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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关于体制改革与道德建设关系的理论，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伦理理论，而且提供了道德建设实际操作的方向。这一理论无论从科学社会主义，还是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来看，都具有丰富的科学内涵和巨大的实践价值，需要我们加以全面而正确地理解和把握。
体制改革是道德建设的动力和依据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在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迅速展开，体制改革的浪潮不仅涉及到经济、政治领域，同时也波及到人们的思想道德观念和社会风气领域。邓小平指出：“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1〕社会改革必定带来道德的变化，这已为社会所证实， 也为人们所共识。不过，在改革既给社会道德带来“正面效应”，也给社会道德带来一些“负面效应”的情况下，如何正确认识改革与道德变迁的内在联系是解决道德问题的关键所在。邓小平深刻地指出：“制度是决定因素”。〔2〕体制改革、制度建设是道德进步的动力和保证。 邓小平所言的“制度”实际上是指制度体系，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体制）是严格区分并又有内在联系的：基本制度是立国之本、立德之据；具体的制度（体制）是基本制度的实现形式，是强国之本、立德之要。
首先，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立国之本、立德之据。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社会意识形态，是历史的选择。因此，应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作为立国之本、立德之据。邓小平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因为“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不是为了剥削。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这些特点，我国人民能有共同的政治经济社会理想，共同的道德标准。以上这些，资本主义社会永远不可能有。资本主义无论如何不能摆脱百万富翁的超级利润，不能摆脱剥削和掠夺，不能摆脱经济危机，不能形成共同的理想和道德，不能避免各种极端严重的犯罪、堕落、绝望”。〔3〕因此， 任何否定社会主义，攻击社会主义道德与理想的观点，都是错误的。虽然，社会主义的中国在经济、技术、文化等方面现在还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这不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社会主义制度自身有一个成长、发展和日益完善的历史过程，这是一项艰巨的历史工程。所以在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道德方面，我们要有历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其次，邓小平认为具体制度（体制）是基本制度的实现形式，是强国之本，立德之要。基本制度需要相应的实现形式，以保证基本制度所具备的优越性体现出来。邓小平曾经对具体制度改革与基本制度优越性发挥之间的关系作过说明，认为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完善的制度体系，除需有一好的基本制度外，还需有能使基本制度的优越性得以发挥的具体制度（体制）。因此，需健全制度体系。邓小平曾说过这样一段令人深思的话：“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4 〕社会主义道德作为意识形态，有其内在基础和动力。邓小平深刻地认识到道德问题不能仅仅从道德本身来解决，而要从社会更深层的方面去着眼、着力。这个深层的方面就是具体制度或体制。不改革体制不行，现在我们的体制有很多问题。要解决它们，我们必须既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5〕因为， “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6〕。因此，只有从体制、机制和法制上深化改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产生腐败的问题，才能给道德进步提供制度保证和强大动力。
道德建设是制度改革深化和完善的保证
制度改革的进行、深化和完善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工程，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全国人民有秩序地进行。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理想，没有纪律，不讲道德，我国就会象旧中国那样一盘散沙，我们的建设就不能够成功。因此，道德建设是改革成功的保证，是制度改革深化和完善的保证。
道德建设和制度改革有着内在一致性，道德建设是制度改革深化和完善的保证。道德建设和制度改革之间有着内在一致性，它们的最终目的都要以是否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改革开放可看成是对体制的革命，改革开放的实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道德建设立足点是对人民负责，对社会发展负责，对历史进步负责。邓小平看到了体制改革与道德建设间的内在联系，看到了精神文明、道德风尚对物质文明的促进作用，他指出，“不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7〕“文革”十年，不仅使我国的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而且使人们道德也出现了退化。邓小平对这段历史进行总结时指出，“文革”中那种唯心的道德说教，“政治的空谈往往淹没一切。这并不是哪一些同志的责任，责任在于我们过去没有及时提出改革。但是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8〕
道德建设和体制改革的主体都是人，人是道德建设和体制改革的关键，因为事情要人来做。道德建设工程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人的灵魂塑造和净化的过程。个体没有健全的人格，社会没有良好的风尚，体制改革不可能很好地深入和完善。“不要以为有一点精神污染不算什么，值不得大惊小怪。有的现象可能短期内看不出多大坏处。但是如果我们不及时注意和采取坚定的措施加以制止，而任其自由泛滥，就会影响更多的人走上邪路，后果就可能非常严重。从长远来看，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的事业将由什么样的一代人来接班，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9〕。因此，“我们要把这个问题郑重地提到全党面前， 提到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在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以后，全党要研究如何适应新的条件，加强党的思想工作，防止埋头经济工作、忽视思想工作的倾向”〔10〕。邓小平深刻认识到当前精神文明的关键在于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而端正党风，又是端正社会风气的关键，他在《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讲话中，把端正党风、惩治腐败，作为重要问题提出来，认为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所以，加强道德建设、端正党风作为一项长期的工作，要贯穿在整个改革过程之中，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开放、搞活政策的正确执行，确保体制改革的深化、完善。
总之，邓小平关于体制改革和道德建设关系的理论，不仅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伦理理论，而且还从实践角度提供了道德建设实际操作的途径。当前社会主义道德存在的问题，道德建设的出路和今后的发展命运，都系于体制，系于改革，体制改革是道德建设的动力和依据。道德进步寓于不断深化的体制改革之中。道德建设的进行又将促进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完善。不改革，不深化改革，道德状况和社会风气就不可能好转，道德的振兴和建设就是一句空话；不进行道德建设，体制改革也必定不能取得成功。
注释：
〔1〕〔7〕〔9〕〔10〕《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2、144、45、48页。
〔2〕〔3〕〔4〕〔5〕〔6〕〔8〕《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8、167、333、333、333、1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