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中文学科与当代文学的发展资源(笔谈)——人文精神承传：中文学科作用于当代文学的重要方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文学论文,中文论文,学科论文,笔谈论文,作用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398(2003)02-0082-10
从大学中文学科的影响视角讨论当代文学发展的资源，是一个非常新颖的话题。吴秀 明先生对大学中文系和当代文学关系进行的梳理，其实就是为了说明这样一个基本事实 ：现代大学中文系建立之初就与当时的“当代文学”，即我们现在所说的现代文学，关 系非同一般；大学中文学科的设置事实上已经成为当代文学发展的另一种资源。的确， 不仅当时北大、清华这样的大学中文学科的设置很大程度上带有直接服务于创造中国新 文学的目的，企图为新文学提供从实际创作训练到以民主和科学为本体的现代人文精神 导向的各方面资源；目前大学中文学科的设置也依然基本上秉承着这个原则，诚然这种 秉承并不是一帆风顺，建国以后很长时间里基于为意识形态服务的目的，其传承功能曾 一度失之于片面狭隘，但在80、90年代以来，已在逐渐回复那种固有的学科目标。
尽管大学中文学科服务于当代文学的功能是多方面的，包括吴秀明先生在前边的描述 时提到的文学创作训练、通过校园文化的营造影响社会文化等多种类型；但也正如吴先 生所强调的，在中文学科服务于当代文学发展的所有功能里，提供服务于当下文学的健 康发展的现代人文精神资源尤为重要。那么，继之而来的一个需要认真关注的话题是， 这种现代人文精神资源具体又是什么?中文学科是怎样接纳和承传这种现代精神资源， 并将它融为当代文学血肉的一部分的呢?这里不妨对这个问题再进一步探讨。
大学中文学科所要极力维护和承传的这种对当代文学发展最具本质意义的精神资源， 我以为就是人道主义。我是这样理解人道主义的：它是作为世界历史文明进程之下标志 的“现代性”原则，在文学艺术等人文领域里派生出来的一种价值目标。放在西方文学 的进程中考察，这是一种从文艺复兴运动肇始、又在启蒙运动及其后一系列思想文化运 动中奠定的，作为一切行为人文出发点的精神原则。它要求人们在任何时候都要以现代 理性所能达到的最大限度去关心人，理解人，尊重人。这种人道主义精神必然是个人本 位的，因为它要求把自己理性关怀落实到每一个具体的个人身上。由于文学相对独立于 政治、经济等其他社会范畴的特性，它需要的只是以终极关怀的形式对这种“人是目的 ”的人道主义最高原则负责，或借文学的正面呈现来深情地呼唤着这一理想的实现，或 让文学对现实生活中妨害这一理想的东西进行愤怒批判。西方近现代文学正是从该基点 出发去进行实践，才贡献出了从14到16世纪的文艺复兴、17世纪的古典主义、18世纪的 启蒙主义以及接踵而来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一系列思潮。它们虽然在具体主张和表现 形态上各有不同，但基本精神上却一以贯之，只是由于各时期理性所能达到的对人本质 认识的程度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特征。即便在西方语境里一向被标榜为反理性的现代主义 文学思潮，本质也和人道主义要求的以时代所能达到的最大理性限度关怀人的原则密切 相通；其真实的意义也只有在这一原则下才能得到说明。或者说，它们同样是这一原则 的一种另类实践。拿现代派创作中最流行的表现现代社会给人造成的压抑和“异化”的 主题来说，表面上看起来是对现实世界以及理性准则的绝望情绪。可是我们想想，当绝 望被当作一种问题表现出来的时候，不管作者是不是明确地意识到，这本身就说明社会 里边有一种深层价值在关心着这种绝望，在允许它被表现出来引起大家的重视；于是这 便很自然地回到了人道主义这一命题本身。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亦然。20世纪的中国 被世界性的现代化浪潮挟裹进了这一洪流，并内化为一种对精神上的自我认同。认同人 道主义这一思想原则的同时，也意味着它开始了自己对这一精神原则的一份独特实践。 当代文学的发展同样从整体上没有超越这种规范，甚至可以说受益于这种规范。以中国 当代文学最近20年的实际发展过程为例，尽管经历了从伤痕到反思到改革到寻根，到90 年代市场背景下文学的多元化转态，但文学的基本主题依然在人道主义、个性立场这些 基本范畴之内。当然，新的时代、新的环境也使当代的作家面临着许多新的经验和题材 ，他们也直接从现实寻找创作动机和资源，但这也是他们对固有传统在今天处境下的进 一步开拓。
话说回来，这里我们有必要注意到一个平时容易被忽略的事实，即这种人道主义的精 神传统之所以能在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中成为主流声音，首先应该归功于20世纪中国 大学中文系学科设置里的文学史的接纳和塑造。文学史一方面是对文学发展的历史描述 ，一方面还担负着对价值秩序进行重塑的任务。在大学中文系的任何一部外国文学史的 教材里，都有一个清楚的关于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文学的演绎线索，都在有意无意地给我 们塑造着一种现代人道主义视角下的文学发展导向。这一导向的潜台词是：既然中国文 学要纳入世界性的发展轨道，那么你的文学实践便要接纳它的经验。除了外国文学史教 材里的背景铺垫，使得这一思想原则在今天的创作实践中具有合法性地位的最直接原因 ，便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或者称为20世纪文学史)的推动。当20世纪中国文学在世界的 人道主义目标下展开自己的独特实践时，也探索出了自己的一些独特命题，像文学革命 运动、批判国民性的五四新文学启蒙主题、反封建的个性主义主题等。中国现当代文学 史几乎是同步地对应着这些命题，通过选择和辨析，制定出详细的规范，再通过教材这 种形式将其成果肯定下来。例如，早在1922年，胡适便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新文学》的 部分章节里，对当时的文学革命运动进行描述和肯定。朱自清1929年即编有《中国新文 学研究纲要》，并在北京几家大学里进行讲授，这虽然只是一个纲目性的写作提纲，却 是一部主要以新文学为描述对象的内容相对完整的、颇有见解的新文学史著作的骨架子 ，对当时文学革命的特质做了相当中肯的概括。似此之例，不一而足。建国后到80年代 以前的一些新文学史教材虽然一度过多地浸透了意识形态的偏见，但80年代以后，诸多 文学史的编篡者都开始有意识地淡化意识形态影响，有意识地恢复新文学精神的本来面 目，并致力于最新的当代文学形态同新文学精神传统的承接。甚至在大学中文系古代文 学的研究与教学中，也并非纯粹的关于古代文学的知识延续，而同样成了现代眼光朝古 代文学领域里的延伸，即所谓的“整理国故，融会新知”。一言以蔽之，大学利用自己 所拥有的教材方式的优势，经过一代代的文学史的书写，为人道主义依然作为当代文学 实践过程中最本质精神资源地位的奠定，起了非同一般的作用。此外，大学中文学科对 现代人文精神的传送，还超越了文学史这样的狭小范围，拥有一个专业体系。文学史之 外，在目前的大学中文系各学科的设置中，还有其他一系列相关科目，如美学、文艺学 、语言学等，它们在一起相辅相成，使现代人文精神在学科的整体范围内获得了坚实的 支撑，并给当代作家和读者提供了一双打量世界的精神眼睛。
毋庸讳言，对教育承传某种思想功能的开发并不是从现代大学开始，中国古代就讲究 “教化”的传统。中国现代大学的产生，是与中国社会从古典向现代过渡的历史进程一 致，和乎于建立和现代社会相适应的现代学术的目的，也可以说是载现代之“道”。把 培养人们这种现代人道主义精神素养作为大学中文学科设置的一个主要目的本无可厚非 ，但如果仔细地想，这里边还有许多有待于进一步思考的问题。例如，中文学科是承传 和探索这种现代人道主义精神的；而对现代人道主义精神的承载和探索的不只是一个中 文学科，几乎所有的人文学科，包括历史、哲学、政治等，某种程度上都是在探索和承 传它，都是在殊途同归。比起它们，中文学科在承传这种精神资源服务于当代文学的发 展方面有什么特殊意义呢?其答案在于中文学科可以提供一种对文学作为特殊审美现象 的认识和感悟。具体地说，大学中文系对于当代文学发展的推动作用应该分两个方面； 除精神的培育外，还有对文学自身规律和特点的认识；它是在训练学生对文学自身审美 特征认识的基础上向他们传递现代人道主义精神，并以之贡献于中国当代的文学实践的 。
当前大学中文学科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捍卫文学自身的相对独立性。也就是说 ，文学尽管不排斥载“道”功能，但这种功能是以审美为中介的，是一种艺术性的呈现 。以在当前流行的一些文学理论教材为例，北师大童庆炳所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 可以说是目前比较权威的一本，就明确地规定了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的地位。大量的 文学史教材也都把对文学艺术自身规律和审美经验的总结当成一个不可缺少的内容，并 积累了不少正反两面的例子。文学史的“史的描述”特点也使得它可以广泛地汇集着各 家各派的审美经验，不管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还是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不管是古 典主义的审美原则，还是现代后现代主义的审美原则，都可以在这里相对客观地占有一 席之地。特别是80年代以后，中文学科那种兼容并包多元开放的现代审美价值取向，使 得不同的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各取所需。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审美比思想更具有 兼容性和超越性。不像思想的传递那样需要完全站在最前沿的价值维度上，大学中文学 科所传递的审美内容还具有自身的特殊性。一个民族在它自身的发展历史过程中，也必 须积淀了大量的审美经验和形成了自身的审美文化心理，或者说是自己的民族文化特色 ，它和文学里现代思想命题的对立同一在于：文学的现代思想价值并不是为了彻底排斥 这种民族的审美经验，而是在剔除其具有明显落后价值导向的审美倾向基础上，尽可能 自觉地保持自身的历史传统特色。中国人的审美文化心理也大量地积淀在古代的文学文 本里。大学的中文学科在注重延续现代性的文学思想传统之外，还把延续中国固有的、 与现代思想传统无害的民族审美传统当成应有之义。它所设置的古代文学史等课程里， 都含有以学校自身的各种教学科研优势，来探索如何将古代的审美传统创造性地现代转 换的使命。它所具有的这种审美导向，也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当代文学的走向，使其自觉 地探索一种和民族文化相适应的文学审美内容和审美表达。事实上，当前文学创作中对 “地方色彩”和民族传统的倡导和关注，不是同之有着某种潜在联系吗?
台湾著名作家余光中在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时，曾宣称自己是个“艺术上的多妻主义 者”，其实这句话还可以推广为对文学生成的理解。固然，当代文学的精神价值生成还 要受很多其他因素的影响，但在大学教育成为主要文化传播方式的今天，我们不能否认 大学中文学科的作用。尽管现代大学中文学科不一定要以培养作家为目的，毕竟作家的 培养还要有自身特殊的禀赋和阅历，不是单纯的学校教育能够完成；但无疑它的提供的 各方面素质训练，或直接或间接地为许多人走上作家之路准备了条件。更重要的是，在 现代社会中，没有人会再把创作看做是一个可以脱离读者价值需求和审美的独立事件， 而大学中文学科却是培养读者价值需求和审美需求的一股巨大的力量。随着大学教育在 社会中所占的地位越来越重，接受大学中文学科所承传的价值精神和审美精神的人越来 越多，我们有理由相信，今后文学的发展受它的影响也将越来越巨大。
收稿日期：2003-0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