史可上溯至甲骨文时代。其后，古汉语中的标点符号呈现多样化的趋向。遗憾的是，除了句、读外，曾在汉以前存在过的一整套标点符号竟逐渐消亡了。
虽然现代汉语有着一个标点符号体系，然而，这个体系基本上却是移植于印欧语系的。汉语毕竟不是印欧语，倘若有一天我们意识到汉语必须有一个自己的标点符号体系时〔1〕， 认识古已有之的标点符号就显得十分必要了。此前，已有学者致力于古汉语标点符号的研究，并已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果〔2〕。笔者虽不才， 但也愿在这个研究方面做些拾遗补阙的工作。以下，本文拟就出土文献中所见的标点符号作一个全面的探讨。
（一）段落号（章号） 在殷墟甲骨文中，段落号是以横线、直线作标识的。甲骨文的所谓“段”，是指每一节记述某日占卜及其占卜后效的文字。即便是同一天占卜而占卜内容、序次不同的文字也以横直线（偶尔以曲线）分隔。例如《菁》5，以两直线分隔出三段文字； 而《藏新》475则以十横线分隔开十一段文字（骨残，否则不止此数）。 一般说来，肩胛骨上的卜辞以直线分段，肋骨上的卜辞以横线分段，龟甲上的卜辞分段则横线直线兼用。甲骨文的这种区分段落的方式仍处于幼稚阶段。虽然早在武丁时代的甲骨文就用“线”划分段落，但并非所有龟甲兽骨上均有这类标识，哪怕版面上的文字乱成一团也是如此。
春秋战国以后的手写体文字材料，段落号有多种形式：
（1）□
见于“楚帛书”、《信阳楚简》以及《武威汉简》等材料。均位于每段之末。“楚帛书”之□有以朱填之者〔5〕。
（2）
当是□之变体。见于“长沙仰天湖楚简”、“曾侯乙墓竹简”等材料。但与□在文字中所处的位置不同，一般是书于每段文字之首。
（3）━
横划，当是的草率之作，见于《包山楚简》。其位置也是在每段之首。
（4）●、○
小圆点。小圈当是圆点之简省者。见于“银雀山汉简”、“武威汉简·仪礼简”等。小圆点（小圈）标于简端每段起始处。
（5）‘、’2
当是小圆点之草率者。见于《武威医简》。也是标于每段文字之首。
春秋战国以后的手写体材料上的段落号虽形体各异，但严格说来，除第（6）类外，依然是
今天的英语作品中已罕见段落号了，代之而起的也是自然分段法。如果据刘勰的《文心雕龙·章句》：“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则“段落号”似应称为“章号”。这是标点符号民族化的做法。
（二）句号 句号，古人是这样定义的：“凡经书成文语绝处，谓之句；……”（黄公绍《韵会举要》26宥韵）那么，见于出土文献的句号有以下一些类型：
早期的句号形式为横划，与段落号相去不远，后世简省为顿点，一直延用至清末改为小圆圈。是为今日句号之所本。
（三）读（度、逗）号 读号，古人所作的定义是这样的：“……语未绝而点分之，以便诵咏，谓之读。今秘书省校书式，凡句绝则点于字之旁，读分则点于字之中间。”（黄公绍《韵会举要》26宥韵）这段文字给我们透露出几点信息：一是“句”和“读”的形式均作“点”；二是“句点”和“读点”在文字中的位置有所不同；三是延至元代，“句点”和“读点”的功能、形式以及在文字中的位置仍未有根本改变。那么，汉以前的读号又是怎样的情形呢？
（3）／
斜划，当是横划的变体〔6〕。
古汉语的读号与英语的逗号（comma，作，）在用法上基本相同；除了用于“语未绝”处外，还用于标示并列的内容。例如《包山楚简》，常用于人名与人名、地名与地名、或其它需要相互区别的名物之间〔7〕。在这一点上，读号兼有顿号的功能。
（四）重文号（重叠号） 重文号以及下面即将谈到的合书号、专名号，陈初生先生已有专文论述〔8〕。读者可参阅。
重文号是汉语中最古老而又最有生命力的标点符号之一。自殷商至隋唐，重文号的形式、功能均没有改变：作＝，表示单字或多音节词组（或句子）的重复。例如：
“诸侯之子称公＝子＝，不得玺，先君公子之子称公＝孙＝，不得祖诸侯，此自卑别于尊者也。”（《武威汉简·甲本服传》）
应读为：“诸侯之子称公子，公子不得玺，先君公子之子称公孙，公孙不得祖诸侯，此自卑别于尊者也。”
又如：
“为父何以再也，妇＝人＝不＝贰＝，斩＝也者何也。”（《武威汉简·甲本服传》）
应读为：“为父何以再也，妇人不贰；妇人不贰，斩；斩也者何也。”
使用重文号可免却书写之烦，而在书写材料紧缺的古代，则是相当经济的。这也难怪今天的人们私底下仍有使用重文号的。
（五）合书号 所谓“合书”，有两种情况：一是两个字共用偏旁、笔画，互相依存；二是两个或以上的单字书写时紧靠在一起，只占一个字的空间。
合书的现象早在甲骨文时代就出现了，例如“上甲”、“报丙”等等；甚至有三字、四字合书的。不过，甲骨文中还不见合书号。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合书现象渐见复杂，合书号便应运而生了，作＝。否则，没有一定的标识，读者便不知所云。
（六）专名号 相当于今之[——]，用于文字下面，标示出专有名词。
古汉语的专名号作＝，也用于文字下面（或偏右、偏左）。
古汉语的专名号多标示人名（如陈初生先生所引），但也有标示地名的，兹补一例：
“钩倒”的概念是郭沫若先生提出来的〔10〕。而据《说文》，是否应改称“钩逆”呢？
（八）冒号 出土文献中有作用相当于今之冒号[：]者。此处姑且也称为“冒号”。
“曾侯乙墓竹简”第13～15号简（《曾侯乙墓》【下】图版173 ～174）首句“黄”字下有一符号：■。此标识学术界迄今尚无定论。窃以为此即“冒号”。“黄”为人名，司职纪录。出土文献中多见以“黄”为名例。甲骨文有贞人“黄”；“十三年繁阳戈”有名“冶黄”者。故简文之“黄”亦当为人名。下系■表明■下的一段文字均是“黄”纪录的。
余例同此。
（九）阙文号（示亡号） 阙文号，或称为“示亡号”〔11〕，作□、，前者表明缺一字，后者表明所缺字数不详。
阙文号并未见于出土文献，但却与出土文献大有关系，故亦一并论及。
古人整理出土文献，对脱漏残缺而又不能校补的文字，均以□表示。例如今天所见到的《逸周书》，篇中便夹有许多□。
据《论语·卫灵公》：“吾犹及史之阙文也。”可见“阙文”处当有一定的标识，可能是一片空白，也可能是某种符号。否则孔夫子焉知存有“阙文”。可惜去古甚远，今天对那时的“阙文标识”已无法了解。
阙文号有时以“阙”字代替。譬如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说文解字》，文中许多地方便有“阙”字。因此，□很可能音“阙”。
英语中也有相类似的“脱字号”（caret，作“∧”）。 倘若须把“阙文号”译成英语，我看不妨就作caret。
除了上述九种标点符号外，文献中还曾使用状如小圈的“着重号”（例如《宋诗别裁集》中就有不少这类“着重号”）、状如长方框的“书名号”（例如《康熙字典》等）。不过，本文讨论的重点是出土文献中所见的古汉语标点符号，因此，传世典籍中的古汉语标点符号的问题就约略带过了。
中国人使用标点符号的历史可以上溯至商代，其后，标点符号渐趋丰富。早在一千九百多年前，人们就试图使标点符号规范化，虽然未获成功，却使古汉语走上了较为严谨的道路。这是标点符号转化为文字的结果。换言之，句首、句末语气助词的出现，导致古汉语语法日益严谨，标点符号的存在也就失去了意义。可是，部分的句首、句末语气助词显然是由标点符号转化而成的。例如：“也”，当是句号“─”的代用字。“─”的形体太象数目字的“─”了，故读为“壹”可以理解。“也”在小篆中写作
“厥”的前身。其实，收入《说文解字》中的几种标点符号都有音可读，也就揭橥了标点符号文字化的轨迹。
我们今天重新认识古汉语标点符号，目的当然不仅是为了更好地释读古人遗留下来的典籍，而且还是为了完善现代汉语的标点符号体系。说不准某些古汉语标点符号还可以在中文电脑软件的的设计上给予一定的启示。譬如，键盘上有了重文符号键（相当于REPT键），便可省却重复输入之烦。
总之，现在是让古汉语标点符号焕发光辉的时候了。
* 本文1995年9月8日收到。
原文符号为特殊符号。
A Tentative Study of the Punctuation Marks in Ancient Chinese as Seen in Excavated Classics
Tan Buyun
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a summary of the forms ofthe nine punctuation marks seen in excavated classics,examines the cause of their gradual disappearance,and arguesthat there used to be Chinese punctuation marks with variousgrammatical functions.
The
re- recognition
of
thesepunctuation marks benefits the interpretation of excavated oralreadycirculatedclassicalliteratureandthenationalization of punctuation marks in Chinese.
注释：
〔1〕请参阅刘涌泉《要有一套新的标点符号》，《文字改革》， 1985年第1期。
〔2〕例如陈海洋的《我国古代标点符号考略》，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1986年第3期； 又见《报刊资料选汇·语言文字学》1986年第11期。其余的文章续见下引。
〔3〕请参阅陈邦怀《永盂考略》，《文物》1972年第11期。
〔4 〕请参阅马骥、 咏钟《陕西发现秦两诏铜钧权》， 《文博》1992年第1期。
〔5〕请参阅饶宗颐《楚帛书新证》，载饶宗颐、 曾宪通：《楚地出土文献三种研究》，中华书局1993年8月版。
〔6〕请参阅陆锡兴《简牍的“/”号考略》，《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4期。
〔7〕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简》，文物出版社1991 年10月版，第9页。
〔8〕《谈谈合书、重文、专名符号问题》， 《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文科版）1982年第2期。
〔9〕《金文释读中一些问题的商讨》， 《中山大学学报》（社）1979年第3期。
〔10〕见《两周金文辞大系》，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14页。
〔11 〕见王启明：《示亡号□初探》， 《齐齐哈尔社联通讯》198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