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和谐社会理论对“共同富裕”思想的承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和谐社会论文,共同富裕论文,理论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共产党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共同富裕与和谐社会都是我党建设社会主义的目标，共同富裕是构建和谐社会题中应有之意。在领导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关于共同富裕的理论探讨给我们党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于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构想，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共同富裕理论，赋予其反映时代特征的丰富内涵。
一、共同富裕是和谐社会题中应有之意
进入新世纪，中国共产党在十六大报告中首先提出“和谐社会”，党中央在阐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时，首次使用了“社会更加和谐”的提法，并描述这种和谐是一种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局面；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第一次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和谐社会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的理想，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而共同富裕是其题中应有之意。
首先，构建和谐社会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的理想。和谐社会是不同社会历史阶段许多思想家们梦寐以求的理想社会状态，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但是由于历史的、阶级的局限性，他们都未能寻找到实现和谐社会理想的现实途径，留下失败的遗憾和思索的课题。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对空想社会主义者“提倡社会和谐”的主张给予充分肯定，同时指出他们的社会理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不可能实现的。马克思恩格斯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为理论武器，通过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剥削的秘密，指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立的经济根源，从而找到变革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实现和谐社会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只有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真正的社会和谐。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和谐社会的核心问题，包括人的需要、人的能力、人的社会关系、人的活动、人的个性等充分发展。但是，现实的人的全面发展需要坚实的经济基础，具有厚重的经济内涵，否则将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重新陷入空想社会主义的泥潭。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实现和谐社会的基本前提，共同富裕是实现和谐社会的基本目标。“通过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自由的发展和运用。”[1](P633) 在生产资料社会占有的前提下，通过有计划地发展经济，达到社会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消除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城市与农村的差别，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使人的精神境界得到极大的提高，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
其次，构建和谐社会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选择。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使我国摆脱了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造成的人际关系紧张的社会局面，国人一心一意搞建设、图发展。江泽民同志强调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推进了我国可持续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的实施，我国经济长期持续高速发展，社会发生巨大变化。2003年，我国人均GDP已跨越1000美元，达到1090美元，这意味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人均GDP1000到3000美元的特殊阶段：既是黄金发展期，又是矛盾凸显期。世界其他国家的经验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在这发展的敏感阶段，如果执政者能够认清形势，举措得当，就能推进经济继续快速发展，保持社会安定平稳进步；如果执政者判断失误、应对失策，就可能导致经济社会的全面倒退：经济停滞、徘徊不前，社会动荡、秩序混乱。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我国社会也出现了不和谐的音符：地区之间、产业之间、行业之间、城乡之间、先富起来的群体和弱势群体之间，存在利益分配的不平衡。因应上述社会深刻变化的新现实，我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决策。构建和谐社会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选择，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的具体体现，更是进一步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重要举措。
第三，共同富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应有之意。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着力于协调各种社会关系，不断地完善社会环境，从和谐的角度促发展，以实现共同富裕的理想目标。从和谐社会的基本内涵来看，以人为本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和核心，我们始终要注意的是体现以人为本的六个基本特征都离不开必要的经济基础，都包含有经济的内容；我们始终必须强调的是社会公平、社会正义，“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2] 社会公平与社会正义最重要的方面在于使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够享受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能够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从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条件来看，面对着由于财富分配不公造成的利益群体冲突加剧的严峻现实，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构建和谐社会，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在于防止两极分化，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妥善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促进先富带后富，保证社会成员利益相对均衡，进一步完善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机制。
二、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突出贡献
社会主义的富民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同富裕是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追求的理想。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发展的基本原理出发，邓小平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与教训，对我国在特定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探讨了实现共同富裕的逻辑起点与现实途径，思考了防止两极分化的战略措施，创造性地把共同富裕的思想贯彻到改革开放的实践中。
首先，实现共同富裕社会前提的务实思考。在改革开放之前，新中国近30年的经济建设尽管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初步基础”[3](P311)，但是，国家还没有告别贫困，人民也还没有告别贫困。究其原因，固然与新中国脱胎于生产力极端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继承的家底“一穷二白”高度相关，但是，我们在政策、方针、路线上的失误却是更根本的原因。毛泽东过分强调通过变革生产关系实现共同富裕，脱离了生产力发展的现实，终于使我们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没有能够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社会的普遍贫困使邓小平务实地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严肃的历史课题。“我们过去固守成规，关起门来搞建设，搞了好多年，导致的结果不好……很长时间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的状态，人民的生活还是贫困。……这才迫使我们重新思考问题。”[4](P223—224) 立足于社会现实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思考，邓小平总结了毛泽东从所有制变革入手，最终导致生产关系脱离生产力基础，延缓乃至阻碍了生产力发展的教训，强调“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3](P312)，并率领我们党“拨乱反正”，克服了多年一直未能克服的超越历史发展阶段“急于过渡”的“左”的思潮的影响，通过改革开放，领导中国走上摆脱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正确道路。
其次，实现共同富裕过程基点的科学判断。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开拓了人们的视野，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紧迫性、复杂性有了清醒的认识。在邓小平看来，以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为主要特征的我国现阶段，并非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所设想的建立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基础之上的所具有的生产力水平。因此，在进入社会主义之后，我国还必须经历一个漫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邓小平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的基本观点，强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极端重要性，强调发展生产力以奠定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他从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特征、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等角度反复强调发展生产力对共同富裕的意义，赋予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社会主义建设以全局性、战略性的深刻而广泛的意义，由此形成建构邓小平理论的“阿基米德点”，浓缩为著名的社会主义本质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4](P373) 基于对社会发展规律的准确把握和对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现实起点的科学判断，邓小平极其重视发展生产力这个共同富裕的“阿基米德点”。
第三，实现共同富裕之捷径的理论创新。在普遍贫困的基础上通过什么途径摆脱贫困并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是改革开放之初摆在我们党面前亟需解决的重大课题。长期深受“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观念影响，我们一直对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存在着教条主义的理解，如果不突破这种思维定势，那么，共同富裕的理想将很容易重新陷入“平均主义”、“同步富裕”的泥坑。邓小平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事物发展中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哲学原理，以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按劳分配默认不平等的个人天赋和工作能力从而必然存在报酬差别的经济学原理的深刻理解，创造性地提出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个人在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的基础上先富起来的理论，开拓了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邓小平反复强调：“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3](P152) “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4](P166) 为此，他提出了“三步走”战略、“台阶式”发展、“两个大局”等，把先富起来的思想付诸实践，推动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其一，先富起来作为一项“大政策”的实施，东南沿海地区迅速崛起，成为全国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影响、带动了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
其二，打破了平均主义的传统观念，国人逐步认识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收入差别的必然性，接受了事实上拉开差距的报酬形式，提高了直面收入差距的心理承受能力。
其三，明确了实现共同富裕的途径。我国不同地区在资源分布、区位优势、生产力水平、历史沿革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强求同时、同步、同等发展不仅不能实现共同富裕，而且可能因平均主义而回归共同贫穷。
第四，防止两极分化的深刻思考。先富起来的思想科学而务实地选择有先有后的不平衡发展模式，冲破了平均主义观念的束缚，是按劳分配原则的题中应有之意。政策的倾斜激起国人创造财富的巨大激情，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为消除贫穷、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改革开放中的中国，快速行进在全面实现小康的道路上。但是，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实现共同富裕毕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何况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并不会自然而然通过带动后富而实现共同富裕。于是，挣脱平均主义枷锁的国人的富裕程度开始拉开，贫富差距现象在80年代末已见端倪。我国基尼系数1980年大约为0.3，1988年上升为0.382，90年代初进一步逼近0.4的临界点；1990年，我国东中西部之间的GDP比的差距明显扩大为1.9：1.16：1；我国贫困人口的脱贫数量逐渐减少，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0年，我国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8000万，但是，1991年、1992年年均脱贫数量仅为250万人。
90年代初，晚年的邓小平高度关注改革开放进程中所出现的贫富不均的社会现象，把考虑问题的重点由先富起来转向共同富裕。1990年到1993年间，邓小平围绕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的一系列谈话，积极探索如何使我国社会避免出现两极分化的途径，对实现共同富裕进行了凝聚老人智慧与经验的最后思考。
其一，邓小平清醒地认识到出现两极分化的可能性。他分析了经济社会现实与发展的趋势，由于先富起来的少部分人获得比较多的财富，大多数人却没有太多地分享到改革和发展带来的经济利益，这种分配不公的现象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大问题，会导致两极分化。他提醒全党同志必须充分认识到两极分化可能造成的社会危害性，“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3](P364)
其二，邓小平强调研究解决两极分化问题的重要性与紧迫性。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它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中国只能搞社会主义，不能搞两极分化。1993年，邓小平说：“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难。分配的问题大的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5](P1364) 邓小平在研究解决两极分化问题的同时，提醒全党同志必须防止走向另一个极端而重新陷入平均主义的泥潭。
其三，邓小平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是解决两极分化基本保证。他认为解决贫富差距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借助分配和再分配手段，必须选择合适的时机。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邓小平提出了解决两极分化问题的总体思路。他说：“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当然，太早这样办也不行，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到那个时候，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总之，就我国范围来说，我们一定能够逐步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问题。”[4](P374) 邓小平还清醒地认识到解决这一问题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提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一些年富力强的同志。
三、和谐社会理论对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发展
邓小平关于实现共同富裕的探索与思考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思想财富，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解决城乡差距扩大、地区发展差距扩大、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协调、资源环境与发展不协调、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不协调等诸多阻碍着我们走向共同富裕的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深刻内涵和中央为构建和谐社会所作出的制度安排与政策措施部署可以看出，党的新一代领导集体以构建和谐社会的大手笔，书写着邓小平共同富裕的未完篇章，丰富、发展了邓小平共同富裕的理想。
首先，“和谐社会”赋予共同富裕以丰富的社会特征。实现共同富裕、构建和谐社会最主要的思想来源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未来的理想社会应该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基础上，以每个人全面、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态；是“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路——以便最后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种经济形态。”[1](P342) 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思想直接影响着“共同富裕”与“和谐社会”理论所确立的目标，所提出的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实现途径。邓小平共同富裕的思想集中体现于他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特征、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论述中，但他对共同富裕标准形态下的具体的社会特征却未进行直接的详尽的描述。党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则明确提出，在新时期，我们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制、公平公正、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6] 其蕴涵的丰富内涵及对其六方面特征的具体阐释，既与共同富裕理论相承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又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全方位地描述了共同富裕条件下的社会特征，丰富和发展了共同富裕理论。
其次，“和谐社会”赋予发展更丰富的内涵。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普遍贫穷的基本国情，始终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手段。他反复强调，发展对于我国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对于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对于维护世界和平，对于社会主义事业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1992年，邓小平把他关于发展的思想精辟地表述为“发展才是硬道理”，并特别指出发展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政治问题。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鉴于改革开放之际我国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摆脱贫穷，邓小平一再强调经济发展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意义和重要性。进入新世纪，我党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了邓小平的思想，在我国“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前提下，提出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发展，创造更丰富的社会物质财富，使国家整体实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物质基础的生产力基础的观点。胡锦涛反复指出，要始终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要紧紧抓住发展这一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谐社会理论总结我国20余年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赋予发展概念以更加丰富、全面的内涵：发展既是指经济发展，又包括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既是指当前的发展，又包括可持续发展；既是指社会进步，又包括人的全面发展。为解决某些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中出现的不和谐的现象，我们强调的社会发展不仅应当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且应当是经济、政治、文化相协调的发展，是促进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可持续发展。关于发展的新理念所追求的社会和谐的目标，进一步升华了共同富裕的理想。
第三，“和谐社会”赋予共同富裕以直接的现实性。改革开放之初，面对普遍贫穷的严峻现实，邓小平把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理想的起点和工作的重点。晚年的邓小平为了避免出现两极分化，在对先富与共同富裕、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的辩证关系的思考中，形成了分配理论和实现共同富裕途径理论的创新。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秉承邓小平的辩证思维方式，娴熟地应用于解决邓小平提出却未能完成的课题，赋予共同富裕理想以直接的现实性。面对着实施“先富带后富”过程中出现的城乡、地区、社会成员之间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面对着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出现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的失衡、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失衡，面对着社会转型时期不同利益主体的分化，从而社会趋于多元化和多样化并引发出各类复杂矛盾的社会局面，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任务，以协调社会差异、解决社会矛盾为己任，以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强调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坚持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原则，解决收入差距问题，坚持在促进发展的同时，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一方面，提出坚持并鼓励、推动“先富”带动、帮助“后富”的政策，强调“通过改革税收制度、增加公共开支、加大转移支付等措施，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步解决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6] 另一方面，从法律和制度建设的层面为建立、完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提供支持。
和谐社会理论继承了邓小平先富与后富关系的思想，对邓小平关于实现共同富裕、防止两极分化的思索做出了科学的回答，发展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推进了邓小平未竟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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