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历帝肇庆朝廷里的瞿安德和卜弥格
□ ［德］柯兰霓（Claudia von Collani） 著
李秀梅 译
南明末帝永历的肇庆朝廷
在16世纪，肇庆是许多传教士通向中国的大门。在这些传教士中，赫赫有名者有耶稣会士和先驱者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1543—1607）、巴范济（Francesco Pasio，1554—1612），而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利氏分别于1582年和1583年来到肇庆。之后，也有一些传教士在进入中国后，途经肇庆，比如西班牙奥古斯丁修会会士百万乐（Alvaro de Benavente，1644—1709），他是最早来到中国的奥古斯丁修会会士之一，后来他做了江西天主教的宗座代牧，也是耶稣会士关于“中国礼仪”的追随者。
1583年9月10日，耶稣会士利玛窦、巴范济和罗明坚在肇庆建立住所，也是他们在中国第一个真正的传教点。利玛窦一直待在肇庆，直到一位新来的两广总督（刘节斋）强迫这些耶稣会士于1589年8月中旬离开肇庆。这期间发生的事件，利玛窦在他的名著《基督教远征中国史》（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apud Sinas suscepta ）里都谈到了。这本书最初于1615年在奥格斯堡（Augsburg）出版。在意大利语原稿中，肇庆这个城市被称作“Sciaochin”，拉丁语译文中称为“Sciauquinus”，在1617年的德语译本中译为“Sciauchin”。然而，在《新世界报告》（Der Neue Welt-Bott ）第一卷中又被称为“Schao-tscheu”。① 在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 S.J.，1577—1628）将利玛窦的这一著作由意大利语原稿翻译成拉丁语之后，此书成为欧洲一本具有许多版本和多种欧洲语言译本的畅销书。关于利玛窦在肇庆的活动，见利玛窦著作第2卷第4—14章，另见《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奥格斯堡 1615年版），第158—236页。 在这之后，利玛窦继续北上，因为他想去都城北京。他于1601年1月到达北京。② Joseph Dehergne, Répertoire des Jésuites de Chine de 1552 à 1800 (Paris, Rome 1973), p.219.不过，在我的论文里，我不准备谈论利玛窦，我想讲述50年后的耶稣会士与永历皇帝的关系。永历帝是南明最后一位皇帝，朝廷设在肇庆。
传教士，特别是耶稣会士来华的主要目的是努力让中国皇帝皈依基督教，因为他们希望所有的中国人，甚至所有的远东人能以这位最有声望的皈依者为模范。这种愿望几近成功了。以天文历算才能服务于崇祯皇帝（1629—1644年在位）的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2—1666）也有此愿望，但是他失败了。当北京于1644年被反叛者占领的时候，崇祯皇帝自杀了。① Claudia von Collani, “A Missionary on His Journey: Michał Boym and Religions in East Asia,” Monumenta Serica LIX (2011)p.338.经历了从明到清的转变，汤若望与年轻的顺治皇帝（1644—1661年在位）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然而顺治皇帝年纪轻轻就死于天花，而且他是作为一个佛教徒离开人世的。② Collani, “Boym”, pp.333f. 顺治的儿子兼继承者康熙皇帝(1662—1722年在位)快要成为基督徒了—至少在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的小书《康熙皇帝传》（Portrait historique de l’empereur de la Chine ，1697）中是这样描述的，但是，除了1692年颁布的《容教令》（“the Edict of Tolerance”）和与耶稣会保持良好关系之外，康熙皇帝从来没有亲近过基督教。③ Claudia von Collani, “Portrait of an Emperor: Joachim Bouvet’s Picture of the Kangxi Emperor of 1697,” Sino-Western Cultural Relations Journal XXIV (2002) pp.24—37.
这里要讲述的故事发生在明清政权更替之际那段充满反叛与战争的年代。当满洲人还在全中国征战之时，在顺治皇帝的统治之时，南明几位皇帝先后建立了他们的政权，这几位皇帝都是万历皇帝（1572—1620年在位）的皇亲和后代。在南明最后一个皇帝永历（1646—1662年在位）治下，耶稣会士们改变皇帝、后宫及整个朝廷官员信仰的愿望几近成功。永历帝的统治与北京顺治帝的统治并存。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耶稣会士同时在华南和华北两个朝廷中活动。两个朝廷并存，进而建立两个帝国是可能的，不过，更加有可能的是，仅有一位皇帝及其朝廷将成为胜利者。于是耶稣会士盼望着至少他们中的一些人能够作为天文学家和科学家站在战胜者一方。通过这种方法，基督教能够跟随获胜的一方留存下来。然而，站在败亡王朝一方的耶稣会士或无法保命，甚至变成他们信仰的殉道者。耶稣会士在中国南方和北方的这种情形，与远东各省耶稣会士们的情形相似。当日本德川幕府禁止日本耶稣会④ Dehergne,op.cit. , p.327.活动，他们就转移到了中国澳门，后来到了东京（Tonkin）⑤ 即越南北部一个地区的旧称。—译者注 。自1656年起，传教活动便转移到广东、广西两教省⑥ See letter by Onofre Borges to the General Superior Goswin Nickel, 20 October 1659, ARSI, JS 80, ff.147—148. 。1615年，耶稣会中国副省建立起来了。然而，当日本德川幕府治下所有的传教士被驱逐出境的时候（自从1610年开始），许多日本基督徒都逃走了。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说，耶稣会日本教区在东京和南圻（今越南）幸存下来了。耶稣会士在中国北方和南方之间也有了一个中国教区的分支机构。
我的论文主要涉及南明，但是为了对照，我也会稍微提及北京的清朝廷。本文的主题是在永历朝服务的两位耶稣会士的命运—奥地利的耶稣会士瞿安德和波兰的耶稣会士卜弥格。通过他们的眼睛，我们将看到南明朝的后宫被皈依的情况。
资料来源
关于瞿安德和卜弥格与南明王朝之间的关系，我引用了一些资料，其中包括出版物和一些手稿。这篇文章主要的资料来源是卜弥格撰写的一份手稿，即《中国皇室皈依及中国天主教状况记略》（“Status Christian æ Religionis in China, ut nunc se habet”）。⑦ München, Bayerisches Hauptstaatsarchiv, Jesuitica 589. 这份报告涉及两位皇帝的“实例”，谈论北方的崇祯皇帝和南方的永历皇帝以及他们与基督教和传教士的关系。这份文件的目的在于表明永历皇帝几近皈依基督教，如若成功，耶稣会士，尤其是汤若望等人多年的夙愿将得以实现。汤若望曾试图游说明朝末帝崇祯皈依基督教。① 北京朝廷的这段历史，汤若望在《1581—1669 在华耶稣会天主教发展史》中有过叙述。这本书的初刻本于1665 年在维也纳出版。 这份手稿经过或多或少的改动之后，其中一部分及有关的其他手稿都有了诸多的版本和译本。下面这本书只是讲述永历皇帝的故事：《中国皇室皈依略记》（Breve Relazione della China, E Della Memorabile Conversione Di Persone Regali di quella corte alla Religione Christiana , 1652）及其法文翻译版Briefve Relation de la Chine et de la notable conversion des Personnes Royales, ＆ de l’estat de la Religion Chrestienne en la Chine （1654）。大约 70年之后，该书被译成德语并收录于约瑟夫·斯托克莱因（Joseph Stöcklein，1676—1733）编辑的《新世界报告》（Der Neue Welt-Bott ）中。② Claudia von Collani, “Der Neue Welt-Bott : A Preliminary Survey,” Sino-Western Cultural Relations Journal XXV, 2003,pp.16—43.在《新世界报告》这本书中，我们发现了一封瞿安德写的信、一封卜弥格写的关于瞿安德的信，还有一封由一位匈牙利籍耶稣会士约翰内斯·纳达西(Johannes Nadasy，or Johannes Nadasi)写的信。因此，我主要依赖这些出版资料。来自全世界耶稣会使团的信件集全称如下：
根据Nababan提出的印尼教育中的4种语言功能可以发现，华语的功能和外语的功能是对应的，即华语的学习只具备工具功能(见表1)。学习华语不一定要学习中国文化，但中国文化的学习能够拓展国际视野，影响世界观，使学习者能够对中国文化更宽容，消除对华族已有的偏见，因而华语的文化功能类似于外语的文化功能。印尼的教育政策不准许创办民族学校，印尼语是唯一的课程教学语言，作为选修课的地方语重点在于讲解学校所在地方的传统文化，如民族音乐、歌曲、舞蹈、文学等。因此，华语在印尼教育中没有认知功能和整合功能，只具备外语的工具功能。
朱由榔是明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即我们故事的悲剧人物之一。朱由榔是朱常瀛（1597—1645）的儿子。桂王朱常瀛是万历皇帝的第七个儿子，也是他最小的儿子。朱由榔是永明王。皇室家庭的其他成员也广为人知，因为在耶稣会士的信件和报告里，他们作为基督徒被提及。他家庭中最重要的人物是孝正王太后（1594? —1651），她是朱常瀛的妃嫔、永历帝的嫡母；接着是永历帝的生母马太后（皇太后）和永历帝的妻子王皇后。后来，王位的法定继承人就来自这一脉。
当朱由榔登上南明皇位之时，王太后以她的名义予以拒绝，因为她认为朱由榔太年轻、不谙世事，也不够强壮，不足以承担如此沉重的担子。① Struve,op.cit. , p.677.事实上，在他人的描述中，这位皇子非常友善、优雅，但是他非常脆弱，缺乏勇气和责任感。他之所以能够作为一位皇帝幸存下来，是因为在他的团队中有几位非常无私而又高贵的人。② Fr.Jäger, “Die letzten Tage des Kü Schï-sï, ” Sinica VIII (1933) p.197.皇子最终还是被几位大臣说服了，他们分别是丁魁楚（死于1647年，他的教名为卢卡斯）、瞿式耜(1590—1651，他的教名为托马斯）和吕大器。③ For Thomas Qiu, see Jäger, op.cit. , p.197.1646年11月中旬，朱由榔在肇庆成为监国。肇庆是明朝的一个大城市，是两广总督的驻地。丁魁楚和瞿式耜成为新朝廷的重臣。④ Struve,op.cit. , p.677; see also Standaert, op.cit. , p.440, Chan, European document 93.1646年12月24日，朱由榔在肇庆被拥立为皇帝。除了这两位大臣之外，在永历的宫廷里还有几个基督徒，他们是庞天寿和焦琏（？—1651，教名为卢卡斯）。⑤ Standaert,op.cit. , p.440.在十年的时间里，永历皇帝和他的军队击退了清朝军队。然而，他的政权并不稳定，他不得不逃往西部直至进入缅甸。⑥ Struve,op.cit. , pp.681—710.
2.4.1 HPLC指纹图谱的生成 取5批样品各适量，按“2.2.3”项下方法制备供试品溶液，再按“2.1”项下色谱条件进样测定，采用《中药色谱指纹图谱相似度评价系统（2004 A版）》对5批样品的HPLC图谱进行分析，得HPLC指纹图谱，详见图1、图2。
我从《新世界报告》这本书里选用了三封信，即第10号信件、第13号信件及第219号信件。
1.耶稣会士瞿安德的信件：
来自虔诚的耶稣会传教士瞿安德的信，他出生于奥地利教区的克雷姆斯（Crembs）。收信人是时任当地教省领导人的尊敬的耶稣会会士约翰内斯·卢美尔（Joannes Rumer④ 约翰内斯·卢美尔是当时耶稣会奥地利教区的领导人。 ）。写于东印度爪哇岛上巴达维亚（Batavia）的荷兰城堡。1642年12月3日。⑤ Stöcklein,Der Neue Welt-Bott , Vol.I, part 1 (Augspurg 1726), letter no.10, pp.28—34.
2.耶稣会士卜弥格的信件：
利用L16(45)正交试验设计，对基因组DNA模板、Taq酶、dNTPs、Mg2+、引物浓度进行5因素筛选试验。反应体系总体积为25 μL，每个组合按表1所示的量添加，分别取5 μL扩增产物在1.5%琼脂糖凝胶中进行电泳分析。
来自波兰教省的耶稣会在华传教士卜弥格1653年在罗马所做的报告。⑥ Ibid. , letter no.13, pp.40—46.
1.2.7 基因测序 针对大前庭水管综合征的特异性基因SLC26A4的21个外显子设计了18对特异性引物，将SLC26A4基因进行全外显子扩增测序。扩增的PCR体系包括10×L.A.缓冲液、dNTPs、引物、L.A.Taq酶及DNA模板，总体积为30 μl。扩增完成后，将PCR产物进行纯化，使用ABI 3130对产物进行Sanger测序。测序序列经过与参考基因组比较(NCBI：NG_008489.1)以及家系分析，确定致病突变。
3.耶稣会士纳达西⑦ 约翰内斯·纳达西，1614年出生于匈牙利蒂尔瑙（Tyrnau），1633年成为耶稣会士。他首先是在匈牙利耶稣会学校任教，然后去了罗马，担任耶稣会总长对耶稣会士进行“书面认证”（Litterae annuae）的拉丁文秘书。从1658年起，他在奥地利担任传教士、告解牧师和作家。他逝于1679年。 的信件：
尊敬的耶稣会会士约翰内斯·纳达西写的信。写给令人尊敬的奥地利教区的领导人。1662年2月2日，写于罗马。⑧ Stöcklein,op.cit. , Vol.II, part 9 (Augspurg 1727), letter no.219, pp.2—3.
明称帝者永历
清朝花了18年的时间入主中原。⑨ Ronnie Po-chia Hsia, “Dreaming of Constantine: The Jesuit Mission and Princely Conversions in the Southern Ming,” in Ferdinand Verbiest Institute (eds.), History of the Catholic Church in China.From Its Beginning to the Scheut Fathers and 20th Century.Unveiling Some Less Known Sources, Sounds and Pictures, Leuven Chinese Studies XXIX . Leuven.2015, p.67.当中国北部处于满族人统治之时，在南方，还有几个来自明朝皇家的称帝者想建立自己的朝廷，收复中国，重建明朝的统治。无论北方还是南方的最后几位明朝皇帝都面临着同样一个问题：国家贫穷，他们难以维持军队和朝廷。① Arthur W.Hummel,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1644–1912) (Washington 1943, Taipei 1970), p.191.在南京，万历皇帝的一个孙子建立了弘光政权（1607—1646），他是南明的第一位皇帝。② Lynn A.Struve, “The Southern Ming, 1644–1662,” in Frederick W.Mote, Denis Twitchett ＆ John K.Fairbank 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 Vol.7.The Ming Dynasty , 1368–1644, Part I (Cambridge 1997), pp.641—660.尽管他是清廷的一个强劲对手，但是他因道德败坏而失去了他的王国。紧跟弘光而来的是唐王朱聿键（1602—1646），他在福建当了隆武帝(1645—1646)。隆武政权肇始于1645年8月18日，终结于1646年10月6日。他有皇家血统，但他不是万历帝的后代。他博学多才、勇气过人，他是耶稣会士和基督徒的朋友。然而，他也只是统治了一年，就被清廷抓获并处死。③ Struve,op.cit. , pp.676—693.Collani, “Michał Boym,” pp.334f; “Astronomy versus Astrology: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and His ‘superstitious’ Chinese Calendar,” Archivum Historicum Societatis Iesu LXXXII, fasc.164 (2013), pp.421—457.他的兄弟绍武（1646—1647年在位）在广东省做了皇帝，然而他也被清廷俘虏并杀死了。因此，在三年时间里，曾经先后有过三位皇帝，但很快都消亡了。④ Paul Rule, “The Jesuits and the Ming–Qing Transition: How Did Boym and Martini Find Themselves on Opposite Sides?”Monumenta Serica LIX (2011) pp.243—258; Struve, op.cit. , pp.676—579.
绍武皇帝时期，还有一个竞争者，即永历皇帝。隆武皇帝在死之前，派了一位使者庞天寿（教名Aquileo）去找明朝的皇子朱由榔(1623—1662)。庞天寿是来自北京的一名太监，他大约出生于1588年，死于1657年。他（Aquileo）与Achilleus可能就是同一个人，是北京紫禁城里司礼监的头领。他和弟弟奈莱（教名Nereus）都是北京紫禁城里最早在崇祯年间就被施洗的太监。他极有可能是被龙华民（Niccolò Longobardo，1565—1655）施予洗礼的。龙华民是利玛窦的继承者，他是耶稣会传教团的领导人。⑤ Nicolas Standaert (ed.), 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 Vol.1: 635—1800.(Handbook of Oriental Studies , Section 4: China 15/1.Handbuch der Orientalistik , Abt.4: China 15) (Leiden, Boston, Köln 2001), p.438.显而易见的是，北京被占领之后，庞天寿转移到了南方，加入了南明。
南明的另外一位重要耶稣会士是波兰人卜弥格。他的生平经历比瞿安德更加广为人知。1612年，他出生于波兰立陶宛王国时期的利沃夫（Lvov）。他的父亲是波兰国王西格蒙三世（Sigismund III）的医生。1631年，卜弥格加入耶稣会，在几所波兰耶稣会学校学习之后，最终获得许可，以传教士的身份去远东旅行。1643年3月30日，他离开里斯本，启程前往中国。1645年，他到达越南北部的东京地区。他首先在海南岛工作，当时他主要是在研究当地的植物。1649年，他在澳门待了较短一段时间。1650年，他被澳门耶稣会副会长曾德昭(Álvaro de Semedo，1586—1658)委派到南明朝廷。卜弥格应该支持瞿安德。③ Louis Pfister, 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ésuites de l’ancienne Mission de la Chine (Chang-hai 1932—1934) pp.265—269; Dehergne, op.cit. , p.137.然而，卜弥格在南明朝廷没有待很长时间，不久就被委以重任，带一个特别的代表团去罗马。1650年底，皇太后让他作为南明特使返回欧洲。④ Dehergne,op.cit. , pp.34f.
与南明有关的耶稣会士
有几位耶稣会士与南明王朝的几位皇帝有着关系，比如毕方济（Francesco Sambiasi，1582—1649）。他与弘光皇帝和隆武皇帝有关。他们先后派他和庞天寿一起到澳门，从葡萄牙人那里获得军事援助。⑥ Standaert,op.cit. , p.439.来自特伦托（Trento）的卫匡国（Martino Martini，1614—1661）跟隆武皇帝取得了联系。卫匡国和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1649）、穆尼阁（Jan Mikołaj Smogulecki，1610—1656）以及范有行（Pascoal Fernandes，1609—1681）在福建延平待了一段时间，那里有隆武朝廷。⑦ Dehergne,op.cit. , p.166.隆武皇帝和他的朝廷命官对卫匡国的军事知识—比如弹道学、火药和大炮铸造尤其感兴趣。⑧ Giuliano Bertuccioli, “Appendice 1: Cronologia della vita e delle opere di Martino Martini,” in Martino Martini, Opera 1(Trento 1998), p.516; Claudia von Collani, “Two Astronomers: Martino Martini and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in Luisa M.Paternicò, Claudia von Collani, Riccardo Scartezzini, Martino Martini, Man of Dialogue.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Martino Martini (1614—1661), Man of Dialogue” held in Trento on October 15—17, 2014 for the 400th Anniversary of Martini’s Birth (Trento 2016), p.71.
永历皇帝
世界信使，即新世界报告。各类有益而风趣的信件、报告和旅行见闻。1642年至1726年耶稣会传教士从印度及其他海外国家传到欧洲。现在首次译成德语，部分译自原手稿，部分译自法语的耶稣会士书信集。
几十年来，我这个文学作者始终是业余的，并且算个“多面手”，写作速度又比较慢，有人说我是高产作家，可能属于“慢手”里面的高产。因为忙碌，脑子里曾经有很多题目被搁“黄”了，这种没时间写出来的题目，最多的还是杂文，但是很快看到别人发出来的作品连标题都与自己预想的一样，又为此感到欣慰，我曾经自嘲地把这种现象叫做“英雄所见略同”。杂文界有不少高手，作品出手又快又好，获奖无数，我内心里还是很钦佩的。
耶稣会士瞿安德的早期生活
1612年，瞿安德出生于奥地利克雷姆斯（Krems）一个路德派新教徒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个富商。当他母亲孀居之后，因为新教徒宗教派别对她施加压力，她离开了奥地利。她带着孩子们迁移到了雷根斯堡（Regensburg）。这是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一个自由城市。也就是说，基督教的派别对人们并不构成压力，人们可以自由决定当一名新教徒或天主教徒。然而，瞿安德却留在了维也纳，转而成为一名天主教徒；1623年，他在那里开始了他的大学教育，首先学习“自由七艺”，然后是神学。⑦ Harry Kühnel, “P.Andreas Wolfgang Koffler SJ, Kremser Missionar in Ostasien,” in Ausstellung 4000 Jahre Ostasiatische Kunst (Krems 1978) p.7.1627年，他在维也纳加入耶稣会，起名Andreas Xavier。⑧ Gert Naundorf, “Koffler, Wolfgang Andreas,” in Neue Deutsche Biographie 12 (1979) pp.419 f.[Onlinefassung]: URL: http://www.deutsche-biographie.de/pnd131711350.html NDB, accedssed 23th June, 2016.瞿安德不是一位能够与邓玉函（Johannes Schreck，1576—1630）或者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2—1666）相提并论的科学家，但是他也拥有渊博的天文学知识。1639年，他被派往远东传教团。然而，他从里斯本（Lisbon）乘船的日程被迫推迟到了1640年。⑨ Josef Wicki, „Liste der Jesuiten-Indienfahrer 1541—1758,“Portugiesische Forschungen der Görres-Gesellschaft.Aufsätze zur portugiesischen Kulturgeschichte 7.Band (Münster 1967) p.296.1642年1月，他到达葡萄牙的果阿（Goa）。1642年6月，他和另外四名耶稣会士登上了一艘英国轮船，从果阿到了爪哇岛的巴达维亚（Batavia，即今天的雅加达）。当一艘开往中国澳门的葡萄牙船到达巴达维亚的时候，耶稣会士们都希望他们能够搭乘这艘船去澳门，而这艘船的状况不好。因此，他们之中只有三个人能够离开，即瑞士的耶稣会士博尔热斯（Onuphrius Bürgi，也叫Onofre Borges Onofrius，东京的耶稣会会长），来自特伦托的卫匡国和来自那不勒斯的保罗·卡罗普列斯奥（Paolo Calopresio）。⑩ Kühnel,op.cit. , p.7.他们于1642年10月启程。瞿安德和另外一位葡萄牙耶稣会士若望·博尔热斯（João Borges）在巴达维亚又待了好一段时间。在巴达维亚，瞿安德扮作一位牧师，为那里的几个天主教徒阅读圣餐礼。他们俩在巴达维亚一直待到1643年4月。⑪ Koffler, Letter, 6 December 1642, Stöchlein, op.cit. , no.10, pp.29—31.
瞿安德描写道，他在巴达维亚与荷兰人的共处是相当愉悦的，因为他凭借弗莱芒语知识，从中获益甚多。加尔文派的荷兰人举止相当友善，且提供了很多帮助。瞿安德时常受邀做客，他们在餐桌上讨论信仰。当他缺钱的时候，总督就帮助他。毫无疑问，当瞿安德到达那里的时候，他没有任何关于圣餐礼的装备，也缺乏书籍。荷兰人给他提供了所有装备和书本。这些东西都是他们占领马六甲的时候得到的。然而，荷兰人有一个错误的观点，他们认为耶稣会士要去日本找银矿；不过，瞿安德告诉他们，他们要去中国拯救灵魂。事实上，耶稣会士们确实想秘密前往闭关锁国的日本，但不是为了银矿，而是去拯救那里的灵魂，尽管他们可能会成为他们信仰的殉道者。直到17世纪末期，传教士仍然在分享这一愿望。① Claudia von Collani, “Between Mission, Martyrdom and Mathematics: Antoine Thomas and Japan,” in Ku Weiying, Zhao Xiaoyang (eds.), Multi-Aspect Studies on Christianity in Modern China.From Antoine Thomas S.J, to Celso Costantini (Beijing 2011)， pp.598—639.然而，他们对计划秘而不宣，因为日本人只接受荷兰人作为他们的欧洲贸易伙伴—荷兰人不传教，但不愿意失去他们在日本的利益。因此，瞿安德和他的伙伴们假装去中国传教，他们甚至换上了适合中国风俗的行头和发饰。荷兰人警告他们说，中国的清朝官吏会杀了他们。不过，耶稣会士们并不担心为他们的信仰殉道而死。瞿安德注意到，荷兰的新教牧师们不可能做同样的事情，因为他们都有妻子和孩子。因此，在他看来，天主教会禁止他们的神父结婚非常明智，如此他们才能自由地做出决定并且加以实施。② Koffler, Letter, 6 December 1642, Stöchlein, op.cit. , no.10.最后，瞿安德和若望·博尔热斯乘船到了澳门。他们在那里的领导和澳门人似乎都是这样告诉他们的：他们不可能去日本，但是他们可以前往包括越南北部的东京地区和中国南部的耶稣会日本教区。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力之所以成为一种特殊的商品是因为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量上差异。资本家用工人单位时间内生产的劳动产品作为劳动力的使用价值，而把维持劳动力一天的精力和体力消耗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量看作劳动力的价值。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量上的差异无论对资本家还是对工人来说，都并不意味着不公平。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在一定意义上让这种量上的差异彰显为一种社会上的劳动不平等，在这种不平等的劳动关系之中，工人处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的强制的、受剥削的、不够自由的劳动中。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生产领域不够自由和公正的劳动事实，被商品流通领域自由平等交换的表象所掩盖。
卜弥格的早期生活
成立于1979年的广东省印刷复制业协会，可以说基本见证了改革开放大背景下，广东地区印刷业的发展路径，并于其中起到了一定的引导抑或促进的作用。
永历皇室成员的皈依
卜弥格在报告里描写了皇室几个重要人物皈依的情况。不过，我们可以推断，卜弥格是在瞿安德甚至可能还有庞天寿的帮助下才写出这份报告的。早在朱由榔还是皇子的时候，瞿安德就结识了他，即后来的永历皇帝。当庞天寿在梧州府（广西）和皇子一起的时候，基督徒将领焦琏带着一万士兵和瞿安德（此时化名Andreas Xavier）到达那里。瞿安德从庞天寿那里得知，皇子从来不在陆地上或者宫殿里待着，他只待在航行于河流之上的船舶里，因为他害怕那些祸害他的魔鬼。因此，庞天寿把他的圣物箱（Lipsanotheca）给了皇子。圣物箱，即装着圣物的盒子。这个对朱由榔很有帮助。庞天寿对瞿安德说：“尊敬的阁下，如果您想和皇子交谈，我可以陪您去。”
瞿安德同意了，他受到皇子的接见，皇子不允许他行大礼。瞿安德献给皇子一些颇受欢迎的礼物，包括一些科学仪器，如光电管、圆柱体、数学仪器、一张圣母的画像—她抱着圣子，施洗者圣约翰站在旁边。皇子非常喜欢这些小礼物，他和瞿安德交谈了起来。瞿安德受邀再度进宫。
在庞天寿的帮助下，永历皇帝在加冕时，邀请瞿安德到肇庆朝廷觐见。因为骚乱，皇帝不得不更改驻跸地，离开了肇庆。庞天寿尽其所能劝说永历帝接受基督教，允许皇后接受洗礼并入教。在皇后的陪伴下，永历帝每天都跪着祈祷，诵读《主经》《圣母经》《使徒信经》。后来，皇帝告诉卜弥格，他曾经三次梦到一个拿着十字架的小男孩说：“如果你不遵守我的律法，我就置你于死地。”皇帝认出那个男孩就是那张画像里圣母玛利亚抱着的孩子，而那个十字架和画中站在玛利亚旁边的圣约翰手持的十字架相类似。① 在《新世界报告》里，做梦的是皇后。参见1653年卜弥格的信，《新世界报告》第1卷第1部分第13封信。
耶稣会会士约瑟夫·斯托克莱因集结成篇第一卷（奥格斯堡，格雷茨〈Grätz〉，1726年）。③ 《新世界报告》中约800封信件来自世界各地的耶稣会传教团。其中200封来自中国。斯托克莱因把《耶稣会士书信集》（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 ）中的法文信件翻译成德语，增加了译自拉丁语、意大利语的其他信件。参见Collani, “Der Neue Welt-Bott ,” pp.19—21。
当前，我国依旧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阶段，人地矛盾明显，为保障国家经济的长远发展，土地资源无法避免的会被利用。现如今，在耕地数量不断缩减的环境下，考虑到耕地质量改变造成的耕地存量损失，保障土地资源质量，改变耕地使用方法，加大耕地产量与生产能力等，对确保社会粮食安全及农产品质量是非常关键的，而耕地质量级别监测为满足上述要求奠定良好基础。
于是，皇太后决定接受洗礼。她告诫庞天寿说：
第二天，皇帝回来了，他受邀瞻仰基督和圣母的画像。他声明：“禁止佛像崇拜，因为基督才是真正的神。”他嘉许了皇后的决定。他说：“我将以你为榜样，接受洗礼。”但是出于一些原因，他推迟了洗礼，依然只做一个慕道者，每天背诵教义问答书，在圣像面前焚香。卜弥格希望在他离开朝廷回欧洲后，永历帝能接受洗礼。
站点布局上能够实现全覆盖，加油站库存方面也没有丝毫问题。每座加油站一次可以存储约40吨柴油，500座加油站约可存两万吨柴油，对于春耕、秋收两季每天最多销量5000吨左右柴油，每天两万吨的库存量，完全可以满足农民的用油需求。
庞天寿回答说，关于这一点他无法决定，但是他想去跟瞿安德谈一谈。瞿安德回答说，许多皇帝和皇后都在永恒的烈火之中受苦受难，没有受洗会下地狱。然而，如果皇后想要获得救赎，最好还是接受耶稣会士的施洗。一段时间之后，皇后听到都城已经被占领的流言，便决定自杀。相比落入敌人之手并遭受侮辱，自杀在中国人看来是一种高贵的死法。但是庞天寿告诉她说：“上帝想要您接受神父的洗礼，如此您便能获得永恒的救赎，无人能够剥夺。”这些话令皇后和妃嫔们重新燃起勇气。她们跪在救世主和圣母玛利亚的画像前，承诺接受罗马教廷神圣仪式的施洗。1648年4月，瞿安德为三位皇太后、皇后施洗。皇太后接受了“王烈纳”（Helen）的教名，永历皇帝的生母马太后取教名“亚纳”（Anna），永历皇帝的发妻，来自苏州的王皇后，取教名“玛利亚”（Maria）。当然，其他妃嫔和宫女也急切地想受洗。② 永历帝的母亲是亚纳，他的妻子是玛利亚。按照基督教或者伊斯兰教传统，亚纳或者汉纳是圣母玛利亚的母亲。 最后总共有50位妃嫔和40位官员受洗，其中也包括皇太后的母亲，取教名朱莉娅。③ Pfister,op.cit. , p.267; Standaert, op.cit. , pp.440f.
我看得非常清楚，施洗对于救赎是非常必要的。但是，谁来做这件事情呢？你不是说北京紫禁城里的神父们施洗了宫廷里的未婚女子和人妇及宫廷大臣吗？因为惩罚太过严重，没有人能够来参加我们的秘密会议，更不要说一位神父或者一个外国人来做这件事情了。
在此期间，有五个教区向永历皇帝发来请愿，说他们愿意成为皇帝的子民，获得他的封号。这些都实现了。同时，皇帝的一位妃子生了一个公主，公主一出生立刻就夭折了。当瞿安德被问及其中的原因时，他回答说，上帝的律法禁止在妻子之外拥有妃子，所以这种罪恶关系中出生的小女孩不得不死，皇帝现在应祈祷皇后生一个儿子。第二天，皇后捎信给瞿安德说，她每天都祈祷生一个儿子，作为王位继承人。她希望她的守护神能够护佑她顺利生产，而瞿安德给了她圣烛，可在基督和圣母面前点燃。次日夜晚，皇后幸福地诞下了一个儿子。皇帝把这个孩子的生辰八字交给瞿安德，让他解释一下，也就是说进行一番基督教的占星。瞿安德回答说，皇子将非常幸福，因为正如圣子经由贞洁圣母而降生，皇子也出生于子夜之交。在那个时辰，太阳和龙正好交汇，龙在中国就是帝王统治的象征。这种基督教的星象解释让皇帝和整个朝廷皆甚感欣喜。皇后和妃嫔们想让皇子接受洗礼，但是瞿安德拒绝了，他想获得皇帝首肯后再这么做。皇帝回答说，皇子将以基督徒的方式接受教育，日后他只能有一个妻子。
然而，皇帝本人推迟受礼，这在他和皇后之间造成了极大的不和谐。皇子则是在一次非常严重的疾病之后才受洗。这位名为“慈煊”(1648—1662) 的皇子受洗了，庞天寿成为他的教父。他的教名是“康斯坦丁” （Constantine），中文便是“当定”，意指做出决定的人。皇帝对这个教名非常满意。皇帝和其他人从这一事件中受到启发，基督教此时受到极高的礼遇。① Pfister,op.cit. , p.267; Standaert, op.cit. , pp.440f.瞿安德希望他能够效仿罗马皇帝康斯坦丁—康斯坦丁在十字标记下获得了胜利，建立了他的基督教帝国，他的母亲也正是皇太后烈纳。
皇帝命令庞天寿派遣船上那些基督徒官员带着礼物去澳门的耶稣会教堂。这些船都配有丝质的帆，带着十字架标记。当他们靠近澳门的时候，他们高声表明自己的基督徒身份。因此，人们把他们引到耶稣会学校，把信件递给了耶稣会视察员（可能是巴相·达马亚[Sebastião de Maia]，他于1650—1658年任视察员）。在这些信件里，皇帝请求神父们接受以其名义而送来的感恩之礼。这些礼物，包括两个银制的枝状大烛台、两个银制的香炉、两个银制的花篮、中国香和锦缎。使者们以中国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敬意，把礼物送给了耶稣会教堂。
矿区内地层比较单一，仅出露古元古界金水口岩群及少量第四系。地层的分布受NW向主构造控制较明显(图1)。
卜弥格以这样的话结束了他的报告：“愿上帝保佑皇帝战胜反叛者。”② Boym, Letter, 1653, Stöchlein, op.cit. , Vol.1, no.13, p.45.当然，关于永历皇帝，卜弥格的报告写于永历帝薨逝之前。《新世界报告》的编辑约瑟夫·斯托克莱因这样结束了这个故事：经历了自中国西南各省至缅甸的长期逃亡之后，永历帝最后被清军（大将领吴三桂率领）俘获并杀害。③ Struve,op.cit. , pp.709f.
瞿安德和卜弥格后来的命运
在《新世界报告》中,卜弥格信件的最后，对瞿安德的生与死有寥寥几笔描述。根据《新世界报告》的译者和编撰者斯托克莱因所补充的内容，我们读到，瞿安德后来的命运，所知者寥寥：“有人认为，当城市被占领的时候，他死了；另有人认为他和永历皇帝一起被处决了。”④ Boym,op.cit. , pp.45f.Stöcklein wrote about the fate of Koffler.“Wie es aber dem Apostolischen Mann Patri Andreæ Wolffgango Koffler, welchem die Portugesen den Nahmen verändert und Andream Xavier genannt haben / ferner ergangen seye / hab ich nach fleißiger Nachforschung nicht erfahren können.Einige glauben / er wäre in dem Sturm einer gewissen Stadt mit in die Pfannen gehauen worden.Andere meynen / er seye mit seinem Käyser Yum-liè hingerichtet worden.”耶稣会士约翰内斯·纳达西在1662年2月2日写了一封信，该信件在《新世界报告》里被编为第219号信件发表，里面描述了瞿安德可能的命运。这信息来自从越南北部东京地区去见耶稣会总长的一位葡萄牙人。这位葡萄牙人把信件交给纳达西，然后他们又把信件转交给奥地利教省。当永历皇帝及朝廷官员从水路逃跑的时候，瞿安德乘坐的船只在田州附近的沙滩上搁浅了。一位满族将领攻击了他，问他是谁。瞿安德用中文回答说，他是神圣律法（基督教）的传道者，它的内容就在神圣十字这个符号里。当满族将领要求他出示这个符号时，瞿安德在前额、嘴巴和胸部比划了三次十字，接着是从前额到腹部、从左肩到右肩比划一个大十字。他用中文说道：“以圣十字架，哦，主啊，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救我等于救我反对者。阿门。”当他说完了这些，满族将领用剑从他的前额到腹部，左肩到右肩划十字，把他砍死了，瞿安德成为基督教的殉道者。正如纳达西所说，瞿安德以这种方式成为耶稣基督的殉道者，他经由十字符号获得了胜利。这个故事是一位宫廷大臣讲的，得到了几位中国基督徒和东京耶稣传教会会长的确认。⑤ Johannes Nadasi, Letter, 2 February 1662, Der Neue Welt-Bott , Vol.2, 1727, no.219.这样看来，因为瞿安德想在日本殉道，他确实想去远东，不过最终只是到达中国。⑥ Boym,op.cit. , Vol.1, no.13, pp.45f.
在马里尼神父（Fr.Marini）的报告中，卜弥格从一个太监那里听到了这则被一些基督徒所证实的故事。⑦ Giovanni Filippo Marini, Delle Missioni de’ Padri della Compagnia di Giesv nella Provincia del Giappone, e particolarmente di quella di Tumkino (Roma 1663)， p.346.这个故事附在卜弥格的一封信后面，信中讲述了永历皇帝的悲惨结局、关于广州城沦陷—1650年11月24日被攻克—城中十万居民被屠杀之事。然后，鞑靼人继续前往肇庆攻击永历帝，但是他没有坐以待毙，而是经由广西逃到云南，最后，他逃到了缅甸的勃固（Pegu）。他被抓后，被交给了清朝军队，1662年被杀。这封信提到他的后宫妃子被带到北京，她们在那里受到礼遇，并作为基督教徒终老。不过，这并未得到证实。编辑斯托克莱因也看到了永历皇帝与顺治皇帝几乎死于同一个时间点这个明显的同步现象：他们俩都死于同一年，顺治帝把帝国留给了他八岁的儿子康熙皇帝。① Boym,op.cit. , pp.45f.
第三，构建多边竞争平台及其相应规则。在有关竞争中立的谈判中，应该提前对各个参与国予以具体分析，判断各国的立场和态度，联合具有相同利益的成员，拢和不具有冲突利益的成员，并积极寻找支持伙伴。在竞争中立政策方面，美国坚持将国企限定在中央政府一级，并不牵涉到州级或是省级国企，导致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越南等国纷纷表示不满，因为这些国家的国企主要集中在中央层面，但美国的国企则主要分布在州级，这使得竞争中立政策对各国的影响都大不相同。㉟
卜弥格出使罗马
1650年底，卜弥格被南明朝廷的皇太后烈纳和皈依基督教的公主们任命为南明朝廷的大使并前往欧洲。她们派遣他去晋见教皇英诺森十世（Pope Innocent X，1644—1655年在位）和欧洲的统治者们。1650年11月，皇太后烈纳听从卜弥格的建议，给教皇英诺森十世写了一封信，② 此信内容参见 Marini, Delle Missioni , pp.545—546, 拉丁语版本可参见 Athanasius Kircher, China Illustrata (Amsterdam 1667) pp.101f: “Interpretatio Literarum Sinicarum ab Imperii Sinici Imperatrice D.Helena, nomine suo, ＆ Reginæ Matris D.Annæ, ＆ Reginæ uxoris D.Mariæ, nec non filii Imperatoris Principis ＆ Hæredis D.Constantini missarum.Ad Sanctissimum D.N.per Patres Andream Xavier, ＆ Michaelem Boym, Societatis JESU, in Aula Imperatoris Sinensis pro tempore Assistentes, facta,”;then in French translation in Du Halde, p.83.“Litterae Helenae Tamingae, Sinarum reginae, ad S.Pontificem, 4 Novembris 1650,” Du Halde, Description de la Chine (Paris 1735) p.83.给耶稣会总长写了一封信，另写信给红衣主教卢戈（Juan de Lugo y de Quiroga，1583—1660）。③ 红衣主教卢戈很可能就是胡安·德·卢戈·季罗佳，他于1603年加入耶稣会，于1643年成为红衣主教。 司礼监掌印太监庞天寿也做了同样的事情。④ “Litterae Pan Achillei, Eunuchi Sinarum regis, ad S.Pontificem, 1.Novembris 1650,” in Athanasius Kircher, China Illustrata (Amsterdam 1671) p.100; Jean-Baptiste Du Halde, Description de la Chine III (Paris 1735); Launay, Histoire des Missions , pp.11f; Kircher, op.cit. , pp.100f.Additional letters were written to the Doge of Venice and to the King of Portugal.信中，他们恳求为其灵魂、对满洲人的抵御和重建明朝而祈祷，也恳请委派更多的天主教神父来他们的朝廷。⑤ Standaert,op.cit. , p.441.1651年1月1日，卜弥格离开澳门。皇太后信件的拉丁语译文发表于阿塔纳修斯·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1602—1680）的著作《中国图说》（China Illustra ）中，其英文本翻译如下：
大明宁圣慈肃皇太后烈纳致谕于因诺曾爵代天主耶稣在世总师，公教皇主，圣父座前，窃念烈纳本中国女子，忝处皇宫，唯知阃中之礼，未谙域外之教。赖有耶稣会士瞿纱微，在我皇朝，敷扬圣教，传闻自外，予始知之。遂尔信心，敬领圣洗，使皇太后玛利亚中宫皇后亚纳及皇太子当定并请入教，领圣洗，三年于兹矣。虽知沥血披诚，未获涓埃答报，每思恭诣圣父座前，亲领圣诲。虑兹远国难臻，仰风徒切。伏乞圣父向天主前，怜我等罪人去世之时，赐罪罚全赦，更望圣父特与圣而公一教之会，代求天主，保佑我国中兴太平，俾我大明第十八代帝太祖第十二世孙，主臣等悉知敬真主耶稣，更冀圣父多遣耶稣会士来，广传圣教。如斯诸事，俱惟怜念。种种眷慕，非口所宣。今有耶稣会士卜弥格，知我中国事情，即令回国。致言我之差圣父前，彼能详述鄙意也。俟太平之时，即遣使官来到。圣伯多禄，圣保禄台前致仪行礼。伏望圣慈，鉴兹愚悃，特谕。永历四年，十月十一日（相当于1650年11月4日）。⑥ Karl Gützlaff, A Sketch of Chinese History ,Ancient and Modern , Vol.2 (London 1834) pp.122—124.（查证中文信件原文和信件图片，英文中的“11th of 11th month”应为“11th of 10th month”，所以此处翻译成“十月十一日”。引文译文摘自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第125—126页。—译者注）
1651年1月1日，卜弥格接受永历朝派遣的同时，也获得了曾德昭副会长的许可，开始经由海路从中国澳门到葡萄牙果阿的行程。⑦ Rule,op.cit. ,Monumenta Serica LIX (2011) p.246.在那里，卜弥格得知葡萄牙国王已经放弃了明朝皇帝的事业，而他到欧洲的使命则被认为有损于清朝和葡萄牙之间的关系。耶稣会的高层们也认为耶稣会教团不能干涉政治事件。因此，他被软禁了，不过他最终成功逃脱。于是，他徒步经由陆路，通过波斯、士麦那（Smyrna）、威尼斯，继续他的行程。1652年12月16日，穿着中国服装的卜弥格在威尼斯遇到了总督，接着他继续前往罗马。在罗马，他和他的中国同伴郑安德勒（教名Andreas，Zheng Andelei，1632—？）等待了整整三年，因为教皇英诺森十世（因诺曾爵）不接见他，而且还有流言说来自南明朝庭的信件是伪造的，耶稣会总长认为卜弥格的使命对于其他在中国的耶稣会士则是一种危险。① Rule, “Jesuits and the Ming–Qing Transition,” p.252. 最终，在三年之后，传信部特别会议于1655年9月24日做出决定，在罗马收到葡萄牙果阿和中国澳门主教们询问卜弥格为什么迟迟没有复命的信件之后，新的教皇亚历山大七世（Pope Alexander VII，1655—1667年在位）才决定于1655年12月18日回复来自中国的信件，于1655年12月7日公开接见卜弥格。② Robert Chabrié, Michel Boym, Jésuite Polonais er la fin des Ming en Chine (1646–1662) (Paris 1933), p.181; Collani, “Boym,”p.316.南明国书得到回复，卜弥格得到了亚历山大七世“精神上令人振奋而政治上却无所作为的”一封回信。③ Standaert,op.cit. , p.441.之后，1656年3月30日，卜弥格带领一小队从里斯本到果阿的耶稣会士，乘坐“卡尔莫仁慈的耶稣号”（“Bom Jesus do Carmo”）启程回中国。④ Wicki,op.cit. , p.300。卜弥格的同伴是耶稣会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23—1692）、鲁日满（François de Rougemont，1624—1676）、葛安德（André Gomez，1622—1681）和依纳爵·哈尔托格维尔特（Ignatius Hartegovelt，1629—1658）。Wicki, op.cit. , p.300。其他同伴是加彼尔·布雷特·凯恩斯（George Brett Keynes，1629—1658，逝于海上）、安当·萨尔达尼亚（António Saldanha，1619—1656?）、方济各·维洛（Francisco Velho，1631—?）和若望·德·阿布雷乌（João de Abreu，1635—1663）。他们的目的地是葡萄牙治下的印度，一些人则到了中国。
卜弥格的行李中有教皇亚历山大七世于1655年12月18日写给皇太后烈纳和司礼监掌印太监庞天寿的鼓舞人心的信件。⑤ Kircher,op.cit. , pp.102f.卜弥格依然希望基督教在南明朝廷的情况能够立刻有所好转，正如耶稣会供应团令人振奋的策略所预见的那样，他希望永历皇帝能成为第一个接受天主教的中国皇帝，并希望永历朝廷在他的统治下，成为整个中国和远东的统治王朝。⑥ Standaert,op.cit. , pp.310f.然而，事与愿违。1657年，卜弥格从果阿出发，1658年，他到达暹罗。在那里，他从澳门议事会得到消息，让他离开这座城市，因为葡萄牙人仰仗北京的清王朝，不想卜弥格危及这种关系。⑦ Pfister,op.cit. , p.273.因此，卜弥格经由暹罗的大城府继续他的行程。在那里，他租用了一艘海盗船，于1658年8月10日到达越南东京地区。⑧ Edward J.Malatesta, “The Tragedy of Michael Boym,” in Actes du VIe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e Sinologie, Chantilly 1989 (Taipei, Paris 1995), p.364.从东京出发，卜弥格仍然还有两个月的路程才能到达南方的南明朝廷。在东京，他遇到了两位兄弟，即博尔热斯和狄若瑟(Fr.Joseph François Tissanier，1618—1688)，并被告知东京的郑柞王(King Trinh Tac，1654—1682)已经命令其他六个耶稣会士于7月17日离开他们国家，前往澳门。最后，卜弥格和郑安德勒获得通行证，获许于1659年2月16日离开东京。⑨ Collani,op.cit. , p.330.之后，卜弥格和他的中国同伴一起继续前往中国广西的危险行程；1659年8月22日，卜弥格精疲力竭，死于途中。⑩ See the report by Borges, in Malatesta, “Tragedy,” pp.365—368.
卜弥格启程前往罗马的同时，即1650年，另外一位代表也被派往罗马：为了中国“礼仪之争”，携带着一份有关汤若望的卷宗，特伦托的耶稣会士卫匡国受副会长阳玛诺（Manuel Dias，1559—1639）委派前往罗马。① Dehergne,op.cit. , p.103.See Claudia von Collani, “Two Astronomers: Martino Martini and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in Luisa M.Paternicò, Claudia von Collani, Riccardo Scartezzini, Martino Martini, Man of Dialogue.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Martino Martini (1614–1661), Man of Dialogue” held in Trento on October 15—17, 2014 for the 400th anniversary of Martini’s birth (Trento 2016)， pp.88f.为了提交关于“礼仪之争”的新材料，在经历了漫长而危险的航行之后，1654年年底，卫匡国终于到达罗马。② Dehergne,op.cit. , p.166.1654年年底，他提供了关于“礼仪之争”的材料，并设法于1656年3月23日从宗教法庭获得了一份肯定的答复。③ 卫匡国也为汤若望之事找到了一个好的解决方案。参见柯兰霓《两位天文学家》（Two Astronomers ），第78页。他于1656年年初返回中国，于1659年6月到达杭州。1661年6月，逝世于杭州。④ Dehergne,op.cit. , p.166.
关于最后一位明朝皇帝永历帝、他的基督徒家庭、他身边的基督徒、为他服务的两位耶稣会士的命运的故事，都是一场悲剧。两位耶稣会士都试图游说他成为基督徒，但都失败了。卜弥格和瞿安德为了他们的信仰，为了他们的主人永历皇帝，为了耶稣会而死，他们竭尽全力服务于这三者。
北方的清王朝和南明朝廷同时并存，各种人物和事件相互交织，着实令人惊奇。顺治和永历两位皇帝几乎同时英年早逝，他们分别死于1661年和1662年；他们都有一位耶稣会的天文学家为他们服务，并且，他们同时从南方和北方派遣代表前往罗马。然而，使者中的卫匡国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成功，卜弥格在很多方面则都失败了。从某种程度来说，卜弥格的任务失败了，他的《中国地图》没有出版，而卫匡国和其他人一起出版了《中国新图志》（Novus Atlas Sinensis ， 1655）。⑤ Noël Golvers, “Michael Boym and Martino Martini: A Contrastive Portrait of Two China Missionaries and Mapmakers,”Monumenta Serica LIX (2011) pp.259—271.卜弥格关于中国医药的《中国诊脉秘法》（Clavis medica ad Chinarum doctrinam de pulsibus ，1686）也只是在他死后才得以出版。⑥ See Edward Kajdanski, “Michael Boym: The First European Expert in Chinese Medicine and Pharmacy,” in Actes du Ve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e Sinologie de Chantilly 1986.Succès échecs de la rencontre Chine et Occident du XVIe au XXe siècle (Variétés Sinologiques—Nouvelle Série , Vol.74) (Taipei, Paris 1993), pp.133—144 and Erhard Rosner, “Michael Boym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Chinese Medical Knowledge to the West: A Reappraisal,” Monumenta Serica LIX (2011), pp.401—416.卜弥格只有《中国植物志》（Flora Sinensis ，fructus floresque humillime porrigens ,1656）是在他有生之年出版的，但却是在他离开欧洲之后。耶稣会日本教省和中国副省都没有善待卜弥格。⑦ Onofre Borges, Letter to Goswin Nickel, 20 October 1659, ARSI, JS 80, ff.147r—148r. 卜弥格的同伴瞿安德出版的著作甚至更少。瞿安德可能和卜弥格共同撰写了关于南明王朝帝王家庭皈依的报告，这份报告见于几个版本和译本，即《中华帝国纪要》（Summa del estado del imperio de la China, y Christiandad del,por las noticias que dan los padres de la Compañia de Iesus… , 1650）。1726年发表于《新世界报告》里一封信的作者是瞿安德，但这封信也发表于他死后。瞿安德似乎成了近代早期中国传教团事业里少有的几位殉道者之一。
译者按： 本文原题为“Andreas Koffler and Michael Boym at the Court of the Yongli Emperor in Zhaoqing”，是柯兰霓（Claudia von Collani）于2016年在肇庆学院举办的“第四届利玛窦与中西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的会议报告。该文梳理了服务于永历帝肇庆朝廷的两位传教士瞿安德（Wolfgang Andreas Xavier Koffler，1603—1652）和卜弥格(Michael Boym，1612—1659)的人生际遇，讲述了南明王朝帝王家庭可能皈依基督教的情形。
柯兰霓，德国维尔茨堡大学（Universität Würzburg）宗教学系教授。她在早期中德文化交流，特别是在儒家、道家思想西传方面颇有研究，在比较宗教学和传教史研究方面学术成果丰硕。她在1985年完成的博士论文《耶稣会士白晋的生平与著作》（“P.Joachim Bouvet S.J.: Sein Leben und sein Werk”）已译成中文，于2009年由大象出版社出版。她已发表学术专著5部、译著3部，学术论文百余篇，书评90余篇。
中图分类号： K81
doi: 10.19326/j.cnki.2095-9257.2019.03.005
（柯兰霓：德国维尔茨堡大学；李秀梅：北京行政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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