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羽“妙悟”说与柏格森“直觉”论比较
周春雨
(哈尔滨师范大学 文学院，黑龙江哈尔滨 150025)
摘 要： 严羽的“妙悟”说与柏格森的“直觉”论都是各自的诗学体系的核心。二人处于不同的时代，他们却面临着相似的困境，均是需要运用“感性思维”来补充“理性思维”的不足。通过对比二人认识方法的异同，探寻二者作为认识直接材料“兴趣”与“绵延”的内蕴，可以发现严羽诗学呈现出独特的禅学思辨性和中国文化重视“和”、“气”等范畴的特点。二者诗学合大于异，更多的是在各自不同的角度论述诗的审美特性和创作中直觉的问题。最终，二人的理论共同指向了对情感与生命的观照。
关键词： 严羽；伯格森；直觉；妙悟；绵延
“直觉主义”在19世纪到20世纪中期的欧洲盛行，德国的叔本华、尼采，意大利的克罗齐和法国的柏格森都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学界内对严羽与克罗齐进行的比较研究较多，对严羽与柏格森之间的比较研究则偏少。二人的理论有很多相通与契合之处,“直觉”是柏格森哲学的基本概念，也是他文学理论的核心。严羽以禅喻诗，“妙悟”说是他的理论核心。因此厘清“妙悟”与“直觉”之异同，对我们研究二者诗学是大有裨益的。下文将从三个方面给予比较。
一、“顿悟”与“直觉”
严羽的“妙悟”理论起于诗学的认识方法，从“识”推及至“渐悟”、“顿悟”，最后达到“不修之修”的境界；柏格森认为“直觉”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方法。故不论是“妙悟”还是“直觉”都是认识的一种方式。
严羽以禅喻诗，在《沧浪诗话》之首便写到：“夫学诗者以识为主。”[1]1他在《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中又言：“仆于作诗，不敢自负。至识，则自谓有一日之长”[1]176。严羽“妙悟”诗学起点是“识”，在他看来“识”有诗学标准的含义。对于建立诗学标准的方法，严羽强调在评价诗篇时需要用“具正法眼，悟第一义”，即正法眼藏这种独具慧眼的洞见方式。何为“正法眼”？《潜溪诗话》云：“学者先以识为主，禅家所谓正法眼藏。”[2]624“正法眼”即禅宗传法时使用的一种以心传心、心心相印的教法。因此，严羽诗学中的“识”与“正法眼”均是指经过禅学淬炼后的思维方式，这种“识”即是他独特的诗学标准与诗学认识方法。
北方各少数民族性格多豪放直爽，乐府诗中也多以反映北方游牧生活为主，描绘草原的广阔与水草的丰泽。如斛律金《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语言直白，境界宏大，意境壮阔。也有表现对英雄豪侠的追求，如《李波小妹歌》：“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叠双。妇女尚如此，男子那可逢!”女中豪杰形象跃然纸上。更有直接描写战争对百姓造成的迫害，《企喻歌辞》：“男儿可怜虫，出门怀死忧。尸丧狭谷中，白骨无人收。”发自内心的悲吟，真实流露出战争带给百姓的悲惨命运。这些乐府诗语言质朴，情调坦率爽朗，风格刚健豪迈，与南朝民歌形成鲜明对比。
严羽以禅喻诗，在其诗学思想中运用了佛教“识”的思想，在佛教中区分了“认识”和“识别”。佛学认为：知识必须是“新的认识，必须揭示前未认识的对象，它是认识的一刹那，第一瞬间的明了，第一次闪现的认知；持续的认知只是识别，仅仅是第一刹那了知之后的诸刹那中的重复认识……一刹那后，随之便是理性的综合作用，它构造出对象的形式和表现。它是识别，并非认识。”[3]76在佛家这种刹那间的“认识”被称为“般若”，意为“终极智慧”，“识别”被称为“分别识”，是对知识以及现象的了解，得到的是感觉、经验和知识。只有“般若”才是知识的来源，才是“真实”的，才是妙悟的对象。严羽强调的“识”除“识别”外，还有由“般若”而来的一种不可思议的洞彻心灵的智的境界，这种智的境界同样也是一种美学感受，即是严羽所说“顿悟”。“识”是严羽诗学、禅学中的认识论的起点，了解以上“认识”和“识别”的问题，让我们得出“认识”指向的是“顿悟”，“识别”指向的是“渐悟”。
如若比较二者可以发现不同之处，柏格森的直觉反对的“理”是一种“工具理性”，反对以工具崇拜和技术主义为生存目标的价值观，不认为人类可以通过理性认识生命，反对艺术与哲学成为科学的附庸；严羽所反对的“理”是“德性之知”，不认为人们以道德修养或理性为基础能获得超经验知识，严羽反对道德伦理与本体化的“理”限制文学的发展。相同之处，二人的结论均抓住审美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二人分别称之为“直觉”或者“顿悟”。正如童庆炳先生所说：“‘妙悟’就是‘直觉’。直觉是无须知识的直接帮助的,无须经过逻辑推理而对事物的本质作直接的领悟。”[10]105
相对于严羽的“兴”，柏格森的“直觉”更加澄明。柏格森认为理智与直觉统一于生命的哲学(生命的冲动)，他认为直觉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方法，只能通过直觉来认识生命。我们要通过直觉的方法进入对象的内部，而直觉的基质就是“绵延”，把握“绵延”才能把握柏氏直觉观。
严羽诗学中，“悟”的对象具有整体性的特点，在艺术上形成了他所推崇的混沌圆融的诗风。在《沧浪诗话》中：“汉魏古诗，气象混沌，难以句摘……谢所以不及陶者，康乐之诗精工、渊明之诗质而自然耳……建安之作全在气象，不可寻枝摘叶。”[1]111可见，严羽归结出“气象”这一审美范畴，其推崇“气象混沌”的诗歌特点即是自然、难以句摘整体性强。中国人的宇宙观不拘泥于有限的实体,认为“气”是宇宙的本体。而气无处不在，气具有弥散的性质。同样文章也有“文气”，也是鲜活的。严羽所说“不可寻枝摘叶”便是指节录部分诗句，即使字句都不改变，保持“实”的部分整齐完整，但文章中“虚”的部分已经不复存在，破坏了文章的“文气”。因此不仅实处的每一句词语不可替换，而且在于虚处的行文逻辑以及情感停顿一样不可改变。虚处并不是什么都没有，而是在“无”中有气的流动。总之，严羽所说“气象”是气化的整体，暗含了中国艺术对宇宙和生命的理解。
严羽诗学的背景是为了反拨江西诗派的“以学问为诗，以议论为诗”的诗学理论，宋代对学问、知识的重视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尤其在“理学”思想渗透到艺术领域之后。宋代朱熹以“性”为核心建立起伦理学体系，宇宙是从属于伦理的，格万物而致一理，“理”是世界一切的起点和归宿，文学自然也要从属于“理”。朱熹曾说：“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朱熹并不反对文学，但将文学置于理学规范之下，诗文成为“道”的附属表达工具，这显然妨碍了作家对艺术做进一步的探索。[6]163以“学问”、“议论”为诗是使艺术沦为道德的附庸，严羽强烈批判这种失去了诗学的独立性的做法，对于“江西诗派”自称为“剜心刽子手”。
我们再结合柏格森的时代背景，当时“分析哲学”大行其道，人们落入了逻辑分析的泥潭。柏格森明确区分科学与形而上学的研究对象。他认为，科学研究的是物质世界，形而上学研究的是精神，是变化，是生命。精神世界伴随时间运动不息，只能通过“绵延”的、内在的、融合的方法去认识。同时，“理智的正常活动绝非无利害关系。总的说来,我们并不是为知识而知识,而是为了站到某一方面去,为了获利,简单地说,是为了满足一种利益。”[7]18也就是说,理智的出现是人类为了通过制造和使用工具来适应环境,谋取实际的利益是其本质目的。与之相应,他认为直觉是超功利的,能使我们进入本原的世界,感受生命的悸动。他指出:“艺术家之所以能直觉到事物的本质,是因为“他们不单纯是为了行动而去知觉;他们是为知觉而知觉,不为任何目的而知觉,只为喜欢这样做而知觉。”[8]56艺术没有任何目的，艺术感知的超功利性使它具有了传载生命本质的能力，而“生命”则正是艺术应该颂扬的主体。
关于在黄河流域实施纳污红线管理的整体构想是：以国务院《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和 《全国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划》为依据，以建立和完善流域与区域相结合的黄河水资源保护管理制度为前提，以水资源保护与水污染防治规划相衔接，做好纳污红线管理顶层设计，科学核定水域纳污能力，从严控制入河排污总量，严格水功能区达标考核，加强水质监测站网建设，构建水资源与水生态保护工程体系，深化基础规律与关键技术研究，逐步形成有黄河流域特色的水功能区纳污红线管理模式和工作格局。
在认识论上，严羽和伯格森二人都区分了“理智”与“直觉”，但是“智”的分析传统是西方哲学的根基，是自柏拉图以来一直的传统，柏格森更多的是一种“理智的直观”。中国哲学是一种体验式的哲学，如李约瑟所说的是“关联性思考”，因此在触及“理智”与“直觉”主次关系时严羽选择的是“妙悟”的认识方式。虽然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意识到了生命的重要性，认识到了概念、逻辑的不足，但是仍然要依靠“智”去建立逻辑分析。而这种建立的过程则是严羽反对的“涉理数”，即通过理性的科学逻辑来表现，而不是通过感性的艺术逻辑。
二、“兴趣”与“绵延”
医院库存物资主要包括药品、卫生材料、低值易耗品等，占据医院一半以上的成本费用，库存物资管理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医院的效益。当前医院在库存物资的采购和入库程序上相对比较完善，但是在物资的使用或领用环节的控制相对比较薄弱，很多都处于空白的状态，需要借助信息化手段加以控制。
近代学者梁漱溟早期十分笃信佛学，同时又十分推崇柏格森。原因就在于柏格森的“绵延”理论与佛学“不息转变”最契合：“柏氏举一切归纳之于不息转变，以为唯此是真。”[10]105那么，与严羽“兴趣”说最蚌合的也非柏格森的“绵延”理论莫属。谈完诗学认识的方法，便需对比二人认识的直接对象。
“兴趣”的直指性，除去诗学上的传统，禅学的时空观也是重要的理论来源。依据佛家“诸法因缘生”的基本教义，世界是建立在空间上无数相互依存的条件及时间上相序不断的因果之上。所以禅宗认为世界是“空”的，一切都是“即色”的表象，人们认识世界要由外而转向内，需要用内心发挥主观的力量。当修行或者审美的人观照这个世界时，在经过长时间思考后经由外物形象直接触发的瞬间，这个人就进入了“禅定”或者说“审美的境界”。此刻，即使身处咫尺之间，心灵却是无限自由的。时间不再是线性的流动，时间被消解了，刹那的时间中蕴含着无限的时间。“这一刹那是绝对的现在，是时间与无时，有意识与无意识的交叉点[11]169。”可见，在“直指”的问题上禅学运用的是“心”统摄下的时空观，虽然“刹那”是极短时间点，但是进入后的境界却是无限的。
可见，唐人“意兴”是刻意为之，只有汉朝古诗“触物兴怀，情来神会”才是自然天成，因为这样的诗歌来自感兴，是偶然得之，可见汉诗无迹可寻，自然天成的秘诀便是“兴”。以严羽推崇的汉乐府民歌《孔雀东南飞》为例：“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由孔雀南飞，引发作者的忧伤之感，随后自然地接续到凄婉的爱情故事。我们可以发现“起兴”有两个要素，第一，事物直接触发情感，不经过逻辑思考；第二，偶然的遇见某一事物，时间过程相对短暂。合之，便是外物直接触发的直觉体验，以心观物，着眼点在“心”与“物”的关系。事物能让人产生联想，必然是有相同之处。“起兴”手法与“比喻”不同，相比较的两个事物在内在逻辑和外在形象上大多没有相似之处，而它们之间的联系在于内在的特征，即二者都展现出内在的生命力或契合了审美者的某种内心情感。
在严羽“妙悟”说中，悟的直接素材是什么？结合《沧浪诗话》全文，“诗有别趣，非关理也”，“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严羽把“兴趣”当作重点。“兴趣”是《诗经》比兴传统的演化与发展，在严羽的诗学中悟的对象便是“兴趣”，即一瞬间的审美直觉。在《沧浪诗话》中严羽言：“诗有词、理、意兴。南朝人尚词而病于理；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汉魏之诗，词、理、意兴，无迹可求。”[1]105
在柏格森的诗学中与“渐悟”、“顿悟”对应的便是“理智”与“直觉”。“余之哲学即以哲学为根本方法，故有哲学直觉之名。哲学的直觉者，直接知识也。同情也。深入物体之内部也……此超智的直觉[4]65。”首先，柏格森对二者作了区分，认为“直觉”在体验事物本质的层面上超过“理智”。其次，对待“理智”与“直觉”的关系问题上，他虽然认为直觉在体察生命这个层面上超过了智力，但是没有智力，直觉就会流于本能。正如张东荪在《创化论》译言中对于伯格森对智慧与直觉关系问题的评价：“读斯书者慎误以为伯氏绝弃智慧。伯氏只谓当使智慧、直觉融一而已[4]65”。显然，“直觉”与“智慧”不是完全对立，因此伯格森提出了“智慧其核直觉其边缘”的看法，直觉处于中间，直至本质，而理智环绕四周。在伯格森《创化论》的英文版中用词为“around”，依据“环绕”的原意可见二者是有沟通渠道的。
“绵延”英文写作“duration”，用来区别空间化时间的真实时间(real-time)，柏格森在《时间与自由意志》中这样说：“如果时间(按照思索意识把它表现出来的样子讲)因为一方面，如果我们的意识状态在这媒介里构成一个无连续性的系列使之可被计算，在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关于数的概念终于把一切可直接被计算的东西散布在空间……倘若我们把时间解释为一种媒介并在其中区别东西和计算东西，则时间不是旁的只是空间而已。”[12]61在这里他认为人意识中分割开的只是空间，而纯绵延则是另一种状态,“当我们不肯把现有状态跟以往状态隔开的时候，我们意识状态的陆续出现就具有纯绵延的形式[16]66。”他把“绵延”看作是“意识”的直接材料。我们认识描述物体就是依据它在一定时间一定空间上的形象，在某一静止的固定的时空是我们认识的基础。根据他的论证，人的意识很难用语言描述出时间，故通常转用空间来替代。“出现在空间中的时间是虚假的，只是真实时间在我们意识中的一种想象，使我们可以分割时间，以便我们去计算时间。绵延才是真正的时间，绵延只属于有意识的心灵。”[16]66这一现象是具有普适性的，钱钟书在《管锥编》中写道，“时间体验，难落言论，故著语每假空间以示之，强将无广袤者说成有幅度，若往日、来年、前朝、后夕、远世、近世之类，莫非以空间概念用于时间关系，各国语文皆然[13]174。”这种绵延理论，在诗学上也有其作用，绵延(真正时间)的过程不可描述，所以借用语言的象征功能在空间上显现。时间隐匿在言语的外表之下，同时将自我意识的体验也一并传达。这种思维方式消除时间、空间的限制，因为我们语言表达的只是象征形象的空间而不是本质的“绵延”，这种理论成为在不同空间场景中转变的浪漫主义作品以及现代派艺术的非线性时间叙述的依据。
综上所述，严羽“妙悟说”的焦点在“兴趣”，柏氏“直觉理论”的焦点在“绵延”，二人在阐发上不同，探究的问题却是相同的。人们的感性认识是通过形象来认识世界，我们能认识的只是在一定时间空间内的形象。禅学的时空观是破除空间，直指时间，“兴趣”亦是指由瞬间进入的无限的时间中的状态，即在破除了时空的限制境界中认识审美对象。严羽的“兴趣”还有诗学中“物我感兴”的含义，便是审美主体对事物的认识不再流于表面，而是深入事物本质注重于自身心灵的契合。对比来看，伯格森所说“绵延”就是持续流动的真实时间，不涉及空间。而人们认识的世界只是空间化的世界，伯格森认为只有心灵才真正把握“绵延”，只有通过意识基质的“绵延”才能认识到“生命”的本质。由此可见,二者都将焦点聚集在时间与空间上，同时也将认识的对象共同引向了心灵。柏格森的贡献在于指出了时间的空间化的现象，证明“直觉”只属于心灵。而相对应的严羽的“兴趣说”抓住了艺术的根本任务，即通过繁复的物象去认识心灵。
婚礼主持亦是一个目前的热门专业。山东滨州的金牌婚礼司仪张森经历600余场婚礼的历练，拥有丰富的现场经验，逐渐的将主持这一行当淋漓尽致的发挥和把握，由婚礼主持而逐渐成为了企业盛典主持的新宠，他就主持了2012法国尚仕集团公益时尚盛会。想必日后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实力会走上更高的领域也未可知。所以我们地方高校播音主持专业的毕业生完全可以放低姿态，尽早选择合适的单位就业。
二人从不同角度得出了艺术认识的对象是不受时空限制的心灵化形象的相同结论。这种心灵的“妙悟”或者“直觉”能直接进入对象内部，不用凭借理性的思考而能够对诗歌形象内涵的情趣韵味作直接的领会与把握，从而达到最佳的审美境界。
三、“整体性”与“暗示性”
二者诗学是否具有相同的性质？首先我们来对比严羽的“气象混融”与柏格森的“直觉不可分割”这两个概念来探寻二者是否都具有整体性。
尤其1983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全面实施，极大地提高了农民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农业的发展带动了农药消费，从而极大促进了农药发展，由1978年的10多万吨达到1983年的33万吨。进入上世纪90年代，我国农药使用量和年产量继续保持增长，1995年年产量34.9万吨，1997年达到39.45万吨，1999年又达到42.6万吨。
对于认识的归宿，二人都指向了无功利的审美。无论是“渐悟”和“顿悟”都没有解决根本问题，所以到了禅宗末期的临济宗义玄禅师便有“佛法无用功处，只是平常无事”[5]95。这一份“平常心”是大悟之后的境界，不是没有目的，而是超越了目的，悟被瓦解了。“悟”最后的本色是“平常”，诗的最后归旨是自然的生活，只有不出于任何功利目的，才是“不修之修”。在严羽《沧浪诗话》中：“然悟有深浅，有分限，有透彻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汉魏尚矣，不假悟也。”[1]12“第一义”与“透彻之悟”是诗人最终要达到的目的，达成的方法却是无目的“不假悟”也。
我们再看柏格森的直觉论是否具有整体性的特点。伯格森认为直觉是认识生命的方法，认识的基质是“绵延”。如果“绵延”与“生命”是不可分割的，那么“直觉”便不可分割。从时空的角度上看，“绵延”是持续的，是心理的，是不占据空间的。“如果我们要真执着时间空间可以无限分割，那么一秒钟不但永远过不完，而且就不能过。”[14]13可见，专注于分割时空不论在理论上还是技术上都是不可能的。从生命的角度上看，柏格森认为：“知识是可以切割，但人的现实是完整的，整体被切分成片段即便付出任何努力再无可能连接成具体生命。”生命的整体性不证自明。以上“直觉”具有整体性，同样是来源于伯格森对时间和生命的看法。
选用台面直径为300 μm的两柱全景DAC进行径向衍射实验.预压Be封垫到约25 μm厚度，在压痕的正中间打大小为60 μm的样品孔.样品被压片，再被填入到样品孔中.在样品表面的中间位置装入直径为10 μm的红宝石作为压标[11].选择红宝石，是因为其没有衍射峰，从而可以避免衍射峰重叠.为了增大剪切力，径向衍射实验不加传压介质.实验中DAC转过28°以减小Be封垫的衍射峰影响[12].
严格来说，品评二人是否把握审美客体的整体性，还在于二者能否做到主客体之合。因为在主客二分法下，主体和客体是对立的，是有明确分野的，这样的分野既做不到圆润，也触及不到内在。正如海德格尔认为“人与他者共在”，“此在世界之中存在”，也是赞同人要与世界融合，但他所提出的仅仅是“概念的人”，“他者”、“此在”等代词，并非是指生命意义上的统一，只是强调个体与整体的普遍联系。在这种主观与客观对立的态度下，作品不能达到最高的艺术境界。反观，在柏格森看来认识生命的媒介是“绵延”，直觉认识的本体是生命，生命是鲜活的不可能被分割，柏格森的整体观才是真正观照生命自身。
二者整体观相比较，还是同中有异，差异主要有两点：其一，柏格森认为“绵延”是持续运动的，因此不可分割，归结为“动静”问题；严羽是用无限的“虚”去包容有限的“实”，统一于“虚实”问题。其二，在于严羽气象论具有中国独有的“和”与“气化”的思想。于民先生曾说：“西方在早期只注重分，近代以来也有合，也有和谐系统之论。单言整体、重合、重协同固然在中西相比中道出中国之所重，却不曾画龙点睛，只有言重和谐而及气化，才不只有别于西方思维之重分，且突出中国之重合(和)不同于西方之和谐的特色。”[15]144严羽的“气象”论是中国人与天地共生、气构成天地万物观念在艺术上的体现。“气”是宇宙的生命所在，严羽的气象之合是天人合一、物我两忘，中国审美中的“气”是与人的体验相关的，是和人的一呼一吸血肉相连。气是由实入虚，氤氲不绝的。严羽的“气象混沌”说法是气的融合是有生命的，并非西方“整体”的概念如板块般的拼接。
二人的理论是否有神秘性，是否有将理论引入不可知论和非理性？很明显，严羽将佛家的“第一义”作为根本的追求。第一义，真谛。第二义，俗谛。如何是第一义？吾向尔道，已是第二义，“第一义”不可表达。在这一问题上，严羽的“以禅喻诗”就与佛教禅学看法发生了分歧。严羽云：“诗者吟咏性情者也。”严羽表达的仍是诗情而不是佛理。明代胡应麟在《诗薮》中解说：“严氏以禅喻诗，旨哉。禅则一悟之后，万法皆空，棒喝怒呵，无非至理。诗则一悟之后，万象冥会，呻吟咳唾，动触天真，然禅必深造而后能悟;诗虽悟后仍须深造。”[16]24悟后诗仍要深造，那么如何能传达这种不可言说？正如钱钟书言：“沧浪诗话别开生面，等犀角之独觉，在学诗时功夫之外，另拈出诗后之境界，妙悟之外，尚有神韵。”[2]628文章与禅语不同，文学是一个读者与作者双向参与的活动。读者能“以意逆志”，也就是说读者要以自己的“思想”去揣测作者的“想法”。这实际是双方抛弃言语，通过思想心灵对话的过程。当作者文本中含混的未定点被读者确定后，便是可言的、明证的。这是一种抛弃了言语与概念的“表达”与“接受”双向的接受过程，作者和读者能够不通过文字相互理解的只有情感和志趣。因此，这种“言有尽而意无穷”之“意”是诗中所吟咏的“性情”。即使有“如空中音，相中色，水中月”的神秘的文学现象，只要读者与作者情感共通，文意还是可以被感知的。
在柏格森看来,直觉不是艺术本身，但直觉是一种感性思维方式，感性思维也是艺术的认识方式。“美感只能通过暗示引起，而不是因果关系产生，衡量艺术作品，依据的是情感自身是否丰富，艺术家把我们带到情感的领域。”[14](p12)这种暗示实际就是把艺术当作心灵或情感的产物。一些人批评柏格森具有反理性的倾向，但正如约瑟夫祁亚理所说：“所谓他(柏格森)的反理性主义不过是他拒绝接受把一个活生生的人或任何生动的经验的现实理解归结为各种概念和概念知识而已。”[17]15
近几年因为发展速度的不断加快，对于各种矿物资源的需求量也随之增加，这就导致出现了众多中小型矿山开采企业。这些企业的经济实力较弱，技术和设备落后，往往采用的是传统的技术和设备，导致各种安全事故发生。矿山开采企业重视PLC控制技术，可提高矿山开采电气设备的稳定性和安全性，降低开采成本，提高开采效率。
以上，二者的理论均具有“暗示性”，二人也并未把自己的理论引入不可知论和非理性主义。正相反的是，严羽所说“真谛”和“性情”或者柏氏的“情感”、“生命”都是无限的存在，故肯定了认识的无限性，可以催发人不断地认识，不断地创作。
言而总之，严羽与柏格森二人的理论在诗的认识方法、诗学时空观、诗的性质三方面上都是相互印证的。二者诗学孰优孰劣无可品评，但二人在中外不同的时代背景下都将审美共同指向了直觉，都区分了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认为艺术与社会伦理或自然科学不同。然而如今在历经语言学转向后，诗学研究是否沦为语言批判的附庸？美学研究与其他学科融合进行泛美学的文化研究，是否做到了顿悟与渐悟兼有，能否认识到美的本质？存在主义诗学带有“诗意栖居”的人文关怀，但是它的理论充满“向死而生”的悲情，是否是真正的生命诗学？在严羽、伯格森二人的比较研究中我们得到这样的启示，即不论未来诗学研究走向何方，诗学应具有直觉的、非科学的、超功利性的性质，都应是关注心灵，关注生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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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 Study Between Yan Yu ’s Perspicacity Theory and Bergson ’s Intuition Theory
ZHOU Chun-yu
(College of Literature,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 Harbin 150025, China)
Abstract :Yan Yu’s Perspicacity Theory and Bergson’s Intuition Theory is the core of their respective poetry systems. Although they are in different eras, they face the similar dilemmas which both need to use “intuition” to supplement “rationality”. By comparing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methods of understanding, and exploring the intrinsic content of the two materials as “interest” and “longevity”, it can be found that Yan Yu’s poetics presents a unique speculation of Chan and the importance to “harmony” and “qi” that Chinese culture attaches. The poetics similarity of the two is greater than the difference, which is more to discuss the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of poetry and the intuition in creation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In the end, both theories of the two point to the concern of emotion and life.
Key words : Yan Yu; Bergson; intuition; perspicacity; longevity
中图分类号： B8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471( 2019) 04-0060-05
DOI: 10.3969/ J.ISSN.1674-1471.2019.04.010
收稿日期： 2019-03-15
作者简介： 周春雨(1994-)，男，黑龙江省大庆人，哈尔滨师范大学文艺学专业2014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美学、中国文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