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阶段性变化、面临的问题和发展的前景（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阶段性论文,前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体制性矛盾仍然相当突出
国内经济快速增长和参与国际竞争，使国内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显得更为急迫。现在，与建立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距离。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是一场深刻的变革，难免有许多摩擦和混乱状态。体制缺陷主要表现是：市场发育不全，资本、土地、技术、劳动力市场等较为完备的体制尚未建立；宏观调控功能还不健全，公共财政体系尚未形成，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还不完整；国有经济战线仍然过长，布局不合理，该加强的尚未到位，该退的尚未退够，国有企业经营机制还没有实现根本转换；竞争力和效率低，深化改革的任务还很艰巨；投融资体制改革滞后，缺乏严格的投资风险责任机制，往往造成重大的投资失误。总体上看，政府职能转换落后于经济体制转轨的进程。规范而有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尚未建立，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和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混淆不清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政府对非公有经济的限制依然过多，公平竞争环境很不完善。原有的行政审批制依然广泛存在，依法行政的统一性和透明度不高。一些政府部门出现利益集团化和公共职能弱化倾向。中央和地方的责权利关系尚未理顺，按市场经济规律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经济职能、责任和权利的框架还不清晰。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分割影响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行政性垄断妨碍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市场秩序混乱，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企业和个人的信用体系尚未建立起来，在商业和金融领域尤为突出。不少地方和政府部门直接从事经济活动而又不能恪守信用，其不良影响较企业更大。
加入WTO，对中国现行经济体制将产生深刻影响，最为直接和突出的是各级政府面临的挑战。首先是我国要按照统一的市场经济规则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但在国有企业改革、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等方面，政府职能转换还相对滞后。其次，政府要履行开放市场的承诺，包括降低关税、取消非关税壁垒、开放服务贸易、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这些承诺大部分将在2005年以前兑现，时间紧迫。市场开放将对国内产业和企业带来不同程度的冲击，引发一些经济和社会问题，政府的应对能力面临新考验。第三，对政府在开放条件下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国经济将更深地融入全球经济之中，必然更直接地面对种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冲击，政府在危机治理、维护宏观经济稳定等方面，将面临许多不确定因素。第四，对政府管理经济的内容、方式和推进工作的手段提出了新要求。WTO的绝大部分规则实际上是针对政府的。加入WTO后，新的形势要求政府决策更加科学，政策更具透明度，廉洁程度提高，机构更加精简和人员更加精干，效率进一步改进。而在这些方面，目前还存在较大差距。
（四）国家经济安全面临严峻挑战
参与经济全球化在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面临新的风险，如何做到既促进体制和观念适应国际通行规则，促进经济发展，又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将是新的重大考验。南美洲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在这方面都有深刻教训。我国高风险领域主要集中在金融体系、粮食等竞争力低下的大宗农产品生产部门，以及石油部门和信息部门。
金融风险是国家经济安全面临的诸种挑战中最为突出的。我国现代金融机构体系、金融市场体系和金融监管体系不健全，以往防范国际金融危机主要是依靠不完全开放资本帐户，而不是主要依靠完善的金融机构体系和有效的金融监管体系。我国金融机构在股权结构、资本实力、风险防线、资产质量、治理结构和管理机制等方面，与发达国家和地区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入世”后将面临严峻的竞争考验，尤其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体制和机制上的差距更大，综合改革任务更为艰巨。我国综合负债率已经相当高，财政、金融风险明显增大。尽管目前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尚处于世界公认的安全线以内，但财政的债务依存度面临不断提高的压力：为促进经济增长、缓解就业和社会稳定压力，要求国债规模持续增加；金融机构资金配置效率和资产质量低下，社会保障欠帐和粮食企业亏损挂帐过多，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隐性内外债务相当巨大，这些因素都可能导致财政、金融状况的恶化。金融风险往往具有突发性、迅速扩散性等特点，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容易带来全局性的危害，不能不引起高度警惕。
国内石油开发不能适应需要，“十五”期间或更长一段时间，我国石油年产量只能维持1.6亿吨或略有增长，供求矛盾越来越突出。据有关预测，2010年石油的对外依赖程度将达到50%左右，2020年前后年进口量可能达到3亿吨，成为世界第一进口大国。石油进口风险加大，一遇突发事件，石油战略安全将受到威胁。在信息化、网络化和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的条件下，信息安全问题也变得越来越不容忽视。
（五）人口和就业的压力很大
首先，新增劳动力供给过剩。虽然未来30年—40年间，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将进一步下降，但由于人口基数太大，新增人口仍将高达3亿左右，其中适龄劳动人口相当可观。综合多种研究结果，未来5年—10年内，全国每年新增的适龄劳动人口不会低于1000万。其次，就业存量面临剧烈的结构性动荡。国有企业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必然增加失业，目前城镇结存的失业和未实现再就业的下岗职工，最保守估计也要在1000万人以上。特别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农业和资本密集型工业中的大量隐性失业势将显性化，结构性失业会日益突出。第三，高素质劳动力不足，低素质劳动力过乘，劳动力市场供求的结构性矛盾十分明显。
巨大的就业压力是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90年代后期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集中反映在城镇的失业（下岗）问题。根据我们调查分析，1997年、1998年，全国城镇失业、下岗合并计算后的真实失业率在13%-15%。1999年以来，就业状况有所好转，目前城镇的真实失业率仍可能在10%左右。在加入世贸组织后的过渡期内，由于经济结构矛盾和摩擦将会加剧，即使在经济高增长的情况下，真实失业率也有可能超过15%。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将影响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实现，甚至成为人们不安的动因，危及社会稳定。
我国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些经济发达国家的问题，人口老龄化即其一。我国在经济不发达、人口基数很大的情况下，在很短的时间内出现人口老龄化的新矛盾，即“未富先老”。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已达到11.5%，跨越10%这一老龄化社会的标界线。人口年龄结构在20年中从成年型迅速过渡到老年型，在世界上是罕见的。人口迅速增长和老龄化社会提前来临，劳动力过剩和养老负担加重，加之国家财力不足和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将会成为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
（六）资源相对短缺而又浪费严重，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尚未根本扭转
我国人均自然资源占有量相对短缺，综合比较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3，土地、水、矿产和森林等基本生存资源，人均占有量都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尤其是水资源短缺和分布不均的矛盾十分突出，华北和西北是严重缺水地区，耕地占全国的60%以上，人口占45%以上，2000年GDP占17.3%，水资源总量却不到全国的20%，人均水资源量仅为南方的1/3。我国自然资源承载能力相当脆弱，对资源的掠夺性开采和粗放利用却十分普遍。目前农田灌溉用水的有效利用率仅为30%-40%，而发达国家为70%-80%；工业耗水和城市生活用水浪费严重。共生、伴生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率不到20%，总回收率约30%，分别比外国先进水平低30和20个百分点。我国资源消耗速度是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的2倍多，单位产值能耗是国外的2倍—4倍。能源消费结构不合理，严重污染环境，利用效率低下。
我国是世界上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和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生态环境处于“局部改善、整体恶化”的态势。水土流失面积35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36.8%；其中，水力侵蚀165万平方公里，主要是长江、黄河中游地区；风力侵蚀191万平方公里，主要是西北地区。荒漠化土地262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27.3%，荒漠化速度在加快，90年代达到每年平均2460平方公里，而且治理赶不上沙化。据世界银行估计，我国每年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损失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5%-10%。资源和生态问题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构成长期严重制约。
（七）社会转型期的矛盾和摩擦日益复杂
首先，不同群体间利益迅速分化，收入差距迅速扩大，但是以社会保障制度为核心的再分配体系和政府调节收入差距的手段还很不健全。利益格局变化过程中的失业及贫困问题具有明显的群体特征，部分群众生活贫困和少数畸高收入者的奢侈形成鲜明对照，特别是不合理甚至非法因素导致的收入差距扩大，容易诱发人们对改革的不认同甚至抵触，削弱社会政治稳定的群众基础。其次，社会整合机制落后于社会结构变迁、利益群体迅速分化的发展势头。社会组织不健全，有效的对话渠道和缓冲机制很不完备。腐败在许多地方和领域的迅速蔓延令人触目惊心，引起群众强烈不满。一些政府部门和地方政府效率低下、趋利化以及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严重，一些地方干群关系紧张，社会治安状况恶化，黑恶势力猖獗，安全事故频仍。部分地区民族分裂势力抬头，利用宗教进行的非法活动增多，邪教、异端组织和境外敌对势力渗透加剧。第三，整个社会的法制观念、民主观念、契约观念和诚信观念还比较淡薄。人们对现实生活中的消极面普遍不满，却又往往遵从不合理的行为规则。这种观念落后和行为扭曲不利于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和维护，甚至可能发展成破坏性因素。由于社会变革过程中的矛盾远较过去复杂，摩擦也更加频繁和剧烈，社会潜伏着一些可能突发的风险。这对增强和改善整个社会的组织、协调和整合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我们是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有利的条件下开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同时也是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复杂的条件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我们已经完成了三步走战略的头两步，并不意味着走完了现代化全程的2/3，大约还要经过50年左右的努力，到21世纪中叶，才能基本实现现代化。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要有足够的认识。只有趋利避害，认真解决上述矛盾和问题，才能保证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三、发展趋势和政策取向
未来50年，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任务，是抓住新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充分利用改革和发展已经取得的成就，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并逐步向富裕社会过渡，基本实现现代化。
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可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01年到2010年。这10年的目标，是实现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取得明显进展，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生态恶化趋势初步遏止，开放型经济进一步发展，教育水平和科技水平有新的提高，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是巨大的，未来10年仍可以保持较快增长，这主要是因为，经济改革的深化与对外开放的扩大，将进一步推动投资的持续增长和技术的不断进步，从而为经济增长提供持续的动力。
从供给方面看，有以下支撑经济增长的因素：第一，我国居民将保持较高的储蓄倾向，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以及更加开放的巨大市场，会吸引外国资本继续流入。估计未来10年的投资率可以保持在目前35%-40%的水平上。长时期保持较高的储蓄和投资率有不少先例，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省就是如此。第二，我国劳动力供给充裕，未来10年劳动力年均增长可望保持在1.2%左右，成本较低的优势将能保持；随着教育发展，劳动力素质也会不断提高，对经济增长将起到更加积极的作用。第三，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将提高整个国家的技术创新能力，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望保持或超过过去20年的绩效。第四，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正在加速，生产要素在部门之间的流动势将加快，特别是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大量转移，有利于提高生产率和国民总产出水平。第五，对外开放的扩大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有利于加强企业竞争并导致整体经济效率的提高。
从需求方面看，有以下拉动经济增长的因素：第一，居民生活水平需要大幅度提高。根据世界银行《2002年世界发展报告》，2000年，按世行换算的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为840美元，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6.3%，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3.1%；即使按购买力平价换算，2000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也只有3940美元，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53.6%，世界高收入国家水平的14.4%。1998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尚有18.5%的人口日均消费在1美元以下，尚有53.7%的人口日均消费在2美元以下。第二，基础设施需要大规模建设。中国基础设施密度（按人口或按面积平均）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差很远，2000年，中国每百万人仅拥有铁路54.3千米，公路1108千米；而世界平均水平分别为214千米和4750千米。1997年，中国人均消耗石油当量907千克，人均消耗电力714千瓦时，而同年世界平均水平分别为1692千克和2053千瓦时。第三，传统产业需要加快改造或适度扩张。中国的传统产业技术水平普遍较低，竞争力不强。从人均水平上说，一些传统产业总量规模并不高，不能满足需求；如食品加工业。第四，高新技术产业需要大力发展，必然带动大量的投资需求。第五，城市化的推进将带来总需求的巨大增长。大批农民向城市转移，不仅将产生对城市基础设施的巨大需求，从而带动投资需求的增长；而且将导致其消费行为的市民化，从而带动消费需求的增长。
综合现有的其他机构的预测，估计未来10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可达到年均6.5%-7.5%。根据我们对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和模型预测，未来10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速度可以达到7%-7.9%。这一速度虽然低于过去20多年中国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但仍是较快的。
第二阶段，2011年到2020年。这10年的目标，是实现国内生产总值比2010年翻一番或者接近翻一番，基本完成工业化的历史任务，二元经济结构明显转换（即农业就业比重明显下降，第三产业就业比重明显上升，城市化水平达到50%以上，传统经济部门比重过大和城乡分割的状况明显改观），人民生活质量显著提高，更加宽裕的小康生活进一步普及和巩固，生态环境有较大改善，适应全球竞争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基本形成，国际竞争力和科技水平明显提高，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和更加定型的制度。
按照2020年GDP总量比2010年翻一番的设想，这10年间经济增长速度需达到7.2%；如果留有余地，速度大致为6.5%，则翻一番需要11年，2020年接近翻一番。在2011年—2020年的10年中，此前10年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将继续发挥作用，这些因素可以使未来20年中生产率的提高与过去20年相当，即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2.5%-3%，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仍然相当可观。根据我们的模型预测，未来20年间经济增长率将达到年均7.2%。同时也要指出，在未来20年中，中国经济增长在前10年和后10年将呈现一些不同的特征。在2001年—2010年间，劳动力将保持较快的增长，人口抚养率继续下降，实现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预测为7%-7.9%）具有较为有利的条件。2010年以后，劳动力增长将逐步放缓，而老龄人口增长会较快，人口抚养率升高，社会负担加重，国民储蓄倾向和总投资率可能会逐步下降。这些因素将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综合分析，预计在2011年—2020年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速度将可能在5.5%-6.6%之间。经过努力，争取达到6.6%的增长速度，实现2020年GDP比2010年接近翻一番的奋斗目标，是有可能的。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到2020年我国经济总量将跃居世界第一，仅次于美国、日本。
第三阶段，2021年到2050年。这30年间，要由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向建设现代化的富裕社会迈进，即在建国100周年的时候，实现国内生产总值比2020年翻一番半或接近翻两番，信息化和城市化达到较高水平，二元经济结构基本转换，人民生活达到比较富裕的水平，人的全面发展条件显著改善，国际竞争力和科技水平位居世界前列，可持续发展进入良性循环，实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和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按照2050年GDP总量比2020年翻一番半的设想，需要保持30年年均3.7%的经济增长速度。按照接近翻两番的设想，经济增长速度大体应在4%-4.5%（年均增长4%，翻一番需要18年；年均增长4.5%，翻一番需要16年）。根据我们对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2020年以后，经济增长速度将继续趋缓。因为：第一，劳动力总量将逐步减少，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逐步降低。总人口在2045年左右达到高峰，人口最大量接近16亿；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在2025年之后呈下降之势，到2050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降至62%。预计到2020年之后，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减少为零。第二，老龄化社会进一步发展，国民储蓄水平将逐渐下降，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逐步降低。到2020年，65岁以上人口将占总人口的12%，老龄人口比重在2035年—2040年间将达到20%，并逐步稳定在21%的水平上。随着老龄人口比重的上升，资本积累的速度将逐步减缓。到2020年，预计中国的总投资率将降至32%左右；到2050年，中国的总投资率将降至30%以下。第三，由经济体制转轨和结构调整带来的生产率增长效应，也将逐步减弱。到2020年，中国自1979年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任务将基本完成，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定型并臻于完善，其后体制改革释放的“生产率增长效应”将明显减弱。另外，随着经济发展水平逐步提高和工业化基本完成，经济结构变动将减缓，资源在产业间重新配置引起的“生产率增长效应”也将减弱。预计在2021年—2050年间，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将逐步下降到1.5%左右，即与目前发达国家的水平相当。
在上述情景下，我们用模型预测的结果是：2020年以后的30年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速度可达4.4%；其中2021年—2030年，年均增长5.4%左右；2031年—2040年，年均增长4.5%左右；2041年—2050年，年均增长3.4%左右。按照这样的增长速度，到2050年中国经济总量将相当于2020年的3.67倍（按2000年不变价计算），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
概言之，考虑到未来50年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素）的贡献程度可能递减，因此未来50年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呈现逐渐放慢的趋势。预测的时间越长，年均增长速度也越是趋缓。预测结果是：2000年—2010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可望保持在7%-7.9%，2000年—2020年年均增长将为7.1%左右，2000年—2050年年均增长将为5.5%左右。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如能保持这样的平均增长速度，应当说是了不起的成就，但是要做到这一点也并非易事。
中国实现现代化无疑要参照国际经验，遵循具有普遍意义的客观规律，但是必须符合自己的实际。中国国家大，人口多，地区发展很不平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仅是指在发展道路上有自己的特色，现代化目标本身也会有自己的特色。例如，即使再经过几十年的奋斗，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农业劳动者比重仍会比较大，地区发展不平衡状况仍可能比较明显，等等。不同国家的基本国情不同，现代化的标准也不宜一概而论。例如，尽管日本的人均居住面积明显小于加拿大这样的国家，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日本的现代化。这个问题很重要，涉及全国乃至各地第三步战略部署的实施问题，也涉及经济发展和制度创新的战略构想。现在看来，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至少有三点需要把握：
一是不平衡性或多层次性。中国地区差距大，各地在实现现代化进程中必然有先有后，在一定时期内的实现程度必然有高有低，发达地区可以而且有条件率先实现现代化。但是，也不能忽视现代化的整体性，层层分解，划小地区范围，降低现代化标准，纷纷宣布率先实现现代化。那样做并没有实际意义，反而可能产生消极后果。
二是现代化标准的全面性。中国的现代化，不仅包括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还应当包括市场化、法制化、民主化等制度文明，以及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或称生态文明，等等。也就是说，现代化不仅意味着物质财富丰富和生活质量改善，而且意味着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三是现代化标准的动态性。为了具有可比性，通常需要以一定时点上的某一类国家作为参照系。但是，现代化的标准会随着技术进步、世界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而不断变化，不会停留在一个固定的时点上。我们选择参照系时，既要符合本国国情，又要顺应世界发展潮流。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现阶段的奋斗目标。这个目标至少应该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小康水平的普及和巩固。目前农村还有3000万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还有6000多万人处于低水平的温饱，城镇有1800多万人是纯收入在最低生活保障线之下的贫困人口。要首先解决这些人的温饱问题，使之达到小康，这样才能把现在“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的“总体上”三个字抹掉。第二是提高小康水平。小康也有一个从低到高的发展过程，要逐步地从目前低水平的小康达到较高水平的小康。第三是全面性的要求，建设小康社会，不仅包括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还包括实现社会全面进步。未来50年，前20年应当侧重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后逐渐淡化“小康”的色彩，把重点转到“实现现代化”上。应该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标准并不低，而是很高的，由较低水平的小康向较高水平的小康迈进，并不是轻而易举的。实现这个目标，对于中国来说将是一个了不起的历史性成就。这是中国现代化不能绕开的阶段，只有这个阶段完成了，才能为后3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打下坚实的基础。我们需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上实实在在地下功夫，不能不切实际地追求现代化的高指标。
未来20年或者更长时间，考虑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取向，需要着重把握如下几个重要方面：
（一）着力解决“三农”问题，加快城市化进程
这是今后相当长时间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在中国人多地少的情况下，如何顺利实现农村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还需要在实践中继续探索。解决“三农”问题需要从农村外部和内部两方面努力；外部需要采取的重大举措，一是加强国家财政、金融和其他方面对农村经济的扶持力度；二是打破城乡分割，推进农村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加快城市化进程，在农村内部，关键是在坚持和稳定家庭经营基本制度、特别是完善土地制度的基础上，逐步把农村经济发展纳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道。
（二）提升产业结构，在新的起点上推进工业化
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战略，要适应技术进步、结构升级、信息化、知识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的新要求，积极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新机制和新方式。应当由主要依赖自然资源、物质资本和劳动力扩张的传统路径，转向主要依赖教育、科技、制度、知识促进经济发展的新路径；由追求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单一目标，转向更加关注人的全面发展需要，追求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多重目标。经济结构的调整，要由被动的适应性调整转变为主动的战略性调整；社会生产要关注现实市场需求的变化，更要关注潜在市场需求的变化。根据现阶段我国就业压力大和传统产业占绝对比重的国情，要处理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改造传统产业的关系，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还要处理好发展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关系，发挥我国劳动力充裕的优势。
（三）实施西部大开发，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这是今后50年甚至更长时间都要坚持实行的发展战略，要强调发挥各个地区的比较优势，制定分阶段实施的规则，落实有关政策。西部地区要加快改革开放步伐，改善投资环境，提高国土承载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东部地区要利用现有基础继续加快发展，有条件的地方要率先实现现代化。中部地区是全国统一市场的地域中心，具有承东启西的重要作用，需要有一个明确的战略定位。根据发展开放型经济和形成全国统一市场的客观要求，以专业化、市场化为导向调整区域分工，促进各地区及其内部协调发展，重视繁荣民族地区经济，进一步实现共同富裕。
（四）坚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科技和教育不仅关系经济发展，也关系到国民素质的提高。要着力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尽快缩小我国在科学技术水平和科技发展环境两方面的差距。大力发展各级各类教育，尤其要中快普及义务教育和扫除青壮年文盲，形成高素质劳动力和高水平人才成长的广阔空间，把人口压力变为发展经济和参与国际竞争的动力。继续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以科技、信息和知识促进经济增长。
（五）积极扩大就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人口和就业压力是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长期制约因素，今后几年劳动力供给增长较快，对劳动力需求的增长却较慢，问题会相当突出。要将扩大就业、降低失业率作为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维护社会安定的一项基本政策。重视发展能够多吸纳劳动力的各种就业形式，加强对失业和贫困群体的基本生活保障，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保证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
（六）发展开放型经济，提高国际竞争能力
根据变化着的国际形势，及时调整对外经济战略和贸易政策。积极参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尽快建立我国能够主导或部分主导的自由贸易区，以扩大我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空间。认真实施“走出去”战略，发展我国的跨国公司。通过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增强企业和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提高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水平。正确把握开放节奏，运用国际通行做法，合理保护国内产业和市场。增强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建立有利于在全球化进程中扬长避短和趋利避害的经济体系，更好地谋求经济全球化的利益。
（七）推进制度创新
在新的发展阶段，仍然需要高扬改革的旗帜，通过体制创新，形成和巩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立面向世界贸易体系的、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追求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的、法治健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加深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既要遵循国际通行规则，履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也要根据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承受力的实际情况，及时总结经验，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经济体制改革道路。
（八）健全协调社会矛盾的有效机制，提高社会和谐程度
中国的现代化只能在社会政治稳定的前提下实现。现在社会活力在增加，社会矛盾也远较过去复杂，而过去一些协调社会矛盾的机制已经不起作用。要用适当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防范和化解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和谐。主要包括：调节收入分配关系以解决贫困问题和维护社会公正；整饬吏治以清除腐败；加强教育以提高国民素质；健全处理社会矛盾的协调机制和沟通途径，以增强社会整合能力。这是党和国家在新的历史时期所肩负的重大政治使命，直接关系中国现代化的前途。
我们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推进现代化建设，并不是一帆风顺和轻而易举的，必然还会遇到许多困难。国际经验证明，人均GDP1000美元左右，正处于经济结构大调整和经济关系大变动时期，处于从传统的二元经济结构迅速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社会转型时期，容易发生社会震荡。要特别注意保持社会稳定。但是，从长远战略眼光看，我们所遇到的困难，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困难。中国经济发展的光明前景是可以期待的。
——从经济发展阶段看。我国正处在传统的工业化进程尚未完成、现代化建设已经大规模展开的经济发展阶段，人民生活刚从温饱进入小康。居民收入的增加和消费水平的提高，产业结构的调整，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的开展，科学技术的进步，都会造就新的经济增长点，市场需求潜力很大。中国经济有巨大的增长潜力和发展空间。
——从物质条件看。现在已经具备了比较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各种建设材料和机器设备供应丰富，有比较多的外汇储备，可以引进国外的先进设备，过去做不到、甚至连想都不敢想的建设项目，现在很容易就做到了。新的发展阶段扩大内需遇到的困难，和过去物资匮乏的困难性质不同。——从体制基础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一方面，市场化程度在提高，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在增强；一方面，在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实施宏观调控，也在积累经验，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格局已经形成，我国经济正在逐步地融入世界市场，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将给经济增长注入新的活力。
——从人才条件看。我国人口多，就业压力大，但劳动力便宜是竞争优势。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发展教育事业，国民教育程度不断提高，大批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成长起来。留学回国人民会越来越多。各级领导积累了领导改革和发展的经验。就是说，支持经济发展的人才条件是具备的。
——我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争取国际和平环境，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我国是有重要影响的大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在国际上有很大的回旋余地。世界范围内迅猛发展的技术革命和经济结构调整，也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
综合分析各方面条件，21世纪初将是我国经济一个新的成长期，会保持好的发展势头。同时要注意到，不确定性增加是当前世界经济政治形势的一个明显特征，这种不确定性将越来越直接地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要高度关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在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变化中趋利避害。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兴起，不可避免地要参与大国之间的角逐，不可能不在国际上遭遇阻力。受国内外种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中国经济的短期波动是难以避免的，但不会改变总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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