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汉士人的“岩穴”情结及其文学表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岩穴论文,士人论文,东汉论文,情结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4)03-0130-07 西汉末年迨至东汉后期，社会动荡，政局纷乱，谄佞当道，士人阶层的精神与人格发生激烈的震荡和裂变：一种倾向是丧失士节，阿附权势，谗谄媚上，奴颜婢膝；另一种倾向是高张正义，不畏强暴，必欲铲除奸佞而后快。前者拜倒在权势面前，追求物欲的满足，不知道义为何物；后者欲扶大厦于将倾，拯社稷于危亡，救百姓于苦难。在这样的形势下，众多守节之士向道家思想寻求人生寄托，他们羞于媚事权贵，多高蹈隐逸之行，向往岩穴的士人渐多，“岩穴”成为东汉士人重要的生活去向和精神栖居地。“岩穴之士”中有的并无著述，有的则将“隐情”见诸吟咏，留下了大量表现“岩穴”情怀的诗作，成为东汉文坛特殊的时代印迹和后世隐逸文学的原型。对“岩穴之士”精神及其文学成就进行考察，具有独特的文学史意义。 一、“志追巢父，傲视天子”：岩穴情结的抗世精神 两汉之际，社会动荡不安，官场腐败，仕途凶险莫测。士人群体精神裂变，一些士人乃以隐居为人生之志，以全性自适为人生归宿，他们志向坚定，个性鲜明，“志追巢父，傲视天子”，纵有征辟，抗节不就，表现出强烈的反抗意识和卓尔不群的精神。他们是岩穴隐居的第一种类型，也是最鲜明的代表。这方面影响深远的有严光、樊英，二人经历不同，精神相似，殊途同归。 严光年少即有高名，与光武帝刘秀同游学。光武即位，他恐朝廷相召，乃变名姓，隐身不见。光武帝思其贤，派人按照画像寻访。后来齐国上书说：“有一男子，披羊裘钓泽中。”[1](P2763)光武帝认为可能是严光，于是备安车玄
，遣使聘请，三次往返。严光不得已，才随使者至洛阳。舍于北军，由太官朝夕进膳。光武帝亲往会见，严光依然躺卧床上。光武帝到他床榻旁，拍抚严光肚子说：“咄咄子陵，不可相助为理邪？”[1](P2763)严光不应，过了很久，才睁眼注视光武帝，说：“昔唐尧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1](P2763)表明自己有巢父之志，希望光武帝不要强求。光武帝只好叹息而去。其后，光武帝引严光入宫，谈论道义和旧日友人，光武帝从容问严光说：“朕何如昔时？”严光对曰：“陛下差增于往。”[1](P2764)晚上，共睡一床。严光沉睡中将脚搭在光武帝肚子上。第二天，太史奏夜里客星犯御坐甚急。光武帝笑着说：“朕故人严子陵共卧耳。”[1](P2764)光武帝想留他在朝为官，严光不接受，乃耕于富春山。后人名严光垂钓处为严陵濑。后复特征，不至。年八十，卒于家。严光与光武帝为布衣之交，光武帝了解他，并很重旧情，盛情邀请，叙旧，但他还是“狂奴故态”，不因昔日朋友称帝而接受任命，表现出对岩穴之志的坚守。 樊英少受业三辅，修习《京氏易》，兼通《五经》，又擅长风角、星算、《河图》、《洛书》、七纬，推算灾异，是著名的方士。樊英隐居在壶山之阳，受业者四方而至。州郡先后以礼相请，他都不答应；公卿推荐他为贤良方正、有道，征为博士，皆不行。建光元年(121)，安帝复诏公车赐策书，征召樊英及其同郡人孔乔等六人，樊英等四人皆没应诏。永建二年(127)，顺帝“策书备礼，玄
征之”[1]P2723，樊英又以病重拒绝。朝廷乃下诏书，切责郡县，强令车驾载其上道。樊英不得已，到京后推说有病不肯起来，被强行抬入殿中，仍然不肯以礼朝拜天子。顺帝欲以自己所握有的生杀予夺之权震服樊英，怒谓樊英曰：“朕能生君，能杀君；能贵君，能贱君；能富君，能贫君。君何以慢朕命？”[1](P2723)樊英毫不示弱，回答说：“臣受命于天。生尽其命，天也；死不得其命，亦天也。陛下焉能生臣，焉能杀臣！臣见暴君如见仇雠，立其朝犹不肯，可得而贵乎？虽在布衣之列，环堵之中，晏然自得，不易万乘之尊，又可得而贱乎？陛下焉能贵臣，焉能贱臣！臣非礼之禄，虽万钟不受；若申其志，虽箪食不厌也。陛下焉能富臣，焉能贫臣！”[1](P2723)樊英将生死置之度外，甚至将顺帝比为暴君。顺帝不能压服樊英，又因樊英名望极高，不便杀他，遂让他去太医那儿养病，每月给他送去羊和酒。樊英屡征不就，在被强行抬入朝廷之后，敢于藐视天子权威，但求放归。正如他对顺帝所言：“虽在布衣之列，环堵之中，晏然自得，不易万乘之尊。” 隐居自适是古代一些文人追求的生命境界与生活境界。这种人生理想在《庄子》中阐述得较为充分。《史记》亦对许由、伯夷的隐逸之志表现出特殊的敬佩和赞美。东汉时期，随着士人主体意识的觉醒，隐居不仕再次成为一部分文人士子的主体选择。“虽中兴在运，汉德重开，而保身怀方，弥相慕袭，去就之节，重于时矣。”[1](P2185)可以说，隐逸随性而为时所重、隐居避名而才高名显、孤傲自放而时与社会冲突，大致代表了“岩穴之士”的生存状态与生活矛盾。这反映出特殊的时代需求与传统士人精神世界的尖锐冲突，其深层矛盾来源于传统文化中杂糅的政治伦理与道德伦理、群体规范指向与个体价值追求的深度不一。“岩穴之士”只不过是这一矛盾的特殊时代投射而已。严光与光武帝为布衣之交，光武帝虽盛情相邀，他却依旧“狂奴故态”，不肯受命。樊英屡征不就，在被强行抬入朝廷之后，冒死力争，唯求归隐。二人在坚守岩穴之志方面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性。“志追巢父，傲视天子”，严光、樊英“终身不仕”的人生追求及个体价值认同，基本反映出这一类士人的精神面貌，凸显出他们共通的岩穴情结和抗世精神。 二、“隐居全道，志士怀仁”：岩穴情结的旷世情怀 有些怀道隐居之士追求性情自适，淡泊名利，内心充实，他们并未走向山林，而是隐居民间市井，清贫劳苦，泰然处之，这是岩穴隐居的第二种类型。他们以全性遂志为人生理想，多不著述，或偶有著述，也不以立言不朽为目标，见性抒怀，情动辞发，乃有佳作传世。 梁鸿年幼丧父，后受业太学，博览群书，无所不通。家虽贫寒，但崇尚节操，素怀隐逸之志。学成不仕，乃“牧豕于上林苑中。曾误遗火延及它舍。鸿乃寻访烧者，问所去失，悉以豕偿之。其主犹以为少。鸿曰：‘无它财，愿以身居作。’主人许之”[1](P2765)。于是梁鸿为其家劳作补偿，朝夕不懈。邻居家的老者见梁鸿非寻常人，就一同责备这家主人，而称赞梁鸿德高望重。主人转生敬佩，将猪全部还给他。梁鸿没有接受，回归乡里。梁鸿交友必求志同道合。梁鸿与高恢、萧友善都有岩穴隐居之志。高恢少好《老子》，抗节不仕，终身隐于华阴山中，梁鸿思念友人，因赋诗曰：“鸟嘤嘤兮友之期，念高子兮仆怀思，想念恢兮爰集兹。”[1](P2768)萧友善也曾与梁鸿相约不为陪臣，但后来屈节为郡吏，鸿乃“以书责之而去”[2]P1893。梁鸿娶妻不求美艳，而要与其志趣相合。有权势之家慕其高节，欲将女儿嫁给他，梁鸿一概回绝不娶。“同县孟氏有女，状肥丑而黑，力举石臼，择对不嫁，至年三十。父母问其故。女曰：‘欲得贤如梁伯鸾者。’梁鸿闻而娉之。”女子要求做布衣、麻屦，织做筐缉绩等纺织工具。结婚时，以鲜艳妆饰入门。梁鸿七天不理她。“妻乃跪床下请曰：‘窃闻夫子高义，简斥数妇，妾亦偃蹇数夫矣。今而见择，敢不请罪。’鸿曰：‘吾欲裘褐之人，可与俱隐深山者尔。今乃衣绮缟，傅粉墨，岂鸿所愿哉？’妻曰：‘以观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隐居之服。’乃更为椎髻，着布衣，操作而前。鸿大喜曰：‘此真梁鸿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名孟光。”[1](P2766)梁鸿择妻“欲裘褐之人，可与俱隐深山者”，乃是隐居之准备。遂与妻共入霸陵山中，一面耕织，一面吟咏《诗》、《书》，并弹琴以自娱。 梁鸿仰慕前世高士，他以汉高祖刘邦与张良都非常敬重的“四皓”为首，选择汉代二十四位隐佚高士，为之作颂，赞美他们的情操志节。可惜所作颂均佚，今仅《安丘严平颂》残句“无营无欲，澹尔渊清”，为严可均《全后汉文》所收录。梁鸿又作《五噫之歌》曰： 陟彼北芒兮，噫！顾览帝京兮，噫！宫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劳兮，噫！辽辽未央兮，噫！[1](P2766-2767) 眼下是巍峨高耸的宫殿，是奔波劳顿于官场的官吏侍从，他发出深沉的感慨，也表现出不屑的态度。章帝听了很不赞成，欲寻梁鸿而不得。鸿乃改姓运期，名耀，字侯光，和妻子居住在齐鲁之间。 梁鸿的人生楷模乃延陵季子，即吴公子季札。季札是春秋时代吴王寿梦的幼子，以贤德著称。寿梦欲立之，季札辞让不受，于是乃立长子诸樊。诸樊除丧后，让位季札，吴人也坚持立季札。季札遂弃其室而耕，国人乃罢。后游鲁、郑等诸侯，不入吴。梁鸿仰慕季札，于是离开齐鲁，南下游吴。将行，作诗曰： 逝旧邦兮遐征，将遥集兮东南。心惙怛兮伤悴，志菲菲兮升降。欲乘策兮纵迈，疾吾俗兮作谗。竞举枉兮措直，咸先佞兮唌唌。……过季札兮延陵，求鲁连兮海隅。虽不察兮光貌，幸神灵兮与休。惟季春兮华阜，麦含含兮方秀。哀茂时兮逾迈，愍芳香兮日臭。悼吾心兮不获，长委结兮焉究！口嚣嚣兮余讪，嗟恇恇兮谁留？[1](P2767) 即将离开自己生活的“旧邦”，梁鸿内心十分沉重、伤感。自己的周围“竞举枉兮措直”，谄佞的势利之徒得意忘形，他要离开这个贤愚颠倒、曲直错乱的环境，到尚贤的吴越去，去寻访季札和鲁仲连的遗踪。于是到吴国，投奔富豪之家皋伯通，住在廊庑下，受雇为人舂米。每天劳动回家，妻为他端饭，不敢仰视梁鸿，举案齐眉。伯通看见感到诧异，说：“彼佣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1](P2768)于是，让他们住在家里。梁鸿患病，生命垂危时，告诉皋伯通说：“昔延陵季子葬子于赢博之间，不归乡里，慎勿令我子持丧归去。”“及卒，伯通等为求葬地于吴要离冢傍。”[1](P2768) 与严光、樊英的隐身自适、无涉政治、“隐”而“不语”相异，梁鸿则是岩穴之士中的“隐”且“语”者。《太平御览》引《东观汉记》曰：“梁鸿常闭户吟咏、书记，遂潜思著书十余篇。”[2](P1812)同样崇尚节操，志在岩穴，但他在自己隐居全道的同时，更将“岩穴情怀”付诸诗咏，高张隐居全道的旷世情怀：有感于好友高恢的抗节不仕，他“情动辞发”，因思念而赋诗；对于同有“岩穴”之志却中途屈节为吏的萧友善，他则以书责之；对于“商山四皓”等汉代隐佚高士，他专门作颂美赞；对于仰慕至极的人生楷模——延陵季子，他不仅诗文歌咏，更专程访其遗迹。隐居深山的梁鸿，一面耕织，一面吟咏《诗》、《书》。他的隐居自适，并非忘却世事，在隐居全道的同时，他还以仁者的情怀，在诗文中揭露现实政治的黑暗，对栖身“岩穴”的原因进行深刻的揭示：是非颠倒，奸邪得势，正直遭贬。帝王生活的奢华、百姓的劬劳、污浊的现实令他沉痛感伤，因此，他要“过季札兮延陵，求鲁连兮海隅”，要将“岩穴”之志付诸诗咏，在篇籍中书写“岩穴”情结的旷世情怀。 三、“身在魏阙，心驰岩穴”：岩穴情结的精神困惑 岩穴之士们“隐居避世”、“公车不就”的行为，使那些习惯显示自己权势的州郡主宰和公卿颇不快意，于是他们斥责这些不肯听从征召的人不识大体，甚至认为他们有辱朝廷，于是罗织罪名，伺机加害。像樊英那样置生死于度外，公然反抗天子之命者，乃是历史的特例。有些高节之士在重压之下不得不违心地屈从征辟。但他们居官不视事，身在魏阙，心驰岩穴，在身与心的矛盾中度日，表现出难以掩饰的精神困惑。 仲长统年少博学，赡于文辞。二十多岁时，在青、徐、并、冀之间游学，和他交往的人多惊异其才能。他生性倜傥，敢于直言，不矜小节，言谈常出人意料，世人或谓之狂生。州郡每征召，他都称疾不就。后被荀彧举为尚书郎，参与丞相曹操的军事。每论说古今及当世之事，常常发愤叹息，认为“凡游帝王者，欲以立身扬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灭，优游偃仰，可以自娱”[1](P1644)。因此，他打算卜居清静空旷之处，以满足自己的心志，遂论之曰： 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匝，竹木周布，场圃筑前，果园树后。舟车足以代步涉之艰，使令足以息四体之役。养亲有兼珍之膳，妻孥无苦身之劳。良朋萃止，则陈酒肴以娱之；嘉时吉日，则亨羔豚以奉之。蹰躇畦苑，游戏平林，濯清水，追凉风，钓游鲤，弋高鸿。讽于舞雩之下，咏归高堂之上。安神闺房，思老氏之玄虚；呼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与达者数子，论道讲书，俯仰二仪，错综人物。弹《南风》之雅操，发清商之妙曲。消摇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不受当时之责，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则可以陵霄汉，出宇宙之外矣。岂羡夫入帝王之门哉！[1](P1644) 这是一篇世外桃源的赞歌。仲长统憧憬一个脱离世俗尘嚣的环境，良田广宅，山环水绕，竹林周匝，“果园树后”。这里有丰富的物质生活，可满足家人的需求；更有充裕的条件满足朋友聚会、游乐之需，“陈酒肴”、“亨羔豚”、“濯清水，追凉风，钓游鲤，弋高鸿”；精神生活也很充实，“讽于舞雩之下，咏归高堂之上”，独自冥想，神驰老庄玄妙之境界；与通达玄理的人论道，弹琴啸歌，让精神获得自由的舒展。“不受当时之责，永保性命之期”，这正是他摆脱世俗羁绊，全性保真的最高理想。 仲长统所描绘的清旷境界，比老子所说的小国寡民蓝图，无论物质条件，还是精神交往，都更丰富多彩。他憧憬隐居生活，其理想与张衡较为相近，希望得到安逸自适的生活和充实的精神。又作诗二篇以见志，其辞曰： 飞鸟遗迹，蝉蜕亡壳。腾蛇弃鳞，神龙丧角。……六合之内，恣心所欲。人事可遗，何为局促？ 大道虽夷，见几者寡。任意无非，适物无可。……抗志山栖，游心海左。元气为舟，微风为柂。敖翔太清，纵意容冶。[1](P1645-1646) 诗中表现出远离尘嚣、遨游天外的情怀，希望在“六合之内，恣心所欲”，获得超然物外的自由。“寄愁天上，埋忧地下”，更是异想天开，全无半点烦恼忧愁，他要抛弃现实生活中的羁绊，连圣人的经典都不屑一顾，“抗志山栖，游心海左”，“敖翔太清，纵意容冶”，超然物外的精神期待暗含着岩穴之士的精神困惑。 张衡年少即擅长为文，虽才华出众，却从不傲视他人。从容淡静，不好交接俗人。“永元中，举孝廉不行，连辟公府不就。”“大将军邓骘奇其才，累召不应。”[1](P1897)当时天下表面太平，享乐成风，自王侯以下，无不骄奢淫逸。张衡不愿进入污浊的官场，而热心于文学创作和天文、历算等科技研究。后拜郎中，两次升迁拜太史令，顺帝初年，复转任太史令。“衡不慕当世，所居之官，辄积年不徙。自去史职，五载复还，乃设客问，作《应闲》以见其志。”[1](P1898)作品中，张衡明确表示，面对世俗的邪曲竞进，自己绝不苟容，要奉守顺道，秉持“乐时”“避害”的心态，以待天命。后来，张衡升为侍中，“帝引在帷幄，讽议左右”[1](P1914)，但其生存环境却十分恶劣。他想针对国政衰微的现实有所讽谏，却受到宦官的监视与诬蔑。他欲游于六合之外，过隐居生活，却又无法违抗朝廷的任命。精神陷于极度的矛盾和困惑之中，于是，常思考人生之事、玄远之道，遂作《思玄赋》以宣泄情志。 作品开篇，张衡首先诉说自己严格修身自律，但社会现实却是非颠倒，美丑混淆，萧艾之类茅草受到珍视，蕙茞等香草反被排斥；西施遭到冷落，骏马被迫拉车。污浊的现实社会给坚持操守的士人造成巨大的压力。这正是他感到苦恼，促使他思考人生，探寻玄远之道的逻辑起点。他因孤独、狐疑而问卜。文王为之筮，得“遁”卦，要他远“遁”他乡；又求龟卜，遇大鸟之兆，要他“游尘外而瞥天”3](P394)，远离现实尘嚣。于是，他遵从卦象龟兆，决意远行。他向东，过少暭之穷野，登蓬莱而容与，留瀛洲而采芝；他寻找昔日梦境中的木禾，昆仑之高岗；他南下长沙，遵从“遁”卦，周流四方，然羁旅无友，皆不可留。他向黄帝求教命运的奥秘，然而，天道渺茫，死生吉凶交错复杂，连司命神也难以把握。他列举汉代四个人的盛衰荣辱，看命运的难测难知： 窦号行于代路兮，后膺祚而繁庑。王肆侈于汉庭兮，卒衔恤而绝绪。尉尨眉而郎潜兮，逮三叶而遘武。董弱冠而司衮兮，设王隧而弗处。[3](P395) 作品本欲问吉凶之必然。但文中所举汉代之事，更显得吉凶莫测。窦、王二女的命运与主观努力相反，窦姬回家的愿望没实现，却使她成了皇后，她的子孙掌握着汉家政权，窦氏家族也是汉代四百年间最昌盛的家族。王莽女想当皇后，却给自己和家族带来灭顶之灾。颜驷年老不遇，董贤少年受宠，但宠极而衰。“吉凶之相仍兮，恒反侧而靡所”[3](P395)，作者愈加茫然。而另一些记载又显示“天监孔明”，为善有报。他游于银台，会西王母，见玉女、宓妃，“虽色艳而赂美兮，志浩荡而不嘉”[3](P396)。他拒绝二女之情，“双材悲于不纳兮，并咏诗而清歌”[3](P396)。他又游于天皇之琼宫，聆广乐，素女抚弦，太容吟，得祥和愉悦，然非吾土。最后，他收逸豫之遐心，御“六艺”之珍驾，“游道德之平林”[3](P398)，以精神充实超越现实之污浊。《思玄赋》篇幅较长，采用骚体句式，驰骋想象，遍访古圣先贤，以探求人生玄妙之理，表现出内心的苦恼和摆脱现实纷扰的精神追求。“愿得远度以自娱，上下无常穷六区。超逾腾跃绝世俗，飘飖神举逞所欲。”[3](P398)恰是此时张衡渴望摆脱烦恼，远遁自安心境的真实写照。 《髑髅赋》是一篇奇特的作品，其题材、立意皆取于《庄子·至乐》，假托作者与化为髑髅的庄子对话。对话中，髑髅表现出对功名利禄的蔑视，“荣位在身，不亦轻于尘毛？”[3](P472)而自己修道之至，游心方外，获得了超越现实条件束缚的自由。作品所表达的乃是道家玄妙之理的极境，从这一思想看，似乎是对“幽通”玄想的延伸。 《髑髅赋》、《思玄赋》都表现出张衡面对污浊的社会现实而产生的焦虑，《归田赋》则似乎是他在艰难求索之后发现的新天地。仕途的污浊使张衡沉郁苦闷，但超越功名利禄的羁绊，像《髑髅赋》中所说的晋身“化”境，“与道逍遥”，只能是精神状态。《归田赋》则展现了身体与精神的生存空间，作品描绘了一个同污浊的现实社会相对立的、鲜明亮丽、充满勃勃生机的境界：“仲春令月，时和气清。原隰郁茂，百草滋荣。王雎鼓翼，鸧鹒哀鸣。交颈颉颃，关关嘤嘤。”[3](P468)这里完全没有官场倾轧和现实污浊。同时，这里同髑髅污壤玄霜的处境相比，不仅适合精神的逍遥，也适合生命的存续。白天，他纵览田园美景，“仰飞纤缴，俯钓长流”，“极般游之至乐”。傍晚，返回蓬庐，弹奏尧舜等前代名曲，阅读周公、孔子等圣贤之书，撰写著述，阐释对“三皇”时代的憧憬。在田园中，作者的身体与精神获得充分的自由，“极般游之至乐，虽日夕而忘劬”，“纵心于物外，安知荣辱之所如”[3](P468)，作品结尾处点出创作宗旨，表现出作者的人生理想与审美追求。虽不曾真正归隐，但《归田赋》字里行间真切散发着张衡栖居田园、俯仰自得的浓情快意。清新纯美的田园描写亦使《归田赋》成为汉代辞赋史上第一篇描写田园隐居之美的抒情赋，成为汉代后期描写“岩穴”情结的佳作。 仲长统、张衡皆是注重节操且博学多识的东汉名士，起初都无意为官，不合流俗，不慕当世，后皆因惊人的才能被征召为官，受传统士人道义、责任担当意识的影响，入仕之初，他们也曾积极参政，忠言直谏，寄望匡世济民。然而，统治者的昏庸、现实政治的废坏、佞幸臣小的勾结、官场的腐败黑暗，让他们步履维艰、胆战心惊、内心充满重重的精神困惑：寄望像仲山甫一样裨补“衮职”之阙，现实环境不允许；孑然特行，将招致杀身之祸；与群小为伍，虽可飞黄腾达，但必须以丧失人格尊严和名节为代价；退隐田园又做不到。痛苦无奈之下他们的身、心迅速分裂，一方面“身在魏阙”，形在官场；另一方面，心在江湖，心驰岩穴。身仕心隐中，他们寄情翰墨，在文辞中尽情书写了自己的岩穴情怀和一首首世外桃源的赞歌。司马光《资治通鉴》曾云：“隐非君子之所欲也。人莫己知而道不得行，群邪共处而害将及身，故深藏以避之。”[4](P1648)在归身田园无法实现的情况下，“身在魏阙，心驰岩穴”则成为清行之士保全自己生命和名节的权宜选择。 四、牺牛与孤豚：岩穴情结的生命意义与文学影响 东汉文人的岩穴情结表现不尽相同。有的“志追巢父，傲视天子”，终身不仕，遁世默处；有的隐居全道，时有佳作传达旷世情怀；还有的“身在魏阙，心驰岩穴”，身仕心隐。表现不同，却都受道家思想影响，“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5](P2140)，这是士人对人生意义与价值进行的重新考量。《老子》云：“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6](P241)明确地将功名、财富与自身生命进行比较，要人们从自身需求与生命存在意义的角度审视功名利禄的意义，审视得与失的意义。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云： 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大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5](P2145) 牺牛与孤豚，这是庄子话语中内涵截然不同的意象。前者高贵、荣华、尊显，代表物欲的追求，也代表自足自适之心的缺失。孤豚下贱、污浊、卑微，表现出在外物诱惑面前的冷峻清醒和主体精神的独立，追求心性的自足之快。牺牛与孤豚承载着完全不同的人生旨趣和人生态度。二者的意义指向在《庄子》一书中多次论述。《庄子·列御寇》的论述与《史记》的记载较为接近，只是孤豚变成孤犊，以同牺牛意象进行对比。[7](P1062) 《庄子·秋水》载，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惠子怕庄子取代自己为梁相，竟搜于国中三日三夜。庄子往见之，曰：“南方有鸟，其名曰鹓雏，子知之乎？夫鹓雏，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鹓雏过之，仰而视之曰‘吓！’今子欲以子之梁国而吓我邪？”[7](P605)这里的“鹓雏”是生性高洁的意象，“鸱枭”是仕途得意者的意象，“腐鼠”则为丞相尊位的意象。“鸱枭”得“腐鼠”而守护着，认为珍贵已极，“鹓雏”却不屑一顾。 《庄子·秋水》中的神龟获得死后的尊荣，其龟板作为占卜的灵物藏在庙堂之上；作品假设神龟未死时可以选择命运，一种是作为龟板享受尊荣，一种是“曳尾于涂中”[7](P604)，卑微，但却是实实在在的生存。这是对生命意义的冷峻思考。严光对光武帝曰：“昔唐尧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他以自己的语言和坚定的态度，回应庄子牺牛与孤豚的迷局。尧与许由、光武帝与严光、圣王与逸民，他们代表人生取舍的两类极境。尧与光武帝都是建立丰功伟绩的君主，是永垂不朽的圣王，如果从主体的角度考察，他们的共同追求，都是重功业，重物质，重外在，与庄子的牺牛意象相通。许由、严光则与孤豚、鹓雏意象相通，他们淡泊自守，清心寡欲，重精神，重自我，重自由。 东汉寄情岩穴的文人以自己的生命实践与文学创作诠释了道家牺牛与孤豚意象的深刻义蕴。当时，士人多以经世济民、建立功业为目标。“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他们通过种种努力，封妻荫子，光宗耀祖，取得显赫的地位，丰厚的财富，取得人生的成功。寄情岩穴的文人则选择了与仕途显赫者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他们从《庄子》孤豚等形象中发现生命的新境界。他们不为物累，不愿心为形役，梁鸿为人赁舂，物资匮乏，常闭户吟咏、书记，却能实现精神的自在自为。严光与光武帝原为同窗，为平等的两个人。严光不入仕途，光武帝可亲临榻前，抚其肚皮；二人同榻而眠，严光可将脚搭在光武帝身上。一旦接受任命，则为牺牛，为臣仆，要以君主的意志为意志，“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要行君臣之礼，若率性地在君主面前躺在榻上亮肚皮，则为大不敬。 “岩穴无结构，丘中有鸣琴。白雪停阴冈。丹葩耀阳林。”[8](P309)东汉初期，由于光武帝提倡名节，表彰士人，致使士人更多地关注自身的品格。于是到了东汉中后期，当社会处于“君道秕僻，朝纲日陵”[1](P2589)的地步时，士人们则多选择寄身岩穴。寄身岩穴，在东汉绝非仅仅是一种遁世的消极逃避，它的深层的意蕴乃是个体对世俗的精神超越，是士人个性理想和人格精神的潜意识张扬，是形体之外个体的人格和灵魂的诗意的栖居。正是这种个性张扬的皴染，致使东汉后期的士风有了迥异于前的改变，与之相伴随东汉文坛也出现了更鲜活的一抹色彩。东汉文人寄情岩穴的人生实践与文学创作，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他们为汉代文坛增加了清峻的丛菊，为后世文人树立了典范，岩穴情结因此而成为历代文人吟咏不衰的文学母题，对后世隐逸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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