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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马哲界开展了一场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其间，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实性”与“学术性”、“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 的关系。今年，由于纪念国学大师张岱年先生仙逝，哲学工作者们发表了一系列讨论“ 中国哲学”的文章，使人们对“中国哲学”的理解大为深化。这两个讨论似乎没有什么 关系，但深入观察，却可发现一个共同点：这就是关注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现当代哲学 的历史，深入研究这一部历史所提示的哲学教训。本文是在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的环境中 讨论所拟的主题，并提出对主题的解答意见。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讨论中的一方缺位
我写这篇文章是由如下事实引发的：在对马哲研究合法性问题的讨论中，参与者们争来争去，却大多不理会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之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论者似乎都把这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官方哲学”，而自己不是“官”，所以“官方哲学”与己无关；更有甚者，是把这样一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政治话语、实用理论，认为它既无学术性，又无独立性，是称不上“哲学”的。
那么，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事业的政党及其通晓理论的领导者们同我国理论界、学术界合作创立的，在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过程中使之具有中国特有内 涵并带着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哲学，究竟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具有丰富的学术内 容呢?回答应当是肯定的。马克思说：他所创造的新哲学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 唯物主义”，是“立脚点”为“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的“新唯物主义”哲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7页)而领导着中国伟大变革，从实践中取得教训、 获得成功并对实践论的核心意义体会深刻的党，它的哲学正是凸显“实践论”、承认其 为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核心的哲学。马克思说：实践论的唯物主义也就是他所首 创的历史唯物主义，它“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 的形成”。(同上，第92页)党借助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 发动和领导革命，发动和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依靠人民群众的实践而根本改变 了中国的面貌。它也有过片面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时候，但教训使它更加懂得历史唯物 主义的真谛。马克思说，他的方法是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 9卷，第250页)，这一辩证法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党在极端复杂的中国社会中活动，如 果没有辩证方法论，它就不能正确认识中国和世界，也不能正确制订革命、改革、建设 的决策。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哲学辞典里，“辩证法”展现出多方面的丰富内容，不但如 此，它还认为：“辩证法最重要的方面是能动性”。(《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311页 )，它超越教科书把辩证法规定为关于三大规律的科学的局限性，达到了实践中主客体 辩证法是辩证法真正主线的哲学认识。马克思的哲学以人的自由和解放为终极归宿。中 国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一场血与火的阶级斗争，即使在这样的环境里，共产党人也并未忘 记这一终极目标；而在人的问题日益凸显的当代中国，人学目标获得了现实性。共产党 人与时俱进，认识到人不仅具有“历史创造者”的主体地位，而且是一切事业的目的。
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什么在学术界关于马哲的讨论中缺位呢?因为人们认为它缺乏学术性，它不是一种“学术”，而只是一种“政治”。我想指出，这种理解是片面的。
第一，党的哲学不只是某位领导者个人的创造，而是他活动其中的革命、建设的领导集体，同党内外的马克思主义者合作创造的。我特别不赞成把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为“官方哲学”。一是因为在1949年之前，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在野党，无所谓“官”方；二是因为这一哲学在指导革命、建设并获得明验大效的时候，已经成为人民群众自己的哲学；三是因为众多的一般学术工作者参与了这一哲学的创立，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外的理论家、哲学家们从事现实性与学术性相结合的哲学研究，贡献了一系列创造性的成果。李达写的《社会学大纲》不是转述之作，而是创造之作。他提出的诸如矛盾规律对于辩证法诸规律具有“包摄”性、“两种实在可能性的选择”“是促速或延迟过程的发展的枢纽，是成功或失败的关键”等等学术性与现实性相统一的观点，反映了中国和世界的现实，成为成功革命所必有的方法论。艾思奇写的《哲学与生活》、《哲学选编》等读物也具有这样的价值。这几本书被毛泽东阅读和评论，对他形成哲学思想提供了重要帮助。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在中央领导集体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更大量地吸取了我国哲学界学者们的研究成果。率先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用这个标准来评价历史，倡导拨乱反正的，是哲学工作者。邓小平支持和领导了这场讨论，并借此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思想路线，展开了拨乱反正的伟大工程。哲学工作者再从哲学学术上加以探讨，解决了许多问题，如：实践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核心的问题；用“实践唯物主义”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规定的问题；实践需要从客观条件出发，同时又有人的价值追求，从而实践论是真理论和价值论统一的问题；人在实践中出场，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的价值主体的问题。所有这些工作，对马克思主义哲 学回归真义、继续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在这样的合作中，马克思主义哲学获得了丰富和 发展，凸显出自己的现代性。
第二，作为革命、建设、改革、开放之指导思想的哲学，真正贯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使命，具有强烈的实践性，也正因为这样，它就有了哲学智慧的丰富源泉。这种实践性是经过“哲学——理论——决策——实践”的过程的。凸显 给读者的似乎只是决策与规范，而其经历的哲学思维常被人忽视。实践的唯物与辩证的 本性、曲折而创造的过程，不断给哲学提供学理创新的资源，而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 主义哲学直接感应这种本性，并从而拥有不竭创新的实践基础。毛泽东说：艰难的民族 战争和革命战争，要求极大地“提高中国人民的能动性、热情”(《毛泽东哲学批注集 》，第311页)，这就把人的“自觉能动性”同实践的客观条件性的关系提到马克思主义 哲学的中心地位。
第三，党的哲学思想在许多情况下是蕴含在规范性认识和指导方针之中的，这里的许多创新学理经过哲学家们的发掘、阐释，成为显性的学术。毛泽东哲学思想有其显性方面和非显性方面，邓小平哲学则更具有非显性的形态。他设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以“解放思想”为前提的：他没有直接说发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精神，但实质上是倡导这种精神的。他以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为出发点：他没有直接说创造性实践必须从初始条件出发，但实质上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新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的。他强调实践及其决策的价值导向，要求把功能主义和实体主义结合起来，而以功能界定为主，但他没有直接地这样说，而是用“社会主义本质论”、“三个有利于”标准等加以陈述。实体主义 是教条主义的哲学根源，而以功能为导向建构新的实体，这是历史创造者的思维。他鲜 明地主张“选择”与“建构”，但他的语言中却未出现“选择”与“建构”的学理表述 。他指明了人民群众是选择主体，这对于马克思历史观是一个坚持和发展。他把实践的 创造性质和自律性质结合起来，倡导大胆创造、认真总结，在实践中走出“新路”，这 是人的历史创造论的阐明和发挥，但他本人没有使用哲学语言。我认为，这些都表明，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机制，是决策者同广大哲学工作者合作的结晶。在分析了当 前马哲讨论中的一方缺位的事实及其原因之后，我们体会到，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最 具实践性和创造活力的一部分被置之不理，那么许多纠葛就始终扯不清楚。
——现实性问题。哲学必须关注现实，关注时代，对现实、时代中提出的问题加以回 答。真正称得上“哲学”的，必定是具有现实性的。黑格尔哲学感受法国革命的辉煌， 用晦涩的语言和庞大的逻辑来为德国革命呼喊。费尔巴哈抓住反封建革命的核心问题— —宗教批判问题，用他那洞察世态的笔触向人们揭示和描绘了“神”的真正秘密，提出 神学实质上是自然学和人本学，把“神”和“绝对精神”“归结为‘以自然为基础的现 实的人’，从而完成了对宗教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77页)当代 中国哲学家也在面对时代和社会，思考实践中提出的哲学问题，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 是，摆在他们面前的一个事实是：中国已经有了一个积80年之经验，成功地领导了革命 、建设、改革的，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武器”的工人阶级政党。它运用着马克 思主义哲学，感应总体性现实，提出战略性对策，集中智慧，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 学理的发展。这个明显不过的事实却为一些哲学学者所漠视。我想，撇开这一部分，不 研究其中的突破创新，是放弃了最重要的实践基础、哲思源泉，以致很多搞研究的哲学 家常常在现实性问题上束手无策。
——“学术性”问题。学术是“学问”：在内容上，它必须提出和论述哲学原理，对这些原理作出论证；在形式上，它必须具有思辨的概念形态，通过概念间关系来推演。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场哲学革命的产物；它具有创新的学说，严密的逻辑。它是伟大的学问。既然如此，为什么又提出“学术性”问题呢?我认为：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确实存在加强学术性的要求；但另一方面，有些学者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他们瞧不起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80年来的思想发展，瞧不起毛泽东、邓小平及其后人的哲学贡献，以为这些都不含学术，充其量是政策语言的汇集、实践规范的名册。同 时，他们也瞧不起学习和阐发党的哲学思想的学理内涵、使之成为学理系统的努力。一 些哲学工作者追求“学术”，然而他们既无力真正感应和说明现实，从对现实的研究中 来提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性，又不把真正扎根于现实、勇于和善于回答现实问题、 从而为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性开发新局面的工作放在自己的视野之内。这样，在 他们身上学术性和现实性的统一就成为一个难题。这些人在“学术性”和“现实性”关 系问题上的困惑不已，多多少少是由于忽视了中国的主导性哲学。
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念
我认为，中国哲学学术界负担了或试图负担太重的责任。因为把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 思主义哲学不算在哲学范围内，于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全部责任就要由中国哲学 学术界来负了。他们要面对世界、时代和国情独立做出判断；要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 导性和现实价值找到一条道路；要在这个过程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目前讨论 中出现的焦虑甚至悲观，皆由于中国哲学学术界无从独立挑起这付重担而发生的。我想 ，如果我们的学者主动同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合作，同时也保持自己的独立 性，在个性化研究和对现实的关注中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发展作出贡献，那么，他 们的责任就比较适合他们的肩膀。由此，我提出，为了反映中国哲学界的真实情况，需 要来一次“正名”，区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 是两种实存的哲学形态，我国哲学工作者必须面对这个“实存”。
1.这一对概念的由来
中国学术界在20世纪初面临着创造现代中国哲学的使命。首先遇到的问题是：中国有没有哲学?如何区分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一种看法认为中国原来确无西方意义上的“哲学”，但可把用西方哲学体系整理过的中国哲学称之为“在中国的哲学”，其历史是“在中国的哲学史”；另一种看法把保持了中国哲学之实质而与西方哲学“约略相当”的哲学称为“中国哲学”，相对地说，其他的研究则称为“在中国的哲学”。直到当代，后一种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和“在中国的哲学”仍然区别地存在着。“中国哲学”就是被中国人自己发现和独立陈述的哲学；“在中国的哲学”则是各种各样的被中国人研 究着的“西方哲学”，它们不能称为“中国哲学”，而只能称为“在中国的哲学”。马 克思主义哲学也是来自西方的。如果一般地研究、介绍它，它也只能属于“在中国的哲 学”范围之内。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合作，在学习和运用 这一哲学的时候，已经把它同中国文化传统相结合，已经吸收了中国人民的实践智慧而 形成了独特的观念，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中国化了，这样，它就属于“ 中国哲学”的范围了。按照这种理解，它可以称之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Chinese Maxist Philosophy)，它是“中国哲学”的一部分，在当代并且是具有主导价值的一 部分。与之相对，其他哲学工作者出于种种目的、采用种种方法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都不是中国的，应当称之为“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Maxist Philosophy In China)，就像其他被研究的西方哲学只是“在中国的西方哲学 ”一样。
2.“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之特质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有一个过程。当1917年前后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的时候，它只是一种外来的哲学思想，只能称之为“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到了后来，在被逐步运用于观察和解决中国问题的时候，它才向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向发展。作为革命、建设、改革、开放之指导思想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 马克思、恩格斯所“原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为基础的。对于这种“新唯物主义” 学理与本质的研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性研究，同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又 有自己的特质：
第一，按照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的实践需要来学习、运用、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同中国实践密切结合的强烈的实践性。这就必定能在同中国实际的结合中，吸收来自实践的哲学智慧，以新的方式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理。这些学理打上了深深的中国社会、中国革命的烙印。例如，在思考中国革命能不能通 过新民主主义方式和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取得胜利的问题的过程中，毛 泽东提出了社会规律具有统计性的思想。这种哲学观念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没有出现过 ，因为他们把资本主义在无法容纳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情况下让位给社会主义，看作是没 有统计性的铁律。毛泽东则表述说：中国革命战争“既有顺利的条件，又有困难的条件 ，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规律”，这“规定了中国红军的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其敌人 ”，又“规定了中国红军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其敌人，即是规定了战争的 持久，而且如果弄得不好的话，还可能失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91页)。这个 规律就是统计性的规律。邓小平面对的是一个开放世界和以和平、发展为主要问题的时 代。如何构建经济体制?邓小平提出“市场经济是中性范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 场经济能够成为一种“矛盾建构”，按生产力标准来比较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并从中做 出决断。这实际上提出了一种唯物主义的选择论。上述例证说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有了来源于中国实践、反映中国特点的学理创造。它们既根据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 原理，又有自己的创造；既反映人类实践中的普遍性，又具有中国的特殊体验。
第二，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良成分，通过批判分析，把中国哲学的“命题”改造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命题，具有继承和发挥中国哲学优秀成分的鲜明的文化性。诚如张岱年先生所说：中国“二千年的岁月中所积累起来的哲学遗产是很丰富的。其中有许多科学性的思想，即唯物主义的与辩证的观念，也有不少民主性的思想，即反映了人民愿望的批判性的伦理学说。”(张岱年，“新序”，第6页)这些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予以吸收的；即使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学说中也有经过批判可以利用的思想资料。毛泽东对孔夫子“名不正、言不顺、事不成”命题的改造是众所周知的。他认为：从本体论说，这个命题是观念论的；但从实践论说，这个命题却具有正确性。如果在“名不正”之前加一个“事不明则名不正……”，那就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念统一起来了。在阶级斗争已经基本上结束的今天，我们在治国方略上引用和发挥古代哲学的“以人为本”、构造“和谐社会”、建设“小康之国”等合理思想，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突出了“对立面之协和性统一”的意念，并使之具有中国新文化的意味。作为党的思想之精髓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都以中国语言来概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核心。“独立自主”在马恩的著作中是找不到的，因为他们在当时条件下强调“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而不可能提出各民族解放事业中的“独立自主”。有学者指出：共产党人的“独立自主”是对《易经》中的“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古代观念的继承和发扬。(参见许全兴，第236页)
第三，集中和升华人民群众在实践中积累的经验，形成中国气质鲜明的哲学思想，具有凝聚中华民族智慧的巨大的创造性。在1927年到1935年间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艰难实践中，逐步形成了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具体化的“思想路线”的概念，使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凸显出来，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形态的肇始。在改革开放时期，农民创造了“包产到户”和“大包干”的生产关系形式，使农业生产奇迹般地得到恢复和发展，显示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鲜活过程。经过邓小平的总结和提升，形成了他的历史创造的哲学理论，改变了人民群众只是按已知规律创造历史的机械论历史观，恢复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的理论。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单是一个术语，作为“世界3”，它已实际地存在于中国。它有着极为丰富的文献积累；它展开为一部生动而深刻的思想历史；它所富含的学术内容，被中国马哲界的许多学者，也包括毛泽东、张闻天这样的学者，所揭示和阐发，构成巨大的学术宝库。此种文献积累，这部思想历史和学术宝库，不会因为有些学者视之为“无”就成为“无”的。
3.“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提出
如前所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而在它形成之后，它又总是同“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伴生伴长。这是合乎逻辑的，同时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哲学工作者开创了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局面。这种研究，大体在文本的译读、体系、探究、原理研讨、比较研究方面展开文本解读。在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这四个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且是同当时的战略转变和开辟新路的实践紧密结合的。因此，在当时，人们不会鲜明地提出区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但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哲学界对马哲研究逐渐形成了一种思潮，这就是有人概括的所谓“政治淡出，学术凸显”。这种思潮主张：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门学科，必须走出纯政治话语的阴影，从学术规范和学术自身的特性出发加以研究和阐释。在这种思潮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逐渐被贬低、被漠视，被学者们赶到边缘去，同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多元化理解发生了。有学者描述这种多元化现象说：“……新词新说， 惟新是竞，犹如一场辞藻的盛宴，把人们置于纷然的集贸市场，以至于使人觉得：如果 从这里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可能误入歧途。”(穆南柯)我本人倒不觉得那是什么“辞 藻的盛宴”，因为各种学术观点都是有其思想内涵的；也不觉得因此就会发生“误入歧 途”的危机，因为人们也未必关注那种众说纷纭，而关注的学者对此种众说纷纭中何种 见解合于本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会有他们自己的判断。
我以为：政治和学术是相互区别的。许多学术问题同现实政治并无直接的联系，学术上的许多争论并不等于政治上有什么分歧。政治和学术，只有在那些具有意识形态性的学术中才存在总体性联系。马克思的哲学就是如此，作为变革世界、“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哲学不可能脱离实践、脱离现实、脱离政治。在中国，当代实践就是使中国实现现代化，使中华民族实现复兴，把中国由传统社会转变为现代社会。这项实践因为涉及中国的道路、民族的命运，具有极大的政治性，正如邓小平所说的，“就我们国内来说，什么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四个现代化就是中国最大的政治。”(《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4页)哲学界的某些同仁主张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要“政治淡出”，就是不再关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那么，他们所说的“学术性”与“现实性”的统一怎么能实现呢?他们一方面主张“政治淡出”，一方面又要求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现实性，这是一个悖论。因为中国的最大现实——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是一个政治性极强的事业，不问这个政治，又想获得完整意义上的现实性，恐怕是很困难的。
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必须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于目前出现的多元化局面，应当承认其历史合理性。即使关在书斋中，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解读马克思本本，也应该承认其意义。为了给“政治淡出、学术凸显”的研究工作以一定的地位，我提出：将此种研究归人“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围。凡是中国学者，在中国的土地上，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本的、学理的、历史的学术研究，都可以承认其为“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提出这个概念的另一个意义是：防止和抵制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边缘化的企图和倾向。
4.向既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和发展作出贡献，又在一般马克思主义哲学 学说研究中多有创见的哲学家们学习
我在这里区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针对一种思潮，这种思潮藐视作为指导思想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给那些藐视者一个提醒：你们做的工作很有意义，但只在一个特定范围内有意义，不要试图撇开作为指导思想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谈论什么“学术性”与“现实性”、“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的问题 ，因为这一“撇开”使“撇开者”失去了议论的全面性和公正性。也就是说：“中国马 克思主义哲学”和“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两种形态都是客观存在的。
我们中国有一大批哲学家，既积极学习研究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又重视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史和学理规定，并且把二者联系和结合起来。已故著名哲学家、南京大学的孙伯鍨教授就是其中一个范例。孙伯娱教授，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 重要研究者：他在上世纪80年代初写的《探索者道路的探索》，研究马克思早期思想及 其作为“新唯物主义”创立者的思想历程，是我国马哲史的奠基著作之一；二是同西方 哲学的理性对话者：他的《西方“马克思学”》和《卢卡奇与马克思》都是这种对话的 上佳之作；三是中国社会主义现实的密切关注者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研究 者：他对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彻底唯物主义特质作了科学的阐释，对市场经济中必会出现 的“物化”现象作了清醒的批评。(参见吕世荣、姚顺良)像孙伯鍨教授这样的学者， 老一辈中有许多，中青年学者中也有不少。如果所有的哲学工作者都这样做，那么区分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没有必要了。但是越来越加 重起来的“政治淡出、学术凸显”的思潮，让我不能不想到这样一种既承认现实又加以 引导的区分实有必要。
三、正确处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
我区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讲哲学形态，不是说每一个哲学家都非此即彼，实际上众多的哲学家是“亦此亦彼”的，或者说，是努力于两种形态的结合的。那么，如何处理这两种形态之间的关系呢?
1.两种哲学形态之间的相互尊重
首先，作为指导思想，“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尊重“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研究者。应当承认，在一个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的国家，学术派别的多样化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产生不同见解、发生学派之争，也是正常的。此种多元化现象不但无害，反而有益。多元性的哲学研究，既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提供多种视角，也为这种研究提供广泛丰富的资源。多视角审视和广资源吸取将帮助“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得到更好的发展。
其次，“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应当尊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尊重毛泽东哲学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内涵，尊重现在的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和思考的成果。“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尊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尊重中国人民的艰难曲折的实践及其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尊重从这一实践中生长起来的中国人民的伟大智慧，尊重中国的思想史和文化史，尊重为此做出贡献的人们，包括领导人和参与其中的哲学家。“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可以采取批判态 度，帮助领导者们清醒审视现实，但最好不要做“绝对的批判者”，不要把党和国家所 做的一切事都看作是需要批判的；他们同时应当做“积极建设者”，对中国哲学发展和 社会的全面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2.两种哲学形态之间的恰当分工和合作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两种哲学形态的区别是相对的，二者之间有相互贯通和相互渗透的关系。毕竟二者学习、研究、阐发的，都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以他们初创时写作的文本为根据的，实践的、历史的、辩证的、为人的唯物主义。区别只在于：一个重在以中国的实践为基础，以中国人民的智慧为源泉，以取得中国文化形态为努力方向，以改造中国、建设中国、实现中国现代化和民族振兴为研究目标，同时，也就有对哲学学理、学术的创新发展；一个重在以世界范围内的哲学潮流为背景，以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理、学术为重点，同时，也在这样那样的程度上、用这样那样的个性化方式关注着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试图提出个性化的哲学 解答。这两种哲学形态在哪些方面可以建立既分工又合作的关系呢?
——以“实践观念”的建立为主题，开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运用、阐发，同以“理论观念”的建立为主题，进行深入的哲学史和哲学学理研究，二者之间实行分工与合作。作为指导思想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直接同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的实践结合的，它为了解决中国革命、建设道路和各项路线、方针、政策问题而学习 、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而在“实践观念”的建立和实施过程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哲 学的学理。作为学术思想的“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则以学术本身的解读、阐释为 任务，它不负担对总体性实践的指导责任。但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进行“实践 观念”的哲学内涵的阐发时，需要尊重并参照“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阐明 的大量学理，甚至直接听取学者们的意见和建议；另一方面，“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 学”由于它同总体性实践很难建立反映和指导的双向关系，它需要学习和吸取“中国马 克思主义哲学”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理的创造性发展。最近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 原则，是针对市场经济发展中的物化现象的，同时也是针对封建残余在中国的影响的。 它对于马克思主义人学原则的真谛是一种证实，对于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是一种有力的 推动。我国哲学学者以此开题，正在对“人”的问题展开新一轮的哲学探讨。
——以中国实践提出的总体性问题为对象、着力解决思想路线和思维方式问题，同以学者自己观察到的问题为对象、作深入研究、提出各种个性化的哲学见解，二者之间实行分工和合作。作为指导思想，“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面对的不仅是一个一个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中国历史、中国国情、中国革命与建设道路的战略性总体，它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研究思想方法论为主”的。(参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7页)毛泽东是如此，邓小平所作的主要也是这个。如前所说，邓小平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际上演绎成为一套指导人民群众创造中国新历史的实践论的思维方式。学术界这些年来也很重视哲学创新，但那种创新是个性化的、多元性的：有的研究新唯物主义，有的研究历史创造活动中的选择机制，有的研究认识论中的反映、选择、建构，有的研究价值论，等等。这样的研究不仅对于哲学学术发展作了贡献，而且对理解、阐发邓小平的历史创造哲学提供了思想资源和学理依据。
——以思想政治领域的创造、社会新制度体制的建构、新发展思路的确定为重点，重在建设，同学者们审视一切、提出各种否定性意见、重在批判，二者之间实行分工与合作。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革命时期当然担负着批判旧世界的使命，但在批判的同时，必须建设和扩大革命力量，建设和扩大革命根据地，建设和发展自己的理论、路线、战略、策略。在当代的建设时期，也有对旧制度、旧体制、旧观念的批判，但重点是要开辟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创构社会主义新制度和新体制。作为执政党，不能光说“不是，不对”，还要努力寻求如何才“是”、如何才“对”的路径。而学者们则处于在野地位，他们主要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的批判的精神。作为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既批判又建设，既讲批判的方法论，又讲建设的方法论。作为“在野 ”学者，他们要求的是自由的批判的权利。这种批判当然是必要的，因为现实总不是想 象般完美；这种批判也是重要的，因为它具有提示、监督的价值。执政党应当欢迎学者 们的批判性意见，以此来完善自己的建设性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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