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生活观”探析

马克思主义“生活观”探析

摘 要: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生活”的一系列论述,反映了他们对“生活”的理论把握和现实追寻,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生活观。它揭示了“生活”以“现实的个人”为第一要素,并基于生活“独特性”而产生全面性,其全面性包含生活的“延展性”和“意识形态性”;揭示了推动生活的“动因”,要把握生活的“时间”和应忠实生活的“实践”,描绘出马克思主义美好生活场景。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生活观”;实践

马克思、恩格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导言》《资本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著作中,围绕“生活”进行了一系列论述。这些论述虽然没有对“生活”给出明确的界定,但是反映出他们对“生活”的理论把握和现实追寻,孕育出马克思主义“生活”范畴,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生活观。马克思主义生活观,揭示了“生活”以“现实的个人”为第一要素,并基于生活“独特性”而产生出生活所具有的内在的“全面性”。生活的全面性包含着生活的客观“延展性”和主观“意识形态性”;揭示了生活的“动因”在于“需要”、生活的积极存在在于“时间”和一切生活都要忠实于“实践”;描绘了马克思主义美好生活场景。

Cubism dramatically influences Williams’writing of poetry,which would be discussed further.

一、“生活”的第一要素和延展性

马克思主义生活观是以“现实的个人”为第一构成要素,所包含的“生活”具有丰富的延展性。这种延展性是“生活”以其独特性为基础、在人类历史发展中逐步展现出多姿多彩的丰富性。

(一)“生活”的第一要素

“现实的个人”构成马克思主义生活观中生活的第一要素。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历史上以往一切德国哲学家在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上的唯心主义观——把“宗教”“神学”或“教条”当作德国哲学批判的出发点。他们客观地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一些现实的个人。”[1]519他们进一步分析“有生命的个人”或者“现实的个人”就自然地涵盖着由他们的“肉体组织”“对其他自然的关系”所构成的“自然基础”,以及“他们的活动”“物质生活条件”。

“现实的个人”总是存在于一定的自然基础之上,总是存在于现实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客观现实社会中,进而表明了“生活”是主体性与客观性的统一。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来看,生活的主体,也就是“现实的个人”,是一定时空和条件下的所有人。这一客观逻辑起点,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生活观的客观根基,同时也破除了唯心主义的抽象人性论。这启示我们,创造实现美好生活就是为了现实社会中的广大人民,既包括全体人民,又包括每一个具体的人;既包含人的根本的长远利益,又要包括当前的具体的眼前利益,忽视任何一个方面都是不全面的,都是脱离人的生活的。

(二)“生活”的独特性

“生活”的独特性,以承认生活第一要素为客观前提,就是指作为整体性存在的“现实的个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属性,体现为生活的“生产”。“生活”内在地包含两方面的“生产”:“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和“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1]519。与动物类生活相比,现实中人的生活的本质就在于人类所特有的“生产”:生产生活资料。

人们“为了生活”“能够生活”,“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1]531。也就是说,人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孕育出人的生活的基础和生活的一切属性。“人们用以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方式,首先取决于他们已有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1]519-520这就是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表现自己生命的方式”,或者说是人的“一定的生活方式”。这种基于生活的生产独特性产生了生活的延展性,塑造了生活的丰富性。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1]520人生活的生产内容和生产方式是一致的、直接相互对应的。这启示我们,新时代人的物质生活或者“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对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都具有决定性作用。从社会发展历史进程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注重实体经济发展,始终是人“生活”的内生性、本源性要求,否则人的“生活”就失去了依托和根基。

东北黑土区侵蚀沟治理模式总体可以分为工程措施为主植物措施为辅、植物措施为主工程措施为辅和植物措施3种类型,适用于治理不同类型区不同立地条件的侵蚀沟。植物措施对土层深厚且水分状况良好的侵蚀沟有较好的治理效果;以植物措施为主、工程措施为辅的治理模式对土层和水分条件均有一定要求;工程措施为主、植物措施为辅的治理模式适合来水量较大、沟道比降较大、单靠植物措施达不到治理效果的侵蚀沟。在治理过程中,推荐优先使用以植物措施为主的治理模式,以达到费省效宏、生态良好的效果。

(三)“生活”的丰富性

“生活”的丰富性是指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现实的个人”在“生活”中所呈现出生活的多姿多彩,是一种客观存在,本身也是一个相互关联、密不可分的有机系统。马克思主义生活观揭示了“生活”的生产性、家庭性、社会性和自然性。

“需要”具有相互联系的层次性。人生活的需要虽然很多,但不是一团乱麻、毫无章法的,而是各种需要有内在联系的。恩格斯认为,在不同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新的社会制度里,“人人也都将同等地、愈益丰富地得到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要的资料”[1]710。人们对这三种资料的需要及其满足,就构成了人生活需要的三个基本层次。“生活资料”满足人日常生存并为人的生活发展提供保障,“享受资料”促进人的精神生活、道德生活等方面协调发展,“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要的资料”寓意着生活实践的全面以及由此构成的社会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进步。当然,这种需要的层次性在生活现实中往往密不可分、相互间如影随形的。

“需要”产生社会关系。社会关系最初的唯一的形态表现为家庭,家庭里面包含着夫妻关系、子女与父母关系等具有社会性质的关系形态。随着人口的增多以及人生活需要的发展,家庭关系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体系中的地位也发生着变化。马克思、恩格斯深刻地揭示了家庭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具有完全的从属的关系。需要及其满足而产生新的需要在人的社会社会中越来越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需要”产生生活的“语言”。生活的需要产生了生活的“意识”及其载体“语言”。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正是与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产生了“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1]533,即语言。语言是人们对生活进行的能动的积极的反映。当然,与满足需要相伴随就是人们生活之间的迫切交往。

2.“生活”的家庭性

“生活”的家庭性是生活丰富性的最初展现,是指人们因血缘或姻缘所形成的家庭关系成为“起初是唯一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现实的人们在生活的生产中也承担着“生产另外一些人”(即繁殖)的任务,形成了夫妻关系、父母与子女关系、长辈与晚辈关系,这就是家庭,它是最初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随着社会发展具有不同的社会地位。他们强调:虽然资本主义社会促进、满足了人的需要并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但是,家庭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具有完全的“从属的关系”[1]532。家庭关系从属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本”。因为,从本源上来讲,资本支配着人的一切活动和关系,支配着资本主义国家间的一切交往和活动,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绝对唯一的黄金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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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活”的社会性

“生活”的社会性集中体现了生活的丰富性,是指人的生活在整个社会领域、国家领域等的扩展和丰富,包含了人与人之间多种多样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1]533“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构成了社会的生产力,促成了人与人之间一定的社会关系、政治关系以及相应的社会结构、政治结构乃至国家。人的生活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1]524。因此,人的生活过程是一个不受个体所制约的历史过程,人的这种“社会状况”决定了人的历史发展是一个客观的历史发展过程,人的“生活”有其内在的规律。在这个意义上讲,人的“生活”也是一个客观的自然的社会的发展过程。

“需要”构成“生活”的“本性”。需要与人能够生活如此重要,以至于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5]的论断。人为了能够生活,总是“从自己出发”,正是这种需要,把人们普遍地联系起来,就形成了两性关系、交换关系以及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工关系等。需要贯彻着人的生活,更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生活观中方方面面,是理解马克思主义生活观的一个线索。

4.“生活”的自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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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自然性是生活丰富性在自然界的体现,是指人的生活离不开自然界,人和自然是一个有机统一体。马克思指出,“人靠自然界生活”“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1]161。这告诉我们,至今为止人类发展的事实也证明着:人与自然界是一个有机的共生体;人如何看待、处理与自然的关系,最终反映出人如何看待、处理与自身全面发展的关系。如果人对自然界毫无敬意、恣意破坏它,就会如恩格斯所说“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3]336。历史上,自然界的这种“报复”往往造成人类社会难以承受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巨大损失和深远的历史影响。

“生活”的丰富性启示我们:人的生活具有完全的丰富性。从生活不同领域而言,这种丰富性充分体现在人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道德生活、网络生活等之中,体现在家庭生活、集体生活、职业生活、社会生活、国家生活之中,体现在人与自然界和谐相处的共生生活中。“生活”的丰富性,也正是人“生活”的延展性和全面性的反映,真正体现了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最能体现在社会全面进步和人全面发展的统一进程中。

二、“生活”的“意识形态性”

“生活”的“意识形态性”,是“生活”全面性的另一个方面,它表明了人的“生活”与“意识”的辩证关系,呈现了人类生活的独特魅力,也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步的能动性体现。

(一)“生活”生产,决定“思想、观念、意识”

“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1]524这揭示了思想观念等意识形态归根结底都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在“生活”中形成的生产力以及由此决定的以所有制为核心的生产关系便构成经济基础,并由此产生了“生活”的思想观念、政治法律、哲学宗教等上层建筑。马克思、恩格斯断定:“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1]525正是人的生活产生、决定着人们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体现为一定的思想、观念、意识,体现为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其他意识形态和意识形式。马克思后来在总结指导自己研究工作的思想时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2]591

这些论述启示我们,关于“生活”的各种思想、观念、意识等各种意识形态和意识形式,并不是脱离“生活”凭空产生的,它们都是“生活”直接或间接的、正确的或扭曲的反映。要改变错误的不符合时代潮流的思想观念等意识形态,就要铲除那些产生它们的“生活”土壤;要巩固发展正确的思想观念,就要厚植相应的“生活”沃土,为“生活”提供充分的“阳光”和“水分”等滋养。

(二)“意识形态性”的起源和特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活”的“意识形态性”根源于“现实的个人”的“生活”,同时还具有丰富、改造“生活”的能动特性。

1.意识形态是生活社会性的产物

“生活”的“意识形态性”是根源于生活本身的是现实的个人在生活中产生、发展的。马克思、恩格斯以“精神”的产生受“语言”制约为例,论证了意识产生的本源,并判定:“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1]533“精神”,作为意识形态的一种形式,是以“语言”为外壳才得以表现、传承的。“语言”最初本身就是一种借助声音、空气层得以传播的物质运动形态,记载各种语言文字的载体(比如兽骨、帛、竹简、纸张)同样是一种客观的物质形态。“语言”的产生更是现实人们因生活交往的需要才得以产生、发展和演化。直到今天,语言的发展演化仍然随着人们生活交往的需要不断进行着。各种意识形态都以语言为客观载体,就直接表明了意识本身是社会性的,从根源上讲都是现实生活的客观的产物。

2.意识形态是一切“为我而存在”关系

“生活”的意识形态随着人的生活不断发展演化,使得人生活中的一切关系都变成“为我而存在”的关系。他们结合人类发展进化史论证了“意识”的演化进程,并逐步揭示出“意识”对“生活”的巨大反作用。“意识”产生之初完全是一个直观地反映。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意识起初只是对直接的可感知的环境的一种意识,……这是对自然界的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自然宗教)。”[1]533-534产生之初的“意识”是现实的个人对他人和他物之间的“狭隘联系”的一种直观反映意识,自然界与人仍然处于完全对立的局面。可以说,这时的意识还没有完全摆脱“纯粹的畜群意识”。

基于生活发展进化,社会生产效率得以提高,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实现了相对的分工,这时生活的“意识”得以充分发展。意识“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1]534。这时候,生活的意识才能够以各种各样的所谓“纯粹的”理论形式显现出来,使得生活的一切关系都变成了“为我而存在”的关系。这里的“我”,就是生活第一要素,即“现实的个人”(“有生命的个人”),从而使人的生活存在真正不同于一切动物或自然界的被动式存在。这时意识形态作用得以充分展现,生活的全面性才得以逐步充分地展现。

岩鹰从他方才的位置一掠而过,强力的鹰爪抓在岩壁上,发出一声令人耳酸的尖响,在岩石上留下了几道深深的抓痕。

3.意识形态问题只能在生活中得到根本解决

“生活”的意识一旦产生发展,就会发生与现实“生活”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就要到现实的生活中去分析产生矛盾的根本原因、寻求解决矛盾的根本之道。当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真正实现分工之时,作为意识形态的“纯粹的”理论就会同生活中的现实关系发生不一致的现象,即“纯粹的”理论没有真正地揭示现实生活关系的内在发展规律。从本源上讲这是因为“现存的社会关系同现存的生产力发生了矛盾”“在某一民族的民族意识和普遍意识之间出现了矛盾”[1]535。前者表明“纯粹的”理论等意识形态没有正确地反映、揭示现实社会生产力的变革,后者表明“纯粹的”理论等意识形态受限于“某一民族”的现实生活实践而没能全面、深刻地反映现存的所有民族的生活实践。作为“纯粹的”理论的意识形态一定要紧紧围绕“现存的生产力”来反映现实的生产关系,也要充分考虑自身对某一民族和其他民族乃至更广泛生活主体的实践范围的局限性。

意识形态的两面性体现在意识形态的产生、发展和演进始终根源于人的现实生活;同时,意识形态对人的现实生活有巨大的能动性。忽视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能完整辩证地理解和把握意识形态与其所反映的现实生活之间的客观联系和相互作用。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生活”中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1]525任何一种思想理论等意识形态,都是现实的人在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及其交往中产生的,这是由生活的生产性所决定的。

4.意识形态的两面性

宗教,作为一种特殊意识形态,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其发展、演化与消亡也应回归到现实的生活世界里找原因。马克思指出,宗教的消亡是以高度发达的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为前提,整个社会生活处于有意识有计划地控制之下才可以实现。因而,宗教消亡注定是一个漫长的客观的历史的过程,如果不从人们现实的生活中寻求解决矛盾之道,披在宗教上那层“神秘的纱幕”[4]是不会揭掉的。

根据东汤地热田招1、招3、招4、招5、招6、招10、招11地热井测温数据及断裂构造分布情况得出东汤地热田平面地温场分布图(图7)及剖面图(图8)。从图中可以看出东汤地热田中心位于多组断裂构造交会复合部位,这与前面的论述相一致。地热田整体呈NW-SE向分布,地热田南东部位温度明显高于北西部位温度,从温度分布可以推断热储从南东向北西由深到浅分布(图8)。

合理的合同条款设置可以有效降低工程量清单风险。依据工程项目各分部工程要求,共有可调总价合同、固定总价合同、单价合同等几种类型。为了避免合同漏洞导致工程招标方规避工程价款索赔风险,可在合作协议签订期间,利用可调总价合同控制分部工程实际工程量与工程量清单中工程量差额在±5.0%以内,若工程量上升幅度在标准限度外,则需要依照综合单价的95%执行。

意识形态对现实的生活乃至以后的生活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理论反作用于实践、科学理论对现实实践具有指导作用。“意识有时似乎可以超过同时代的经验关系,以致人们在以后某个时代的斗争中可以依靠先前时代理论家的威望。”[1]576这揭示了科学理论的伟力所在。

这些论述启示我们,任何一种思想观念等意识形态,都具有其孕育、产生和发展的“生活”土壤,任何现实的“生活”都是围绕人、为了人,任何“生活”也是受制于人的思想观念等意识形态影响的生活。作为对人们“生活”进行准确客观反映的科学理论,对现实生活具有一定的积极能动性和长远指导性;学习运用科学理论来指导生活实践,是人“生活”的客观逻辑。

三、“生活”的动因、“时间”和“实践”

马克思主义生活观,揭示了人“生活”的内在动力,提出人把握、创造、实现美好生活的“时间”特性,创造性地提出了生活的实践性本质,为洞察、实现新时代美好生活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渊源和智慧启迪。

(一)“需要”推动“生活”

“需要”始终伴随人的生活。“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1]531-532正是为了现实的个人能够生活、为了能够创造历史,需要的不断满足以及新的需要的产生构成了人生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当然,这种需要是生活的客观需要,不是单个个体随心所欲的任性式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种需要成为生活第一要素的内在动力。

4.促进了企业管理制度的完善和深化。工程法律风险防范机制的建设,完善了项目管理流程和制度,规范了项目运营行为,加强了内部控制,支持了全面风险管理,促进了企业管理的规范化、制度化、体系化。通过实行工程项目重大决策法律论证制度、优化资源配置、组建工程项目联合体、建立风险信息沟通协调机制,对于提升企业特别是施工企业公司执行力,提高抗风险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具有导向性的作用.

普通月嫂接到订单后的流程是做26天的体力劳动,服务的目的只是为了完成任务。而“互联网+”母婴护理师已发展成为一种新型职业,通过情感呵护,向产妇传递更有价值、更科学的产后照料信息。

“生活”的生产性是生活丰富性的根基,是指“现实的个人”在生活中“生产什么”“怎样生产”。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生活首先就是要基于“生产的物质条件”,解决“生产什么”“怎样生产”的问题[1]520。生活的生产性随着人口的增长和人们之间的交往不断增强、延展,奠定了生活的丰富性。他们认为,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社会的生产力和所有制发展表明,人正是在生产活动中才产生了人的“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进而产生了“社会结构和国家”[1]524。可以说,离开生活的生产,就谈不上人类的一切关系乃至人类的社会。生产性的核心问题就是“个人在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方面的相互关系”[1]521,即生活生产的所有制问题,这种所有制与社会生活的分工密不可分,并对生活产生决定性作用。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2]591人生活的生产性及由此孕育的社会生产关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生活观的普遍意义,孕育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需要”贯穿生活“历史”。正是基于需要的推动及满足需要的交往,人们之间形成了特有的物质性联系,这种联系受制于社会的生产力,是一种客观的内在的联系,这就“表现为‘历史’”[1]533。这样的历史就是人生活的历史,与人为了生活、能够生活具有一样的长久性和永恒性。当然,这样的历史也是能够被人的意识所反映的,记载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历史典籍就是这种需要的结果。

“需要”改变着生活的全貌。生活不是一个具体的断断续续的事务,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它既要依靠前一代人生活状况的积累,又是“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他们的社会制度”[1]528。生活需要的产生、满足和交往,需要一个相应的规则来规范,这就产生了体现人生活意识性的“社会制度”,这种社会制度,集中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一定时期的活动成果,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生活全貌。

1.“生活”的生产性

“需要推动生活”启示我们:“需要”伴随着人的“生活”,“需要”的丰富性体现着“生活”的丰富性,无论任何时代任何时候都必须充分重视、不断满足“生活”的“需要”;“生活”的“需要”是多层次的,“需要”的满足从根本上讲是与社会根本制度密切相连、密不可分的。在新时代满足人的“需要”,就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为需要提供充足的保障。

(二)“生活”的“时间”和“实践”

马克思主义生活观为我们提供了衡量生活的“时间观”。时间的自由标志着生活的自由和生活发展的广阔可能性。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厂制度侵占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深恶痛绝,他认为:“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6]人的存在总是要占用一定的时间,那么人在生活中如何把握时间,是自由的还是被动的,是全面的还是片面的,充分反映了人生活的全面性等一切内涵和特质。

传统的企业生产和发展以大量资源的消耗和环境的破坏为代价,在全球资源日益匮乏和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的形势下,倡导循环经济已是新时代企业生产方式变革和发展的大势所趋。“三废”的处理历来是限制企业经济效益提高与束缚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在不影响产品收率及质量的前提下,溶剂循环套用不仅可以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而且对企业未来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马克思指出:“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现代工业的全部历史还表明,如果不对资本加以限制,它就会不顾一切和毫不留情地把整个工人阶级投入这种极端退化的境地。”[3]70“极端退化的境地”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没有自己处置的自由时间,除了吃喝休息等生理需要满足之外,都是在为资本家服务,这样一来,工人变得还不如“一头役畜”,其心智也变得“如野兽一般”。当然,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对于以往的社会生产力而言,无疑具有革命性进步。但是,资本主义制度下最大多数的人们仍然没有摆脱自由发展的时间被资本家侵占的命运,资本主义制度改变的只是侵占的方式或手段而已。没有自由的时间,生活的全面性及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就缺乏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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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统一于“实践”。马克思主义生活观用“实践”升华了生活的全面性,揭示了美好生活的真谛。马克思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1]501人生活的一切特性都体现在人的生活实践中,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它联系、沟通着生活中人与人、人与自身和人与自然,检验着思想、观念等意识形态的正确与错误。人在实践中获得成功,就能实现、发展美好生活;在实践中遭遇挫折,就要遵循生活实践的演进规律、纠正人错误的思想观念。生活统一于实践,是从生活实践创造、实现一切生活的本源上来讲,它更多地蕴含着生活在现实中是多姿多彩的、全面的,生活更是美好的,值得在实践中追求。

这些论述启示我们:人的一切“生活”和“生活”的美好,都体现在人的生活实践中,离开人现实的生活实践,一切美好生活都是虚无的不可能实现的;实现新时代美好“生活”就在于人们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中不断实践奋斗,肩负起一代人所应肩负的使命,掌控好一代人所拥有的“时间”,不断拓展新时代人生活全面发展的空间。

四、马克思主义“美好生活”

马克思主义生活观,基于对生活第一要素的确认和对生活全面性的阐述,揭示了未来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里人们所能实现的美好生活。“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1]537随着生活实践的演进,伴随着社会生产力充分发展和社会财富的极大丰富,社会摆脱了资本对人的决定性控制并有计划地调控着社会性大生产,因而,每个人都能够进行全面的自由的发展,不断地丰富完善着自我,并完全摆脱了社会对人发展的束缚,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在生活全面演进中得以呈现。

美好生活是“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演进的过程。马克思指出,在未来的自由王国里,联合起来的人民“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7]928,“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7]929。在自由王国里,人是自由地联合起来的人,是建立在对时间充分地把握和利用之上的,也是建立在对“必然王国”充分繁荣发展之上的。在实现自由王国的过程中,尊重社会生产发展的规律是客观性前提,必要的工作日的缩短则为人的生活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

“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就要有不服输的精神,敢闯敢拼才会赢”。2010年,团场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鼓励职工发展自营养殖,他辞职下海当年养鸡12000只,成活率达到90%以上,种植的100亩棉花单产走在全团前列,当年实现纯收入49万元。他在团部购买了楼房,买了台754播种机,为了儿子上学方便,买了小汽车。当年机车仅拉棉花和打杆两项,实现纯收入7.7万元,种植棉花和养殖鸡纯收入达35万元。

美好生活是自由人的生活。恩格斯认为,在自由王国里,“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3]566。在自由王国里,现实的人摆脱了资本限制,整个社会的生产由自由的人联合起来进行共同管理,自然界也不再成为完全异己的可怕力量奴役着人,劳动实践成为人的本能,人成为自然界存在、社会生活和人自身发展的真正主人。恩格斯指出:未来的美好生活“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8]。真正自由的人,基于社会的充分发展,拥有着合适的工作,有着充裕的物质生活,有着自由时间。

为了切实保证钻孔的施工质量,技术人员在施工之前应做好场地的处理工作,确保平整后在开始挖泥浆池、机械钻孔以及修筑便道等工作。且前期准备工作最为关键的便是定位桩位,技术人员应保证准确测量桩位,一般采用全站仪等设备完成测量,并进行准确标记。

马克思主义生活观为实现美好生活指出了现实承担者。马克思、恩格斯还提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美好生活在于实现共产主义,并提出了共产主义者的使命。共产主义是“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1]539。所谓“现存状况”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统治着当今人类社会发展,是各种剥削、压迫的和生活恶化、人不自由的总根源。共产主义者的使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1]527。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员最终是以全人类的解放为最终目的,天生具有革命性的无产阶级承担着实现包括全世界人民在内的美好生活的重任。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7.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14.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32.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570.

On Marxism Views of Life

Yin Hongling

Abstract: A series of argumentation on“life”by Marx and Engels reflects their theoretical grasp and realistic pursuit of“life”and forms Marxism views of life. It reveals that“life”takes“realistic individual”as the first element, and produces the inherent“comprehensiveness”based on the“uniqueness”of life, which contains the“extension”and“ideology”of life. It probes into the“motivation”, grasps the“time”and loyals to the“practice”of life, and realizes,creates and perfects the beautiful life.

Key words: Marxism; Views of Life; Practice

中图分类号:A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05X(2019)09-0019-06

收稿日期:2019-03-13

基金项目:2018年度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招标课题项目“新时代坚定党员干部理想信念研究”(2018B467);河南省教育厅2019年度人文社科研究一般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理想信念重要论述研究”(2019-ZZJH-413)

作者简介:尹红领,男,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郑州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河南省育英素质教育研究院研究员,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编辑 真 明

陈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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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生活观”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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