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的起源——试论春秋时期周王室和诸侯国的性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王室论文,起源论文,试论论文,性质论文,春秋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中国外交事务的增加和国际影响的扩大，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国际政治 和外交学也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要形成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和外交学 ，除了学习、借鉴西方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和外交学的研究成果，不断总结中国越来越 丰富的外交实践并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思考外，还必须汲取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文明的养 料。
从汲取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和外交学的养料的角度说，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是很值得系 统和深入研究的。但与此同时，以春秋战国的历史作为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国际政治 和外交学的研究起点，又会遭遇两个很大的学术困惑。笔者发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 外交思想流派及其与西方的比较》(《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12期)和出版《春秋 战国时期的中国外交思想》(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8月)后，有不少读者提出质 疑，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春秋时期的周王室是否还是天下共主?春秋时期的诸侯国是 不是具有独立主权国家的性质?因此，如何理解东周王室和诸侯国的性质，就成为研究 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外交学的两大关键问题。这也是中国外交的起源问题 。本文试对这两个问题进行初步分析。(注：春秋年代的划分有不同的说法：即公元前4 81年(以《春秋》史起止年月记)、公元前485年(依郭沫若观点)、公元前453年(依杨宽 说)。本文以魏韩赵三家分晋为界。)
一、从“天下共主”到“特殊国家”：春秋时期周王室性质的变化
1、关于东周王室性质的不同观点在许多人的印象中，春秋时期的周天子是一个天下 共主，它是一个对春秋时期的各诸侯国和周边的部族政权有很大权威的统治者，是一个 凌驾于各诸侯国和其他主体之上的“上层结构”。正是由于这样一个周王室的存在，构 成了春秋时期不存在近代意义上的国家和近代国际关系的基本论据。但可惜，这种印象 是不真实的，这个结论也是不能成立的。
之所以有这种印象，是对周王室的作用、性质和权威存在一种误解。
有学者认为，西周时，周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三个王国，“凡是华夏诸侯(包括同姓诸 侯和异姓诸侯)都是由它分封或得到它承认的，华夏诸侯也都认它是‘共主’，或者称 之为‘宗周’”，“周克商后，周已成为华夏诸侯的共主”。(注：白寿彝总主编、徐 喜辰主编：《中国通史》，第三卷第四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59、1008页 。)
所以，认为周王室是东周时期的天下共主也没有错。笔者在一定程度上也承认，东周 初期时的周天子还是有很大影响的，对各诸侯国是一个很大的制约。
但如果把这种观点作为观察整个东周时期的周天子作用的一个基本观点，就可能会与 历史事实出现很大的偏差。其实，在中国史学界，对周王室的作用、性质的认识是有很 大分歧的，归纳起来大概有以下几种：
其一，周天子在西周时也不完全是天下共主，东周时更不是。所谓“溥天之下，莫非 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把周天子的影响和作用大大夸大了，它表达的是一种观 念，而非实际存在的景象。周王朝对“天下”的控制是很不稳定的，当周朝强大时，它 的影响也大，当它的力量下降时，其影响也小。而且有一点是比较重要的，就是西周的 周天子对各诸侯国也没有绝对统治权，没有直接统治权，它的权力是一种象征性的，其 中对诸侯国来说，有两点是最重要的，一是周天子无权废立各国的国君，无权干涉各国 内政，二是在经济上，周天子只能收取各诸侯国的职贡，但无权对各国征收税赋，各国 税赋均归各国，周天子的财政来自于直接统治和治理的王畿，以及诸侯及四方的纳贡。 “诸侯对王室的义务不过按期纳贡朝觐，出兵助王征伐，以及救济畿内的灾患而已，诸 侯国的内政几乎完全自主，而王室开国初年的武王成王过去以后，诸侯对王室的义务也 就成了具文。”(注：石井宏明著：《东周王朝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 ，第27—28页；白寿彝总主编、徐喜辰主编：《中国通史》，第三卷第3册，上海人民 出版社，1994年，第301页。)而且实际上在西周中后期时，诸侯不贡，相互争战甚至反 过来干涉周王室的内部事务的事情已经比较多了。可见，即使在西周时期，周王室与诸 侯国的关系也不是后来人们理解的那样，不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 关系，不是上下级关系，也不是服从关系。它是一种不平等的但松散的政治经济关系， 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
其二，周天子在春秋时期已经不是什么天下共主了。“春秋时期中国社会政治社会的 最大特点就是周王室名存实亡，不绝若线；四方诸侯更相崛起，争霸天下。”(注：张 京华：《五霸七雄》，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年，第2页。)“西周既东，原有王权失去 了约束力，于是各国受到当地变化及当地利益的影响，纷纷有离心倾向。”(注：许倬 云：《东周到秦：国家形态的发展》，《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4期。)“随着领主制 危机的不断加深，周天子的统治力量日益衰落，逐渐丧失了控制各诸侯国的权力和维护 中原地区领主制统治秩序的能力”，“终于从原来‘天下共主’沦落到不如一个诸侯的 地位。”(注：张志哲：《震荡与整合——春秋历史文化流程》，黄山书社，1991年， 第73、74页。)周桓王兴四国之师伐郑，被郑所败，桓王被射伤，“从此，天子的威信 更加低落，仅存共主的虚名。这时尚有诸侯国一百余个，但多不再听命于天子。”(注 ：张传玺：《简明中国古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8页。)
其三，周天子在春秋时期是天下共主，但到了战国已经不是了。上述同一本《中国通 史》，也承认“战国以后，客观形势发生了剧烈变化，周王室已名存实亡了”，公元前 344年，齐魏“会徐州相王”，已开始诸侯称王。公元前325年，秦惠文王称王，韩、赵 、魏、燕、中山“五国相王”。楚在春秋时期，就一直称王。诸侯称王事实上已不承认 周宗主国或者共主了。公元前367年，威公去世，少子根和公子朝争立。韩、赵两国帮 助少子根即位于巩(今河南巩县西南)，是为东周惠公。这样，周已分裂为西周(以河南 为中心)和东周(以巩和洛阳为中心)两个小国。它们一直延续到战国后期。公元前256年 ，以韩、赵为首的伊阙合从攻秦之战，西周也参加了。失败后，西周君献出了土地和人 民，就灭亡了。(注：上引《中国通史》，第874页。)
但不论什么观点，周王室在东周时大大衰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实际上，司马迁写 历史时，并没有太重视春秋时的周王室，《史记》共130卷，他只用了其中的一卷来写 西周到东周的历史，他写的大量的世家、列传涉及到众多的人物和历史，但几乎没有专 门的篇幅来写东周的王或有名的人物；在《史记·周本记》中，司马迁写道，“平王之 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实际上也持周王室影 响越来越小的观点。而专门论述东周历史的《春秋》和《左传》，并不以周王室的纪年 为载体来记载历史，说明两书的作者也不以东周王室为中心。
2、周王室从天下共主衰落成普通国家的表现
童书业先生在总结西周历史时曾指出，西周时武力极强，西周王室富裕，文化也发达 ，统治也很牢固，曾有周夷王杀齐哀公、周厉王以武力止楚人称王、周宣王伐鲁更鲁君 而各诸侯国不敢反抗之威权。(注：童书业：《春秋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87年， 第12—13页。)西周时，如果诸侯没有完成自己纳贡的义务，周朝就有权力收回分封给 诸侯的土地，取消它的封号，周朝可以派大夫到各国巡视，周朝自己有强大的军队，可 以去征讨那些不按周礼行事的诸侯；周朝可以调动各国的国君和军队，讨伐不听命的诸 侯国，或对外征讨，或抵御外部入侵。周朝有防务或劳务需要时，分封国家有义务提供 劳动力和军队。周朝也是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对周边国家和地区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 但东周时的周王室已经不是西周那个天下共主的周王室，它已经全面的衰落了。
军队的衰落是周王室控制力下降的标志。西周时有殷八师和周六师，军事力量强大， 如果一师有一万人的话，那么，周王的军队就有十四万人之众，这在当时是一支强大的 军队，也是周王室居于统治中心的物质基础。东周时周王室的军队大大下降，刚开始时 ，它还有力量出兵攻击那些它不满的诸侯国，后下降到无力攻击诸侯国，但还能维持周 王室自身的稳定，能平定内部的叛乱，再后来不能平定内部的叛乱，要依靠诸侯国的力 量，最后和越来越强大的诸侯国相比，周天子几乎完全丧失了军力。周天子军事力量完 全丧失的标志，是公元前520—前502年的王子朝之乱，由于内乱，周朝完全丧失了军事 力量，此后，历史上没有任何关于周朝军事活动的记载，只剩下能勉强行使维护治安职 能的保安队伍。没有军队，怎么能维护周王室对诸侯国的影响力呢?
周王室逐渐失去了会盟的影响力。在周王室强大的时候，对外交往是周天子垄断的权 力，只有周王室才能召集各诸侯国国君在一起讨论事情，否则，如果各诸侯国之间未经 天子允许而私自交往，则会被认为是一种不合法的事情，“外交”在当时的观念中，就 是一种不合法的诸侯国私下对外交往的行为。但春秋时期，有记载的盟会就有480多次 ，但这其中没有几次是以周王室为中心的，有时霸权国让周王室参加，以壮大自己的声 威，但更多的时候则是不让周王室参加。诸侯国相互交往的活动越来越频繁，不让周王 室参加的盟会完全公开化和合法化。
各国对周朝的职贡的变化。周朝强大时，各诸侯国都定期交纳职贡，因为如果不纳贡 ，可能引起周天子的愤怒而兴师问罪。根据史家的研究，西周时按规定诸侯应当比年一 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期，这是天子行使政治权力的重要标志。但到东周时期，没 有几个国家愿意自愿交贡，而周天子又没有能力强迫各国交职贡，因此能不能收到职贡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诸侯国对周朝的态度，尤其是那些霸权国，如果它们对周朝态度 好，就会让其他中小国家在为自己交贡时，也顺便向周天子交贡，或者打着让各中小国 家向周天子交贡的名义，实际上是强迫各中小国家向霸权国自己纳贡。据史家考查周与 鲁、齐、晋等国的纳贡情况，“鲁之朝王者二，如京师者一，而如齐至十有一，如晋至 二十，天王来聘者七，而鲁大夫之聘周者仅四，其聘齐至十有六，聘晋至二十四”(注 ：白寿彝总主编、徐喜辰主编：《中国通史》，第三卷第3册，第362页。)，按照最守 规矩的鲁国的史官的记载，在整个春秋时期的260多年中，鲁国国君仅朝周王三次，鲁 国大夫聘周仅四次，如果像与周王室有着最亲近关系的鲁国这样一个小国都如此，其他 国家对周王室的态度也可想而知。另外，这一记载还说明，鲁国向齐晋等大国的纳贡和 朝觐远超过了向周王室的纳贡和朝觐，霸权国地位远超过了周王室的重要性。
西周时，天下的土地名义上都归周朝；除各诸侯国的国君以周朝的名义直接统治和管 理外，西周时，周王室还直接统治相当大面积的王畿，从陕西中部渭水流域到河南中部 黄河流域，有王畿地千里；东周时，把陕西的大部分王畿赐给了秦国，后把河南荥阳的 虎牢和酒泉等一部分王畿给了郑国和虢国，后来由于一些戎族部落的入侵，周王室失去 了更多的王畿；在周王室王畿大大减少的同时，不少诸侯国都经过有为之君或名臣贤相 辅助的治理，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司马迁在其《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卷十四》中指出， “齐、晋、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但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发 展，一些诸侯国发展成了有地几百里、上千里甚至二千里的大国，成为综合实力很强的 政治经济军事大国，其影响力远远超过周王室。
随着周王室王畿的缩小，再加上周王室统治的残酷，引起民众的反抗和逃亡，人口也 减少了。土地和人口减少引起的直接结果，是削弱了周王室统治的经济基础。独立性越 来越大的诸侯国对周王室纳贡的大量减少，也无异是雪上加霜。周王室炫耀其财富的时 代已经一去不返。公元前717年，周境内发生灾荒，周王室不得不向鲁国“求籴”(要粮 )，鲁国自己也没有多少余粮，于是鲁隐公出面向宋卫齐郑等国求援；公元前702年，周 平王死后，周王室又向鲁国“求赙”(丧葬费)；公元前697年，周桓王又向鲁国“求车 ”，而按过去的惯例，都是周王室给诸侯国以车服；如果说前三例都还可以原谅的话， 那么公元前618年，周王室公开向鲁国“求金”，就有些太不像话，以至于《谷梁传》 评论说：“求车，尚可；求金，甚矣!”(注：参见张志哲：《震荡与整合——春秋历史 文化流程》，第76—77页。)
与此同时，周王室与诸侯国的关系也在发生质变。西周时，从未发生过诸侯国与周王 室平起平坐之事，更无诸侯国凌驾于周王室之上的事情。而东周时，周王室不但不能对 诸侯国指手划脚，而且许多时候，还要看诸侯国的脸色，甚至被诸侯国欺负。还在东周 初期，就有过“周郑交质”之事，周平王和郑庄公相互交换人质，后来，周桓王时，郑 国又是派人抢割周地之麦，取成周之禾，周桓王愤而罢郑庄公所兼的周室之卿士位，郑 庄公干脆不朝，周桓王起陈蔡卫三国之兵问罪，反被郑军“射王中肩”，使周王室本已 摇摇欲坠的天下共主牌位，终于落到了地上，王室之尊已失，“与诸侯无异”(注：白 寿彝总主编、徐喜辰主编：《中国通史》，第三卷第3册，第362页。)。由于力量的弱 小，周王室也没有能力来保护那些它自己分封的小国了。公元前706年，纪国受到郑国 和齐国的威胁，一开始请求周王室的执政大夫鲁桓公来调解，但鲁国国君没有以周天子 名义来调和的能力。纪国只好与周王室联姻来加强自己与周天子的联系，期望此事能帮 助巩固纪国的地位，但齐国到公元前690年前后已经开始成长为一个霸权国，全然不顾 纪国与周天子的关系，对纪国进行威胁。纪国国内自己在压力面前也发生了分裂，纪国 国君的兄长带着自己的土地投奔了齐国，齐国不久就公开吞并了纪国，后又吞并了遂国 。
西周时的战争主要在周王室与周边的西北戎和东南夷之间进行，或在周王室统治的内 部进行，周与各诸侯国之间很少进行战争，大体上维护了体系内200多年的和平。但到 东周时，周王室与周边的夷戎部族仍在进行战争，但它们已经退居次要，体系内各诸侯 国之间的战争成为影响东周时期和平的重大问题。围绕着谁当霸主，在齐、晋、楚、秦 以及后来的吴越之间进行了多次大战，还有无数的中小战争及盟会等，仅在春秋史上有 记载的战争就有483次，盟会朝聘有450次，共933次。按过去的周礼，只有周王室才有 权进行征伐和盟会，但春秋时期的战争和盟会大都与周王室没有关系。这也是东周时周 王室权威和影响下降的一种表现。
周朝名义上的人事任命权的丧失。在西周时，根据周制，各大国的正卿都要经过周朝 任命。但到东周时，各大国的正卿都少有经过周朝，历史书上也少有这样的记载，仅有 一个例外是晋景公在晋国实力还较小时，曾一度请周王室任命其主要的官员，晋国后来 的主要官员都不再要周王室任命，其他大国也没有这样的记载。
公元前516年，周王室王子朝发表了致各诸侯的信，承认周王室权力的衰弱并请求各诸 侯干涉周王室的内部事务。这封公开信对周王室的衰败作了总结。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夷 王时期是周王室的顶盛时期，在五王统治时期，周王室有很高的威信，以至在夷王生病 时各诸侯竞相为其祈求；厉王幽王开始了周王室的衰败的进程，到幽王被杀周王室被迫 东迁时，诸侯已经开始左右周王室，惠襄二王都要靠晋国这样的霸权国扶持。现在周王 室在周敬王时又发生了内乱，作为诸侯国的晋国公然帮助叛乱的周王室的章刘二臣，破 坏周朝的立长不立幼的规则，拥立年幼者为王，而他，王子朝，周王朝当然的继承者却 不得不流落楚国，因此希望各诸侯出来为他主持公道。(注：《春秋左传卷十三》。)
3、周王室特殊作用和影响的性质
当然，说周王室作用和影响下降，并不是说周王室在东周时没有作用和影响力。如， 在公元前717年，周王室发生饥荒时，包括远在海边的齐国在内的宋卫郑等国都向周王 室提供了粮食援助；公元前713年，当蔡、卫等国不入王室朝贡时，齐国郑国也派军队 讨违王命；甚至当齐国已经成为霸权国家时，对周王室还是抱有敬畏感。公元前651年 ，各诸侯国与周襄王葵丘盟会时，周襄王让齐桓公不用下拜，但齐桓公回答说：“小白 ，余敢贪天子之命无下拜，恐陨越于下，以遗无羞，敢不下拜”(注：《春秋左传卷二 》、《春秋左传卷六》。)，《国语》上也说，当齐桓公问管子策时，管子对曰：“为 君不君，为臣不臣，乱之本也”，桓公惧之。(注：《国语·齐语》。)说明这时表面上 齐国还把周天子当作天子国。
另一方面，说周王室还有一定的影响和作用，不等于说这种作用和影响与西周强大时 的作用和影响一样，其间也有性质的不同。
如上所述，齐桓公向周襄王下拜就与过去齐国国君朝觐周天子有性质的不同，这时的 齐桓公下拜，是为了避免在实力未达到顶峰时，过早被其他诸侯国联合起来击败，也是 害怕其他诸侯仿而效之，那么齐国的霸主地位就难保，这也是一种出于争霸的权宜之计 和策略，并非出于对周天子的敬畏；齐桓公通过周天子赐与他的侯伯即霸主的地位，可 以得到更多的利益。
晋国一分为三之时，韩赵魏都竞相拉拢周王室，也不等于说三国都以周王室的承认与 否来证明自己权力的合法性，实际上有没有周王室的同意它们也会同样瓜分晋国，但只 不过在权力斗争之时，当然是支持自己的盟友越多越好，这与大国拉拢一些中小国家为 已所用没有什么两样，而与过去诸侯国以周王室作政治靠山有性质的不同。
总之，完全否认周王室在春秋时期还有一定的政治作用和影响不一定符合当时的历史 事实，但也不能用周王室的作用和影响来证明周王室仍是九五之尊，仍是天下共主，仍 是春秋时期华夏地区的最高统治者。一如后来欧洲的罗马教皇为拿破仑加冕一般，拿破 仑请罗马教皇加冕只是一个仪式，与其说证明罗马教皇的影响力有多大，不如说是罗马 教皇权力极度衰落的证明。
但是，也应当指出，周王室在春秋时期的作用和影响与一般中小诸侯国还是不一样的 。它具有一种特殊的作用，一方面其作用相当于一个中小的诸侯国，另一方面又具有即 使大诸侯国也没有的作用和影响，因此，笔者倾向于认为春秋时期的周王室是一个特殊 的国家。它的特殊性在于：
1.它是华夏国家联合国的政治符号，周王室起着相当于联合国秘书长的作用。一方面 ，在对付诸蛮狄夷戎部族的入侵和进攻时，周王室是一面旗贴，表明华夏诸国与非华夏 部族的区别。周王室在这个政治联合中起着一定的作用，但不是决定性的作用，在其中 起主要作用的还是各大霸权国家。
2.它是各大国争夺霸权的一个工具。齐国、晋国在称霸过程中，都是打着尊王攘夷的 旗号，挟天子以令诸侯，名义上是维护周朝的礼义秩序，实际上借周礼谋取私利。正如 晋大夫赵衰对晋文公所说，“求霸，莫如入王尊周。周晋同姓，晋不先入王，后秦入之 ，毋以令于天下。方今尊王，晋之资也。”(注：白寿彝总主编、徐喜辰主编：《中国 通史》，第三卷第3册，第965页。)比如大国要各小诸侯国向周王室纳贡，但许多时候 它们提出，这些贡品要通过霸权国给周王室，其次，在向周王室进贡时，也必须向霸权 国交纳一份；当一些中小国家被大国的竞争者控制时，另一个大国会打着周王室的旗号 ，说这个竞争者破坏周礼和周朝的秩序，而当它自己有机会时，这个大国也不会错过机 会。在维护周朝礼制的过程中，有多少中小国家被这些大国所吞并?春秋初期还有100多 个诸侯国，到末期只剩下10多个，大部分都被当时的大国吞并了。
3.它是春秋时期若干普通国家中的一个。周王室虽然衰落了，但它仍然具备一个普通 国家的一般特征：周王可以在自己所直接控制的王畿上发号施令，有自己固定的统治疆 土，有一定数量的武装力量可以维持在王畿之上的统治，也有一定数量的直接统治的臣 民。作为一个普通国家，它也要向比它力量强大的大国低头，同时，由于它具有较强的 影响力，因此它有时也可以对一些小国提出一些要求，一些小国也还要向它纳贡、提供 劳役等；东周王朝落到了和诸侯平起平坐的地位，但它的地位相当优越，虽然不能与大 诸侯国相比，但一般诸侯无法与周可比，在东周前期还是不可小视的力量。(注：晁福 林：《霸权迭兴——春秋霸主论》，三联书店，1992年，第53页。)
4.它是春秋时期的文化中心，是各诸侯国的共同的意识形态，是春秋时期以周朝典章 制度为中心的华夏文化的主要传播者和制造者。在周王室动乱的过程中，有不少熟悉周 朝礼制的官员和文人流散到各地，尤其是向南蛮和东南夷带去了当时最先进的华夏文化 ，推动了那些落后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在春秋时期，周王室的作用实际上是 两个相互逆向的进程：一方面是周王室政治影响力的大大下降，另一方面却又大大扩散 了周朝文化的影响力，使越来越多的地区流行周朝的文化。它失去了政治上的天下共主 的地位，但却无意中得到了文化中心的地位，正是这一点奠定了后来中国文化大一统的 观念。后来孔子的所谓克已复礼，也主要指的是从文化上推行和恢复周朝的文化，让华 夏地区所有的国家都实行统一的周礼。
以周为中心的华夏文化不断扩大，华族与周边的民族的关系也不断融合。南蛮被楚统 一后，楚国发展成为华夏国家；东方逐渐为齐鲁等华夏国家吞并；北方的华族小国燕国 在华夏国家的支持下，不断发展，成为北方的大国；西方诸国为秦国所灭，后也纳入到 华夏文化圈中。华夏文化扩大了，中国也随之扩大了，到东周末年，凡接受华夏文化的 各族，大体上都成为华族。在形成统一的华夏文化区域上，周王室功不可没。
东周时有东周国、宋国、鲁国三个文化中心，周文化是当时最先进的文化，对周围地 区有很大的影响力。有三个原因促进了周文化的扩散：其一，周朝的削弱。周朝强大时 ，周朝当然是最大的文化中心，但后来周朝逐渐衰弱，不能供养众多的官吏，其中一部 分精通周朝文化典制的官员也陆续分散到了各国，扩大了周文化的影响；其二，周围地 区的部族和落后国家在与周朝及宋国鲁国的接触中，也不断学习周朝的文化；其三，周 朝的内乱。如公元前520年周景王死，东周内部出现权力争夺，王子朝与一批官员起兵 抢王位，结果发生了一场长达四年的战争，王子朝兵败，带着大批官员和文化典籍逃到 了楚国。
在这种文化的扩散中，发生了中心与边缘地区的错位，原来处于文化中心的周朝逐渐 衰弱，而一些新兴的国家如楚国等却利用后发优势，从文化边缘发展成为中心。到东周 中期，在三个文化中心形成了三个文化流派，这就是鲁国的儒家学派，宋国墨翟创墨家 学派，楚国老子创道家学派。
因此，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春秋时期的周王室总的来说只是一个带有一 定特殊性的普通国家。笔者认为，一个只有文化影响力而没有经济基础、丧失军事能力 、没有人财物权的周王室，很难在春秋时期成为统治、支配、影响当时不断兴起和强大 的诸侯国，东周王室已经不是天下共主，它不是春秋时期的领导国家、霸权国家，也不 是一个王朝，它与春秋时期的其他政治主体的关系，不是中央王朝与地方诸侯的关系， 它不可能成为凌驾于这些政治主体之上的所谓“上层结构”。因此，春秋中后期的华夏 社会是一个典型的无政府状态。
二、从诸侯国到独立国家：春秋时期“国家”性质的变化
1、春秋初期的诸侯国不是独立国家
在商朝产生了“国”这个字，意思是用武力保卫人口。军队，一定数量的人口，人们 依照一定的行为规范做事(法律)，这些构成了古代中国国家的最初含义。到周朝时，国 家进一步发展。邦可以被用来称自己的领地，如“朕邦”(帝王自称其国)，“新造邦” (周王曾表示要在新的地方建设一个新的国家)，也可称邻国为“友邦”，邦国也有大小 之分，即“小大邦”，夏商周都自称为大邦。在《尚书》中也出现了“国”的用语，如 《洪范》篇中叙述周武王访问箕子，箕子在对武王谈到如何治理臣民时说，只有君王才 能给民幸福和惩罚，如臣下私自给民众幸福或惩罚，就会给王室带来危害，也会给国家 带来危害，人们也会因此背离王道，小民也会因此犯上作乱。这也可能是古典文献中最 早使用“国”这一用语的。《尚书》中还有多处使用“国”的地方，如在《酒诰》中说 ，周文王“肇国在西土”(在西方建立了新的国家)，要求臣民不许经常饮酒，“越庶国 ”(同时要求诸侯国也这样做)。《尚书》中还有“宗国”、“四国”、“小国”、“大 国”等用法。
在灭商之前，周国已经有周公、召公、毕公、太公、康叔等人的封邑，在灭商后，随 着封建制度的实行，出现了一些较重要的分封国：
卫国——周公的弟弟康叔被封为卫侯，主要统治殷商遗民，封地在王城周，是当时封 地最大、权势最重，有军队最多的一个侯国。
鲁国——周成王把周公所灭的奄国封给周公长子伯禽，封伯禽为鲁侯(都曲阜)。
齐国——周公时灭掉的另一个东方大国是蒲姑国，周成王把它封给自己的外祖父太公 吕尚，封吕尚为齐侯(都营丘)。
燕国——周召公的儿子封为燕侯(都在易，后迁到蓟，即现今的北京)
晋国——成王封其弟叔虞在唐(今山西太原)，后称晋国。
宋国——周公把商朝旧都商丘封给商纣王的庶兄微子，封微子为公爵，国号宋。
陈国、杞国、焦国——为了监视宋国这个商民为主的国家，又在宋国周围封了这三个 小国。
滕国、虞国——在一些大的分封国周围，又有一些小的分封国，它们分别以周围的大 分封国为自己的宗主国，如滕国宗鲁国，虞国宗晋国等。
除了各诸侯国外，还有许多不成形的由周边部族组成的小方国，即四方。这四方的具 体情况是：南方(汉水流域)是蛮族居住地，称南蛮，有夷族国家舒国，六国，蓼国，舒 蓼、舒庸、宗等小国，大国有徐国。东方(山东境内)有莱夷，任国，宿国，须句，小邾 国，邾国，杞国，介国，郯国，根牟国等，统称为东夷；北方(河北境内)有北戎，甲氏 、鲜虞、肥国、鼓国、无终国等；西方(陕西甘肃山西青海各一部)有大戎、小戎、骊戎 、犬戎、姜戎、白狄、赤狄等。
春秋初期，诸侯国和各方国与周王室这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保持着从属关系，它们还 不是独立国家。
2、春秋中后期齐、晋、郑等诸侯国性质的变化
但是，必须看到，春秋时期的“国家”与西周时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由于周朝统治 力量的式微，周朝体系中的国家通过不同的道路开始了独立国家的发展进程。
中心区域的国家性质发生了变化，从附属于周朝的诸侯国发展成为独立主权国家。
周朝分封的诸侯国通过扩张，其力量越来越大，摆脱周朝的控制，成为具有独立主权 地位的国家。这些国家在内部事务上完全不受周王朝的控制，在外部事务上相互承认各 自的权力，绕过周王朝并进行直接的交往，取得了独立的国际关系主体的地位。即使用 现在的主权国家的概念来衡量，它们也完全合乎国家的定义。它们拥有独立的军队，管 理着固定的领土和人口，有对外交往的合法权力，能独立地制定自己的内外政策，在它 们之上，并无一个能控制和指挥它们活动的上层结构和超国家权威，它们相互订立得到 各国公认的盟约。这些国家如齐国、晋国、郑国、宋国等。
周初曾采取在全国要冲大封同姓、异姓和古帝王之后于新占领的东方的做法，“以藩 屏周”，封国有多少，史家说法不一，有说封国71，有说55国，其中最重要的诸侯国有 卫、齐、鲁、宋、晋、燕、宜等国。这些封国，一开始都较小。但在后来的过程中，有 不少发展成为大国。如齐国，是太公吕望封地，在今山东临淄一带，初期封地不过几十 里。在其封国初期，齐实际上只是武装殖民的一个据点，他们占领土地，把当地人置于 自己的统治之下，不断与当地的土著居民发生冲突和斗争，史书上就说姜太公初封齐国 时，就有当地的莱侯即夷族来伐，与之争营丘。后来武装据点发展成为城邦，这种殖民 的城邦在古代文献中也被为“国”，与区别于城外的“野”，在殖民的城和野的范围边 上，种地树以为标志，形成封国最初的疆界。
后来，齐一方面与当地莱夷融合，接受当地文化，并把当时先进的周朝礼制文化与当 地文化结合，简其礼，因其俗，很快适应了当地的特点，另一方面又利用其东北临海的 鱼盐之利，通工商之业，发展很快。到齐桓公时任用管仲，对齐国的国政进行了最早的 变革，政治经济得到快速发展，成为春秋一强国。据说当时的齐景公和晏婴曾自我欣赏 齐国而赞曰：“美哉!泱泱乎!堂堂乎!”，司马迁也说齐国有大国之风。最盛时齐国有 地千里，和当初吕望的封国已经大不同。国力有了质的发展和变化，这也是当时齐国能 称霸一时的基础。
在与周王室的关系上，由于齐国在各诸侯国中是距周王室较远的国家，中间隔着鲁国 、宋国、郑国、晋国等，因此与周王室的来往也不多，最容易保持相对的独立。春秋左 传中齐国与周王室发生关系的最早记载是公元前717年，说明在公元前770—前718年的5 2年中，没有齐国与周王室来往的记载，这是齐国最先成为独立国家的一个有利的自然 条件。当纪侯请求周王室给齐国下命令，让齐国做一件事情时，周王告诉纪侯，他不能 这样做。到了公元前655年时，齐国不但不听命于周王室，倒反过来对周王室立世子这 样的内政进行干涉，引起周王室的不满，这时周王室采取的做法不是下令给齐国不准干 涉，而是象别的诸侯国一样，玩起权力均衡的游戏来，周王室开始重用晋国、宋国等来 制衡齐国的影响。在公元前651年，齐国的权力和影响在葵丘盟会上达到高潮时，周王 室曾派周宰孔劝晋侯不要参加这个盟会，晋侯后来以有病为由，没有参加这次重要的盟 会。这一时期，两者的关系不是周王室控制齐国，而是齐国试图控制周王室，而周王室 采取了反控制的措施。(注：石井宏明著：《东周王朝研究》，第44—46页。)所以说， 在齐国称霸时，齐国已经从一个原本就与周王室关系比较疏远的诸侯国，演变为具有独 立主权国家性质的国家。
晋国与周王室的关系更为典型。晋国是周武王之子周成王弟唐叔虞的封国，与周王室 的关系是很近的，也是周平王东迁时所依靠的两个主要诸侯国之一。春秋时期的前67年 里，晋国分裂为两个不同的封地，相互之间进行战争，也受制于周王室。到晋献公时， 晋重新统一，至晋文公时，战胜了强大的楚国，并于公元前632年在温之盟会中称霸， 开始了春秋时期称霸时间最长的晋国霸权阶段。而正是在这个温之盟会上，晋侯居然不 让周王室参加，让其在河阳狩猎，以至于一些史家说，周王室这时实际上成了晋的保护 国。(注：参见石井宏明著：《东周王朝研究》，第54页。)公元前529年，晋国主持的 平丘盟会，有周王室、鲁、齐、卫、曹、莒、邾、滕、薛、杞、小邾等国参加，这是一 次重大的会盟，但在会盟之前，各诸侯国必须先举行朝晋礼，说明晋国比周王室更重要 。
除了晋、齐这样的大国逐渐成为真正的独立国家外，像郑国这样的小诸侯国也可以保 持比较强的独立国家的色彩。公元前707年时，周桓王决定免去郑庄公的周朝执政大臣 的职务，郑周关系再次紧张。郑庄公率兵抵抗周桓王率领的陈蔡卫三国联军的进攻，并 在战斗中击伤了周桓王，虽然后来郑庄公派人慰问受伤的周桓王，但此事已经表明诸侯 国不再受周王室的控制。(注：《春秋左传卷二》。)
相反，郑庄公开始“挟天子以令诸侯”。公元前718年，宋国侵犯小国邾国，邾国请求 周王室主持正义。而这时的周王室自身难保，那里还谈得上申张正义。郑国还记恨着宋 国帮助周王室起兵来进攻郑国的事情，正好邾国的请求为郑国提供了一个借口。于是郑 庄公出面，以周天子的名义，组成了联合国军，其实主力也就是郑国和邾国两国的军队 ，再加上周王室的一点部队，向宋国进攻，替邾国讨回了被占的领土，也替自己发泄了 私愤。郑国以不大的领土和实力，居然能在春秋前期占有很大的影响，不能不说与郑国 靠近周王室这一“近水楼台”有关系。郑庄公开了中国历史上挟天子令诸侯的先河。当 然，为了维护周王室的威信，郑国也不得不付出一些代价。当一些国家受到“外敌”的 进攻时，郑国不得不挺身而出保卫中原周文化地区。公元前706年，齐国受到北戎的侵 犯，求救于郑国，郑国便让王子率兵攻北戎，大获全胜，解了齐国的围。
公元前675年，周王朝发生了内乱，周王室掌权的大夫扶助皇太子为周王，联合卫国和 燕国的军队推翻了周惠王，而周惠王是得到郑国拥护的，因此当时的郑文公便起兵支持 周惠王，派军队打进了成周城，杀死了篡权者，让周惠王重新做了周天子。周天子不仅 赐给郑国土地，而且实际上周王室在很多事情上也不得不听命于郑。在子产治郑时期， 郑国更是一个独立性很强的国家，他所说的“蕞尔国”也是强调郑再小也是一个国家的 意思。
3、楚国、秦国、吴国、越国从蛮戎之邦变成新兴独立国家
如果说晋齐郑等诸侯国，在其产生和源起的过程中，都与周王室的分封有直接关系的 话，那么，楚秦吴越等国的产生发展则与周王室没有重大的关联，它们实际上既不是分 封国(因周的分封而有国，秦的受封是后来的事)，也不是诸侯国(替周王室保卫和控制 周四方的土地，楚秦吴越的土地也从来不是周的土地)，与周王室没有血缘和政治上的 从属关系。
对楚国与周王室的关系，向来就有一些矛盾的说法，有的说楚国也是西周时的分封国 ，有的则认为楚国与西周没有什么关系。但不管怎样，楚国与周王室历来保持很强的独 立性，以至于在春秋初期楚还被中原各诸侯国称为南蛮国家，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
一些学者认为，楚不是周人建立的国家，当楚邦开始出现的时候，它比齐鲁等邦更原 始，也比齐、鲁等邦有更大的独立性。(注：刘家和：《古代中国与世界》，武汉大学 出版社，1997年；转引自石井宏明著：《东周王朝研究》，第160页。)在周镇压了武庚 和淮夷叛乱之后，对楚的压力加大，楚不得不向南徒居，与南方的苗蛮部族有更多的融 合，而与周朝的关系更加疏远，周朝不但不能控制楚国，反而受到了楚国的压力，楚国 后来也成了周朝的心腹大患，周昭王兴师用兵于楚，结果一去不返，反过来这加剧了周 与楚的对立，并在各诸侯国形成了楚异类于中原各邦的印象。所以，楚国相对于周朝的 独立性是很强的。
楚通过自己的不断扩张，逐渐壮大起来。到了楚君熊渠时，楚国已经成为南方一霸 ，它强大到足以向周天子挑战，认为“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注：《史记·楚世家》。)，自立为武王，虽然随后不久畏周厉王而去其王号，但也表明了楚欲独立周朝的趋势，楚后在春秋时期成为最早挑战周王朝权威的国家也是有其渊源的；到公元前704年时，楚君熊通再次自号武王，其子楚文王在郢(今湖北江陵)建都，有地千里，宣布它有权统率南方的蛮族，不承认周天子的地位。再通过又一个100年的扩张，楚国成为华夏国家中领土面积最大，而且从与周朝的关系来看也是最为独立的国家，它甚至在名义上也没有承认过周天子对自己的宗主权。楚国一度成为华夏文化的南方中心，华夏文化通过楚国辐射到吴国和越国，把这两个南蛮国家变成了先进国家。当然，在楚国扩张的时期，也是楚国更多地接受华夏文化的时期，楚国也从一个与中原华夏国家有着很大差别的国家变成了与中原国家文化越来越相同的国家，即楚国在政治上越来越远离周王朝，但在文化上却相反，越来越被以周为中心的华夏文化所同化。
秦国的成长是其中的另一个代表。秦的起源也有不同说法，一说秦本是戎族，为西戎 部族中的一支，最初也不是周王室统治圈的成员，它是受周朝影响的一个周边小方国和 部落，是周朝的一个邻居。另一说认为秦可能是商朝玄鸟图腾的支族，在商周兴亡之际 ，从东方到了西北，与当地的戎羌杂居后，逐渐形成一个新部族。但秦在西周时与周王 室关系并不密切，也不是西周统治的成员；因为相隔地域太远，周朝甚至对它的间接影 响也不大。只是因为秦帮助周打败了入侵西周的西戎人才得到周朝的承认，封为襄公， 被封为诸侯国，开始成为周联合国的成员。秦接受了周王室的文化，逐渐发展成为西部 一支强大的力量。秦穆公时(公元前659—前621年)，秦开始参与华夏各诸侯的争霸和盟 会，但此时它仍被中原各国视为其戎狄部族。秦向东部的发展遭到强大的晋国的阻挡， 不得不改变方向，开始向西部扩张，终于击败西边的众多戎族，成为西部霸主。从秦的 发展历史来看，除了在文化上受周王室影响外，秦政治经济军事的发展与周并无太大关 系，基本上是独立发展起来的，它既不接受周王室的统治和控制，甚至对当时的齐、晋 、楚等强大的诸侯国也保持较强的独立性，很少参加与齐、晋、楚的盟会和争夺，在这 些大国之间保持中立，也具有很强的独立国家的性质。
吴越和其它南方国家的成长，也可以看成是民族独立国家兴起的类型。
传说周太王长子太伯次子仲雍因为父亲宠爱弟弟季历，不能得到继承权，不得不另谋 出路，逃到了长江下游的梅里(江苏无锡东南)，有南蛮归附，仲雍学习蛮族断发纹身， 相继做了蛮人的君长，他的后裔在那里兴盛起来，逐渐形成了吴国。(注：范文澜：《 中国通史》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74—75页。)吴国在当时被人称为蛮夷国 家，甚至到了东汉时，人们还说“吴何以称人乎?夷狄之也，……吴者，夷狄也，而救 中邦；称人，贱之也”，认为吴国人称为吴人是对原本是蛮夷之国居民的贱称。(注： 《越绝书》卷三。)传说中有许多不实，但史家认为，吴很可能是在晋灭虞国后，中原 人与当地居民共同建立的国家，似可无疑。(注：白寿彝总主编、徐喜辰主编：《中国 通史》，第三卷第4册，第1029页。)
到了吴王寿梦时，“与中国时通朝会，而国斯霸焉，”吴“始通中国”，开始成为楚 国的附属国，后来楚国大夫巫臣亡命到吴国，向吴国献攻楚之计，教吴人习战法车法， 吴国在与楚国的连年战争中成长起来，后楚亡臣伍子胥和大军事家齐人孙武相继到吴， 于前506年举兵攻楚，大败楚军，攻破楚都郢，将楚国的大量文化典籍抢到吴国，楚国 遭受重大损失，而吴国却进一步接受了华夏文化，成为南方大国和新的文化中心。
越是与吴差不多相同建立的新兴国家，是晋楚争霸的产物，晋利用吴牵制楚，楚则扶 持越牵制吴；到公元前496年越王勾践继位，与楚国的关系更密切。楚王派楚国人文种 和范蠡到越国，将先进的楚文化传到越国，扶持越国成长。
为了表明吴国和越国与中原地区的关系，许多古代书籍都有所谓吴与越国的先人是圣 人之后的传说，如说吴国开国之君是周太王古公的儿子太伯和吴仲，说越国开国之君是 夏禹王之后无余等。这恐怕都是不可信的，吴越甚至包括楚秦都是蛮夷之地的说法应该 是比较准确的，它们在接受了中原先进文化的影响后才逐渐发展起来。所以，秦楚吴越 四个国家可以说从周朝时的中心外围体系中的外围地区，逐渐变为中心国家。
可见，春秋时期独立国家的出现，是有两大类，一类是北方周朝分封的诸侯脱离周朝 的控制而产生，另一类则是由受周文化影响的周边的蛮夷狄戎等与华夏地区不同的民族 部落而成长起来的新兴国家。
当然，春秋时期的国家也有不同的性质，大国和部分中小国家具有独立国家的性质， 而一些小国、方国、非华夏民族的部族政权等，则不具有这种性质。
4、春秋时期的国家具有近代国家的基本性质
春秋时期的这些新兴的独立国家，虽然其形态还比较原始，与现代国家无法相比，但 它已经具备了近代国家的基本内容，与欧洲1648年威斯特伐里亚和约后产生的近代独立 主权国家相比，只有发展程度的高低，而没有本质的区别。这体现在：
(1)大体界限分明的领土。春秋时期各国的领土，当然不可能有什么严格意义上的国界 ，但一国的主要统治范围，还是基本上清楚的。据童书业先生的研究，鲁国的疆界按今 天的区划，大约为东到沂水东，南为鲁苏交界，西到郓城、钜野、城武和单诸，北到泰 山及汶水，都曲阜；齐国东到海，南到穆陵及泰山，西到古黄河及今运河，北到冀鲁交 界，都营丘(临淄)；晋国跨五省，有山西大部，河北西北部、河南省北端和西端，陕西 东端和山东西端，都翼和新田，今山西翼城和曲沃；疆域最大的是楚国，地跨今天中国 的七、八省，有今湖北大部，东到苏皖交界，南到洞庭和鄱阳两湖，西到川陕鄂交界， 北到秦岭及淮水之间，都郢(今江陵)(注：童书业：《春秋史》，第102—103页。)。同 时，各国还设有专门管理边境的官员，设有关卡，对来往人员进行检查，对流通的货物 进行征税，有要人来访时，会派专人到边境迎接等；如有战败，则多流行以土地或城池 换和平的规则。
(2)有大体固定的国民。春秋时各国人员流动频繁，但对各国来说，也都有大体比较稳 定的居民，他们构成各国的基本人口。春秋时的人口数量很难计算，但依史学家的估计 ，春秋末期战国初年的各国人口大约为：楚国500万，魏国400万，秦赵齐国三国各300 万，韩150万，燕150万，七国共有2100万左右。(注：参见范文澜：《中国通史》，第 一册，第199页。)
(3)有能对内对外行使独立主权的国家权力机构。春秋时期的各主要国家，一般都由各 国的国君或公卿大臣对该国进行独立的管理，他们对国内外的事务具有最高的、最后的 决定权。在这些国家的对内管理的权力中，最重要的是拥有武装力量即军队，各国都有 自己的军队，只受本国国君或王公大臣的指挥；国家实行什么样的制度，也基本由各国 自己决定，如当时的郑国在子产时曾决定铸刑鼎，把刑法向民众公开，虽然受到霸权国 家晋国大臣叔向的反对，但子产仍决定这么做；又如是否行郡县制，也由各国自己决定 ，如楚晋设县制较多，把新得到土地和边远地区由国君直接任命的长官管理，不设封地 ，楚国的县最多，达8—9个；最重要的权力是各国国君的设立、继承和公卿大臣职位的 设立及权力的划分，这些权力在不同的国家情况也不同，有些国家是国君大权在握，有 的则由公卿大臣掌握；国君的废立继承大多是由本国决定，只有少数受到外国干涉；在 对外权力方面，春秋时期的国家情况很不同；许多中小国家的外部事务的决定要受到当 时的霸权国的支配和影响，比较受限制，不得不向其他国家交纳贡赋，他们与谁结盟， 一般不由自己决定，但即使如此，这些中小国家的存在是得到大国承认的，中小国家相 互之间，也是承认对方的；而对春秋时期的主要大国晋齐秦楚四国来说，它们之间的相 互关系是相对平等的；即使那些受大国影响支配的小国，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对外结盟、 宣战的权力，而像当时的宋国这样的中等国家，还能利用晋楚两国实力均衡，因长年战 争疲备不堪的情况，主导了春秋中期的弭兵运动，达成了各国之间大约40多年的和平， 表明当时的中小国家也不是完全被大国支配。况且，即使今天的国际社会，所谓各主权 国家一律平等也并没有完全实现，被大国支配和影响的中小国家并不少，所以，我们在 国家拥有平等的对外事务权方面，也不能太苛求于春秋时期的那些国家。
三、春秋时期的华夏社会是一个早熟而内容极为丰富的国际体系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看出，春秋时期周王室已经从天下共主变成了具有一定特殊作 用的普通国家，而各主要诸侯国之间的关系，大多具有独立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各国 拥有独立的政权，具有相对明确的领土和人口，各自独立决定和处理自己的内政外交， 相互承认并达成了一些明确的共同的国家关系准则，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华夏体系， 形成了最早的中国的国际关系体系。
关于这一点，有一些西方学者给予了关注。他们并不一定认为真正的国家体系在全世 界都是从欧洲开始的，如通常被国内一些学人尊称新现实主义大师的肯尼思·沃尔兹就 说：通常认为真正的国家出现于1648年这一事实，是“仅就欧洲的国家体系而言”，并 不适用于全世界，他甚至认为，在中国的战国时期和印度的考底利耶时期出现的国际政 治的本质和形式“依旧惊人的保持未变”。(注：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胡少华等 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中文版序第4页。)保罗·肯尼迪在其《大国 的兴衰》一书中也说，“在中古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的更先 进和更优越。”(注：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第4 页。)斯坦利·霍夫曼也指出，“我们不再倾向于把国际关系看成是始于中世纪末的， 主要是西方国家的活动，我们的研究必须包括非西方文明国家的国际关系”。(注：斯 坦利·霍夫曼：《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215页。)
国内也有一些学者注意到了这一点。有的学者指出，所谓国际关系发端于欧洲三十年 战争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说法并不准确，因为“实际上从世界范围来看，由于受 经济交往的制约，此时并未形成真正的国际社会体系”。(注：何曜、任晓：《均势理 论反思》，载资中筠主编：《国际政治理论探索在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第219—235页。)所以，提到国际关系理论，在中国必定会提到春秋战国，“这是有一 定道理的。中华民族是个早熟、早慧的民族，春秋战国时期的所谓‘国家’关系虽然本 质上与现代的迥异，但是当时的各诸侯国之间打交道的许多概念和内涵，诸如国家利益 的出发点，战略与策略的考虑和操作以及对地缘、均势、矛盾主次的关照等，都达到相 当成熟的水平，有其永久性和普遍性”(注：资中筠主编：《国际政治理论探索在中国 》，序言，第4页。)。
但是，多数中国学者关于春秋时期的国际关系的研究，还是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近代独 立主权国家、近代国际关系起源于1648年威斯特伐里亚和约之后的观点的影响，其主要 表现就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把春秋时期的周王室视为天下共主，而把春秋时期的国家视 为周王室影响和控制下的诸侯国，否定春秋时期的国际关系研究的客体性。因此，到现 在为止，春秋时期的研究，在中国还被认为是历史学研究的范围，鲜有中国国际关系和 国际政治学者涉及，以至于春秋时期极为丰富的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外交学的思想与 实践，大多被淹没在故纸尘封之中，实在是一大憾事!笔者期望借本文的研究，能揭开 影响中国古代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和外交学研究的两大盖子，促进国内国际关系、国际 政治和外交学者对春秋时期的研究，从中发掘其丰富的内容，为形成中国特色的国际政 治、国际关系和外交学理论奠定中国历史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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