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中西部高等教育差异变迁的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高等教育论文,差异论文,西部论文,东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413X(2007)02-0005-14
高等教育在教育体系中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子系统的关系最为密切，因而最能反映社会特征及时代变迁。本文以东中西部① 高等教育区域差异② 的历史变迁为视角，探讨形成和影响东中西部高等教育区域差异的原因，高等教育发展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及如何认识和对待中国高等教育的区域差异。
一、1949年—1965年：从严重失衡到渐趋均衡
(一)建国初期
解放初，高等教育区域差异如同政治、经济、文化格局一样，呈现出强烈的东部和中西部间的差异。对各省1949年每万人口中的在校大学生数作统计分析：排名前10名中有6个(北京、上海、辽宁、福建、江苏、广东)属东部地区，以北京(35.41)为最高，上海(27.03)次之；其后是黑龙江(5.80)、吉林(4.18)、辽宁(3.53)、福建(3.29)、四川(2.45)。其余省区全都在全国水平(2.25)以下。经综合计算，东部1949年每万人口中在校大学生数为3.3，中部为1.2，西部为1.8，东部分别为中部的2.7倍和西部的1.8倍，而西部又稍高于中部(见图1)。
从学校数来看，1949年东部有高等学校121所，占总数205所的59％，而中西部广大地区只拥有高校84所，占41％，其中又以中部为最低，仅34所，亦是呈现明显的东部优势和中西部劣势(见图2)，而西部又高于中部。各省之间，东部高校以上海为最，达37所；中部以广东为最，为12所；西部以四川为最，达36所。四川之所以成为西部地区一枝独秀，与抗战时期高校的西迁有很大关系。虽然战时入川的高校大多在战后回迁，但留下的校舍、为蜀地所造就出的人才和所孕育出来的人文精神给四川日后的高教发展提供了契机与动力。
造成建国初高等教育强烈的东中西部反差的主要是历史原因。中国高等教育最先是从东部起步，然后向内地渗透，这可以从清末传教士创办的教会大学和中国人自办的大学两方面得到反映：8所清末教会大学中，6所位于东部；34所自办高校中，21所位于东部③。国民政府于1927年定都南京，进一步促进了东部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及高等教育的发展。抗战时期引发大量高校西迁，尽管战后西迁院校大都迁回原址，但已为西部地区的高教发展打下了基础。而中部地区长期作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主战场，其高教发展自然要受到相当程度的抑制。结果是在建国初，出现了西部的发展水平反高于中部的现象。
(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
1949年11月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指出：高等教育应该是在现有基础上，实行坚决的和有步骤的改造，改造的方向是一切服务于国家的建设，特别是经济建设[1]。1950年6月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提出高等教育“必须密切配合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国防建设的需要，而首先要为经济建设服务”[2]。1951年11月3日至9日，教育部召开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以华北、华东、中南地区为重点，拟定工学院调整方案。1952年下半年，教育部以华北、东北、华东为重点进行院系调整，加强和发展高等工业学校，新建了钢铁、地质、矿冶、水利等专门学院。1953年的院系调整以中南地区为重点，加强和增设高等工业学校。1953年底，院系调整基本完成[3]。
院系调整是新中国在高等教育结构和区域布局采取的一项重大举措，对高等教育区域差异的影响是巨大而长久的，基本奠定了共和国高等教育的区域格局。从政策倾向和实际效果来看，院系调整重在抑制华东和西南地区，加强华北、西北和华中地区，其目的是为了使高等教育的区域布局适应新的工业布局，引导高教重心随经济向北偏移。同时新建大量单科性的工学院，以便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④。院系调整是以大行政区为单位进行的，尽管各大区调整后每万人口中在校大学生数都有提高，但以西北地区增幅最大，华中次之，华东最小。西北地区每万人口中在校大学生数在1952年超过西南地区，与华东地区间距离也急剧拉近，于1955年超过了华东地区。尤其是陕西，一路凯歌，在1956年简直出现了飞跃。根据各省1950年至1954年每万人口中在校大学生数排名的变化，京沪和东三省继续保持明显优势；福建、江苏、广东、广西和四川的排名一度下滑。湖北、陕西、湖南和新疆的排名一直处于上升态势，这明显是抑制东部的结果。
高校数量上，变化最大的是华北和华东。华北地区高校由1950年的29所增至1954年的40所，占全国的比重由15％增加到21.3％；华东地区高校由75所减少到55所，比重由38.9％减少到29.3％。其他地区1950年至1954年高校数量变化的情况是：东北由20所增至25所，比重由10.4％增至13.3％；华中由31所减为30所，比重由16.1％降为16％；西南由29所降为23所，比重由15％降至12.2％；西北由9所增加到15所，比重由4.7％上升到8％(图3)。反映了8年来，东中西部高校所占全国比重的变化。从中可见，中部的增势最明显，东西部则略有降低。由省之间看，高校数上升最快的是首都北京，由1950年的15所升至1954年的25所；其次是辽宁，由6所升为14所。下降最快的是上海，由1950年的35所降为1954年的15所，降幅为57％；其次是四川，由24所降为17所；再次是广东，由11所降至5所。
1954年至1957年，中国高等教育进入了一个稳步发展的过程，院系调整的效果进一步显现。由于建设大西北的热情和对三线地区的政策支持，西部地区尤其是陕西的高等教育持续快速前进。
(三)三年跃进与三年调整
1958年5月5日至23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9月19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签发《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要求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普及高等教育，使“全国青年和成年，凡是有条件的和自愿的，都可以受到高等教育”[4]。为实现这一目标，提出全党全民办学，致使高校数1958年至1960年三年连续出现跃进，从1957年的229所增至1960年的1289所，为2002年以前的最高水平，许多省区的高校数都是成倍增加。其中山西、福建、河南、江西、广西、甘肃的高校数都以10倍的速度增长，只有北京、上海、新疆的增速不足3倍。东部1957年高校数占全国的51.1％，1960年降为46.8％；中部则由27.1％上升到37.3％；西部又由21.8％降为15.8％。可见只有中部有较大幅度上升。
比较而言，在校学生数的增长要缓慢得多，1960年仅为1957年的2倍多(即翻了一番多)。结果办学规模由1957年的校均1927人降为1960年的746人，仅相当于1951年的水平。从每万人口中在校大学生数看，全国1960年为1957年的2倍多。京沪两地的跃进速度虽慢，但由于基数大，依然居于领先地位；其他各省以青海的增长最快。图4反映了鲁晋青三省⑤ 跃进和调整后每万人口中在校大学生数的变化，以青海的波动幅度最大，山西次之，山东最小。就东中西部而言，则是以中部的跃进为最。中部每万人口中在校大学生数1957年位于西部之后，1958年即实现反超(见图5)。
为什么会出现中部强烈跃进的现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部高等教育原本落后，这种落后增加了其跃进的紧迫感，因而跃进欲望比先进地区强烈，以一种类似“超英赶美”的激情进行追赶。
1961年下半年，教育领域着手调整，这种调整是先从高等教育入手的。1961年9月15日中央批准试行《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校六十条”)。1962年5月25日中央批转教育部《关于调整教育事业和精简学校教职工的报告》，决定对“大跃进”中盲目上马的学校，采取有步骤的方式下马。高校由845所减少到400所，减少学生12万人。1961年至1963年三年(有意思的是，“大跃进”也是历时三年)高教发展的各项指标都快速下降，但下降速度明显低于当初跃进的速度。而降速最慢的地区也就是跃进最慢的地区，如北京、上海。值得注意的是，全国每万人口中在校大学生数的总体水平自1961年起一直处于降势，直至二十多年后的1985年，才达到1960年的水平。
经过跃进和调整，1964年与1957年相比，每万人口中在校大学生数上，东部增加3.7，中部增加2.5，西部只增加2.1。高校数占全国的比重上，东部增加1.9个百分点，中部增加1.8个百分点，西部下降3.7个百分点；可见经过“一升一降”之后，东部和中部得到了加强，西部则相对削弱。高校数量上，全国由1289所降至407所，其中，山西、河南、贵州、甘肃、青海1963年的高校数不足1960年的1/5，而陕西、北京、上海则降幅不足50％。东部高校占全国的比重1960年为46.8％，1963年为52.1％，上升5.3个百分点；中部由37.3％下降为29.5％，减少7.8个百分点；西部由15.9％上升为18.4％，增加2.5个百分点。明显是在削减跃进较快的中部地区。
1960年10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增加全国重点高等学校的决定》，将重点高校由20所增到60所。对重点高校的地区分布进行统计分析，发现：京沪两地就占了将近全国的1/2；华北和华东占了近2/3；东部地区则占了72％。且高校重点率以京、沪、陕为高。
表1 1960年全国重点高校的地区分布
地区 重点高校数 高校重点率 重点高校占全
地区 重点高校数 高校重点率 重点高校占
国百分比
全国百分比
全国 64 5％ 100％
东北
8 4％12.5％
东部 46 8％71.9％
华东 14 4％21.9％
中部 10 2％15.6％
华中
7 2％10.9％
西部 8 4％12.5％
西南
3 3％ 4.7％
华北 27 12％42.2％
西北
5 5％ 7.8％
资料来源：刘光主编：《新中国高等教育大事记(1949-1987)》，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69页。
教育部计划财务司编：《中国教育成就统计资料(1949-1983)》，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254-257页。
有一个饶有兴味的例证可以说明：大跃进对中国高等教育所产生的影响并未随调整而消除。根据笔者对1980年全国675所高校[5] 的逐一检索，有275所(占总数的40.74％)高校是在大跃进期间新建或改建(即由中专升专科、专科升学院)的，其中不乏名牌大学(如辽宁大学、中国科技大学、湘潭大学等)。这些高校虽然大多在调整中被撤销或兼并，但在文革后又多恢复了。全国此类高校以中部居多，比例达50％；西部最低，为35％；东部居中为37％。这与前述分析相吻合，足见大跃进对中部及一些落后地区的高等教育发展，客观上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1964年至1965年，中国高等教育又进入了一个稳步发展期，各项指标都有稳定增长。可惜好景不长，一场规模更大、时间更长的灾难使整个高等教育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二、1966年—1977年：全面灾难与缓慢复苏
(一)“文革”前期
从1966年起，全国高校停止按计划招生达6年之久。可以说，“文革”中教育上尤以高等教育所遭受的打击最具毁灭性。由于混乱和中断，详细比较文革前期高等教育的区域差异似乎不太可能。图6详细描绘了这种灾难性的下滑过程⑥。总体上，全国的高等教育可谓到了中断的边缘，其所受破坏的程度比任何战争都要来得残酷。
我们缺乏1966年至1970年高校数量变化的详细资料，通过比较1965年和1971年的数据，全国高校由434所降为328所，其中华北减少41所(其中北京减少37所，河北减少8所)，东北减少4所，华东减少37所，华中减少9所，西南减少3所，西北减少2所。东中西部高校占全国的比重，东部减少4.7个百分点，中部基本持平，西部增长4.4个百分点(由于西部仅减少5所高校，故其比重反而加大了)。似乎是高教发达的地区所受破坏的程度要深。
(二)“文革”后期
60年代末，经济形势好转，迫切要求发展高等教育。1970年高等教育转入恢复期，6月27日中央批转北大、清华两校《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规定大学招生“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10月15日国务院通知各地：本年开始按此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上大学⑦。我们将六大区1970年-1977年每万人口中在校大学生数的变化绘成图7，可见华北、东北、西北的绝对数占明显优势，华东、华中、西南则有如三个难兄难弟。有意思的是，以全国水平为界，明显存在南北差异，即北方的高等教育要比南方发达，且差异程度不断扩大⑦。由东中西部看，东部增长3.8倍，中部增长7.1倍，西部增长8.4倍。即以西部恢复最快，中部次之，东部最慢。值得注意的是上海1971年每万人口中在校大学生数位于青海之后、西藏之前。也即是说青藏两地在“文革”后期的高等教育恢复中取得了“领先”地位，这种情况直至1978年才有所改变。
可以说，文革后期高等教育的恢复使原有的高教区域格局遭到了严重破坏，而新的区域格局又尚未形成，从而导致各地每万人口中在校大学生数的分类和排名急剧动荡。
高校数方面，增长更缓慢，东中西部各自所占全国的比重几乎无变化。总体上看，落后地区的恢复相对比先进地区略快。原因可能是落后地区原本基数小，因而恢复就显得比基数大的先进地区更为明显。另外，也可能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关。
三、1978年—1989年：突破陈式与全面推进
(一)改革开放初期
1977年冬以高校恢复招生考试为标志，高等教育开始了全面恢复。在1977年冬举行的高考中，有570万人参加，27.3万人被录取。由于10年文革耽误了整整一代人的教育，从1978年-1979年，高校在校学生数出现大幅度增长。1981年和1977年相比，全国大学生从62.5万人增至102万，增长近70％。许多高校也借改革开放的东风恢复或新建，到1983年，高校数即在1977年的基础上翻了一番。1978年，国家还确立首批重点高校88所，次年增为97所[6] (P955)。
1978年起，全国每万人口中在校大学生数的排名上出现明显变化：青海、西藏两地在全国的排名大幅下降；福建和浙江则大幅回升。我们选择改革开放前高教发展一直过缓的浙江、福建和发展一直过速的青海、西藏四省区1976年-1981年的变化绘成图8，可见经济基础较好的前二者的发展速度已明显高于经济较差的后二者(西藏非但没有增长，反而下降了)，但浙江一直处于全国平均水平以下。大区之间，华东1980年每万人口中在校大学生数是1977年的2倍，华北和西北均为1.7倍，东北、华中和西南均为1.6倍。东中西部方面，东部1980年每万人口中在校大学生数是1977年的1.8倍，中部为1.7倍，西部为1.6倍，可见其增长幅度由东向西呈微量递减。说明政府已在逐步加强经济发达地区的高等教育，为快速发展经济服务，即经济对高等教育的拉动作用已有所显现，但尚不显著。
高校数量上，东中西部比重的变化倒不明显。但如果对1980年全国重点高校的分布作地区统计，差异就非常明显：东部地区集中了58％的重点高校，中部为23％，西部仅19％。但比起1960年，这种分布要分散得多。
表2 1980年全国重点高校的地区分布
地区
重点高校数 高校重点率 重点高校占全
地区 重点高校数 高校重点率 重点高校占
国百分比
全国百分比
全国9614％100％东北 12 13％ 13％
东部 56 17％58％华东 25 14％26％
中部 22 11％23％华中 14 11％15％
西部 18 12％19％西南 10 13％10％
华北 27 22％28％西北 8
12％ 8％
资料来源：《中国高等学校简介》编审委员会编：《中国高等学校简介》，教育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由上可见，经过头两年的改革，高等教育区域格局的发展正在突破了前30年的陈式，不再以牺牲发达地区为代价来向落后地区倾斜，而是微妙地体现出发达地区优先发展的战略。这既是优先发展发达地区经济的需要，也因为经济相对较好的地区人口稠密，文化底蕴相对深厚，从而能够为其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提供强动力。
(二)20世纪80年代
20世纪80年代伊始，顺70年代末的发展势头，高等教育的各项指标都有大幅度增加。1983年4月28日，国务院批转《关于加速发展高等教育的报告》，提出要千方百计克服困难加速发展高等教育。全国各地的高等教育在80年代均呈稳步发展，不再出现急剧动荡，这种增长对区域差异的影响只是增长比例略有不同，而比例强弱与地区经济发展密切相联。
通过对1988年每万人口中在校大学生数相对1980年的增幅进行比较(表3)，发现增幅较大的有云南、广东、新疆、湖北、吉林、山东，较小的是西藏、广西、福建、江西、山西、贵州。尤其是西藏，整个80年代几乎处于停滞状态。这同样反映出经济落后地区的高教发展势头减弱，或者说客观上受到了政府有关政策的抑制；而经济较好地区的高教发展则得到了加强。然而，这种增长并不与经济增长同步或一致，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广东。尽管广东在80年代后期每万人口中在校大学生数的增长明显加快，但整个80年代广东的高教发展水平都在全国平均线以下⑨。
表3 1980和1988年全国各地每万人口中在校大学生数增幅比较(单位：万)
地区 1980 1988相对增幅
与全国增
地区 19801988相对增幅
与全国增
幅比较 幅比较
全国11.6419.0163.3％
0.0％东北16.2828.4174.56％11.21％
东部14.1522.9462.17％ -1.18％
华东12.3519.2255.64％-7.71％
中部10.4516.6959.75％ -3.59％
华中 8.7214.8169.76％ 6.41％
西部 9.0315.5772.39％ 9.05％
西南 6.9812.2575.41％12.07％
华北18.3628.2453.81％ -9.54％
西北13.8523.2767.95％ 4.60％
1983年至1985年全国高校数增长较快，三年共增设300余所。增加较多的是：辽宁23所、江苏22所、湖南20所、湖北19所；增加较少的是：西藏0所，青海1所，宁夏和天津各2所。中部高校占全国的比重3年中增加2个百分点，而西部则减少2个百分点，东部基本持平。1985年后高等教育走内涵式发展道路，扩大办学规模，控制高校数量，至1989年高校数目基本停滞，90年代由于高校大量合并，出现负增长。
改革开放后，我们有了各省级行政区人均年国内生产总值(即人均GDP)的数据，从而有可能对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作一番研究。如果将人均GDP的排名与每万人口中在校大学生数的排名进行比较，会发现二者有很大的不一致，即经济发达程度与高等教育的发达程度存在距离，如上海的经济一直遥遥领先，许多时候甚至是位居第二的北京的2倍，而其每万人口中在校大学生数则从来就远远低于北京；浙江人均GDP的排名在80年代一直处于上升态势，1985年达到了全国第4，而其每万人口中在校大学生数一直在17位和18位浮动；广东人均GDP的排名在80年代一直在7名至8名之间，但其每万人口中在校大学生数1980年是全国倒数第7，1985年也才升至倒数第10，1988年才有些改观，排到了第15位⑩，但仍与其经济发达程度极不相称；类似的还有西藏和山东。相反，一些人均GDP不高的地区倒在每万人口中在校大学生数上占有优势，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陕西，陕西1980年人均GDP为全国倒数第7，而每万人口中在校大学生数雄居全国第3。整个80年代，陕西经济地位都没有升高，而其高等教育的领先优势却毫发无损。作为大区中心的湖北和四川也存在类似情况，只是程度没有陕西强烈。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国家的高等教育发展思维明显要落后于其经济建设思维，仍按计划模式对地区高校设置和大学招生进行习惯性的调配，而没有很好地形成高等教育和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11)。
四、1990年—1998年：短暂萎缩与新的突破
(一)20世纪90年代初期
1989年的政治风波再度使高等教育感受到了政治风云的强力冲击。1989年7月15日，高考已过，全国高等学校工作会议临时决定减少普通高校招生计划。从全国在校大学生数看，虽然1989年比1988年增长16000余人。但1990年和1991年连续出现负增长，这是1982年以来没有过的。如果就增长速度而论，这种倒退是很明显的。就东中西部的情况来看，在每万人口中在校大学生数方面都有些许下降，不存在下降幅度的差异。因此，可以认为，90年代初全国高等教育在数量上是整体性萎缩。由于这种萎缩是以政治反思为背景，可以称之为“反思性萎缩”。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当年全国高等教育即出现回升，说明由政治风波导致的萎缩已经结束，高等教育走出低谷徘徊，进入了新的发展期。
(二)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
十四大的召开，使中国的改革开放走出了90年代初的低谷徘徊，步入新的时代征程。1994年全国高校开始招生并轨改革，1997年全部完成。1998年8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正式颁布，《高教法》对高等教育的政治和经济功能都有所规定，但相对而言偏重后者。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是高等教育发展的黄金时代，更是高教为经济发展大显身手的时代。高等教育区域差异上，1992年后产生了一系列明显变化：广东每万人口中在校大学生数在全国的排名开始出现稳步上升趋势，于1996年排至第12；浙江也由1993年的第19升至1995年的第14。但广东的升势还是与其经济地位不协调，因为广东自1992年后，人均GDP仅次于沪京津，居全国第4。浙江和山东也是如此。这说明以经济来带动高等教育发展需要一个过程(或者说二者存在时间差)。也说明非经济因素的作用仍然十分明显。这主要是国家在90年代并没有给地方政府发展高等教育的自主权，高等教育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仍然沿用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表4所反映的1998年各地每万人口中在校大学生数相对1989年的增幅，各省之间，以河北、浙江、山东、广西最为明显，以内蒙、上海、海南、云南、青海、宁夏最不明显；就东中西部而言，则东部的增幅要高于西部。这说明经济发达地区总体上的高教发展要快于经济落后地区。
表4 1989年和1998年全国各地每万人口中在校大学生数增幅比较(单位：万)
地区 1989 1998相对增幅与全国增 地区1989 1998相对增幅
与全国增
幅比较幅比较
全国18.8727.9848.31％ 0.00％
东北28.3042.7951.20％2.89％
东部22.7333.9449.30％ 0.99％
华东19.0228.7751.23％2.91％
中部16.6124.3946.78％ -1.53％
华中14.7623.0656.27％7.95％
西部15.4421.5039.29％ -9.02％
西南12.1217.9448.02％
-0.29％
华北27.9539.6641.90％ -6.42％
西北23.0730.9033.92％
-14.39％
根据对1994年全国各地高等教育入学率的分析，发现：除京津沪外，东三省和鄂、陕、新相对较高，而皖、豫、桂、贵、滇、藏、青相对较低(见表5)，这些高等教育入学率低的地区经济都比较落后，而湖北和陕西因为武汉和西安是大区中心，故相对偏高。
表5 1994年全国各地高等教育入学率
地区 适龄人口大 与全国水 地区 适龄人口大 与全国水 地区 适龄人口大 与全国水
学入学率
平之差 学入学率平之差 学入学率 平之差
全国 6.50％ 0％浙江5.61％ -0.89％ 四川5.10％ -1.40％
北京46.30％ +39.80％ 安徽4.03％ -2.47％ 贵州2.86％ -3.64％
天津20.64％ +14.14％ 福建5.09％ -1.41％ 云南3.36％ -3.14％
河北 4.92％
-1.58％ 江西4.73％ -1.77％ 西藏2.06％ -4.44％
山西 5.52％
-0.98％ 山东6.17％ -0.33％ 陕西9.00％ +2.50％
内蒙 4.53％
-1.97％ 河南4.20％ -2.30％ 甘肃4.71％ -1.79％
辽宁11.35％
+4.85％ 湖北8.90％ +2.40％ 青海3.55％ -2.95％
吉林10.18％
+3.68％ 湖南6.09％ -0.41％ 宁夏5.47％ -1.03％
黑龙江8.61％
+2.11％ 广东6.22％ -0.28％ 新疆8.65％ +2.15％
上海23.75％ +17.25％ 广西3.75％ -2.75％
江苏 6.61％
+0.11％ 海南4.43％ -2.07％
资料来源：邓晓春：《关于21世纪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战略与结构布局的思考》，《辽宁高等教育研究》1997年第3期。
高校数量上，全国1992年比1991年减少20余所，1993年和1994年又有少量增加，后因并校成风一路下滑，1997年高校数已减至1020所。其中上海1997年比1994年减少7所，河北、黑龙江、湖北各减少6所，陕西减少4所。从表6所反映的1993年按GDP值配置高校数可见，只有福建、河南、广西的高校数与其经济水平相当；广东、山东、江苏、浙江等经济发达地区高校严重偏少(尤以广东为甚)，急需增设；而陕西、吉林、湖北则高校偏多(尤以陕西为甚)。这种高校区域布局与50年代初的院系调整和大区行政有密切关系，主要是因为院系调整后，我国一直未再对全国高校的地区分布作重大调整，而50年代在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下所形成的高校地区分布格局，已越来越不适应新时代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和新需要。
表6 1993年全国各地按GDP值配置高校分析(未含京津沪)
地区实有高
GDP 按GDP配置 应增减
地区 实有高 GDP按GDP配置
应增减
校数 (亿元) 高校数高校数 校数(亿元) 高校数高校数
河北 51156749.0 -2.0湖南47 1192
37.3 -9.7
山西 26 64620.2 -5.8广东43 3225 100.8 +57.8
内蒙 19 48615.2 -3.8广西25
788
24.6 -0.4
辽宁 58180856.5 -1.5海南 5
2257.0 +2.0
吉林 41 67221.0 -20.0四川60 1959
61.2 +1.2
黑龙江 42107733.7 -8.3贵州21
408
12.8 -8.2
江苏 65285486.1 +21.1云南25
662
20.7 -4.3
浙江 36169853.1 +17.1西藏
安徽 35 98030.6 -4.4陕西44
615
19.2 -24.8
福建 32102832.1 +0.1甘肃17
358
11.2 -5.8
江西 31 70221.9 -9.1青海 7
1063.3 -3.7
山东 46270284.5 +38.5宁夏 7983.1 -3.9
河南 50158349.5 -0.5新疆20
482
15.1 -4.9
湖北 57129840.6 -16.4合计910 29120 910.0
0.0
资料来源：邓晓春：《关于21世纪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战略与结构布局的思考》，《辽宁高等教育研究》1997年第3期。有关西藏的数据，原文空缺。
与高校数减少相反，招生数在90年代中后期有大幅增加，致使学校规模不断扩大，自1993年起每年以校均200人的速度递增，1997年达到校均3112人。拿1997年和1992年作对比，全国校均增加学生1038人，超过1500人的有广东(1895)、上海(1560)，其次是江苏(1399)和天津(1322)；低于500人的有云南(465)、青海(465)、海南(432)和西藏(54)；北京为927人，低于全国水平。图9反映的是高教欠发达的山东、浙江、云南、青海四省1989年至1998年间高校规模的变化情况，经济发达的东部省份山东、浙江学校规模的发展大大超过经济相对落后的西部省份云南、青海，且规模差距呈进一步加大趋势。还有师生比的变化走势也与此相同，1997年师生比广东最高，为1∶10.32；西藏最低，为1∶3.77。
1992年至1998年，东部地区经济的发展速度是惊人的，而其每万人口中在校大学生数1998年只有1992年的1.42倍，中部和西部同为1.37倍，全国总体水平为1.39倍。可见增长率上虽以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为优，但这种差异比经济增长率上的差异小得多。
五、1999年—2003年：跨越式发展与区域性推进
1999年1月13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到2010年“高等教育规模有较大扩展，入学率接近15％”，宣告了高等教育新一轮发展的黄金时间的来临，因为15％的入学率正好是国际上作为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最低水平(2000年教育部又宣布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目标提前到2005年实现)。1999年6月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决定：加快发展高中阶段教育和高等教育，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会后，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和教育部联合发出《关于扩大1999年高等教育规模的紧急通知》，宣布1999年高等教育在年初计划扩招23万人的基础上，再扩大招生33.1万人，其中普通高等教育再扩招22.7万余人。1999年全国普通高校共录取新生约154万余人，较1998年增加46万余人，增幅为42.9％。2000年招生规模为220万人，比1999年增长42.4％；2001年招生规模为268万余人，较2000年增长21.6％；2002年招生规模为320万余人，比2001年增长19.5％。短短四年之间，全国高校招生规模增长了196％。2003年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达到了17％[7]，北京市更是达到了52％[8]。
由于扩招政策的普遍性和持续性，各地每万人口中在校大学数2002年比1998年翻了一番多，其中浙江、山东、河北、河南、安徽增加了两倍多，只有京沪两地的增加幅度不足一倍(原因可能是京沪两地高教发展的基数较高，扩招的空间相对有限)。图10所反映的是1996年至2002年东中西部每万人口中在校大学生数年增长率的变化情况，可明显感觉到扩招所导致的高等教育规模的迅猛发展，且扩招幅度于2000年到达顶峰，然后缓慢下降。东中西部之间，中部上升幅度最大，东部最小。
由于各地扩招的幅度不一致，直接比较全国各省市区高校招生数将更有意义。从表7可知，1998年至2002年的四年，全国高校招生数增长195.8％，其中东部增长182.5％、中部增长213.6％、西部增长201.5％，以中部扩招幅度最大。各省之间扩招幅度最大的是浙江，2002年的高校招生数比1998年增长了315.8％；其次为江西，增长264.1％；再是山东，增长256.9％。幅度最小的北京，增长104.9％；再次是上海，增长123.5％。大区之间以西北、华东、华中增长较快。这种变化从表面上看与1958年至1960年大跃进中高等教育区域差异变迁有点类似。但大跃进是一种严重冲击了正常教学、违背发展逻辑的盲目发展，具有不可持续性；扩招则是有组织、有保障地整体提高，并不触动高校教学与管理体制，在一段时期内具有可持续性。而且，国家今后将大力发展高中教育，以保证高等教育后续发展有充足的生源，带动整个教育结构协调扩张。
表7 1998-2002年全国各地高校招生数比较分析(单位：万人)
地区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02/98
地区
1998
19992000
20012002 02/98
北京6.23
7.84
9.77 11.54 12.76
2.049
重庆
2.58
3.445.00
6.107.09 2.752
天津2.37
3.17
4.55
5.61
6.95
2.933
四川
4.90
6.55
10.10 11.95
15.28 3.115
河北4.96
7.29 11.10 14.83 17.08
3.445
贵州
1.45
2.483.37
4.464.16 2.869
山西2.41
3.79
4.94
6.00
7.56
3.138
云南
2.04
2.753.39
4.255.04 2.478
内蒙1.38
1.83
3.35
4.05
4.46
3.232
西藏
0.14
0.170.23
0.240.34 2.465
辽宁6.03
8.79 11.33 12.76 15.11
2.506
陕西
4.48
6.809.72 11.44
14.70 3.280
吉林3.71
5.26
6.78
7.36
8.80
2.371
甘肃
1.68
2.303.38
4.545.31 3.157
黑龙江
3.99
6.25
8.00
9.82 11.57
2.901
青海
0.28
0.320.62
0.700.71 2.556
上海4.88
6.32
8.13
9.86 10.92
2.235
宁夏
0.34
0.450.72
0.890.94 2.737
江苏8.49 12.70 17.25 21.57 22.29
2.624
新疆
1.26
1.943.33
4.144.17 3.309
浙江3.67
5.27
7.76 12.02 15.25
4.158
安徽3.54
5.17
8.02
9.79 12.25
3.462
华北 17.34 23.91
33.71 42.02
48.81 2.814
福建2.91
3.87
5.33
5.95
6.89
2.368
东北 13.73 20.29
26.11 29.94
35.48 2.584
江西2.87
4.36
5.79
7.60 10.46
3.641
华东 32.50 45.93
65.80 85.14
99.93 3.075
山东6.13
8.24 13.52 18.36 21.87
3.569
华中 25.64 37.53
55.13 62.47
78.54 3.063
河南5.02
7.88 12.29 14.01 16.61
3.309
西南 11.10 15.38
22.08 27.00
31.91 2.874
湖北6.50
9.64 14.22 15.89 20.70
3.185
西北
8.05 11.81
17.77 21.71
25.84 3.210
湖南5.05
7.72 10.52 11.73 15.69
3.109
东部 54.74 75.77 106.84 133.32 154.65 2.825
广东6.10
8.53 12.33 13.91 17.21
2.823
中部 34.47 51.89
73.92 86.25 108.10 3.136
广西2.55
3.26
4.94
5.85
6.85
2.692
西部 19.15 27.20
39.85 48.71
57.75 3.015
海南0.43
0.49
0.81
1.09
1.46
3.388
全国 108.36 154.86 220.61 268.28 320.50 2.958
资料来源：1.教育部发展规划司编：《中国教育统计年鉴1998》，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20页；
2.教育部发展规划司编：《中国教育统计年鉴1999》，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20页；
3.教育部发展规划司编：《中国教育事业统计年鉴2000》，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22页；
4.教育部发展规划司编：《中国教育事业统计年鉴2001》，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42页；
5.教育部发展规划司编：《中国教育事业统计年鉴2002》，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48页。
扩招还导致了高等学校数目的显著变化：国家自1999开始升格和增设了一批普通高校，中止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因合并而导致的高校数量下降势头，并出现了快速回升。2002年全国有普通高校1396所，达到历史最高值，比2001年增加171所。2002年与1998年相比，高校增加数超过20所的地区依次是：河北(29所)、浙江(29所)、广东(28所)、江苏(27所)、安徽(27所)、山东(26所)；增加数不足5所的地区是北京(-1所)、吉林(-1所)、西藏(-1所)、内蒙(2所)、福建(4所)、海南(4所)。很明显，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高校数量增加较多。一方面是经济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求量增加，另一方面是这些地区高教发展水平原本就不高，与其经济地位极不相称(如浙江、广东、江苏、山东)。如果就各大区高校所占比重的变化情况来看，东北2002年比1998年下降了3个百分点，华东上升了3个百分点，其他则持平。就东中西部情况看，东部上升1个百分点，中部则下降1个百分点，西部持平。这说明经济发展水平对快速拉动高教发展有较强的支撑作用。为了与前文提到的1993年全国各地按GDP配置高校数进行比较，我们再将2002年各地按GDP值配置高校列表分析。
由表8可知，高校数严重超出其经济水平的是陕西、北京、贵州、山西，高校数严重低于经济水平的是广东、山东、江苏、浙江。华东和华中地区的高校数不能与其经济实力相对等，而西北和华北的高校数则超出了其经济承受能力。就东中西部而论，东部高校仍显不足，而中西部都略嫌有余。
表8 2002年全国各地按GDP值配置高校分析
地区实有高GDP
按GDP配置 应增减 地区 实有高
GDP
按GDP配置 应增减
校数(亿元) 高校数高校数 校数
(亿元)
高校数 高校数
北京 62 321338.0 -24.0
重庆29 1971 23.3-5.7
天津 37 205124.3 -12.7
四川57 4875 57.7+0.7
河北 75 612372.4 -2.6贵州32 1185 14.0
-18.0
山西 39 201823.9 -15.1
云南31 2232 26.4-4.6
内蒙 21 173420.5 -0.5西藏3 161
1.9-1.1
辽宁 67 545864.6 -2.4陕西52 2036 24.1
-27.9
吉林 40 224626.6 -13.4
甘肃25 1161 13.7
-11.3
黑龙江 47 388245.9 -1.1青海11 341
4.0-7.0
上海 50 540964.0 +14.0
宁夏12 329
3.9-8.1
江苏 93 10632
125.8 +32.8
新疆22 1598 18.9-3.1
浙江 61 779692.2 +31.2
安徽 61 356942.2 -18.8
华北234
15138 179.1 -54.9
福建 33 468255.4 +22.4
东北154
11587 137.1 -16.9
江西 47 245029.0 -18.0
华东420
45090 533.4 +113.4
山东 75 10552
124.8 +49.8
华中314
30315 358.6 +44.6
河南 65 616973.0 +8.0西南152
10425 123.3 -28.7
湖北 73 497658.9 -14.1
西北1225466 64.7 -57.3
湖南 60 434151.3 -8.7东部669
70744 836.8 +167.8
广东 71 11770
139.2 +68.2
中部453
31385 371.2 -81.8
广西 36 245529.0 -7.0西部274
15891 188.0 -86.0
海南
9 604 7.1 -1.9全国1396 1180211396.0 +0.0
资料来源：1.教育部发展规划司编：《中国教育事业统计年鉴2002》，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48页。
由于高校数增长的速度跟不上扩招速度，导致全国高校规模的迅速扩大，由1998年的校均学生3335人扩大至2002年的6471人。2002年校均学生数超过7000人的省份是湖北(8014)、陕西(7916)、山东(7781)、江苏(7529)、四川(7234)、河南(7199)、黑龙江(7120)；低于5000人的是青海(2018)、西藏(2813)、贵州(3836)、海南(3857)、云南(4626)。出于对挖掘潜力，提高办学效益，降低办学成本的考虑，全国高校在扩招时并没有相应地急速扩大教师队伍，从而使各校生师比直线上升。1998年全国高校师生比是1∶8.37，2002年即达到1∶14.61。值得思考的是生师比最高的地区不是经济和高教水平比较发达的地区，而是二者都处于中下流的地区。如2002年生师比较高的是河北(16.84∶1)、江西(16.71∶1)、河南(16.44∶1)、海南(16.33∶1)，这些地区大肆扩招却又不愿以相应速度扩充师资队伍，其结果必然导致教育质量的下降，这是应当引起警示的。而较发达的京津沪则一直低于全国水平，尤其是北京，1998年生师比仅高于西藏、青海，居倒数第三，而2002年也仅高于贵州、西藏、青海、宁夏，居倒数第五。就六大区看，生师比增长较快的是华北和西北地区，东中西部上则以中部增长最快，1998年东部生师比为8.56∶1，中部为8.40∶1，1999年起中部(9.76∶1)就实现了对东部(9.70∶1)的反超。
我们还可以从“211工程”高校的地区分布来探明高教质量的地区差异。该工程始于1994年，目的是在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大学。后来由于政府决定重点建设若干世界一流大学(即985工程)，211工程的实施力度有所下降。迟至2002年，我们才见到官方公布的入选“211工程”的99所高校名单。对这些学校的分布进行统计分析是有趣且富有意义的。尽管国家在实施“211工程”时考虑或照顾到地区差异，但由表9可知，仍有不少省份(如海南、贵州、西藏、青海、宁夏)没有从中受益，而京、沪、苏三地就占了40％；华北和华东分别占25％和31％；东部则占60％。这说明中国高等教育的优质资源大量结集于东部沿海，国家虽采取多种措施致力于内陆地区的高教发展，却无法使其办学水平和办学实力与沿海地区相比肩。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中国高等教育区域间的质量差异比数量差异更为悬殊。
表9 “211工程”高校的地区分布
地区 高校数
比重地区高校数
比重地区 高校数
比重地区 高校数
比重
北京19
19.19％
浙江 1 1.01％
海南0 0.00％
新疆 1 1.01％
天津 33.03％
安徽 2 2.02％
重庆1 1.01％
华北2525.25％
河北 11.01％
福建 2 2.02％
四川6 6.06％
东北1111.11％
山西 11.01％
江西 1 1.01％
贵州0 0.00％
华东3131.31％
内蒙 11.01％
山东 4 4.04％
云南1 1.01％
华中1616.16％
辽宁 44.04％
河南 1 1.01％
西藏0 0.00％
西南 8 8.08％
吉林 44.04％
湖北 6 6.06％
陕西6 6.06％
西北 8 8.08％
黑龙江33.03％
湖南 4 4.04％
甘肃1 1.01％
东部6060.61％
上海10
10.10％
广东 4 4.04％
青海0 0.00％
中部2323.23％
江苏11
11.11％
广西 1 1.01％
宁夏0 0.00％
西部1616.16％
资料来源：《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编：《中国教育年鉴2002》，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84页。
六、回顾与反思
1949年以后的中国教育史，就是一部教育改革史，一部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的历史[9] (序言)。五十余年来东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在区域差异上的表现，真是反复无常：先集中控制，全面调整部署，以缩小差异；后又大量放权，地方跃进，扩大差异；再又集中调控，整顿压缩；十年动乱更是恣意摧毁高等教育；改革开放以经济发展为中心，高等教育的经济功能被强化，地方经济也逐渐为高教发展提供动力，从而使高等教育的区域差异与经济的区域差异表现出越来越强的相关性。但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控制没有像其对经济控制那样出现较强的弱化，而是随时在根据其需要决定着各地高教的发展速度。总体看来，由于社会的发展，本文所考察的各项指标的绝对数50年来都有较大增长。从人民共和国建国至今，高等教育的区域差异程度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尤其是京沪两地，远远地走在全国前列，如同建国初一样。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与其说是创造历史，不如说是续写历史。
新中国的建设者们强调全国一盘棋，急于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尤其是钟情于落后地区。不管是经济建设，还是文化教育，都采取后进赶先进的战略，结果是落后地区的快速发展脱离实际，先进地区的慢速发展也脱离实际。高等教育更是如此，1977年与1949年相比，每万人口中在校大学生数全国增长了2倍多，而京沪两地的增长不足0.5倍，其他省份增长较快的是西藏、青海、内蒙、陕西、山西、宁夏等，较慢的是福建、黑龙江、四川、广东、浙江等。就六大区而言，西北的增长率最高，将近5倍；其次华中，为4倍多；东北和华东最低，只有1.3倍。作为新中国建设重点的西北，高教发展速度一直高于经济基础较好的华东，而华东的发展速度甚至在全国的平均线以下，一直处于被抑制状态，只是“文革”后华东的发展势头才开始强劲。高校数量差异上，院系调整对平衡各大区的高教发展起了奠基性作用，它造成了全国高校向六大中心城市(北京、上海、沈阳、西安、重庆、武汉)云集。就东中西部而言，1949年-1977年中部高校得到加强，东部则受到削弱。从省区看，高校的增长幅度以山西、内蒙、安徽、河南、湖南、陕西、新疆为高，都超过3倍；而上海、四川、福建的高校数呈负增长；北京的增长率和全国基本持平，不足1倍。应当说，改革开放前所采取的种种“抑先扬后”策略取得了它的实际效果，为中西部(主要是西北和华中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只是这种平衡战略所付出的代价太大，因为它没有发挥先进地区的优势和带头作用，使中国高等教育与世界的差距大大拉伸。
1978年后，随着经济改革由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再到市场经济的转变，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了。出于经济振兴、民族富强的急切需要，高等教育的经济功能日益得到强化，政治功能则逐步弱化。且由于政府行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经济需要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因而整个社会形势在二十多年来都趋于平缓，表现为一种渐进式的发展。高等教育也是如此，尽管有些小波动，但并没有产生严重的恶果。经济发展是以扩大区域差异为动力，采取的是由沿海到内地的梯度推进的发展战略(12)，把发展经济的责任和权力下放到地方政府。这种经济格局的变动势必影响高等教育的发展，并要求有新的高等教育的区域差异与之相适应，中央政府也逐步意识到加强高等教育与地方社会发展的联系，鼓励地方政府参与本地的高教改革。但经济调控的力度明显不够强，以致各地经济发展和高教发展还存在相当距离，尤其是沿海经济发达省份的高等教育相对其经济发展要薄弱得多，这主要是因为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存在距离，集中控制的模式没有根本打破。但应该看到，高教与地方经济发展的联系正在加强，地方政府发展高等教育的积极性也正在提高。由于高等教育的经济调控目前正处于逐步增强阶段，其对高教区域差异的影响也正在形成之中，现在来考察经济调控的结果恐怕为时尚早。
如果就华东和西北地区1978年至2002年每万人口中在校大学生数作比较(见图11)，可见华东一直是落后于西北地区，且在很多时候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13)，这虽然有改革开放前的历史因素作背景，但二十多年来两地的差距是逐渐拉大，说明政策性因素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要实现高教区域格局与经济的区域格局相一致，或者说高教与经济的良性互动，则需要政府对高教发展政策作些调整。
透过本文对东中西部高教区域差异的实证分析，我们发现，不管是政治主导，还是经济调控，都是持一种实用主义教育观，或者说是工具理性。政府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发展高等教育，对高等教育区域差异进行调整，而不是较多地顾及地区本身的利益要求，从而导致一些地方发展过速，而另一些地区发展过慢。所幸的是那种不合理的发展态势正在逐步得到改观，尽管目前的进展还不尽如人意。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和经济上都出现了较大放权，唯独教育管理权的集与分没有处理好，尤其是高等教育。早有史家对此提出批评，认为过于集权而不分权，会造成地方依赖中央，等待命令，缺乏主动精神，不能有所作为，不敢因时因地制宜[10]。1978年以来，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凸显，而高教地区差异格局没有根本突破，原因也就在此。
鉴于历史、文化、地理、经济、政治等原因，高等教育地区差距是必然存在的，它本身就是地区发展水平的真实反映。如果采取指令性命令，全国一盘棋，则可能损害部分地区的利益，这一点早已为历史所证实。因此，应以区域推进的策略来发展中国高等教育，鼓励地方为发展本地高教作贡献(不只是经费支持)，让地方在高校设置、招生和办学模式上有更多的自主权，形成地方教育与地方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最终达到以局部发展带动整体提高。
如何实施高等教育的区域推进策略，答案是“高等教育地方化”，即高等教育向地方开放，一方面让地方参与高等教育发展，另一方面让高等教育为地方发展服务，主要是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地方化不应只是教育成本的分摊，更应是管理体制上的权力下放，真正把办学自主权下放给地方政府和高等学校。同时鼓励高等教育的多元化改革，打破一元体制，以增强高等教育的活力，让高校自觉接受地方社会的监督和批评，以增强社会各方面对高等教育的参与意识和参与机会。我国经济改革的成就，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非集中化”(即地方化)，基础教育改革也是致力于把权利与责任交给地方，高等教育管理为什么就不能突破集中模式？国家应多给地方分权，再辅以宏观调控，来保证高教在整体提高的情况下，又不致牺牲少数发达地区的发展速度。当然，在具体操作中不必重复经济改革的模式。
注释：
①东中西部是这样划分的：东部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海南，中部包括山西、内蒙、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包括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重庆、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由于历史、政治等原因，未含港澳台。
②为了集中研究精力，提高针对性、准确性，本文只涉及普通高等教育(即普通本专科教育)的数量差异，暂不或较少涉及高等教育质量差异。且数量上重点考察高等学校数、在校学生数、每万人口在校大学生数、校均学生数和师生比。文章重在探讨东中西部高等教育区域差异格局随历史进程而产生的变化，其次才是差异量的增减。
③据笔者对郑登云所著的《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4-95页)中所介绍清末高校的统计，8所清末教会大学中，就有6所位于东部；34所清末高校中，也有21所位于东部。
④一五期间(1953-1957年)全国经济格局作了重大调整：加强东北、西北和华中地区，削弱华东地区，从而促进经济重心向西北方向偏移。在沿海地区，重点建设以改建、扩建鞍钢为中心的东北工业基地；在内地，重点建设以武钢为中心的华中工业基地和以包钢为中心的华北工业基地。这种经济调整有三个原因：一是在当时政治环境下，大量投资东部会有毁于战火之忧；二是前苏联与中国西北部接壤，东北和西北相对比较安全；三是新政府急于体现新制度的优越性，答谢内地老百姓长期以来对革命事业的支持，以安抚民意。
⑤选择鲁、晋、青三省主要是出于地域上的考虑，山东属华东和东部，山西属华北和中部，青海属西北和中部。且这三省的高等教育原本就不太发达，其“跃进”较具代表性。
⑥图6并非实际情况的精确而真实的反映，因为我们缺乏1970年山西、内蒙、河南、广西、贵州、云南、甘肃、宁夏的高校学生数，缺乏1971年河南、贵州、宁夏的高校学生数。尽管我们在计算地区每万人口中在校大学生数时，没有计入这些省份这两年的人口数，但地区水平无疑要受到影响，如西部1970年的水平只是四川、陕西、青海、西藏、新疆五省区的综合水平，估计实际水平还要低一些。中部也存在同样情况。
⑦恢复招生工作进展缓慢，1971年3月正常运转的高校不到六分之一，有些大学直到1978年才恢复招生。
⑧到目前为止，笔者尚未见到有关高等教育南北差异的研究。自1955年，中国高等教育的南北差异格局即开始形成，之后不断加大，越来越明显，且至今依然。就普通高等教育的入学竞争而言，也是南方比北方要激烈得多，如80年代至今，湖北、湖南、江苏、浙江每年高考的录取分数线都居高不下。
⑨其原因一方面固然是广东高教发展的起点低，但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广东地方经济与高教发展尚未形成良性互动。众所周知，广东的改革开放走在全国前列，吸引了大量内地人才(尤其是大学毕业生)南下，这可能导致广东在发展经济时不会感到人才紧张，因而没有刺激其高等教育快速发展。
⑩这种改观并非完全得益于其高等教育的发展加速，因为海南于1988年从广东划出，单独建省。
(11)这里面有多种因素值得留意：一是改革开放初沿海地区经济发展主要靠原有的经济基础和政府制定的优惠政策；二是“孔雀东南飞”，内地优秀人才大量流向东南沿海，为其经济发展提供人才支持，这一方面降低了经济发达地区发展高等教育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另一方面也使广大内地的经济发展缺乏充裕的人才支持；三是国家没有很好地调动地方政府发展高等教育的积极性，或者说高等教育的权力下放过于迟缓。
(12)198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确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各划出一定范围的区域，试办经济特区。1984年5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全部开放沿海港口城市，从北到南，包括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14个大中城市，这是继经济特区后我国对外开放的第二步棋。1992年十四大召开后，中国完成了对外开放的第三步棋，基本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发区-沿江和内陆开放城市-沿边开放城市”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
(13)如果不是上海高等教育发展的高水平对华东地区的支撑，华东每万人口中在校大学生数的水平还要低得多。或许正因为华东高教力量过分向上海集中，从而抑制了周边省份的高等教育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