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增加农民福利的新农村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农村论文,增加农民论文,福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0730-(2006)02-0084-06
一、当前关于新农村建设的观点综述
就当前学界及政策部门发表的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文章和谈话的中心观点来看，主要有以下三种代表性的意见：
一是以林毅夫为代表的“拉动内需”说。这种观点认为，从短期来看，通过国家投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拉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增加农民就业和收入，同时又可以拉动内需，消化国内制造业尤其是彩电、冰箱、洗衣机行业的过剩生产能力，防止经济紧缩，从而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从长期来看，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问题，必须鼓励农村劳动力转移进入城市。为了解决进城农民的就业问题，必须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发挥中国劳动力廉价的比较优势。
二是以温铁军为代表的“农民合作”说。这种观点认为，新农村建设的重点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农民只有组织起来，才能有效应对市场和国家政策。更重要的是，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国农村人口都会十分地庞大，不仅农民缺少转移进入城市的就业机会，而且那些已经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因收入太低，而无法在城市完成劳动力的再生产。在将来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都必须立足现有城乡二元结构，来解决保持农村稳定和改善农民生活的问题。
三是政策部门的观点。相对来说，政策部门较为务实。例如，陈锡文认为，新农村建设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1)新农村建设要坚持发展农村生产力，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经济不发展，农民收入不提高，新农村建设肯定搞不下去。(2)新农村建设要加快完善农村经济社会管理体制，乡镇机构设置、职能设置必须与农民要求和承受能力相适应。(3)通过城乡统筹解决农民最无奈、最无法解决的问题。(4)要建设一个好的农村环境。陈锡文认为，衡量新农村建设好坏有三个标准，一是经济上要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政治上要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二是要依法办事，建立法治政府；三是农业的稳定发展和农民的持续增收。从落脚点上看，陈锡文关注的焦点问题依然是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发展。①
中央政策研究室郑新立则更加注重村庄建设，他在《借鉴韩国“新村运动”经验，加快我国新农村建设》一文中认为，当前和今后的一个时期，新农村建设的重点内容包括三类：一是农村区域性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项目，该类项目覆盖乡镇和有一定规模的中心村，与城市基础设施共同构成比较完整的国家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网络。二是直接面向村庄的公益类建设项目，如村庄整治规划，村庄道路、供水设施、村庄排水沟、公用水塘建设，公共厕所，村容村貌，垃圾场，村民活动室等等。三是农户自主参与、农民直接受益的项目。②
以上关于新农村建设的观点各有侧重，相互补充。其中林毅夫将新农村建设与中国整体经济发展周期联系在一起，事实上是将新农村建设作为解决当前中国经济紧缩的权益之计，侧重在其投资拉动的方面。温铁军注重从农村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战略地位来讨论农村建设，尤其注重农民合作的问题。陈锡文注重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的增收，而郑新立注重村庄基础设施的建设。总的来说，当前学界及政策部门的主流意见是将新农村建设定位在技术层面，较少从战略层面考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意义。
笔者认为，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远比当前学界及政策部门认识更深的深意，其核心就是，中国是一个有13亿人口(其中9亿在农村)、有5000年文明、有960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城市化和市场化并不能在短期内解决中国9亿农民的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要通过各种办法来形成一个稳定的农村，从而使农村和9亿农民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③ 尤其在当前中国现代化进入高风险时期，通过各种可能的办法，保持农村的稳定和农民的满意，将成为决定中国现代化成败的一个关键性工作。
二、新农村建设的战略目标
如果联系到中国大部分人口住在农村，且进城务工经商的大部分农村户籍人口事实上不能在城市安居乐业和完成劳动力再生产的现实，则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显然不能只是权益之计，而应该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目标。实现这个战略目标的要点是，在中国快速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让占中国人口多数的农民可以分享到现代化的好处，从而让农民过上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让农民能够安居乐业。
具体来说，据2004年全国人口统计，中国有58.20％的人口住在农村，70.80％的人口为农村户籍，其中有约1.66亿农村户籍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从事二、三产业。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真正能够在城市安家立业的不超过30％，大部分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需要依托农村来完成劳动力的再生产：在农村生育子女，养育父母，自己年轻时到城市务工，年老时回农村养老。外出务工经商的收入，往往不足以养活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村户籍人口在城市的家庭生活。这是由中国产业多处于高竞争性的国际产业分工的末端，因单纯强调比较优势，造成产业利润不足所产生的问题，是国家宏观战略中缺少战略产业的恶果。
如果将不能在城市安居的进城务工经商农民算作农村人口(因为他们必须依托农村来完成劳动力再生产)，则中国目前的农村人口约在8.8亿左右。即使未来30年，农村人口每年减少1000万，到2035年，中国还有5.8亿人口要依托于农村完成劳动力的再生产。考虑到人口自然增长的因素，到时农村人口将超过7亿。
当前中国的城市化道路有两种不同的可选方案，可分别称为“积极方案”和“稳健方案”。所谓积极方案，就是通过制定相关政策，尤其是通过户籍政策和土地政策来推动农村人口的快速城市化，其中学界部分人尤其主张给农民土地私有产权，通过出卖土地获得进城准备金，从而加快农民进城的速度。所谓稳健方案，就是在充分考虑城市就业吸纳能力的基础上，有序推进农村人口城市化。积极方案的后果是大量进城农民无法找到稳定的就业机会，从而在城市形成规模巨大的贫民窟。稳健方案则在承认目前城乡二元结构现实的基础上，在避免形成大规模城市贫民窟的前提下，推进农村人口的城市化。
积极方案较稳健方案可以有更快的城市化速度，不过，积极方案可能造成的高达数亿人口的城市贫民窟，不仅会威胁城市本身的生活生产安全，可能在中国现代化的某些敏感时期成为巨大的威胁性力量，而且相对于当前中国绝大多数农民在农村的生活而言，城市贫民窟的生活质量差很多。温铁军在考察30多个发展中国家后得出结论：“在城市，一旦形成大规模的贫民窟，那么，正规的政府治理根本没有办法进去。那就是黑社会控制，黄、赌、毒泛滥，社会矛盾就会空前加剧，正常的法制社会就无法建立”。④ 中国发展战略中，不能、不应该、实际上也没有选择积极推进农村人口城市化的方案，表现在农村土地制度上，就是稳定家庭承包制度，表现在战略设计上，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规划的提出。
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发动机在城市，而中国发展的稳定器与蓄水池在农村。如何在承认城乡二元结构现实的基础上，以城乡统筹为基础，实现城乡良性互动，从而打造中国现代化的基础，应该是当前农村政策设计的焦点，也是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大方向。
农村之所以可以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与当前中国农村的一些特点相关。择要来说，农民在农村的生活费用较为便宜；人均一亩三分地，基本可以保证温饱有余的生活；在农村，农民劳动力可以与土地相结合；在村庄中，农民拥有良好的熟人关系；农民世世代代生活在自己的村庄，也容易形成对未来生活的稳定预期。因此，只要让农民可以固守村庄，则农村就可能成为一个农民出得去、回得来的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
随着城市经济的持续发展，会有越来越多的进城农民在城市获得安居的条件，并获得在城市完成劳动力再生产的机会，城市化速度逐渐加快，城市化率提高，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因此实现。
小结以上讨论，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在城市，但依托农村生活的人口数量庞大。农村问题不解决，城市稳定就无法保证，中国现代化过程就会潜在着危险。因此，新农村建设的战略任务，就是要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使农民安居乐业，有生存得下去的环境，从而使城乡之间良性互动：在城市经济发展，就业机会增加，务工经商收益增加的时候，农民可以进城务工经商；而当城市经济不景气，就业减少时，进城农民可以选择回到农村。有了稳定的农村，中国现代化就有了回旋的余地，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在这个意义上，城乡协调发展，也就是保留农民在城乡之间作出选择的空间。
三、新农村建设的形势分析
当前新农村建设的形势如何？怎样才能保证农民自由流动于城乡？尤其是怎样才能让农民真正分享到中国现代化的好处而不是其坏处？
从长远来看，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十分有限。农民增收有两个基本途径，一是务农，二是务工经商。从务农方面来看，在恩格尔系数不断下降的情况下，农民收入是不可能有增收空间的。从务工经商来看，最近十多年，进城务工经商农民的报酬基本没有变化，增收只能来自更多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在就业机会不可能快速增加的情况下，进城农民越多，劳动力之间的就业竞争就越激烈，劳动力价格就越低。因此，从长远来说，农民收入增长的速度，将长期慢于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
而农民支出的压力越来越大。尤其是社会舆论构造了“有钱就有一切”的价值观，传统的往往也是正当的节俭价值观被消费主义文化所侵噬。在收入不能快速增长而支出压力快速增长时，农民应对压力的一种办法就是在形式上攀比消费，这也是为什么有农民购买洗衣机却装着稻谷的原因，也是有些农民不是从实用的角度而是从攀比的角度建房的原因。虽然市场经济必然以刺激消费来拉动内需，但在农民增收困难的情况下，任由市场来刺激调动农民的消费欲望，事实上只是增强了农民对自己处境的不满和他们的自我边缘化，其后果，是因为支出增加的压力大于收入增长的速度，而使农民强烈感到(注意是感到而非真正)经济上的贫困。
也正是因此，中央提出建设节约型社会，就尤其适合当前中国大部分农村的实际。有经济学家说，节约型社会是指生产环节的节约，而不是消费环节的节约。消费环节不仅不应该节约，也不能节约。这种说法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富人经济学，不仅会误导中央的意图，而且尤其脱离中国大多数农村的实际。
从村庄生活的角度看，农民的村庄生活是祖祖辈辈以来的生活，他们生活在村庄的历史中，生活因此是有意义的。农民的村庄生活，是一群祖祖辈辈共同生活于同一块土地上的人的生活，人与人之间有着复杂的联系，有着亲情与乡情，正是在亲情和乡情网络的支持下，农民可以应对生产生活中暂时的难题，可以筑起对未来的信心，可以找到除经济以外的人生幸福感与价值源。而市场经济的侵入，现代传媒的切割，农民的流动等等，都构成对村庄原有生活的挑战，并破坏了农民的稳定感与对未来的长远预期。
当前农村问题有两大症结。第一个症结是，在当前格局下，从长远来看，9亿农民快速增加收入的可能性并不存在，相反，因为消费主义文化在农村的广泛深入传播，农民面临的消费压力空前增长。当前农民的苦，不苦于温饱没有解决，而苦于难以应对消费主义的压力。一方面是农民事实上没有增收的空间，一方面又是消费主义越来越以收入作为评价人的价值和福利水平的唯一标准。第二个症结是，农民的福利(不只是经济收入，而且包括人生价值、社会关系、稳定感、生活环境等)与村庄关系极其密切，良好且稳定的村庄环境，包括其中的人际环境，是农民所追求的综合目标，当前中国快速的现代化一方面在破坏农民从村庄中获得的传统福利，一方面又不能为农民提供以高消费为基础的现代福利。
以上两个症结也可以归结为在中国农村人口众多条件下实现快速现代化的二律背反，造成这种二律背反的原因，则与唯以市场化和城市化来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思路有关。
解决这个二律背反的方法，恰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的实施。具体来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一是肯定中国不能走一般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在出现大量贫民窟的情况下来实现城市化的道路。中国的城市化是一个相当长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能任由农村衰败，而要通过国家财政投资，阻止农村的衰败，防止因为农村过快衰败所可能引发的严重问题；二是认为在中国过剩劳动力极其庞大的情况下，不能仅仅指望通过市场经济来解决农村问题，农村问题的解决(或更准确地说是缓解)，要强调“社会主义”这个关键词，要在包括增加农民收入在内的广泛得多的方面，增加农民的福利，包括提高农民主体性地位，改善农民的人际关系，保持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等等。
也正是因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不只是希望凭借城市化和市场化来解决中国9亿农民的问题，就使国家有了比过去多得多的政策手段可以使用，有了多得多的政策想象力可以发挥。
四、立足农民福利进行新农村建设
缘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新农村建设的核心是立足农村，从增加农民广泛福利的角度来打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思路。
从增加农民福利方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可以从两个方面做文章，一是提高农村公共品供给水平，从而减少农民的生产生活支出，降低农业风险，缓解农民支出的压力；二是通过农村文化建设，为农民提供非物质方面的福利。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离不开强有力的乡村组织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主导作用。
与农民增收难相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支出的压力快速增长。一方面，消费文化刺激起农民的消费欲望，引起消费需求，另一方面，教育、医疗等大宗现代服务，构成了农民巨大的支出压力。农民面对一个高度市场化的社会，以前以劳动和实物完成的交换(比如换工等)，现在不得不以现金来支付。市场经济越发展，消费文化越深入，农民现金支付的压力就越大。
农民的支出压力不只是由市场经济所造成。以取消农业税后的情况为例，取消农业税，农民获得了较大实惠，但同时，在有一些农村，随着乡村组织的退出，农民不得不单个面对生产生活中的公共事务，不得不通过打井来灌溉水稻等作物，其后果就是农民虽然减少了每亩几十元的税费上缴任务，却不得不增加每亩数百元的灌溉成本。
当前农民在生产生活中因为公共品供给不足，而不得不以私人品替代，从而造成生产生活中的高成本的情况，十分普遍和严重。农村税费改革以后，中央补贴农民的思路恰又是直补到户，不能解决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的问题。因此，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找到有效的供给公共品的办法，来为农民提供廉价公共品，减少农民生产生活中的支出。
在农民增收空间有限，而支出压力不断加大时，为农民提供廉价的公共品，是减少农民支出、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董磊明称之为“增收、减负”以外的第三条解决农民问题的“减支”思路。⑤ 农村公共品指构成农民生产生活必不可少的基础物品和服务，包括水电路、调解纠纷、良好的民风、村容等等。
在农民增收空间有限的情况下，缓解中国三农问题的办法，除以公共品建设来降低农民生产生活中的支出成本这一措施以外，更加根本的办法则是要适应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农民收入增长速度会慢于国民经济发展速度这一现实。也就是说，一方面农民收入不能快速增长，一方面国家必须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来让9亿农民感到满意。这就是说，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根本任务，是要建设一种“低消费、高福利”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生活方式。
所谓“低消费”，就是讲求节俭，鼓励“新三年旧三年”，反对铺张浪费，尤其反对以金钱来衡量人生价值的生活方式。所谓“高福利”，就是人们感到生活满意，崇尚一种有意义、体面和有尊严的生活方式。“低消费、高福利”的生活方式，就是让村民的生活有根，对未来有预期；让村庄有文化，有舆论，有道德压力，有生活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核心，就是将村庄建设成为一个文化生产场所，从而提高村民的福利感受。
站在农民的角度来看，构成农民福利和满意度的，绝不只是收入的增加，而是与他们主体感受有关的各个方面，比如政治社会地位的提高、人际关系的改善、文化生活及其对生活价值的体认，等等。通过村庄文化建设，发展诸如老年人协会等民间组织，就可能在国家较少投入的情况下，大幅度提高农民的满意度，并因此使得农村成为农民出得去(进城)、又回得来的场所，成为农民可以过上温饱有余的生活、闲暇有意义、人际关系良好、未来预期明确的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这也应该是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战略方向。
五、政策建议
立足增加农民福利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笔者认为，应特别注重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建立一支强有力的基层组织体系；二是为农村提供相对充足的公共品；三是加强农村的文化建设，增加农民非经济的福利。
1.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
当前中国农村社会已进入高风险期，农村邪教的传播，六合彩的泛滥，禽流感的出现，黑恶势力的发展等等，都在制约农村成为中国现代化稳定器与蓄水池的作用。
当前建设农村基层组织有一个非常好的机遇，即取消农业税以后，乡村关系会发生一个根本的变化，这个变化为基层组织建设提供了根本性的基础。具体地说，在取消农业税以前，国家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系统从农民那里提取资源，特别是在农业型地区，县乡财政主要来自向农民的收税收费。在财政支出压力和政绩考评体制下，几乎所有农业型地区，上级都将下一级能否完成税费任务作为第一考评依据，市县如此要求乡镇，乡镇如此要求村级组织。在税费任务压力下，乡村之间，乃至县乡之间，构成了利益共同体。
取消农业税后，县市、乡镇不再要求村干部协助收取税费，从而就使乡村结成利益共同体的理由被打破，在乡镇政府的正面激励下，村民自治有了发育的空间，乡村良性互动，并因此可以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实践中起到基础性的作用。
2.探索农村公共品供给机制，减少农民的支出。
取消农业税后，相当部分农村出现了公共品供给严重不足的问题，尤其是水利、道路、环境等更成为严重问题。在我们进行实验的一个村庄，村民因为对大型灌溉设施建设的信心不足(担心到时用不上水)而打井灌溉水稻，其中一个村民组一年打井的投资，相当于建设大型灌溉设施抽水10年的费用。我们在湖北荆门五个村组织进行农村公共工程建设，每个村每年投入四万元，通过村民民主讨论、民主决策，由村民决定兴修何种公共设施、如何兴修，五村修建十余个永久性的公共设施，主要是水利设施，这些设施，都是村民认为最紧迫、最需要、最重要的设施。结果，这些永久设施几乎均在当年即为农民减少超出投资额的经济损失。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农村公共品供给的严重不足。
需要说明的是，林毅夫也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用国家投资来解决农村公共品的供给问题，尤其是通过对水电路的投资，来拉动内需，方便农民的生活。问题不在于国家是否应该向农村投资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而是国家投资的重点及目标是什么。如果国家投资的目标是拉动内需，淘空农民的钱袋子，则这样的投资极可能引起恶性循环。
国家向农村投资公共设施及公共品建设的方向，应该是解决农民生产生活中最急需、农民个人解决起来不经济或个人无力解决的那些问题。比如，大中型灌溉设施的建设，其灌溉成本大大低于农民一家一户打井灌溉的成本。国家支持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目的，就是要降低农户在生产和生活中必需的公共支出，而不能简单地以为，可以通过市场化的办法来解决农村的公共品供给。
一句话，国家供给农村公共品的目标，应是减少农民因为公共品供给严重不足所造成的高昂支出，而不是为了拉动内需。目标不同，投资公共品的方向及办法就大不相同。
3.发展农村民间组织，丰富农民的文艺生活，改善人际关系。
在农民很难快速从农村转移进入城市，农民收入难以持续快速提高的前提下，发展农村的文化，建设农村和谐社会，就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要让农民分享到现代化的成果，目前的政策就不能仅限于从增加农民经济收入着手，而应该扩大思路，从包括经济收入在内的广泛的福利建设着手，比如改善农民的人际关系，建设和谐村庄，发展农村文艺，组织老年人协会和妇女文艺表演队，等等，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
简单地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核心是要在农民增收困难的前提下，以国家转移支付作为基础，通过提高农民包括经济收入在内的各种福利，降低农民生产生活中的风险，增强农民的主体意识，让农民有村庄归属感等等，使农民相对满意，使农村真正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固基础。
注释：
①陈锡文：《深化对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认识，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小城镇建设》，2005年第11期。
②郑新立：《借鉴韩国“新村运动”经验，加快我国新农村建设》，《农村工作通讯》，2005年第8期。
③笔者曾在2003年初系统讨论过这个问题。参见贺雪峰：《乡村研究的国情意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
④温铁军：《当前面临的众多矛盾要在中国内部解决》，三农中国网(www.snzg.cn)。
⑤董磊明：《增收、减负与减支——改善农民处境的三种思路》，《社会科学研究》，200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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