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东亚的文化复兴我们该做些什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些什么论文,该做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对东亚在21世纪的前景如何估计
在20世纪我们东北亚各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日本成了世界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发达国家，韩国和中国在赢得国家独立后也先后在经济上得到飞速发展。这些变化加上东南亚的发展，便引起了种种猜测估计，有人便认为21世纪将是东亚的世纪。北京有一位名学者多年来一直宣称：“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今时代西方要没落了，该轮到东方在世界上坐第一把交椅了。对此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虽不以为然，却也有不少人为之呐喊助威。只是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这类说法才有所收敛。人终究要讲点实际，夸夸其谈不会有生命力。需要的正是其反面：要切切实实地认识自己，认识别人。知己知彼，才有可能较为恰当地设想我们的未来和应做的工作。
事实是：东亚在20世纪才刚刚以独立自主的资格重新走进世界竞争舞台的比较前面的行列，但离最前列和中心还有一段并不算短的距离。由于东亚的地域广大、人口众多，特别是由于有自己的悠久历史和独创的文化传承，在世界上占有着一个巨大份量，所以它一旦崛起，自然十分引人注目。但是人们不可忽视和轻视的是：西方能享有主导世界历史的地位，也来之不易。那是他们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开始，用了大约五百年的努力，通过发展科学与理性，发展技术和现代生产力，发现和开拓新大陆，从各个方面改革其原先的社会结构和制度，提出一系列新的思想和精神价值观念，取得了包括世界性的市场经济在内的极为巨大的成就，才得到的。不错，西方资本主义也有自己的问题，或如马克思所说的内在根本矛盾。它并不是一个神物。但是也正如马克思所说，它的矛盾是那些还没有达到这种矛盾水平的落后社会所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他指出，还没有达到那种水平的人对它的批判只能是粗陋的社会主义。以为靠这类粗陋的社会主义就能否定资本主义，是注定要失败的。但是他也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对人民带来的那样过多的而且过于漫长的苦难历程还是应当和可能避免的。因此他主张落后国家的人民在争取其自由和发展中应当发扬高度的历史首创精神，寻求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但是这种创造性的历史道路，仍然必须以充分吸取西方资本主义的长期发展所赢得的主要成就为其最根本的基础或必要条件。后来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也是按照马克思的这个基本思想来从事革命和建设的。但是他们还是对充分吸取西方成果这个重大任务的含义认识不足，以为只要拼命努力，依靠政治挂帅，这个任务就能很快实现。我们不否认这种努力也得到了极其可观的重大成就，但是由于不切实际的追赶和企图超过西方而运用了过多的政治手段，几十年来给苏联和中国带来的创伤和另一种形式的苦难同样极其严重。西方成就决不仅仅在科技和经济而是整个社会和文化的，尽管现在由于仍取资本主义的形态而有其种种可以指责的理由。但是谁能没有矛盾？同西方相比，我们所面对的大量矛盾由于整个社会和文化的深层背景，还不得不处于较低的水平上。改革开放前和直到今天的中国所发生的种种问题，都证实了马克思的这个论断。因此以为可以无需弄清西方的全部成果和做到相应的工作（当然要伴之以必要的科学的分析和批判），就能享有与之相当甚至超过其成果的那些设想和努力，必然只是空谈空想。
不赞成虚夸决不等于主张自卑，永远唯西方的马头是瞻。全面赶上和超过西方是一个可能做到、必能做到的目标，只要我们清醒地有分析地认识自我和对方，采取切实有效的方式来做好我们的工作。但是即使达到了这个目标，我们也不应该说些什么“世界要以东方为主导”的话。我们的目的只应规定为从各方面赢得平等和公正的竞争地位，达到东方和西方各国各民族互相尊重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所以那种“21世纪必是东方的世纪”之类说法不仅是浮夸，从根本态度上说也是错误的。即使到了东方真正强盛到能够胜过西方的那一天，我们就可以盛气凌人，也要去当什么世界的霸主吗？事实上西方也总在前进和不断变革他们自身，因此东方和西方将永远有彼此继续学习的必要。进入全球化时代的东方人，需要具有作为世界公民的新的精神视野。只有改掉那种思想深处的狭隘心态，才能较为恰当地规划我们在新世纪的工作。
在21世纪里，东亚和东北亚首要的迫切任务仍然是发展经济。高科技和所谓“知识经济”的重要性已经日益被人们所认识，并且成为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共识和主张。与之相应便是对教育和培养人才的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这些都是必要和正确的，因为经济和高科技是我们其他一切发展的基础。不过这里所谓的“基础”主要还是从物质条件来讲的。
真正说来，“基础”绝少不了另一方面，即精神基础方面。“精神”一词有诸多含义，但最根本的总是伦理道德、宗教信仰和哲学智慧。它们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知识，而是属于高级的精神东西了。但是人在关注经济忙于事务的时候，是很容易只重知识而轻视智慧的。这种通病在我们东亚人中间现在也非常流行。我的一位老师和老友，几年前曾经不无感叹地对我说，哲学在我们的时代好像是人脸上的眉毛，少了好像不行，不好看，真的少了似乎也没有任何关系。
但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不可只用近视眼看自己的世界。其实我们何尝有一刻能没有精神和智慧呢？没有精神，任何一个国家就无法保持独立自强，任何人也不会有生命的价值，科技和知识也会成为罪恶的工具。就我们东北亚20世纪的历史说，这类经验仍然深深地印在我们的心中。前五十年日本侵略中韩那一惨痛的血泪史，不仅是由当时国力强弱造成，也是文化和精神智慧方面很有问题的显露：那时的日本是被一种怎样的文化和精神所驱使，以为侵略是正当有理的呢？那时的韩国和中国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状态，使他们当时陷于那种十分被动的处境呢？后五十年中韩终于独立和逐渐强大起来，岂不是首先靠人民的精神奋起，然后才有实力与精神并进的吗？现在我们各国内部的大量问题岂不是仍然与道德和精神有关吗？这些问题说来是经济、政治、法律的，背后还是整个文化和精神的。如亚洲金融危机与东方型的官僚体制，权钱勾结，裙带关系等等都有着不解之缘。这些都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标不治本的办法可以解决的。要找到有效办法，需要标、本兼治，即对全盘文化进行一整套的变革和改造。
21世纪我们面对的更多挑战，同样不仅是经济的，而是涉及整个文化的。从全球范围看，东亚与西方将是怎样的关系？从我们的局部范围看，北朝鲜和南韩的关系问题，中国的最终统一问题，中韩和日本间关系如何调整才能真正到位的问题，仍然有待解决。各国内部更有种种迫切和现实的问题，如生态环境严重恶化如何控制解决、人民素质如何提高等等，都不仅要靠经济力和高科技，更要靠精神智慧和文化的综合改造与提高。在这种挑战下，无视精神基础的意义，把它只当作装饰品看待的观念，难道不该改变吗？
亨廷顿说未来世界的主要问题将是几个文化之间的冲突，我认为这是一个抓住了关键的提法。尽管他主要是从美国利益的政治战略角度来观察和提出问题的，因而我们对他的许多具体论点和论据不能赞同。
因此，我希望我们东亚各国有远见的人物能在注重经济发展的同时，看到更深层的文化和精神智慧问题何等重要而下大力关注。而作为学者，我们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则是要做出切实的研究，提供批判性的洞察，并努力寻求真实的答案。
二、重新认识自我和赢得新的精神空间
现在谈几点我对我们东方学者该做的事情的看法，供各位先生批评。我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和一个人要赢得别人的尊重，首要的还是要“认识自己”。善于认识自我的人，才能善于自处和善于对待他人。个人如此，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是如此，概莫能外。这是人有智慧的一个根本标志。所以老子说“自知曰明”，苏格拉底总是教导人要“自知无知”，认为这是学习爱智慧（“哲学”）的根本入门和核心处。这个道理人人会说，但真正明白和能做到的却极少，所以中外圣人和大哲都要反复讲这个根本道理，教愿意寻求真理和为善的按照严格程序步骤来修炼或学习训练。它是一整套的“自我批判”工作，一整套的对人性、对自我所做的批判性认识活动和研讨活动。孔子大弟子曾参说“吾日三省吾身”，明儒王阳明主张“致良知”，讲的是一套中国人的道德学问和修身的功夫。苏格拉底同人对话，从具体生活经验的问题开始，通过各种提问与层层辩驳，逐步提升到理性逻辑思维的高度来寻求真理和灵魂之善，表现的是希腊人的一套哲学的学问和方法。而在犹太人和基督徒，则主要表现为一整套宗教和神学的学问和实践，其中心是任何人都要在上帝面前“认罪”与“悔改”。这几种学问的侧重和方式虽然有别，中心都在人如何认识自己，活出其本真的善。我们的祖先一贯把“认识自我”当作人之为人的根本要务，一切活动中的中心活动，一切学问中的核心学问，难道我们今人就可以稍加忽视轻视吗？不，它将永远是不可轻视忽视的。因此我们也要从这个所有的人、所有的民族和国家的立身之本谈起。
鉴于这种工作的性质，我想把它称之为“高文化”、“高精神”或“高智慧”是恰当的。我之所以要用这个“高”字，还有一层意思，就是想同现在的“高科技”、“高知识”对比，好唤起人对高水平的文化或精神智慧所必需的尊重。
这项工作的第一步，我认为是要大大扩展我们东方人的精神空间。因为“自知之明”的智慧并非人主观想有就能有的。上进的人也需要激励启发，在看到别人胜过自己时便想到应该“见贤思齐”，反省自己。那些能看到人家优长愈深刻的，其自我反思和由此得到的进步也愈大，而缺少对比的人就容易“夜郎自大”。中国人常说“天外有天”，意思也在这里。但是，中国太大、东方太大了，又同西方隔得太远，以前只同印度佛教文化有较深的交往，不了解世界之大，西欧如此重要，所以实际上还总是以自我为中心。这个心态在近代遭到了迎头棒喝，但是照我看离彻底清醒还有很大差距。
在面向西方开放和改革自己这个方面，日本、韩国要比中国做得好。当初先进的中国人意识到需要学习西方，在时间上同日本差不多，还可能略早一点，但是日本维新成功了，中国却失败了。后来韩国也赶上来了，而包袱沉重的中国却走着极其曲折的路，不断遭到挫折，直到最近二十年才迈入大步的改革和开放。比日本晚了整整一个世纪，比韩国也晚了约三十年。所以在这点上中国要向日本和韩国好好学习。我在这里提出的“精神空间”问题，首先就是对我们中国人自己说的。但是从更深一层的内涵来说，我想这个问题对其他东方各国大概也有普遍意义。因为“精神空间”的意思是从根本而不是从表层来说的。我们东方人迄今为止的精神世界基本上是一维的，这就是所谓东方文化的传统，或世人称作“儒家文明”的这根柱子。我们虽然学了西方许多科技和经济政治法律乃至生活方式方法的东西，但是自己那根支柱却很少触动或触动不深，大体上还是老样子。这样，西方的精神也就难于进入东方人的思想深处。俗话说“‘虚怀若谷’才能学到真东西”，如果你的心思里老东西装得满满的又那么自以为是，哪里还有什么空间去容纳新东西，又怎样学到别人的“真经”？
其实人类的根本精神智慧并非只有一家，或者注定各家只能保守其各自原有的东西，彼此永远僵持固执地处于分离和对立状态。种种不同的文明传统虽有重大差异，却都有值得大家共同分享的价值，因此应当在保持发扬各自特色的同时进行对话取长补短。这种工作前人已经做过许多，不过到了全球化的当代，才以空前的迫切性和必要性提到了各国人民面前。为了生存在这个新的时代和世界上并且有一个伟大的前途，我们东方人需要有一种比较宏大的新的精神空间。
一个精神文明的世界或“精神空间”，就象房屋那样要有柱子来支撑。我们今天和未来所需要的新精神空间应当是一座现代化的大厦，只靠自家传统这一根支柱是撑不起来的，那些“中体西用”之类的观念实在已经过时。为什么我们就不能解放一下思想，除了自家的支柱，同时也采用西方的精神智慧作支柱呢？是否可以考虑把几个文化精神都作为支柱，让它们以一种平等和公正的方式组织和联接起来，构成一种整体性的“体”或架构，建设一个新的文明大厦，一种崭新的适合于现代中国和东方人的“精神空间”？
但是要想把不同的文化传统合在一起构建一个统一的精神空间，恐怕是空想，乌托邦。因为文化传统就其为“传统”而言，在深层上有着带根本性的差异和对立（最突出的是价值观，还有信仰和真理观念等等），并且都十分自以为是。这些自以为是的文化传统，当它们又被种种实际利益缠绕而陷于纠纷和冲突时，彼此就必定要采用种种意识形态的方式炫耀各自的优越性和攻击对方，使对立极度地放大和夸大而极端尖锐起来。一句话，“利益”和“传统”这两个巨大力量，是使新的开放的“精神空间”迄今难以建立的主要障碍。
那么，它的建立是否还有可能？
对于“利益”，即各个民族各个国家之间在经济的政治的利害冲突问题上，当代已经出现了许多新的处理模式。各人都有自己的合理和合法利益必须维护，发生争执有其必然性，但是仍然可以找出解决的办法。人们已经变得比以前聪明多了，知道应当把这些争执限定在一个恰当的范围内，并且学会了怎样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协调方法。坚持自身合法权益应当同必要的让步结合起来，因为实践总是证明，只有在坚持自己的合理合法利益的同时也高度尊重对方的合理合法利益，才能避免两败俱伤而争取双赢。现在国际上的协商通例，各种国际性的经济、贸易、金融组织的建立和它们天天都在做的这类事情，还有那个全球的最高协商协调组织——联合国的作为，都证明着这个办法是当代唯一可行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行得通的办法。这对于处理种种文化传统之间的对立冲突也提供了启示。所以现在讲文化和宗教之间要进行对话的人也多起来了。在这方面，罗马天主教梵二大公会议的成就，可以看作是一个具有典范性的例证和进展。不过整个说来成就仍十分有限。
问题在于精神世界的问题远比经济之类的实际问题要深刻复杂得不知多少倍。它集中体现在不同文化“传统”的对立之上。因为每一种精神的传统都是在某一民族或社团的长期生活史中世代积累而成，对于生活在其中的人们而言几乎已经成了他们的天性。若没有极大和极有深度的触动，是绝难变更的。所以凡涉及传统文化的对立，都很难处理和解决。可是我们要想建立起新的“精神空间”，必须解决这个难题。那么它是否可能，又如何可能？
我认为解决这个难题是有线索可寻的。关键在于：处于不同传统中的人们对自己的传统作自我分析批判；而这种自我分析批判之所以可能则在于回溯原创，以及在自家的渊源和其他文化原创的渊源之间作深入的比较研究。
因为各民族在其文化原创中固然已经包含着因历史境遇差异而来的特点，仍然总是最接近于人类的本真本性的。从这里出发，我们将能找到对各种传统加以重新审视和批判的原动力，使被视为绝对的东西重新活起来，并有可能使彼此僵持着的不同传统打开眼界，看到对方的本真含义而互相吸取。这样，重建人类新精神空间的任务，就不仅是新时代的必需，也成为完全可能和可以做到的了。同时我们也能明白，这个新精神空间的支柱不会再以纯现有现成的传统的形态出现。因为在追溯原创和在几大原创间实现了对话和比较之后，这些传统各自都将发生重大改变。那么，可以预见几个原创性的渊源将是这个新精神空间赖以建立的几大支柱的历史原素或雏形。我们认为，一头从原创出发，连带着从它开始在历史发展演变中所得到的丰富成果（这些成果就存在于传统之中，但唯有通过批判分析才能澄清和救出其有真正价值的东西），另一头从当代的现实和人的根本需要出发，在二者之间进行深入对话，就有可能找到和建立适合新时代的精神文化支柱，使新的人类精神空间得以构建起来。
所以，澄清“传统”和“原创”的关系，是我们工作的一个关键问题。
三、文化传统再认识问题
文化传统是一种极其巨大的力量。在我们的生活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中，时刻都会感受到它那种无形的影响力和支配力。东方如此，西方同样如此。有儒家文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佛教文明，还有各民族各具特色的文化传统，以及从上述传统中继续分化出来的种种支派的传统。这些传统是生活于其中的人们世代生存的根本保障和精神支柱，所以受到他们的极端珍视。因此，当不同传统相遇时，就会发生冲突和对抗。古代如此，在今天世界全球化进程中就更突出了。面对这种情势，我们是否仍然应该赞同文化传统绝对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呢？
这是一个特别尖锐和两难的问题，但是并非无法解决。就实际进程说，我们主张多元并存，各自通过自身的经验和反思来提高自己，以达到彼此取长补短的共同发展。那种总以自己为最优秀而对别人指手画脚的做法，除了引起反感和冲突是不会有好结果的。需要的是相反，“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对自己多做批评，对别人多一些宽容。这并不是说可以不讲是非，但究竟谁是谁非，不是只靠你说的算数，而要靠实践来检验，要靠人家自己的经验和思考，不是别人可以做主强加的。现在世界上的优势文化在西方，东方虽然有所抬头仍然处于弱势，所以西方人总喜欢对别人说三道四。对此我们当然要做出回应，但是回应应当有分析有水平。要把利用文化扩张西方利益损害我们的言行，和比较实事求是带有科学性质的见解区分开来。对前者应当抵制，对后者则应冷静地思考。既应有文化自尊，也不能以此掩饰自己的不足。我们能看出西方文化的弊病，却不能以此抵制学习他们的长处。我们只应要求各个传统都应享有平等的发言权利，却没有资格宣称自己全是真理。学者的使命是讲出真理，只服从真理。从这个角度看，文化传统就是一个可以分析必需分析的存在物。
海德格说，人（“此在”）有一种倾向，就是要沉沦到他所在的世界里去并依靠这个世界的反光来解释自身，而且与此同时他也就沉溺于他的或多或少是明白把握了的传统之中。因此他认为“传统”起着掩盖真理的作用。
“似这般取得统治地位的传统首先与通常都使它所‘传下’的东西难于接近，竟至于倒是把这些东西掩盖起来了。传统把承袭下来的东西当作是不言自明的，并堵塞了通达原始‘源头’的道路，而流传下来的许多范畴和概念一部分本来曾是以真切的方式从这些源头汲取出来的。传统甚至根本使这样的渊源被遗忘了。传统使人以为甚至无须去了解一下是否有必要回溯到渊源中去。传统把此在的历史性连根拔除，竟至于此在还只对哲学活动的五花八门的类型、方向、观点感到兴趣，它靠这种兴趣活动于最疏远最陌生的诸种文化中并试图用这种兴趣来掩藏自己的无根基状态。结果是：此在无论具有多少历史学的兴趣以及在文字上进行‘实事求是的’阐释的热衷，它仍然领会不了那些唯一能使我们积极地回溯过去（这里指的是有创造力地占有过去）的最基本的条件”（《存在与时间》p.21）
海德格是在为阐明他所主张的生存主义哲学为它提出希腊哲学史依据时说出上述一番议论的。对他的哲学本身本文不拟涉及。这里使我们感兴趣的是他由此引出的对“传统”和“文化”的批判。这个批判很深切，因为他甚至指出传统真正说来是掩盖了人的无根基状态。由此他还得出了对解决问题最有价值的洞见，那就是：真理在历史中，尤其在历史的原初创造的渊源之中。传统虽然来源于此，却因后来演变的重重积淀反而把它掩盖和遗忘。文化传统的巨大惯性力量使人会沉溺其中，把兴趣只放到那些似乎有意义其实却是离人最疏远和异化的方面去，这正是人们见不到真理的主要原因。所以寻求真理和真实的工作，就应当是回溯到原初的创造渊源，这同时也就是对文化传统的真正批判。
对于海德格的这一观点，我非常赞赏。对于我们人类来说，真理总是历史性的，因为人本身是历史的。每代人都是在自己所处历史时空中面对未来，他所能运用的资源总是以往历史给予他的。一切思想和智慧都是它所运用的以往文化资源和未来挑战之间的对话。问题在于人们以为是生活根基的传统常常歪曲和掩盖着真实的根基。那么，穿透层层封锁而洞见本真的有效方式，就必须是返回原创的渊源，因为在那里还没有后来那么多的曲解和掩盖，更接近于人的真实。
四、原创性文化的几个问题
文化的比较研究早已盛行，但一般还只在泛泛的文化层次或某些文化传统之间。这样的研究尽管很多，却难以具有穿透力。现在的任务是应当进到原创性的层次。这样我们会发现许多以前不曾看见的秘密，获得思想上的巨大解放。
例如我们常说西方的文化源于希腊和希伯来两大源头。但是在谈到西方文化的主要东西时人们却并不对这两大源头下认真的功夫，仍然只站在他们各自的传统的圈子里谈论一切。只有极少数人才会对源头感兴趣，而所作的阐释也大多是为了他们自己的那份传统的利益辩护。不仅一般的文化方面如此，就连显然源于希伯来的基督教也难免如此。例如基督教都承认旧约是圣经的重要部分，但还是把新约置于旧约之上，对旧约的阐释只用新约作标准。这从基督教的立场说似乎是很合理的，我们也认为它有相当的合理性，因为基督教在某些关键处（如普世性和人类之爱的观念等等）确实高于犹太人的宗教观念。但是这里是否也有遮蔽了真理和真实的方面和问题呢？我们是否也应当听取一下不同意这种看法的犹太人的意见呢？
再说东方文化，迄今人们专注的似乎也只在传统，而没有着力研究原创。例如人们时常会谈到的各民族文化的传统，各思想派别的文化传统。什么是我们东方人的共同传统？由于中、日、朝鲜和越南等东方各国历史上交往密切，都采用了汉字而被称作汉字文化圈，因而便形成了某种文化上的认同感，进而有人认为东方人有共同的文化传统。但它究竟是什么，并没有一个公认的有说服力的意见。有不少人主张儒家（或儒教）文化可以作为东方文化的代表。不过这种意见未必能使别人充分信服，你主张儒家传统最重要，何以我不能主张道家传统最重要，佛家传统最重要，或我自己民族的（不同于中国的，或汉民族的）文化传统最重要？可见，如果我们眼中只有传统，那么我们将难以找到使有差别和对立的文化统一起来的东西，结果连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的共同根本点都难以抓住，更难于深入到它们的创造性的本真的渊源中去。我以为这是值得我们认真反思和研究的大问题。
这里的关键仍然在于批判传统和追溯原创。这是艰难和费力的工作，但是必须去作。我提倡这种研究（注：十年前我发表过自己某些有关的研究成果。参见杨适：《中西人论的冲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该书由韩文译本在韩国出版，2000年；还有杨适的《人伦与自由》，商务印书馆（香港）1991年，该书由台湾书林出版有限公司的重印本，1993年。这一成果虽然还是宏观的大框架性质，但在书中我所提出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分析意见，以及由“宗法人伦之道”的传统文化（表现为儒、墨、道、法等诸种传统形态及其相互对立及互补关系）到原创的“自然天道人伦之道”的渊源或本真形态的追溯研究，已被证明是正确的并为许多学者认同。我相信它能对批判性地反思中国传统文化提供基本的观点和方法。）。
至于西方人对希腊精神和哲学的认识，也有他们的困难和问题。他们的长处是比较自觉到希腊哲学源头的重要意义，经常会返回到这个渊源去取得他们进一步创造的原动力，经常凭此向现有的“传统”发出最深刻的批判呼声。海德格如此，黑格尔等大哲也是如此。这种回溯原创的工作近来又有新的重要进展。他们的这种工作可以成为我们的好借鉴。
总的说，从西方到东方，传统都既来自它的原创，又总是起着掩盖它的原创来源的作用。因此需要特殊的刨根究底的工作，才有可能使人见到文化中核心的本来面目。按照我的认识，世界上影响最重大的、包括东方和西方都在内的文化精神原创，最后可以归结为以华夏民族（包括中国和东亚各国）、印欧民族（以希腊和印度为中心）和希伯来民族（背后还是整个闪族，包括阿拉伯民族）三家的渊源；第二层次的才是中国的儒家以及道、墨等等，印度的印度教和佛教文化等等，从希腊开始到罗马，日尔曼的西方科学的和世俗的种种传统，和从希伯来源泉产生演变出来的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及其进一步分化所形成的传统。再生层次的文化中有的也具有某种原创性，但总的说来则属于“传统”的文化。问题的起源或根本在几大原创。
五、学术与市场：原创文化比较研究的当代意义
探求原创是一件特别艰难的工作，文化比较要进入原创的层次才能深入。因此它似乎是一种纯书斋的学术工作，离社会生活特别是经济和当代科技知识最远。因此作这类研究除了学术本身的艰难外，还缺乏支持以及大众的不理解等等。在普遍重视实利和市场价值的时代流行风气之下，这种研究连生存都不容易，如何能够发展？所以提出这种研究工作的建议，好像是书生的空论。但是我想也可以有另一种看法。
如果我们不仅能认识到它的理论价值，也能向人们阐明它在当代生活中实际运用的重大价值，并以实践效果证明其意义，那么就有可能赢得社会的必要支持和鼓励，使这项工作获得巨大的活力。
其实在上述理论学术和当代实际运用这两极之间，有着非常深刻的内在联系。因为高经济增长和高科技发展固然是我们时代最突出的特征，但正因如此，当代才会面对如此空前的挑战，要求一种在高度上能与之相应的智慧和精神。
精神文化主要有道德、信仰和哲学三方面或三种形态：道德关乎人的生活之善，哲学关乎人的真理追求，信仰关乎神圣（人自身和宇宙生命本原）和人神关系。但是我们看到在“传统”的名目下，这些东西一直处于深刻的对立和冲突之中：在东方和西方，到处都有生活价值观的对立，道德和信仰的对立。在信仰上，有各种宗教之间的对立，就连出于一个来源的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人的宗教之间，基督教中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之间，伊斯兰教几大派别之间，对立冲突似乎也永无终结。此外信仰与科学理性之间也似乎有着永恒的对立。
在当代兴起的“对话”潮流中，比较宽容的精神得到了某种提倡和发展，但是各方面自以为是的东西依然很少改变。经济利益本来被认为是最能引起人类争执的根源，现在倒好像成了全球人类能够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上述宗教信仰的纠纷、道德和价值观念的冲突等等，倒成了使人类彼此分离、对立的主要根源。这实在是一件令人惊异的事，难道道德本来不就是要人和谐友爱？难道信仰一个上帝或真主的人反而应当彼此仇视？难道生命的真理与科学理性的真理从根源上就是分离的而不是统一的？
对于这些大问题，我们只有回到那些文化原创中才能寻求到解答的光明。这不是说它们能给我们今天的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无论中国和东方的原创的“人伦之道”道德文化，还是希腊原创的哲学智慧，希伯来原创的一神宗教信仰，都仍然是有其自身的历史和地域的局限性的。为了适应后世的需要，它们已经作了许多改变。不能设想那些原创的东西能以其原有的形态直接适用于今天。我们主张回到原创的意思只是说，从渊源的东西入手并对几大原创作比较，才能比较清晰地把捉到道德善、智慧真和信仰神圣的本真含义。而唯有把捉到这些本真，才能破除“传统”的遮蔽和僵化，消解教条式的对立，重新给文化注入批判性和创造性的生命活力。
如果以上所说有人会以为过于迂远，我愿从更接近实际的角度谈谈这种研究对我们今天的意义。
高科技人才的培养是当今世界希望得到高速发展的各国最关注的大事。十几亿人口的中国，至今连一个科技方面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还没有，这不能说不是一件最使中国人感到没有面子的大事情。所以中国科学院和中国最著名的几所大学现在都把争取在若干年内培养出几个能得此奖的人作为最突出的目标。但是人们在规定这个目标的时候，却很少思考造成如此巨大差距的根源。
对比一下吧，犹太人在全世界总共不过几千万人，却出了那么多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别的不说，我简单地查了查，仅在医学领域就至少不下十名。这个成绩若以人口基数作比例来对比实在是惊人的，不仅同中国是最鲜明的对照，恐怕韩国以至日本也难以相比吧。大家知道，一般说来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至今有一种精神上的优越感，不大看得起世界上包括东方在内的其他民族，但是他们却不得不佩服犹太人。现在美国的高科技高经济赖以发展的知识精英中，犹太裔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我们中国人、东方人并非不聪明不勤奋，为什么还没有这样的成就，难道不是很发人深省的吗？
进一步说，从犹太人中还产生了爱因斯坦、弗洛伊德、斯宾诺莎、马丁·布伯等一系列尖端人物，其成就已非诺贝尔奖金可以衡量。再往上看，犹太民族还给人类和世界贡献了耶稣，贡献了保罗，贡献了马克思，那就更不是一切世俗看为最高的价值可以衡量的了。在我们景仰之余，岂不更应当想想这里是否有着某种秘密？
照我的看法，努力争取达到诺贝尔奖水平固然可嘉，却还只是在中间性的层次，没有抓住根本。“取法乎上，适得其中”。如果把诺贝尔奖当作最高的追求标准，那就连这也难以达到了。问题在于更根本的精神和智慧。犹太人有那样的成就不是偶然的，同他们原创的精神基因中所具有的密码不可分。同样西方人的历史文化和科学成就，也同他们来自希腊的原创精神基因中的密码（并与希伯来的有所结合）不可分。他们每一次的重大新创造，几乎都是从返回原创获得其批判性的原动力的。
因此如果我们东方学者能够向当今社会揭示出诸如诺贝尔奖获得者得以产生的深层基因和密码，对于人才的培养便能有重要的和切实的启示。同时也能显示出原创文化研究的某种意义和价值，赢得进一步发展的动力。我们可以从这类比较具体的目标做起，再向更广泛的目标和更高层次的方向发展。
在当代，人的文化综合素质如何提高和教育如何改造，已经成为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实在说，这个问题靠零敲碎打、就事论事的办法是解决不了的。需要整个社会和各种力量从方方面面作综合的努力，更需要从文化总体（知识与理性，社会公正和自由竞争，道德、智慧、信仰，生活方式，人文的和生态的环境，等等）及其各部分（教育的、求职的思想观念和实践等等）的改造和提高来逐步探求解决的办法。显然，我们的上述研究，而且唯有如此追溯原创来重新审视传统的思路和成果，才是能够为它提供光明线索的途径。
我们中国和东亚一直有重视教育的传统，就此而言并不亚于西方，而且人伦道德教育也胜于他们，这是东方能够崛起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无可讳言，整个来说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和学者尽管努力，但在创造力的高度（实即批判力的深度）上总的说来却大大不如西方人和犹太人。问题何在？可以列出许多，但根源仍在文化传统。我们的许多最优秀的人都当官去了，“学而优则仕”依然是家长、君父和政府引导学生和学者的主要方向。在东方，学术能否得到真正的独立，至今还是一个远未解决的问题。在这种传统下，一切创造所必需的彻底批判力就不会有根基来得到解放。当我们追溯中国文化原创并以此批判儒家传统时就会发现，这些现象都是同本真的人伦之道异化为宗法性的人伦之道不可分的。进一步同希腊原创相比，就会发现他们那种高度强调自由和彻底求真的精神智慧，对他们和直到今天的西方是何等重要，而那正是东方人所严重缺乏的。人伦固然是人性中绝不可少的基本方面，但自由同样是人之为人绝不可少的基本方面；二者对人来说都是绝不可少的东西。在中国文化的原创中重点突出了人伦，但当初它并没有否定自由的那一面，因为原初的人伦之道是天然地包含着自由因素的。同样，在希腊的原创中突出自由时也没有否定人伦方面。但是后来二者都片面地发展了，儒家为了论证宗法制度的天然合理把自由的一面牺牲掉了，而西方在后来世俗生活的发展中也几乎把人的人伦一面破坏殆尽，只是靠源于犹太精神的基督教所建立的神圣领域，人伦之爱的道德才得到了某种程度的维护。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差距就是这样拉开得越来越大。突出自由和竞争的西方显出了较大的创造力，却永远充满着纷争和战争；而突出了宗法人伦的中国和东方可以用家国稳定夸耀，同时奴性也支配着一切。他们各自的优点都是靠牺牲了人性的另一方面得到的。
把中国和东方文化传统同希腊和希伯来的传统相比较，人们不难发现我们有一个根本大病，那就是它一直缺乏批判力，并且是从根本上束缚了人的批判创造力。不是缺少一般的批判力，而是缺少源于本真的彻底的批判力；不是一般的缺乏分析批判能力，而是在对貌似神圣其实并非真正神圣的东西缺乏分辨批判能力。不把这类问题提出来思考，教育问题和人的基本素质问题是不能有真正的解决的。
以上所说，已经不单纯是学术和书斋中的研究，而是极有社会意义的工作了。如果是这样，那么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说我们的工作是有市场和市场价值的。当然，这决不是赚钱意义上的市场和价值，而只是借用“市场”的某种现代的含义来说明我们工作的一个重要特征。既然这种工作与东方乃至人类最根本的生命的利益相关，在这个含义上，它就可能赢得人们最普遍的关注，产生一种类似市场性的效应。在经济生活里一切产品若没有市场就等于没有生命。同样，我们的工作若对于人们没有帮助，没有市场即人们的关注，也是不会有生命力的。
然而它决不会为此去媚俗，更不会为此向一切金钱和偶像屈膝低头。学者的使命只在于说出真理，靠分析和批判来为真理、善良和神圣服务，为东方和人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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