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书刊检查制度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书刊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5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1094(2014)04-0087-0008 俄国书刊检查制度产生于15—16世纪，1720年彼得一世颁布了俄国历史上第一个官方书刊检查法令。到19世纪中叶，当大多数欧洲国家开始废除书刊检查制度时，沙皇俄国的书刊检查制度却发展到了鼎盛时期。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后，随着沙皇俄国的灭亡，书刊检查制度也迅速瓦解。但书刊检查制度在苏联却没有消亡，而是一直存在，苏联历史上发生的许多大事都与这一制度有一定的联系：既关联着苏联的历次政治运动，也关联着苏联的经济社会发展；既是政治斗争的需要，也是党内斗争的需要。书刊检查制度在苏联的产生、发展、消亡均是该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 一、“书刊检查”一词的使用依据与定义 (一)“书刊检查”一词的使用依据 俄语中цензура一词源于拉丁语，目前，中国国内学者在研究苏联“цензура”时使用了不同的词语，如“书报检查”、“书刊审查”、“报刊检查”、“报刊审查”、“新闻检查”、“书刊检查”等。从特定的历史时期来说，цензура的汉译用上述哪个词都可以。中央编辑局的郑异凡教授在《苏联书报检查制度的建立》一文的注释中，对цензура进行了界定：书报检查或书报检查制度，俄文为цензура，这个词出现的时候，大众媒体只有书籍和报刊，因此译作“书报检查”或“书报检查制度”，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信息的载体也有很大的发展，出现广播、电影、电视、网络等等传播新形式，因此后世出现的цензура就不仅仅是对书报的检查，检查的范围包括从广播到网络的所有媒体，也许叫作“信息检查”或“信息检查制度”较为贴切①。 笔者赞同上述观点，但为方便本文的写作，规避不必要的歧义，除引用他人的著述外，其他均用“书刊检查”或“书刊检查制度”。其主要根据如下： 第一，根据《现代汉语词典》，“书”的第一层含义是写字、记录、书写；第二层含义是字体；第三层含义是装订成册的著作；第四层含义是书信；第五层含义是文件。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辞海》中对书的解释为：书籍、装订成册的著作，书写、记载，字体，信函，经籍的通称，指《尚书》，某些曲艺的通称。从以上两部规范辞书中可以看出，“书”的含义实际上是包括一切见诸书面的文字，其所指范围十分广泛，不仅仅是字面意义。根据《现代汉语词典》，“刊”古代指书版雕刻，现在也指排印出版；刊物，也指在报纸上定期出的有专门内容的一版。传统意义上，刊物是指以传播各种知识为主的出版物，通常为纸张合订的印刷品；现代意义上包括电子书籍。期刊，属于定期发行的刊物。综上，书刊应为图书和刊物的合称，其中包括电子出版物：磁带、唱片、VCD或DVD光碟、电子书籍、电子辞典等，广义上还包括影视作品的电子拷贝。这是笔者在研究的过程中将цензура界定为“书刊检查”的一个原因。 第二，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著作”中使用“书刊检查”一词的例子不胜枚举，如“对该书的书刊检查显然也是宽大的”②，“那位实行书刊检查并重新加以废除、然后以停刊威胁一家此地的报纸的‘公民和共产主义者’德利加尔斯基自己被停止了职务”③，“新秩序要靠暴力、书刊检查、镇压来保卫”④，“并在受过书刊检查的杂志上对秘密党大肆嘲笑和谩骂”⑤，“可以选进去一些通得过书刊检查的(从法国人的观点看)文章”⑥，“取消书刊检查令”⑦，等等。 第三，依照黑龙江大学俄语语言研究中心编写的《大俄汉词典》，цензура的中文译文为(古罗马)监察官职位、监察官，新闻检查、书刊检查，新闻检查机关、书刊检查机关，(某些国家对议员所施行的)国会惩戒⑧。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苏联百科词典》中在对“书刊检查”这一词条进行解释时有过这样的描述：“1804年起订有书刊检查条令和临时条例。分一般性书刊检查(国内和外国书刊检查)和专业性书刊检查(宗教、军事、戏剧等书刊检查)。”⑨上述两本词典对цензура进行界定多倾向于“书刊检查”。 (二)中外关于“书刊检查”的定义(部分) 中国国内学者对书刊检查概念的界定存在广义与狭义之分。王清的定义有两种：狭义的“书刊检查”为：一种特定种类的信息传播物在合法问世前，由官方检查官予以审查并给予印刷出版许可证或禁止其出版的一种制度，这种预先的检查制度不仅可以应用于图书、期刊、报纸或其他旨在公开流通的文字作品，而且也适用于影视作品和戏剧；广义的“书刊检查”范畴包括：法院依据有关法律，经过司法审理后，对认为会违背公众利益的作品禁止出版、公映和公演判决的司法行为；政府控制的机构如公共图书馆、学校图书馆、海关、邮政部门的禁止入藏、入关和邮寄的行政行为；官方、半官方或宗教、民间机构通过发行禁书目录，禁止图书馆入藏和书商售卖；检查官、主编、编辑的删改或评论家的批评等⑩。沈固朝对书刊检查制度的定义是：教会和王权以纯洁教义和国家安全为名通过行政、法律和经济手段检查和禁止刊印、发行、进口、流通和占有不符合标准的出版物。 《赫洛德图书馆词汇》将书刊检查定义为：“禁止因政治、宗教、淫秽或轻视神祇等理由被认为持有异议的作品之出版、传播、流通或销售，这些行动通常是在联邦、国家、州或地方法律之下，预防其从海关或邮局流通，或采取法院的行动来预防其销售。”《不列颠百科全书》对书刊检查的界定是：“指对于被指控危害公共利益的言词或文字进行压制或禁止的制度。” 苏联时期，该国并不承认在本国存在书刊检查，但各种词典对于书刊检查却给出了较为明确的解释。1973年出版的《苏联历史百科词典》对书刊检查的定义为：“在阶级对抗社会，国家对印刷作品、电影、广播电视节目、舞台表演进行检查的制度，其目的是不允许传播与剥削阶级利益相矛盾的学说、思想、消息。”书刊检查的特点是极权制度与民主水平低下。1982年版《苏联百科词典》对书刊检查的定义为：“国家对出版物和舆论工具的监督制度。西欧始于15世纪，俄国始于18世纪初。按监督形式可分为警告和惩罚性两种。1804年起订有书刊检查条令和临时条例。分一般性书刊检查(国内和外国书刊检查)和专业性书刊检查(宗教、军事、戏剧等书刊检查)。”《政治百科词典》对书刊检查的阐述为，书刊检查是“特殊的国家公职人员对出版物等进行的检查，分出版前检查和出版后检查”。根据检查结果，允许刊登或者继续传播(出版后检查)或者依照惯例提出上诉。上述几种词典是对书刊检查的普遍性界定，并指出，从18世纪开始俄国开始实行书刊检查制度，从各方面的解释与表述来看，并未点明在苏联亦存在书刊检查制度。 苏联官方首次公开承认本国存在书刊检查的时间是1986年2月，是该国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接受法国《人道报》采访时发布的。苏联解体后，根据1993年《俄罗斯联邦宪法》，在俄罗斯禁止书刊检查，并把这种限制视作言论与大众传媒自由的保障。但宪法在禁止书刊检查的同时还是要求大众传媒、公民及其团体特别注意要遵守宪法与法律之规定的要求，如禁止泄露国家秘密、禁止宣传战争和民族主义，禁止宣传与传播淫秽书籍，禁止继续传播类似的印刷品、音像制品以及其他产品。1999年俄罗斯《术语与概念文学百科词典》对书刊检查的定义是，权力机关对出版物、通信、大众传媒、戏剧等进行的检查。《法律大词典》中对于书刊检查的定义为，官方政权对印刷品的内容、出版和发行进行监督，对舞台表演、广播电视节目播放或演出的内容进行监督，有时还对私人通信进行监督，其目的在于不允许或者限制政府认为不受欢迎或有害的思想与报道的传播。依照实施方法，可以将这种检查分为出版前检查(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ая цензура)和出版后检查(последующая цензура)。其中，出版前检查是指必须获得允许才能出版书籍或者演出剧目等，出版后检查(也称惩罚性检查)是指对已经出版的书籍进行评估和针对违反书刊检查制度的书籍采取限制性措施。大多数现代国家的宪法包括俄罗斯宪法都宣布信息自由，禁止书刊检查。《俄罗斯联邦宪法》第29条第5款中规定俄罗斯“保障舆论自由。禁止书刊检查”。经过20多年的社会转型，俄罗斯对书刊检查概念的认知更加实际，2006年出版的《大百科词典》对于书刊检查定义的解释较之前更加全面与客观：官方政权对印刷品的内容、出版和发行进行监督，对剧目、电影、广播电视节目的内容进行监督，有时还对私人通信进行监督，其目的在于不允许或者限制最高机关认为不受欢迎或有害的思想与报道的传播。书刊检查分为出版前检查和出版后检查。出版前检查是指只有经过允许才能出版书籍或上演戏剧等；出版后检查是指对于已经刊登、出版的书籍，或者已经上演的戏剧等进行评估，并对违反命令要求的行为进行限制或者禁止。在所有现代民主国家，出版后检查(惩罚性检查)都要求对在大众传媒中传播诋毁性消息或者诽谤性消息的行为追究责任，如罚款、没收、限制出版、查封印刷品等。 我国国内出版的相关词典也对书刊检查进行了相应的解释，其中陈之骅主编的《苏联历史词典》中关于书刊检查制度的词条记载：“书刊检查制度始于16世纪，对象为宗教书刊。1721年起由宗教事务总管理会负责。此后逐步形成严格制度。1796年，一些大城市设立特别委员会，重点检查进口图书。1804年，政府第一次颁布《书刊检查条例》，授权国民教育部严查‘有害’书刊。1824年发布特别法令，禁止议论政体，查处反正教宣传。官方未经许可，不得发行涉及‘国内外关系’的书籍。1826年的检查条例被称为‘生铁条例’。1828年起检查制度改由‘第三厅’统管。1848年特设出版监视委员会，由军事史专家德·彼·布图尔林少将任主席。1863年检查大权转交内政部。1865年颁布改革新条例。对10页以上大部头著作和20页以上译著免去预先检查，但文学书籍除外。凡经过内政大臣批准的定期刊物，应交2500或5000卢布的押金。1905年的‘临行条例’放宽了检查尺度。1917年二月革命后宣告废除。”该词条并没有点明实行书刊检查制度的国家，但从行文中可以看出，这里所指的是沙皇俄国时期的书刊检查，而非其他国家或者苏联时期的书刊检查制度。 苏联时期出版的词典或百科全书中一般只介绍书刊检查的起源以及西方与沙皇俄国时期的书刊检查，并没有提到在苏联也存在这样的制度。苏联官方表示，苏联宪法保障公民的出版自由，这一点在1978年版《苏联大百科全书》中也有所体现：“为人民利益和巩固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苏联宪法保障公民的出版自由。建立国家监督是为了防止构成国家秘密的信息以及其他损害劳动人民利益的信息在公开的出版物上公布并在大众传媒中传播。” 二、苏联书刊检查的历史分期 历史分期是一种通过划分历史时期研究史学的方法，旨在揭示不同历史时期或阶段之间质的差别，从中发现其发展特点及规律。依照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任何事物都有其必然要经历的发展阶段：产生、发展、繁荣、危机、消亡。为了研究苏联书刊检查，并清楚地阐释书刊检查制度在苏联历史上的作用，必须首先对苏联书刊检查进行合理的历史分期，从而明晰这一制度产生的背景，何时确定，如何发展，何时达到鼎盛时期，何时开始走向衰落，又是在怎样的情况下被取消的。 俄罗斯学者对苏联书刊检查的历史分期十分重视，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以历届苏联领导人执政期作为书刊检查制度的时期划分，即列宁时期、斯大林时期、赫鲁晓夫时期、勃列日涅夫时期、戈尔巴乔夫时期。这种划分方法比较直接，是基于不同历史阶段自然特征的划分，基本上以政治纪年为划分标准。苏联不同的领导人在施行书刊检查制度时都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列宁时期由于形势的需要而实行书刊检查，但承诺终有一日会废除这一制度；斯大林时期的书刊检查制度以恐怖著称，此间苏联书刊检查达到鼎盛时期；赫鲁晓夫时期书刊检查有所缓解，但并没有取消也没有消亡；勃列日涅夫时期被称为停滞时期，实际上指的是停滞在了斯大林时期，并且在书刊检查的方法与手段方面采取了一些不同于此前的更隐蔽的形式；戈尔巴乔夫时期，随着“公开性”思想的不断深入，书刊检查也终于走向灭亡。 第二种，将苏联书刊检查制度划分为三个时期，即1917—1930年为第一个时期，1930—1940年为第二个时期，1940—1991年为第三个时期。其主要划分依据是苏联的国内外形势：1930年以前为苏联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时期，其中1920—1930年间，国家大力发展军事工业与极权政治，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斯大林在思想文化领域发动了“大清洗”，对知识分子进行清洗与镇压，几乎所有的文化艺术团体都遭遇了劫难，此间，正是苏联书刊检查产生及得到初步发展的时期；1930—1940年苏联积极备战，改革国家机关，加强党的领导，建立军工综合体，同时还进行大规模的镇压活动，通过上述行为与活动，苏联党和国家完全掌握了整个国家的政治思想活动，对所有的领域都实行了集中管理，其中包括工业生产、教育、艺术等。1940年后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与以苏联为首的国家的胜利，苏联国内在书刊检查方面的政策也发生了变化，无论是斯大林本人还是其后的历任苏联领导人在书刊检查方面采取的措施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都有所不同。这种划分方法难免让人产生一刀切的感觉，尤其是第三时间段更是笼统，在实际研究工作中实不可取。 第三种：将苏联书刊检查制度划分为六个时期，即1917—1922年为第一个时期，1922—1930年为第二个时期，1930—1953年为第三个时期，1953—1966年为第四个时期，1966—1987年为第五个时期，1987—1991年为第六个时期。1917—1922年是苏联书刊检查初步确立的时期，这时的书刊检查的主要目的是维护国家稳定，保守国家与军事秘密；1922—1930年是极权的书刊检查成立与形成阶段；1930—1953年苏联历经了备战、战争、战后几个阶段，书刊检查的严厉程度达到极端；1953—1966年，苏联经历了马林科夫、赫鲁晓夫时期以及勃列日涅夫执政的前两年，马林科夫与赫鲁晓夫在对待书刊检查制度方面的基调是相同的，即时而放松时而严厉，而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由于惯性的作用，“解冻”的势头还没有遏止，思想解放的进程还在继续，人们仍在批判斯大林模式的道路上前行，因此勃列日涅夫在执政初期仍沿用前一时期的书刊检查制度。1966—1987年，苏联主要经历了勃列日涅夫时期以及戈尔巴乔夫执政前期，1966年苏共二十三大召开前夕，国家领导集团开始主张对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进行重新评价，这成为苏联书刊检查制度转向的一个主要原因，标志着勃列日涅夫领导下的苏联社会在许多问题上开始向斯大林体制倒退，在意识形态上恢复斯大林模式，对有悖于当局的思想进行严厉的检查，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1987—1991年为苏联书刊检查经历的最后一段时期，选择1987年作为下一段的标志的原因在于，1987年一月全会后，苏联的政治民主化和公开性加速推进，对勃列日涅夫时期在书刊检查制度方面的表现进行批评，中央开始重新审理持不同政见者案件，逐渐弱化书刊保密局的地位与作用直至终止该局的活动并取消书刊检查。 我国国内学者在对“苏联书刊检查”进行研究时，虽然大多没有明确进行历史分期的划分，但从行文上基本能分清其研究的历史时段。其中，以苏联历代领导人为“书刊检查”的历史分期的最多，这也是笔者最倾向的一种方法。这种划分方法不仅与时代特性相吻合，而且还与苏联国家的政治史、文化史以及苏联国家书刊检查机关的发展与变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三、国外研究现状 苏联时期，该国政府一直否认本国存在书刊检查制度，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苏联学者对这一领域极少涉及，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整个苏联社会对与书刊检查有关的具体情况都了解甚少。当时，即使是对十月革命前的书刊检查制度进行研究都会被视为与苏联政府的对抗。根据现有文献记载，苏联时期研究书刊检查制度的成果仅有为数不多的几部，如《俄国书刊检查史：革命前与苏联文学文献综述》、《俄国的禁书》、《法国作家对沙皇俄国书刊检查的评议》等，它们明显具有信息咨询、图书索引、档案史料以及文学研究性质，从其研究内容上来看，这些书籍或者文章均以研究十月革命前书刊检查为主。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苏联政府几乎完全放弃了对新闻出版的控制，苏联学者对该领域的研究也开始出现新的动向。1991年《俄罗斯联邦大众传媒法》问世，当年12月取消苏联书刊保密局，自此宣告书刊检查制度在苏联彻底废除，同时也明确了俄罗斯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自1991年开始，无论是从法律上还是从组织形式上来看，苏联都取消了书刊检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苏联机密档案的逐渐公布，相关研究成果也开始丰富起来，苏联书刊检查体制和机构才逐渐为外界了解。 俄罗斯目前研究苏联书刊检查的成果中有专著、论文、资料汇编，同时，在一些有关苏共党史、大众传媒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作品中，也或多或少涉及对苏联书刊检查的研究。 目前笔者拥有的有关苏联书刊检查的档案汇编有几本，其中比较有价值的是：“俄罗斯政治百科出版社(РОССПЭН)”1997年出版的《苏联书刊检查：资料与评价》，该档案汇编汇集了俄罗斯多家档案部门有关苏联书刊检查的资料，其中包括俄罗斯联邦档案局(Федеральная архивнаяслужба России)、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Архив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现代文件保存中心(Центр хранен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документации)、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俄罗斯现代史资料保存与研究中心(Российскийцентр хранения и изучения документов новейшейистории)、圣彼得堡文学与艺术国家中心档案馆的档案资料(Центральный государствнный архивлитературы и искусства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а)，该档案汇编包括苏联党和国家最高机关有关书刊检查的文件、通报，有关意识形态问题的通信，苏联书刊保密局的相关文件，苏联文化机关与书刊检查机关的通信，以及一些命令、指示、总结报告等。2003年莫斯科观点新闻(АСПЕКТ ПРЕСС)出版社出版的《俄罗斯新闻资料汇编：检查史》，不仅包括苏联时期对新闻记者在监督方面的指令与文件，还包括沙皇时期的相关资料，为读者全方位地展示了书刊检查的相关指令与文件。2005年莫斯科大陆(МАТЕРИК)出版社出版的《大检查：1917—1956年苏维埃国家的作家与记者》，列举了苏联书刊检查机关对各种形式出版物以及创作作品进行的严厉检查，指出这种恐怖的检查不仅涉及出版物与创作作品，而且也涉及作者本身，有人不仅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而且还失去了生命，该书还表明，斯大林是苏联最主要的书刊检查员。该文件汇编汇集了俄罗斯一些著名档案馆的资料，是对斯大林时期书刊检查进行研究不可多得的资料。 近年，俄罗斯对上述问题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Г.В.日尔科夫(Г.В.Жирков)、Д.А.埃利亚舍维奇(Д.А.Эльяшевич)、В.Г.切尔努哈(В.Г.Чернуха)、А.И.列伊特布拉特(А.И.Рейтблат)、Н.Г.帕特鲁舍娃(Н.Г.Патрушева)、В.С.伊兹莫季克(В.С.Измозик)、Л.Ю.古斯曼(Л.Ю.Гусман)、Н.А.格林琴科(Н.А.Гринченко)、С.И.格里戈里耶夫(С.И.Григорьев)、Т.М.戈里亚耶娃(Т.М.Горяева)、赖夫曼(П.Рейфман)、格尔曼·叶尔马拉耶夫(ГерманЕрмолаев)等许多学者对苏联书刊检查都进行了一定的研究。 上述几位俄罗斯学者在许多作品中都用大量笔墨叙述并且分析了苏联书刊检查情况，日尔科夫的《19—20世纪俄国书刊检查》一书在其中最著名，该书2001年由莫斯科АСПЕКТ ПРЕСС出版社出版，为广大读者展示了在长达200年的俄国历史上沙皇俄国与苏联的书刊检查制度的顺承性与传统，分析了政权与新闻及出版物的关系，并且研究了书刊检查在新闻及出版物方面的作用与功能，该书使用了大量档案资料、回忆录以及通信等，颇具理论价值和资料性。 Т.М.戈里亚耶娃的《1917—1991年苏联政治检查》一书在当代俄罗斯学者中享有较高的声誉，该书2002年由俄罗斯政治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该书对1917—1991年苏联政治检查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并且首次揭示了苏联意识形态与政治检查的多样性。俄罗斯著名学者博罗特金在评价戈里亚耶娃的上述著作时称，这本书具有极高的价值，因为不仅该书的作者是这一研究领域的著名专家，而且她是俄罗斯档案馆的馆长，有机会接触到大量的档案资料，这种条件也是得天独厚的。 赖夫曼的《基于历史视角的俄国、苏联和后苏联时期书刊检查》堪称该领域的研究“巨著”，但从严格意义上讲，该研究成果并没有公开出版，而是以网络传播的方式享誉读者圈。其作者赖夫曼称，这是他本人2001—2003年在大学教书时的讲义，其中涉及了有关社会运动、文学以及书籍出版等多方面的问题，完全将书刊检查放在了苏联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下考察与研究。这份“讲义”涉及范围广泛，跨越了三个多世纪，从俄国书刊检查开始，一直谈到普京时期的书刊检查。其中虽然多用了叙事性的语言，但文中大量引用档案资料，并且还使用了回忆录、书信等，颇具参考价值。 格尔曼·叶尔马拉耶夫的著作《〈静静的顿河〉与政治检查》(11)，主要研究了1928—1991年发生在小说《静静的顿河》及其作者身上的一些与书刊检查有关的事情，书中融入了时代特色，将《静静的顿河》自问世以来，其书其人所遭遇的批评与指责，其坎坷的命运尽现于读者面前。 在众多研究苏联书刊检查制度的学者中有一个特别值得一提的学者布柳姆(А.В.Блюм)，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贡献给了苏联书刊检查制度研究，著作颇丰，包括：《1917—1991年苏联书刊检查制度下的犹太问题》、《苏联书刊检查：1917—1991年资料汇编》、《全面恐怖时期的苏联书刊检查：1929—1953年》、《俄罗斯作家与文学家的禁书：苏联书刊检查资料索引》、《1917—1991年苏联书刊检查》、《在列宁格勒这是怎样发生的——解冻、停滞与改革时期的书刊检查(1953—1991年)》等。布柳姆已经于2011年去世，他在有生之年，一方面从事教学工作，另一方面对苏联书刊检查制度进行研究。他以大量的档案资料为基础对苏联时期的书刊检查制度进行了较为全面与系统的研究。如：在《1929—1953年全面恐怖时期的苏联书刊检查》中，作者全面分析了斯大林极权时期的书刊检查，向读者展示了国家对文学、出版、图书馆事业的控制和采用的暴力手段，同时也为读者描绘了这一时期苏联的文化悲剧画面；《苏联书刊检查：1917—1991年资料汇编》一书包括大量的档案资料，这些档案资料在该书出版之前是绝密的，从这些资料中可以看出苏联书刊检查制度的转变，从开始单纯对书刊进行检查到禁止再到变成政府操纵苏联人民意识形态的工具；《俄罗斯作家与文学家的禁书：苏联书刊检查资料索引》一书通过对档案与图书馆藏书的考察，列举出1233本苏联书刊检查制度下出版后又遭到国家机关或者地方机关禁止的书籍，其中包括文学家的作品、评论、文学选集、汇编、杂志、报纸等，同时也列举了其解禁的日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苏联后期书刊检查制度的变化；《在列宁格勒这是怎样发生的——解冻、停滞与改革时期的书刊检查(1953—1991年)》一书采用大量档案资料，首次对列宁格勒1953—1991年解冻、停滞与改革时期书刊检查对书籍出版、图书贸易、图书馆业，以及文化、艺术领域思想与言论进行压制的机制和结果进行了研究，并且分析了书刊保密局和克格勃对俄侨作家的书籍检查，研究结果表明，列宁格勒书刊检查机关的活动在全苏具有特殊的地位；《1917—1991苏联书刊检查下的犹太问题》一书，对苏联书刊检查下的犹太问题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其研究范围包括犹太人用本民族语言出版的书刊和用俄语出版的书刊，为读者展示了书刊检查对犹太出版物的镇压。总之，布柳姆的著作不仅取材丰富、内容翔实，而且语言犀利，其研究成果为国内外学者继续从事苏联书刊检查制度研究提供了方便条件。 西方学者对于苏联书刊检查的研究起步较早，其中包括历史学家、苏联问题专家、语文学家等，其研究中所采用的材料主要是西方的公开出版物以及可以公开查阅的档案资料、证明材料、移居国外的苏联活动家的回忆录等。西方对于十月革命以后的书刊检查研究始于20世纪40年代并一直到1991年，西方学者对苏联书刊检查的研究多于苏联本国的学者，可以说，西方学者在“苏联书刊检查”方面的研究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苏联国内对相关问题研究的空白。自20世纪40年代起，一些西方的历史学家、文学家以及记者，依照自己在苏联的亲身经历，或者是他们能够找到的资料，从不同的角度对苏联书刊检查进行了研究。1969年西方学者于伦敦召开了苏联书刊检查研讨会，会上西方学者和俄罗斯持不同政见者对相关题目进行了讨论，并在会后出版了《苏联书刊检查》一书。20世纪80年代，西方对于苏联书刊检查的研究出现了新的动向，并且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已经不是将其作为一种独立的现象去研究，而是与苏联的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角度更加宽泛，研究成果也呈多样性发展，其中包括有关苏联文化、文学及其他艺术形式的会议材料、论文集、专著等。1983年，在华盛顿召开了有关苏联书刊检查的研讨会，并于1989年出版了相关论文集。此外，西方学者还多次召开类似的会议，对与苏联书刊检查有关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其中包括知识分子与苏联政权的关系等。这一阶段西方出版的有关苏联书刊检查的书籍或文章主要有：《苏联书刊检查的三种形式》、《苏联对言论的监督》、《苏联的电影检查》、《红铅笔：苏联文学、学者与书刊检查员》等。上述作品中包含的主要内容有：原苏联作家与评论家的演说、具有分析性的备忘录、具体的历史材料等。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对苏联书刊检查研究成果显著，发表了一批颇具价值的学术专著及论文，呈现出视角全面、范围广泛、水平深化的特征。英国学者的主要著作有：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苏·柯里·詹森的《书刊检查制度：一个连接权力和知识的结合物》；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格雷戈里·沃克的《苏联书籍出版政策》；由戴安娜·韦伯出版社出版的米勒·杰米的《苏联电影：斯大林统治下的政治活动和信仰》、里士满和斯蒂文合著的《苏联时期的思想意识和艺术：书刊检查制度的建立和控制》；由劳特利奇出版社出版的布莱恩·麦克奈尔的《公开化，重建和苏联媒体》等。这些著作代表了苏联解体以来英国学者对苏联书刊检查制度的最新观点，学者们从书刊检查、电影检查等具体问题出发，着重剖析了这一制度产生的政治和时代根源，指出苏维埃的一党专制是症结之本。书刊检查制度禁锢了学者的思想自由，扼杀了文化的良性发展。此外，还关注了戈尔巴乔夫改革对书刊检查制度的改变直至废除的历史进程。 美国学者对苏联书刊检查制度投入了更大的研究热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研究：第一，叙述性的专题研究，由北美最大的出版机构罗曼和利特菲尔德出版集团公司出版的赫尔曼·叶尔莫拉耶夫的《1917—1991年苏联文学领域的书刊检查制度》；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哈罗德·斯韦兹的《1946—1959年苏联时期政治对文学的控制》，主要描述了书刊检查制度在苏联文学领域的表现、发展、影响。第二，整体性的全方位图景，由稻草人出版社出版的马丁·杜赫斯特和罗伯特·法雷尔合著的《苏联书刊检查制度》；由大中央出版社出版的弗里德里克·米勒的《苏联书刊检查制度的图景》等，细致勾勒了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直至苏联解体70多年间苏联书刊检查制度的全貌。第三，研究方法的突破，由著名的威尔逊中心凯南研究所出版的《在苏联有书刊检查制度吗?研究苏联书刊检查制度的方法论》；由瑞爵出版社出版的艾琳娜·安德罗斯的《过渡中的苏联媒体：结构和经济上的可选方案》等，从方法论的视角另辟蹊径，以便更准确、更深入地把握和认识这一特殊的苏联体制。第四，其他相关领域的研究，由圣马丁出版社出版的唐纳德·香农的《在后方：反对苏联书刊检查制度的秘密战争》，主要讲述了苏联学者对书刊检查制度的秘密反抗行动，这些行动使苏联境内的作家和学者获得了有限的言论自由，因此也产生大量文艺作品，推动了苏联的思想解放，为后来者的改革奠定了坚实基础。第五，论文集及系列图书，计算机网络图书《苏联书刊检查制度论文集：地下出版物，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苏联国家出版委员会，保护国家秘密的主要机构》，这是集中论述苏联书刊检查制度的一本合著，指出与官方意识形态和联共(布)政策相一致的书刊检查制度在苏联时期是普遍弥漫和被严格执行的，从最初为了统一意识形态，发展到军事和经济保密的需要，到最后则演变为对于涉及苏联的负面信息，如灾祸、经济问题、国际冲突、社会负面新闻的全方位屏蔽，书刊检查制度可谓无孔不入；由美国国际出版发行公司出版的索斯·维金派迪尔的系列图书《苏维埃国家：苏联的书刊检查制度，苏联政府，苏联的执法，苏联国家机构》、《苏维埃媒体：苏联时期的书刊检查制度，苏联的电影，苏联的传媒公司》，向我们揭示了苏联书刊检查制度与政府、国家机构、法律之间的密切关系，透彻分析了这一体制给苏联文化及社会带来的严重桎梏和危害。 四、国内研究现状 中国国内对苏联书刊检查制度的研究与美英及俄罗斯等国相比略晚。较早在国内出版物上刊登的且比较有价值的文章并不是很多，但却引领了中国国内对于“苏联书刊检查制度”的研究，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如下：马龙闪在《苏联的书报检查制度及其对党和国家发展的影响》中指出，苏联是一个意识形态化的国家，它有一个独特的意识形态管理模式，其中，书报检查制度是最敏感、最要害的核心机制。书报检查制度在十月革命初的确有建立的必要，但在后来的政治实践中，却不恰当地集中化，其权力的行使也由国家机构转移到党的机关。这一制度造成了严重的后果(12)。郑异凡在《中苏转型期文化管理体制的教训》中指出，马克思和列宁曾严厉谴责书报检查制度；甚至在十月革命后，列宁也曾遭受书报检查之害。由国内战争转变为国内和平，实现人民的言论自由权利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言禁”的文化思想管理体制严重阻碍文化的发展，阻碍国家进步(13)。此外，李赛可、陈卓在《苏联书报检查制度与苏联剧变》中以社会学理论中的社会冲突理论与安全阀体制说为理论视角，透视了书刊检查制度与苏联剧变的关系。该文指出，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于书刊检查制度对党和国家近期安全和稳定的重要性给予了太多关注，却忽视了其对国家、社会长远发展的不利影响(14)。 2010年以来，中国国内对“苏联书刊检查制度”的研究呈现出了系统、专业、多视角的特点。相关具体研究成果可归类如下： 第一，系统性研究。马龙闪的《苏联的书报检查制度及其对党和国家发展的影响》、郑异凡的《苏联书报检查制度的建立》、曹群的《苏联书报检查制度研究》、徐元宫的《苏联时期的书报检查制度》等认为，十月革命后苏联继续实行书刊检查制度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的无奈之举，但申明，等苏维埃政权稳定，将立刻取消这一制度。但事实却是，列宁之后，苏联的领导人不但没有取消书刊检查制度，而且将其常态化，以官方的意识形态为标准衡量各种出版物和媒体，将一切不符合苏维埃统治的文章或者著作均列入检查之列，并严格查禁。第二，以政治纪元为划分标准对不同领导人执政时期的书刊检查进行研究。李淑华的《列宁时期书刊检查措施及其评价》、《赫鲁晓夫时期苏联书刊检查评议》、《勃列日涅夫时期书刊检查制度探究》、《戈尔巴乔夫时期书刊检查制度评析》，刘方敏的《俄共(布)领导下的苏俄早期书刊检查工作》，刘阳的《斯大林时期书刊检查制度及其影响》等的特点是以史实为基础，对苏联不同领导人执政时期的书刊检查制度的特点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析，并总结其特点。如：李淑华在《列宁时期书刊检查措施及其评价》中写道，书刊检查作为苏维埃制度以及苏维埃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在思想和文化政策方面的重要体现，从客观上讲，列宁时期实施的书刊检查是在恶劣与残酷的环境下迫不得已采取的措施，在当时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其中也有偏颇之处，并且列宁之后的苏联领导人将这一检查强化、扩大化，给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一定的损失，但书刊检查在列宁时期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是不能否定的(15)；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书刊检查制度探究》中写道，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在意识形态上强化了对书刊出版和言论的控制，其体现一方面是苏联并没有改变书刊保密局在国家的作用与地位，并且将国家安全委员会设定为管理书刊检查制度的机关，另一方面无论是什么人，一旦被认为在意识形态上有悖于当局，其书籍或者言论就要遭到禁止(16)。综观这几篇文章的一个共同特点在于，将对“苏联书刊检查”的研究放到不同的时代背景下，虽然各自独立，但却未脱离实际，更具说服力。第三，间接性研究。国内对苏联书刊检查的研究还可见于对该国其他问题的研究之中，如沙舟的《克里姆林宫70年内幕》、郑异凡的《中苏转型期文化管理体制的教训》、宋慧献的《苏联舆论审查与版权法的畸变》、吴非的《俄罗斯传媒体制创新》、李玮的《漫谈俄罗斯的新闻查禁》、吴非的《苏联意识形态变迁的统一性和变异性》、张建华的《激荡百年的俄罗斯——20世纪俄国史读本》、李玮的《转型期俄罗斯大众传媒》、郭永胜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研究》、李辉凡的《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陆南泉等的《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郑超然等的《外国新闻传播史》、沈志华的《苏联历史档案选编》、马龙闪的《坚持辩证法，全面认识苏共意识形态的剧变——对苏共意识形态剧变原因的分析》、姜长斌的《以科学社会主义观认识苏共意识形态消亡》、泽齐娜的《俄罗斯文化史》、陈之骅的《苏联史纲》、马龙闪的《苏联文化体制沿革史》、谭得伶等的《解冻文学与回归文学》、葛新生的《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知识分子问题、马龙闪的《苏共意识形态为什么会发生“一夜之变”》、李全的《赫鲁晓夫时期苏联的意识形态工作》与《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意识形态机构及管理模式》、姜长斌的《苏共意识形态为什么消亡?》、柳光青的《苏联文艺界打破沉闷空气》、管源的《叶夫图申科谈苏联的改革和文学》、郭春生的《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剖析知识分子抛弃苏联的一个历史原因》等。严格说来，这些作品并非专门针对苏联书刊检查进行研究，但却通过对苏联文化、文学、政治、大众传媒等不同等领域的研究，从侧面反映了书刊检查制度在苏联社会生活和文化等领域存在的事实。 总之，各国学者对于苏联书刊检查制度越来越重视，在这方面的研究也不断取得进展。对苏联书刊检查制度的研究，不仅可以明晰该制度产生、发展、衰落、废除的全过程，而且对于我们正确认识苏联的政治制度、经济体制、文化传媒的变迁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注释： ①郑异凡：《苏联书报检查制度的建立》，载《历史教学问题》2012年第2期。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九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43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2页。 ④《列宁全集》第六十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31页。 ⑤《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4页。 ⑥《列宁全集》第四十七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60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98页。 ⑧黑龙江大学俄语语言文学研究中心辞书研究所编：《大俄汉词典》，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2582页。 ⑨《苏联百科词典》，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1189页。 ⑩王清：《国外书刊检查制度概观》，载《出版发行研究》1996年第4期。 (11)《静静的顿河》是肖洛霍夫构思于1926年、经过14年时间完成的作品，全书共分四卷，分别于1928年、1929年、1933年、1940年出版。小说别开生面地反映了广阔的历史画面，生动真实地表现了哥萨克民族在1912年至1922年的动荡岁月中的历史，该作品和小说主人公在苏联引起多次争论。第一卷在1928年面世后，第二及第三卷也很快问世，但随即遭到一些苏联文艺评论家批判，作者甚至被指为“异见分子”、“布尔乔亚的同路人”，宣扬“富农思想”。但尽管如此，由于在苏联文学史上，这部小说仍然获得了广泛的声誉，并于1941年获得斯大林奖金。 (12)马龙闪：《苏联的书报检查制度及其对党和国家发展的影响》，载《俄罗斯研究》2004年第2期。 (13)郑异凡：《中苏转型期文化管理体制的教训》，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4年第4期。 (14)李赛可、陈卓：《苏联书报检查制度与苏联剧变》，载《青年记者》2007年第11期。 (15)李淑华：《列宁时期书刊检查措施及其评价》，载《俄罗斯学刊》2012年第5期。 (16)李淑华：《勃列日涅夫时期书刊检查制度探究》，载《俄罗斯学刊》201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