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植与嵇康诗歌气格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歌论文,曹植论文,嵇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文章对曹植、嵇康诗歌气格进行总体比较。由于魏晋时期社会思潮及政局的影响，士人们惶遽悲怆而又充满时代赋予的自由解放感，曹植与嵇康的相继出现，展示了这一时期“人类自我解放的历程”；他们诗歌艺术层面的整合乖离和分镳合流，成为后人风骚各领的审美取向；他们既恪守传统又别肇异端的人文性格，代表魏晋中古士人奋力寻找和重建失落的精神家园的人生之途，是我国古代文化的可贵财富。
作为中古文学主潮流的魏晋诗歌颇具文化飚流征象，曹植与嵇康诗歌气格彼此催动化生时代大潮的起落，展示民族艺术审美历史分镳合流之所趋，并鸢翔着魏晋一代名士风流的人文之翼。诗歌气格内蕴相当宽泛，诚如黑格尔所说的“作品的意蕴比形象更为深邃”，诗歌的气格同样也较单一的气骨或语言更为深邃。曹、嵇之气格涵茹深广，宏内肆外，流泽诗史甚远，尤于历史大转捩处充分显现其特定视角。
一
魏晋时代，社会思潮起伏，政局剧烈动荡，曹植、嵇康诗歌之气格背后涌动着时代的历史巨澜，显示出社会环境变迁所趋导的历史必然性。
这一时期，“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①。曹魏代汉、司马晋代魏均在此时，政失根本，天下大乱迭起，同时又是思想空前活跃，多元并鹜，继先秦之后的第二度哲学的黄金时代，具有“决定这种或那种艺术出现”的“精神气候”②。这种“精神气候”呈现时代的普遍心理，隐藏着社会文化的心理结构以及士人风习的变化，染乎世情，合乎时序。魏晋之际儒衰道盛，儒家注重群体纲常，道家鼓舞个体放任，随着大一统局面被打破，人的自由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境地。汉末建安，儒家式微，文学由经学的附庸走向了独立。魏末正始，玄学崛起，提出了与汉代经学完全不同的思辨主题，士人心态、审美意识以及思维方式均发生根本性变化。由汉而魏，由魏而晋，我国传统文化思想经过汉魏之际至正始年间发生了质的飞跃，转变为魏晋玄学思潮，形成汉代经学与魏晋玄学的鲜明对比，也形成曹植与嵇康诗歌气格明显差异。与魏晋时代大动荡、大裂变相关连，魏晋诗歌多种因素并存，极富智慧光芒，呈现出活跃的复杂态势，士人心头笼罩着惶遽不安，沉重悲怆，同时又充满着那个时代赋予的自由、解放的超越感。
曹子建风流如三河少年，他的作品表现出建安时代人的觉醒的诗歌主题。这是一个新旧交替充满企盼的时期，人性复苏了。发现自我，弘扬自我，期冀建功立业或退而立言以不朽实现人生价值，抒发拯世济时昂扬进取的精神和积极心态，反映时代真实面影，是诗人充满青春气息的时代歌唱，具有鲜明的个体解放倾向；同时又抒发着迁逝流变的“忧生之嗟”，不失儒家人格本位而与时代同步，这是时代的造化与赐予，其社会政治理想和人生态度与社会文化整合作用趋向一致，构成建安一代士人精进有致、沉郁悲凉的典型心态和作风，尤因其生平遭际竭蹶、个性兀傲不羁更现力度光彩，在此“世积乱离”的时代里更具撼人的力量。嵇叔夜如岩下之松，潇洒淡泊，朗朗照人。向秀《思旧赋》谓“嵇志疏而远”，诗人优游容与，游心太玄，目光投向老庄的自然，“目送归鸿，手挥五弦”，“未若捐外累，肆志养浩然”，以自然大化的玄远境界看取人生。艺术视角更其审视自身精神世界，审美色泽趋向性灵的淡泊，纯是不同于建安时代而又同属人的主题即人的觉醒的别样吟唱，亦复积淀着特定历史文化释散的心理能量。这个时代思想解放，主体意识觉醒必然导致与之俱来的忧患意识的加深繁滋，而忧患意识的加重又必然强化和昭示人性的更大复苏，由此感到时光飘忽，人生短促，一种对死的恐惧和对生的眷恋始终困扰着魏晋士人。曹、嵇于此多有惆怅感喟，不过曹植因时代而形成的人格结构的冲突多表现为不能为世所容，屡试屡不见用，吁嗟“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嵇康则如其所云“轻时傲物，不为物用，有败于俗”，“富贵尊荣，忧患谅独多”，鄙薄世俗，显示出不同时期社会思潮使然的骤变心曲。
与时代思潮互为交织的是魏晋政局起伏动荡，上层政治圈密布阴霾，致使人的个体价值失却准的。但在相当一部分士人中儒文化观念仍然深藏于心，东汉名士政治理想名节精神并未因儒学地位下降而消歇，有时更其弘扬光大，曹、嵇、陶、谢皆如此。此种新旧价值观的矛盾，社会和文化关系失调，势必在政治上形成不可避免的剧烈冲突。汉、魏易代，执掌政权的曹氏杀孔融、杨修；此时已流于高度形式化的儒家礼法不允许孔融这样的具有“非儒”倾向的“儒变”者放言无惮，杨修则作了前于曹氏萧墙萁豆相争的牺牲。魏晋易代，大施淫威的司马氏更以统治者的身份抬出“名教”，“道德和道德的实践而派生的社会规范，如今已完全成为实现诈术的手段”③，遂有何晏、嵇康的被杀。高平陵政变，何晏人头落地，诗人嵇康的血，自然“就成了司马家用曹丕模式禅代曹家典礼的祭品”④。曹杀孔、杨，司马杀何、嵇这两个事变的交叉，实为汉末桓、灵两次“党锢”上层权利斗争的继续和发展，尤以嵇康之死对士人心灵震撼最大。“他的被杀是司马氏权力斗争的需要，借一个有甚大声望的名士性命，以弹压名士们不臣服的桀骜。”⑤颇具威慑力量，使本来就怀有迁逝之悲的魏、晋士人更陷进恐怖的深渊。这种沉重的生死困扰又反过来影响着或立功立德，或修性养生的儒道两家哲学传统；影响着曹植、嵇康的诗歌。《艺文类聚》载曹植《双鹄》诗，以其遨游被迫离散之情状，抒写诗人后期不甘“禽息鸟视”，徒作“圈牢之养物”的怵惕哀痛，“不惜万里道，但恐天网张”，天网即喻朝廷对他的迫害。后果被杀的何晏《拟古》诗：“双鹤比翼游，群飞戏太清。常恐天网罗，忧祸一旦并。”也承受着忧生惧祸的沉重压力。曹植《杂诗·悠悠远行客》“浮云翳日光，悲风动地起”之黑暗恐怖，与其《野田黄雀行》“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之肃杀惶遽，所表现的世局和心境同出一辙。为钟嵘誉之为“五言之警策”的嵇康《五言赠秀才诗》仍循此潜在意脉，写双鸾为世网所羁，“云网塞四区，高罗正参差。奋迅势不便，六翮无所施”，深刻写出司马氏集团罗织文士，贤者岌岌可危的黑暗现实，表现出对政治阴霾的愤怒和反抗。双鹄、双鸾笔致虽二，子建、叔夜心声则一，有反抗，有追求。不过，由于各自时代和自身禀赋的不同，曹子建《赠白马王彪》怒斥奸佞“鸱枭鸣衡轭，豺狼当路衢。苍蝇间黑白，谗巧令亲疏”，《野田黄雀行》渴求解放，向往自由，“拔剑削罗网，黄雀得飞飞”，尽泻块垒、尽吐胸臆这样的诗句在嵇叔夜诗中是见不到了。类似曹植“愤而成篇”致使司马昭“闻而恶焉”是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咄咄逼人，痛快淋漓，此书当与其狱中所写的《幽愤诗》同读。不细读曹植、嵇康这类与政治时局密切相关的诗，或仅从艺术审美的角度去剖析而忽略首先从思想特质上去审视其隐秘心路，是难以把握曹、嵇诗歌的哀乐和异同，难以把握魏晋诗歌的时代脉络走向和历史氛围的，包括贯穿魏晋诗歌流程的神圣超越感以及迁逝惕怵感。魏晋诗人系列中，曹植、孔融、嵇康、阮籍、左思、陶潜以至大小谢皆如此。曹植、嵇康诗歌里这种令人怵目的惧祸阴影几乎追踪整个魏晋以至南北朝中古诗歌的历史进程，尽现凄厉的“悲风”。从最早写绝命诗的孔北海，到“常恐鹰隼击”时时畏祸的谢宣城，都是这一“阴影”笼罩下的悲剧人物。“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年轻诗人谢朓心中流过的是比夜色更浓的深窅愁思，此未央的昼夜不尽的江流中有着魏晋诗人包括曹植、嵇康在内的千古不泯的悲怆。公元232年，曹植抑郁而死，年四十有一，建安时代一代星辰陨落。随着作家群中这位年龄最稚者的逝去，曾经星汉灿烂的建安诗歌时代即宣告结束。公元263年，嵇康引颈就戮，年届不惑，《广陵散》之曲由此绝响，标志着名教与自然的正面冲突及另一个诗歌时代的结束。中古魏晋诗歌中的曹魏一代诗史，恰以建安曹子建始，以正始嵇叔夜终，构成一个时空交错、轮廓清晰的文化投影之“圆”，在我国三世纪中叶留下一个慷慨而淡泊的历史印记。曹植、嵇康所弘扬抒发的乃是东汉名节政治理想在魏晋诗坛的历史辐射，乃是建安风骨在正始之音里的多重变奏。历史涛声浑涵万里，挟激鼓盈着天风海雨，豺狼当衢，釜中豆泣；鸱枭鸣轭，广陵曲终。其间，“人心底里的美与丑，高贵与残忍，圣洁与恶魔，同样发挥到了极致”⑥。曹植、嵇康之美在诗中，诗在魏晋士人心中，圣洁高贵的诗美在魏晋大时代雄壮飞动、不可遏制的历史潮流的前进趋向中。卡西尔《人论》认为所谓文化价值或文化意义就是人性或自由，整体的文化规定了“人性的圆圈”，展现了“人类自我解放的历程”。作为魏晋诗坛重镇大石的曹植和嵇康，其诗歌的精神气格深刻表现了魏晋一代士人人性的巨大觉醒以及对自由的渴望和不懈追求。曹、嵇的“雅好慷慨”和“冲淡自然”，均为诗人所处时代的哲学、美学和文学连结点所显示的人的主题的价值取向。因此，从整体文化意义的规定来说，无论其展示的“精神气候”、“时代精神”带有某种局部阶段性特征，但其本质都是“人类自我解放历程”的一部分。揭示艰难以至残酷然而却充满无限生机的生命跋涉旅程，再现历史大潮腾越宕
、自强不息的“人性的圆圈”之时代波流，正是曹植、嵇康诗歌气格所蕴有的最大最根本的“异中之同”。
二
曹植、嵇康诗歌追求理想人生境界，于历史演进结构中推移衍变，其艺术审美情趣焕发“魏人气格”的风采，推动并制约着汉魏六朝诗歌发展的总趋向。
弘扬人生自我价值的曹、嵇诗歌，充分表现波澜壮阔的魏晋时代的轩昂步武和骏爽气格，有力展现开拓诗歌的审美境界。曹子建诗纯“以气质为体”，思想内驱力凌轹，艺术创造力勃发，其《薤露行》自我告白“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不群”而“独”，显示诗人不同流俗、不同凡响的卓然独立气概。“独不群”之“慷慨”精神，既表现执着的人生追求，也表现其艺术审美的创造精神。诗人享有不世之际遇，处在由汉而魏晋六朝的历史分野，因而兼笼前美、作范后来，以其独臻超迈的天才，毁建废兴，取精用宏，对五言诗的题材、体裁、骨气、辞采作了根本性的大提高、大改造。五言古诗在曹植手里出现了全新的面貌，别体诗歌和散文辞赋亦不乏佳作。“建安中，三、四、五、六、七言、乐府、文、赋俱工者，陈思也。”⑦作为开一代风气之先的曹植在作出强有力的发煌趋导的同时，又循着“文体三变”的艺术法则向前一辈辞作者回复，即向楚辞屈骚回复，具有明显的向楚骚回归并发扬光大的艺术审美特征。“建安乃欲由汉复归楚辞者”⑧，此种时代审美趋向，陈思给予了最集中、最完满的体现。他诗歌带理性的一面多半得之于儒家诗教的温柔敦厚，怨而不怒，感情的宣泄服从理性，注意适度、适中；他的浪漫情怀，则得力于屈骚楚风而高扬人的自由不羁的精神。其诗或倜傥不群，好奇警，好游侠精神，或见于闺中哀怨，以柔婉女儿心态出之，或以瑰丽奇幻的神仙境界象征性驰骋，此雄健、幽婉、飘逸均得楚辞风神。“何谓楚风，即区别于三代之严格图案式而气韵生动之作风者也。”⑨曹植诗中那种使气任性，激昂奋发以及往复缠绵、致意再三的雄长奔逸的气韵，那种执着人生，九死不悔，充满生命节律的咏叹，那种多层次的抒发，形成内心向外喷涌慷慨悲凉、震颤心灵的音响，大多即来自屈子的精神血魄。哲学思想的复杂，种种新的时代矛盾冲突，构成陈思王诗的不同色彩和多层次的生命音响。魏晋时代，唯有曹子建始可代表划时代的历史大阶段，始可充分显示六朝乃至初唐的艺术走向和审美定势，始可领导一代潮流，代表跨进中古的民族审美历史。同曹植诗歌薮脉密切相关、影响最甚的乃是具有“气韵生动之作风”的屈骚楚风。陈思的五言诗实在是汉魏文化和晚周楚文化相融浃汇流的结晶。以“雅好慷慨”为特征的曹植诗歌标志着“区别于三代之严格图案式”的建安五言诗已开拓了一个新的时代，开始“由汉复归为楚辞”的建安大时代诗歌的全新历史阶段。
庄、骚美学在我国文学发展中有着无可估量的巨大作用，曹植、嵇康各得其一。如果说，曹植充分展示其崇高峻洁的人格，在儒家“图案式”的思想相对松弛之后，使“气韵生动之作风”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而成为屈子之辞于数百年后的大力歌唱者，收获甚丰，“灵均以后一人而已”⑩，那么，嵇康则深受庄子的影响，将庄子化为自己的人生观和艺术观，追求宁静淡泊的人生境界和美学情趣，“嵇康乃诗化庄子之第一人”(11)，将玄学的命题转化为时代的审美思维，形成一代清峻、渊远的玄学风致。嵇康《述志诗》有云：“冲静得自然，荣华安足为。”“得自然”于“冲静”，此“冲静”二字最能代表诗人的情操、志趣和人生追求，不慕荣华，不求功名，唯求虚静冲淡以获得自然的归宿，形成诗歌平淡高远、超乎时俗的渊邈风格。在庄子看来，天籁之道磅礴万物，至粹至大，以审美为本原，复以审美为归宿，而当回归到本原境域，并能以审美心境和方式去观照世界与人生，绝对的自由则归属于人类。嵇康精神境界表现一种“体至道”的渊淡玄学品位，追求一种理想自由的人格（神）。《琴赋》中所谓“餐沆瀣兮带朝霞，眇翩翩兮薄天游。齐万物兮超自得，委性命兮任去留”，是对真善美的憧憬、向往，也是对黑暗现实势力鄙薄、抗争。嵇康文思缜密，师心遣论，论文颇多精辟独到见解，思想锋利，诗歌也很有特点，四、五、六、杂言、骚体都写，尤擅四言，于魏晋堪与曹操、陶潜并美。其诗赋也受到楚辞的影响。嵇康的诗有着“峻烈”、“清峻”的本色。“嵇中散诗，如独流之泉，临高赴下，其势一往必达不能曲折潆洄，然固澄澈可鉴”(12)，唯其“不能曲折潆洄”始“过为峻切”(13)，唯其“澄澈可鉴”始“讦直露才”(14)。曹、嵇诗歌所处时代不同，主体内部的矛盾运动过程也不同。建安时代动情与气骨因素在曹植身上达到了“骨气奇高，辞采华茂”的统一，而正始理思抬头，“诗杂仙心”，加之嵇康为人刚直，其诗必然“清峻”甚至“讦直”。唯其理思抬头，才有玄言诗的出现进而大盛走向反面，从这一时期诗歌矛盾运动新发展来说，完全是必不可少的启动和曲折。时代的沧桑巨变，文化观念的演化推衍以及思维方式的转换，使嵇康诗歌蕴涵与曹植既有一定联系、又判然有别的深广心理空间和历史内容。嵇诗一方面保持曹植诗歌浑翰充盈的气象而“澄澈可鉴”，另一方面别立蹊径，表现出趋导玄言的审美情趣。在魏晋诗歌的流衍嬗变中，曹、嵇各有侧重，彼此的价值是在整体的比较中决定的，均表现出诗歌矛盾运动的规律，同时表现出新的文化要求和文明渴望。曹植与嵇康诗歌气格比较在艺术审美上的“同中之异”，则表现在对于魏晋诗歌隐显模糊呈示浑沌曲线的“内在的行进”上。曹植诗歌之韵中经阮籍之意、陶潜之趣至大谢合意、趣为宗，此路线循沿“文体三变”法则复归楚辞，形成魏晋诗坛总的历史大走向。以曹植为代表建安诗歌复归楚辞而产生继往开来的巨大的驱导力，实赖屈子之惠；而嵇康影响谢灵运等诗人，则依靠庄子心灵之力的诗路取径幽奥，有着强调顿悟的主观上的神人合一的神秘体验。“康乐所发，全在庄理。”(15)但庄、禅又每每浑融，难以言状，故常为人们所忽视。嵇康“冲静得自然”，冲和虚静的主体心态成为恒守不移的价值本体，执着清虚式的平淡，在深邃的文化背景上，以心灵拥抱自然的人格之神。其诗歌情韵清而远，有着一种有别于曹植“荒荒油云”、“独鹤与飞”的自然的生命之旨，做到了将雅好慷慨的旨趣化为对玄淡的审美追求，易韵为意，蕴以深刻哲理，在固有的文学价值的趋同性中生发明显的异质审美力。此种寓有玄哲意趣的诗更为接近艺术的本质，摆脱了事物表面形迹和空间的局限，实为又一种非“图案式”的“气韵生动之作风”，乃承庄子之泽。魏晋诗人多得此心灵感润，陶渊明“结庐在人境”、“心远地自偏”，谢康乐“溟涨无端倪，虚舟有超越”，全为庄子、嵇康式的玄哲诗思的顿悟化生。曹植、嵇康均突破传统的审美定势，摆脱固有的艺术思维及美学表现形式走到了艺术新天地，只是由于时代的本质不同，各自的审美理想、审美价值以及各自时代的审美倾向各各不同，诗歌的表现对象和表现形式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果说曹植诗歌慷慨之气中多有儒家本格继承的特征，那么嵇康诗歌冲淡情思背后则包含更多异化的扬弃因素；如果说曹植更多地从入世的伦理角度展示其崇高风范，那么嵇康则从自然天道的本原揭示其审美境界。所谓“慷慨独不群”与“冲静得自然”均是各自诗歌审美理想的具体表现形态，而“慷慨”、“冲淡”则是各自崇高的审美理想及时代的审美倾向，表现对浩气的张扬与对大美的追求以及理想人格的价值取向。在魏晋乃至中古诗歌的矛盾运动中，曹植、嵇康诗歌气格有着大而且美的民族审美心理的文化内蕴。曹、嵇诗歌深层的文化基因组合，于整合中寓乖离，乖离中有整合，有对儒的弘扬，有对玄的开拓，或重韵，或取意，或宗经酌骚，或外道内儒，或建构魏晋儒文化的诗歌之洪波大趋，或形成兆示玄哲诗歌的异支之流，有总体大方向的共趋，有转换途中的倾斜。曹子建、嵇叔夜在魏晋呈开放态势的文化大体系中，完成魏晋及中古诗歌的重大奠基，形成主宰魏晋六朝美学思潮重要环节。
当然，曹植、嵇康的“慷慨”与“冲淡”的好尚，不仅表现于诗歌及其他文学作品，也见诸音乐及其他门类。曹植《朔风》：“弦歌荡思，谁与销忧。”《元会》：“悲歌厉响，咀嚼清商。”其《与吴季重书》：“夫君子而知音乐，古之达论，谓之通而蔽。”均是明证。慷慨悲凉是时人的感情爱好，也是诗人自身“独不群”的君子风度情性。在正始，嵇康《琴赋序》：“可以导养神气，宣和情志，处穷独而不闷者，莫近于音声也。”尚超脱，“得自然”，“弹琴吟诗，自足于怀”，音乐之于嵇康，为其“超越性的哲学的实践手段，甚至具有宗教品格”(16)，纯是内心的自觉和虔诚。庄子哲学上的无限境界转变为艺术，转变为艺术境界，转变为诗歌之美与音乐之声，构成不可分割的文化整体。诗人曹植、嵇康均以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审美抉择，谐振着魏晋士人渴望自由、高扬人性的音乐之声与赤子之心，审美心理沉淀着诗歌哲学灵魂的审美体验，有力地体现出魏晋大时代汹涌的情感潮流。
三
曹植、嵇康诗歌气格内在的自由人性及其美学意蕴是我国文化积淀的精髓，体现出诗人人格的价值层次以及魏晋一代士人对人类美好文明的不懈追求。
魏晋诗歌以儒道（包括玄）为其传统文化的基本构架，传统文化内涵的更新影响着文学（包括诗歌）的更新。儒道文化发展到魏晋内涵已经起了很大的变化。建安曹子建已经摆脱儒家纯功利的道德藩篱，往往“任性而行，不自雕励”，其所奉行儒家人文精神及其“慷慨独不群”的兀傲性格不为当权者所容，他一生的悲剧命运即植根于此。可以说，曹植忧患在儒，得力也在儒。儒家性格的人文结构中所宕荡的时代激流与其人生厄运所形成的种种矛盾和张力，焕发着他诗品人格的勃勃朝气和青春生命力量。曹植大致可属儒家仁德人格，虽然他和道、屈都有很大的亲近。陈思王仁德人格严正弘放，博大深沉，怨愤不伤渊雅，狂兀不失节制，极富浪漫，又情不逾理。曹植的这一性格特点，对后世文人性格的形成和我国古典诗歌文化格局的建构有很大的影响。其《赠丁仪王粲》“欢怨非贞则，中和诚可经”，大致是他儒雅人生宗旨及艺术审美法则的概括，钟嵘誉为“人伦之周孔”，可谓知言。同时曹植又继承着屈子的爱奇使性，并和道家颇有感情，以致“高谈虚论，问彼道原”(17)。其《赠丁翼》又云：“滔荡固大节，时俗多所拘。君子通大道，无愿为世儒。”恣情任达，倜傥不羁。新旧时代的矛盾，多元文化的差异，在曹植身上表现得十分突出。中和笃正，承前守拙，可谓新世纪的大蠹前驱，全然是建安大时代的气象和风度。正始嵇叔夜，“早年有青云之志”，志不在腐鼠。其《述志诗》犹云“斥擅蒿林，仰笑鸾凤飞。坎井蝤蛙宅，神龟安所归”，和曹植《虾
篇》“燕雀戏藩柴，安识鸿鹄游”同一气派作风，均不是篱间燕雀模样。只是时代推移，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使其“玄居养营魄，千载丧自绥”。嵇康曾经摹拟屈原的《卜居》写成《卜疑》，中有“内不愧心，外不负俗。交不为利，仕不为禄”，诗人做不到，也不屑去做。虽向往“采薇山阿，散发岩岫”，又不甘遗落世外。《答二郭诗》“虽逸亦以难，非余心所嘉”，终不能忘情于俗，儒家的人文传统和道德观念根深蒂固地影响着他，加上其性格又过于执着峻切，“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不识人情，暗于机宜”，庄子式的淡化和泯灭是非，嵇康实际做不到。其《幽愤诗》“托好老庄，贱物贵身。志在守朴，养素全真”，确是诗人的真情流露。魏晋名士的人生观多半可以此概括。对政治现实的不满，形神分裂的痛苦，实属不得已而为之。嵇康大致可归入道家顺天人格，即《答难养生论》云“顺天以和自然”。“顺天从性”的道家人格强调人的个性发展，注重素朴、自然、平淡。嵇康实际上并不反对真正的名教，仅是反对司马氏集团所宣扬的虚伪的名教。诗人那些激烈言论表面上是自然与名教的对立，实际上是理想和现实的对立。从嵇的内心来说，并无意去破坏群体的纪纲秩序，虽说过“六经未必为太阳”、“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却实在是用儒家的道德原则去规范，嵇康顺天人格的深层内驱力则又是骨子里的儒家思想充斥其间。有人将嵇康和阮籍作过比较，“如果说阮籍是儒家的老庄之徒的话，或许可以说嵇康是老庄的儒家之徒”(18)，正是说到了点子上。魏晋时代曹植与嵇康彼此的文化人格都有明显的二律背反的悖论成份，既恪守传统又别肇异端，分别以始终不懈追求群体秩序完善之美和建构个体逍遥自由之美为其指归，宗旨都是寻求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创造理想的主体人格。曹植比较注重情理统一，注重主体与客体、感性与理性、个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嵇康则偏重个人与社会、感性与理性以及人与自然割裂对抗。曹植人文性格宽厚，具有多维的整合特征；嵇康历史眼光深邃，具有疏离的乖异特征。曹植多诗人之激情，感情奔放，有着时代启动的巨大热情；嵇康多哲人的气质，情绪内向，带有冷峻潜流的凝然沉思。而此两种不同的相融相斥的文化性格又构成了魏晋士人普遍的二元乃至多元的传统人文性格的雏型，各随时代不同心态而表现出各自的特点。魏晋诗人系列彼此影响极大，尤其曹植为甚。在阮籍、陶潜、谢灵运身上，我们都可找到曹植的影子。同样，嵇叔夜身上分明也有曹子建的影子。他们的影响，往往超越当代而及于后世。闻一多先生在《唐诗杂论》中就说过：“陈子昂的宇宙意识来自正始，社会意识来自建安。”曹植身上有着强烈的社会意识和崇高的历史感，对社会变革的基本动因有自己的感受，有一种全身心投入的参与意识和高度热情，对人生价值的执着，使诗人一生都在寻找可以依归的生命之根。他的诗歌充满着对人生真谛的探索，有人性的复苏，心灵的悸动，也有作为前驱的极大孤独和悲怆，甚至有缠绵的伤世之语。“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抒写不能被理解的痛苦。即便后期颠沛困厄，凄楚悲痛，也歌唱“愿为中林草，秋随野火燔。糜灭岂不痛，愿与根荄连”，誓愿至死与本根相依连。儒家给了他安身立命的根基，同时也给了他沉重的尘世之累，曹植是过于执着了，提得起，放不下。嵇康则较多超脱、冲淡的宇宙意识，睿智深邃，也不乏自知之明，不似曹植涉世未深，政治上也显得空疏迂阔。嵇康将老庄思想指大化之中的自然，更富哲学意味，是不同于曹植的另一种更为深刻的文化眼光，然而又显得十分迷茫怅惘。他的冲淡无为中隐藏着浓重的悲伤，想超脱尘世的羁绊又显得力不从心，决没有曹子建那种有着儒家博大的根之充实，也没有他的才高八斗、施展大时代手笔的气魄。嵇康得力在道，忧患亦在道，道家给诗人以飞翔的羽翼，同时也给他伏下了罹难的隐忧。嵇康的悲剧根本上说是玄学理论缺乏实践性品格引起的不可避免的悲剧。嵇康同样是过于执着了，何况他有一个比曹植更为执拗狂放的性格，看得透，跳不出。曹植与嵇康尽管所处时代不同，传统文化的背景也各异，就其本质来说，嵇康就是正始时代的曹植，同为悲剧人物，同为“狂者”，如是说不算夸张。
魏晋风度，是魏晋诗歌人的觉醒经常涉及的主题。是魏晋士人对社会人生的深沉思索，表现为一种不受任何羁绊的精神自由的境界和气度，体现那个时代士人在崩溃和重建中寻觅精神家园的困惑与迷惘。曹植的“飞飞摩苍天”和嵇康的“思长林而志在丰草”，就是这样一种意蕴和境界。曹植《薤露行》：“天地无穷极，阴阳转相因。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尘。”慨叹大地浩瀚无垠万物更新运转，这种玄哲之思与嵇康诗歌意脉相连。嵇康按照新的玄学人生观和生命范式去铸造人生，追求自由的精神人格，也与建安时代胎息的玄哲诗魂相钩连。这种精神人格的核心要旨是“任自然”。这实际上是很难达到的人生境界。魏晋玄学为士人对人生价值的追求和对自我人性的肯定提供了理论根据，却无法解决取代儒家的道德规范，解除不了迷惘的士人的困惑。玄学把人性从礼法的羁绊束缚中解放出来又无法安顿，无从规范。曹植仅是一种热切的向往和呼唤，嵇康看到了天空，又无法超越世俗。正始时代的两个代表性诗人嵇康和阮籍，一个是“悲剧的典型”，一个是“苦闷的象征”，(19)苦闷和悲剧的产生都和玄学有关。魏晋玄学在一定的历史时期起过积极的作用，魏晋诗歌因之最自由，最解放，具有轩昂的气格、哲学的精神和丰富的文化内容。魏晋风度是欢乐与悲怆、执着与压抑、潇洒与沉重等文化性格的矛盾，是主体自身的内在冲突。恪守传统和别肇异端的矛盾冲突，这是魏晋时代文化的深刻内涵，也是魏晋风度之底蕴所在。同时，这也正是曹植、嵇康悲剧的文化意蕴之所在。
注释：
①⑥宗白华《艺境》。
②泰纳《艺术哲学》。
③吉川幸次郎《中国诗史》。
④庄万寿《嵇康研究及年谱》。
⑤(11)(19)罗宗强《魏晋玄学与士人心态》。
⑦胡应麟《诗薮》。
⑧刘熙载《艺概》。
⑨邓以蜇《辛已病余录》。
⑩(15)方东树《昭昧詹言》。
(12)陈祚明《采菽堂诗话》。
(13)(14)钟嵘《诗品》。
(16)(18)福永光司《论嵇康的自我》。
(17)《文选·拟魏太子集》诗注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