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战争的历史社会学研究及其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战论文,社会学论文,价值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战争向为军事学、国际关系学、战略学的核心议题。在社会学中，直到晚近它才受到重视。虽为晚来者，但战争的社会学分析也颇有特点。特别是，近年来历史社会学挑战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时，战争的历史社会学分析是其核心成就之一。其中，马丁·肖(Martin Shaw)、梯利(Charles Tilly)、迈克尔·曼(Michael Mann)、安东尼·吉登斯、斯科克波(Theda Skocpol)、戈林·克瑞顿(Colin Creighton)、约翰·霍尔(John Hall)、卡斯帕森登(Lar BO Kaspersendeng)、凯瑟(Edgar Kiser)等学者涉猎这一思想探险中，从而形成一个以历史社会学视角思考战争问题的知识共同体①。本文旨在分析战争的历史社会学之内涵、缘起和发展，阐释该领域的研究进路，探讨它的价值。
一、战争的历史社会学：内涵及演进
战争的历史社会学是战争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指的是对战争、战备与社会环境、社会进程之间的互动进行历史社会学的考察。与西方学者对战争与和平的社会学的界定相比②，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笔者增加了社会环境与社会进程对战争的影响，以及战争和社会要素相结合对社会变迁的影响的考察，而不仅仅是战争对社会及其进程的影响；第二，要强调的是历史社会学的考察，而不是纯粹的理论研究或经验研究。按照法国学者雷蒙·阿隆对传统社会学的分类，历史社会学和系统社会学(Systematic sociology)是一个对子，后者往往强调理论的普适性，而前者反对普遍性理论，更倾向于推崇具体的理论，即要求历史的考察理论的适应性[1]。
对战争进行历史社会学的考察，其基本假定是：将战争视为一种独特的社会行为，它关联到社会生活和社会组织，它是在社会环境与社会进程中展开的，它源于人类社会内的各种矛盾，又改变着人类社会的进程。易言之，战争的历史社会学研究的是，战争是如何在社会历史中产生，如何与其他社会要素一起塑造和改变着社会，又如何为社会环境与社会进程所塑造和改变的。
在相当长时间内，战争在社会学中只是一个稍显边缘的议题，社会学界对之探索甚少。雅诺维茨指出，“翻开任何一本社会学教科书，读者均会在其中发现大多数现代制度，比如家庭、阶级和越轨等的讨论，但他们极少有可能会发现，任何有关军事制度的讨论、有关军事暴力和战争给现代社会所带来冲击的讨论。”[2](P24)马丁·肖、吉登斯和卡斯珀森登等学者也注意到了这一情况，他们各自对此做出了相关的解释[3][4]。
社会学界在相当长时间内缺乏对战争和有组织的暴力进行系统、深入且细致的研究，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如吉登斯等所论证的，在社会理论和社会学中，深深嵌入了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思想，而这两种思想均排斥或忽略战争的重要性。吉登斯论证道，“自由主义社会学和马克思的著作中缺乏对有领土边界的民族国家之兴起以及它与军事力量之间关系的系统阐释。”[2](P24-28)马丁·肖也认为，“大部分有关社会研究的思想家一直没有将战争视为有益于我们整体上理解社会的重要问题，他们将其边缘化，视其为异常的、不合常规的现象。”[3]迈克尔·曼更是指出，“从启蒙运动到涂尔干以来的社会学家，在其关注的核心问题中均删略掉战争。这不是忽略，而是有意如此。他们认为将来的社会是和平的和超国界的……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协力压制战争、阶级、民族和国家的的关系史”[5](P55-56)；第二，在古典社会理论中，学界对国家和社会关系的认识阻碍了将战争视为影响社会和国家变迁的重要因素。在理解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时，学界主要考察的是国家是先于还是后于社会，国家作为实体是不是源自于社会的问题，他们多认为社会是内部要素融合的产物，国家也是如此，卡斯珀森登将这种观点称之为有关国家和社会的内部“融合模式”(fusion model)[4]。也就是说，他们往往是从内生的角度来思考国家和社会，国家和社会是由其内部的各要素的融合所建构的。这样的思路将社会学限定为研究社会内部及其进程（虽然也包括内战），并将国家间的战争视为国际关系学、军事研究和战略研究的对象；第三，还有一些学者将战争视为具有自主性的进程，它与社会的关系并不是很密切。马丁·肖指出，“大部分思考战争的思想家倾向于将战争视为独立的进程(a self-contained process)，它的确依赖社会提供资源，但最终依赖于自己的法则行事。”[3]
传统的社会学研究相对忽略，甚至是故意排斥战争在社会学中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任何学者对战争进行（历史）社会学的分析。韦伯、马克思、涂尔干等社会学家均在一定程度上论及战争，尽管没有形成体系性的战争理论。而且，克劳塞维茨的战争学说也具有很浓厚的社会学色彩，一些学者称之为克劳塞维茨式的战争社会学，并试图在当代历史语境中修正其缺陷，从而推陈出新发展出新克劳塞维茨式(neo-Clausewitzian)的战争社会学[6](P619-636)。在诺克斯波夫(Ian Roxborough)看来，所谓新克劳塞维茨式的战争社会学，是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社会学的思考历史化，因为克劳塞维茨的战争社会学侧重于从一般意义上探索战争问题。
整体上讲，在传统的社会学研究范畴中，对战争进行（历史）社会学的探索是相当零碎而琐细的。在军事研究和战略研究中，有些涉及战争社会学的作品亦可能是在缺乏社会学意识下进行的。如果从一种有自我意识的、作为知识共同体的角度看，战争的（历史）社会学考察主要是于20世纪70年代逐步显露，并于80年代形成第一个高潮。这一探索与当时兴起的国家理论争论息息相关的。在西方70年代的国家理论争论中，马克思主义者是最为重要的发起者与讨论者，他们侧重于分析资本、阶级和国家权力的关系，与政治和军事领域的作用相比较，他们更加强调社会和经济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热烈研讨促使一些社会理论家从其他视角修正或批判其理论，他们觉察到或认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中忽略或贬低了国家权力的战争维度、国家间维度和国家自主性维度的作用。这样的研究思路在80年代的国家社会学研究中尽显风流，成果傲人，战争的历史社会学是其中的一个部分。从现实层面来看，80年代初英国和阿根廷之间的马岛战争也促使英国社会理论界再一次思考战争与社会的关系。如有学者希望考察这一战争与国内其他社会麻烦之间的关系。因为“在英国学界的认识中，60年代的日益增加的社会暴力经常被认为是全面战争（1939-1945年）结束后社会凝聚力和民族团结不断弱化的结果，马岛战争后这样的命题可以进一步检验。”[7](P5)
如诺克斯波夫所论述的，80年代前后战争社会学所考察的主题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有学者从宏观的历史角度考察战争对社会变迁的影响，也有学者主要探究战争对国内人口的影响。有学者侧重研究战斗中的军事效力，也有学者偏好探讨和平运动③。进一步说，该讨论会亦是这一思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上述战争的社会学讨论中，战争的历史社会学分析是其核心部分。
冷战结束后，战争的历史社会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时期。马丁·肖和卡尔多(Mary Kaldor)开始审视冷战结束后的战争形态的转变及其社会内涵的变化④。迈克尔·曼在相当长时间内侧重于从历史的角度发展其地缘政治的国家学说（战争分析是其重要部分），并对自由主义的经济和平论以及“民主和平论”做出了批判性回应[8](P221-239)。近来，曼秉承其社会权力的分析框架，对最新的战争形式和国家形式进行了剖析。波特(Bruce Porter)、克瑞维尔德(Martin Van Creveld)、唐宁(Brian Downing)、伯克(Victor Lee.Burke)、达克(Mike Drake)等人也基于历史或现实案例，从战争的视角解释了社会进程⑤。大体而言，冷战后的战争的历史社会学研究有两个特点，一方面是继续推进70、80年代所开辟的主题，如对欧洲民族国家兴起的研究；另一方面则是对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种族屠杀、“民主革命”和恐怖主义等最新事态和进程进行经验研究与理论反思。
二、战争的历史社会学：研究进路分析
对于战争的历史社会学的研究进路，本文简要地从整体性分析思路和具体研究方法两个层面来剖析。在战争的历史社会学分析中，可以归纳出以下三种整体性分析思路④。第一种思路是将战争纳入宏观的历史社会分析框架，进而分析战争爆发的原因、战争对社会进程的影响，战争、战备和社会环境三者结合所塑造的社会进程，梯利、曼和吉登斯的相关作品体现了这一思路；第二种思路是对战争进行比较历史社会学分析，这一比较分析涉及战争和国家类型，战争和国家—社会复合体的关系，战争和国际要素的关系等诸多关系。譬如，霍尔通过战争和国家类型的比较分析来透视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的兴起[9](P221-239)，斯科克波比较法国、俄罗斯和中国革命过程中的外部要素的作用[10]，曼比较了战争和西方两种军事主义类型的关系[8](P222-239)；第三种思路是将理论分析和个案分析相结合，《战争与和平的社会学》一书中就有不少论文便是如此。由于宏观历史社会分析的任务更加繁重，加上战争的历史社会学分析关联到国家—社会复合体的变迁、国际关系、地缘政治、经济等诸多要素，而社会学家一般在国际关系、地缘政治、外交和战略学方面的知识储备欠佳，因此从宏观历史社会学角度专门论述战争的作品相对缺乏。
从具体研究方法上看，在战争的历史社会学分析中，层次（分析）、领域（分析）与国家—社会分析方法很有特点。可以说，历史社会学将战争问题置入宏大的历史社会脉络，这推动了战争的因果关系分析向战争的相关关系分析转变，拓展了战争的研究范围和思路。在层次分析上，战争的历史社会学分析与以往的社会学研究不同之处在于，它强调外部要素（国际层次）对社会变迁的作用，从而打破了社会“内生说”。然而，外生分析究竟是一种方法，还是具有本体论地位，国际关系学者和历史社会学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部分国际关系学者认为，战争的历史社会学分析，特别是梯利等人的作品，复制或加强了国际关系学中新现实主义者的观点。因为在梯利的逻辑框架中，战争主要是国际体系压力（外部结构）的表现，所以战争塑造国家其实意味着国际体系结构塑造国家。但在社会学界看来，这样的层次分析方法意味着国家和社会不是内生的，从而在方法论上具有“外生说”的意涵。
在社会学界看来，战争的历史社会学所涉及的层次分析法具有“关系主义”(relationist)的特点，它突破了社会实体论的局限，也凸显了新的本体论意涵。在关系主义看来，动态的进程应该是主要分析单位，而这一过程中的构成要素不再是主要分析单位。在关系发生时，事物不再被认为是事先独立存在的，而是首先假定事物在关系中并与关系一起获得整体性存在。关系主义强调，相对单元而言，单元之间的关系在本质上具有更显著的动力，关系是演变的、正在进行中的进程，而不是无活性的(inert)诸实体间的静态连结(ties)。因此，研究社会问题不能在单一的实体本体论语境下界定概念，相反，一个概念的意义只有在它与其他概念一起形成的关系网络中才能解释[11](P281-318)。具体而言，持这一逻辑的战争的历史社会学分析认为，因为着手战备、发动或卷入战争的诸行为体都不是给定的，它们在社会环境与社会进程中的复杂互动不断地界定诸行为体，也持续地界定和影响着战争、国家与社会（进程）等。因此，部分战争的历史社会学分析不仅在方法论意义上，而且是在本体论意义上将外部要素纳入进来，即诸要素之间的动态的、进程中的关系作为本体，从而也走向了实践本体论、过程本体论。换言之，关系主义并不是简单将外部结构转化为本体，关系主义看重包括国内要素和国际要素在内的诸要素之间的动态进程对各行为体的构成作用。关系主义表现出社会学研究的最新趋势——即社会学研究由实体走向关系。
在历史社会学中，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诸领域的关系一直是学者重点探讨而又争讼不断的问题。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历史社会学学者非常看重经济要素，甚至部分学者视其为决定性领域，因此常将经济要素视为战争爆发的根源。譬如，在资本主义与战争的关系问题上，诸多西方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认为两者存在必然的联系，因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强调社会生产力在社会进程中的决定作用，而战争是社会进程中的一部分，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均未对战争做出系统的阐释，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对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有过研读，并接受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表现形式的观点⑦。深受马克思影响的霍布森和列宁将战争归为帝国主义的必然产物。按照列宁的分析，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和最后阶段，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内，资本国为了抢夺市场，以帝国主义的方式向外扩张与侵略，导致各国之间冲突与战争不断。经由艾森豪威尔总统所宣扬的“军工复合体理论”则被人称之为霍布森思想的当代版本[12]。霍布森和列宁的思想被诸多西方学者解读为，将战争的根源还原到资本主义层面，即经济决定论或单一因素决定论。
深受韦伯影响的部分历史社会学学者则从多领域多要素展开分析，他们往往反对单一因素决定论，反对恒定的经济决定论，也反对民主和平论。譬如，同样是在战争和资本主义关系上，迈克尔·曼认为它们之间不存在先验的决定论关系，而应该历史地分析它们之间的关系。在曼的权力网络理论框架中，战争主要属于军事权力网络，而资本主义主要属于经济权力网络，这是两个交叉和互动的权力网络，每一权力网络有一定的自主性，但两者都不可简单地还原为另一方。曼反对马克思主义者将战争的根源还原为经济权力的支配作用。他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经济意义上的封建生产方式）本身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导致许多分裂的和交战的生产网络的出现，也不能导致一种按民族分割的全面的阶级结构的出现”[13](P694-695)。与霍尔一样，曼也指出了战争对欧洲国家和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作用，但他的分析思路不是比较历史社会学，他从各国财政角度出发，发现当时“国家的职能显得基本上是军事的和地缘政治的，而不是经济的和内政的”[3](P689-690)。但这一军事、地缘政治维度对国家经济与内政有很大影响，因为这种国际舞台上的军事需求所产生的财政压力促使中央协调与地方的关系、调整国家与社会关系，这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政治和经济条件。实质上，这一财政分析与霍尔的欧洲各国的国内层次分析以及梯利关于欧洲民族国家的“资本和强制”的分析是一致的，是国际竞争前提下的国内诸领域以及国际诸领域的互动分析。
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战争的历史社会学分析强调国家和社会分离，从国家和社会复合体的角度透视战争的形成，战争的影响，以及战争、备战与其社会环境的结合所塑造的社会进程。以梯利的研究为例，他主要分析的是，欧洲民族国家为什么会在战争与其他竞争中战胜欧洲众多的不同类型的行为体（诸如教会、封臣、公国、领主、城市国家、城市联盟、帝国、部落等），而一举成为现代世界最为重要的政治组织。梯利强调，资本(capital)要素和强制(coercion)要素成功的结合促使民族国家在战争和备战中胜出。也就是说，资本与强制是战争的前件，也可以是战争所加强的，而没有做到将两者成功结合的政治实体往往在竞争中被迫让位于民族国家，并逐渐退出或淡出世界历史舞台，譬如威尼斯之类的城市国家，强于资本，弱于强制；俄罗斯之类的传统帝制国家，强于强制，弱于资本。至于那些小的王国、领地、封臣则可能两个要素具弱，经不起一轮轮的战争洗礼与淘汰，无法确保原有的相对独立地位。
梯利的战争的历史社会学分析实质上就是国家理论分析，因为战争和战备在其国家理论框架中居核心作用。梯利认为自己的创新之处在于：(1)将强制组织和备战纳入国家分析之中，并认为国家结构的出现主要是领导人想要取得战争手段的副产品⑧；(2)国家间关系，特别是战争和备战时期，严重地影响了整个国家构成的进程。梯利的核心假定是，纵贯于公元10-20世纪（最初是在欧洲，后来是全球）政治行为体的战争与战备是政治行为体的主要任务与压力。这实质上就是“战争制造国家、国家制造战争”的观点，一些学者也将其贴上军事中心的国家观。但是，梯利也试图克服历史的随意性和目的论，他从国际层次的战争和战争压力、国内的统治者、政府和国内社会的博弈等多因素复杂互动的视角来考察国家形式的变化。在他看来，这一多层次和多因素分析并没有陷入相对主义的泥潭，“通过指出国家形成的路径是多样的，但不是无穷的，在任何一个具体的历史关口都有可能有几种不同的未来，国家、统治者、公民交互影响、系统的问题和进程关联着所有欧洲国家的历史，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14](P33)这一说法和韦伯的历史“扳道工”的比喻有几分神似。通过具体的多层次和多因素关系的考察，梯利有意剔除历史目的论（针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规律说）。同时，在历史逻辑之外，他不接受国际体系决定论、国家决定论或生产方式决定论。在具体的历史分析中，梯利的视角和观点仍然有决定论色彩，如梯利强调持久的国际竞争和战争的压力，这是他得出“战争制造国家和国家制造战争”的认识论前提，也是布赞为其贴上现实主义标签的主要原因。从梯利的分析看，这是欧洲民族国家崛起过程中所体现出的特征，但如果将这一观点泛化为普遍性原则，则会为诸多历史案例所证伪，如丹尼斯·史密斯举出的19世纪的美国的例子[15](P111)。
其实，从社会学研究进路来看，梯利仍然是在研究人类现代性演进问题，不过它不同于几个经典社会学家的思路。譬如，马克思分析的是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演进、涂尔干发现的是机械团结到有机团结的演变，韦伯界定的是传统社会到现代性的社会变化，滕尼斯探讨的是共同体到法理社会的变迁。梯利研讨的是诸政治实体的纷争到民族国家的独大，这一政治实体地位的变化实质上蕴含了现代性在全球的拓展，战争不仅被纳入到这样的现代性拓展中，它也是现代性的动力之一，它塑造了新的国家—社会进程。当然，这样的国家—社会进程在战争等竞争压力下反过来又影响并界定了战争的内涵，包括战争动员方式、战争类型、战略（文化）、战备等等。
由上述讨论可知，深受韦伯影响的历史社会学学者在探讨战争问题时视野广阔，它们将战争纳入宏大的世界历史脉络中，从层次、领域、国家—社会等多个面向来思考战争问题。换言之，他们不仅仅直接探讨战争爆发的原因和影响（因果关系分析），更将战争与社会环境中的相关要素（诸如不同类型国家、政府、其他行为体、资本主义、技术、工业社会、文化）关联起来，剖析它们在战争和战备情况下是如何互动的，是如何塑造国家和社会进程的，这样的社会进程反过来又是如何塑造和影响战争与战备的（相关关系分析）。
三、战争的历史社会学的价值
西方学术界对战争的历史社会学研究的时间并不长，但它们的某些研究思路和相关结论对国际关系研究是有启发意义的。下面从国际关系学而不是社会学层面来认识和评析他们的研究工作。
第一，战争历史社会学的相关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重构了新现实主义的观点，但同时又证否了新现实主义的某些假设和观点，这表明国际关系的复杂事实(reality)不是单一理论所能解释的。或者说，单一的国际关系理论需要（在逻辑自洽的基础上的）“偏执”与简化，但现实问题则需要考虑到问题的多层次性和复杂性。曼和布赞都曾对历史社会学和国际关系学的关系做出简要评价。在曼看来，一些历史社会学家出席了一个“奇袭宴会”，然后从现实主义那里带回了一定数量的“战利品”。布赞则认为曼的分析是事后诸葛，因为与现实主义的联系是在历史社会学家们独立做出结论（战争制造国家，国家制造了战争）之后形成的[16](P67)。这说明，战争的历史社会学分析在不少观点上是相似于国际关系学中现实主义的观点，甚至有学者认为是重构或证实了新现实主义的国家理论[17](P64)。譬如，曼、斯科克波和梯利强调从国际体系的角度分析战争（直接的结果就是国家形式的变化），霍布森甚至称这一分析是还原主义的，事实上踢出了国家，这与新现实主义的分析逻辑是相似的[17](P64-71)。在笔者看来，从国际体系的角度分析战争与国家是很自然的事情，也是战争社会学分析中引以自豪的视角，它用来突破原来社会学中过于关注内部因素的作用。虽然在国际关系学中这样的分析视角并不新鲜，但是战争的历史社会学分析包含了国际和国内层次，而且涉及国家与社会的框架，以及政治、经济、军事等不同领域的互动，诸多学者并没有纯粹将战争与国家视为体系结构的产物。梯利的战争分析恰恰论证了战争对主权的民族国家的地位确立以及其体系形成的作用，而此前的欧洲国际体系具有怀特所说的宗主国—国家体系（等级制）的特点，并不是新现实主义坚持的无政府状态。曼的战争分析具有很强的地缘政治色彩，他也强调国际体系（多国体系）的作用，但考虑到他的四种权力网络框架，以及他强调国家和社会的分离，其战争分析并不具备完全独立的意义，而是四个权力网络中互相影响的一环（具有关系主义的特点）。因此，曼的理论框架和历史分析包含现实主义要素、自由主义要素，甚至也包含建构主义要素。由此可见，一方面，战争的历史社会学分析与新现实主义的论断存在一定的亲和性，特别是在国家的形成问题上，因为不少学者证明了国际体系对国家形成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战争的历史社会学分析驳斥了新现实主义的一些论断（如无政府状态假设），补充了沃尔兹的体系理论对单位层次重要性的忽略，因为梯利等人所探讨的中世纪后期以及现代早期国际体系的形成过程中，等级制而不是无政府状态曾是鲜明的历史事实，而现代国际体系的形成恰是民族国家战胜其他行为体的结果，是民族国家颠覆了前现代国际体系并造就了西方现代国家体系。梯利等人的分析丰富了约翰·拉格的论断⑨；第二，历史社会学思考战争问题时非常强调社会要素和社会进程，而国际关系学者在研究战争问题时侧重强调“高级政治”。对后者而言，前者是非常重要的补充与冲击。国家和军队决策者需要关注到这样的思考路径。战争的历史社会学分析提示我们，从人类历史进程来看，认识战争问题不应该只停留在战争爆发、战争进程与后果这样的单线型因果关系分析，而是需要更为宏大的关于战争、战备与社会环境、社会进程的相关关系分析。从这一意义上看，战争不仅仅是政治的延续，它也是社会进程和社会生活的延续；第三，国际关系学者应该加强对韦伯的相关思想和方法的研究。从思想渊源上看，战争的历史社会学分析包含了马克思主义传统和韦伯传统。梯利、斯科克波、吉登斯、肖等人有关战争的历史社会学分析主要传承了韦伯的思想，又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强调战争的阶级分析和经济分析）。在国际关系学发展进程中，马克思主义思想是极为重要的一支，而韦伯思想传统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尚待挖掘，法国学者雷蒙·阿隆是国际关系学中深受韦伯影响的学者，但阿隆的思想和方法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仍然缺乏传承，因此学界可以借助对战争的历史社会学分析进一步发掘韦伯思想对国际关系学可能的更大的贡献；第四，我们应该进一步思考部分历史社会学者倡导的“关系主义”对国际关系研究有何帮助，它与结构化理论和建构主义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在笔者看来，在讨论战争问题时，实体论和“关系主义”都有一些缺陷，实体论没有注意到“关系”对实体的构成作用，而“关系主义”没有意识到关系总有创建之时，在“关系”确立之前，必须对实体有所界定。而且，在很多时候，关系对部分实体的构成作用并不是绝对的，或者说，实体会具有很强的自主性。同时，由于关系的动态性，将关系作为本体论在具体分析中将面临各种麻烦。从目前的成果看，关系主义的研究纲领尚需完善；第五，就中国历史和现实问题而言，战争的历史社会学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思路。譬如，它有助于学界历史地重新思考中国国家形态的变化与内外战争的关系，中国的社会变迁（特别是现代性问题）与战争和战备的关系。在现实问题上，它有助于我们思考中国的战备（特别是针对台海问题）将如何塑造国内的政治社会进程，国内社会进程又是如何塑造中国的战备状况的。
四、简要结论
随着社会学界加强国家问题研究，战争的历史社会学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兴起。从思想渊源上看，战争的历史社会学研究深受马克思与韦伯的影响；从议题上看，他们主要探讨战争与国家形成以及国家类型的关系，战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战争与政治体制的关系，战争、战备与社会环境和社会进程的关系，战争形式与战争类型等；从本体论上看，战争历史社会学中的进程本体论与实践本体论不同于实体论；从研究进路上看，主要包括了宏观历史社会分析、比较历史社会学分析、理论与个案的综合分析三种整体性思路，以及领域分析、层次分析和国家－社会分析等具体方法。就梯利的宏观性战争历史社会学分析而言，其内核仍然是现代性的一个面向。就韦伯思想传统而言，战争的历史社会学不仅仅直接探讨战争爆发的原因和影响（因果关系分析），更将战争、战备与社会环境中的相关要素关联起来，剖析它们在战争和战备情况下是如何互动的，是如何塑造国家和社会进程的，这样的社会进程反过来又是如何塑造和影响战争与战备的（相关关系分析）。上述研究不但拓展了战争研究的范围，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论证了，战争不仅仅是政治的延续，战争也是社会（进程）的延续。战争的历史社会学研究不仅在问题领域弥补新现实主义所忽略的国家研究，还在一定程度论证了无政府状态假设值得商榷。
收稿日期：2007-06-17
注释：
①除了斯科克波和凯瑟来自美国外，其他学者均来自欧洲。换言之，战争的历史社会学研究具有很强的欧洲特性。上述学者的研究领域主要属于社会学，但有一些人横跨历史学、国际关系学等学科领域。当然，他们的关注点差别甚大，马丁·肖原来是在传统的社会学领域内研究战争问题，后来愈益转向国际关系学。除《国家与社会革命》一书外，斯科克波很少涉猎国际问题。迈克尔·曼认为自己主要是（历史）社会学家，虽然他也参加国际关系学的讨论，并撰写了一些与之相关的文章。约翰·霍尔也被认为是社会学家，但他的学术涉猎颇广。除后文注释文献之外，他们的代表作还有Martin Shaw,"The Real Sociology of War:AReplay to Roger Scruton,"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Vo139.No.4,1988.pp.615-618; Martin Shaw,"The Contemporary Mode of Warfare? Mary Kaldor's Theory of New War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Vol.7,No.1,2000,pp.171-180; Michael Mann,"The Autonomous Power of the state:Its Origins Mechanisms and Result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25,No.2,1984,pp.185-213; Michael Mann,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The Rise of classes and nation-states,1760-1914,Vol.2(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 Edgar Kiser,Sociology of War,http://www-ang.kfunigraz.ae.at/～prischin/toe2; Edgar Kiser,"Comparing Varieties of Agency Theory in Economics,Political Science,and Sociology:An Illustration from State Implementation," Sociological Theory,Vol.17,No.2,1999,pp.146-170; Edgar Kiser,April Linton,"Determinants of the Growth of the State:War and Taxation in Early Modern France and England," Social Forces,Vol.80,No.2,2001,pp.411-448.
②马丁·肖和戈林·克瑞顿认为，所谓战争与和平的社会学，是指对战争、战备、社会环境中战争的影响，以及禁止或预防战争的社会进程进行理论的历史的和经验研究。参见Martin Shaw and Colin Creighton edited,The Sociology of War and Peace(Dobbs Ferry,NY:Sheridan House,1987),p2。
③Ian Roxborough,“Clausewitz and the Sociology of War,” p620.对于这一多样性，他认为不值得祝贺，而应该警觉，因为学界缺乏核心的思想关注，力量分散，缺乏内在的一致性。
④卡尔多的新作有Mary Kaldor and Basker Vashee eds.,New War(London:Pinter,1997); Mary Kaldor,Ulrich Albrecht and Genevi ève Schméder,eds.,The End of Military Fordism(London:Pinter,1998); Mary Kaldor,New and Old Wars:Organized Violence in a Global Era(Cambridge:Polity,1999).
⑤他们的代表作分别是Bruce Porter,War and the Rise of Modern State(New York:Free Press,1994); Martin Van Creveld,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Stat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Brian Downing,The Military Revolution and Political Change:Origins of Democracy and Autocracy in Early Modern Europ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2); Victor Lee.Burke,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Cambridge:Polity Press,1997); Mike Drake,Problematics of Military(London:Frank Class,2002).卡斯珀森登指出，这一期间也有一些历史学家对同样的主题进行了研究，但他们对于战争、国家和社会变迁等关键性概念缺乏理论反思，见Lar Bo Kaspersendeng,"The 'Warfare-Paradigm' in Historical Sociology:Warfare As a Driving Historical Force," p.1.
⑥整体性分析思路指的是，该研究思路贯穿于专著或论文中，成为该文的核心研究进路。
⑦关于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早期经典作家）的战争与和平思想的研究与解读，参见Karel Kara,"On the Marxist Theory of war and Peac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Vol5,No.1,1968,pp.1-27.
⑧曼因此而将梯利的国家理论归纳为真正的精英主义国家理论，曼关于国家理论的详细分析参见Michael Mann,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The Rise of Classes and Nation-states,1760-1914,Vol.2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pp.44-54。
⑨拉格指出了沃尔兹对涂尔干的“交往力度”概念缺乏深入分析，特别是交往力度对体系转换的作用，详见约翰·拉格：《世界政治体制中的继承与转换：走向新现实主义综合》，罗伯特·基欧汉主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郭树勇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0-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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