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康德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区别及其不同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黑格尔论文,康德论文,哲学论文,区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下述定义长期以来一直是勿庸置疑的：康德是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开创人；他引发了一场以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和辩证方法为终结的哲学革命；在康德与黑格尔之间，存在着一种逻辑的、必然的思想联系。笔者无意否认康德对黑格尔的影响，但是把这种影响强调得过多，却无助于真正了解这两位伟大哲学家各自的哲学特点。事实上，康德对黑格尔的影响主要是反面的启发，即他提出了一些黑格尔不能容忍却又必须作为某种理论出发点的东西。因此，黑格尔对康德哲学更多地是进行批判和改造，而非继承和发扬。康德哲学与黑格尔哲学在一些最主要的方面都有原则的区别，并且造成了迥然不同的哲学影响。
一、先验唯心主义与绝对唯心主义
众所周知，康德为自己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表述出来的整个哲学思想选用了一个“先验唯心主义”的名称，这也是他后来被尊为德国思辨唯心主义之父的一个主要理由。但这是他的一个造成了误解的选择，因为虽然他因此被费希特特别是黑格尔引为自己的思想先驱，他的先验唯心主义却是与思辨唯心主义极不相同的东西。
唯心主义的一般特征，从本体论上说，是断言包括物理事件在内的一切存在都具有心灵的特点，或者说，一切存在从本质上讲不过是客观的或主观的思想。从认识论上说，则是在回答“我们的心灵怎样才能把握世界”的问题时，断言“因为世界与心灵（或观念）是一致的”。从这两点来看，康德当然是一个唯心主义者。因为他认为，第一，世界不能全部归结为物质的，相反，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世界有仅仅属于心灵的部分内容，而且这部分内容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那就是，为经验的秩序（时间性和空间性）提供感性的直观形式，以及为自然界因果律提供逻辑的思维形式。第二，人之所以能把握这个世界，仅仅在于我们心灵的那些主观形式排列、整理和渗入了这个世界，使之成为可以理解的。这就是康德“先验唯心主义”的要点。不过这种唯心主义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相比，要不彻底得多。在黑格尔那里，整个世界就是心灵或观念的外在表现，根本不存在作为本质的物理实在；之所以如此，不仅仅因为世界与心灵是相似的，而在于世界与心灵是同一的。从认识论上说，心灵对世界的把握，不是因为心灵具有什么特别的能力或形式，而是心灵把握的原本就是它自身，“思维能够认识那一开始就已经是思想内容的内容”。①如此看来，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具有最经典、最纯粹的形式；而康德的唯心主义却是半心半意的，他的哲学实际上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混合或综合。其唯物主义的因素是，断言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世界是某种由我们的心灵排列过的客观材料；而其唯心主义因素则在于断言，那毕竟是由我们的心灵排列过的材料。
在《纯粹理性批判》出版后仅两年，康德就对他自己选择的“先验唯心主义”这一哲学名称感到了后悔，并立即在《未来形而上学导论》（1783年）中作了澄清，以表示，他的这种唯心主义完全不同于任何其他牌号的唯心主义。他强调，他绝不是在否定物理事物的实在性这个意义上的唯心主义者，“我自己把我的这种学说命名为先验唯心主义，但是任何人不得因此把它同笛卡儿的经验的唯心主义，或者同贝克莱的神秘的、幻想的唯心主义混为一谈。我的这种唯心主义并不涉及事物的存在，因为我对它从来没有怀疑过”。②康德的唯心主义的关键在“先验”二字。在他看来，客观存在物固然是一切认识的前提，但除此以外它就没有更多的意义，它只是一个“自在之物”；重要的是它的感性表象，即呈现在人面前的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如何可能的？康德的回答很明确；它有赖于空间和时间的整理和排列，而空间和时间本身是纯粹先验和主观的；它们类似两架精神仪器，是人类专门用来赋予那些来自自在之物的客观材料以秩序的工具。但这完全不等于说，有了空间、时间这两架精神仪器的渗透，这个世界也就具有了心灵或精神的本质，就象当时许多唯心主义者包括费希特所曲解的那样。康德说：“先验这一词本来是可以防止这一误解的，因为这一词在我这里从来不是指我们的认识对物的关系说的，而仅仅是指我们的认识对认识能力的关系说的”。③这就是说，“先验”这一唯心主义概念只有在否定空间和时间是经验的或客观实在的这个意义上才是康德可以接受的，因为时空是人的认识能力或手段；至于空间和时间之中的那些经验事物则完全是客观实在的。不过康德还是为他的先验唯心主义可能继续被曲解为笛卡儿式的唯心主义特别是贝克莱式的唯心主义而感到不安，“为了使这一称号此后不再引起误解起见，我宁愿收回它，想把它叫做批判的唯心主义”。④
黑格尔称自己的哲学为“绝对唯心主义”，这一方面是因为他把“绝对精神”这样一种客观思想当作宇宙万物的本体，另一方面他倡导哲学家依靠纯粹的逻辑推理建造关于一切存在的理论体系，并认定这必然是关于实在世界的真实写照。其过程是，绝对精神从其纯粹形态即逻辑阶段出发，经过一系列曲折的自我发展，演化出自然界、人类社会及人类精神。这种形而上学的思辩与康德为自己规定的哲学使命是完全格格不入的。康德之所以用“纯粹理性批判”来作自己最主要的哲学著作的标题，正是为了对一切思辨性推理发起抨击，以划定可知者与可思而不可知者的界限。他力图表明，那种“纯粹理性”的推理，即所谓没有受到感觉经验“污染”的推理，其结果必然是使我们陷于“二律背反”的窘迫处境之中；为防止出现这种局面，这必须放弃这种推理。在休谟的启发下，他确言，“现象”即可能经验的界限才是对世界的一切即真实又可靠的推理的界限，超出这个界限，人类理性就不再能把握任何确切可靠的东西。然而黑格尔却试图重建纯粹理性，并据此导出全部世界，不管是经验的世界，还是超验的世界。这样一来，他就承认了康德说过的不可能的或必然陷入思想迷误的事情。
黑格尔当然不会承认自己的哲学与康德的思路是南辕北辙的。相反，他一再强调，康德的批判哲学是自己的思辨哲学的主要准备阶段。尽管如此，他还是认识到了在“唯心主义”这个标题下，两者有原则的区别。他说：“照康德哲学来说，我们所知道的事物只是对我们来说是现象，而这些事物自身却总是我们所不能达到的彼岸。事实上，……这些有限事物自己特有的命运、它们存在的根据不是在它们本身内，而是在一个普遍神圣的理念里。这种看法，同样也是唯心论，但有别于批判哲学那种主观唯心论，而应称为绝对唯心论。”⑤这无非是说，康德的唯心主义在表现方式上与他本人的完全不同，在“唯心”的程度上也是远远不够的。在黑格尔看来，只要认可一切存在的根基是他那个“神圣的理念”（即绝对精神），而不是康德那个处于认识彼岸的“自在之物”，那么康德所谓的可知与可思（此岸与彼岸）之间的鸿沟自然也就填平了，因为说到底，从来就不曾有过这条鸿沟。
所以，从先验唯心主义（批判哲学）到绝对唯心主义（思辨哲学）并无逻辑的通道，理由很简单：在前者中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在后者中却完全不成问题。黑格尔引康德为自己的理论先驱，至少在“继承”这个意义上是有违康德意愿的。康德本人当然已不可能对他自己去世后的这件事表示异议，不过他却来得及对费希特提出抗议。1799年8月，75岁高龄的康德发表了《关于费希特所著〈知识学〉的声明》，不承认费希特是自己的思想继承人，还指责费希特把自己的哲学往极端唯心主义的方向上延伸，他批评费希特（也适用于批评黑格尔）说：“要从逻辑中提炼出实在的客体，那是徒劳的，而且我从来不曾妄作此想”。⑥
二、认识论“批判”和形而上学“沉思”
考察一下康德和黑格尔各自的思想历程，就不难发现，引起这两位哲学家理论兴趣的东西是不同的。康德关心的是认识论问题，他力图通过解析“科学知识是如何可能的”，来划定科学与非科学的界限，换言之，他的立足点是科学。黑格尔强调的则是本体论或形而上学，他力图根据一个客观的逻辑起点，导出包括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在内的一切存在，换言之，他的立足点是纯哲学。
与同时代其他哲学家相比，康德的学术道路是非同寻常的，即他是从一个杰出的自然科学家转变过来的哲学家。1770年左右是康德思想上的一条分界线，在这之前称为“前批判时期”即自然科学研究时期，在这之后称为“批判时期”即哲学研究时期。长期以来，学术界大多是对这两个时期的思想分别加以研究，即强调两者的区别，而对它们内在的联系，尤其是对前期作为后期的思想奠基地位重视不够。在科学知识方面，康德的渊博和成就是同时代哲学家们无法相比的。1770年以前，他研究、教授了当时几乎所有的科学学科（从天文学到地理学到地质学，从数学到生理学到地震学），并以《宇宙发展史概论》及其“星云假说”而名垂科学史。是什么促使他停止科学研究而转向他所谓的“认识批判”的？众所周知，是休谟的《人类理解研究》。康德读过这本书后便从“独断论的睡梦”中惊醒过来，并开始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研究。问题在于，康德所说的“独断论”指的是什么？笔者不认为它指的是一种哲学信念，就象通常认为的那样是对“莱布尼茨－活尔夫形而上学”的迷恋；而认为是指在“科学是如何可能的“这个问题上所抱的一种教条主义态度，即坚信牛顿物理学是遵循“观察－实验－归纳”这一认识程序的产物。不论是在前批判时期，还是在批判时期，康德都没有怀疑过牛顿理论的“无可置疑的真理性”。这在康德是特别不可避免的。因为他本人就是那个时期深受牛顿熏陶的科学家中的一位杰出代表。他那本名著《宇宙发展史概论》的副标题就是“根据牛顿原理研究宇宙的构成及其力学的起源”。批判时期之区别于前批判时期的，并不是康德对牛顿理论本身的真理性有了什么怀疑，而是在牛顿理论何以为真理的问题上转变了看法。与当时所有科学家一样，康德曾深信牛顿本人关于科学形成的解释：在科学实践中，没有“假说”的地位，科学纯粹是一种“发现”活动，即通过有组织的观察、实验，从给定的经验材料中概括出具有普遍性、必然性的原理。正是休谟在《人类理解研究》中对这一正统观念发起了诘难。他证明了，不论运用怎样的概括手段，也不论根据怎样丰富而大量的观察事实，都不可能合法地导出一条自然律。休谟的这一结论震惊了康德，促使他对科学的可能性问题重新加以考虑，即对牛顿物理学何以具有普遍性、必然性这一问题作出新的哲学诠释。这正是“批判哲学”的出发点。它的结论是：真正的科学，它的命题在结构上必须是先验形式与经验内容的结合，即“先验综合命题”；只有这样，才能既保证其陈述的普遍性、必然性，又保证知识在内容上有所扩充。数字和牛顿物理学充分满足上述条件，因而是真正的科学；形而上学（纯哲学）不能满足这些条件，因而不是且永远不会是真正的科学。可见，康德始终是围绕着科学问题进行哲学研究的。他的“批判”，目的只是在于澄清、限定，保护和促进科学知识及其发展。
黑格尔走的则是一条纯粹哲学家的道路。他当然也关注科学的每一步进展，但这种关注是出自哲学上的考虑，或者说，是为了适应哲学的需要。在黑格尔眼里，科学的对象——自然界是宇宙精神自我演绎的一个虽然必不可少，却只是暂时的阶段。这就注定了科学本身的地位只能是从属性的。事实上，黑格尔所关心的恰恰是不同于科学的东西，那就是，如何对宇宙总体（或存在的总体）作出最终的和完备的说明，即形而上学的说明。黑格尔注意到，先前的哲学之所以不能令人满意，就在于运用了一般科学以贯用的因果性原则。科学的特点是揭示现象的原因和预测现象的结果；哲学则不然，它追求的是一种关于宇宙全体的终极的、绝对的和无条件的解释。在黑格尔以前，哲学家们总是借助于因果观念，特别是“第一因”的观念来解释作为“大全”的宇宙，结果却不能令人满意。因为如果有一个第一因的话，那么这个第一因本身就是一个未被解释的事实，而且是一个永远也解释不了的事实：我们已无权再给它找出一个在前的原因。用一个自身不能被解释的东西来解释宇宙，按照形而上学的要求，显然等于没有解释。因此，黑格尔整个地放弃了这样一种属于科学的思想路线，而去寻找因果性之外的解释原则。他提出，对于宇宙的真正解释必须表明这个宇宙是合理的，就是说，宇宙的第一原则并非引起宇宙这个结果的“原因”，而是推导出宇宙这个逻辑结论的“理由”或“前提”：如果我们能够逻辑地把世界从其基本前提推演出来，我们就圆满地解释了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会看到一切事物不仅仅是它们之所是，而且会看到它们何以是它们之所是。如果第一原则与宇宙的关系只是一种因果关系，那么后者（果）与前者（因）就是不同的东西，因而最终解决不了宇宙的存在和发展问题；但如果它们是一种逻辑关系，则结论与前提本质上就是同一的：第一原则蕴涵了宇宙，或宇宙是对第一原则的展开。那么这个作为宇宙的逻辑起点的东西是什么呢？它首先必须是客观的，否则它就不成其为一个客观世界的理由；其次它必须不是某种特殊的东西，否则它就不能成为一切特殊东西的理由。因此它是高度抽象的、未经丝毫感性污染的一组共相或概念。这就是范畴，一个纯粹的概念体系。从范畴出发，按照特定的推演规则，就可以合理地、必然地导出宇宙全体，我们也就获得了关于一切存在的真正解释。可见，黑格尔的理论出发点和目的完全是形而上学的，而且他的形而上学的抱负从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了以往任何哲学家，他是历史上最大的一位“体系的构造者”。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得这样的结论：康德追求的是确实性，黑格尔追求的是完备性；前者是科学的特征，后者是哲学的特征。认识到这个区别是很重要的，不仅有助于把握这两位大哲学家各自的思想特色，而且有助于了解后来西方哲学的发展脉络。
当代美国哲学家莫尔顿·怀特在描述本世纪西方哲学时有一个有趣的比喻，他把那些一心想构造包罗万象的大体系的哲学家称作“刺猬”，而把那些致力于一个一个地解决问题的哲学家称作“狐狸”，从而“二十世纪的哲学史是刺猬与狐狸的历史”。⑦这种说明尽管不严谨，却的确刻画了本世纪西方哲学的概貌。在今日西方，主要生活在欧洲大陆的哲学家们都是一些自称要解决大问题的人，他们总想将整个宇宙（包括自然和人）的最深层的意义和最根本的性质一览无遗；而主要生活在英语国家的那些哲学家们却只打算围绕与科学认识有关的问题进行哲学的探索。这两种倾向应当分别追溯到黑格尔和康德。康德（包括他之前的休谟）对现代分析哲学、科学哲学有最重要的影响，在罗素、卡尔纳普、波普尔这些分析哲学家的著作中，康德作为先驱者被大量地提及或援引；但他们却几乎不提黑格尔。另一方面，象克罗齐、狄尔泰、胡塞尔、海德格尔这样一些大陆哲学家，却都醉心于某种形而上学，他们以极大的热情和耐心营造着一个一个深刻而完备的体系；在这方面，他们简直就可以与黑格尔并驾齐驱，尽管他们在思想上大多并非黑格尔主义者。
三、二律背反与辩证法
辩证法是康德与黑格尔之间的思想联系被强调得最多的一个方面。我们很熟悉这样的说法：康德对理性矛盾（二律背反）的揭露深深启发了黑格尔，促使他去构造自己的以内在矛盾为基本动力的辩证演绎体系，因而他们两人都对辩证法的第二个形态——唯心辩证法先后做出了贡献。这无疑是事实，但还应当补充一点：在康德那里，这种贡献完全不自觉的，甚至是违反自己本意的；而在黑格尔那里，则是自觉的、信心十足的。事实上，面对矛盾，康德和黑格尔的态度及处理方式是根本对立的，这种对立构成了他们哲学之间又一重大区别。
理性主义广义地说是欧洲人的思维传统，在这个意义上，康德和黑格尔当然都是理性主义者：他们都相信通过合理的思考能够把握对象世界。但是他们两人却有着哲学气质上的差别。康德偏重哲学的严谨、周密和技术细节，他不能接受任何有悖于传统逻辑的思维方式，因此他是一位彻底的理性主义者。相比起来，黑格尔却具有较多的浪漫色彩。他关注的是如何在总体上对宇宙作出说明，因而偏重于哲学的博大，庞杂和综合性方面；而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突破狭隘的形式逻辑，在思维方式上采取新的形态，即辩证逻辑。哲学上气质上的这种差别向来不为学术界重视，但它的确是重要的，至少有助于解释他们两人对待思维矛盾的不同态度。
如前所述康德坚信我们知识的范围只能局限于可能经验的领域，而超越这一领域的纯粹推理是注定得不到合理论证的。具体来说，这种超验的推理将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种思想上的窒迫状态，康德把这种状态叫做“二律背反”（或译“自相矛盾”，有时直接称之为辩证法”）。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冠以“先验辩证论”的那一节，康德祥细说明了这一点。他指出，如果我们打算从纯粹理性出发建造一个关于超验世界的理论系统，我们的推理工具只能是以“不矛盾律”为基础的形式逻辑，但是推理的结果却正好是违背不矛盾律的。例如我们想证明宇宙是无限的（这是一个显然超越了可能经验的想法），我们将会顺利地达到这个目的；但是我们紧接着会沮丧地发现，我们可以同样借助于类似的论据而证明宇宙是有限的。换言之，给定一个形而上学“正题”，我们总可以构造并捍卫一个刚好相反的“反题”；任何支持正题的论据，都不难构成支持反题的论据，因此，两种论证都是同样合理的。这就是二律背反或（辩证法），它意味着理性如果超出可能经验的范围之外，就注定要反对自己、自相矛盾了。
这种二律背反被康德视为人类理智的奇耻大辱，因而理性矛盾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事情，必须予以避免。他的解决办法是高度现实主义的，那就是严格区分科学与非科学（形而上学）：科学是运用理性的合法领域，形而上学则是（也只能是）抒发信抑和情感的自由天地。这种划分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成为后来以至于今天那些注重科学分析的学派的一条基本指导原则。
对于黑格尔来说，康德对矛盾的揭露是令人振奋的极富启发意义；但康德的解决方案却令他不可容忍，必须加以摈弃。他的原则是，矛盾存在着。充分肯定矛盾，这正是黑格尔哲学中最引入注目的论点。康德虽然也说理性矛盾不可避免，但那是以理性试图解决它不能胜任的问题（“科学的”形而上学问题）为条件的。然而黑格尔却认为这个条件是多余的，因为思维的矛盾恰恰是一切认识得以可能的内在理由，因而它们无论如何都是要发生的。既然如此，就不但不要回避它们，反而应当欢迎它们。这一论断无疑对于康德信奉的传统逻辑是一个打击。因为根据后者，两个互相矛盾的陈述（即二律背反）决不可能同真，而黑格尔却认为这种矛盾是最富成果的东西。具体来说，正题与反题的对立可以奇异地导致第三个命题（合题），它舍弃了前二者的消极因素，综合保留了它们的积极和建设性因素。虽然黑格尔并未明确要求摈弃传统逻辑及其不矛盾律，却经常将其贬低为只是空洞的同义反复，他说：“如果人们说话都遵照这种自命为真理的规律（星球是星球，磁力是磁力，精神是精神），简直应说是笨拙可笑”。⑧因此，他力主用以承认矛盾为基础的“辩证逻辑”取而代之。不仅如此，他还嘲笑康德只承认理性矛盾（而且只有四对）却不承认世界本身的矛盾是一种“温情主义”，而主张矛盾无处不在，“矛盾是推动整个世界的原则，说矛盾不可设想，那是可笑的”。⑨我们看到，矛盾及其演化在这里是关于认识发展的动力学，也是关于思维和语言规律的逻辑学，还是宇宙存在和进化的本体论。可见，黑格尔对待矛盾的超然态度帮助他建立起了包罗万象的哲学王国。
以20世纪的眼光看，康德和黑格尔的矛盾观各有合理性，也各有缺陷。本世纪是科学大规模地介入人类事务的时代，科学在这个时代不仅极大地改善了人在地球上的处境，而且以它的精确性、简明性和实用性重塑了人们的思维习惯。当代西方哲学不同程度、不同角度地都注重语言问题，正是科学影响人类生活的一种哲学效应，因此20世纪被称为哲学史上的“分析的时代”。从这个意义上看，康德对理性矛盾的批判态度以及他宁愿放弃完备性也要追求确定性的倾向，正预言了20世纪的时代精神。但是康德对矛盾的一味回避却是不可取的。矛盾的确是客观存在，是无法回避的。事实上，发现矛盾正是达致真理的前奏。从这个意义上看，黑格尔显然高于康德。黑格尔是历史上对矛盾的积极意义了解得最透彻的哲学家，他因此而成了辩证思维的集大成者。但是黑格尔对矛盾（尤其指思维中的矛盾）的宽容态度却无助于现实地推进理性的发展。承认矛盾是知识进步的动力，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是有意义的，那就是，我们决心不容忍矛盾并决心消除它们；否则，矛盾潜在的积极成果就不会化为现实。
注释：
①恩格斯：《费尔巴哈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1页。
②③④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商务印务馆1978年版，第57、57、57页。
⑤⑧⑨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27、248、248页。
⑥《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6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0页。
⑦怀特：《分析的时代》，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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