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五年来西路军研究述评（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十五年论文,西路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12)04-0110-10
(二)西路军的苏维埃政权建设研究
西路军的苏维埃政权建设，是中央为西路军规定的两大任务之一。《作战新计划》中的原话是：“徐、陈所部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准备以一年完成之。”建立苏维埃政权是创立河西根据地的主要内容，也是西路军获取群众支持的需要。河西各地党史征集办公室成立后，曾于1980年代末作过专题征集和梳理工作，并形成专题资料，被收进《悲壮的征程》(下)①一书，共有四个专题：《中华苏维埃永昌区(县)各级政权建设经过及其活动》《中华苏维埃山丹县政府的组建经过及其活动》《中华苏维埃临泽县政府的组建经过及其活动》《中华苏维埃高台县政府(辖东西街)的组建经过及其活动》。这些专题都是在各县及地区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完成的，资料翔实可靠，为相关研究等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其后有两篇相关论文，《西路军与苏维埃政权建设》②和《西路军西进与苏维埃政权的建立》③。前者的主要成绩是，对西路军在永昌、山丹、高台、临泽的苏维埃建设背景、组成人员及主要活动，作了集中概括。但有一个大的错误，就是认为“中共中央最初给西路军规定的战略任务是‘打通国际路线’，而不是建立苏维埃政权、创建根据地”，并专门就此作了论证说明。因此，没有，也不可能论及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意义和深远影响。发生这一错误的原因是，没有全面掌握消化西路军的文献资料，而是看到某种专题资料就匆匆写作，这就难免产生片面性甚至是严重错误。后者认为，西路军先后在永昌、山丹及高台、临泽两次建立苏维埃政权，都是为了配合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第一次是为了配合河东红军主力战略转移；第二次是为了配合西安事变及其之后与南京政府的谈判；角度较新，有一定道理。该文的缺陷是，中央在组织西路军时就曾明确规定，创立河西根据地是西路军的两大任务之一，而且是首要任务，该文只字未提，更未论及。
(三)西路军的民族统战工作研究
民族统战工作，是西路军比较重视，并做过努力的工作。到目前为止，以此为中心的论文共有四篇，按发表顺序分别是：《试论西路军的民族统一战线工作》④(后文简称《董文》)《西路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⑤(后文简称《朱文》)《西路军在临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⑥(后文简称《濮文》)①和《西路军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⑦(后文简称《孙文》)。
《董文》认为，西路军的民族统战工作基本是好的，有积极意义，并从五个方面作了概括分析：(1)分析了西路军当时的21条口号，指出其核心“是‘联合’、‘抗日’，反对内战”；只有两条提到“打倒马步芳”，一条提到“马步芳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未提“打倒马步青”，政策和策略也是正确的。(2)组建专门统战机构“回民司令部”，动员马步青之土门工兵营投诚和参加红军工作，成绩明显。(3)阵前统战工作，有两件典型事例：一是撤锁罕堡之围，放走马步青之马禄旅一部；二是在五佛寺进行统战宣传后，放走被围困的马步青之祁明山步兵旅。(4)争取马步青，通过秘密谈判，使西路军顺利过凉州。(5)在苏维埃建设等地方工作中重视民族统战工作，如“五佛寺抗日民族促进会”就是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成员中有出身成分高的进步开明人士。西路军的民族统战工作也有两次失误：“其一，一条山与马步青派出的兽医处长张毅生谈判，是一次上当受骗。”“其二，在组建、改编‘抗日义勇军’时，审查不严，关键时刻造成重大损失，高台失陷是典型的一例。”造成失误的“主要原因有二：第一，对回族军阀马步青的反动本性和特点认识不足。”“第二，对西安事变前后‘二马’的态度认识不清。”
《朱文》是篇以叙述为主的文章，虽与董文稍有重复，但资料较细致，亦有新内容。例1：根据上级指示，“红九军军部首先向被围在锁罕堡之敌马禄送去信函”，撤除了“对马禄部的包围”。“三十军网开一面，让被围在泰和堡的祁明山旅司令部及一个营撤退”。例2：与国民党骑五师上校兽医处长张毅生在一条山的谈判，由“总部派出政治部敌工科长吴建初协助三十军参谋长黄鹄显接待”。例3：西路军严格执行俘虏政策。红九军在“横梁山战斗中俘虏了以罗承训为首的青海马军‘战地医疗队’数十人”，九军敌工部的吴仲廉等对其进行抗日爱国教育后“资遣释放”。例4：组建对敌先遣工作团。西进到武威土门地区时，西路军“组成了以黄火青为团长、魏传统为秘书长的‘对敌先遣工作团’，负责沿途对马军的联络和统战工作”，并在过凉州时取得明显成效。例5：西安事变刚爆发时，西路军对“二马”作了许多统战工作，如阵前喊话，送信函联络等，但收效甚微。例6：为缓和扭转战局，西路军在高台、临泽地区给“二马”发过两次信函，一次“于1月17日，致函马军前线指挥部”，一次“于2月1日，致函马军前线总指挥马元海”，皆被“彻底拒绝”。例7：积极组织工农，保护发展工商业。1936年12月5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致党中央电》中，详细汇报了相关内容。例8：经红五军教育释放的高台县长马鹤年，到张掖任县长后，保护、收容和营救被俘西路军失散人员，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例9：永昌县商会会长王瑜，为红军捐献毡鞋800双；西路军西进后，又将永昌区苏维埃副主席狄万川、委员张文德保释出狱。例10：统计了各级苏维埃政权领导成员人数及相关成分比例：西路军“建立的四个县级苏维埃政权及其所属27个乡区村镇政权168名领导成员中，地方进步士绅、旧政府工作人员、工商业人士就有37人，占百分之二十。”这对沟通红军与各界的关系，掌握各阶层动态，发动群众支援红军，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上述种种，对扩展和深化西路军研究，全面了解西路军历史，都有价值。
《濮文》记述了西路军在临泽的统战工作，也有些相关新资料，诸如：交代了苏维埃成员的成分；节录了红军歌曲中的统战内容：“不分回汉与干群，也不分官长与士兵，只要联合打日本，我们就是一家人”等；记录了临泽某些商人、财主、开明士绅、佛教徒、民团大队长及团丁支援和掩护红军及其后代的情况等，也有一定价值。《孙文》因撰写发表晚，有些内容与前述三篇文章重复，但也有可取之处：一是强调西路军在永凉地区建立根据地，西安事变后的西进与东返，建立临高根据地与奉命在倪家营子“固守五十天”，都是为了河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值得肯定；二是有的新资料亦应重视，如周恩来请国民党高级将领赵守钰帮助营救西路军的情况；又如谢觉哉日记中记述的在兰州会见马步青及青海民和县长马腾云、大通县县长刘希古以及马绍武等。
总体看，对西路军统战工作的研究比较全面，资料亦较丰富，但有两方面的缺憾：第一，从长远效果考察不够。例证有二：(1)由于西路军重点做过马步青部的统战工作，马步青没有杀害关押在其防地武威的西路军被俘将士，经我党交涉，将自己管辖的一些西路军被俘将士归还。(2)由于西路军在锁罕堡放走了马步青部之马禄旅六百余人，马禄旅对西路军被俘将士较为宽容，抗日战争期间与八路军友好相处，获毛泽东亲笔题写的“抗日英雄”锦旗一面。第二，未明确指出西路军直接领导者在指导思想上的缺陷：未能处理好与马家军上层“统”与“战”之关系。西路军的统战史证明，当自身强大有优势时，统战工作才会有效。西进初期当西路军还强大时马家军不得已才愿意“讲和”；后期西路军处于劣势时，两次统战信函都被“彻底拒绝”，就是例证。
(四)西路军左支队进驻新疆及返抵延安研究
到目前为止，关于西路军左支队进驻新疆及返抵延安的文章共搜集到5篇，按发表时间排序分别是：(1)《西路军余部入新疆返延安斗争的情况述略》⑧(后文简称《述略》)，(2)《红西路军左支队与新疆国际交通线》⑨(后文简称《交通线》)，(3)《西路军左支队进驻新疆的历史背景》⑩(后文简称《背景》)，(4)《西路军左支队进驻新疆及返抵延安考论》(11)(后文简称《考论》，(5)《新疆“新兵营”是我党最早的特种兵技术学校》(12)(后文简称《学校》)。这五篇文章，虽有些重复和交叉，但都有可取之处，各有重点地考察论证了如下问题：1.左支队进入新疆的历史背景。《背景》一文对此论证较翔实，认为：“为了巩固刚刚夺取的政权，新疆督办盛世才举起亲苏的旗帜，得到苏联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因此，盛世才在政治上不能不受苏联的影响。苏联和共产党人帮助新疆政府制订和实施进步政策：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正是由于这样的历史环境，西路军左支队顺利进驻新疆。”资料具体，分析比较到位，如，对苏联支持盛世才三个原因的分析：(1)“苏联从本国利益出发，希望新疆有一个亲苏的地方政权。”(2)盛世才“是比较合适的人选”，“他对日本侵略军有积怨，对南京政府也有反感”；(3)“支持盛世才，不会加剧中苏关系恶化”。另外，文章引用的苏联援助盛世才的具体资料也有价值。2.左支队顺利进驻新疆的原因。《考论》认为，原因有三：(1)左支队领导者极强的凝聚力和正确的方向选择；(2)共产国际的支持和创造的条件；(3)陈云、滕代远等的具体接应。这些都是对的，但对中央及时英明的指示以及与共产国际的联络协调强调不够。3.左支队进驻新疆的人数。大体说法一致，具体说法有差异。陈云、滕代远1937年10月23日给毛泽东等的电报中说，“西路军余部四百三十人抵迪已有五月余”(13)；《中华民国军政职官志》写的是437人；《考论》认为“至少超过460人”。现在看来，430人的说法最有权威性。因为此说最早，而且是陈云等给毛泽东等的电报。437人说，未提供根据。460人说，虽经具体考证，但忽略了别的因素，如延安也曾给“新兵营”(左支队进驻廸化后对外的名称)派过少数人员，因此不足为据。《考论》对其他人数的考证还是有价值的，如列表考证学习技术者320人左右，分六批返回延安的人数是440余人等。4.左支队进驻廸化后的活动及去向。《述略》《考论》和《学校》的认识大体一致，但重点不同，详略不一，具体说法小有差异。一致的认识是：(1)根据党中央把“新兵营”办成多兵种技术学校的指示，300多人分别学习炮兵、汽车、无线电、装甲车、航空、情报、军医和兽医等技术兵种，少数人从事军政管理工作。(2)学习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37年7月到1938年春，学习政治和文化；第2阶段，到1940年2月，学习军事技术。(3)约25名干部被安排到新疆“反帝总会”、《新疆日报》社和边防部队等部门工作，约占我党在新工作干部总数的1/4。(4)李卓然、李先念等约8名师级以上高级干部于1937年12月回到延安，其余分六批先后回到延安。主要差异是个别兵种的具体人数。《考论》的主要依据是《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左支队在新疆》(14)，统计的都是原西路军左支队出身的成员。《述论》主要依据是邓发1939年9月向党中央的报告，很可能包括延安派去学习的人。两相比较，前者更准确可靠，后者虽有权威性，但不十分准确。5.左支队的功绩和贡献。五篇论文都肯定左支队的功绩和贡献，《述略》论述最早，亦有具体资料，但欠全面。《考论》更全面、具体、有条理：(1)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为新疆作出了积极贡献，扩大了中共在新疆的影响。(2)对中共军队和地方建设影响积极、巨大、深远，为我军技术兵种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交通线》一文则认为，左支队进新疆后还有三方面贡献：一是“为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的顺利建立及大批共产党人入疆开展工作提供了前提条件”，“促进了中国共产党与盛世才政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二是“为确保新疆国际交通线的畅通无阻发挥巨大作用”；三是作为“我党在新疆的一个重要活动基地，为我党工作人员来往于新疆的活动提供了方便”。6.左支队在新疆的统战工作路线及经验教训。《考论》对此作了专节论述，认为陈云的看法更准确些：“在新疆作盛世才统战工作的同志，应当说是执行了中央制定的正确方针，完成了中央交待的任务，成绩是主要的。”滕代远提出的部分人被盛世才“抓起来”及“对盛世才估计过高问题”；黄火青对按苏联的规定“不成立支部，不发展党员”“不搞群众运动，不搞群众斗争，不过党的生活”，有意见，都有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
总体看，对西路军左支队在新疆的研究是比较充分的，但尚欠完善和系统。还有三部著作值得重视：《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左支队在新疆》《陈云年谱》和《陈云传》，前者搜集梳理了大量左支队在新疆的第一手资料；后两本则有一些权威性资料，都是研究西路军左支队在新疆不可或缺的。
(五)对西路军失败原因的研究
1.对“张国焘路线论”和非张国焘路线论分析比较及结论
西路军的失败原因，也是西路军研究的重要问题。一些相关著作和论文，或多或少都有所涉及，但大体上也不外乎两种说法：“张国焘路线”论和非张国焘路线论。最早对这两类观点进行综合比较研究的，是《西路军失败原因综论——兼驳“有意让西路军失败”论》(15)(后文简称《综论》)。
《综论》从四个方面概括了“张国焘路线论”的观点和依据；从七个方面概括了非张国焘路线论的观点和依据；通过比较，具体概括出西路军失败的七条原因；结论有三条：“一、张国焘路线论是站不住脚的”；“二、非张国焘路线论的七条理由，是充分的，有说服力的”；“三、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有三条：一、全局战略的要求，使西路军滞留在河西走廊，丧失了宝贵的时机；二、河西走廊地区当时不利于建立根据地；三、西路军在军事行动处置上的失误。第一、二条原因，使西路军处于被动地位；第三条原因，则使西路军未能及时从困境中解脱出来，未能保存下更多的革命力量”。
2.对西路军失败原因研究的三方面深化及拓展
其后，对西路军失败原因的研究，又有三方面的深化和拓展。(1)西安事变对西路军失败的影响是致命的。其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迫使中共中央不得不从全局考虑，将着眼点、着力点集中在妥善解决西安事变上，不断指示西路军进行配合，导致西路军在河西走廊滞留时间过长，丧失了有利战机；二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误判西安事变有日本方面的背景，指示从莫斯科前往新疆接应西路军的陈云一行停在苏中边境，未将军援物资及时送达原定地点哈密或安西。(2)共产国际对西路军失败影响重大。共产国际让陈云一行在霍尔果斯口岸一停就是四个月，一直到1937年4月18日才进新疆，23日才到迪化(乌鲁木齐)，此时西路军早已失败，只接应了剩余四百多人的西路军左支队到迪化。(3)历史的合力导致了西路军的最终失败。这种历史合力主要有五种因素：“第一，对黄河以东红军主力的策应，贻误了西进的时机，消耗了西路军的实力”；“第二，建立河西根据地是西路军无力兼顾的任务”；“第三，西安事变对西路军的影响是致命的”；“第四，敌我力量悬殊，且敌人力量有增无减，而西路军孤军奋战，有耗无补，缺弹乏衣少食”；“第五，军事指挥和部署方面也有失误”。这些深化和拓展，集中在《论河西革命根据地建立之不可能》(16)《西路军与西安事变》(17)《西路军的形成、失败及其价值和意义》(18)和《共产国际对西路军的重大影响》(19)等论文中。
3.对“借刀杀人”说的批驳
近年来出现了一种新的特别值得关注的论调，就是“借刀杀人”说，或者叫“有意让西路军失败”论。“借刀杀人”说，公开见诸于林保华在香港《争鸣》1993年第10期发表的《徐向前十年前的反思曝光》一文。’“有意让西路军失败”论，则在中国内地私下流传。其主要观点是：(1)命令西路军孤军西进河西走廊，又变来变去，忽东忽西，使西路军失败；(2)河西走廊不能建立根据地，中央却命令建立；(3)1936年12月，西路军并未失败，毛泽东却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一文中称：“红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未败而言败，是否是毛泽东的愿望？
对此，《综论》一文曾专辟一节“驳‘有意让西路军失败’论”，加以批驳和阐释：(1)对西路军在正式命名和西进河西走廊，毛泽东、周恩来曾征得了朱德、张国焘的“完全同意”，及徐向前、陈昌浩“可以单独行动，完成任务”复电；并非毛泽东的独自决定。(2)关于在河西建立根据地的指示，确实是中央在指导上的失误。但这种失误绝非有意为之，而是认识上的偏颇，是对河西走廊的地理民情了解不足所致。对此，毛泽东在1937年12月接见李先念、李卓然等人时，曾作过明确合理的阐释。(3)西路军任务和方向的多变，是由于中央过多地关注河东主力红军及西安事变后形势的需要，忽略了西路军的承受能力，战略考虑有失偏颇；若因此说成有意让西路军失败，则不能成立。(4)对毛泽东的相关断语，《综论》通过调查分析，推断是毛泽东在1937年3月，批判张国焘路线后加上的，目的是批判张国焘，将西路军问题完全政治化，将责任加给张国焘，却未顾及时间上的疏漏。
新近披露的权威文献和最新研究证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共产国际突然改为从新疆方向提供援助，当初是公开表示过不满的(20)。这就进一步证明，毛泽东和中央并非有意让西路军西进河西走廊而导致其失败。
4.中央军委战略方向选择不适当说
此说见诸于《简评西路军西征得失及其战略方向的选择》(21)(后文简称《选择》)。该文肯定西路军“有力地策应了河东主力红军和友军的行动，为争取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了促进作用”；随后指出：“中央军委选择河西作为战略方向是不适当的。”“如果红军把战略方向选择在河东特别在山西，结果会好得多。”
《选择》肯定西路军的历史功绩和作用是正确的，但指责“中央军委选择河西作为战略方向不适当”却有偏颇，是没有全面了解历史真实情况的表现。第一，西进河西走廊，只是中央军委规定的西路军的战略方向，并非全体红军的战略方向；河东红军主力当时计划东渡黄河入晋，进行大规模战略转移。这些在《作战新计划》中都有明确规定，只是由于张学良的劝阻和西安事变的爆发未能实现。第二，西路军西进河西走廊，是中央军委根据各方情况和意见作出的选择，并非一厢情愿。一是因为共产国际电示，改为从新疆方向提供援助；二是因为朱德、张国焘和徐向前、陈昌浩都主张西进河西走廊；三是因为黄河东岸的靖远一带蒋介石十几万重兵防堵，西路军东返河东确有极大阻碍和风险。
《选择》说：“由于西安形势危急，中央从(1937年)1月16日起连续电令西路军东进，重新占领永昌、凉州，以便伺机接应河东。”这是不准确的。的确，军委主席团曾在1月16日专发“西路军”一封电报，内容之一是“同意西路军在现地休息一个时期，集中全力，乘机向东打敌，尔后以一部西进”(22)。但一周以后的1月24日24时，军委主席团在接到徐、陈关于东进“诸多困难”的电报后，又电示徐、陈：“你们的行动方针，以便利击敌、保存实力为目的，行动方向由你们自决。”(23)由此可见，无论西路军东进，或主力现地固守、以一部西进安西，军委主席团都是以“便利击敌、保存实力为目的”，以“用自力在战胜‘二马’”为前提条件的，而且想办法为西路军创造条件，或请于学忠部策应西路军东进，或与蒋介石谈判让“二马”让出相关防地，并非不顾一切让西路军无条件执行。
有一篇文章，题为《关于西路军的几个问题——兼与赵万钧同志商榷》(24)，坚持传统观点，认为西路军的西征、失败都是张国焘路线造成的；中央的战略部署和方向是北进宁夏，“张国焘从其分裂主义路线出发”，“擅令四方面军主力西进”。此亦大谬，是习惯性思维作怪，是不占有、不研究消化新文献资料所致。如前所述，西路军西进河西，是中央及军委的命令，是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又分别征得了朱、张和徐、陈的赞成后作出的决定，并非张国焘的个人意见。
5.“战略决策失误”说
此说见诸于《论西路军失败与战略决策失误的关系》(25)(后文简称《失误》)。文章认为：“西路军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战略决策失误造成的，首先是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决策失误；其次是西渡黄河后对其战略使命的一系列决策失误；再次是在促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前后出现的保守。”有一定参考价值和可取之处，也有主观性及片面性。例如，该文认为“以一方面军为主，或一、四方面军联合执行此任务，情况就可能大不一样”，就有主观片面性，是因为不了解全部宁夏战役计划及红军的整体安排造成的；又如，认为“平、大、古、凉战役初步告捷后，我军宜在此建立根据地”，也是很不切实际的。首先，平、大、古、凉战役并未初步告捷，而是古浪惨败，九军损失惨重。其次，从地利、民情、敌情等方面考察，此地亦无法建立根据地。
6.任务“变化多端”“超出应有限度”说和西路军“力不胜任”说
这本是徐向前元帅在其《历史的回顾》中首先提出的观点，《论西路军失败的根本因素》(26)一文对其作了详细论述。其引用徐帅的原文是“西路军负担的任务，飘忽不定，变化多端，并大大超出应有限度，是导致失败的根本因素”。这种观点及其阐释都没有错，只是浅了点，未能揭示产生这种情况的深层原因。倒是徐帅在其《历史的回顾》中作了进一步的揭示：“西路军的任务飘忽、多变，虽与风云变幻的全局形势有关，但不能说毫无战略指导上的失误。”“西路军的行动，步步以河东形势的暂时需要为转移，缺乏战略性的久远安排。”“假如西路军渡河后，抓住战机，乘虚西进，照直往西打，取得武器、弹药，如虎添翼，回师东扫而东指，有没有可能呢？完全可能的。”“这不是‘事后诸葛亮’，我那时就是这种意见。再进一步说，西路军如果及早背靠新疆，打开战局，控制河西地带，那就不单是一时策应河东局势问题，对整个抗日战争的进程，亦必将发生积极影响。八路军就不止编三个师。盛世才后来也不一定敢叛变，叛变了我们可以立即出兵收拾他。”(27)这些话，才是更应该重视，并加以深入考察和总结的。李先念认为：“西路军的肩上挑着两副重担，一副是要在河西走廊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一副是要打通新疆，取得援助。”“西路军只有2万多人，而且经过长征和过河作战，已是十分疲惫之师，要挑这样重的两副担子，实在力不胜任。”徐向前和李先念都认为西路军所承担的任务超出应有限度，力不胜任，但着眼点不同。徐先前侧重于任务“变化多端”，李先念则认为原先规定的两大任务西路军就“力不胜任”(28)。他们共同的意见是，西路军取得武器后“回师东扫”，完成任务是“完全可能的”。这里面饱含着血的教训，是两位将帅多年来深思熟虑的结果，应该高度重视。
7.“军事原因”说
这是《“西北战略”之争与西路军的覆败》(29)一文的观点。该文认为：“西路军不是奉张国焘之命组建的，也不是为执行张国焘的西进计划而浴血奋战。他们的西征，是党中央西北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的覆败，不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而是由于一些具体的军事上的原因。”1.“当时军委、红军总部、前敌总指挥，都可以给西路军下命令，最高指挥系统重叠，军令不一，以致有许多贻误戎机之处”；2.敌人以装备精良的五个军，“割断了两岸红军的联系，并且把河东红军逼退千里，无法策应，致使西路军孤军奋战，人员、物资均只有消耗而无补充”；3.西路军缺乏对付敌人骑兵的经验，以疲惫之师迎击敌骑，长处尽失，丧失了战争的主动权；4.“我们对敌人骑兵战斗力的估计上，恐怕也有不小的偏差”。“军事原因”说，虽不全面，但也有可取之处。
8.“‘马家军’是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因素”说
笔者不能苟同《“马家军”是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因素》(30)一文的立论，因为这是外因论。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到解放战争初期，都是敌强我弱，许多对手都很顽强，但我军打了很多胜仗，并逐渐强大起来。何以唯独“马家军”成了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因素？这是说不通的。然而，该文有很高的资料价值，对马家军的战斗力和战略战术的分析也有道理，有参考价值。例如，“马家军参加河西作战部队一览表”、“参加河西作战的反动民团一览表”等，资料很翔实；“马家军以宗法思想和狭隘民族意识控制军队”，“采用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红军的战略战术”的分析都比较到位。
综上所述，可以归纳四条：第一，张国焘路线论和“借刀杀人”说缺乏依据，都站不住脚。第二，对西路军失败原因的研究最值得重视的是如下几条：1.西安事变对西路军失败的影响是致命的；2.任务“变化多端”“超出应有限度”说和西路军“力不胜任”说；3.共产国际对西路军的失败有重大影响；4.历史的合力导致了西路军的最终失败。第三，“战略选择不正确”说是偏颇之论，是因为对当时的战略全局不了解所致。第四，军事原因说，虽具体有可取之处，但说成是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则有失偏颇，而且具体原因也没说全面，如对蒋介石对中共打通国际路线的防堵和破坏就未论及。
(六)西路军的功绩、历史地位和意义研究
首先肯定西路军历史地位和功绩的是徐帅的《历史的回顾》。徐帅说，西路军“先后消灭马家军二万五千余人，在战略上起到了有力策应河东红军和友军的作用，对争取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实有不可磨灭的贡献”(31)。其后的相关论文主要有(按发表先后排序)《西路军与西安事变》(后文简称《事变》)(32)，《西路军与抗日》(33)，《西路军历史功绩初探》(34)(后文简称《功绩》)，《西路军西征河西的历史地位》(35)(后文简称《地位》)，《红西路军七十周年祭——西路军的形成、失败及其价值和意义》(36)(后文简称《意义》)，《论西路军对河东红军战略行动的有力策应》(37)(后文简称《策应》)，《西路军革命精神的丰富内涵》(38)(后文简称《精神》)，等。这些论文的基本观点与徐帅一致，但有拓展和深化，更加具体丰富。综合归纳有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对山城堡战役的策应。山城堡战役的胜利，是河东红军在1936年11月21日取得的。它停止了敌人对陕甘根据地的进攻，对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起了促进作用。这一胜利与西路军的客观有力策应是分不开的。《策应》一文论述说：此前，西路军根据中央电示，向永(昌)凉(州)前进，与敌血战，“不仅隐秘了河东红军南路军、北路军的战略企图，而且吸引了曾在会宁地区‘围剿’红军的蒋介石嫡系毛炳文部和胡宗南部杨德亮旅进入河西，同时还吸引了关麟征第二十五师进入宁夏北部石咀子，曾万钟第三军进入黄河右岸中卫、金积一带，堵截红军进入宁夏。这样，河东紧靠红军主力的只有胡宗南第一军，而第一军又被迫分成几路，以九十七师、四十三师向盐池、定边，第一师、第七十八师分头向东的态势，这就给我河东红军主力歼胡宗南一部的难得之机”。
其二，对西安事变的策应。《事变》一文认为：(1)西路军客观上支持了西安事变的发动。史实证明，张学良“把包括西路军在内的红军作为其实行‘兵谏’的依托，是毫无疑义的”。(2)西路军对稳定西安事变后的形势起到了有力的策应作用。西安事变爆发后，西路军在河西走廊的永昌、山丹地区浴血奋战，不但直接牵制了坚决反对西安事变的马步芳、马步青部，还牵制了在甘肃境内的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胡宗南、毛炳文、曾万钟、关麟征、李及商部等十余万人，减轻了西面对西安的压力。(3)促进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主要事实有二：一是及时向党中央提了积极建议；二是西路军在高台、临泽地区的待机策应和血战，对抑制蒋介石的内战阴谋、配合党的谈判起了积极作用。蒋介石回南京后，违反条约，共“调集四十个师的兵力，拟进攻西安”，又有重新爆发内战的可能。中央鉴于黄河以东的紧张局势，先令西路军暂停西进，待机策应；从1937年1月16日开始，又连续指示西路军东进凉州地区。这对抑制蒋介石的内战阴谋、配合党的谈判起了积极作用。
其三，沉重打击了敌人。《意义》一文在肯定徐帅所说歼敌2万5千余人外，具体补充说：“当年《新青海》就曾哀叹青海‘军民伤亡无数’，马步青也曾哀叹他的骑五师‘阵亡之数，七千有奇’。”西路军沉重打击了“直接参战的马家军9个旅3万余人、62个民团9万余人及空军第15大队”。
其四，播撒了革命火种，扩大了共产党和红军的积极影响。对此，《功绩》一文只是提到了，内容空泛；《意义》一文内容要全面丰富得多。后文论证指出，西路军“播撒了革命火种，在河西走廊地区第一次建立了党的地方组织、苏维埃政权和抗日促进会、抗日义勇军、少年儿童团等革命团体”，至少建立过三个县委、三个地下党支部，26个县级及县级以下苏维埃政权等，内容翔实。
其五，为我党我军保存和培养了军事骨干，为各技术兵种的创建和发展打下了基础，为抗日战争等作出了积极贡献。《意义》一文论证指出：“通过党的营救及西路军失散和被俘将士百折不挠的奋斗，仍有5000多名将士回到了党的怀抱。”“对抗日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西路军左支队经过学习和技术培训，“为我军技术兵种的创建和发展打下了基础。”
其六，铸造了西路军革命精神的丰富内涵。西路军革命精神，是两万多名西路军将士用生命和鲜血铸成的宝贵精神遗产。这一精神遗产正在被我们的军队继承和汲取，熔铸为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有机成分。西路军革命精神与长征精神一脉相承，“而且有丰富和发展”，“独具特色”。《意义》一文最早将其概括为六个方面。《精神》一文又根据大量丰富生动的事实，将其扩充为八个方面。其中有五个方面与胡锦涛总书记阐释的长征精神基本一致；有三个方面是西路军独有的：(1)“与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和宁死不屈的革命气节”；(2)“用勇敢和智慧保护自己，百折不挠潜返革命阵营的孤胆英雄精神”；(3)“忍辱负重，永不动摇，用终生的革命言行，证明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更加可贵的是，兰州军区司令员王国生发表专题文章(39)，号召和部署部队“学习了解继承弘扬西路军革命精神，大力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结合部队建设的需要，他将西路军革命精神概括为六个方面，要求广泛宣传教育，着力营造氛围，搞好典型引导，结合岗位实践；并在总体部署、专题设置、时间安排、方法步骤、组织领导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具体要求。甘肃省军区司令员陈知庶(40)及十来个军分区纷纷发表文章响应，并作具体落实。西路军革命精神正在变成兰州军区部队建设的强大动力。
其实，西路军失败的教训，也是宝贵的精神财富，但极少有专门研究和总结。徐帅在《历史的回顾》中总结西路军失败原因时有所包含。《西路军的形成、失败及意义》(41)一文只说了一句：“西路军失败的最大教训是，没有从战场和自身的实际出发，及时果断地采取正确的行动方针。”遗憾的是未能展开分析论证。西路军在军事行动处置上，也有一些需要总结的教训。对此，《第四方面军战史》有简要中肯的总结：“开始西进时，对马家军估计不足，未能集中兵力给以沉重打击，迅速打开战局。高台失利后，未能采取断然措施迅速脱离险境。”(42)值得重视。
(七)对西路军的营救研究。
目前见到的相关文章有三篇，按发表时间排序是：《中共中央对西路军的营救述论》(后文简称《述论》(43)，《党中央对西路军的营救》(后文简称《营救》)(44)，《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党中央对孤悬河西的西路军所采取的营救措施》(后文简称《措施》)(45)。
《述论》认为，中共中央对西路军的营救，从西路军失败之前就开始了，“延至西路军失败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营救工作虽不无缺陷，但从中央领导到具体工作人员，都是竭尽全力的，从而为党和人民保存了一批宝贵的财富”。失败前的营救主要是组织“援西军”，因“组成时间太晚，未能达到预期目的，但在日后营救西路军流散人员和被俘人员的活动中，却发挥了不小作用”。最有成效的营救在西路军失败之后，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尽可能多地保存西路军余部”，通过及时给西路军左支队正确指示，联系共产国际派陈云等接援左支队，从而接援左支队约430人顺利进驻新疆廸化；二是对西路军被俘和失散人员的营救，通过派专人到西宁、凉州、兰州、张掖等地活动，指示兰州“八办”将营救工作作为三大任务之一等措施，成功营救西路军将士5000余人。具体成绩是：(1)1937年10月，兰州“八办”和西安“八办”共同营救武威“新兵团”2000多人；(2)1938年春营救凉州“童子营”归兰州小战士数百人；(3)高金城等到张掖营救西路军失散和被俘将士200多人；(4)1937年5-6月间，在平凉四十里铺营救原拱星墩“临时感化总队”西路军被俘官兵1000多人；(5)兰州“八办”直接收容营救三四百名；(6)西安“八办”1937年6-8月先后营救从凉州押赴汉口“集中营”的西路军被俘将士1200人，押赴汉口“感化院”的干部24名；(7)党中央及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等亲自出面营救西路军重要干部刘瑞龙、魏传统、张琴秋等十余名。取得上述成绩的主要原因有四条：一是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信任；二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有利形势”；三是“灵活切实的办法”；四是“西路军幸存将士对革命胜利的坚定信念”。不足是，采用的方法不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左’的倾向”。
《营救》是一篇记述性文章，虽无论证，但记述较详，所记营救批次大体与《述论》同，只小有差异。若按《营救》一文中记述的7批被救人数计算，至少也超过5000，但《营救》却说成4000多，不知何故？在营救人数问题上，应取《述论》和《营救》两文之长，以求更精确细致。
《措施》主要依据《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叙述了营救西路军的过程和事迹，有点新资料，如：党中央和军委为营救西路军“仅发出的电文就达156件”；“1958年7月，朱德视察青海，得知全省还有失散红军近500名时”的指示等。但有三个缺点：一是多数未注明营救时间；二是营救措施不完全，且未归纳；三是营救人数无考证，未统计。
总体看，中共中央对西路军的营救已基本研究清楚，只须更精确细致而已。
(八)西路军与长征的关系研究
相关论文有四篇，以发表时间为序分别是：《西路军西征和抗日先锋军东征是长征的组成部分》(46)，《论西路军是长征的尾声》(后文简称《尾声》)(47)，《透视长征的终结点》(后文简称《终结点》)(48)，《长征与西路军》(49)。这四篇论文的共同观点是：西路军西征河西走廊是长征的组成部分；宗旨也大体一致：有利于从更高的层面、更公正地认识西路军的历史功勋和历史地位。但认识的角度、重点和长征结束的标准有差异。
笔者认为，将西路军西征河西走廊作为长征的尾声之一最合理。因为，从长征的动机、全过程以及历史的实际发展考察，长征的首要目的是寻求新的落脚点，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以求发展，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党中央把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50)。以此为目的和标准，红军三个方面军的会宁会师，是长征基本结束的标志，但长征并未完全结束。按照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阐释的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任何事物都没有绝对的界限。正如长征有两个序曲(红七军团及红六军团的先期长征)，长征也有两个尾声：一个是黄河以东的红军主力逐步东撤，取得山城堡战役的胜利；另一个就是黄河以西的西路军西征河西走廊，左支队到达新疆星星峡，至此严格意义上的长征才完全结束。因为西路军打通国际路线，是为了取得苏联的军事援助，最终目的还是为巩固和发展根据地，完成“党中央把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
上述四篇论文中对长征结束的标准不一样，因此得出的长征结束时间也不一样。有些标准笔者不敢苟同。诸如，《尾声》认为：“国际路线打通了，长征才算完全结束。”《终结点》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长征目的和结束的标准，因此认为：“从军事战略的具体标准判定长征终结点就是1936年12月25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从军事地理的具体标准判定长征终结点就是陕甘宁边区与河西走廊。”这些都值得商榷，因篇幅所限，此不一一赘述。
(九)西路军战俘及流落将士的研究
此类论文有如下5篇：《西路军战俘为何如此之多》(51)(后文简称《总数》)，《西路军被俘将士斗争考略》(52)(后文简称《斗争》)，《西路军被俘将士遭残害人数、地点及原因考》(53)(后文简称《残害》)，《对西路军战俘问题的思考》(54)(后文简称《思考》)，《西路军将士在全国解放后处境的变化》(55)(后文简称《变化》)。这组系列论文，依据第一手资料，深入细致地考察论证了如下问题：1.《总数》一文详细统计出在青海、张掖、武威等地的西路军战俘12000余人，有投降变节言行者二三十。2.考察了被俘的四种原因和情况(1)伤病员被俘；(2)分散游击和逃返过程中被俘；(3)为掩护主力摆脱敌人被俘；(4)弹尽被俘。3.《斗争》一文重点考察了张掖、西宁敌人电台、“新剧团”、兰州拱星墩等四处有组织的斗争，对分散零星的斗争亦稍有涉及。4.《残害》一文考察统计出“西路军被俘将士遭残害人数共6000余人，绝大多数被害于1937年春”；残害地点主要在河西地区的张掖、青海的西宁等地，具体地点十余处；被残害的原因有三：“第一，蒋介石表里不一，暗中支持马步芳残杀红军”；“第二，西北军阀马步芳及其马家军的愚昧和残暴”；“第三，强烈的报复心理，促使马家军更加残酷地虐杀红军战俘”。5.《思考》一文参照《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根据西路军战俘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对西路军战俘问题的四点思考和结论：(1)划清被俘和背叛的界限，被俘不是耻辱，背叛才是耻辱；(2)被俘者不应该为“张国焘路线”承担责任，况且西路军并非张国焘路线；(3)必须划清被敌人所用和背叛的界限；(4)对被俘的西路军女战士必须划清生活上失贞与政治上失节的界限。这些对正确对待西路军被俘将士有十分积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6.《变化》一文考察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西路军被俘人员的处境变化。之前，“被俘或流落民间者，几乎无一幸免地被打成过‘叛徒’逃兵’‘变节分子’”。但青海情况较好。之后，处境逐渐好转：一是政治上不再将他们和张国焘路线捆在一起，给相关人员颁发了《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老战士证》；二是生活待遇不断改善提高，在胡耀邦1983年11月16日作出相关批示之后，民政部、财政部、卫生部、总政于1984年2月29日联合印发《关于解决在乡西路军红军老战士称号和生活待遇问题的通知》，从六个方面规定了西路军在乡人员的政治和生活待遇；三是，“有关西路军的宣传得到重视和加强”。
现在看，上述五篇论文仍很扎实，有较强的资料和思想价值，但也有时代的局限性。新世纪以来，西路军被俘和流落人员的政治和生活待遇又有进一步的改善，研究和宣传也有大的突破、拓展和进步。对此，上述论文不可能论及。
(十)西路军与共产国际之关系研究
这是一个重要问题，因资料限制等原因，长期无人研究。偶有涉及，所引资料也只是相关信件、口信、电报各一份：一是1934年9月16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康生、王明致中央政治局的信，提出发展西北苏区从新疆与苏联建立联系的任务；二是林育英1935年11月奉命从苏联回到陕北瓦窑堡，给党中央捎来的斯大林口信：红军主力可以向西北及北方发展，“不反对靠近苏联”；三是1936年11月3日共产国际书记处及王明、康生致中央书记处电，“已经决定目前不采用从外蒙帮助的方法”，“正在研究经过新疆帮助的方法”(56)。引用者旨在说明，西路军从河西走廊打通国际路线的根据及合理合法性。但对西路军与共产国际之关系的研究，不够全面、系统和深透。例如，《共产国际、苏联和红军西路军》(57)一文就片面认为，西路军“东返由于渡口被敌封锁无望，西进又由于共产国际、联共党的反对而难以实现，西路军只好不进不退，呆在河西走廊，被动挨打”。实际情况是，1937年11月3日，共产国际就已经致电中共中央，希望派部队前往新疆哈密接取军援，已经改变了原来“坚决反对退入新疆”的态度。又如，《共产国际与西路军的失败》(58)一文，虽有功底，也有可取之处，但也有应该商榷的地方。例如，该文认为毛泽东“作为一个战略家”，1936年12月就“得出西路军失败的结论，应在他的预料之中”，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此后的电报中毛泽东仍然对西路军持乐观态度。又如，认为对毛泽东将西路军失败的责任加在张国焘身上“亦应理解”等，皆需商榷。此外，有些史实不准确，如说西路军在1937年3月完全失败时“仅剩一千余人”，是不对的，实际是约有三千人。
《共产国际对西路军的重大影响》(59)大都根据第一手资料全面、系统、深入地论述了这一问题，有拓展，有突破性。1.从1934年下半年苏联就开始调查确定了从外蒙和新疆为中国红军提供武器的两条道路；1935年8月共产国际七大确认了这一方针，委派林育英回国传达“七大”关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和斯大林的口信，这是西路军形成的大背景；2.1936年11月3日共产国际突然决定不从外蒙——宁夏方向提供援助，改从新疆方向将援助物资运往哈密，让红军前往接取，对西路军形成、命名和西进有导向性的影响；3.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误认为西安事变有日本方面的背景，指示前往新疆为西路军“送一批枪炮弹药”的陈云一行滞留苏中边境四个多月，未将援助物资及时送往哈密或安西，对西路军失败影响重大；4.1937年3月22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不同意将西路军与张国焘路线捆在一起，认为“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应该客观加以研究，吸取相应的教训，并采取适当的措施来帮助和保存这支部队的力量”；5.共产国际、苏联的接应和援助，使西路军左支队绝境逢生，保存了一批红军将士，培养了一批技术兵种的骨干。可以说，西路军和共产国际的关系已基本研究清楚，但并未穷尽，有的意思没有说到位，例如，在打通国际路线的方向路线问题上，苏联与共产国际始终占主导地位，这一点就没有明说。另外，由此产生了一个新问题：共产国际已经明确反对将西路军和张国焘路线捆在一起，为何中共中央在1937年3月31日通过的《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中仍然写道：“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的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这是应该在查阅当时的会议记录的基础上，深入探讨研究的。
(十一)权威著作对与西路军相关内容的修订
本节所说“权威著作”是指《毛泽东选集》的相关注释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根据党史研究者的研究成果，这两种权威著作对涉及西路军的相关内容，都作了重大修改。
第一，对《毛泽东选集》第1卷一条相关注释的辩疑和修改。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版有一条与西路军相关的注释：“一九三六年秋季，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会合后，从西康北部出发，作北上转移。张国焘这时候仍然坚持反党，坚持他一贯的退却主义与取消主义。同年十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后，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两万余人，组织西路军，向青海西进。西路军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在战争中受到打击而基本失败，至一九三七年三月完全失败。”(60)这条注释存在三个方面的错误：一方面是存在一些历史史实方面的错误，其一，红二、四方面军甘孜会师是在1936年7月2日，从7月初起开始北上(61)，而不是该注释所说的“一九三六年秋季”；其二，西路军及其领导机构是1936年11月11日10时由“中央及军委”正式下达电令组织命名的，其任务是“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62)，而不是该注释所说“同年十月”，“张国焘命令”“组织西路军，向青海西进”；其三，1936年12月，西路军仍有18000人，在永昌、山丹地区与敌鏖战，根据中央指示策应西安事变(63)，并未如该注释所说“在战争中受到打击而基本失败”。另一方面，是政治结论方面的错误。这条注释，将西路军与张国焘路线捆在了一起，显然不符合史实。
最早对这条注释提出疑义的，是丛进的《对“毛选”中关于西路军的一个断语和一条注释的辨疑》(64)。该文从两个方面提出“辨疑”：“第一，1936年12月西路军并没有失败。”“第二，1936年12月并没有清算张国焘路线。”因此，1936年12月毛泽东在讲演《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就说西路军已“失败”，并将其形成与失败和张国焘路线捆在一起，不符合实际情况和情理。
1991年6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将上述注释修改为：“一九三六年七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会合后，由于中共中央的积极争取，并经过朱德、刘伯承等以及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张国焘被迫同意与二方面军共同北上，于同年十月到达甘肃会宁。十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十一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月，歼敌二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失败。”(65)这种实质性的修改，史实更准确，政治上摘去了“张国焘路线”的帽子，无疑是正确的。但也小有不足，将西路军失败原因归结为“敌众我寡”说服力不够强。红军时期的战争不全是在敌众我寡的环境中进行的吗？
对上述注释的修改，仍有个别不同的声音。主要文章有孙焕臻《还“西路军”以历史的本来面目——对《毛泽东选集》第二版一条注释的辨析》(66)，和耿忠琳等《应当还西路军问题的历史事实》(67)。此二文坚持传统观点，认为原来的结论“是客观公正的，也是符合史实的”，修改后的注释“与史实不完全符合”，“事实上中央军委渡河命令是没有的”；“西路军问题是张国焘逃跑路线的产物，西路军失败是张国焘路线的破产”。该二文虽不能说全无根据，但至少是根据不全面的，且执其一端，有意或无意地不提其他依据，诸如共产国际的电示，中央及军委对西路军的正式命令等，因此是片面的，主要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第二，对《毛泽东选集》中一条断语的辨疑。
基于同样的理由，丛进在上述文章中对《毛泽东选集》中一条断语作了辨疑。这条断语是：“为敌人所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破产。”(68)丛进认为：“关于西路军失败的这段话，应为1937年3月西路军失败和清算张国焘路线问题的中央会议之后，对讲演稿进行整理补充时所加，而在内容与说法上，则超出了1936年这个特定的历史时限。”这推断是有道理的，还须有实证。为此，董汉河专门访问了主持《毛泽东年谱》编写的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逢先知，并将答案和推断写进了相关论文：在1937年5月的油印稿中，就已经有上述断语；“大体可以断言，毛泽东的话，是在1937年3月，西路军完全失败之后加进的。因为在陕北反对张国焘路线的斗争，是在西路军失败之后才大规模展开的。当然，这只是根据当时分析。要真正解开这个斯芬克斯之谜，必须找到毛泽东《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的手稿”(69)。
因毛泽东已去世，对上述断语任何人都无权改动。但后人根据历史背景和事实加以考证和解读，使之更加接近历史真相和真理，是完全可以的。
第三，《中国共产党历史》对西路军内容的重大修改。
《中国共产党历史》对西路军相关内容作了重大修改。1.肯定西路军及其领导机构是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正式命名的；2.认为西路军最终失败的原因是“由于无根据地作依托，又无兵员、物资的补充，孤军作战”，“敌众我寡”；3.肯定西路军“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不朽业绩，在战略上支援了河东红军主力的斗争”；4.肯定西路军所属各部队，是经党“长期教育并在艰苦斗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英雄部队”，“西路军干部、战士所表现出的坚持革命、不畏艰险的英雄主义气概，为党为人民的英勇献身精神，是永远值得人们尊敬和纪念的”(70)。这些记述和评价是客观公正的，较以往有实质性的巨大改进和提升，应充分肯定。虽然，它并未也不可能完全概括西路军的全部研究成果，如共产国际对西路军的重大影响等；个别记述可能不十分准确，如，西路军失败时分三个支队游击，究竟是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的决定还是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的决定，有学者已根据当时的电报提出异议(71)，认为西路军余部分三个支队游击是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的决定，而不是如《中国共产党历史》所写的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的决定。
历史事件一旦发生过，便不会改变。但人们对其真相和本质的认识，却往往有一个或短或长的过程。历经75年的研究，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33年的研究，对西路军真相和本质的认识已基本清楚，并得到了多数人的认可。目前，尚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尚需拓展深入研究的问题，诸如：1.毛泽东与西路军的关系、徐向前与西路军的关系等需要有专题论文加以研究；2.当年的中共中央为何将西路军与张国焘路线捆在一起，其中有何值得汲取的教训？亦需有专门研究；3.对西路军战斗组织和战术指挥的研究也是不够的；4.敌人对西路军的防堵研究很薄弱：蒋介石对中共打通国际路线的防堵尚无专题论文；马家军对西路军的防堵虽有少量论文，但尚欠全面和系统；等等。另一问题是，如何对待少数人对西路军问题的不同意见。笔者认为，对于学术上的不同意见，只有采取“百家争鸣”的方针，鼓励以摆事实、讲道理态度进行辩论，这样才有助于西路军问题研究的深入和完善。
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永远不会停留在一个水平上，永远不会完结，对西路军的研究和认识也是一样。这是因为，由于各方面的局限，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只可能无限接近，而不可能穷尽。对西路军研究而言就更是如此，因为还有一些权威资料，如当时的政治局会议及各种会议记录等，研究者还未看到。相信随着时代的前进，西路军研究也会不断拓展、深入，并更加科学。
注释：
①中共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悲壮的征程》，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11月第1版。
②程美东：《西路军与苏维埃政权建设》，《人文杂志》1998年，第6期。
③冯亚光：《西路军西进与苏维埃政权》，《兰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④董汉河：《试论西路军的民族统战工作》，《社会科学》(甘)1990年，第6期。
⑤朱新斌：《西路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载《悲壮的征程》(下)，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出版，第32-47页。
⑥濮生荣：《西路军在临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载《临泽党史工作》第二辑，1993年编印。
⑦孙欲声：《西路军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载《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4期。
⑧庄严：《西路军余部入新疆返延安斗争的情况述略》，《党史研究》1984年，第4期。
⑨倪立保：《西路军左支队与新疆国际交通线》，《实事求是》1996年，第5期。
⑩冯亚光：《西路军左支队进驻新疆的历史背景》，《甘肃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
(11)董汉河：《西路军左支队进驻新疆及返抵延安考论》，《甘肃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
(12)冯亚光：《新疆“新兵营”是我党最早的特种兵技术学校》，《社科纵横》2006年，第1期。
(13)金冲及主编：《陈云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6月第1版，第32-47页。
(14)中共新疆党史委等编：《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左支队在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年9月第1版。
(15)董汉河：《西路军失败原因综论——兼驳“有意让西路军失败”论》，载《新华文摘》1995年，第5期。
(16)董汉河：《论河西革命根据地建立之不可能》，载《兰州学刊》1992年，第2期。
(17)董汉河：《西路军与西安事变》，原载《人文杂志》1993年，第2期。
(18)董汉河：《西路军的形成、失败及其价值和意义)》，载《甘肃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19)(20)董汉河：《共产国际对西路军的重大影响》，载《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9期。
(21)赵万钧：《简评西路军西征得失及其战略方向的选择》，原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
(22)(23)《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第554、556页。
(24)孙焕臻：《关于西路军的几个问题——兼与赵万钧同志商榷》，原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
(25)赵奇伟等：《论西路军失败与战略决策失误的关系》，《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年，第4期。
(26)冯亚光：《论西路军失败的根本因素》，《社科纵横》1998年，第4期。
(27)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第556-557，555页。
(28)李先念：《李先念关于编写红四方面军战史和革命回忆录问题的谈话要点》，《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4期。
(29)靳宝民：《“西北战略”之争与西路军的覆败》，《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89年，第2期。
(30)郝成铭：《“马家军”是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因素》，《甘肃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
(31)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555页。
(32)董汉河：《西路军与西安事变》，《人文杂志》1993年，第2期。
(33)董汉河：《西路军与抗日》，《固原师专学报》1996年，第1期。
(34)管廷辉：《西路军历史功绩初探》，《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35)郝成铭：《西路军西征河西的历史地位》，《兰州党史》2002年，第2期。
(36)董汉河：《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七十周年祭——西路军的形成、失败及其价值和意义》，《甘肃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37)冯亚光：《论西路军对河东红军战略行动的有力策应》，《甘肃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38)董汉河：《西路军革命精神的丰富内涵》，《甘肃理论学刊》2010年，第6期。
(39)王国生：《学习了解继承弘扬西路军革命精神大力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人民军队报》2009年10月24日第1、2版。
(40)陈知庶：《让西路军革命精神在驻甘部队代代传承》，《人民军队报》2009年10月27日第1、2版。
(41)董汉河：《西路军的形成、失败及意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办公厅编：《中共党史研究参考》2007年4月20日出版，第14期(总第28期)。
(42)《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10月第1版，第401页。
(43)董汉河：《中共中央对西路军的营救述论》，《社会科学》(甘)，1986年，第4期。
(44)刘世杰：《党中央对西路军的营救》，原载《悲壮的征程》(下)，1991年出版。
(45)董玉梅：《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党中央对孤悬河西的西路军所采取的营救措施》，《川陕苏区史》1999年，第22期。
(46)吉彦波：《西路军西征和抗日先锋军东征是长征的组成部分》，《怀化师专学报》1996年，第3期。
(47)孙欲声：《论西路军西征是长征的尾声》，《纪念长征和西路军论文集》，青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48)安永香、麻琨：《透视长征终结点》，《纪念长征和西路军论文集》，青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49)杨慧娟：《长征与西路军》，《纪念长征和西路军论文集》，青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50)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6年12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45页，人民出版社，1952年7月，北京，第2版。
(51)董汉河：《西路军战俘为何如此之多》，《甘肃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
(52)董汉河：《西路军被俘将士斗争考》，《社科纵横》，1992年，第5期。
(53)董汉河：《西路军被俘将士遭残害人数、地点及原因考》，《甘肃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54)董汉河：《对西路军战俘问题的思考》，《甘肃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
(55)董汉河：《西路军将士在全国解放后处境的变化》，《甘肃理论学刊》1992年，第2期。
(56)竹郁：《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中国革命博物馆编：《党史研究参考资料》1983年，第9期。
(57)周忠瑜：《共产国际、苏联与红军西路军》，《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
(58)秦维宪：《共产国际与西路军的失败》，《社会科学》2008年，第11期。
(59)董汉河：《共产国际对西路军的重大影响》，载《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9期。
(60)《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34-235页，人民出版社，1951年10月第1版，北京。
(61)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1卷第292、294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7月第1版。
(62)(63)郝成铭等主编：《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394-395、387、459-512页。
(64)原载中国革命博物馆主办：《党史研究资料》1983年，第9期。
(65)(69)《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41、198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北京。
(66)原载《历史研究与教学》2004年，第2期。
(67)载：中国红色旅游网2007年1月23日。
(68)董汉河：《西路军失败原因综论——兼驳“有意让西路军失败”论》，载《新华文摘》1995年，第5期。
(70)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第508-511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
(71)孙瑛：《西路军石窝会议内容考辨》，《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论文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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