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增长趋势和政策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趋势论文,我国论文,和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804(2013)02-0109-17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1978-2011年，我国平均经济增速高达9.98%，GDP总量的世界排名由第10位跃居至第2位，①②占世界经济比重由1980年的1.9%稳步升至2011年的约10%。③而在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状况发生了显著变化，经济增速出现明显下滑。2008-2011年的平均经济增速比2000-2007年降低了0.9个百分点，也比改革开放以来(1978-2011)的长期均值低0.38个百分点。2012年前3季度，经济增速延续了2011年逐季回落的趋势，并在多重因素的持续作用下出现了超预期回落。学界普遍认为当前的经济增速放缓具有长期化趋势，我国正处于由高速增长阶段过渡至中速增长阶段的新时期。④⑤但是同时也需要注意到，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积极变化，经济增长于2012年9月开始“触底反弹”，并在十八大换届效应、存货周期逆转、消费持续增长、外需小幅回升、投资持续加码等因素的作用下，重返复苏的轨道。
那么，未来经济增长的趋势究竟如何？决定经济走势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如何选择稳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回答这些问题对于推动我国经济顺利进入平稳、较快、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首先使用增长核算分析框架考察我国经济增长的未来走势，确认了未来我国经济增速存在下行的总体趋势。之后本文进一步从出口、投资、生产成本、TFP和政府作用等五个方面阐述决定未来经济增速放缓这一总体趋势的主要原因。进一步的，本文将分析在未来中期内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促进作用的积极因素，正是这些因素会在未来推动我国经济超越当前以“低增长”、“低贸易”和“高物价”等为内涵的“新常态”，步入“次高速增长期”。最后，本文提出稳增长的政策选择。
二、未来我国经济增长放缓的总体趋势
本节将对我国“十二五”(2011-2015年)和“十三五”(2016-2020年)时期的潜在经济增长率进行预测。我们的预测可以被理解为在一系列关于未来的合理假设之下，考察经济体的表现。⑥预测数值的理论和现实价值并不是准确地给出未来经济增速的数值，而是为理解未来中长期我国经济增长的总体趋势提供一个定量的参考，同时也有益于考察真实的经济增速偏离预测值的原因以及如何进一步改进预测模型。⑦
我们的预测方法是：首先使用类似于Wilson and Stupnytska、Perkins and Rawski和Lee and Hong⑧的增长核算预测框架，将对经济增长的预测分解为对资本、劳动力、人力资本和TFP这四方面增长动力的预测，之后借鉴Maddison⑨、Perkins and Rawski、张延群等⑩的预测思想，分析决定资本、劳动力、人力资本和TFP历史运动轨迹的主要因素在未来将发生何种变化，从而预测其未来走势对于历史运动轨迹的偏离。
按照我们关于未来资本、劳动力、人力资本和TFP变化趋势的判断，将未来我国经济的基准情形设定如下：(11)(1)我国资本积累速度不断加快的趋势将会终止，资本增速将逐渐回落至长期均值水平：资本存量增速将在“十二五”时期由2000-2010年间15.62%的高平均增速下滑至1990-1999年间的平均增速11.06%，并在“十三五”时期进一步下滑至1979-1989年间的平均增速8.29%。(2)未来潜在就业人数的变化趋势与联合国(2010)所预测的劳动年龄人口变化趋势相同(相当于假设未来的趋势劳动参与率和自然失业率不变)，即潜在就业人数增速由2010年的0.82%逐步下降至2020年的-0.21%。(3)假设人力资本存量(趋势值)将延续1990-2010年的变化趋势，“十二五”和“十三五”时期的年平均增速分别较其上个时期(12)下降0.075个百分点，分别达到0.73%和0.65%。(4)TFP(趋势值)增速在2000-2010年已经大幅降低至历史最低水平(2.2%)，未来预计难以出现明显改观；再考虑到未来我国仍然属于赶超型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TFP增速进一步显著下降的可能性较小。因此假设2011-2020年间的TFP增速将保持在2.2%的水平，这接近于Kuijs(13)、Lee and Hong对同时期TFP增速所作的预测(分别是2.3%和2.36%)。
接下来，还需要设定偏离基准情形的悲观情形和乐观情形，以考察未来经济增速的下界和上界。在悲观情形下：(1)资本存量增速在“十二五”和“十三五”时期分别较基准情形下降1个百分点。(2)假设未来我国无法再维持以往的高劳动参与率，每年的潜在就业人数增速较基准情形下降0.05个百分点。(3)人力资本变化趋势同基准情形。在基准情形中，我国2020年的人均受教育年数仍然远低于发达国家2011年水平，(14)因此未来的人力资本增速应该不会显著低于基准情形。(4)TFP增速将在“十二五”和“十三五”时期延续1979-1999年(15)和2000-2010年这两个时间段之间的变化趋势，即年平均增速较上个时期下降0.3个百分点。
在乐观情形下：(1)资本存量增速在“十二五”和“十三五”时期分别较基准情形提高1个百分点。(2)潜在就业人数的变化趋势同基准情形。因为我们认为即使是在乐观情形下，未来的趋势劳动参与率也不可能在原有的高水平上再提高，自然失业率也不会出现显著改变。(3)人力资本增速和TFP增速都可以保持1979-2010年的平均增速(此增速显著高于基准情形)。
基于上述对各种情形的设定，使用与陈彦斌等相同的增长核算公式，(16)可以得到，我国“十二五”和“十三五”时期的潜在平均经济增速将分别位于区间7.41%～9.49%和5.39%～7.8%，基准情形下的潜在增速分别是8.23%和6.5%(表1)。本文的预测结果在已有研究所显示的预测区间之内：与世界银行、Kuijs和张延群等所作的预测比较接近；较之Wilson and Stupnytska、Maddison、Lee and Hong、Eichengreen，Park and Shin的预测更加乐观，而相对于Fogel、Lin的预测结果则更加悲观(表2)。
根据预测结果可以发现，未来我国经济增长的总体趋势是逐步放缓的：在没有出现重大经济波动的基准情形下，我国“十二五”和“十三五”时期的潜在经济增速较2000-2010年分别下滑2.3和4个百分点。即使是在较为乐观的情形下，“十二五”和“十三五”期间的潜在经济增速也将分别下滑1.1和2.7个百分点；而如果在较为悲观的情形下，则下滑幅度将分别高达3.1和5.2个百分点。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从国际横向比较来看，未来我国经济增速仍然处于较高水平，相对经济实力可以获得较快的提高。如果将除我国未来经济增速以外的其他变量设定为《经济学人》杂志采用的预测数值，即将2011-2020年的美国经济增速设定为2.5%，人民币年均升值3%，中国和美国的年均通胀率分别设定为4%和1.5%，那么在基准情形下，中国的GDP总量将在2019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在乐观情形和悲观情形下则分别在2018和2020年超过美国(图1)。此外，基准情形下我国人均GDP在2019年达到13041美元(以2010年的不变美元计价)，首次超过世界银行在2010年所设定的高收入国家标准，可以近似地认为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在乐观和悲观情形下则分别是在2018和2020年达到高收入国家标准(图2)。
三、导致未来经济增速趋势性放缓的原因
图1 中美GDP对比(十亿美元)
注：以2010年的不变美元计算。
图2 2011-2020年中国人均GDP(17)(美元)
为了考察我国经济增速趋势性放缓的原因，本节将首先分析长期以来拉动我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两大需求：出口和投资；其次从劳动力、资金供给、资源环境和TFP这些重要的供给面因素进行研究；最后考虑政府未来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将可能发生怎样的变化。
1.出口增速将由于全球技术进步速度减缓、发达国家深陷债务困境以及我国突出的大国经济特征而大幅下滑。当前我国出口形势恶化：出口增速由2000-2007年的24.8%降至2008-2010年的6.5%，大幅下降了18.3个百分点；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也相应由10.5%下降至-6.9%，大幅下降了17.4个百分点(表3)。预计未来出口疲软的状态仍将持续。造成出口增速下滑的原因有以下三方面：
第一，全球技术进步速度减缓将从根本上降低全球潜在经济增速，抑制我国外部需求的扩大。上世纪后半段，以核能、航空航天以及信息技术等为代表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推动经济实现了持续较快增长，使得世界经济总体上处于一轮长波经济增长的繁荣期。经济增长繁荣促使世界市场上消费旺盛，为我国提供了有利的外需环境。
图3 OECD专利申请情况
数据来源：OECD.Stat。
而在当前，第三次科技革命技术创新浪潮已经逐渐结束，新的技术创新浪潮尚未出现，致使在未来较长时期内世界技术创新难以出现飞跃式、突破性进展，世界经济将步入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的漫长过程。一般来说，在技术革命刚刚出现时，技术创新的“蜂聚”现象十分明显，但是目前还没有观察到这一现象：OECD专利技术申请数量增长率从1998年左右就基本处于下滑趋势，而且从2007年开始连续出现负增长(图3)；在各技术领域，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专利申请的增长率在新世纪以后也大幅度下降(表4)。
第二，发达国家深陷债务困境，对我国商品和劳务的需求增速将趋于降低。长期以来，欧盟和美国是我国最主要的两大贸易伙伴，而在当前以及未来较长时期内，严峻的债务问题将使得发达国家对我国商品和劳务的需求不会再保持以往的快速增长，我国难以再依赖发达国家的高消费来实现出口额的高增长。
一是发达国家居民部门的还债压力使得居民消费增速大幅下滑，减少了对中国商品和劳务的需求。金融危机使发达国家居民的资产负债表严重恶化，因此居民部门在当前和未来较长的一段时期内将会处于重建储蓄和积累财产以偿还债务的阶段，致使以往的负债型消费模式无法持续，消费陷入疲软。例如，美国居民债务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从2007年的133%下降到2011年一季度的119%，(18)居民储蓄率从2000-2007年的平均2.8%上升到2011年的4.7%和2012年一季度的3.9%(图4)。(19)
二是发达国家政府部门的债务困境将对我国出口增长造成严重的不利影响。当前欧洲是政府债务困境的重灾区，美国和日本等其他发达国家的债务问题也十分严峻。发达国家的债务困境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有效解决，据IMF估计，发达国家政府总债务占GDP比重在2011-2017年都将处于历史高位(图5)。
图4 美国的居民储蓄率(%)
数据来源：美联储。
图5 发达国家政府总债务占GDP比重
数据来源：IMF,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2012年4月)。
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务困境将加剧发达国家甚至全球经济衰退风险，抑制我国出口增长。政府债务困境将迫使发达国家实施更加严格的增税或削减政府支出等财政紧缩政策，直接降低总需求规模；同时高政府债务还限制了政府采用财政政策应对短期经济波动的能力，一旦经济在负面冲击下出现过度下滑，政府可能难以出台足够规模的刺激计划。此外，发达国家金融部门之间联系密切，风险传导途径多样，因此发达国家政府债务困境将对债券市场、股票市场以及银行业等都会形成较大的冲击，提高金融市场的整体风险，并通过金融加速器效应增大实体经济发展的风险。
第三，当前我国突出的大国经济特征决定了出口规模难以继续高速扩张。经过长期高速发展之后，我国在当前已经具有突出的大国经济特征：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比重由1980年的1.9%升至2010年的9.4%；(20)出口额在世界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在1999-2008年间平均年增长23%，(21)并于2009年成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根据Guo and N'Diaye的计算，(22)当前我国出口占世界市场的份额在10%左右，即使我国未来的实际出口增速保持于中等水平(平均约15%)，那么在2020年我国的出口占世界市场的份额也将高达约15%。而对于日本、韩国等经历过高速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的亚洲新型工业化国家，其在各自的历史发展轨迹中占世界市场份额的峰值也仅为10%左右。可见，当前我国已经形成庞大的出口规模，未来出口规模的进一步快速增长将可能接近世界市场吸收能力的上限，是国外需求所难以消化的，而且国际贸易市场中竞争的显著加剧和贸易摩擦的大幅增多等诸多限制因素也将会随之出现。因此我国出口导向型战略难以持续，出口规模难以继续高速扩张。
2.投资增速将由于工业化进一步提高的空间明显收窄、投资效率出现恶化趋势和“出口—投资”联动机制的消失而显著放缓。改革开放以来，高投资增速促使我国资本得以快速积累，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的动力源泉。1979-2009年间我国实际投资年均增速高达12.24%，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4倍多；投资占GDP比重平均为38.68%，比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高出约20个百分点(表5)。而在未来，我国投资增速将出现显著放缓，主要原因是：
第一，当前我国工业化进一步提高的空间明显收窄，通过提高工业化程度推动投资的发展模式可能会遇到很大困难。从世界各国的工业化程度对比来看，中国在2007年的工业化率已经显著高于除马来西亚以外的其他国家自1970年以来的峰值，进一步提高工业化率的空间有限。另外，从工业化时间来看，上世纪完成工业化的主要经济体，其工业化进程平均耗时15年至20年。(23)相比之下，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从1978年起至今已超过30年，即便是重化工业化从1991年起也走过了20年，因此，当前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很可能已走到后期，进一步提升的潜力明显缩小。
第二，当前我国投资效率出现恶化趋势，低效率投资所带来的低回报将阻碍投资的增加。以投资和增量产出之比计算得到的增量资本产出率(又称边际资本产出比例)是反映投资效率的一个有效指标，该指标反映了一单位的GDP增量需要多少单位的投资来拉动。增量资本产出率越高，意味着投资效率越低。该比率的国际平均水平是2，而我国的增量资本产出率始终高于国际平均水平，并从1992年的2.4稳步提高到2007年的4.2(图6)。当前该比率由于超常高水平的投资增速而猛增到2008年的6.26、2009年创纪录的7.8和2010年的7.3。由此可见，我国当前的投资效率出现了恶化趋势，投资的低回报导致了低投资收益，必然会阻碍投资的增加。
第三，“出口—投资”联动机制的消失使得投资收益降低，从而抑制投资需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部需求的快速增长有效弥补了高储蓄所带来的国内消费不足问题，缓解了国内消费不足对投资增长的制约，形成了由外部需求消化生产能力的“出口—投资”联动机制。而在未来，外部需求的大幅萎缩将使我国很难延续这一发展模式。
图6 我国实际增量资本产出率(%)变化趋势(1992-2010年)
图7 我国人口抚养比(%)的变化趋势(1950-2010年)
注：(1)少儿抚养比是指0～14岁人口占劳动人口比重；老龄人口抚养比是指65岁以上人口占劳动人口比重；总抚养比则为二者之和。(2)数据来源：联合国人口数据库。
3.以往低成本优势将被人口老龄化加速、储蓄率高位回落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降低等因素逐渐削弱。
第一，劳动力成本将由于人口老龄化加速而进入长期上升通道。有利的生产型人口结构使我国改革开放之后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大量增加，压低了劳动力成本。20世纪70年代之后，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我国总和生育率由6%左右大幅下降至1.6%～1.8%。(24)总和生育率的下降使少儿抚养比由1980年的59.9%迅速降低至2010年的27%，带动总人口抚养比大幅下降(图7)，劳动人口比重快速提高，数量也随之大幅增加。
而在当前，人口结构步入了拐点时期，未来劳动力供给增速的迅速减小将带动劳动力成本进入长期上升通道。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在人口老龄化加速的作用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15至64岁)数量增速在当前处于迅速下降阶段，并可能自2017年起转为负增长。具体而言，劳动年龄人口总数增长率将会由2010年的0.9%下降到2016年的0.06%，其后增长率将由正转负；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在2020年将下降为9.89亿，比最高峰的2016年减少0.8%(图8)。
第二，利率将由于储蓄率的高位回落而趋于升高。改革开放以来，高储蓄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裕而廉价的资金来源。1978-2009年我国平均总储蓄率高达40.7%，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1.74%)和主要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如英国和美国平均总储蓄率分别只有15.85%和16.25%)。高储蓄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裕的资金来源，直接增加了可贷资金的供给规模，通过改变可贷资金市场供求状况压低了金融市场整体利率，(25)降低了企业的投资成本。从国际对比可以发现，过去30年我国实际贷款利率相对于世界主要经济体长期保持在低水平：1980-2010年我国平均实际贷款利率低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1至6个百分点，而且这一特征在各个细分的时间段也基本成立(表6)。
图8 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及增长率预测(1950-2100年)
数据来源：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0)》。
而在未来，储蓄率将由高位回落，进而带动实际利率上升。具体而言，未来国民储蓄中的家庭、企业和政府储蓄三个部分都将趋于降低。引起居民储蓄率下降的因素主要有：人口红利逐渐消退；房屋价格上涨幅度将逐步趋缓，为买房而储蓄的压力可能会削弱；社会安全网的建设和金融深化将降低居民的预防性储蓄；新一代人的消费观念和信用卡等新消费模式的普及。政府储蓄将存在较大的下降压力：中国当前的税负水平已经处于高位，财政收入难以继续保持过去的高速增长，而政府的消费性支出却可能由于老龄化进程加速和其他民生支出的扩大保持高速增长。同时，未来劳动报酬、企业支付的财产收入净额等企业成本的提高将降低企业储蓄。
第三，资源环境成本将由于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的严重降低而显著提高。中国长期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伴随着资源的高消耗和污染物的高排放，致使当前和未来面临资源品紧缺和环境恶化问题。当前我国资源品供需矛盾紧张，主要体现为资源品的对外依存度大幅提高。以石油为例，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已经由1993年的6%上升至2011年的55.2%。(26)如不加强勘查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未来资源品短缺现象将进一步加剧：预计在2020年，我国石油的对外依存度将上升到60%；45种主要矿产中的19种将出现不同程度的短缺(其中11种为国民经济支柱性矿产)，例如，根据国土资源部数据，我国铁矿石的对外依存度将在40%左右，铜和钾的对外依存度将保持在70%左右。(27)同时，当前我国生态环境也已经迅速恶化：例如，2010年的较清洁海域面积比2003年减少了47.3%，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国际排名由1990年的88位上升至2008年的77位。(28)对于生态环境的治理和修复过程是困难和漫长的，未来的环境问题将持续保持严峻。
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将显著提高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成本。资源品供给能力的严重削弱会推高资源品价格，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生态环境的恶化和人民对生活环境越来越高的要求迫使我国必须降低经济增长的环境成本：一是在生产过程中强调减少污染，这就需要应用施加额外环保要求的生产技术；二是加大对已经造成的污染的治理，这需要政府加强对企业污染排放的税费征收。而这两类措施都将显著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
4.TFP增速将可能由于制度红利的衰减和技术进步放缓而显著下降。
第一，当前制度红利由于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的难度和风险大幅提升而可能步入较长期的衰减阶段。市场化改革是决定当代中国经济走向的关键因素，30多年来我国进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建立经济特区、国有企业改革、金融体系改革等具有决定意义的市场化改革。市场化改革通过改变资源配置方式和激发微观主体的积极性而释放出巨大的制度红利。(29)然而，当前制度红利出现了明显衰减，我国市场化指数在1981-1999年的平均增速是13.7%，而进入21世纪以后年增幅则普遍降至5%以下，且基本保持递减状态，未来可能也难以改观。
究其原因，我国的市场化改革基本遵循“由易到难、由经到政”的路径，(30)而前期相对简单的、低成本的改革阶段已经结束。目前，政府与市场、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等的边界已通过持续的博弈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状态，如果要改变这种状态以进一步深化改革，则要求对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同时进行改革，其难度和风险将大幅增加。一是政府在改革中的尴尬角色是未来改革的一大阻力。与前期的改革相同，未来进一步的改革仍将是由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改革，而改革的方向则正是政府逐步退出竞争性经济领域。不过，仍须指出的是，一些自利性的官员必然希望继续利用自己的权力分享市场发展过程中的经济利益，而不愿意轻易退出市场。因此，张孝德等认为，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将面临来自改革主导者自身的威胁。(31)二是当前我国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形成了许多具有过渡性特征的体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既得利益集团。既得利益集团希望将过渡性体制长期化而反对进一步推进改革。(32)因此，进一步的改革需要打破现有的利益格局，触及大量深层次的利益关系，这就必然会面临更高的难度和风险。
第二，当前技术进步出现放缓趋势，未来可能难以出现突破性进展。改革开放初期，关于科技发展和人才培养的政策导向和社会环境发生了重大的有利转变，我国的技术水平从一个低起点开始起步，迅速追赶世界先进水平，产生了丰厚的经济效益。1979-2007年，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较高的9.6%。(33)而在当前，技术进步趋缓，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也相应明显趋于减弱，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1990-1999年的14.3%大幅下降至2000-2007年的7.9%，(34)而且这一趋势预计在未来也将可能长期持续。
技术进步放缓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前文所述的世界性技术进步在较长时期内处于低谷。二是我国当前和未来对外部知识和技术的吸收能力由于追赶潜力的减弱而明显减小。我国经济长期以来处于技术发展的追赶阶段，对外部知识和技术的吸收是获取技术进步的主要方式，而吸收能力基本上和追赶潜力(与世界先进国家的收入差距和技术水平的差距)成正比。中国当前与世界先进国家的技术差距和经济差距较之以往已经大幅缩小，这就意味着对外部知识和技术的吸收变得更加困难。(35)三是当前中国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未来获得显著提高的难度较大。当前中国已经步入技术追赶阶段的后期，并在未来将进一步向世界技术前沿靠近，因此自主创新在技术进步中的重要性大大提高。(36)然而当前中国自主创新能力严重不足，很多关键核心技术和高端技术设备的对外技术依存度过高，例如电子信息领域的对外技术依存度超过80%。(37)自主创新的核心动力来自于私营企业而非政府的规划和干预，因此当前和未来中国的技术进步更加依赖于良好的市场环境以及私营企业实力的壮大。(38)而在未来较长时期内，政府很可能仍然对经济运行具有较强的影响力，不利于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
5.政府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将可能有所减弱。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在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强烈意愿的驱动下，运用其强大能力通过推动投资扩张来刺激经济增长：一是政府通过运用对资金、土地、矿产、能源等重要经济资源的支配权降低了企业的各种投资成本；二是政府经常同时采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刺激投资增长。政府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强烈意愿来自于经济增长是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和国家实力的根本，是执政党的执政基础和合法性的有力保障。(39)在未来，政府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将可能有所减弱。未来很多民生问题无法再单纯依靠经济增长来解决，政府工作的重心将因此由推动经济增长向社会建设等民生领域转移。同时，市场化改革将是未来我国发展的大趋势，政府对于金融市场、资源品市场和其他经济活动的干预能力将在一系列市场化改革过程中被逐渐削弱。
四、经济增长在未来中期内将会超越“新常态”
“新常态”是目前宏观经济分析所热议的概念，其核心含义是指：目前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速已经出现大幅度下滑，“7.5%左右的经济增速”、“2%以上的通货膨胀”可能就是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从我们的预测数值可以发现，我国“十二五”时期的潜在平均经济增速基准预测值是8.23%，这一数值是明显高于“新常态”水平的。这是因为我们在预测过程中，不但考虑到了决定未来潜在经济增速放缓这一总体趋势的各种负面因素，也注意到一些积极因素仍然会在中期内发挥重要作用。这些积极的因素包括中国消费具有稳步增长的动力、人口红利在中端劳动力充分利用下的再释放、中高端产品比较优势的构建和产业在中国内部的梯度转移等，我们认为这些积极因素将会推动宏观经济在中期内超越悲观主义的“新常态”。
1.“收入—消费台阶效应”将继续在未来中期内促进国内消费稳步增长，从而对经济增长形成有力的支撑。当前我国的需求结构持续改善，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显著增强(表7)。消费对GDP的贡献率从2003-2007年的38.5%上升到2008-2012年的46.9%，上升幅度达到8.4个百分点。尤其是在2011年和2012年，消费的贡献率出现大幅上升，而投资和外需的贡献率都呈现大幅下降的趋势。事实上，消费的持续逆势上扬正是促使我国宏观经济在2012年9月出现“触底反弹”的重要因素。由此可见，近几年我国消费领域在整体经济低迷时依然保持繁荣景象，这一现象的出现得益于政策引导，但更加重要的是由于“收入—消费台阶效应”这一阶段性结构变化开始发挥作用，预计未来消费将在这一效应的作用下继续发挥支撑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
2.当前的低端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紧张并不意味着我国人口红利的全面消退，而是意味着人口红利的形式发生转变；在未来中期内，人口红利在中端劳动力充分利用下的再释放仍然可以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我国劳动力供求状况具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低端劳动力供给不足而中端劳动力供给过剩。事实上，低端劳动力的供应不足在较大程度上并非是由需求相对增长过快导致的，而是因为我国教育事业在近20年的高速发展导致传统低端劳动力的潜在供给在经过高中、大专、本科以及研究生教育之后，转换为教育存量和潜在的中高端新增劳动力。例如高中及以上学历人口占适龄流动人口的比重从1995年的2.5%上升到2011年的14.5%，总量直接增加了接近1亿人口，而大专以上的占比则从0.5%上升到5.3%(图9)。这种变化是导致目前大专以上的需求供给比从2006年的1.05下降到目前的0.9，大专和本科生学历的失业率高达13.4%和11.9%的主要原因(图10)。
图9 适龄劳动人口结构因教育发生重大变化
图10 不同学历人口的失业率
图11 中国对外出口和进口占世界出口和进口贸易中的比重
图12 我国对外出口贸易的技术结构
可见，目前我国教育的发展使得刘易斯拐点加速到来，但这时的刘易斯拐点并不意味着我国人口红利的消失，因为它只是用中高端劳动力的失业替代了低端劳动力的失业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它只是意味着人口红利的形式发生转变：即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型的人口红利转变为具有人力资本的人口红利，或者说从低端劳动力转移带来的人口红利转变为中端具有人力资本的人口红利。只要我国产业逐步进行升级，大量廉价的、受过较高等教育的劳动力将得到有效利用，资源再配置的效应将再度显现。中高端制造业的繁荣将进一步显化我国教育大国与人口大国产生的叠加效应，也将进一步孕育出我国在中高端制造业上的新比较优势。
3.由于中高端产品比较优势的构建、产业在我国内部的梯度转移和生产效率的持续提高，我国将可能继续在国际贸易中保持较强的比较优势。从数据上看，当前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并没有丧失，突出体现为我国的出口占全球的比重逐渐增加(图11)。到2011年，我国实现对外出口和进口总值分别达1.9万亿美元和1.74万亿美元，在世界出口和进口贸易中的比重达到10.47%和9.55%，成为世界贸易的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
图13 地区间产业转移
未来三方面因素将使得我国继续保持在国际贸易中较强的比较优势，一是未来我国中高端产品的比较优势可能会逐步加强，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低端劳动力成本上升和资源环境成本上升等不利因素的影响。目前我国出口结构的变动趋势是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占比大幅度提升，劳动和资源密集产品的出口占比持续下滑，并且这种结构变动是趋势性的。这反映出我国中高端产品的比较优势正在逐步构建(图12)。
二是产业在我国内部的梯度转移不仅延长了我国比较优势的生命期，同时也为我国的比较优势创造了新的基础。目前我国区域内梯度转移的规模远远大于向其他国家转移的规模，贸易转移到其他国家的量十分有限，并不足以对我国市场构成威胁。在成本因素的推动下，大量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已经向中西部快速转移。东部劳动密集型产业产值占全国的比重在2003年达到高峰，高达87%左右，而这个比重在2008年仅为84%，下降了3个百分点(图13)。这种产业转移在2008-2012年发生得更为迅猛。一个十分重要的例证就是，中部农民工到省外打工的比重出现明显下降，从2010年的69.1%下降到2011年的67.2%(表8)。这种变化导致的另一个变化就是，中西部的出口增速大幅度上扬，全国出口的中心迅速向西部转移。例如在2012年1～9月，东部出口增速仅为5%左右，而西南部出口增速却达到了45%(图14)。
三是如果未来生产效率能够在改革进程中获得持续的提高，那么我国的单位产品成本仍然具有竞争力。东盟十国的劳动力成本比我国平均低30%，但单位产品的劳动力费用却略高于我国，其核心原因是我国工业的生产效率在快速提升，导致单位产品的成本并没有明显增长。而这种效率来源于技术进步、市场的扩大所导致的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以及建立在管理水平和技术进步基础上的宏观和微观的效率增进等。因此，我们必须看到生产效率的提升可以为我们提供的巨大竞争空间。
五、“稳增长”目标下的政策选择
未来我国宏观经济存在潜在经济增速放缓的大趋势，同时也具有在中期内超越“新常态”的积极因素。据此，我们提出两方面的政策建议：一是通过行政体制改革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将经济增速维持于合意的较快水平，防止出现“硬着陆”；二是应当在试探中来找寻我国合意的经济增长速度，并充分发掘宏观经济中的积极因素，而不能简单教条地让“新常态”悲观主义蔓延。
1.推进行政体制改革以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将经济增速维持于合意的较快水平。以往的经济增长方式无法再持续，为了将经济增速维持于合意的较快水平，防止出现“硬着陆”，就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传统增长动力逐渐衰减的过程中及时通过技术进步、制度变革和扩大国内居民消费等途径为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
在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中，政府不能将目标过度定位在最终的结构指标上，而应重视市场化改革、相对价格调整、激励机制改革等中间目标的管理。因此，行政体制改革正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是政府角色与定位的转型，即由发展主义型政府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这将重新划定政府和市场的边界，避免政府对微观经济的过多干预，促进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深入推进。
行政体制改革对于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意义在于：行政体制改革将经济发展的主导权由政府转移到企业和居民，建立起更加公平高效的市场经济制度，可以从根本上激发经济发展的内在活力，有利于促进技术进步和其他经济运行效率的提高，可以避免由于政府的扭曲性政策而导致的低效率投资和产业结构失衡，可以减少权力寻租、促进机会平等，有利于缓解贫富差距并刺激居民消费等。具体来说，应该从以下几方面推进行政体制改革：
第一，进行政府自身改革。继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在进一步清理、减少和调整行政审批事项的同时，强化对审批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并改进和创新行政审批服务方式，提高审批透明度和效率。
完善对地方政府的考核制度：改变以GDP为核心的相对目标考核体系，提高地方政府考核体系中的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监督管理效率和公共服务水平等指标所占权重。
进行财政体制改革：要将财政支出主要应用于公共服务而不是经济建设，大幅提高维护市场秩序、教育与培训、医疗卫生、环境治理、公共文化建设等公共服务性支出所占比重；此外，按照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要求进一步理顺各级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为地方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相应的财力保证。
第二，进行要素市场改革。逐步推动能源和矿产等资源品价格改革，建立起市场化的资源品价格形成机制，使其能够合理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污染成本。在保持金融体系稳定的前提下积极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提高金融市场效率，减少金融市场扭曲。
第三，深化垄断行业改革。要吸取以往落实“非公36条”时全面开花，但成效很小的教训，采取重点行业重点突破的方法，显示新一届政府在打破垄断和投资壁垒上的决心和勇气，要利用重点领域的突破性改革来免除“改革疲劳症”带来的不利冲击。
第四，加快推进大型国有企业改革。目前国有企业主要集中于大企业层面，未来应着重针对目前大型国有企业日常经营中严重的非市场因素(如企业领导人的人事任命权等企业重大决策由政府决定)进行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公司治理架构，使企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竞争主体。
2.应当在试探中来找寻中国合意的经济增长速度，并充分发掘宏观经济中的积极因素，而不能简单教条地让“新常态”悲观主义蔓延。尽管我国经济潜在增速具有逐步放缓的大趋势，但是也需要注意到一些积极的因素，如中国消费具有稳步增长的动力、人口红利在中端劳动力充分利用下的再释放、中高端产品比较优势的构建和产业在中国内部的梯度转移等。因此我们不认为中国已步入了悲观主义的“新常态”。
那么在经济政策方面，一是在战略上不仅要重视各种结构趋势性力量带来的下行压力，同时还必须看到我国在结构转换过程中的巨大上行力量，不能让战略悲观主义过度蔓延。二是不要把低端劳动力市场的刘易斯拐点和人口负担系数上扬所带来的不利因素绝对化，适龄劳动人口因教育而出现的巨大结构调整可能孕育着我国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到来。强化中高端产业的发展和提高中端劳动力的劳动参与度应当是当前政策的核心要点之一，例如应该把强化中西部大学生的就业提升到更高的战略层面。三是要利用各种财税政策强化产业梯度转移中的产业升级，积极构建中国在新区域和新产业的新比较优势。
①本文数据引用除特别标示外，均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和中诚咨询。
②数据来自于世界银行数据库和http://finance.people.com.cn/GB/70846/18078324.html。限于一些国家数据的可得性，1978年参与排名的国家数量是136个，已包括所有主要国家。
③数据来自IMF的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2012年4月)和http://finance.people.com.cn/GB/70846/18078324.html。
④刘世锦：《增长速度下台阶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学动态》2011年第5期。
⑤World Bank,China 2030:Building a Modern,Harmonious and Creative High-income Society,2012.
⑥Wilson,D.,A.Stupnytska,The N-11:More than an Acronym,Global Economics Paper No.153,Goldman Sachs Economic Research,New York,2007.
⑦Perkins,D.H.,E.Rawski,"Forecasting China's Economic Growth to 2025",Loren Brandt,Thomas G.Rawski,eds.,China's Grea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
⑧Lee,J.,K.Hong,"Economic Growth in Asia:Determinants and Prospects",Asian Development Bank Working Paper Series No.220,2010,September.
⑨Maddison,Contours of the World Economy,1-2030 A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
⑩张延群、娄峰：《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潜力分析与预测：2008～2020年》，《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9年第12期。
(11)为了提高预测的准确性，本文在预测时主要关注中长期经济增长趋势，不考虑短期冲击的影响，因此将潜在增长率作为分析和预测的对象。预测中所使用的就业、人力资本和TFP指标也都是趋势值，计算趋势值的方法，参见郭庆旺、贾俊雪：《中国潜在产出与产出缺口的估算》，《经济研究》2004年第5期。
(12)“上个时期”的具体含义是：2000～2010年的上个时期是1990～1999年，“十二五”的上个时期是2000～2010年，“十三五”的上个时期是指“十二五”，以下同。
(13)World Bank,China 2030:Building a Modern,Harmonious and Creative High-income Society,2012.
(14)数据来自于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2011)。
(15)如果将时间段1979～1999年改为1989～1999年，那么“十二五”和“十三五”时期的TFP增速将分别降至1.75%和1.31%，这样的TFP增速对于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来说是过低的。
(16)计算公式是：dYt/Yt=dAt /At+adKt/Kt=(1-a)(dEt /Et+dLt /Lt)，其中y是总产出(GDP)，K是资本存量，E是人力资本存量，L是劳动力数量，A是TFP，α是资本的产出弹性(本文的估计值是0.4874)。参见陈彦斌、姚一旻：《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1978～2007年》，《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0年第5期。
(17)高收入国家标准采用的是世界银行在2010年设定的人均GNI数据，与人均GDP数据略有差别，可以大致作为富裕程度的参考；2011～2020年的人均GDP数据以2010年的不变美元计算，因此与世界银行2010年设定的高收入国家标准具有较好的可比性；人口数据来自联合国人口数据库。
(18)数据来源http://fance.sina.com.cn/stock/usstock/c/20110912/033310466226.shtml。
(19)数据是根据月度数据计算的平均值。
(20)数据来自IMF的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2012年4月)。
(21)陈先进：《中国：全球出口新第一》，《环球财经》2010年第3期。
(22)Guo K.,P.N'Diaye,"Is China's Export-oriented Growth Sustainable?",IMF Working Paper,WP/09/172,2009.
(23)参见[美]钱纳里、鲁宾逊、赛尔奎因：《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吴奇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24)蔡昉：《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经济研究》2010年第4期。
(25)我国利率并未完全市场化，但是可贷资金总量的增加仍然是压低市场利率的基本动力(陆磊：《论银行体系的流动性过剩》，《金融研究》2007年第1期)。
(26)数据来源：http://www.cpcia.org.cn/html/19/20123/103052
(27)国土资源部：《全国矿产资源规划(2008～2015年)》，2009。
(28)数据来自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指标。
(29)吴敬琏：《中国模式还是过渡性体制？》，2011-10-17，http://comments.caijing.com.cn/2011-10-17/110898467.html。
(30)邓聿文：《全面改革的可能性及政改限度》，2012-1-9，http://comments.caijing.com.cn/2012-01-09/111596526.html。
(31)张孝德：《拐点转型与中国模式再创新》，《经济研究参考》2011年第25期。
(32)孙立平：《既得利益集团滥用了改革》，2012-1-4，http://comments.caijing.com.cn/2012-01-04/111589105.html。
(33)陈彦斌、姚一旻：《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1978～2007年》，《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0年第5期。
(34)陈彦斌、姚一旻：《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1978～2007年》，《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0年第5期。
(35)冯玉明：《自主创新：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经验与中国的前景》，《新华文摘》2007年第11期。
(36)郭熙保、肖利平：《技术转移、自主创新与技术追赶方式转变》，《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37)数据来自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1-09/20/c_122059853.htm。
(38)World Bank,China 2030:Building a Modern,Harmonious,and Creative High-income Society,2012.
(39)苏福兵、陶然：《东亚发展视角下的中国发展模式》，《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2012年第一季度)》，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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