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宗教视野下的口头说唱——以甘肃武威“凉州贤孝”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甘肃论文,为例论文,说唱论文,口头论文,视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227(2011)01-0138-06
中国儒家、佛家和道家三大主流文化在古凉州的传播源远流长，对凉州人的生活习俗、社会心理、文化特征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古凉州是中原和西域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佛教从西域东传，首先在凉州弘法、传播，然后再传入中原。北凉时期，“河西地区的佛教传播出现了空前绝后的高潮，姑臧城成了全国翻译佛经的中心。”[1]故多识先生认为凉州是“佛教文化圣地”[2]，是“佛教的第二故乡”[3]。凉州现存佛教寺庙建筑众多，其中尤以天梯山石窟、罗什寺塔和大白塔最为著名。天梯山石窟史称“凉州石窟”，始凿于北凉时期。著名天竺高僧鸠摩罗什（344-413年）曾经在姑臧（今武威凉州）生活了17年。1247年，蒙古王子阔端与西藏萨迦派领袖萨班在姑臧会晤，就西藏归顺蒙古问题达成协议，大白塔就是西藏归入中国版图的历史见证。2001年，天梯山石窟和白塔寺遗址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据史料记载，武威城西的莲花山汉唐以来始建佛教寺庙，明清始建道观，“至清末，莲花山上共有寺院、道观72处。”[4]莲花山自古是佛、道二教的胜地，体现着佛道二教的融合。今天，虽然保存下来的道观极少，但是凉州道教文化却很兴盛。道士（当地人称“道爷”）大多不是出家在道观修行，而是亦耕亦道。为死者发丧、谢土和敬神等仪式，基本上是由道士主持进行的。
然而，凉州文化的主流不是佛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而是儒家文化，其物化的象征是199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武威文庙。武威文庙又称圣庙、孔庙，始建于明正统二年(1437)，正统四年(1439)竣工，号称“陇右学宫之冠”，本为培养“将校子弟”的学舍。据明正统四年的《凉州卫儒学记》记载，曾建明伦堂，其左有存诚斋，其右有敬德斋。经过历代多次重修扩建，现在的武威文庙由儒学院、孔庙、文昌宫三组建筑构成。武威文庙洋溢着浓郁的儒家文化气息，是儒家道德思想在武威大力弘扬的象征。
“纵观人类发展的历史，几乎所有的文化形态都与宗教有着密切的联系。”[5]当然，佛家和道家文化在凉州主要是以宗教的形式传播，体现为佛教和道教。儒佛道三家文化在凉州长期共融，对凉州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在凉州民间口头说唱艺术“凉州贤孝”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形成了以孝为核心的儒佛道的融合。这里值得说明的是，我国古代的儒佛道三家文化，史籍中有“三教”之称，佛、道是宗教，学术界并无异议，儒家是否也是宗教，学者们看法颇不统一。从三大文化的融合来看，本文采用传统的说法称之为“三教”，一方面便于论述，另一方面也可以反映儒释道文化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关系。
一、宣扬孝道是三教融合的道德基础
“凉州贤孝”在宣扬儒家孝道文化的同时，充满了地狱轮回、因果报应、神仙鬼魂等浓郁的佛、道文化色彩。孝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人类的文化不管有多大差异，都不能远离人伦道德，“凉州贤孝”之所以对三教文化兼收并蓄，其原因之一就是三教都宣扬孝道，三教融合有共同的道德基础。以小农自然经济和宗法制度社会政治结构为基础的中国文化是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文化价值系统，它以家族为本位，“使得家族伦理关系的调节成为社会生活的基本课题，家族伦理成为个体安身立命的重要基础。”[6]家庭作为农业自然经济和血缘宗族关系的细胞在中国经济社会中始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孝不仅强化了家庭关系的稳定，而且对中国社会的稳定亦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它是中华民族团结的基石。“凉州贤孝”主题鲜明地宣扬以孝为中心的家庭伦理道德，倡导媳贤子孝、父慈母爱、兄友弟恭、姊妹互敬和妯娌和睦，致力于构建和谐的家庭关系，这对今天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仁与“人”、“道”是一致的，“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仁”的核心是爱人，“仁者，爱人。”其根本是孝悌，“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论语·学而》）孝是道德的根本，教化的开始，“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经》）孝是天经地义的，具有经天纬地的巨大社会功能，“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孝经》）儒家所推崇的贤君舜，“年二十以孝闻”，因孝而代尧摄行政事，孝父母弥谨，后受尧禅让而为帝。汉代统治者更是标榜“以孝治天下”，皇帝的谥号也冠以“孝”字，如孝文、孝景、孝武等。此后历代颂扬孝道不已，至元代，郭居敬辑录古代二十四个孝子的故事，编成《二十四孝》，成为宣传孝道的通俗读物。“凉州贤孝”旗帜鲜明地“表古人”，宣扬“二十四孝”，每唱完一个孝道故事，演唱者总要交代清楚是二十四孝中的哪一孝。“这是扒肝孝母的书一传，二十四孝的哪一孝？二十四孝的第四孝。”（“凉州贤孝”《扒肝孝母》）
因果报应是佛教的基本内容之一。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百善孝为先”，佛教文化也宣扬孝道。佛典中有佛陀让饭于比丘父母的故事，佛陀强调父母恩难报。《地藏王菩萨本愿经》是一部佛家的孝经。《佛说孟兰盆经》也是广为流传的孝经，讲佛陀的大弟子目犍连救度母亲的故事。《佛说郯子经》讲一位名叫“一切妙行”的菩萨，转生为迦夷国一对双目失明的夫妇之子，并照顾入山修行的盲父母的故事。《二十四孝》中的“郯子鹿乳奉母”与《佛说郯子经》的故事极其相似。可见，儒佛对孝的共同推崇。相比而言，《佛说孝子经》则集中阐释了佛家的孝道观。
亲之生子，怀之十月，身为重病。临生之日，母危父怖，其情难言。既生之后，推燥卧湿。精诚之至，血化为乳。摩拭澡浴，衣食教诏，礼赂师友，奉贡君子。子颜和悦，亲也欣豫。子设惨戚，亲心焦枯。出门爱念，入则存之。心怀惕惕，惧其不善。亲恩若此，何以报之。[7]
父母之恩如此之大，孩子应该以自己的一生奉养父母，以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
子之养亲，甘露百味以恣其口，天乐众音以娱其耳，名衣上服光耀其身，两肩荷负周流四海，迄子年命以赛养恩。[8]
“凉州贤孝”中“怀胎十月”就深受《佛说孝子经》的影响，极力渲染十月怀胎的艰辛、一朝分娩的痛苦、抚养成人的不易，借此教化子女，孝敬父母是其天经地义的事。
娘怀儿一个月，一根血丝，娘怀儿到二个月上，露水儿成珠……人生一个人疼坏人，妈妈肚子里疼着（得）了不成，疼着（得）一窝窝儿难受得很。我一阵阵松来一阵阵急，疼着（得）急了满炕滚……麻绳儿把妈妈的嘴唇儿上捋成个血淋淋啊，锥夹子把妈妈垫得血如浓，你看抓养（抚养）个儿女去，她就多六刑（受尽磨难，可怜）啊……（《丁郎刻母》）
积德行善也是道教的基本内容之一。中国本土的道教是在神仙方术、巫术文化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道教与神仙方术的不同在于道教吸收了积德行善的道德内容，“神仙道教就是神仙方术和道德观念结合的产物。”[9]道教的终极目的是得道成仙，以超越生死，获得对时空的自由。道教采用服用丹药和通过一系列道功道术等内功修养方法来达到成仙的目的，尽管如此，积善行德作为成仙的手段之一却越来越受到重视。著名道士葛洪说：“积善事未满，虽服仙药，也无益也。若不服仙药，并行好事，虽未便得仙，也可无猝死之祸矣。”（《抱朴子·对俗》）
道教作为中国本土成长起来的宗教，它不能不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北魏新天师道的代表人物寇谦之在《老君音诵戒经》中，借太上老君之口，针对当世之道德堕落说：“我今以世人作恶者多，父不慈，子不孝，臣不忠，运数应然，当疫毒临之，恶人死尽。”其中所体现的伦理观与儒家忠孝等观念在内涵上并无二致。著名仙道人物吕洞宾常常告诫道士：“孝悌忠信为四大支柱，不坚其柱而用心椽瓦，何能成得大厦？”（《云巢语录》）《太平经》也说：“大慈孝顺”，“孝悌始学化善”。晋代丹鼎道派的代表人物葛洪也说：“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抱朴子·对俗》）宋代《文昌孝经》是一部具有道教特色的弘扬孝道的典籍，“百先之行，根从心起”，“始知百行，惟孝为源”，“孝治一身，一身斯立；孝治一家，一家斯顺；孝治一国，一国斯仁；孝治天下，天下斯升；孝事天地，天地斯成。”《文昌孝经》把孝向一切人际关系与道德生活领域泛化的思想与儒家的思想融为一体。“对生母要孝，对庶母也要孝；对兄弟姐妹要爱，对庶兄弟姐妹也要爱。对连枝妯娌要和。孝敬父母，同样要敬叔伯、祖曾，和姻娅、睦乡党、忠君上、信师友、爱民众、敬天地、敬神祇、敬圣贤。”[10]
二、“孝德”信仰：三教互补的核心要素
“凉州贤孝”重在表现家庭这一生存空间，而家庭最容易产生摩擦与冲突，特别是在养老问题上更为突出。即使在今天，无子的痛苦、有子而得不到赡养的孤独、对死亡的莫名的恐惧等造成老年人心理上的困惑，这种心理压力超过人们的承受力就会导致心理失衡，失去生活的信心，产生绝望情绪。一般来说，人们总是要通过思索人生的意义或是借助超时空的力量来进行自我调整，找寻活下去的理由，于是道德信仰和宗教信仰就成了生活的精神支柱。“信仰实质上是以某种终极性的价值指向作为精神支柱，人接受信仰意味着获得了终极关怀，有了精神归宿，精神家园。”[11]作为人们借以生存的信仰，三教互相补充，得以融合。“凉州贤孝”所反映的清明扫墓、拜佛求子、超度亡灵、神仙降福、祖先保佑思想无不与养儿防老、孝敬父母和养老送终相联系，这是借助宗教形式寻求精神上的寄托和慰藉、寻求道德修养上的支持和帮助。
不说两家家豪大富有钱人，再说三月清明四月半，穷家富户拜祖先。熊员外在大街以内去散心，大街市上的人势众……爷爷手揸（牵）的小孙孙，舅舅手揸（牵）的亲外甥。一伙一阵出北门，在先人的坟茔上新坟。哎呀，兆庆大人一看软了心，愁眉不展地回家中。你看家（人家）穷汉人一伙一阵领上，家（人家）有儿不算穷。虽然我家大富豪有钱的人，无儿不算个有。我挣下的斗大的金银不会给我玩耍，鸽子大的元宝不会给我说话，愁眉不展地拉上马这就回家中。（《白马卷》）
“凉州贤孝”《白马卷》中熊员外和杜员外都是“家大富豪”有钱人，但两家都没有子嗣。熊员外清明节去散心，看到家家户户领着小孩上新坟，人生无子的失落一下袭上心头，尽管家财万贯，没有子女活着又有何意义：老了无人奉养，死后无人扫墓，只落得个孤魂野鬼。后来两家人到百子庙上香求子，感动神灵，赐给熊家一个金童，杜家一个玉女。有了儿女，生活就有了希望，两家从此无忧无虑，高高兴兴抚养孩子长大成人。
人的一生既求生存，又求生存的意义，而后者提供了生存的动力和勇气。生存的意义既可以从现实世界中寻求，如爱、道德；也可以从现实世界之外去寻求，如宗教信仰。有限和无限是物质世界中存在的客观矛盾，是物质的运动在时间和空间上表现出来的辩证联系。现实世界在时间上具有有限性，如人的生死、饥寒、温饱、疾病、恐惧、绝望等，这就表现出人生的不完美，而且这些缺憾在现实世界中无法根除。于是人们想要超越有限，追求无限，追求灵魂不朽和长生不老。道德信仰是现实的，缺乏超越性；而宗教信仰是理想的，具有超越性，表现为一种“终极关怀”，反映了信仰者心灵深处追求人生意义的活动。鲁迅对宗教坚定人的信仰上的积极作用也是肯定的：“宗教根源，在乎信仰”[12]，“人心必有所冯依，非信无以立，宗教之作，不可已矣。”[13]道德信仰和宗教信仰相辅相成。“宗教以自己的信仰为道德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宗教自身又蕴含着丰富的道德资源。宗教对道德的承担和作为，是它为社会所需的一大原因。道德构建的是人们的行为规范，告诉人们做什么，怎样做才有意义和价值；信仰则昭示意义和价值的最终依据何在。没有信仰支撑的道德是跛足的、软骨的。”[14]就生死问题而言，“如果说儒家偏重于人在社会生活中自我价值的实现，使人潜隐在心灵深处的欲望通过社会道德实践得以升华和转化；那么佛教则是通过否定现实生活价值的方法，把人们的精神引向虚幻的彼岸世界，从而排遣生存的苦闷和对死亡的恐惧；而道教则弘扬人类的生存意志，迎合人们追求生命永恒的心理。”[15]作为人们生存的精神支柱是全方位、多层次的，三教各有其不可替代性，同为人生的信仰，这也是三教融合的一个重要原因。
历史上道教的兴起和佛教的兴盛，说明了三教以信仰为基础普遍地被民众接受而融合。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奠定了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汉末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腐败，社会矛盾尖锐，局势混乱动荡，给下层劳动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人民不再寄希望于腐朽的刘氏王朝，此时儒家思想已经不能维系正常的社会精神生活秩序，道德信仰发生了危机。为了生存，为了在乱世中得到保全，人们便寻求新的社会归属，寻求新的精神支柱，于是道教在这种背景下兴起，佛教为民众接受而兴盛。
三、孝道教化是三教殊途同归的主要动力
“凉州贤孝”的孝道教化不是抽象的说教，而是借助生动曲折、感人至深的孝道故事感化人，同时利用佛、道的地狱轮回、因果报应、得道成仙来强化孝感天地的思想，以达到孝道教化的目的，在孝道教化上三教殊途同归。《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16]儒释道都宣扬孝道，从社会伦理价值看，三教都是道德论者。所以说，三教虽异，但在社会追求目标上却是一致的。
在孝道教化上儒家是理智的，认为忠孝仁义是人的本分，是天经地义的、理所当然的，所以，忠孝有何好处儒家是不谈论的，而宗教却十分重视人的宗教信仰和宗教热情。追求物质利益是人的一种普遍心理，佛家总是以行善的种种好处诱导人行善，人们为了得到行善的种种好处，便欢喜地行持善业，行善的过程同时也是实现了道德人格的过程。现代心理学表明，当人做了“不善业”的时候，内心深处是不安的，俗语“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敲门”，讲的正是这样一种心理。佛教利用这一心理，以地狱轮回、天打雷劈等震慑人心，达到止恶扬善的目的。人皆有求生畏死、避苦求乐的心理，这是人们潜意识里普遍存在的心理现象，道教利用这种心理诱导人们不断唤起善意，产生善行，达到道家的神仙境界。所以儒家的直接的道德说教往往达不到预期的效果，而宗教的隐喻方式却能达到道德教化的目的。
儒家与佛、道教化的不同效果还可以通过“郯子鹿乳奉母”的故事进行考察。《二十四孝·鹿乳奉亲》：“周郯子，性至孝。父母年老，俱患双目，思食鹿乳。郯子乃衣鹿皮，往深山鹿群之中，取鹿乳供亲。猎者见而欲射之。郯子具以情告，乃免。”《佛说郯子经》记载：“在过去世，有菩萨名‘一切妙行’，见迦夷国中一对双目失明的夫妇，心愿入山修行，菩萨悯念二老入山修行无人照顾，便发愿转生为盲夫妻之子，名郯子。郯子成年，勤修十善，事亲至孝……一日，郯子去水边为父母取水，见水边有诸多动物，为了不惊扰水边的动物，郯子披上鹿皮，扮成鹿的样子……此时，迦夷国国王正率众狩猎至此，见一头鹿，便搭箭张弓，一箭射出，正中目标……那是一支有毒的箭，中者必死……郯子临终，想到父母无人照顾，大声呼喊：‘是谁箭杀三道人？’……郯子父母得知郯子身中毒箭，悲痛万分，以舌舔其箭伤，以救其命。亲子情深，感动帝释，降神药使郯子复活，父母以口吸箭毒，箭毒正克郯子父母眼疾，使其重见光明。”[17]相比之下，儒家《二十四孝》“郯子鹿乳奉母”的故事就没有佛经故事那么感人。“凉州贤孝”宣扬《二十四孝》故事，深受《佛说郯子经》的影响，增加了孝感天地的内容，故事曲折生动，形象感人至深。宗教以神奇教化人，艺术用其形象感染人，贤孝二者兼具。
“凉州贤孝”在孝道教化上儒释道兼收，以“表古人”的方式宣扬孝道，“古人”有贤孝者，也有不孝的“忤逆种”（当地人称“忤义种”）。凡是有孝行之人，都善有善报：读书者金榜题名，光宗耀祖；贫穷者从地下挖得金银财宝；善良者修道成仙。《小姑贤》中媳妇马金花是贤良小姐，而婆婆对她百般挑剔，还教唆儿子王小林休了马金花。王小林孝敬母亲，决意休了妻子。贤惠的小姑王桂花替嫂嫂申明冤屈，王小林悔悟。王小林继续在南学苦读《五经》，加上妻子、妹妹的阴功庇护，小林状元及第，全家人受到皇帝封赏。《任仓埋母》中任仓的妻子徐长今心地贤惠，救出被丈夫活埋的婆婆，孝感天地，槐树底下挖出了金银财宝。“槐树底下刨成个通窟窿，光见里头亮晶晶。扒出了三缸金两缸银，三十六块金火盆，金人金骆驼一苍明，两个银人把库门。”《郭巨埋儿》写郭巨因为天遭粮荒，为了让母亲多吃一口饭而决心埋儿，孝心感天动地，挖坑时得到金银珠宝。《丁郎刻母》中小丁郎孝敬母亲，最终修道成仙。那些“忤逆种”，道德败坏，虐待父母，有的竟达到毫无人性的地步。因为道德意识不具备强制性，对于这些人，道德意识无法保证其对道德规范的认可，而且道德问题法律也不能有效地进行惩治。这种情况与孝道的宣扬相悖，于是“凉州贤孝”利用宗教的地狱轮回、恶有恶报来进行惩罚：有的堕入地狱，有的遭天打雷劈，甚至祸及亲人，使其遭瘟而死。《游地狱》以丰富的想象，夸张地描绘了地狱中的种种酷刑，到处充满着血腥味，使人感到阴森恐怖、毛骨悚然，那些不孝顺父母者在这里得到相应的折磨、惩治。用这种恐怖的方式可以使受众怵然心惊，回心向善。《丁郎刻母》中媳妇王素珍虐待婆婆，被丁郎休出门，回到娘家又使娘家遭了瘟，最后又被赶出娘家门，被雷击死在大街上。“大街上走的人又多势又重，再没有击掉一个人，把这个忤逆种贱婆子，击成一根焦火棍。”
“凉州贤孝”宣扬的孝道并非愚孝，那些不尽父母之道者，也会遭到天谴。《扒肝孝母》中婆婆虐待媳妇朱金彩，逼迫媳妇扒出自己的肝花心为她作药引子，还教唆儿子刘金华休妻。朱金彩扒出肝花，孝感天地，被神仙救活。夫妻双双受到皇帝封赏，而婆婆却被阎王殿下小鬼勾去，用钢刀扒了心肝，得到了报应。《三姑娘拜寿》写父母六十大寿没有请贫穷的三姑娘来拜寿，三姑娘听到消息，用家里仅有的五吊钱买了一只大公鸡赶来拜寿，没想到鸡却被喂了狗，自己也被安排在破马棚里。嫌贫爱富的父母遭遇天火，家财被神仙转给三姑娘。一贫如洗、走投无路的父母最后还是靠贤良的三姑娘为其养老送终。
“科学求真，宗教求善，艺术求美。”“凉州贤孝”以动人的艺术形象感染人，以宗教神奇的形式教化人，以达到道德之真，体现了真善美的高度统一。可以说“凉州贤孝”中的三教在孝德教化上的融合达到了水乳交融、天衣无缝的境界。
四、培养孝心是三教追求的同旨共趣
“凉州贤孝”孝道教化的终极目标是培养人们的孝心，强调真正的、发自内心的孝，而不是表面的、停留在行为上的孝。因此，它所宣扬的孝道是一种精神境界，其中的神仙、天堂是借宗教的形式隐喻孝心所达到的道德境界，其中的神仙、天堂是借宗教的形式隐喻孝心所达到的道德境界。“根据中国哲学的传统，哲学的功能不是为了增进正面的知识（我说的正面的知识是指对客观事物的信息），而是为了提高人的心灵，超越现实世界，体验高于道德的价值。”[18]“任何一种大的宗教，它的核心部分必然有哲学。”[19]作为哲学，儒释道的价值追求都是要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正因为在精神境界追求上三教归宗意旨相同，到宋元时期，形成了三教互相交融、渗透的全新阶段。“至宋，理学家吸收了佛教空、有、缘生之说及道家天道本体的形而上的思维，结合‘易’变的儒家传统和思孟学派性命天道之思，确立了以‘理’为本体……的新儒教哲学。”[20]宋元时期的新道教，“其新在于兼取儒释，在于心性哲学的理论建设。”[21]佛教自传入中国就始终跟老庄哲学紧密相连，至宋，“禅门难免也受儒家‘文以载道’思想的熏染。”[22]到了宋明时代，儒释道三家，各自形成一个新的文化面貌。佛家以禅宗为标志，倡导即心即佛；儒家以新儒家为标志，倡导天理即良知；道家以南宗北宗为标志，倡导三教合一，也即主张孔子、老子、释迦都是悟道的圣人。可见，儒释道三教的教化风格不同，归宗意旨是相同的。”[23]
“凉州贤孝”所表古人，他们的孝心是坚定不移的。《扒肝孝母》中媳妇朱金彩过门后跟一家人没缘法，常常挨打受骂，邻舍看不惯，怂恿她起来反抗，可是她却说“公婆打是好里（向好的方面）指教我”，不受别人教唆。然而，婆婆却百般刁难，竟然要拿媳妇子的肝花心做药引子，媳妇在决心扒肝前还向神灵祷告，希望神灵保佑，治好婆婆的病：“肝花心扒下来叫我的娘当药引，吃了叫我的娘的病起身。”哪知婆婆吃了媳妇的肝花心还是不依不饶，并教唆儿子休妻。万般无奈之下，朱金彩给丈夫讲出实情。“凉州贤孝”所表古人就是这样，为了孝敬父母，他（她）们即使受尽折磨委屈，历尽千辛万苦，都义无反顾，毫无怨言。“凉州贤孝”正是以种种磨难来检验孝是否发自真心，只有经得起考验的孝才是真正的孝。
在孝道与生命的选择上，“凉州贤孝”褒扬的真正的孝是把孝道看得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这是儒家的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跟孔子的“杀身成仁”、孟子的“舍生取义”是一致的。然而，“凉州贤孝”宣扬的真正的孝子是不会死的，他们要么得道成仙（如丁郎），要么在危难关头被神仙、菩萨搭救（如朱金彩等），这正是以宗教隐喻的方式来体现孝道境界。可见，儒释道在精神境界追求上归宗意旨相同，而最终高度融合。
总之，“凉州贤孝”以宣扬儒家的孝道为主题，兼收佛教的因果报应、地狱轮回和道教的得道成仙，使三教文化有机地融为一体，从而实现了艺术上真善美的高度统一。正如一些学者所说，如果用一棵树作比喻的话，道家就是中华文化的树根，儒家是中华文化的树干，佛家是中华文化的枝叶，三者组合形成了中华文化这一颗根深、干壮、叶茂的参天大树。这种文化结构形成了中华文明的主流，对中国过去、现在以至未来都产生了或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收稿日期：2010-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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