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开放理论与经济特区实践的演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特区论文,对外开放论文,中国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开放理论的意义与经济特区的试验
自1978年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放也和改革一样已成为新的时期的标志。邓小平同志从中国现代化的目标着眼，总结了150年来中国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提出了开放理论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指导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今天，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闭关自守已不可能，自我孤立导致落后。它们都实行了不同程度的对外开放。然而，在中国这一特定的大国实行开放政策，具有独特的意义。它不仅对中国的现代化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而且对世界发展中国家也有启示作用。
这是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的大规模的主动的对外开放。在中国古代虽然也有过开放的朝代，但是由于地理的阻隔和交通的落后，对外交流往往是局部而零星的。发育相当成熟的中华文化，在学习和接受外来文化时通常比较缓慢。近代以来，当西方列强挟雷霆万钧之势走向世界时，中国却闭关锁国，固步自封，开始落后了。与西方不平等的关系一方面造成了崇洋媚外的风气，另一方面又带来了盲目排外的情绪。因此，邓小平在10年浩劫结束后提出开放理论，对于中国是石破天惊的创举。
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真正对世界开放的典范。当资本主义强国仍然主导着世界体系时，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如何对待它，邓小平总结了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教训，主张中国实行开放政策，进入世界体系。邓小平始终从社会主义前途的大局出发来看开放问题，他指出：“我们的根本问题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的信念和原则，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为此就必须开放。否则，不可能很好地坚持社会主义。拿中国来说，50年代在技术方面与日本差距也不是那么大。但是我们封闭了20年，没有把国际市场竞争摆在议事日程上，而日本却在这个时期变成了经济大国。”倡导社会主义国家的真正开放，邓小平应数当世第一人。
这是解决发展中国家与世界体系关系难题的巨大突破。究竟应当选择开放还是封闭，并非一个显而易见的简单问题，而是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如何处理与现存世界体系中的深层次困惑。目前，世界上主要有两种对待世界体系的态度，产生了两种主要的现代化理论，即西方现代化理论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理论。西方现代化理论认为，世界体系是任何一国发展的有利条件。现代化的先行者与后来者的经济联系往往有利于后者。这一理论认为，不发达的根源在于国家没有有力的政策促成健全的市场，国内市场没有整合到世界市场中去。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遵循这一理论行事，却并未达到预定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落后国家的学者们用不发达理论来解释。他们认为，自从西方列国殖民世界化统治以来，就造成了一个不平等的世界体系。发达国家是世界体系的中心，不发达国家构成了巨大的外围或边缘。外围的技术进步获得的利润，通过出口廉价商品源源流入中心。落后国家的出路是，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推行经济保守主义，甚至脱离现存世界体系。不少发展中国家采纳了这一政策，独立之后纷纷切断与宗主国的联系，有的与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挂钩，结果也不理想。发展中国家与世界体系的关系，可谓世界性难题。
邓小平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破解了这一难题。他既肯定了世界体系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机会，也看到了它造成的限制，但权衡利弊，应当去利用其机会而非逃避它，同时尽量缩小其危害而非忽视它。破解难题的关键之一是深刻揭示了国际条件的巨大变化。在1978年他就指出：“我们现在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好多条件，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没有，现在有了。中央如果不根据现有的条件思考问题、下决心，很多问题就提不出来，解决不了。”新的条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防止战争爆发的因素增长，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两大问题。邓小平敏锐地察觉了变化，将和平与发展定为中国争取的目标，实行开放政策才有了基本的可能性。其次，虽然冷战尚未结束，美苏仍在争霸，但是世界对中国的封锁已经打破了。邓小平将中美、中日建交从军事战略考虑推广到经济的开放，提高到向世界全面开放。最后，在批判了“四人帮”的极左思潮之后，中国从自己的国家利益出发，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建立正常邦交，尤其改善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为中国搭乘亚太地区高速增长快车扫清了障碍。
邓小平破解这一世界难题的关键之二是正确地选择开放的路径，以便兼收西方现代化理论与发展中国家不发达理论之长，又克服两者之短，真正收到实效。一方面，邓小平肯定了西方现代化理论中的基本思想，指出只有在对外开放中，我国才能吸收国际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资金，加速自己现代化的步伐。另一方面，邓小平也清醒地意识到，正如不发达理论深刻揭示的，当今的世界体系是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它们占尽先机，订立了一套对自己有利的规范。即使表面看来公平合理的自由交易，发达国家也总是获得更大的比较利益。发达国家可能欺骗我们，也可能欺负我们落后，开放确实也有消极因素，也有危险。但是中国有强大的国家机器，有自己的社会主义政策，可以抵制和克服开放的弊端。而在学习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的同时，我们也仍要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能受制于人。权衡利弊得失，利大于弊，还是要坚决开放。他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两重性效应原理，又从当时的实际状况出发，作出了充满辩证思想的结论。
邓小平的开放理论高屋建瓴，开放战略气势磅礴，但是在实行时又深思熟虑，谨慎扎实。邓小平同志说，经济特区是一个试验。“我们的整个开放政策也是一个试验，从世界角度上来讲，也是一个大试验。总之，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是坚定不移的，但我们在开放过程中要小心谨慎。”正因为对外开放对中国非同小可，对社会主义国家意义重大，在发展中国家也属难题，所以才必须设计出正确的途径，找到突破口。经济特区、自由贸易区，并非中国首创，但在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却史无前例。1980年，我国正式宣布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经济特区。其中深圳为最早和最大的特区，其面积不仅超过其他3个特区面积的总和，而且在世界各国的经济特区中也首屈一指。特区很快吸引了外来的资金、技术，促进了中国管理水平的提高和人才的培育。特区及其周边地区在四五年内成为增长最快的地区。例如，深圳的生产总值从1980年2.7亿元增长到1985年的33亿元，同期其出口由1100万美元增长到5.63亿美元。1984年特区试验扩大到14个沿海主要城市。特区的主要政策在内地其他地方也采用了。1985年下半年，沿长江一些地区和新疆、内蒙古开始某些特区试点。1988年海南作为省一级的特区试验全面展开。改革开放始终在破除“左”右干扰中前进，特别当国内外狂风暴雨袭击时，开放政策便会首当其冲。80年代末，90年代初，内有政治风波，外有苏东剧变，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制裁”。邓小平领导中国人民沉着应付，打破“制裁”，通过进一步改革开放，取得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成果。在1990年，党中央、国务院又作出了开发开放浦东的决定，以上海作为王牌，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带动了全国新一轮经济增长。
特区试验最基本和最重要的经验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是必需的，而且是可能的。与其他地方相比，特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最少，然而市场经济表现出更大的活力。同时，市场经济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尽管没有获得政府倾斜的计划资金，但其发展的速度却是计划经济下无法想象的。从1979年到1988年，最早的4个经济特区的工业生产增长了16倍，远远高出同期全国平均增长2.3倍。特区聚集了大量的生产要素，实行要素配置的向外倾斜和对海外市场的开拓，与外部的经济运作方式接轨，参与国际分工和市场竞争，使经济高度外向化。例如，浦东开发的资金来自世界各地，智力来自五大洲四大洋，运作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与世界接轨，其发展已纳入到世界经济特别是亚太发展进程中作通盘考虑，外向程度日益提高。截止1999年底，已有来自世界67个国家和地区在浦东投资了180多个项目，引入外资近300亿美元，其中，世界500强的跨国公司有98家，兴办了180多家大企业，外贸出口66亿美元，是1993年的5.5倍。特区试验的成功证明，社会主义中国能够克服一般发展中国家缺乏与世界经济接轨的市场经济的弱点，充分利用世界体系提供的机遇，尽快壮大自己。这一实践为全国树立了榜样，增强了信心。
在社会主义中国，特区建设的成功，还表现在它姓“社”不姓“资”。小平同志一再强调特区建设要两手抓、两手硬，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浦东新区坚持狠抓党的建设，用一流的党建带动一流的开发。连续3年开展的“养成教育”，对各级领导干部和机关职员养成公正、廉洁、优质、高效的好风气，起到极大的作用。浦东新区严格规定了党政领导干部“不准直接谈地价，不准参与工程承包，不准为亲属子女的动迁安置打招呼”，有效地防止和减少了腐败现象。浦东的建设从一开始就注重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强化管理职能，注重精神文明建设，抵制社会丑恶现象、西方腐败没落思想和各种错误思潮，树立了新的精神风貌。在开发开放过程中，“浦东精神”大放异彩，即“争创一流的意识，建功立业的抱负，忘我工作的境界，廉洁自律的情操，海纳百川的胸襟”。正因为如此，浦东新区对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之间的矛盾处理得卓有成效，在加速城市化过程中先后迁移安置了16万征地农民，动迁了数百万平方米的居民和企业用户，仅陆家嘴地区的搬迁工作量就相当一座中型城市，不仅没有出现失控，而且还使得人气更旺，人心更顺。
二、十四大以来开放理论的提升与特区的辐射作用
邓小平理论已经写到我党的旗帜上，指引着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现代化事业。自党的十四大以来，党中央一再重申邓小平同志的对外开放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项基本国策。既然称之为基本国策，则本世纪不会变；中国在还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下需要开放，即使在今后达到更高水平时也还必须开放。只有坚定不移地执行这一基本国策，才能开创我国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只有全面正确地掌握运用邓小平的开放理论，才能在正确的方向上发展邓小平理论。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正是依据邓小平理论，审时度势，以自己手中正在做的事为中心，发展了邓小平的开放理论。如果可以最简单的语言概括自十四大至十五大以来党中央作出的新发展，那就是“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国内改革的深化要求对外开放的质和量同时提高。我国提出了“九五”和2010年的奋斗目标，关键是实行两个根本转变，一是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对应于这一全局性的转变，必须使开放政策的质和量都有所改变。
党的十五大召开时，东南亚金融危机还刚刚开始，但是在江泽民同志的报告中，已经提出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思想，反映了敏锐的洞察力，也反映了对于经济全球化时代开放的新认识。经济全球化趋势在邓小平同志在世时已经出现，但在近几年却有了突飞猛进的变化，超出了人们的预料。它主要表现为：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新技术革命，前所未有地缩小了世界各地的时空间隔；国际金融对经济的影响增大，金融工具不断创新，资金跨国交易的速度和规模空前；全球和地区贸易投资自由化进程加快，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全面开放市场；西方跨国公司不断向世界各地扩展。在已经进入世界市场的情况下，开放是不可逆转的，而开放的国际也将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付出相当高昂的代价。过去我们承认资本主义经济扩张（经济全球化为其发展的必然结果）对发展中国家具有两重效应，但是对其积极影响了解较多，而对其消极影响认识不足。过去，我们对工业化时代其消极面的影响认识较多，但是对于信息时代其消极面的表现较少预测。东南亚金融危机显示出，发达国家可能利用其在新技术革命中的优势，在短暂的时间内将发展中国家几十年积累的财富席卷一空。正因为如此，这次危机被称为“21世纪危机”，给发展中国家以很大的警示。十五大提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实际上使用了一个全新的概念。最初的国家安全，主要指军事方面免受敌国的侵袭。以后，它又扩大到政治领域内的安全，例如防范敌对势力对于政权的颠覆，粉碎内外敌人勾结所造成的损害，等等。现在经济领域内的斗争成为各国综合国力竞赛的主要内容，在瞬息万变的商场虽然没有刀光剑影，一样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搏斗。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至关重要的课题。
为此，我国对于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开放理论进行比较深入的讨论，取得了以下三点共识。
第一，从总体和长远而言，经济全球化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为世界经济增长带来活力和机遇。它也有助于生产要素流向低成本的发展中国家，促成新兴资本市场的崛起。1990年至1997年间，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资金增长了51倍，年均流量达2650亿美元，中国在90年代的高速经济增长，部分原因得益于此，所谓水涨船高。
第二，经济全球化是一柄双刃剑，伴随着市场的盲目力量，过快推进它会导致其破坏性力量的膨胀，特别是国际金融资本的巨额流动和金融投机活动的庞大规模，远远超出许多国家的抵御能力，对发展中国家的负面影响尤甚。
第三，中国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扩张两重效应的结论，坚持邓小平理论的基本判断，抓住机遇，利用后发优势，进入国际市场，加速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同时也应看到，经济全球化类似于在一个球场按同样的游戏规则比赛，规则是发达国家制定的，总体上对它们更加有利。特别因为我国技术落后，经济落后，是赛场上的弱者，挑战和风险极其严峻，必须高度重视国家经济安全。在加入经济全球化的步骤和方法上，在对外开放的具体政策的选择上，我国必须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审时度势，权衡利弊，趋利避害。这样理解并非纯粹从消极的防范出发，而是包含着积极的进取。例如，虽然国际体系是发达国家主导的，但也存在着可以有所作为的余地。由于在经济全球化中各国相互依赖程度大大增强，世界有识之士都在呼吁改革，大多数建议中都提出了发挥中国作用的设想。中国对于国际经济安全的维护，也包括参与制订国际新规则的内容，开放政策具有了更加深刻的含意。
可见，对外开放与对内改革达到良性互动，将是发展的方向。改革与开放本来是中国现代化政策的对内和对外的两个方面，是不可分割的，但在目前强调其良性互动，却有崭新的内容。开放速度过快，与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不适应，将会影响国家的经济安全；开放速度过慢，又会使改革受到掣肘，延缓中国的发展进程。过去人们往往注重开放“滞后”所带来的问题，现在则认识到，某一环节开放“超前”也可能引起危机。反之，如果处理得当，对外开放不仅为国内改革提供经济上技术上的支持，而且会造成不断促进改革的张力。此外必须承认，即使一国的经济政策比较正确，经济状况比较健康，只要开放到一定程度进入世界体系，就必定会受到世界经济波动的影响，而且外界的影响将比以往更快更广更深。中国已不可能置身世外，唯有强健自身，才能随时抵御各种意想不到的外来侵袭。
在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风波中，在对外联系如招商引资、外贸出口等方面也受到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经济特区作为开放前沿，当然首当其冲。经济特区首先探索了新改革举措，强化了制度建设，使制度建设更有利于开放，有利于同世界市场接轨。浦东新区解放思想，大胆尝试，实行了许多创新。概括起来，主要有6个方面。第一，以“精简、统一、高效”为原则，在全国率先试行“小政府”模式。第二，转变政府职能，着力营造规则明确、秩序井然的市场经营环境，核心是强调规划先行，法制先行，规范开发秩序，优化管理规程。第三，在小区开发模式上，注重土地资源的市场化利用，采取组建公司进行商业性开发，由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模式，加快了土地资本向货币资本的转换，促进了土地资本与金融资本及社会资本的结合。第四，在资金筹措上，创造了土地“空转”、批租实转、成片规划、滚动开发的新路子，并采取证券发行、银行贷款、吸引内资、引进外资等多渠道融资战略，有力地支持和保障了开发建设的顺利进行。第五，走城乡一体、共同发展的道路，组建了第一个现代农业开发区，从规划、经济、管理和组织建设上都根据城乡一体的原则统一安排。第六，着力构建以市场配置为基础的人才资源流动机制，在全国公开招考公务员，不拘一格降人才。目前已引入各类人才200余万名，并有近千名外国专家在浦东就职。制度创新使得经济特区的发展更加健康，经受得住狂风暴雨袭击。
经济特区开放水平的提高，对全国社会主义建设起了更大的辐射作用；同时，经济特区与全国的协作与联动，也大大增强了其对外开放的实力。浦东的发展遵循“以东带西，以西促东，东西联动，共同繁荣”的思路，依托上海服务上海，使浦东浦西比翼齐飞。浦东开发以来，上海经济和社会发展突飞猛进，国民生产总值连年保持两位数增长，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各种事业蒸蒸日上。1997年后，浦东的经济增长率继续保持高于全市5至6个百分点的速度，增强了上海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抗波动能力。1999年，上海实现人均GDP3720美元，达到世界中等收入水平。在上海1999年比1998年GDP增量中，浦东提供的增量占30%，在外贸出口增量中，浦东占50%，在高新技术产值增量中，浦东占57%。根据“开发浦东，振兴上海，服务全国，面向世界”的目标，浦东成为上海建设“一个龙头，三个中心”的重要载体。目前在浦东新区注册的内联企业达5200多家，吸纳注册资金200多亿元，落户浦东的外地外贸公司104家，国内大企业集团总部18家。通过合作联动的网络，浦东对全国的辐射力已经达到了新的高度。其中特别突出的是，浦东的开发开放为整个长江流域的发展提供了契机，长江三角洲已形成以上海为中心的城市带，长江流域的江苏、安徽、上海、江西、湖南、湖北等省都跨入了高速增长的行列，为下一世纪综合国力的增强奠定了物质基础，也为西部大开发战略提供了实力的保证。
尤其需要强调的是，浦东在促进上海走向国际金融中心方面也至关重要。邓小平早就指出，金融是现代化经济的核心。上海要向国际金融中心迈进。因此，上海加快了金融体制改革的步伐，成立了我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诞生了我国第一家发行B股的股份公司，开设了我国第一家经营股票业务的证券公司，出台了我国第一个养老保险制度。亚洲金融风暴引起了不少对于金融开放的疑虑，但是，浦东坚持以开放求发展，以开放的质量求安全。崛起的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已建成近200幢现代化办公、商务楼宇，引进了77家中外金融机构，21家跨国公司总部，6个国家级要素市场，集中展现了浦东的集散功能。浦东还准备在中央政府支持下，在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率先扩大金融保险、信息咨询、会展旅游等方面的对外开放，大力引进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外资金融机构和专业服务机构，在参与国际竞争中提高抗御风险的能力。显然，这是唯一正确的途径。
三、开放理论与特区实践的前瞻性思考
自十四大、十五大以来党中央对于邓小平开放理论的发展，指出了进一步探索的方向，而非造成一个封闭的体系。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南斯拉夫和中国驻南使馆，激起了人们对于时代特征、国际格局和中国政策的大争论，可以说对外开放理论面临着第三次冲击，而且是更加强劲的冲击，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它反映了人们的担忧聚集于国家安全，而且从经济安全扩展到综合安全。正确的结论只能是，只有深入全面的对外开放，才能争取国家综合安全。为了回答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新问题，中国对外开放理论应在以下几个方面推进。
第一，国际形势的变化没有改变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但要求深化对于和平与发展的理解与解释，以便为对外开放理论提供依据
对外开放即中国在当今时代对于特定世界的开放，开放总有两重效应，在特定情况下又会出现新的表现形式。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不变，保证了我国开放政策能够争取到更好的外部环境，争取到发展所必需的时间。同时，和平与发展决不似平坦大道，而是在战争与和平、发展与落后的张力中艰难前行。在经济全球化狂飙突进所造成的世界急剧变化中，对外开放的机遇和限制也与过去大相径庭。这就需要敏锐地对外部变化进行反应和调整，从根本上说，只有深入全面的对外开放才能保证国家经济安全，从政策层面看，对外开放的速度、选择以及各方面的协调都需要精心研究，正确地对应，以较小的代价换取基本目标的实现。
第二，深入全面地认识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新作用，坚持以开放促进双重赶超，以更强的综合国力来预防和对付难以预料的危害
知识经济的崛起和经济全球化的突进，使中国现代化的外部条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本来，中国的现代化是在工业经济落后的条件下赶超，现在，当这一赶超尚未实现时，又面临着在知识经济的竞争中被甩得更远的威胁，要进行双重赶超，形势更为严峻，任务极其紧迫。任何一种条件都会同时提供机会与限制，用固定僵化的观点看待条件，结果会束缚人的能动性。深入研究在双重赶超中的正反两方面的双重效应，将对开放理论和政策产生巨大的影响。当发达国家致力于发展知识经济时，必然要进一步将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的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这就是一批发展中国家成为世界工业制成品生产基地的背景。中国当然应该通过开放，抓住这一契机，参与国际竞争，争取后发效应。然后，它常常要以消耗稀缺的自然资源和污染环境为代价，由于中国人均资源贫乏，生态环境恶化，付出这一代价就格外痛苦和昂贵。为此，已到了树立新的产业升级观念的关头。开放政策应向科技创新和知识产业倾斜。
第三，认识经济全球化所造成的世界秩序变迁和改革的趋向，强化和争取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增强在制定国际新规则中的发言权
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使既定的国际经济组织和国际规则的不适应性日益显露，东亚金融危机不仅引起了对于东亚模式的重审，而且造成了对于国际组织和国际规则的反思，就是鲜明的例证。毫无疑问，目前的世界经济和政治秩序主要还是由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对发展中国家并不公平。然而，世界上只有一个体系，发展中国家要么加入要么回避，加入虽然不公平，但还有通过努力上升的机会，回避则只能保持落后，那将造成最大的不安全。为了保证竞争，必须建立全球制度，以防止国际经济一体化中的不公平和不确定现象。国际组织和国际规则的变革提供了新的机遇，中国应当抓住千载难逢的机遇，对外开放不只要获得具体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而且要通过参与制定规则、创建组织，来保证中国更加长远的发展利益。
第四，认识经济全球化所促成的各种文化相互激荡的新趋势，以文化的开放来回应西方价值观的冲击，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文化，保证长治久安
如果以为在文化上可以封闭求安全，则会南辕北辙。在全球化的时代，要阻止文化交流非常困难，仅从技术上看也不可能。经济关系总要在非经济的背景下运行，政治关系更在广义上需要文化的支撑。所以问题转化为如何通过文化的开放建设本民族的文化，使其从弱势变为强势。文化开放的核心是如何看待东西方价值观的差异。应当承认，西方国家是现代化的先行者，在提供世界科技成果的同时也贡献了若干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观。自由、民主、人权、平等等概念，虽然在其他民族的文化中也包含有类似因素，但将其提升到现代意义，却是在西方首先实现的。同样追求现代化目标的中国应当学习和借鉴这些价值观，而且可以肯定，社会主义制度能够保证这些价值观更好地贯彻实行。但是，我们反对将西方实现价值观的途径模式化，似乎除此别无他法，更反对将其强加给其他国家。
更为重要的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观并非为西方所垄断，各民族都有贡献优秀文化价值观的资格。在世纪之交人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难题：人口爆炸、生态恶化、环境污染、战乱频繁、愚昧落后、贫富悬殊、社会犯罪、道德失范等等，呼唤着和平、和谐、关心家庭、重视道德等价值，仅仅有自由、民主、人权还是不够的。西方价值观虽然有许多长处，但也象任何文化价值观一样有其缺陷，这些缺陷无法由西方文化自身来弥补，发展中国家具有丰富的文化价值观，亟待发扬来丰富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渊远流长，应当对于人类有更大的文化贡献。文化的开放不仅要学习人类一切文明成果，而且也要将中国优秀文化推向世界，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
目前，所有的经济特区都提出了在若干年内成为现代化的示范城市的目标，并且制定了衡量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指标体系。笔者认为，这是非常必要的。然而，从更加前瞻的眼光看，这一目标又远远不够。相对于开放理论的发展要求，经济特区的实践也应当有所飞跃。
首先，特区应当着力发展知识经济，成为进行双重赶超的先锋，为中国在未来的竞争中获胜探路。浦东的张江高科技园区，已经形成科技创新区、上海软件园、国家生物医药基础、国家信息产业基础齐头并进的新格局，增强了研发创新、孵化创业的功能。而且在创造更好的吸引人才氛围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因此在最近的市场调查中，青年人才的去向首选已经从广东转到上海。然而，比起深圳来，浦东在科技创新、体制创新方面的自觉性还比较差。深圳93%的研发机构建在企业，90%的科技经费来源于企业，90%的科研技术人员集中在企业，80%的科研成果实现了产业化。深圳涌现出华为、中兴通讯、长城等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截止1999年底，深圳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占全部高新技术产品产值的46.8%。然而，即使深圳也仍然无法与世界高科技城市相提并论。为此，一方面，特区要增强内部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市场化的机制；另一方面，必须具备融合与吸收外部创新思想的能力。即使发达国家也认识到，两方面不可偏废。而获得外界技术的方式很多，如委托研究、许可证经营、研究与开发合作、参股、建立合资企业或全盘收购目标企业等等。特区的开放政策只有朝这一方向倾斜，才能回应知识经济的挑战。
其次，树立新的产业升级观念，成为中国强大跨国公司的发源地。许多经济特区都在设计自己的支柱产业，但是，目前产业升级的速度极快，等到发现自己的产业设计与别地雷同，效益不高，已经为时晚矣。今天，在引进新技术时，应考虑效率与成本，不应再追求完整地占领某一产业，而要根据本身的综合实力与比较优势，尽力抢占某一高新技术与高附加值的生产环节。韩国和我国台湾成为芯片生产基地，印度班加罗尔成为世界软件制作中心，体现了新的发展思路。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之一是，改变过时的市场结构费时费力，还伴随着政治调整的困难和风险。在双重赶超的设想中，开放不只引入产业升级所需的技术、资本和管理，而且要从利用本地资源组织生产，走上利用全国甚至全球资源生产和销售的新路。经济特区应当充分利用开发西部和“走出去”这两大战略提供的机遇，把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的产业和产业环节转移出去，利用中国西部或周边国家丰富的资源和低廉的劳力，在高技术和高附加值的领域获得更高的效益。要实现这一转变，关键在于公司特定垄断优势。我国需要培育进入世界500强的跨国公司，而经济特区应当成为制造“航空母舰”跨国企业的港湾。
再次，特区应着力于制度创新，为中国创立世界经济政治新秩序提供支撑。经济特区自成立之日起，便在制度创新上勇敢地前进。它们冲破了计划经济体制的桎梏，在全国率先进行了经济体制的改革，为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作出了贡献。很多经验由特区而起并推向全国。特区的制度创新借鉴了国外先进经验，也参考了港澳台的做法，并且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实际上，经济特区不仅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成为先锋，而且在政治体制改革中也是模范，因为经济体制的改革不可能离开政治体制的变革。特区在“小政府”、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现代人事制度等方面的改革都发挥了弥足珍贵的首创作用。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的发展，特区应当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上进一步为全国服务。如果说，过去比较强调为中国的改革服务（这点今后也仍然很重要），那么将来要更加关注通过制度创新，增强中国在世界经济与政治体系中的发言权。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与世界市场的相互依赖程度加深，对外开放要更多地参与国际规则和国际组织的建立。如果中国缺乏预见性，则可能到时不得不遵守国际的既定规则，那怕它们对中国极其不利。特区作为中国发展的先行地区，能够更加敏锐地探知未来的趋向，并且根据自身经济政治改革的实践，更好地反映中国在世界秩序变革中的国家利益。加入世贸组织为发挥特区的这一潜在优势提供了机会，这还只是开端，其优势将日益显现。
最后，特区应当加强文化建设，成为展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门户。特区在精神文明建设上成效卓著，有目共睹。但在所有的特区中，人们都有“文气不足”的感慨。这说明在文化成为综合国力的今天，对特区衡量的标准已经超出了经济领域，提出了更高的文化标准。经济全球化的结果之一是带来了世界各种文化的相互激荡，文化封闭已经既不可能也不可取。一般来说，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处于强势，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处于弱势。发展中国家如何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使自己的文化由弱到强，便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特区要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典范，必须在完成这一任务时先行一步。在城市建设中考虑文化特性，硬件建设方面；建立文化标志性设施，如博物馆、图书馆、剧院、公园、雕塑等软件建设方面提高居民的科技和教育素质，强化社会主义道德标准。从更深层次上，就是处理好古今中外雅俗的关系。传统文化的精华应当继承和发扬，以便为今人所用；现代文化又要考虑到文化的传承与出新，以免失去根底。外国文化的优秀成果都应当学习和借鉴，但吸收时一定要经过本土化的过程；本土文化吸纳外来文化，目的是实现自身的现代转化。通俗文化应当在创新的高雅文化指导下，影响民众；高雅文化应当从通俗文化中吸取养料，永葆其前进的活力。假如特区能处理好这些关系，必将在新世纪更上一层楼，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文化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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