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罗廷离开中国前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鲍罗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米·马·鲍罗廷是一位著名的布尔什维克。1923年9日， 被苏联政府派遣到中国，任孙中山国民政府的首席政治顾问。1923年10月6日， 鲍罗廷到达广州，10月18日，孙中山委任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以帮助国民党的改组工作。
孙中山热烈欢迎鲍罗廷的到来，他在公开场合多次介绍鲍罗廷与群众见面，号召国民党党员学习俄国的经验。他指出：“吾等欲革命成功，要用俄国的方法组织和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他还说“因为要学他的方法，所以我请鲍君做我党的训练员，使之训练吾党同志。鲍君办党极有经验，望各同志牺牲自己的成见，诚意去学他的方法。”
鲍罗廷在广东的最大成绩是协助孙中山完成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建立革命武装，为国民革命军奠定了基础。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加伦等苏联顾问随部队出发，途中日夜辛劳，指挥作战。北伐军于7月11日进驻长沙。接着，革命军势如破竹，向湖北进军。到1927年初，北伐军已消灭了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部队。从广州打到武汉、南昌，进入浙、皖，把革命从珠江流域推进到长江流域，席卷了半个中国。
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实际上已取得国民党军事和政治最高领袖地位的蒋介石的个人军事独裁野心也随之膨胀。很快，他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公开屠杀革命人民。蒋介石发布了通缉令，被通缉的197 名共产党人中，第一名就是鲍罗廷。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武汉地区反动势力日益猖獗，反动军官相继叛变革命。6月10日，汪精卫等在郑州与冯玉祥密谋，决定公开反共，并与冯达成一项驱逐鲍罗廷的协议。革命形势急转直下，鲍罗廷已在作回国的准备。本来鲍罗廷回国可有三条选择的路线，第一条是沿长江南下到上海，而后乘船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第二条是乘火车到张家口，在那里转乘汽车到苏联；第三条是经大戈壁出境。这三条路线中第一条最容易，但蒋会允许吗？鲍罗廷知道还有3万美元悬赏他的脑袋的告示。第二条要经过张作霖的领地，也十分危险。最后他不得不作穿越戈壁沙漠的艰辛旅行，尽管他当时患着疟疾，身体羸弱，摔断的胳膊依然打着石膏。
鲍罗廷回国经过了细致的准备。他们备有5辆旅行用车——4辆“道奇”和1辆“别克”（这是为鲍罗廷准备的一辆内有8缸的豪华跑车），还征用了5辆卡车，经过保养和包装，将这些车辆装进敞篷货车，运至大戈壁边上的铁路线尽头。冯玉祥同意在鲍罗廷通过他的管辖区时为他提供安全通道，甚至答应迎接他。
7月27日，鲍罗廷同30 名随行人员在一支仍然忠诚革命的部队和鲍罗廷私人卫士的保护下到达武汉车站，登上正等候他们的列车。宋子文、汪精卫和武汉政府的其他官员也到车站送别。汪、宋和鲍罗廷坐在一列车厢里的桌子旁，一面喝着茶和汽水，一面交谈。根据官场礼节的需要，鲍罗廷又一次被请求留下。在他拒绝后，汪交给他一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表达“友好感情”的信。鲍罗廷谢过汪精卫和他的同事，向他们道别。政府代表团起身离开了车厢。几分钟后，火车起动了，武汉很快就从鲍罗廷的视野中消失了。有些留在站台上的中国人哭出声来，其他人则在一旁幸灾乐祸。对鲍罗廷来说，一切都结束了——广东、武汉、中国革命和他在阳光下的日子。这不仅是鲍罗廷在中国生活的终结，也是他全部生活的终结。鲍罗廷知道他个人正由于中国革命的瓦解而在莫斯科的一些圈子里受到责备。陈独秀已经正式被打成替罪羊了，但还会有人落得同样下场。鲍罗廷离去时病累交加，十分现实的恐惧又笼罩心头。
鲍罗廷于7月27日从武汉启程，几天后到达郑州。 曾答应要保护鲍罗廷的冯玉祥将军在那里迎候他。但当鲍罗廷在郑州期间，中国共产党人反对蒋介石的“八一”南昌起义的消息传到了冯玉祥耳朵里。尽管冯玉祥当时的地位看起来是稳固的，他仍不希望在共产党揭竿而起反对蒋介石为总司令的国民革命军之时，让人说他正在保护共产党人。他刚接到武汉要求他逮捕鲍罗廷（按冯自己的说法，是要处死他）的电报，就决定鲍罗廷必须离开。8月3日，在一阵疟疾发作迫使他短期停留之后，鲍罗廷同在冯玉祥部队内任职的苏联顾问一道，由冯玉祥的士兵护送，乘专列前往离华旅程的下一站。列车行驶了一天，又走了100英里，来到了铁路的尽头。大家从列车上卸下5辆小轿车和5辆卡车，准备用这些车继续赶路。之后，又把箱子、篮子、床铺、水桶、暖瓶、茶壶、汽炉子、罐头、备用轮胎和20个各装10加仑汽油的油桶通通装到这10辆车上。鲍罗廷一行30人——包括陈友仁的两个儿子、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鲍罗廷的两个中国厨师、各方面的苏联顾问和中国同志，不得不设法挤进车里。他们将衣物塞到座位下面，把手枪挂在挡风玻璃的把手睛，以防碰上蒋介石的部队。他们有的坐在衣服和毯子堆上，有些站在车子的踏脚板上，也有些干脆坐在车的挡泥板上。一切就绪，鲍罗廷的远征队于8月5日黎明乘汽车出发，3小时后已走出9英里。最初的5天一直下着雨，他们共走了130英里。暴雨冲毁了道路，沟壑纵横，车子一旦陷进去，就要靠人拉。如果遇到一条小河或一座拱桥，车上的东西就要卸下来，再装上去。遇到这种情况，无论能否雇到脚夫，在场的人都得下车帮忙。这样反复装卸多次，有些东西就扔掉了。
过了几天，雨渐渐小了，他们加快了速度，一天走50到60英里，但有时也只能走5到6英里。他们在路旁买些西瓜、桃子、李子和炒面（那里不出产水稻）等吃的东西。如果要在一个镇上过夜，他们便在当地的饭馆里用餐。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写道，甘肃的饭菜妙极了，特别是炸肉丸子和当地的南瓜。每逢停下来过夜或修理汽车，他们总是架起机关枪警戒。这时他们常到黄河或附近的小溪里洗洗澡，黄河有很长一段同公路并行。然后，他们坐在路边卡车的荫凉下，谈论这一天发生的事和未来的前景。他们四处为家，住过宾馆、展览馆，也在繁星满天的旷野上露宿。早晨起来，他们在河边洗漱，然后接着赶路。这样下来，鲍罗廷一行平均每天只能前进35英里多一点儿，大家半开玩笑地说，这点路坐老农的马车也走到了。8月12日，他们到了长城以内最后一个大城市——宁夏（今银川市），越过长城就是一望无际的大戈壁沙漠了。到宁夏时，鲍罗廷的身体已被拖垮了，疟疾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他，胳膊上依然打着石膏。天气燥热使人无精打采，气温高达华氏100度。当远征队来到大戈壁时，风卷黄沙铺天盖地，没有一寸土壤暴露在外。此时的鲍罗廷病累交加，心境十分忧虑。他为妻子和儿子的命运担忧，为自己的身体担忧，他怀疑自己能否活着到达莫斯科。他想到自己的前途，但前途似乎越来越暗淡了。
鲍罗廷在逆境中常常表现出的好挖苦人的性格，在返国途中变得更明显了。他的脾气很坏，动不动就发火。只有在跟陕西省主席冯玉祥、国民党地方代表或幸存的中共党员见面时，鲍罗廷才恢复他的政治家风度，侃侃而谈革命事业的未来，并暗示有朝一日他还要返回中国。然而，他的话语中总是带着痛苦和辛酸的味道。他几乎抱怨所有的人，甚至在冯玉祥面前也不加掩饰。当问他武汉政府和南京政府有什么区别时，鲍罗廷回答说：“没有区别。原来有，现在没有了。”再问他为何双方还是斗争不休，他答道：“狗咬狗，狗咬狗。和其他军阀一样，他们是分赃不均打起来的。”这段时间里，鲍罗廷把国民党比喻为“马桶”，他说，“尽管你经常冲洗，可它仍旧散发着臭气”。鲍罗廷对中国将军十分刻薄，他说，“如果再有一位中国将军跑到莫斯科叫喊：‘世界革命万岁！’最好立刻把他送到国家政治保安局那里去。他们无非是要几条枪。”如果哪个苏联顾问提出异议，指出某一位将军看来是真诚的，鲍罗廷就会大叫大嚷地回敬道：“那是他年轻，他们在年轻时都不坏。”
中国人也好，英国人也好，甚至连苏联人都免不了受到鲍罗廷尖刻的责备。8月底，在远征队踏上征途将近三个星期时，鲍罗廷开始抨击苏联人在保养汽车方面的无能。他严厉批评苏联运输部门的头头们“满不在乎”的态度，只有当车子破烂不堪的时候他们才知道操心。“他们从来没有必要的器械和随时能用的灯具，轮胎放炮了也没有备用的，就连手电筒、螺丝刀和他们自己的雨衣都随手乱扔一气。”鲍罗廷对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说：“我发火不是冲着几个修理工，而是冲着我们俄国的坏风气。我对他们说：‘看看人家美国的小轿车，车上准备着手电筒，谁找起来都很方便，他们的车里面井井有条，人人熟悉。人家用不着说，把什么东西要放到车里，可看看你们，鬼知道怎么搞的！’这不是偶然的，这是整个民族现有的修养。我们俄国人什么时候才能做到这一步？”
鲍罗廷很少提起他在美国的经历，他只是在气头上才这么说的。但鲍罗廷认为，尽管美国人办事很有效率，却拿中国没有办法。他对斯特朗说：“等不到美国制服中国，中国已经把美国的机器砸烂不少了。”疾病、疲劳、忧虑和挫折，使鲍罗廷的神经变得极度紧张。但有时候，他也能比较平静地回忆往事。经历过北伐和武汉政权时期的人谁都不会忘记过去，更不要说鲍罗廷了。他偶尔也会坐在田野里的一只三条腿的小板凳上，头顶关中明月，同旁人谈论革命，谈论革命所走过的路，谈论资产阶级如果不是资产阶级，英国不是帝国主义，中国不是目前的中国，革命会是什么样子。
鲍罗廷和他的一班人马在宁夏停留了20多天，他们清理行装，养精蓄锐，筹集旅行用品以备更艰苦的路途——横跨大戈壁。鲍罗廷一行于9月5日离开宁夏，他们又带了几匹骆驼，以便把陷入流沙的汽车拖出来。下一站是1000多英里以外的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1924年以前称为库伦）。9月6日，旅行队翻过长城。现在，他们已经脱离了冯玉祥提供的保护。从郑州起，冯玉祥的部队或当地友军一直沿途护送，可现在他们只能孤身前行。
此时，他们已经能够用相当快的速度行进了，他们走的是一条穿越大戈壁古老的骆驼路，这条路有几千年的历史，路面大都十分坚实。他们有时一小时可走40英里。但是，如果车子偏离道路，即使只偏了几英尺，也会陷进沙子里，那就只好卸下车上的东西，等骆驼来拉出车子，重新装上。如果前方出现了沙丘，车上的人都要下来帮助把车子推上沙丘，然后上车顺着斜坡冲下去。他们越往北走，地面越平展，草木也越来越稀少。他们在一片长着低矮植物的黑土地上度过了几天，之后便进入了无边无际的沙漠。大戈壁像死一样沉静，与武汉的喧闹情景相比，有如天壤之别。不知要走多少路，才能看到有生命的东西。他们遇到过一个商人和几个游荡的牧民，还碰上了20位从莫斯科的中山大学和东方劳动大学回国的学生。
戈壁之行是令人难以忍受的。事后，鲍罗廷不止一次提到旅途的艰苦和他当时虚弱到何种程度。戈壁滩上，白天骄阳似火，夜晚寒风刺骨（这是旅行者们始料不及的），他们要对付流沙，要拖开倒在路上奄奄一息的野兽，以利车辆通过，还要经常修理抛锚的车子。因缺乏足够的汽油和水而伤透了脑筋。事故屡次发生，有好几个人受了伤。他们在沙漠上整整走了10天，此刻已精疲力竭。前面是一座山峰，翻过去便是平缓的下坡路。这支队伍沿着凹凸不平的山路又走了100多英里，终于看到了几片草地和少量其他植物，总算知道大戈壁已抛在身后了。鲍罗廷对于能活着熬过来感到非常兴奋，他发现了一群野山羊，马上叫司机去追。自己则摘下挂在“别克”车挡风玻璃摇把上的手枪，对着羊群开了火，可惜一枪未中。鲍罗廷渴望接触文明社会，哪怕是乌兰巴托的文明也好，他顾不得再追什么野山羊了，急匆匆地要赶往蒙古首都。不久，他们穿过一个峡谷，展现在眼前的是甘丹寺院的高塔，金色的屋顶和数以百计的蒙古包。
鲍罗廷在一种小小的凯旋气氛中进入乌兰巴托，一架飞机在天空盘旋，向他致敬，他住进了该城最好的房子，房子的主人是蒙古国家银行的俄国人行长兼苏联驻外蒙古代表。鲍罗廷在乌兰巴托又呆了两周的时间，除了休息之外，还接待川流不息的来访者（尽管失败了，他仍是英雄），了解政局动向。斯大林的代表来向他表示问候，告诉他苏联希望能控制住在中国的崩溃。鲍罗廷有机会在乌兰巴托做了一次演讲，表明他接到并领会了斯大林的指示，同时准备按照斯大林的意愿去做。他还应邀为正在乌兰巴托召开的执政党——蒙古人民革命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做了报告。9月底，鲍罗廷仅由陈友仁的一个儿子珀西·陈陪同，乘飞机抵达贝加尔湖以东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第一站——上乌金斯克（今乌兰乌德）。1927年9月28日，他回到了苏联国土。鲍罗廷在上乌金斯克市逗留了几天，随后，乘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快车前往莫斯科。
鲍罗廷回国后一度曾任《莫斯科新闻》英文版编辑主任，与斯特朗在一起工作。1949年1月底2月初，与斯特朗同时被捕。1951年5月20 日，死于远东靠近伊尔库茨克的一个劳动营中。后来苏联为他恢复了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