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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凯歌、张艺谋常被称为是当下中国世界级的电影导演。《无极》、《千里走单骑》在2005年末上映，无疑是献给中国电影百年华诞的大礼。然而两部作品所呈现的诸多问题，又教人对他们的创作力再次发生怀疑。显然，无论是就个人的创作史，还是去年国内影片创作的总体状况而言，《无极》、《千里走单骑》都不算上乘之作。这种创作力的持续衰退，也许正映射出坚持艺术信仰，是何等的不易。
大而失当的《无极》
陈凯歌向来不乏制作大成本影片的经验。《霸王别姬》、《风月》、《荆轲刺秦王》都是当年傲视影坛的大手笔。他是国内为数极少的能持续以大资金构建大题材、大场面的导演，是一位擅长将人性放在大历史背景上进行演绎的宏大叙事者。但《无极》之大，连陈凯歌都无法将它填满。
《无极》的症结，在于导演对“大”的无限崇拜所产生的观念紊乱。近十年来，全球影像消费的娱乐化倾向，引进大片屡创的票房神话，甚至同道中人毅然试水的丰厚回报，都一定使不甘落寞的陈凯歌怦然心动。也许在他的心中，制作一部空前的超级巨片的设想，正源于急迫地要证明自己不仅属于深刻，也属于娱乐，以此重回影像市场的潮头浪尖。于是，《无极》被刻意定位成了一部低端市场的大片，即以大视觉为主导的一类影片样式。这本无可厚非，但问题是，既想挤占庞大的低端市场，自信能烹出一桌纯粹的视觉盛宴，却又撇不清与习惯思路的瓜葛，任以往那些面向中端市场大制作中的经验时时跳出来作祟，捏出的活儿就只能是半人半马的东西。
从《无极》的处理来看，陈凯歌对低端大片的理解，似乎简化成了对其原有创作定式的有所增加与有所减弱，即提高一些大视觉的比重，稀释一些故事的成分，而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全新且陌生的领域。其实，低端市场自有一套运行的逻辑和规则。所谓通俗，不是简单，而是从题材选择、剧作技巧到场面设计的另一种思路。
有意思的是，《无极》之大，大在片名、演员的名头，故事的意念、场景与人物的造型，其他支撑影片的各个元素则相对小气。以剧作为例，陈凯歌假借上古时代，试图描绘一个人神交织、充满宿命与情感纠葛的悲悯故事，来展现“英雄气短、儿女情长”的主题，进而引领观众思索人性中纯真与丑恶的两极。这个故事意念确实够大，却不难发现是陈凯歌以往趣味的延续，带有精英思辨的色彩，与谋求通俗的低端制片策略，从一开始便发生了抵牾。当然，他也明白《无极》不同以往，遂在叙事上尽可能直接、浅白。由之省略了许多必要的介绍与铺陈，致使整个情节缺少内在逻辑，显得突兀、松散、概念化，如同一份尚待加工的故事大纲，实为叙事上的小气。
而且，作为情节动因的人物基本立不起来，徒见造型，不见神采。原因乃是长于探索人性深度的陈凯歌，为了呈现大视觉的魅力，不得不腾出大量的影片时间，用于呈现动作和场面。已经无暇且无力以充分的事件，对人物性格做出细腻而适当的勾勒与界定。因此，上至王侯将相、下至奴隶白丁的多重身份设计，虽跨度够大，最终只能给影片带来线索过多，相互重叠，叙事繁杂的小气之感。
即便在陈凯歌最欲展示的大视觉方面，《无极》亦鲜有精彩之处。动作设计的平庸，至少在两点上映射出导演与其团队，在动作理念上的误区及构思上的想象力贫乏。一是人、神不分。全片虽只“满神”一神，但超人的动作在其他角色身上时有出现。英雄虽然勇力，毕竟还是人。若能依据角色的体格特征、性格身份度身定制，动作势必加强了说服力。过于玄乎的设计，实是用来藏拙的伎俩。二是动作没有依场景展开，没有充分利用环境的空间形态和其中的物件，是谓动作的场面特定性不够。所以，《无极》从始至终难有令人过目不忘的新鲜动作、经典设计。
场景则大气、壮美有余，与剧情、气氛的互衬不足。常常是场景成了一道巨大的摆设，不能自成角色，总给人华而不实，为大而大的感觉。某种程度上也与摄影在构图上的设计失当有关。数字特效也显粗糙，许多画面粘贴不实，有游戏软件的“漂浮”感觉，这与制片方宣称的巨额资金投入甚为不符。
《无极》之大，空空如也。
庸常呆板的《千里走单骑》
与陈凯歌的创作路向适成对照，《千里走单骑》是张艺谋连续尝试低端大片后，向中端市场的一次回归。也许他已敏锐地嗅到，低端大制作自去年逐渐显现的全球性的疲软之势。在漫长的陈、张较量中，不啻又一次抢得了先手。
《千里走单骑》公映以来颇受好评，一定程度上得益于观众对《无极》的普遍失望。从受众心理上讲，国产大片近年来的宣传策略，已使观众出现了逆反情绪。虽仍能赢得票房，却很难获得口碑。《千里走单骑》选择了稍晚于《无极》的同一档期，或许正有借力《无极》的考量。这种以低调对抗高调、以故事主导对抗视觉主导的攻略，大有四两拨千斤的味道。
但发行上的奇招，并不能改变创作上的缺陷。事实上，无论就题材把握还是形式处理，《千里走单骑》都平平无奇。如果我们尚能以宽容的心态，面对张艺谋试水低端大片，乃基于他是一个不甚熟稔的新兵，并且在构建大视觉的努力中，确实表现出了一份独特的智慧。那么，此种宽容决不应惠及《千里走单骑》，不能因为这部影片较《英雄》、《十面埋伏》在故事上显得完整、合理、有逻辑、具人文深度，就轻易地给予溢美之辞。毕竟，对以中端市场为诉求的影片创作而言，这些优点是必备的要素，是一道进入的门槛。在此比拼的是对故事更娴熟的驾驭能力，更精致的叙事技巧。张艺谋被尊为国际大师，也正源于多年来在这个领域的卓尔不群。因而对《千里走单骑》，切不能放低要求。
应该承认，影片的故事内核兼具人文与戏剧的双重张力。一个不善表达的父亲在儿子临终之际，如何去把握那弥足珍贵的实现沟通的最后可能，确实揪紧了人心又充满了悬念。而且，影片所提供的解决方案，不啻是让这位古稀老人，终于踏上了一条挑战性格弱点的自省之路。他所遭遇的一系列困境，不单指向当下普遍存在的亲情危机，同时也指向人与体制、人与语言，以及不同文化形态之间的沟通危机。
但导演为之选择的具体事件，在处理上颇多失当。有的欠准确，有的太松散、有的明显戏份不足，或干脆空白。有趣的是，这很可能肇始于张艺谋对高仓健的过度迷恋。似乎高仓健的形象本身，即是不善表达、坚忍、深沉的化身。似乎无需太多交代，观众就会立马相信他是个被误会了的好父亲，愿意与他分享焦虑和感动。其实，高仓健形象的意涵，来自他全盛时期的几部代表作。虽影响甚广，毕竟时日已久，总有不甚了然的人群。况且高仓健不是“高田”，即便气质相近，角色的状况也需藉由生动的细节和准确的事件来传达，而不是过于依赖演员的本色特征，甚至用以往作品遗存的概念。所以，影片明显有一种对主人公设计不足的感觉。表面上镜头不离左右，实则少了性格的阐释。那曾经出现在《活着》、《秋菊打官司》中的点睛一笔不见了。也许在张艺谋的潜意识里，“富贵”、“秋菊”有必要好好介绍；“高田”就是高仓健，他压根儿没拿“高田”当外人。
于是，影片竟未陈述主人公与儿子到底有何过节，只是含糊地一语带过。对这个秘密的悬置，既妨害了观众对主人公的认同，也限制了演员对角色的理解和把握。高仓健的沉默、冷峻，成了“高田”让人难以捉摸的古怪。而这个秘密倘若被揭示，本可以成为贯穿全片的行动纲领。一方面解释了长埋人物心底的痛楚，一方面照亮他的本真。最关键的是，人物敢于触碰这个心灵的禁区，实是滇北之旅作为忏悔之旅的意义所在：坦然面对过去，就是求得了解脱。可惜导演并未对这个戏眼善加利用，终致影片失去了升华的力量，显得平淡且老套。
与高仓健的表演被抑制适成反差，影片中非职业演员的表演则显过火（除了女翻译），甚至出现了些许冷场，表面上有排练不够之嫌，实际是设计有欠准确。在张艺谋的影片中，展示民风、民俗是构成叙事的重要一环，目的是加强文化意涵。选用非职业表演，不仅出于对自然、本色的考虑，更是对地域特色的空前凸现，是将人物身上的环境意蕴激活。这种屡试不爽的技巧，在他以往许多作品中，令人印象深刻。《千里走单骑》中大量的非职业表演，亦是由于环境因素在故事中突出的文化象征，而且它又是引发并构成主人公自省的重要空间。然而导演似乎并未吃透滇北人的生存状态，设计的台词、调度的场面都不扎实。演员、环境、剧情，时有硬凑在一起的感觉，整合、互衬不够。这极大地削弱了影片意欲在高原、雪山、敦厚的民风之中，纯净心灵，召唤爱之美的力度。
艺术信仰高于一切
《无极》、《千里走单骑》在创作上的颇多失当，是对陈凯歌、张艺谋艺术功力衰退的又一次证明。事实上，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后期，随着他们对市场日益用心，这种衰退便悄然开始了。
从某种程度上讲，商业与艺术确实很难兼容。当他们越来越多地认同了商业价值，便会自觉地压抑鲜活冲动的艺术创想。并且，许多在艺术看来不可妥协的东西，在商业的名义下，都是可以商榷的。于是，出现了《荆轲刺秦王》、《幸福时光》的标志性失败。
令人惋惜的是，两位曾经点亮了时代精神，不懈探索人性深度的大导演，从中读出的不是商业元素对艺术活力的损害，而是艺术元素对商业运作的羁绊。这促使他们加快了步伐，全然倒向了商业的怀抱。新世纪以后，陈凯歌受邀好莱坞，前往英国导演了情色惊悚片《温柔杀手》。又以戏说的方式，制作了电视连续剧《吕布与貂蝉》；张艺谋则倾力打造了两部动作大片。在他们身上呈现的趣味变化，简直判若云泥。
当然，也偶有回归。2002年陈凯歌执导了影片《和你在一起》。虽然并未完全回到他对历史—人性的一贯把握中，但这部平实的温情之作，依然试图传达一些对于人性的思考，只是他驾驭的功力已大不如前。这很像是《千里走单骑》的一次预演。它们共同证明：即便是大导演，一旦离开了曾经锐意掘进的领域，想要重执牛耳，谈何容易。
电影史上不乏沉溺于名利而失去光环的大师。所谓“大师”的桂冠，只是对他们曾经辉煌的一种嘉赏。真正的大师，应该是始终面向前沿命题的人。不分心、不逃避，以求索时代精神为使命，这需要执着的信念与非凡的勇气。因为艺术风格的凝成，是一个相当漫长的累积过程。功力越高，提升越难，修炼越需专注。过于善变、心浮气躁，纵有艺术禀赋，至多是个艺匠，或顶着大师名头的艺匠。从此意义上讲，当代的艺术大师，在这个充满各种诱惑的世界中，比拼的是谁更有耐力，谁更能坚持。环顾国际影坛，与陈凯歌、张艺谋年岁相若，处境相仿，却仍坚守艺术信仰的大师级导演大有人在：丹麦的拉斯·冯·提尔、前南斯拉夫的埃米尔·库斯多利卡、西班牙的佩德罗·阿莫多瓦、中国香港的王家卫……陈、张二人的离席，或许有近年国内急遽转型带来的冲击，但根本上是因为不甘寂寞、定力不足，缺失信仰。任自己在商业潮流上随波逐流，最终留下的是经不起时间过滤的作品。
一个国家的电影事业能孕育出世界级导演是不容易的，尤其在我们这个电影资源相对有限的国家。所以，他们更需珍视艺术生命，对自己业已形成的品牌效应善加利用。这几年，围绕陈凯歌、张艺谋逐鹿低端市场的议论纷纷，批评之声不绝于耳。不管是善意还是恶意，至少表明了人们期望值的落空，亦反证出他们的趣味，不单纯是个人的喜好，它影响着整个电影环境。由此观之，目下国内电影创作中出现的向娱乐化、消费化整体位移的态势，不能不说与他们的示范颇有关联。这加剧了艺术成分在总体电影创作中的进一步萎缩，导致银幕与现实生活、社会焦点、百姓情怀渐行渐远。
在中国电影走向下一个百年之际，陈凯歌、张艺谋是否该从自我的方寸周遭中抬起头来，为中国电影望一望方向。毕竟，作为中国电影的领军人物，除了要有对创作力的不懈进取，还应有胸怀天下的责任感。所谓艺术信仰，指的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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