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省区科技空间分布特征、成因及其政策含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省区论文,成因论文,含义论文,特征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宏观层次上，已有一些对世界及国家层次科技空间分布特征的研究。李国平等(2002)用R&D经费在世界主要国家或跨国区域（如OECD、欧盟等）的差异化支出，分析了世界范围内科技发展的非均衡性。Canièls(1996)对区域间科技差异的成因进行了理论探讨，并对欧盟部分国家科技空间分布的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Chung(2002)根据韩国研究与开发机构的空间分布而把韩国划分为发达的、发展中和欠发达的区域创新体系。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小组对我国区域科技和经济发展状况进行了描述，把大陆31个省区按照科技与经济水平分成5类区域（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小组，2001）。吴贵生(2003)和李显君(2004)在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小组研究的基础上，分别对5类区域型进行了部分调整和进一步研究，并提出了科技集聚概念及其政策取向。吴贵生等(2004)从效率与公平角度提出处理好科技空间集聚与分散关系是我国发展区域科技的一项重要内容。
微观层次上，我国有关部门和学者对我国县（市）基层科技发展状况也作了一些研究。2003年，科技部计划司对全国2635个县（县级市）进行全样本调查（回收率92%），根据调查显示：县（县级市）科技管理部门工作运转良好的仅占55.8%，约1/3的县（县级市）科技工作薄弱，13%的县（县级市）已撤并科技管理部门（科技部发展计划司，2003）。总体上，县（县级市）科技呈现“总体水平逐步提高、两极分化加剧、局部明显恶化”的态势（地方科技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2004）。为此，国家科技部把2004年确定为县（市）科技工作年而开展一系列工作。
但是介于宏观和微观之间的省区内科技空间分布特征及其成因却少有研究。为此，本文对我国省区科技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定量研究，并对其成因进行理论解释。在此基础上，文章就科技发达地区、中等发展水平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如何合理进行科技布局以及发展地方科技提出了相应政策含义，试图为国家和省区的科技规划及相关的科技计划提供决策启示。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选取
（一）研究方法
1.空间集中度指标
集中度指标，用来分析某种经济或科技等活动在地理空间上集中的程度。集中度可以用全域范围构成中比重居前的一个或几个区域占全部的比重来表示（刘再兴，1996）。它类似于产业组织中的赫芬达指数——通常用一个产业内最大的一个或几个企业占整体比重表示(OzShy,1995)。本文选择前1和2位个体分别进行研究。一般地，其计算公式如下：集中度
表示前1或2位之和，∑X表示该项指标的总和。
2.首位度
1949年齐夫(Zipf,1949）研究城市体系的内部结构时，提出了级别—规模原则（注：即城市人口规模是其所处级别的函数：
为第r级城市的人口，
为第一级或首位城市的人口，r为城市级别，q为指数，因国家或地区而不同。），由此提出了首位度概念，它表示城市体系内部第一位城市规模（人口）与第二位城市规模（人口）之比。在级别一规模原则中，首位度是城市体系结构中最通用的指标。陈耀(2003)用经济首位度概念：区域内第一位城市经济规模与第二位城市经济规模之比，来衡量区域内部的经济结构特征，并分别对我国三大都市圈（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内部经济实力的空间结构进行了计算和对比。
本文在研究区域科技空间分布时，为了突出首位城市与次位城市科技实力的差距，用科技首位度来衡量两个城市科技实力的差距。它与科技集中度概念既类似，又有互补关系，用它可以更好地突出第一位城市与其他城市科技集中度的差异。
（二）数据选取
从广义上说，关于科技实力的衡量指标不仅包括科技投入，还包括科技产出，但通常多用科技投入来计算。科技投入包括人力和财力投入，人力投入包括科技活动人员数、科学家和工程师数、R&D研究人数等；财力投入包括科技经费筹集、R&D经费支出、R&D经费占GDP的比重等。国际上衡量科技投入最常用的有两种指标：一是R&D人员全时当量，用来衡量人员的投入；二是R&D经费支出，用来衡量物的投入(Chin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dicators,2002)。本文采取其加权集中度来计算，为此首先用相关分析法中的等级相关系数来考察两者的相关程度，由此确定两者在计算公式中的权重。等级相关系数表示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是由简单相关系数公式推导而来，两者的计算公式如下：
简单相关系数：
式中，r为相关系数，X和Y为两个相关变量，
分别为X和Y的算术平均数，若r＞0，表明为正相关，r=1表示完全正相关，越接近1，相关性越高。在实践中，为了简化计算，通常用等级相关系数来代替简单相关系数，其原理一致，经过变换后其计算公式如下：
等级相关系数：
分别表示样本总数、样本等级排名。
本文以2000年科技部R&D资源普查数据中，各省区的R&D人员全时当量和R&D经费支出数据，用等级相关分析法进行衡量，计算过程如表1。
表1 R&D 经费和全时当量的等级相关分析
代入到等级相关系数计算公式，得到：
，由此可见各省区的R&D人员全时当量和R&D经费支出数据之间存在高度正相关。
为此，在分析省区科技分布特征时，数据采用2000年R&D人员全时当量和R&D经费支出在省内各地级市分布的两组数据（2000年R&D普查数据为最新数据），而根据上述研究两权重各选取0.5。
三、省区层次的科技空间分布特征
（一）首位城市的科技首位度
各省区的科技首位度——R&D人员全时当量和R&D经费支出加权最大的城市与加权第二大城市之比。这样使用公式：集中度＝
分别代表加权最大城市与加权第二大城市的R&D人员全时当量和R&D经费支出，
。由于北京、天津、上海和重庆是直辖市，研究开发活动几乎集中在城市，首位度趋于无穷大，故不列入分析；另外，西藏由于缺乏数据，也没有列入统计范围。这样，对27个省区的首位度计算并进行列表（见表2）。
表2 省区前两位城市及其科技首位度
图1对27个省区的首位度进行了递减排序，最高的是云南，最低的是新疆。首位度反映省区内第一位和第二位城市R&D人员全时当量和R&D经费支出规模的差距，首位度高说明两者差距大，反之则说明差距小。
图1 各省（区）科技分布的首位度
对各省区科技首位度的特点作简单分析和说明如下：(1)除山东的青岛、内蒙古的包头和广东的深圳以外，省会城市都是首位城市。许多省会城市历史上就是科技文化的中心，如南京、杭州、成都、武汉和西安，省会城市往往是省内科技布局的首选区域，同时省会城市经济实力大多在全省区内排名靠前。青岛作为山东的首位城市主要是该市的经济实力在山东最强，众多大企业的研究与开发中心力量强大所致。深圳作为广东的首位城市主要是众多大企业的研究与开发中心力量强大，并能很好地吸引跨国公司的研究开发机构，以及本地政府强化研究与开发能力所形成。包头作为内蒙古的首位城市主要是资源性城市的综合开发（钢铁、稀土、新材料等），包头不仅是内蒙古经济实力最强的城市，而且包头钢铁公司、高新技术开发区等研究与开发力量都比较强。
(2)次位城市大多是工业城市或工矿业城市。典型的如新疆的克拉玛依、广西的柳州、湖北的十堰、湖南的株州、黑龙江的大庆、山西的大同等，工业城市或矿业城市的研究与开发能力主要来自于大企业的投资，或者国家的投资。
(3)沿海省区（除海南外）城市科技首位度相对比较小，而内陆省区相对比较大（新疆等除外）。沿海省区城市及其经济发展相对均衡，如山东、辽宁、福建和广东等最为典型；而内陆省区，如江西、云南、陕西、湖北、宁夏、甘肃、安徽等首位度高，只有像新疆、内蒙古等资源大的省区，由于矿业城市科技能力比较强而科技首位度较小。
（二）省区科技能力的集中度
Caniёls(1996)曾用科技集中度的方法对欧盟内部分国家科技空间分布进行了研究，不过鉴于不同国家内区域数目差异较大，他采用了对数变换而且用了赫芬达指数的最小价值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n表示地区数目，
表示i地区份额（总数为100），这样有助于消除地区数目不同带来的误差。本文鉴于大部分省区内地区数目差异不大，在选用首位城市和前两位城市集中度计算公式中，没有进行对数变换，而采取简单的赫芬达指数计算，
1.首位城市的赫芬达指数
首位城市的赫芬达指数用来表示首位城市在该省区科技分布的集中度，以2000年R&D人员全时当量和R&D经费支出对27个省区进行计算，得到表3。
表3 省区首位城市的赫芬达指数
河北 36.40%
浙江38.30%
湖南44.70%
陕西
76.90%
（石家庄） （杭州） （长沙） （西安）
山西 49.10%
安徽45.10%
广东38.60%
甘肃65.50%
（太原）
（合肥） （深圳） （兰州）
内蒙 47.00%
福建45.60%
广西37.00%
青海69.10%
（包头）
（福州） （南宁） （西宁）
辽宁 34.00%
江西69.40%
海南90.50%
宁夏67.80%
（沈阳）
（南昌） （海口） （银川）
吉林 60.90%
山东23.40%
四川48.90% 新疆（乌 41.00%
（长春）
（青岛） （成都）
鲁木齐
黑龙江 58.10%
河南30.60%
贵州61.00%
（哈尔滨） （郑州） （贵阳）
江苏 26.20%
湖北57.90%
云南74.40%
（南京）
（武汉） （昆明）
图2对27个省区首位城市的赫芬达指数进行了递减排序，最高的是海南，最低的是山东。首位城市的赫芬达指数反映省区内第一位城市在省区内科技能力的集中程度，指数越高，说明越集中于第一位城市。
图2 省区首位城市的赫芬迟指数
对省区科技首位城市赫芬达指数的特点作简单分析和说明如下：(1)科技首位城市的赫芬达指数和科技首位度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两者呈现大致类似的变化趋势，如云南、江西、海南等省区都比较高，而山东等省区都比较低。但是两者又不完全一致，如新疆、广西的首位度较低，而科技首位城市的赫芬达指数并不低，说明省区内科技主要集中在两个城市；而像江苏、河南等省区科技首位度不低，但科技首位城市的赫芬达指数低，说明省区内科技分布在较多的城市，呈相对均衡分布格局。
(2)首位城市的赫芬达指数在0.5以上的有12个省区，大多是科技落后地区。除了陕西是科技强省外，其余省区大多属于科技经济都相对落后的西部省区，如海南、云南、江西、青海、甘肃和贵州。经济落后地区由于科技资源更加稀缺，往往集中在省会城市，特别是海南、云南、江西和青海等经济总量比较小省份。它反映了首位城市在该省区内的研究开发能力上占据绝对主导地位。
(3)发达地区或面积大的省区首位城市的赫芬达指数都小于0.4，如广东、浙江、河北、辽宁、江苏、山东，除河南是内陆省份外，其余都是沿海省份，主要是沿海地区的城市体系及其经济实力相对均衡，特别是山东、江苏和辽宁等。它反映了首位城市在全省区中的科技地位尚未占据主导性地位。
(4)首位城市的赫芬达指数在0.5左右的省区包括吉林、黑龙江、湖北、山西、四川、内蒙古、福建、安徽、湖南和新疆，除四川和新疆外，主要属于中部省份。新疆主要受矿产资源的影响，四川主要是国家军工科技布局相对均衡，如在绵阳、德阳和攀枝花（矿业）的布局。总体上，反映了中部地区的首位城市在该省区内的科技能力上处于主导地位。
2.前两位城市的赫芬达指数
鉴于首位城市的赫芬达指数还不能完整反映各省区科技能力的集中度，本文进一步计算前两位城市的赫芬达指数，具体如表4。
表4 省区前两位城市的赫芬达指数
图3对27个省区前两位城市的赫芬达指数进行了递减排序，最高的是海南，最低的是山东。前两位城市的赫芬达指数和首位城市的赫芬达指数相似，反映了各省区前两位城市在省区内科技能力的集中程度，指数越高，说明越集中于前两位城市。
图3 前两位城市的赫芬达指数
对省区科技前两位城市赫芬达指数的特点作简单分析和说明如下：(1)绝大多数省区前两位城市的赫芬达指数都高于0.5，说明各省区科技经费主要集中在少数城市（大多是两个）。海南省更是达到0.99，青海、陕西、贵州、吉林、新疆、云南、宁夏、黑龙江、内蒙古、甘肃、江西和四川等省区都在0.8左右，说明这些省区的研究开发活动非常集中，这些省区除陕西和四川外，几乎都是边远省区或者科研力量相对薄弱的省区，如海南和贵州等。
(2)只有河南、江苏和山东3个省份，前两位城市的赫芬达指数低于0.5。山东和江苏是沿海经济发达大省，科技力量比较雄厚，而且多个城市发展水平都很高，像山东的胶济沿线、江苏的苏南和苏中地区；仅河南是中部省份，洛阳、开封等城市历史悠久，科技实力相对较强导致科技分布相对均衡。
(3)前两位城市的赫芬达指数在0.5～0.8之间的有浙江、辽宁、河北、安徽、湖南、山西、广西、福建、湖北和广东，一方面，这些省区两个城市的集中度超过0.5，另一方面又不像边远地区过分集中。这些省份又分两类，一是前两位城市科技能力比较强，且科技总体也较强，如广东、湖北、辽宁、浙江等；二是前两位城市相对突出，但科技总体能力一般，如安徽、湖南、河北、广西和福建等。
（三）根据首位度和赫芬达指数的省区分类
根据以上分析，首先根据首位度和赫芬达指数将27个省区分为单中心、双中心或多中心类型：把首位度在4以上，首位城市的赫芬达指数在0.5以上的称为单科技中心；把首位度数值不高，前两个城市的赫芬达指数在0.5以上称为双科技中心，其中又可分为两类：省会城市为首位城市，非省会城市为首位城市。把首位度相对低，前两个城市的赫芬达指数在0.5以下的称为多科技中心，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根据首位度和赫芬达指数划分的省区类型
(1)单科技中心的省区：海南、陕西、云南、江西、贵州、甘肃、青海、湖北、黑龙江、吉林、宁夏、山西、安徽，大多属于中西部省区，除湖北和陕西外，科技能力都比较弱。
(2)双科技中心的省区：包括辽宁、广西、四川、河北、福建、湖南、新疆、浙江、内蒙古和广东，其中内蒙和广东属于非省会城市为科技能力的最强市。
(3)多科技中心的省区：山东、江苏和河南3个，前两者主要是经济与科技实力相对均衡，后者则主要是历史因素形成。
其次，借鉴杨吾扬等(1997)对我国省区城市等级一规模分布分类的方法，以城市科技级别次序为横轴，以城市科技能力为纵轴，结合科技首位度、其他等级度（注：计算方法类似于科技首位度，计算过程从略。）和赫芬达指数，将省区分为3种类型：(1)一般型：城市首位度在3倍左右，首位城市赫芬达指数在0.4～0.6之间，图形为一下跌直线，河南、浙江、湖南、黑龙江、吉林属于这种类型，多为中等发展水平省区；(2)首位型：城市首位度在4倍以上，最大城市鹤立鸡群，研究开发能力集中，首位城市赫芬达指数在0.6以上，图形呈下跌且下凹折线，云南、江西、海南、陕西、甘肃、湖北、宁夏、山西、安徽和青海等属于这种类型，大多是内陆科技欠发达省份；(3)次位型：城市首位度在3倍以下，即省区内大中等城市云集，或矿业突出，研究开发能力分布相对均衡，首位城市赫芬达指数在0.4以下，图形呈下跌且上凸折线，广东、广西、福建、江苏、山东、河北、辽宁、新疆、内蒙古和四川属于这种类型，除新疆、内蒙古和四川属于内陆省区外，其他省区都是东部沿海省份，具体如图4。
图4 科技首位度的3种类型
四、省区科技空间分布的成因分析
1.资源的稀缺性导致科技的集中布局
从经济要素和科技要素对比看，科技资源比经济资源更加稀缺。通常的经济要素指劳动力和资本，科技要素包括人力和财力投入等，人力投入包括科学家和工程师数、R&D研究人数等，他们是高素质的劳动力，比一般劳动力稀缺；财力投入包括科技经费支出额和R&D经费等，也比货币资本稀缺，如世界各国R&D经费占GDP比重中多在3%以下。
从世界范围看，科技比经济更集中在少数国家。图5和图6对世界上部分国家GDP和R&D经费占世界的份额进行了对比，可以看出美国、日本、德国、法国等最发达国家R&D经费占全世界比重都高于相应GDP比重，美国、日本的R&D经费在世界上比重最高，且明显超过GDP比重；加拿大、韩国、意大利等中等发达国家GDP比重和R&D经费比重大体相当，发展中国家的R&D经费比重明显低于GDP比重。如中国GDP的总量已经占到世界3.4%，而R&D投入量只占世界的1.7%，其余国家GDP为28.4%，而R&D经费比重仅占12.4%。总体上，世界R&D经费集中在少数发达大国，而且R&D经费集中程度比GDP的集中程度更高。
图6 世界R&D经费支出构成
资料来源：图5来自《国际统计年鉴2002年》；图6来自 Chin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dicators,The Yellow Book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Vol.6,2002,第43页。
从全国的角度看，我国科技分布集中在少数地区，包括中央科技极（北京）、沿海科技带（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和内陆科技圈（陕西、湖北和四川），这些地区占全国行政区数35.5%、人口占全国总数的43.47%、GDP占全国的62.24%，但是科研经费支出占全国科技经费总支出的75%；其中R&D支出占全国总支出的76%（吴贵生，2003；吴贵生等，2004）。从省区内部看，虽然沿海的发达省区科技布局相对均衡，如广东、山东和江苏等，但仍处于相对集中状态，对于经济落后的边远省份则集中在省会城市，如我国许多边远省区都是单科技中心省区，总体上，科技布局主要集中在少数城市。
综上所述，无论从全球科技的国家分布，全国范围的省区分布，还是省区内的城市分布看，都存在明显的科技能力集中现象，这已表现出一定的规律性。
2.国家科技布局的空间非均衡性
国家科技人员、机构、研究开发活动总要落在空间上，因此必然形成国家科技的空间布局，即区域布局。形成国家科技区域布局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1)科学研究资源的区域布局：按照靠近资源原则部署科研力量，如黄土高原、喀斯特地貌研究。
(2)出于社会公平的目的，科研机构空间布局向欠发达地区倾斜。如国家科技部通过“西部开发科技规划”等措施，加强对西部生态环境和基础设施的科技平台建设等。
(3)政治、军事、经济因素影响国家战略部署。“一五”时期，出于依靠苏联科技的考虑，在东北，特别是沈阳部署一批科研机构；60年代，出于国防安全的考虑，与“三线”建设配合，在四川、重庆等内陆地区部署了一批军事科研机构；80年代，东部沿海率先开放，科技活动随之空前活跃；90年代末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新世纪初的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科技随之“西进”、“北上”。
在以上3个影响因素中，政治、军事、经济因素是国家战略部署的最重要的因素。如“三线”建设不仅大幅度增强了成都、西安和武汉3地科技实力，还使绵阳、德阳、十堰等中等城市也具有较强科技实力。
3.大中型城市是科技活动的区位选择
科技活动的3个重要环节：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活动，尽管各环节在区位的分布不尽相同，但总体上都倾向于向大中型城市集聚。
(1)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依托于科研机构（大学、科研院所等）及良好的实验条件和科技平台等，需要大中型城市良好的科技基础设施给予支撑。
(2)对于开发来说，需要接近新产品的使用者，以及时对样品及新产品的性能、消费者偏好提供反馈意见，并引导消费，而大中型城市往往是新产品的实验地，使开发研究活动能更好地接近市场。
(3)科技活动需要高素质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等人力资源，而集聚效应可以通过面对面的交流，不同学术思想的碰撞，容易进行科研创造活动。大中型城市不仅能产生这种集聚效应，且能满足科技人员对工作的制度环境、生活环境等较高要求条件。
(4)企业的R&D区位更倾向于集聚在大中型城市。企业的R&D区位条件与公司总部都倾向于大中型城市。据Malecki(1979)对330家美国大公司R&D机构的区位分析，发现88%的公司的R&D与公司总部位于同一大中型城市。
所以，城市发展科技存在一个“门槛”，这个门槛不仅包括经济实力和人口规模等，还包括基础设施、人文历史、生活环境等多方面因素。
4.城市科技活动呈现双向扩展特征
1989年卡斯泰尔(Castells,1985)提出高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具有不同的布局模式，高技术企业空间布局具有“双向性”特征，一方面是知识生产（研究和创新）和决策过程的集中不断加强，另一方面，产品的生产、装配和应用不断分散。高新技术产业是科技发展的结果，科技活动也存在着“双向性”，即一方面基础研究呈现集中化的趋势，因为基础研究既需要大规模投入的科技平台等基础条件作支撑，又需要“面对面”的交流——有助于默会知识的传播，一些重要类型的知识通常具有非正式、隐含的特性，而且有效使用正式、编码化的知识需要一些隐含、难以编码化的知识，这种知识不能和个人、社会及地域背景轻易地分开，而且难以编码化，难以通过正式的信息渠道传播。
但另一方面，技术开发却又存在扩展化的趋势，因为区域专业化分工是一般性规律，区域可以依托特定产业集群获得竞争优势，区域可以重点发展相应的主导产业技术，在局部技术上获得快速发展，甚至成为技术中心的地位，如包头、克拉玛依、柳州、大庆等许多矿业或工业城市在产业技术科技方面发展迅速，都已经成为省区内科技的次中心，甚至是首位城市。另外，在广东、江苏和山东等发达省份，一方面科技力量主要集中于少数城市，特别是研究开发活动，但在科技成果产业化等技术应用方面，许多城市科技发展都很迅速，形成城市科技发展各具特色的局面。
五、政策含义
以上的研究不仅揭示了我国省区内科技分布的特征，而且由此可以引申出政策含义。
1.欠发达省区的科技发展要以科技首位城市为依托
由于欠发达省区除省会等极个别城市外，科技实力和科技基础条件都很差，科技发展还不可能在短期内在省区范围内多个城市同时展开，有必要借鉴区域经济学的增长极发展战略，集中在少数增长极（城市）优先发展，实行倾斜的科技布局，尤其是基础性研究的布局以科技首位城市为依托。当然，欠发达省区的科技发展也要注意培育次中心和基层科技能力，这些地区的科技活动重点不在于研究和开发，而是在于培育这些地区吸收和应用科技的能力。我国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大多是矿产资源集中的地区，可以借鉴包头、克拉玛依等城市依托资源发展科技能力的经验，重点发展专业化产业技术。
2.中等发展水平省区要围绕少数科技中心逐步向外扩展
从我国近年科技投入大幅度提高的事实看，我国中等发展程度的省区已经进入了科技发展的启动期。我国福建、河北、湖南等省区不仅省会城市科技能力和科技条件有较好的基础，一些非省会城市，如工业城市、矿业城市或开放城市等也具备了科技启动的基础，特别是一些工矿业城市专业化产业技术往往具有自身的特色，如保定对新型感光材料技术的研究与开发能力，株洲对铁道电力机车等产业技术的研发能力。这些中等发展水平的省区在继续利用这些科技中心城市发挥骨干作用的同时，要围绕少数科技中心向外扩展，要适度地把产业技术能力的培育与发展等向更低级别的城市扩展，如湖南在依托长沙和株洲科技能力的同时，适度向湘潭等工矿城市倾斜，支持这些城市形成新的增长极，加强科技的扩散效应。
3.发达省区既要发挥科技中心的骨干作用，又要促进科技均衡布局
根据日本、韩国等国家发展科技的经验，科技存在一个加速发展的时期，即经济水平到一定阶段后，科技会出现加速发展的态势。发达省区如广东、山东、江苏和浙江等，不仅前几位城市，许多中等城市都具备了发展科技能力的经济基础条件，而且有些也已经到了必须依托科技进步促进经济持续发展的阶段，否则可能导致区域经济难以持续发展。温州这个曾经创造了中国区域经济神话的地区，自从2002年以来经济发展速度连续处于浙江省地级市的倒数第二位，而且德力西等大企业，甚至中小企业纷纷移师上海，主要是缺乏科技创新平台的支撑而创新能力薄弱，企业面对日益上升的商务成本难以持续发展。
所以发达省区一方面要依托现有科技中心发展基础研究，为国家提供基础研究等公共物品，以追赶发达国家科技水平，为国家作更大的贡献。另一方面，要把积极培育中等城市的产业技术能力，通过建立共性技术研究与开发平台、行业技术研究中心等措施，为企业的技术创新提供风险性高，基础性相对较强的前瞻性技术。与发达的科技中心走“正向路径”：由科技活动的上游向科技活动的下游扩展，即基础与应用研究→技术开发→技术扩散→产业化的过程不同，这些地区可以依靠经济实力和产业优势，走科技发展的“逆向路径”：由科技活动的“下游”向“上游”推进，从而支持本地经济走产业发展→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发展道路（吴贵生等，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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