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中美日战略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日论文,进程论文,战略论文,关系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06)01-0053-09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以全面开放和战略崛起为标志，中国的国家实力实现了大幅度提升，开始全面融入国际社会，成为全球增长最快、最大的新兴市场，在世界政治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与此同时，尤其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开始进一步融入东亚地区政治经济之中，积极提供地区公共物品。在这一进程中，中国已经从典型的孤立主义者和边缘者演化、进步到开放主义者，正在迈向全球主义者，而且其地区主义者的积极角色正在凸现。因此，在和平崛起过程中，中国有必要深化与美国、日本战略关系的研究。
一、中国崛起：贡献与机遇
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国主动开启了融入国际体系的进程，经济快速增长和现代化追赶模式成为当代中国演绎的绚丽传奇①。在全球化和复合相互依赖日益深化的时代，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国家利益的拓展、国际利益的谋求、国际责任的承担将越来越成为中国崛起的鲜明特征。中国崛起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中国GDP持续快速增长，与世界经济的融合不断加快；二是中国对其他国家的影响显著增强。按实际购买力平价(1990年国际美元)计算，1978年以后中国GDP占世界总量比重迅速上升，由1978年的5％上升为2004年的12.5％。在过去的20年，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中国的出口占世界总出口的比重迅速增长，其迅速增长的进口也强劲支持了周边国家的发展，支撑了世界商品价格的增长。中国贸易依存度大幅度提高，已居世界大国之首，成为世界第二大外国直接投资吸引国。截至2004年，中国累计实际吸引外资超过5500亿美元，加上外资企业在华累计投资额则可能已经超过10000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为开放的新兴市场，已经成为世界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世界竞争最激烈的特大市场。另一方面，中国正在逐步扩大对世界市场和全球经济体系的融合，国际竞争力也不断提高。
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在东亚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影响力显著提升。在东亚地区其他发展中国家货币贬值、经济疲软的情况下，中国强势的货币和强劲的经济增长，使得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了东亚其他新兴经济体的总和。随着对外贸易的迅速增长，中国目前成为这一地区其他经济体出口的重要市场，同时也是在第三方市场上的强大竞争对手。过去10多年来，东亚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出口增长很快，其中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尤其明显，东亚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也比较快，而对美国和日本出口的比例却基本持平甚至下降。中国与主要市场之间的贸易没有对东亚地区的其他经济体造成损害。中国成为WTO成员国以及与此相关的改革，给中国带来了在世界舞台和东亚地区一体化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机遇[1]。
从总体经济发展趋势看，中国正在逐步扩大对世界市场和全球经济体系的融合，具体表现在：
第一，中国贸易依存度大幅度提高，已居世界大国之首。2004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11547亿美元，贸易依存度由1978年的9.8％上升到70％，提高了60个百分点，实现了由封闭经济贸易到开放经济贸易令人瞩目的跨越。其中，中国的出口依存度由1978年的4.62％上升到2004年的36.0％，进口依存度由1978年的5.17％上升到2004年的34.05％。
第二，中国出口占世界总量比重不断提高，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根据WTO《2004年国际贸易》统计，1953年中国出口贸易额占世界总量为1.2％，1973年为1.0％，1983年为1.2％，1993年为2.5％，2003年为6.0％而日本为6.5％。[2]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按1995年美元价格)计算，由1978年的1.46％提高至1990年的1.82％，到2002年提高至4.78％，在世界上居美国(10.95％)、德国(9.94％)和日本(6.57％)之后，排第四位。2004年中国出口贸易额居世界第三位。
第三，中国对全球贸易增长的贡献愈来愈大。一个国家出口规模愈大或占世界总量比重愈高，对世界贸易增长的贡献就愈大；一个国家出口贸易增长率愈快，对世界贸易增长的贡献也就愈大。按1995年美元价格计算，1980—2002年期间，中国出口贸易年平均增长率为10.62％，相当于世界、美国和德国同期出口贸易增长率的2倍左右；其中，1990—2002年期间，中国出口贸易增长率为14.92％，相当于世界、美国、德国和日本同期贸易增长率的2—4倍。这一时期，美国对世界新增出口贸易额(按1995年美元价格)的贡献率为10.66％，居第一位；其次是德国，为9.87％；中国居世界第三位，为6.08％。其中，在1980—1990年期间，中国对世界新增出口贸易额的贡献率仅为1.96％，到1990—2002年期间，这一贡献率提高至7.66％，居世界第三位。
四大国对全球出口贸易增长的贡献
1980—1990年 1990—2002年 1980—2002年
出口贸易额增长率(％)
中国
5.67 14.92 10.62
日本
5.27 3.78
4.46
德国
5.39 5.72
5.57
美国
5.54 5.21
5.36
世界
5.16 6.06
5.65
对全球出口贸易增长贡献率(％)
中国
1.96 7.66
6.08
日本
8.67 4.67
5.78
德国
10.689.55
9.87
美国
12.719.87
10.66
世界
100 100100
注：出口贸易额按1995年美元价格计算
数据来源：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数据库(WDI 2004)数据计算
第四，中国出口贸易结构不断升级。1980年初级产品出口占出口总额比重为50.2％，到1990年则降为14.6％，2000年进一步降为4.7％；制造品出口额占出口总额比重明显提高，2003年达到92.1％[3]，其中高技术产品占出口总额由2.6％提高到2004年的27％。与此同时，中国各类产品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量比重也由1980年的0.62％上升为2002年的4.56％，其中高技术产品的出口从1985年的0.4％提高到2000年的6.0％。总体来说，从显示比较优势系数看，初级产品、资源型产品在下降，而制造品则变为具有比较优势；从不同类型技术看，劳动密集型的低技术具有比较优势先升后降，高技术产品则不具有比较优势，但向比较优势的方向转变。中国制造品出口额占世界制造品出口总额比重也从1985年的1.5％提高到2000年的7.8％，特别是高技术制造品出口额占世界高技术制造品出口总额比重从1985年的0.4％提高到2000年的6.0％，标志着中国出口贸易结构的调整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
第五，中国出口竞争力突出反映在欧、美、日三大世界市场的份额不断上升。1980年中国出口仅占日本出口市场的3.1％，到2003年提高到18.5％；中国对美国出口由占美国出口市场比重的0.5％提高到12.0％；中国对欧盟出口比重由占欧盟出口总额比重的0.7％提高到8.9％。很显然，中国在三大市场的份额不断提高，反映了中国贸易竞争力不断提高，如20世纪60—80年代日本在美国和欧洲市场份额上升一样。
中国三大出口市场份额(％)
1970
1980
1990
1995
2000
2002
2003
日本
1.43.15.110.7
14.5
18.3
18.5
美国
0.00.53.26.38.611.1
12.5
欧盟
0.60.72.03.86.27.58.9
资料来源：IMF贸易统计部
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中国大战略建构
1978年以来，中国抓住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契机，革故鼎新，开始了全面开放并走向全球主义国家的努力；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中国抓住了新一轮地区主义浪潮的契机，开始了由地区主义的被动者、消极观望者到主动参与者、议程创设者的转变，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安全等方面成为东亚地区一体化的重要推动者。中国逐渐成为东亚经济和贸易增长的发动机、宏观经济的稳定器、公共物品的提供者、地区矛盾的协调者，有鉴于此，中国在迅速崛起的现代化过程必须构建自己的大战略。
中国大战略就是富国强民的战略，其根本目标是在未来20年，使中国成为世界经济最大的实体，明显缩小与美国综合国力的相对差距，使人民生活水平再上一个台阶，全面建立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中国大战略是一个目标体系，我们将之概括为“增长、强国、富民、国家安全、提高国际竞争力、可持续发展”六大目标。具体地说：第一，经济增长目标是经济总量实现翻两番，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实体，约占世界GDP总量的1/5左右，贸易额占世界总额比重10％左右；第二，综合国力目标是综合国力再上一个台阶，与美国综合国力的相对差距缩小在两倍以内，成为在强大综合国力基础上的具有主导能力的世界强国；第三，富民目标是由目前世界下中等收入国家进入到中等或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人类发展指数由目前的中上发展水平进入到较高发展水平；第四，国家安全目标是维护国家安全统一，提高高技术条件下的防卫作战能力和战略技术，实现军队现代化的跨越式发展；第五，国际竞争力目标是由目前排位世界第30—40位之间进入到世界前列(前10位)；第六，可持续发展目标是到2020年人口增长进入零增长阶段，森林覆盖率达到23.4％；加强防御各种灾害的安全网建设，建立应急处理机制和紧急救援体系。上述几大目标构成了中国大战略的总体结构，以富民强国为核心，形成了密不可分、相互作用的发展目标体系，强国是富民的基础，富民是强国的目的，而提高国际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则是强国富民的基本保障[4]。
在这一目标之下，中国应实行积极参与的大战略：经济战略上，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争取成为东亚经济的主导性力量，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发动机，以中国的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推动世界经济，大力拓展经济战略利益，确保经济发展作为中国顺利崛起的核心；安全战略上，以新安全观为战略基础，稳步推进国家安全，积极参与国际安全的维护，以维护并拓展中国的安全利益；文化战略上，在坚持文明多样性基础上，弘扬传统文化，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吸收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增强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并将文化作为中国崛起的坚实基础；生态战略上，树立“绿色GDP”的观念，实施绿色发展，切实关注环境保护和生态安全，承担起维护国际环境的大国责任[5]。
全球化战略应被视为中国大战略的重要支柱。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中最为显著的一个趋势，也是中国21世纪加快发展的最大机遇。过去25年，国际贸易和外资的快速增长是推动中国经济成功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未来中国需要制定更加开放的全球化战略，建立更加开放的经济、更加开放的社会。因此，建立开放型的经济大国是中国21世纪初期的经济全球化战略目标，包括要实现生产与消费国际化，实现贸易与投资自由化，实现经济体制的市场化与国际化，使中国更加主动地参与国际专业分工和全球经济一体化当中。中国应充分利用当前加快开放步伐的诸多有利条件，全面实施经济全球化战略，推动对外开放水平的新一轮飞跃，建立大国开放型经济体系，使中国成为世界性的生产中心、贸易中心、配送中心和航运中心，塑造一个全球体系中的开放型大国。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系的主要战略途径是发挥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充分利用国内和国外的资金、技术、资源和市场，其主要政策选择是实现贸易与投资自由化，加快地区经济合作，在更大范围内参与地区经济一体化。在21世纪初期，中国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建立开放型经济、开放型市场、开放型社会，成为一个全球体系中的开放型大国，全面地更大规模地融入经济一体化进程，推动世界经济增长、贸易增长和投资增长[6]。
地区一体化战略是协调国内战略和国际战略的着眼点，是中国大战略得以实施的落脚点，同时也是实施全球化战略的着力点，故而在中国大战略框架中发挥支点作用。中国推进地区一体化战略可获得如下战略收益：第一，全面提升与东亚国家尤其是东盟国家的关系，为中国建立战略依托创造舆论基础；第二，协调与日本和美国的关系，从而在东亚构筑大国合作的均衡框架；第三，阻止台湾扩展东南亚空间的图谋，为两岸经济融合创造条件；第四，为中国国内市场的整合提供条件，进一步促进西部大开发的建设，为中国国内统一市场的建立创造条件；第五，为创设和主导地区国际制度建设创造基础，从而奠定中国崛起的地区性根基。目前，中国具备了积极推动东亚地区一体化的基本实力，但东亚的战略格局却决定了中国必须采取开放的地区主义方式来协调，而不是立即主导推动，其方式则是积极参与既有的地区国际制度、倡议新的地区国际制度的创设并在条件成熟之时主导某些地区国际制度的创立。我们强调，中国的地区一体化战略，应以国际制度建设为核心。从全球各地区的发展来看，促进地区一体化，尤以制度建设为基本特征。中国在地区合作中的积极进取，既促进了地区内其他国家对中国发展经验和成果的分享，也提高了议程创设(Agenda-Setting)能力。通过地区制度建设实现国家战略目标成为一种可行的范式[7]。
中国大战略目标的实现，有赖于其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发挥。从国际角度看，认识国情主要是了解一国各类经济资源在国际市场与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和比较劣势，以便在世界和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最有效地利用国际贸易，发挥比较优势，提高竞争优势，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发展的潜力[8]。我们认为，中国21世纪的发展战略应当选择比较优势战略、竞争优势战略和贸易自由化战略。从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角度看，中国只有劳动力资源具有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而农业资源、石油天然气资源、主要矿产资源、资本技术资源处于明显的比较劣势和竞争劣势。这些因素决定了中国必须立足国内、面向世界，在更大范围内获取更多的国际资源、国际资本、国际市场和国际技术，从而实现中国的发展目标。比较优势战略包括有效开发和进口国际资源、有效生产和出口丰裕资源密集产品、有效利用国外技术和资金、大力开发劳动力资源并积极促进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增长等；竞争优势战略包括积极吸引外资、不断改善投资环境、创立世界工业生产和出口加工最大基地、主动开放国内市场和建立开放型经济等。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战略的实质是全面开放战略，即全面对外开放，在全球范围内吸收、获取、配置各种生产要素，促进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贸易高增长。全面开放战略就是要实施贸易自由化战略，全面发挥比较优势、积极创造竞争优势、努力实现后发优势，这是中国有效参与全球化、实现经济追赶的重要发展路径。
三、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中美、中日战略关系
从全球的角度着眼，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美日是世界前三大经济强国，三国经济联系日益紧密，贸易相互依赖程度在逐步加深；从东亚地区的角度着眼，长远观之，中美日均在东亚有着最重要的战略利益，在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各有战略部署，既有矛盾之处，也有利益叠合之处。当前，美日政治、军事合作关系稳固，但中美贸易关系、中日政治关系却趋于紧张，对全球经济发展和东亚地区合作均构成了重大挑战。鉴于此，如何在全球层面和东亚地区层面达成中美、中日之间的建设性协调关系，事关全球的战略格局。
从双边关系的角度看，中美两国已经高度经济贸易一体化。过去20多年，中国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发展相当惊人，按中方数据，中美贸易依存度为中国GDP的7.6％，按美方数据为中国GDP的14.0％。与此同时，无论是美方数据还是中方数据，两边贸易顺差(对中国而言)或逆差(对美国而言)也惊人地增长，仅1999—2004年期间美中贸易逆差累积额，中方数据为2468亿美元，美方数据为6283亿美元，已经成为美国对外贸易最大的经济问题，也是美国国内最大的政治问题。从1985年以来中国对美国贸易出现盈余，美国对中国贸易出现赤字；这一赤字占美国贸易赤字总量比重在1990年超过了20％，最高峰是1997年达到了27％，2000年降至20％，2003年达到23.2％，2004年进一步达到25％，美国成为第一大贸易赤字国家。即使按中方数据计算，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占总数的比重为1.13％，美国是第二大贸易赤字国。
在过去的五年，中国和美国双边贸易都大幅度增长，但是极不平衡。中国对美国出口增长了16倍，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4倍[9]。根据美方统计，从2000年的1001亿美元增长至2004年的1967亿美元，占中国GDP比重由9.26％上升为11.90％。2004年中美贸易总量达到2310亿美元，中美贸易依存度(指贸易占GDP比重)高达14.0％，其中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为1620亿美元，占美国贸易赤字总量的24.9％，比2001年的贸易逆差(838亿美元)增长93％(按照中方数据也上升了99％)；美国对中国进口与出口比率达到5.67倍。美国国会美中经济和安全审查委员会2005年2月3日报告预计，2006年美中贸易逆差将达到2000亿美元。
2004年，中国是美国第三大贸易伙伴，排在加拿大和墨西哥之后。从美国的出口市场看，中国已经是美国第六大出口国。按中方数据，美国是中国第二大贸易国，2004年双方贸易额为1263亿美元，占中国GDP比重的7.6％，占中国进出口总量比重的14.8％；美国是中国第一大出口国，占中国出口总量比重的21％；美国是中国第六大进口国，占中国进口总量比重的2.7％，还不及台湾比重高。中美双方贸易逆差为586亿美元，出口与进口比率为2.7倍。中国只用了15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从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向以出口电子、机械、交通运输设备和其他产品为主的贸易结构转型[10]。中美之间贸易不平衡、不对称，特别是美中贸易逆差的扩大直接和间接替代和摧毁的美国制造业的工作岗位，不仅涉及几十个行业或产业，而且遍及美国47个州，1989—2003年造成美国替代工作岗位150万个，引发了美国的强烈反弹，反过来也损害了中国的长远利益。
美国与中国先进技术产品贸易情况
2002年 2003年 2004年1—9月
进口总数
1952(100)
2072(100)
2308(100)
中国
201(10.3)
293(14.1)
416(18.0)
其他地区
1751(89.7) 1779(85.9) 1892(82.0)
出口总数
1786(100)
1798(100)
1992(100)
中国
83(4.7) 83(4.7) 98(4.9)
其他地区
1703(95.3) 1715(95.3) 1894(95.1)
注：括号内为占总数的百分比
由于中国持续美元顺差和大量外资流入，中央银行被迫购买了大量的外汇(主要是美元)。仅2000—2003年估计中央银行购买了2376亿美元的外汇，占用约19673亿人民币，相当于同期GDP总量比重的4.8％。通常一个国家外汇储备的正常额应当为该国3—6个月的进口额。如果大大超过这一正常比例，就会形成所谓的“机会成本”。中国拥有大量的美元外汇储备，在美元弱势和波动的情况下，具有很高的风险。由于中国中央银行拥有65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不得不购买美国政府的长期债券，也成为美国最大的投资者之一。根据美国财政部提供的数据，中国政府已经购买1940亿美元(16063亿元)的债券或其他资产，这相当于2004年中国GDP总量比重的11.7％，大大高于中央财政收入(2004年为14476亿元)。
总之，中美贸易发展快，但问题多，不仅美方有成本和代价，中方成本可能更高一些。中国已经在全球经济、贸易和投资等诸多领域扮演了仅次于美国的重要角色，避免与美国的“贸易战争”既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也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更符合世界的根本利益。这是因为，从2000年以来美国和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贸易增长和投资增长贡献最大，成为互相依赖、互相促进的全球增长发动机，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势必引发其他方面的冲突，因此，中国在处理中美贸易关系方面不仅要着眼于中国的大局，还要着眼于东亚乃至世界的大局。
从东亚角度看，美国建立“美国治下的和平”的全球战略目标，与中国在东亚崛起的趋势构成了战略性、结构性矛盾。美国在亚洲的长远目标是阻止可能导致战争的亚洲对抗势力、可疑对象和不安全因素的增长。为此，美国在经济上继续支持扩大实施自由贸易政策；在政治和军事上深化并扩大其双边安全联盟，在崛起大国和亚洲主要国家——包括中国、印度、俄罗斯——之间谋取一种实力均衡战略，积极应对可能诱惑其他国家动用武力的情况并支持所有亚洲国家之间的安全对话[11]。美国一直以矛盾心理对待东亚内部的合作(尤其是东亚一体化)，对东亚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保持着表面的欢迎和审慎的关注，以确保东亚安全的主导权、分享东亚发展的红利、以安全控制寻求经济主导权、防止其他大国在经济上主导东亚似乎是美国必然的战略目标。而中国在东亚的主要战略目标是确保周边安全环境、维持东亚的稳定和经济增长、通过地区制度化合作构建战略依托地带、最终实现伟大复兴。根据以上分析，中美在东亚的矛盾是战略性的，中国的崛起将是美国战略目标面临的最大挑战，尤其体现在两国对东亚未来走向的判断上。长远观之，中国与东亚其他国家推动的东亚一体化(即使在较浅层面的经济合作和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上)也自然成为美国这一战略目标的潜在障碍。
客观地说，多年来中美合作也给双方尤其是美国带来了巨大的收益。当前，美国的战略重心在于应对其霸权地位面临的种种挑战，尤其是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挑战，需要诸大国尤其是中国的合作，并且与中国也有了积极的合作；中国采取积极合作的对美战略，而东亚多数国家更愿意搭中国崛起之便车，也无意与崛起的中国为敌[12]。有识者指出，如果美国具有容纳中国这个非西方大国崛起所需要的气度②，而中国正确意识到美国是东亚合作唯一不可或缺的国家[13]，如果两国都能理智处理同对方的关系，那么中美关系目前的稳定局面将会保持下去。
同时，中国的和平崛起也促使东亚乃至亚洲自身力量的增强，使得开放性地区主义成为东亚的必然战略选择，从而造就了东亚整体崛起所需要的内外环境，为中美战略合作奠定了基础。冷战结束后，中美战略关系由联合抗击苏联转变为在亚太地区尤其是东亚发挥稳定作用，两国合作因此具有了新的战略价值。在一定意义上，中国是东亚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中国的经济崛起已经成为东亚经济增长源之一。因此，保持东亚经济增长对中国的崛起至关重要，对美国而言，蓬勃发展的中国经济、东亚经济同样具有不可抵御的诱惑力，与中国的经济接触是美国对华既定政策，保持东亚的经济增长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由于中国日益成为地区和全球经济发展的引擎，美中保持稳定的战略关系超越了狭隘的安全利益，更具有了全面性的战略价值。此外，应对东亚不稳定因素是两国战略合作的阶段性目标，东亚国家之间的积极合作也是促使中美战略合作的重要因素。目前，东亚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开始走上地区制度化建设的轨道，而中国在其中发挥的积极作用给中国带来了更广阔、更深远的战略空间，在这样的发展态势之下，避免中美冲突既符合所有东亚国家的利益，也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中美合作是绝大多数东亚国家的期望。
基于此，中美之间既存在结构性、战略性、利益性的矛盾与冲突，也正在进行双边的、地区性和全球性的战略合作，这一态势既反映了全球化条件下大国关系的普遍复杂性，也预示着中美同时出现巨大发展(美国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并致力于建立全球霸权、中国快速崛起并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造成的特殊碰撞。另一方面，中美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合作空间，中美合作符合东亚乃至全球利益。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所展示对东亚地区合作的促进、对开放性地区主义的坚持，为中美在东亚地区发展中的合作提供了条件。
与此相对照，近年来中日之间矛盾冲突深化的危险日渐凸现，但从经济层面讲，双方却有着共创繁荣的可能性。从战略资源的角度看，中日各有优势和劣势：第一，中国在自然资源与人力资源方面要明显强于日本。中国不仅是世界上人口第一大国，而且也是世界上人力资本总量第一大国，这是中国最大的战略资源优势。中国是世界上的自然资源大国，实际利用主要自然资源居于世界第二位。中国的电力使用占世界比重为8.83％，日本为7.05％，略低于中国；中国商业能源占世界比重由1980年的8.68％提高到2000年11.56％，日本为5.31％；中国农业种植面积占世界比重由1980年的16.3％下降到2000年12.76％，而日本仅为0.31％，是中国的1/45。中国总体自然资源1980年占世界的8.65％，到2000年为9.74％，在可使用主要自然资源中排世界第二位，居美国之后(为15.82％)，是日本(为3.39％)的3倍。第二，中国在资本资源方面要高于日本。改革初期，中国资本资源相对短缺，1980年国内投资额占世界总量的4.4％，没有外国直接投资，也缺少资本市场，资本资源占世界总量仅有2.21％。随着对外开放和发展金融市场，这一比重在2000年达到10.14％，是日本(为7.12％)的1.4倍。第三，日本在知识技术资源与国际资源方面要明显强于中国。1980年中国知识技术资源占世界总量比重只有0.79％，20世纪90年代由于因特网、移动电话迅速增长，导致中国知识技术资源占世界总量比重提高到2.82％，而日本则高达14.7％。中国利用国际资源占世界比重很小，1980年仅为0.59％，到2000年提高为2.43％，而日本利用国际资源占世界的9.78％。上述中日两国资源禀赋各不相同，形成不同资源的比较优势，有利于双方通过进出口贸易获取比较利益。这是贸易双赢的条件和基础。
中日两国在资源方面有着较强的互补性，中国拥有数量众多、价格低廉、质量较高的劳动力资源；而日本则拥有丰富的知识技术资源与国际资源。两国之间的经贸合作对双方都是有益的。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了日本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日本多年来一直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同时，一个经济崛起的中国也为亚洲经济一体化提供了巨大的市场与劳动力供给；中日两国日益紧密的经贸关系，推动了亚洲特别是东亚地区经济的发展。
过去10年间，在市场驱动模式下东北亚及东亚地区各国经济一体化进程迅速加快。现在有必要建立制度驱动模式来进一步推动本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即建立自由贸易区。我们认为，亚洲经济一体化要分五步走：第一，中国积极参加东盟自由贸易区(即1+10)；第二，建立中国、日本、韩国和香港自由贸易区(即1+3)；第三，在这两大自由贸易的的基础上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3+10)；第四，吸收南亚各国，建立东亚与南亚自由贸易区；第五，参与和建立亚太地区自由贸易区。这五个步骤既可以分别进行，也可以同时进行，大体先后需要10—15年的时间。一旦这一自由贸易区建成，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人口最多的、贸易量最大的自由贸易区。
同时，作为亚洲地区两个最大的经济实体与贸易实体，中国和日本有责任也有能力为亚洲地区提供更多的公共物品：第一，推动亚洲地区的金融合作，保持本国货币稳定，为实现区域性货币一体化创造条件；第二，加快促进地区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的发展。建立地区FTA是一个较长的谈判过程，但是两国仍可以加快贸易与投资自由化。我们希望日本履行其在乌拉圭回合中的承诺，进一步削减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从中国进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关税；第三，建立解决区域争端及突发事件的信息通报和处理机制。
近期，中日可以考虑的优先合作领域包括：第一，推动两国人力资源开发与科技的国际合作。希望日本政府鼓励专业人才的交流，逐渐取消中方专业人才到日本从事服务业的限制，积极吸引中方技术人员进行短期合作，为中方服务者的准入提供透明的非歧视的标准。鼓励和资助中国学生到日本留学。中日两国政府资助和鼓励民间学术交流、信息交流和知识产权交流；为双方人员提供训练、培训、交流平台；在重大科研领域开展双方合作。第二，促进两国“绿色合作”，共同削减二氧化碳排放量。中国和日本是世界上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之一，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占世界总量的12.8％，日本则占8.5％。应积极推动中日之间的能源与环保技术合作，并促使其产业化。第三，开放信息制造业和服务业市场。中国需要进一步开放信息制造业，积极发展通信产品和信息家电产品等世界性信息产品的生产基地、物流配送基地；积极促进通信服务业的合作，大幅度降低国际通信资费，允许对方参股、委托经营、培训人才，鼓励优先实施电子商务和无纸化交易；建立信息公共安全与认证系统；积极鼓励外方参与中国信息与通信基础建设；倡导联合建立电子社会、电子银行、电子海关等。第四，开放旅游业市场，促进旅游区域合作，带动民航等相关产业发展等。
注释：
①参见章百家：《改变自己，影响世界——20世纪中国外交基本线索刍议》，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门洪华：《构建中国大战略的框架：国家实力、战略观念与国际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②约瑟夫·奈指出，“如果你把中国作为敌人，中国就会成为敌人。”参见Joseph Nye,“The Case against Containment:Treat China Like an Enemy and That’s What it Will Be”,Global BEAT,June 22,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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